4.在阅读中长大
汤一介的写作才能也在这个时期开始爆发，他最先完成了一篇《论善》。对于中学生汤一介来说，饱含对生命热爱激情的《论善》虽不是他创作的第一篇作品，却让我们看到，从少年跨入青年时代的汤一介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正在逐渐成熟，这也标志着汤一介在哲学研究的道路上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虽然《论善》早已佚失，但汤一介在作品中阐明的“珍惜自己的生命是为了爱他人，‘善’就是‘爱’，人活着就是为了‘爱他人’”的主旨，他是不会忘记的。汤一介曾回忆说：“但这时我对‘爱’的理解是那么地抽象，它实际上是从爱自己的生命出发的‘爱’，它并不是真正的‘博爱’。”
《论善》完成后，汤一介仍然不断地阅读、学习和思索，对“善”和“爱”的抽象理解也逐渐具体。他的读书兴趣和阅读重点也开始转向宗教和带有宗教意味的文学作品。
比如《圣经》和佛经里的故事，带有宗教道德气味的法国作家纪德的《窄门》，罗曼·罗兰的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和《搏斗》，还有罗曼·罗兰的传记作品《贝多芬传》、《托尔斯泰传》和《米开朗琪罗传》等。
这些宗教书籍主张的“爱”和带有宗教意味的书籍宣扬的“人生苦难”，无疑都深深影响了汤一介，因而在心中一直满怀对人类“善”和“爱”的汤一介又增添了许多“人生苦难”的忧患。
汤一介这种“忧患意识”思想的成长过程，应该说也离不开家庭和社会环境的影响。祖父汤霖“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素位而食，随时而安”的家训，一身“美国留学的儒学之气”的汤用彤和出身望门大族的汤夫人，无疑让汤一介从小就受到儒家思想的深刻影响。而少年时期经历的战争动乱和亲人离去的悲哀，更让性格内向的“大孩子”汤一介感受到“人生无常、世事多变”的悲情。
从感悟人的“生”和“死”，到感受“善”与“爱”以及充满同情心的“人生苦难”的忧患意识，可以说这一时期的学习和生活是汤一介步入哲学殿堂的最初历程，这更让我们看到，汤一介能够走上哲学研究的道路，成为一代著名哲学家亦绝非偶然。
汤一介称自己这个时期思想的成长过程是以某种儒家的思想心态接受西方思想。因为这时的汤一介虽还没有系统学习儒家思想，但他认为，孔子所追求的“天下有道”的理想，孟子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精神以及后来一些宣扬“视死如归”的“杀身成仁”和“舍生取义”气节的儒家思想对自己潜移默化的影响是很大的。
而接受了儒家思想的汤一介自然会被《贝多芬传》中那段担当人生苦难的话深深感动，故汤一介评价当时的自己仍是“以某种儒家思想心态受西方思想之例证。”
在国难家难面前，充满悲情的汤一介更从心中激起一种“悲天悯人”的感情。但成长中的汤一介已经认识到，这种感情更可以化为中国儒家所提倡的“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生死观”和一种承担“人生苦难”、济世救人的理想的力量。
而汤一介也从这种儒家提倡的“济世救人”思想中对人的“生”、“死”、“爱”有了新的认识和提高。不难看出，从少年走向青年的汤一介在思想中已经肩负起了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对于这一时期的思想感受，汤一介曾作过这样的回忆：
我那时认为，我来到这个世界上，活着就应有一种使命感，应对社会负责任。如果一个人不甘于平庸凡俗，自然要担当起苦难，所以中国有所谓“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说法。从古至今有儒家精神的仁人志士都是对自己国家民族的兴衰和人类社会的幸福十分关怀，往往有一种自觉不自觉的“忧患意识”。这种“忧患意识”不是为着一己的小我，而是为着国家民族的大我，因此可以为着一个理想的目标，舍生忘死。在这个时期，我常问自己，“为什么活着？”我很自然地回答：是为了爱人类、爱国家、爱民族而活，并愿为之而奋斗。当然，我那时的这些想法都是空洞的、没有实际内容的，甚至可以说是十分幼稚可笑的。但这些思想感情对我一生说仍然是宝贵的，因为它无疑是我们中国人传统思想文化中应受到珍视的一部分。
在阅读中成长的汤一介已经长大，他“为了爱人类、爱国家、爱民族而活，并愿为之而奋斗”的思想一天天成熟，而“大孩子”汤一介在动乱的战争年代的中学岁月也即将结束。
1945年8月，中国的抗日战争终于取得了胜利。即将结束中学学习准备考大学的汤一介感到无比振奋，一直记于心间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一直在心中澎湃的“为人类、为民族、为国家而奋斗”的理想激情，都让汤一介对未来充满了希望和期待。他幻想着祖国将会有一个光明美好的明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