寂寞的冰心
虽然离上飞机回京的时间很紧张了，我还是去了一趟冰心文学馆。以前来过福州几次，都以为长乐离福州很远，这一次朋友说福州的机场就在长乐，离冰心文学馆只有二十几公里，便决心一定去那里看看。
向往冰心文学馆，已经很久。二十年前，1997年，冰心文学馆建立前夕，原在《福建文学》工作的王炳根曾经告诉我，他要调到那里去做馆长，我很为他高兴，因为他可以天天守在冰心的身边，那是一种难得的幸福。
读中学的时候，冰心是我的最爱。那时候，我就读的汇文中学是当年庚子赔款建立的一所老学校。在学校书架顶天立地的图书馆里，我发现有一间神秘的储藏室，被一把大锁紧紧地锁着。我猜想那里应该藏着许多新中国成立以前出版的老书和禁书。每次进图书馆挑书的时候，我的眼睛总禁不住盯着储藏室大门的那把大锁看，想象着里面的样子。
当时，负责图书馆的高挥老师看出了我的心思，她破例打开了那把大锁，让我进去随便挑书。我到现在仍然清晰地记得第一次走进那间光线幽暗的屋子里的情景，小山一样的书，杂乱无章地堆放在书架上和地上，我是第一次见到世界上居然有这样一个地方藏着这样多的书，真是被它震撼了。那一年，我刚刚升入高一。就是那一年，我从这间阔大的尘埋网封的储藏室里，找全了冰心在新中国成立前出版过的所有文集，包括她的两本小诗集《春水》和《繁星》。我迷上了冰心，抄下了从那里借来的冰心的整本《往事》，还曾天真却是那样认真地写下了一篇长长的文章《论冰心的文学创作》，虽然一直悄悄地藏在笔记本中，到高中毕业也没有敢给一个人看，却是我整个中学时代最认真的读书笔记和美好的珍藏了。
作为读者，我读冰心至今已经五十四年。我不算是她最老的读者，但也是一个老读者了。曾经到过美国冰心就读的威斯利大学，也曾经到过冰心的家中，唯独少了到她的文学馆。在她家乡建立的文学馆，应该更能清晰地触摸到她一生的足迹和心迹。
冰心文学馆建在长乐市中心。白色的建筑在池塘前立着，红色的朱槿花开着，赵朴初题写的“冰心文学馆”的木牌挂着，九月南中国的阳光灿烂地照着。整幢大楼里空无一人。和我想象中的冰心文学馆完全不同。在二楼的展览大厅里，看完了展览，尽管大多数是照片，真正的实物不多，但满满一面墙的各种版本的冰心著作，她的已经褪了颜色的钢笔书写的手稿，1926年第一次出版她的文集上，题写着她送给她美国老师的纤细的英文，她手把手教孩子制作的小橘灯，还有那无数孩子寄给她的信件……还是让我心动，忍不住想起曾经读过的抄过的背诵过的她的很多作品，还有她那略带沙哑的嗓音，以及温煦如风的笑容。
空旷的展厅里，似乎有冰心声音的回声在荡漾，有无数个娇小的冰心的身影，从各个角落里向我走来。
参观完毕，走出展览大厅，依然是空无一人，想在春水书屋的小卖部买一张木刻的冰心像，却也找不到一个人。只有那几帧单薄的黑白木刻小画，在柜台里静静地待着。
忽然觉得冰心是寂寞的。一楼大厅里，在大海背景前端坐的冰心雕像是寂寞的。咖啡厅里，没有咖啡、没有茶香、没有人的桌椅是寂寞的。系着红领巾的冰心头像前的触摸屏是寂寞的。放映厅只有白白的一面墙也是寂寞的。展厅外，空旷的庭院里，绿色的树，红色的花，前面池塘里清静的水是寂寞的。花岗岩石座上刻有“永远的爱心”上面立有冰心和孩子们交谈的汉白玉雕像已经裂开了一道粗粗的裂纹是寂寞的。文学馆一进正门就能看到的喷水池后刻有冰心的名言“有了爱就有了一切”的花墙，喷水池没有喷水，更显得寂寞。
想想，在任何一个时代，文学其实都是寂寞的。尤其是在商业化的时代里，文学家是无法和明星比肩的。那一年去甪直叶圣陶先生的墓地，墓地和墓地前的展览大厅、四方亭、未厌亭和生生农场，也都是寂寞的，空无一人。尽管如今各种甚至未死文人的文学纪念馆方兴未艾还在建。长乐人心里比我们都清楚，文学馆不是剧院，不是歌厅，不是咖啡馆，从来不会那么热闹。文学和文人是寂寞的，其作用在他们作品的细雨润物，潜移默化，无声无形，却绵延幽长。所以，冰心文学馆，如今还在建设中，四围搭起围挡，里面在大兴花草树木，要建设成一座冰心公园。这是一个远见之举，它比单纯的生平展览更能深入人心。
想起前几年在美国普林斯顿的镇中心，看到将美国著名的黑人男低音歌唱家罗伯逊的故居，改造为儿童乐园和附近成年人免费学习艺术的场地。和冰心公园相比，有异曲同工之妙。又想起前两年，路过广东萧殷的故乡佗城，那里的人们没有建他的故居，而是在城中心特意开辟了一处街心公园，在公园里立起一块石碑，只在石碑上刻写“萧殷公园”四个大字，萧殷便和来来往往的家乡人天天朝夕相处。因此，冰心公园，更让我期待。
吃过午饭，又路过冰心文学馆，看见一对四五十岁的夫妇，从穿着看，像我一样的外乡人，正站在大门外一面院墙前自拍，墙上有“冰心文学馆”五个醒目的大字。这一对夫妇，多少给我些安慰。或许，我不该这样悲观，冰心不会寂寞。
坐在回北京的飞机上，长途寂寂，闲来无事，写下一首打油诗，记录此次造访冰心文学馆之行，聊以遣怀：
清秋长乐访冰心，偌大展厅无一人。
常忆夜灯抄白夜，每看春水读青春。
浪来笔落风前老，梦去诗成雪后新。
深院空闻鸟声响，幽花寂寞与谁邻？
2017年9月25日于长乐归来
气节陵夷谁独立
《十力语要》卷四中，有这样一段话，记录了从来不读小说的熊十力读《儒林外史》的一则逸闻。
他说：“吾平生不读小说，六年赴沪，舟中无聊，友人以《儒林外史》进。吾读之汗下，觉彼书之穷神尽态，如将一切人，及吾身之千丑百怪，一一绘出，令吾藏身无地矣。”
熊十力头一次读小说，竟然将自己设身处地在小说之中，《儒林外史》中种种读书人的千丑百怪，成了他自己的一面镜子，照得他汗颜而藏身无地。这是只有熊十力这样的哲人，与一般学者和评论家读小说的区别，很少有学者和评论家舍身试水，将小说作为洗濯藏污纳垢自身的一池清水。
这是有原因的。熊十力一直坚持自己的“本心说”和“习心说”。这是熊十力的重要学说。也就是后来有人批判的唯心主义学说。他认为，“本心”是道德价值的源头，所以要坚持本心，寻找本心，发现本心。而“习心”则是从本心分化剥离出来的，是受到外界的诱惑污染的异化之心。所以，他说拘泥于“习心”，掩蔽了“本心”，从而偏离了道德的源头，便产生了善与染的分化。
在这里，又出现了“善”与“染”两种概念，这是熊十力特别讲究的两个名词。他说：“染即是恶。”“徇形骸之私，便成乎恶。”他说：“净即是善。”就是面对恶的种种诱惑“而动以不迷者”。
于是，他强调坚持“本心”，就要“净习”，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要和染出的种种恶，做自觉的抵制乃至斗争。所谓“净习”，就是操守、涵养、思诚，这些已经被很多聪明的现代人和“精致的知识分子”称为无用的别名，而早不屑一顾。熊十力却说：“学者功夫，只在克己去私，使本体得以发现。”只是，如今的学者和熊十力一辈学者，已不可同日而语。所谓学者功夫，早已经无师自通的“功夫在诗外”了。
作为我国新儒家的国学大师，熊十力的学说博大精深，很多我是不懂的。但是，这个“本心说”和“习心说”，还是可以多少明白一些的，因为不仅他说得十分清晰明了，而且具有现实意义。这不仅是他的哲学观，也是他的道德观，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哲学观和道德观。
明白了这一点，我们也就明白了，1946年，他的学生徐复观将他的《读经示要》一书送给蒋介石，蒋介石立刻送给他法币两百万元。熊十力很生气，责怪徐复观私自送书给蒋介石，拒收这笔款项，表现出一位学人的操守，亦即他所坚持的“本心”所要求的“净习”。后来，架不住徐复观反复劝说，熊十力勉强收下了，但马上将款转给了支那内学院，如此对金钱毫不沾手，可以称为“净”。
我们也就明白了，1956年，熊十力的《原儒》一书出版，得稿费六千元人民币。这在当时不是一笔小数目，他拿一级教授最高的工资，每月也只有三百四十五元。六千元，相当于他一年半的工资总额，在北京可以买一套相当不错的四合院了。但他觉得当时国家经济困难，他不要这笔稿费。后来，也是人们反复劝说，他坚决表示只拿一半三千元，不能再退让一步。
对于大多数世人追逐的名与利，熊十力有自己的见解和操守。他曾经说过这样一段有意思的话：“所谓功名富贵者，世人以之为乐也。世人之乐，志学者不以为乐也。不以为乐，则其不得之也，固不以之为苦也。且世人之所谓乐，则心有所逐而生者也。既有所逐，则苦必随之。乐利者逐于利，则疲精敝神于营谋之中，而患得患失之心生，虽得利而无片刻之安矣。乐名者逐于名，则徘徊周旋于人心风会迎合之中，而毁誉之情俱。虽得名，亦无自得之意矣。又且逐之物，必不能久，不能久，则失之而苦盖甚。”
这段话，熊十力好像是针对今天而特意说的一样。他说得多么的明白无误，名与利的追逐者，因为有了追逐（如今是名目繁多花样百出的追逐），苦便随之而来，因为那些都是熊十力所批判过的“习心”所致。志学者因为本来就没有想起追逐它们，不以为乐，便也不以为苦，而求得神清思澈，心地干净。万顷烟波鸥境界，九秋风露鹤精神，落得个手干净，心清爽，精神宁静致远。熊十力方才能够无论世事如何跌宕变化而心有定海神针，坚持他的著书立说，一直坚持到七十七岁时完成了他最后一部著作《乾坤衍》。在这本书中，他夫子自道：“余患神经衰弱，盖历五十余年。平生常在疾苦中，而未尝一日废学停思。……本书写于危病之中，而心地坦然，神思弗乱。”
只是如今就像崔健的歌里唱的那样：不是我不明白，是这世界变化快。熊十力所能做到的“神思弗乱”，已经让位于他所说的“逐”而纷乱如麻。这个“逐”，不仅属于他所说的世人，也属于不少志学者情不自禁的自选动作。不仅止于名与利，还要再加上权与色，如巴甫洛夫的一条高智商的犬，早知道以那条直线抄捷径去追逐他们所需要的东西。可怜熊十力的“本心说”，在他的“习心说”面前，已经落败得丢盔卸甲。
想起熊十力这些言说，便想起放翁曾经写过的诗句：“气节陵夷谁独立，文章衰坏正横流。”在这里，放翁说的文章并不只是说的文字而已，而是世风，说知识分子的心思，也就是熊十力所说的“习心”。有了这样“习心”的侵蚀，气节和操守方才显得那样的艰难和可贵。可以说，熊十力是这样在气节陵夷时候特立独行而远逝的一位哲人。
2017年9月15日于北京
岁月陶然
日子实在是有些不抗混。20世纪80年代，文学界最为活跃，现在想想，活跃得有点儿像打了鸡血，却也比现在单纯而值得怀念。算一算，三十来年过去了，那时候结识的朋友，现在还有来往的，所剩无几。陶然是硕果仅存的几个朋友之一。起码，对于我是这样，便越发珍重。
陶然重情重义。不管浮世、人事或人情如何跌宕，他始终如一，注重友情，比爱情更甚，真的世上少有。平日里，他在香港，我在北京，联系并不多，友情和爱情的不同，便在于不见得非要天天死缠一起，依然顽强地存在。友情如风，即使不看见，却始终在你的身边吹拂，而不是风向标，随时变换着方向，寻找着出路和归路。
我和他相识在80年代末，那时，他在香港办《中国旅游》杂志，后来，又主编《香港文学》。但是，他没有架子，没有那么多酒肉关系的吃喝玩乐，他的身份始终是一个，便是朋友。
每一次，他到北京，无论是开会，还是到他的母校北京师范大学，他总会约我见上一面，或清茶朗月，或白雪红炉，畅谈一番。那一年，我们相约在王府井见面，不过是在路南口的麦当劳随便吃了点东西，然后，我们边走边聊，顺便送他回住地。他住在通县靠近城东的一家宾馆，我们就沿着长安街向东，一直走到那里。那时，京通快速路还没有修通，路上没有那么多的车水马龙，或者有，我们只顾着聊天，没有听见市声的喧嚣。去年年底，他来北京参加作代会，看到花名册上有我的名字，给我打电话，想约上一见，可惜那时我正在呼和浩特姐姐的家中。电话里，他语气中颇多遗憾，却兄长一样关心叮咛，让我感受到塞外冬天难得的温暖。
前不久，他寄来他厚厚近五百页的新书《旺角岁月》（香港文学出版社2017年4月版），是他近年散文创作浩浩的集合。见不到他的日子，读他的作品，如同晤面。因融有感情，读起来格外亲切亲近，就像听他娓娓而谈。在这本新书中，他写人，写事，写景，一如过去的风格。有人的风格多变，有人的风格以不变应万变，陶然属于后者，为文，为人，互为镜像，高度统一。白居易有诗：万物秋霜能坏色。陶然难能可贵，是不随秋霜而变色，保持始终如一的眼观浮世，笔持太和的风格，静水流深，水滴石穿。
在这本新书中，他写香港，写大陆和台湾，也写很多世界的其他地方。在陶然的散文创作里，有着明显的地理概念，这是我们古人知行合一，神与物游的古典传统。凡是他足迹踏过的地方，他一般都会留下文字，这些文字，不是一般的到此一游的旅游笔记，而是留下他的心情如鲜花盛开，甩满身前身后幽深交叉的小径。
我最喜欢他写香港的篇章，自从他1973年从北京到香港，已经有四十余年了，自然对那里更富有感情，尽管他的文字清淡如水，却是一潭深水，而不是轻易便冒着泡沫溢出瓶口的汽水。他写第一次到香港下火车的尖沙咀火车总站，如今变为了红磡，只有钟楼尚在。他写第一次在香港看电影的国都戏院，如今已随两百余家戏院一起被关掉，代之而起的是商业楼盘。他写英皇大道旁的小山丘，如今早已经被炸掉，金城银行、麦当劳和地产公司耸然而立。他写街角店铺并非公共却供人方便使用的电话，如今已经进入网上新世界……他不动声色却又细致入微地道出了世风民情变化的同时香港的发展变化，他将地理的变化演绎融入了历史的沧桑感。
他也写香港的茶餐厅、咖啡馆、老街巷、街头艺人，写旺角响着音乐声的雪糕车、湾仔长在石墙缝隙间神奇的石墙树、大角咀的排长队的“车品品小食店”、油麻地平民的庙街……在这些篇章中，弥漫着浓重的怀旧色彩。但他以极其克制的笔调，写得那样的云淡风轻，大味必淡。看似平易至极的文字，却是精心打磨的。他注意炼字炼意，在这本书的前言中，他说过一句有意思的话：“一句足以传世的句子，就像梦露裙摆吹拂，一个镜头变成永恒。”这是他的追求。看他写大角咀夜市琳琅满目的小吃后，只是一笔便戛然而止：“我们刚晚饭，无意宵夜，便慢慢踱回去，春夜正在倾斜。”余味袅袅，写得真的是好。
他写他曾经住过四十余年的鲗鱼涌，写得最是富于怀旧的感情。文章开门见山，四十年前投奔姐姐，第一次到鲗鱼涌，而今旧地重游，他写道：“有轨电车叮叮当当从街当中穿过，这响声一直响着，见证了岁月渐渐老去。”结尾又写到有轨电车：“那叮叮当当了超过百年的有轨电车依然，车身尽管不断变换，广告也五花八门，但电车依旧从东到西，再从西到东，不紧不慢，贯穿香港岛，静静笑看风云。”他总是能找到寄托自己情感的东西，这一次，他找到了老有轨电车，他便将自己哪怕在心中再翻江倒海的情感，也化为涓涓细流，不紧不慢，静静地流淌。可以说，这就是他一贯的风格。
我说他是一个重情重义的人，无论对人对事对景，对再琐碎的事物，都是如此。这样性情的人，怀旧之情，便常会如风吹落花，飘时犹自舞，扫后更闻香。拥有一支这样静穆情深之笔的人，是幸福的。在这样的笔下，岁月陶然，心亦陶然。
2017年8月29日于北京
总有人会让你想起
鲁秀珍已经去世好长时间了。退休之后，和外界联系很少，消息闭塞，前不久我才知道她过世了。记得她退休几年之后有一年的春节前夕，她给我写来一封信，信中寄来她手绘的贺年卡。她画得不错，退休之后，她喜欢上了丹青，以后，几乎每年的春节前夕，我都会收到她寄来的手绘贺卡。
看到第一封信的信封，是从上海一个叫作万航渡的地方寄来的。当时，我还有些奇怪，她家一直在哈尔滨，怎么跑到上海去了？看信才知道，退休之后几年，她一直忙乎搬家，最后，终于卖掉了哈尔滨的房子，住到她先生家乡上海万航渡的新房子里。
我给她回了信，附了一首打油诗：人生草木秋，转眼白谁头。今日万航渡，当年一叶舟。烟花三水路，风雪七星洲。犹自思老鲁，黄浦江旧流。
诗中说了一件我和她都难以忘记的往事。那是1971年的冬天，我在北大荒，在大兴岛上一个生产队里喂猪，在猪号寂寞的夜里无事干，写了一篇散文《照相》，发表在我们《兵团战士报》上，怎么那么巧，被她看到。当时，她正参与筹备《黑龙江文艺》（即原《北方文学》）的复刊工作，觉得我的这篇散文写得不错，但需要好好打磨，便独自一人跑到北大荒找我。
她比我正好大一轮，那一年，我二十四岁，她三十六岁。怎么那么巧，都是我们的本命年。
虽都在黑龙江，但从哈尔滨到北大荒我所在的三江平原上的大兴岛，路途不近。那时，交通不便，我回家探亲时，要先坐汽车过七星河，到富锦县城，从县城可以在福利屯坐火车到佳木斯，也可以坐长途汽车到佳木斯，然后再搭乘火车到哈尔滨，最快也需要一天半的时间。我不知道她是怎么找到我所在的那个偏远的猪号的。因为我没有见到她，当时，我正休探亲假回到北京。不过，我可以想象，那个正满天飞雪刮着大烟泡的冬天，她一个人跑到那里是不容易的。我的诗里说“当年一叶舟”，肯定是没有的了，冰封的七星河上，她孤独的身影，在我的记忆里，永远是一幅画。有哪一个编辑，为一个普通作者，一篇仅有两千多字的小稿子，会跑那么远的路吗？幸运的我，遇到了。
她给我留下一封信，按照她很具体的修改意见，我将稿子改了一遍，寄给了她。第二年的春天，我的这篇《照相》刊发在复刊的《黑龙江文艺》第一期上。这是我发表在正式刊物上的处女作。
她写信给我，希望能够继续写，写好了新东西再寄给她。我想，要好好写，不辜负她。过了一年，1973年的夏天，我写了一组《抚远短简》，一共八则，觉得还算拿得出手，抄了满满三十六页稿纸，厚厚一沓，寄给了她。谁知一直没有收到她的回信。猜想，大概是我写得不好，没有入她的法眼。
这一年的秋末，父亲突发脑溢血去世，家中仅剩老母一人，我从北大荒赶回北京奔丧之后，没有回北大荒，等待着办“困退”回京。这一年的年底，她给我写来了一封挂号信，信中寄回我的那一组厚厚的稿子《抚远短简》。可惜，这封信转到我手里的时候，已经是1974年的开春。
我没有保存旧物的习惯，这封信和这篇稿，能保存下来，是因为我想按照信中所提的意见和要求，改好稿子，便没有丢。幸亏有她的这封挂号信，将她的这封信和我的这一组稿子，保留至今。这是我仅存的她写给我的一封信，也是我自己在北大荒写的稿子中仅存的一篇。我用的是圆珠笔，她用的钢笔，颜色居然一点没有减退，四十三年过去了，依然清晰如昨，这真的是岁月的神奇。
我很想把她的这封信抄录下来。尽管信中有那个时代抹不去的旧痕，但也看得出那个时代编辑的真诚与认真，对一个普通业余作者的关心和平等与期待。雪泥鸿爪，笺痕笔迹，至今看来，还会让我眼热心动，相信也会让今天的人心生感慨——
肖复兴同志：
您好！实在对不起，您的稿拖了这么久，一方面是忙于定稿，组稿，办学习班，未抓紧；另一原因，感觉此稿有些分量，要小说组传阅一下，结果就拖了下来。特向您致以深深的歉意！
您的《照相》在我刊发表后，引起较好的反应，认为您在创作上不落旧套，敢于创新，无论内容还是表现手法，都力求有自己的特点，这点很可贵，希望发扬光大。创作本不是“仿作”嘛！
《抚远短简》也有这个特点，是有所感而发，在手法上也有新颖之处：比较细致，含蓄，形象。
我们初步看法，供你修改时参考：
《路和树》，在思想上怎么区别当年十万官兵开垦北大荒？你们毕竟是在他们踏荒的基础上迈步的，但又要有知识青年的特点。这个特点显得不足。路——是否应含有与工农相结合的路之意，现在太“实”了。
《水晶宫场院》，如何点出人们不畏高寒，并让高寒为人民（打场）服务的豪情？没有从中再在思想力量上——给人思想启发的东西，如何加以发挥？
《珍贵的纪念品》，要点是衣服为什么今天穿？如写他今天参加入党仪式时候穿，好不好？——以这身衣服，连接起知识青年的过去和展示入党以后如何以此作为新的起点？……现在感到无所指，就显得有些造作了。
我们初步选了这三则“短简”，望您能把它改好，如有可能，最好在一月底二月初寄来，以便我们安排全年的发稿内容。
其他五则：
《第一面红旗》，寓意不十分清楚，谁打第一面红旗？写人不够。《普通的草房》，较一般，语言较旧。《战友》，亦然。《荒原上的婚礼》，场面多，思想少。《家乡的海洋》，较长。
这些就不用了。
最后，再嘱咐一点：修改时，要力求调子铿锵，时代感鲜明，现在，此文有时显得小巧，柔弱了些。
其次，要在每文和全文的思想深度上，多下功夫，通过形象来阐述一个什么哲理。现在，感到叙述抒情多了一些，思想力量不够。
祝作品更上一层楼！
这封信的最后只有“1973年12月23日”的日期，没有署上鲁秀珍自己的名字，而是盖了一个“黑龙江文艺编辑部”的大红印章，也算是富有那个时代的特色吧。
遗憾的是，我很想重新修改这篇《抚远短简》，但是，在北京待业在家，焦急等待调动回京的手续办理，一时心乱如麻，已经安静不下来修改稿子了。
我和她再续前缘，是八年后的事情了。1982年的夏天，我从中央戏剧学院毕业，和梁晓声等人一起组织了一个北大荒知青回访团，第一站到哈尔滨。《黑龙江文艺》（已经更名为《北方文学》）接待的我们。我第一次见到了鲁秀珍，我应该叫她大姐的，因为她和我姐姐年龄一样大，但是，习惯了，总是叫她老鲁，一样的亲切，尽管是第一次见面，却没有陌生感，一眼认出彼此，好像早已相识。
那一天中午，《北方文学》接风，长如流水的交谈伴着不断线的酒，热闹到了黄昏。本来我就酒量有限，那天，我是喝多了，头重脚轻，走路跟踩了棉花一样，摇摇晃晃。散席归来时，她始终搀扶着我的胳膊，尤其是过马路时，车来车往，天又忽然下起雨来，夕阳未落，是难得的太阳雨，很是好看，但路面很滑。她紧紧地抓住我，生怕有什么闪失。那一天细雨街头哈尔滨的情景，让我难忘，只要一想起哈尔滨，总会想起那一天傍晚时分的太阳雨，和紧紧抓住我胳膊的老鲁。
事后，她对我说：你喝得太多了，你的同学还等着你呢，我得把你安全地交到人家的手上啊！
那天，我的同学，也就是我在《照相》里写的主人公，从下午一直坐在《北方文学》编辑部老鲁的办公桌前等着我，等着我到她家去吃晚饭。老鲁把我交到她的手上，仍然不放心，又紧紧地抓住我的胳膊，把我们两人送到公共汽车站。
人生在世，会遇到不少人，从开始的素不相识，到后来的相识，以至相知。相识的人，会很多，但相知的人很少。相知的人，彼此相隔再远，联系再少，也常会让人想起，这就是人的记忆的特殊性。因为在记忆中，独木不成林，必须有另一个人存在，才会让遥远过去中所有的情景在瞬间复活，变为了鲜活的回忆。对老鲁的回忆，我总会有两种语言，或者两种画面：一种是雪（四十四年前北大荒的雪），一种是雨（三十五年前哈尔滨的太阳雨）；一种是画（退休后手绘的贺卡），一种是笔（四十三年前的信）；一种是我，一种是你，亲爱的老鲁！
2017年8月13日于北京雨中
送给诗人的礼物——苏金伞先生逝世二十周年纪念
端午节那天，我在郑州火车站。候车大厅里人非常多，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座位，坐下等车回北京。离开车时间还早，正好书包里有苏金伞的小女儿刚刚送我的一本《苏金伞诗文集》。书很厚，苏金伞先生一辈子的作品，都集中在这里了。
苏金伞是河南最负盛名的老诗人，他的诗，我一直都喜欢看。最早读他的诗，已经忘记是在什么时候了，记得题目叫作《汗褂》，这个叫法，在我的老家也这么叫，我母亲从老家来北京很多年，一直改不掉这种叫法，总会对我说：“赶紧的，把那个汗褂换上！”所以，一看题目就觉得亲切，便忘不了。忘不了的，还有那像汗褂洗得掉了颜色一样朴素至极的诗句：“汗褂烂了，改给孩子穿；又烂了，改作尿布。最后撕成铺衬，垫在脚下，一直踏得不成一条线……”
赶紧从书中先找到这首诗，像找到了多年未见的那件汗褂。跳跃在纸页间的那一行行诗句，映射着苏先生熟悉的身影，映衬着逝去的岁月，才忽然想到，今年，苏金伞先生去世整整二十年了，日子过得这样快！心里一下子有些莫名的感喟，不知是为什么——为苏先生？为诗？还是为自己？
苏金伞先生是1997年去世的。真正的诗人是寂寞的。苏金伞先生的去世是很寂寞的，只是在当地的报纸上和北京上海几家有关文学的报刊上发了个简短的消息。记得那时当地的领导忙于开别的会议，没有参加他的追悼会，有文人愤愤不平，给当地的领导写了一封信，直言不讳地批评他们，讲到艾青逝世时国家领导人还送了花圈，苏金伞是和艾青齐名的老诗人呀，他不仅是河南人民的骄傲，也是中国诗坛的一株枝繁叶茂的老树。
这些话是没有错的。作为中国新诗的奠基者，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应该是和艾青齐名的。从20世纪20年代就开始写诗，一直写到九十岁的高龄，仍然没有放下他的笔。一直到现在，我依然清晰地记得，在他逝世前一年年底的第12期《人民文学》上，他还发表了《四月诗稿》，那是他写的最后的诗了。
我在书中又找到《四月诗稿》，这是一组诗，一共五首，第一首《黄和平》，写的是一种叫作黄和平的月季：“花瓣像黄莺的羽毛一样黄，似鼓动着翅膀跃跃欲飞，我仿佛听见了黄莺的啼叫声，使我想起少年时，我坐在屋里读唐诗，黄莺在屋外高声啼叫，它的叫声压住了我的读书声。现在黄莺仍站在窗台上歌唱着，可我不是在读诗，而是在写着诗，月季花肯定是不败落的了。”很难想象这样美好的诗句是出自九十岁老人之手，轻盈而年轻，如黄莺一样在枝头在花间在诗人的心头跳跃。“月季花肯定是不败落的”，说得多好。有诗，月季花就肯定不会败落。这是只有诗人的眼前才会浮现的情景。
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苏金伞先生没有等到那一天的到来，临终之际他用含混不清的声音对他的大女儿说，他要写一首香港回归的诗，他都已经想好了……他就是这样的一个诗人，是真正意义上将诗和生命和时代融为一体的诗人。他曾经有一首诗，名字叫作《我的诗跟爆竹一样响着》，实际上，在他一辈子漫长的岁月里，他的诗都是这样跟爆竹一样响着。可以这样说，在目前中国所有的诗人中，除了汪静之等仅有的几位写了那样漫长岁月的诗，恐怕就要数他了；而坚持到九十一岁的高龄将诗写到生命的最后时刻的诗人，恐怕只有他了。苏金伞是我们全国诗坛和文化的财富。这话一点儿不为过。
在一个不是诗的时代，诗集却泛滥，这在当今中国诗坛实在是一个颇为滑稽的景观。只要有钱，似乎谁都可以出版诗集，而且能出版得精装堂皇，诗集可以成为某些老板手臂上挽着的“小蜜”，或官员晚礼服上点缀的花朵。苏金伞没有这份福气。虽然，在20年代，他就写过《拟拟曲》、30年代就写过为抗战呐喊的《我们不能逃走》、40年代又写过《无弦琴》等一系列脍炙人口的诗篇，曾获得朱自清、叶圣陶、闻一多等人的好评。在现当代中国诗歌史上，谁也不敢小觑而轻易地将他迈过。
我在书中翻到了这几首诗重读。《我们不能逃走》里的诗句：“我们不能逃走，不能离开我们的乡村。门前的槐树有祖父的指纹，那是他亲手栽种的……”还是让我感动，好诗是从心底流淌出来的，没有落上时间的尘埃。但是，只因为这首诗当年发表在胡风主编的《七月》杂志上这样一条原因，苏金伞被打成右派，落难发配到大别山深处。
我又找到我特别喜欢读的他的那首诗《雪和夜一般深》。那是刚刚粉碎“四人帮”之后不久，80年代初的作品，我是在《人民文学》杂志上读到的。记忆中的诗句，和记忆中的人一样深刻。“雪，跟夜一般深，跟夜一般寂静。雪，埋住了通往红薯窖的脚印。埋住了窗台上扑簌着的小风。雪落在院子里带荚的棉柴上。落在干了叶子的苞谷秆上，发出屑碎的似有似无的声音，只有在梦里才能听清……”读这样的诗，总能让我的心有所动。我曾想，在经历了命运的拨弄和时代的动荡之后，他没有像有的诗人那样愤怒亢奋、慷慨激昂、指点江山，而是一肩行李尘中老，半世琵琶马上弹的沧桑饱尝之后，归于跟夜一样深跟雪一样静的心境之中，不是哪一位诗人都能够做到的。这样质朴的诗句如他人一样，他的老友、诗人牛汉先生在他诗文集总序中说：“我读金伞一生的创作，最欣赏他30年代和80年代的诗，还有他晚年的‘近作’。它们真正显示和到达了经一生的沉淀而完成的人格塑造。这里说的沉淀，正是真正的超越和升华。”这是诗的也是人生的超越和升华，不是每一个诗人都有这份幸运。
但是，有了这份幸运又能如何呢？徒有好诗是无用的！如他一样的声望和资历，在有的人手里可以成为身价的筹码、进阶的梯子，在他那里却成了无用的别名。他一辈子只出版过6本诗集，1983年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苏金伞诗选》，十年后1993年在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苏金伞新作选》，到1997年去世，再无法出版新书。原因很简单，经济和诗展开肉搏战，诗只能落荒而逃。出书可以，拿钱来。一家省级出版社狮子大开口要好几万，北京一家出版社有恻隐之心便宜得多了，但也要六万元。应该说，苏金伞也算一位大诗人，出版一本诗集，竟如此漫天要价，在我看来简直有些敲诈的味道。幸亏河南省委宣传部拨款五万元，才有了正式出版的诗集。作为一个以笔墨为生的诗人，在晚年希望看到自己最后一部诗集，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心境。我禁不住想起他在以前写过的一首诗中说过的话：“眼看着苹果一个个长大，就像诗句在心里怦怦跳动；现在苹果该收摘了，她多想出一本诗集，在歌咏会上朗诵。”可惜，在他临终之际，他也未能看到他渴望的新诗集。苹果熟了，苹果烂了，他的诗集还未能出版。我可以想象得到，诗人临终之际是寂寞的。
其实，我和苏金伞先生只有一面之交。那是1985年的5月，我到郑州参加一个会议，他作为河南省文联和作协的领导来看望我们，听我说我出生在信阳，离他落难大别山的地方不远，相见甚欢，邀请我到他家做客。临别那天，天下起雨来，他特地来送我，还带来他刚刚写好的一幅字。他的书法很有名，笔力遒劲古朴，写的是他刚刚完成的一首五绝：“远望白帝城，缥缈在云天。踌躇不敢上，勇壮愧萧乾。”他告诉我，前不久和萧乾等人一起游三峡，过白帝城，萧乾上去了，他没敢爬。萧乾比我还小四岁呢。他指着诗自嘲地对我说。那一天的晚上，他打着伞，顶着雨，穿着雨鞋，踩着泥，一直把我送到开往火车站的一辆面包车上。那情景，怎么也忘不了。那一年，他已经七十九岁高龄了。
我再也没有见过苏金伞先生，但是，我们一直通信，一直到他去世。我们可以说是忘年交，他比我年长四十一岁，是我的长辈，却一点架子也没有，一直关心我，鼓励我。他属马，记得那一年，他八十四岁，本命年，我做了一幅剪纸的马，寄给了他，祝他生日快乐。他给我回信，说非常喜欢这张剪纸的马，他要为这张马写一首诗。想起这些往事，我的眼睛有些湿润，书页上的字也有些模糊，仿佛一切近在眼前，一切又遥不可及，一片云烟迷离。
竟没有发现一个十来岁的小姑娘，已经站在我的身旁一会儿了。她看我从书中抬起头来望着她，递给我一张硬纸牌，上面写着“为残疾孩子捐赠”几个大字。我很奇怪，候车大厅里的人非常多，她怎么一下子选中了我？我问她，她是个聋哑孩子，但是从我的连比画带说中明白了我的意思。她笑着指指我手中的《苏金伞诗文集》。那意思是看苏金伞的诗的人，应该有爱心。我也笑了，掏出一百元交给了她。她把钱装进书包里，顺便从书包里掏出一根鲜艳的线绳。我知道，这是用黑白黄红绿五种颜色的细线编成的，所谓五色，对应的是五毒，这五色线，可以系在手腕上，专门在端午节为驱赶五毒，平安祈福的。她帮我把这端午节的五色线系在我的手脖子上。我觉得这是端午节缘于一本《苏金伞诗文集》而得来的礼物，端午节又是纪念诗人的节日，这应该是冥冥之中送给苏金伞先生的礼物。
2017年7月20日于北京
想起李冠军
如今，作家的泛滥和贬值，谁还记得中国曾经有一个名字叫李冠军的作家呢？
我一直觉得，散文是孩子文学阅读的最佳选择。我自己的少年时代最初阅读的正是散文。记得刚上初一不久，偶然之间，我买到一本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署名李冠军的散文集《迟归》。这本薄薄的小书，让我爱不释手，一连读了好几遍。书中的散文全部写的是校园生活，里面所写的学生和我的年龄差不多大，老师和我熟悉的人影叠印重合。
至今依然清晰地记得书中第一篇文章《迟归》的开头：“夜，林荫路睡了。”感觉是那样的美，格外迷人。一句普通的拟人句，在一个孩子的心里升腾起纯真的想象。
文章写的是一群下乡劳动的女学生回校已经是半夜时分，担心校门关上，无法回宿舍睡觉。谁承想刚走到校门前，校门开了，传达室的老大爷特意在等候她们呢，出门迎接她们时却说：“睡不着，出来看看月亮！”女孩子们谢过他后跑进校园，老大爷还站在那里，望着五月的夜空。文章最后一句写道：“这老人的心，当真喜欢这奶黄色的月亮？”
已经过去了五十多年，一切却都恍若目前。尽管现在看，这位老人说的这句话，有些做作和多余。但是，在当时，那个少年眼里的五月夜晚，那个奶黄色的月亮，那个传达室的老大爷，弥漫起一种美好的意境，总会在我的心中浮动，让我感动。
读完这本书，我抄录了包括《迟归》在内的很多篇散文。那情景，仿佛就发生在昨天。抄录的文章，尽管钢笔纯蓝色的墨水痕迹已经变淡，却和记忆一起清晰地保存至今。
可以说，这本薄薄的散文集，让我迷上读书进而学习写作。从那以后，我读了很多散文，在初三的那一年，我读到韩少华的《第一课》《考试》《寻春篇》《就九月一日》，写的也都是校园的生活，也都是以优美的文笔，美好的心地，书写校园里我所熟悉的老师和同学。韩少华的这几篇文章，我也都抄录了下来。可以说，新中国成立以来，李冠军和韩少华是校园散文的开创者，因为到现在，也还没有如他们二位一样以散文的形式认真而专注地书写现在进行时态的中学校园生活。而最早结集成书的，只有李冠军的《迟归》。
我长大也开始写作以后，在20世纪80年代，结识了韩少华，曾经向他诉说了我的这一段阅读经历，表达了我对他和李冠军的敬重和感谢。他对我说，李冠军是他二中读书时的中学同学。中学毕业以后，他到天津当中学老师，可惜，他过世得太早。
我这才知道，李冠军一直在天津当中学老师，难怪他散文写的校园，那么充满生活的气息。以后，很多的时候，我常常会想起从未见过面的李冠军。他和韩少华一样的年纪，如果他还活着，今年八十四岁了。可是，如今，不要说在全国，就是在天津，会有多少人记得李冠军呢，记得他的那本薄薄的散文集《迟归》呢？文坛是个名利场，势利得很。
是的，文学的品种有很多，除散文，还有诗歌、小说、戏剧、评论等。但是，我还是要说，在一个孩子最初的阅读阶段，走出童年的童话阅读，最适合少年时代的，便是散文阅读。散文，尤其是写孩子的生活或和孩子的生活相关联的散文，因对其内容亲近而亲切，更容易让孩子接受；因其篇章短小而精悍，更利于孩子吸收。无论是对于培养孩子的阅读和写作的能力，还是培养孩子审美和认知能力，或是提高孩子的智商和情商，尤其是情商，散文都具有其他文体起不到的独特作用。散文是孩子成长路上最便当最适宜的伙伴，就像能够照见自己影子的一面镜子，能够量出自己长没长高的一种很有意思的参照物。
想起我的少年时代，如果没有最初和李冠军的邂逅，当然，我一样可以长大，但我的少年时代该会是缺少了多么难忘的一段经历和一种营养。我和他在散文中激荡起的浪花，是那样的湿润而明亮。那段经历，洋溢着只有孩子那种年龄才有的鲜活生动的气息。在这样文字的吹拂下，会让自己的情感变得细微而柔韧，善感而美好，如花一样摇曳生姿，如水一样清澈见底。
从某种程度而言，一个人的成长史就是阅读史。可以这样说，童年属于童话，少年属于散文，青春属于诗和小说。那么，一个孩子独有而重要的少年时代的成长史，其实就是他或她的散文阅读史。
想起李冠军，心里总会充满感谢和感动。
2017年4月23日世界读书日于北京
悬解终期千岁后
熊十力是当代大儒，当年，他曾在梁启超主编的《庸言》杂志上发表文章，批判佛教思想。当时，梁漱溟两次自杀，舍身求法，一心向佛，笃信非常，岂容熊十力如此亵渎佛门？便发表长文《究元决疑论》，指名道姓痛斥熊十力愚昧无知，词语尖利，如火击石。战火挑起来了，学界一时大哗，熊梁二位，都是大家，各自拥有的学问和文字，都是各自手中的利器，不知会出现什么情况。
谁知，没有出现人们料想的战火。熊十力认真读完梁漱溟的文章之后，并没有动肝火，相反觉得梁漱溟骂得并非没有道理，于是他开始认真钻研佛教，但道理究竟在何处，他一时尚未闹清。于是，他修书一封给梁漱溟，希望有机会晤面细谈请教。梁漱溟很快回信，欣然同意。两人这一年便在梁漱溟借居的广济寺会面，相谈甚欢，相见恨晚，一语相通，惺惺相惜。
从此，两人建立了长达半世纪之久的友谊，这一切成为令人钦佩而羡慕的佳话。新中国成立之后，梁漱溟遭受批判，熊十力多次站出来为梁漱溟说话，显示出一介书生肝胆相照的勇气。而梁漱溟在熊十力最为落寞、学术界毫无地位可言的晚年，不仅写出《读熊著各书书后》，并且摘录《熊著选粹》，极力张扬熊说，以示后学，显示出高山流水难能的知音相和之情和患难与共的友情。
马一浮是当代另一位大儒，熊十力和他的交往，也很有意思。马一浮是有名的清高之士，孤守西子湖畔，唯有和梅妻鹤子、朗月清风相伴，凡人不见。熊十力托熟人引见，依然不果。但是，学问的吸引，惺惺相惜，渴望相见之情愈发强烈，想不出更好的法子，熊十力便径自将自己的《新唯识论》寄给马一浮，希望以彼此相重的学问开路，从而叩开马一浮的西子之门。谁知，数十日过去，泥牛入海，依然是潮打空门寂寞回。
正值熊十力失望的时候，忽然自家屋门被叩响，告诉他有人来访，他推门一看，竟是马一浮。马一浮正是读完他的《新唯识论》后，对他刮目相看的，同梁漱溟一样，和他相见恨晚，相谈甚欢。彼此对于学问的共同追求，是搭建在相互心之间最后的桥梁，再遥远的距离，也就缩短了。从此，两人结下莫逆之交，后来，《新唯识论》一书便是马一浮题签作序出版的。
但是，再好朋友也是两人相处，绝非一人是另一人的影子，更何况都是各持一方学问的大家，性情中人，自尊和自傲之间，矛盾和摩擦总在所难免。
抗战时期，马一浮在四川乐山乌尤寺办复性书院，请熊十力主讲宋明理学，熊十力作了开讲词并备好讲义，没想到和马一浮在一些问题上发生了分歧。学问家各自的学问，都是视之为生命的，楚河汉界，各不相让。争论之下，各执一词，坚持己见，谁也说服不了谁，居然闹得不可开交，一时竟无法共事，不欢而散。这是谁也没有料想到的结局，谁也不想看到的结局，同时，又是无法避免的结局。
可贵的是，事后两人没有意气用事，而是都冷静下来，和好如初。不同的见解，乃至激烈的争论，对于上一代的学问家，不会影响彼此的友情，相反常是友情能够保鲜和恒久的另一种营养剂。
1953年，熊十力七十岁生日时，马一浮特写下一首七律，回顾了他们几十年的友谊：“孤山萧寺忆清玄，云卧林栖各暮年。悬解终期千岁后，生朝常占一春先。天机自发高文载，权教还依世谛传。刹海花光应似旧，可能重泛圣湖船。”在这首诗中，马一浮还在说当年争论的事情呢，而且，不止是一次的争论，一直都没有和解，一直都在各自心里坚持，和解是要“悬解终期千岁后”。但是，这样的争论没有影响他们之间的友情，这首诗中传达出马一浮对熊十力的友情，让熊十力非常感动。熊十力很珍视马一浮的这首诗，一直到晚年还能背诵得很熟。
名人之所以被称为名人，在于他们各有各自的学问，也在于他们各有各自的性格。按研究这些大儒的学者分析，就性格而言，熊十力和马一浮相比，一个“简狂”，一个“儒雅”；熊十力和梁漱溟相比，一个有似于《论语》中所说的“狂”，一个则如《论语》中所说的“狷”。学问的不同，没有门户之见；文人之间，不仅不是只重自己的学问，还可以寻求“求己之学”，相互渗透的志趣。性格的不同，不是有你没我，而是可以获得“和而不同”，互补相容、相互裨益的效果。那学问里方如大海横竖相同，那性格里包容的胸怀，方才令人景仰。
如今，我们学界和文坛，没有这样“悬解终期千岁后”的争论，只有甜蜜蜜的评论，我们便当然也就没有熊十力和梁漱溟、马一浮这样的大师。
2017年3月12日于北京
名花零落雨中看
北大哲学教授贺麟，命运极具戏剧性。因新中国成立前上书蒋介石万言书受到蒋的八次接见，有如此前科，注定在新中国成立之后那一场接一场思想改造运动中的命运，在劫难逃。一开始，贺麟即被管制，却固守老派文人之风，不合时宜地坚称蒋介石为蒋先生。但是，三反和土改运动后，他交出万言书底稿，开始说：“现在我要骂蒋介石为匪了。”不过短短几年的工夫，态度之变，判若霄壤，可以看出运动的威力与压力之大。
如果说此时贺麟的表态尚迫于压力多少并不从心，到了1954年，批判胡适和俞平伯运动中，他的命运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变化之因，缘于一篇批判稿，阴差阳错刊登在《人民日报》上。一篇普通的批判稿，能够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不仅等于他自己的政治表态，也等于对他政治上的肯定，而在此之前，他还被批为思想糊涂。如此意外受到表扬，让他惊喜万分，内心的天平发生了倾斜，一下子觉得自己有政治地位了，由此对胡适和俞平伯批判的态度更为积极。
这由一场意外而导致的悲喜剧，几乎完全异化并扭曲了贺麟这样一位老派知识分子的性格，却可以看出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在政治运动之中的心态和表现，无奈之中渗透着可悲，残酷之中演绎着荒诞。
如果再看贺麟在运动中的另一种表现，更能够看出知识分子性格在客观政治斗争中的扭曲轨迹。他很长一段时间里坚持黑格尔学说，从在论战中顽固坚持己见，到后来对风雨欲来要整自己的担心，到照本宣科苏联专家的课程的违心，到党支部在他家开会帮助他，他以啤酒点心招待后的舒心，从此开始了对黑格尔的批判。从担心到违心到舒心，贺麟的这种从性格到学术到政治的三级跳，我们会看到那场运动的丰富性和人的心路历程的复杂性。贺麟从行为伴随着思想转变的轨迹，有着命运阴差阳错的因素，更有与对同样是北大哲学教授冯友兰等人残酷批斗方式不尽相同的怀柔政策，攻心为上的作用，贺麟便也顺坡下驴，不惜或不自觉地以牺牲性格与知识为代价。
应该说，贺麟这种命运是带有悲剧性的。这种悲剧性，不仅属于个人，更属于这个群体的一代人甚至几代人。想起刚刚读完许纪霖的《中国知识分子十论》，他在引徐复观“道尊于势”的论述后说过的话：“中国知识分子依赖的‘道统’，就与西方的传统不一样，它不是通过认知的系统和信仰系统，而是通过道德人格的建立以担当民族存在的责任。”我国知识分子这种先天不足的人文传统，其内在德行的“自力”，外在宗教与法律的“他力”，在突变的政治旋涡中就会显得格外脆弱，常常会如风浪颠簸中的一叶扁舟不知所从。所以鲁迅先生在论柔石的小说《二月》里的肖涧秋时，就说过知识分子在河边衣襟上沾一点水花就容易落荒而走。知识分子自身性格的软弱，便不是一两个人的事情了，也不是一时两时的事情了。特别是看到贺麟的命运，想如果换成自己，也处于那个时代和他同样的位置上和处境中，性格与心路历程恐怕会和他一样，而命运也就更会无可奈何地相同。这恰恰是让我不寒而栗的地方，是值得所有愿意称自己为知识分子的人警醒的地方。
这是我读完陈徒手的一本新书《故国人民有所思》和许纪霖的一本旧书《中国知识分子十论》后最大的感想。我赞同许纪霖的说法：“知识分子的性格就是其所生存其间的民族文化性格。”在以往描写知识分子命运的书籍中，无论是社科类还是文学类，大多写的是政治斗争的残酷性，更多笔墨同情知识分子挨整的悲惨命运，很少去揭示知识分子自身性格的软弱性，便也缺乏对我们民族文化性格的进一步触及，而使得这一类图书仅仅成了政治表面的记述和回顾，材料大同小异的罗列与重复。
放翁有诗：志士凄凉闲处老，名花零落雨中看。贺麟的命运，虽然是已经翻过一页的历史，希望能够成为作为知识分子自省的一面镜子，而不只是作为今天闲处老来的一点感喟，雨中落花的一点兔死狐悲。
2013年12月14日于北京
文人的友情
去华西坝那天，阳光格外灿烂。尽管如今一条宽阔的大马路将其一分为二，但还是切割不断它的漂亮。1910年，美英加三国五个基督教会联合在这里建立了华西协和大学，华西坝的名字，成为成都人为学校起的一个亲切的小名。
如今，校园虽有了变化，但嘉德堂、合德堂、万德堂、懋德堂、怀德堂几个“德”字堂还在。苏道璞纪念馆还在。最重要的钟楼还在。这是当年华西协和大学的标志性建筑。钟楼的前面是一条长方形的水渠，水前是一块小型的广场，水边是绿茵茵的草坪和柳树掩映。钟楼后面是半月形的爱情湖，湖畔绿树成荫，一下子，满湖满地的花阴凉和清风，幽静得把阳光和不远处大街上车水马龙的喧嚣都融化在湖水之中了。
忍不住想起了陈寅恪当年写华西坝的诗，几乎成了华西坝的经典：“浅草方场广陌通，小渠高柳思无穷。”
想起陈寅恪，是因为到华西坝来还有另一个目的：访前贤旧影。抗战期间，中央大学、金陵大学、金陵女子大学、齐鲁大学和燕京大学五所大学从内地迁到华西坝。这是华西坝最鼎盛的时期，可以和昆明的西南联大媲美。当时，名教授云集华西坝，陈寅恪受聘燕京大学和华西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将女携妻从桂林一路颠簸来到成都，教授魏晋南北朝史、元白诗等，是那时学生的福分，成为他们永恒的回忆。
在华西坝，陈寅恪一共待了一年九个月的时光。这一年九个月里，发生了两件大事，一件是迎来了抗战的胜利。他曾喜赋诗道：“降书夕到醒方知，何幸今生见此时。”又忧心忡忡：“千秋读史心难问，一局收枰胜属谁。”一件便是他的眼疾，来成都之前，他的右眼已坏，在华西坝，他的左眼失明。
如今，已经很难想象那时如陈寅恪这样有名教授的生活艰辛了。虽然，来华西坝，他有两份教职，却依然难敌生计的捉襟见肘。他有这样的诗：“日食万钱难下箸，月支双俸尚忧贫。”加之目疾越发严重，弄得他的心情越发不堪。他五十六岁的生日是在华西坝度过的，那一天，他写下了这样苍凉的诗句：“去岁病目实已死，虽号为人与鬼同。可笑家人作生日，宛如社祭奠亡翁。”
这样的时刻，越发凸显陈寅恪和吴宓的友情，正如杜诗所说：谁肯艰难际，豁达露心肝？在华西坝，我找到了陈寅恪当年教书和居住的广益学舍，很好找，出学校北门，过条小街便是。小街依旧，广益学舍部分也还在，关键是陈寅恪当年住过的地方还在，现在成了幼儿园。不巧的是，恰逢星期天，幼儿园铁门紧锁，无法进去。只好扒着门栏杆看那座小楼，和校园的建筑风格一致，也是青砖黑瓦、绿窗红门，由于为幼儿园用，被油饰得艳丽，簇新得全然不顾当年陈寅恪已经看不到这样的美景了。
那时候，吴宓经常从自己家来这里，或从医院陪陈寅恪回这里来。从吴宓日记里可以看到，在陈寅恪住院治疗眼疾的那些日子里，特别是陈妻病后，吴宓天天到医院陪伴。有时候，吴宓把写好的诗带到病房读给他听：“锦城欣得聚，晚岁重知音。病目神逾朗，裁诗意独深。”当时吴宓身兼数职，收入比陈寅恪好，便拿出万元做陈家家用。陈寅恪离成都赴英国治疗眼疾时，吴宓是要护送前往的，不承想临行前自己突患胸疾，只好忍痛相别。
在幼儿园铁门栏杆前，想起这些前尘往事，心里为那一代学人的友情感动和感喟。
1961年，吴宓到广州，和陈寅恪见最后一面。那时，陈寅恪沦落于中山大学一隅，已是门前冷落车马稀。陈寅恪有诗相赠：“暮年一晤非容易，应做生离死别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