寂寞的冰心
虽然离上飞机回京的时间很紧张了，我还是去了一趟冰心文学馆。以前来过福州几次，都以为长乐离福州很远，这一次朋友说福州的机场就在长乐，离冰心文学馆只有二十几公里，便决心一定去那里看看。
向往冰心文学馆，已经很久。二十年前，1997年，冰心文学馆建立前夕，原在《福建文学》工作的王炳根曾经告诉我，他要调到那里去做馆长，我很为他高兴，因为他可以天天守在冰心的身边，那是一种难得的幸福。
读中学的时候，冰心是我的最爱。那时候，我就读的汇文中学是当年庚子赔款建立的一所老学校。在学校书架顶天立地的图书馆里，我发现有一间神秘的储藏室，被一把大锁紧紧地锁着。我猜想那里应该藏着许多新中国成立以前出版的老书和禁书。每次进图书馆挑书的时候，我的眼睛总禁不住盯着储藏室大门的那把大锁看，想象着里面的样子。
当时，负责图书馆的高挥老师看出了我的心思，她破例打开了那把大锁，让我进去随便挑书。我到现在仍然清晰地记得第一次走进那间光线幽暗的屋子里的情景，小山一样的书，杂乱无章地堆放在书架上和地上，我是第一次见到世界上居然有这样一个地方藏着这样多的书，真是被它震撼了。那一年，我刚刚升入高一。就是那一年，我从这间阔大的尘埋网封的储藏室里，找全了冰心在新中国成立前出版过的所有文集，包括她的两本小诗集《春水》和《繁星》。我迷上了冰心，抄下了从那里借来的冰心的整本《往事》，还曾天真却是那样认真地写下了一篇长长的文章《论冰心的文学创作》，虽然一直悄悄地藏在笔记本中，到高中毕业也没有敢给一个人看，却是我整个中学时代最认真的读书笔记和美好的珍藏了。
作为读者，我读冰心至今已经五十四年。我不算是她最老的读者，但也是一个老读者了。曾经到过美国冰心就读的威斯利大学，也曾经到过冰心的家中，唯独少了到她的文学馆。在她家乡建立的文学馆，应该更能清晰地触摸到她一生的足迹和心迹。
冰心文学馆建在长乐市中心。白色的建筑在池塘前立着，红色的朱槿花开着，赵朴初题写的“冰心文学馆”的木牌挂着，九月南中国的阳光灿烂地照着。整幢大楼里空无一人。和我想象中的冰心文学馆完全不同。在二楼的展览大厅里，看完了展览，尽管大多数是照片，真正的实物不多，但满满一面墙的各种版本的冰心著作，她的已经褪了颜色的钢笔书写的手稿，1926年第一次出版她的文集上，题写着她送给她美国老师的纤细的英文，她手把手教孩子制作的小橘灯，还有那无数孩子寄给她的信件……还是让我心动，忍不住想起曾经读过的抄过的背诵过的她的很多作品，还有她那略带沙哑的嗓音，以及温煦如风的笑容。
空旷的展厅里，似乎有冰心声音的回声在荡漾，有无数个娇小的冰心的身影，从各个角落里向我走来。
参观完毕，走出展览大厅，依然是空无一人，想在春水书屋的小卖部买一张木刻的冰心像，却也找不到一个人。只有那几帧单薄的黑白木刻小画，在柜台里静静地待着。
忽然觉得冰心是寂寞的。一楼大厅里，在大海背景前端坐的冰心雕像是寂寞的。咖啡厅里，没有咖啡、没有茶香、没有人的桌椅是寂寞的。系着红领巾的冰心头像前的触摸屏是寂寞的。放映厅只有白白的一面墙也是寂寞的。展厅外，空旷的庭院里，绿色的树，红色的花，前面池塘里清静的水是寂寞的。花岗岩石座上刻有“永远的爱心”上面立有冰心和孩子们交谈的汉白玉雕像已经裂开了一道粗粗的裂纹是寂寞的。文学馆一进正门就能看到的喷水池后刻有冰心的名言“有了爱就有了一切”的花墙，喷水池没有喷水，更显得寂寞。
想想，在任何一个时代，文学其实都是寂寞的。尤其是在商业化的时代里，文学家是无法和明星比肩的。那一年去甪直叶圣陶先生的墓地，墓地和墓地前的展览大厅、四方亭、未厌亭和生生农场，也都是寂寞的，空无一人。尽管如今各种甚至未死文人的文学纪念馆方兴未艾还在建。长乐人心里比我们都清楚，文学馆不是剧院，不是歌厅，不是咖啡馆，从来不会那么热闹。文学和文人是寂寞的，其作用在他们作品的细雨润物，潜移默化，无声无形，却绵延幽长。所以，冰心文学馆，如今还在建设中，四围搭起围挡，里面在大兴花草树木，要建设成一座冰心公园。这是一个远见之举，它比单纯的生平展览更能深入人心。
想起前几年在美国普林斯顿的镇中心，看到将美国著名的黑人男低音歌唱家罗伯逊的故居，改造为儿童乐园和附近成年人免费学习艺术的场地。和冰心公园相比，有异曲同工之妙。又想起前两年，路过广东萧殷的故乡佗城，那里的人们没有建他的故居，而是在城中心特意开辟了一处街心公园，在公园里立起一块石碑，只在石碑上刻写“萧殷公园”四个大字，萧殷便和来来往往的家乡人天天朝夕相处。因此，冰心公园，更让我期待。
吃过午饭，又路过冰心文学馆，看见一对四五十岁的夫妇，从穿着看，像我一样的外乡人，正站在大门外一面院墙前自拍，墙上有“冰心文学馆”五个醒目的大字。这一对夫妇，多少给我些安慰。或许，我不该这样悲观，冰心不会寂寞。
坐在回北京的飞机上，长途寂寂，闲来无事，写下一首打油诗，记录此次造访冰心文学馆之行，聊以遣怀：
清秋长乐访冰心，偌大展厅无一人。
常忆夜灯抄白夜，每看春水读青春。
浪来笔落风前老，梦去诗成雪后新。
深院空闻鸟声响，幽花寂寞与谁邻？
2017年9月25日于长乐归来
气节陵夷谁独立
《十力语要》卷四中，有这样一段话，记录了从来不读小说的熊十力读《儒林外史》的一则逸闻。
他说：“吾平生不读小说，六年赴沪，舟中无聊，友人以《儒林外史》进。吾读之汗下，觉彼书之穷神尽态，如将一切人，及吾身之千丑百怪，一一绘出，令吾藏身无地矣。”
熊十力头一次读小说，竟然将自己设身处地在小说之中，《儒林外史》中种种读书人的千丑百怪，成了他自己的一面镜子，照得他汗颜而藏身无地。这是只有熊十力这样的哲人，与一般学者和评论家读小说的区别，很少有学者和评论家舍身试水，将小说作为洗濯藏污纳垢自身的一池清水。
这是有原因的。熊十力一直坚持自己的“本心说”和“习心说”。这是熊十力的重要学说。也就是后来有人批判的唯心主义学说。他认为，“本心”是道德价值的源头，所以要坚持本心，寻找本心，发现本心。而“习心”则是从本心分化剥离出来的，是受到外界的诱惑污染的异化之心。所以，他说拘泥于“习心”，掩蔽了“本心”，从而偏离了道德的源头，便产生了善与染的分化。
在这里，又出现了“善”与“染”两种概念，这是熊十力特别讲究的两个名词。他说：“染即是恶。”“徇形骸之私，便成乎恶。”他说：“净即是善。”就是面对恶的种种诱惑“而动以不迷者”。
于是，他强调坚持“本心”，就要“净习”，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要和染出的种种恶，做自觉的抵制乃至斗争。所谓“净习”，就是操守、涵养、思诚，这些已经被很多聪明的现代人和“精致的知识分子”称为无用的别名，而早不屑一顾。熊十力却说：“学者功夫，只在克己去私，使本体得以发现。”只是，如今的学者和熊十力一辈学者，已不可同日而语。所谓学者功夫，早已经无师自通的“功夫在诗外”了。
作为我国新儒家的国学大师，熊十力的学说博大精深，很多我是不懂的。但是，这个“本心说”和“习心说”，还是可以多少明白一些的，因为不仅他说得十分清晰明了，而且具有现实意义。这不仅是他的哲学观，也是他的道德观，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哲学观和道德观。
明白了这一点，我们也就明白了，1946年，他的学生徐复观将他的《读经示要》一书送给蒋介石，蒋介石立刻送给他法币两百万元。熊十力很生气，责怪徐复观私自送书给蒋介石，拒收这笔款项，表现出一位学人的操守，亦即他所坚持的“本心”所要求的“净习”。后来，架不住徐复观反复劝说，熊十力勉强收下了，但马上将款转给了支那内学院，如此对金钱毫不沾手，可以称为“净”。
我们也就明白了，1956年，熊十力的《原儒》一书出版，得稿费六千元人民币。这在当时不是一笔小数目，他拿一级教授最高的工资，每月也只有三百四十五元。六千元，相当于他一年半的工资总额，在北京可以买一套相当不错的四合院了。但他觉得当时国家经济困难，他不要这笔稿费。后来，也是人们反复劝说，他坚决表示只拿一半三千元，不能再退让一步。
对于大多数世人追逐的名与利，熊十力有自己的见解和操守。他曾经说过这样一段有意思的话：“所谓功名富贵者，世人以之为乐也。世人之乐，志学者不以为乐也。不以为乐，则其不得之也，固不以之为苦也。且世人之所谓乐，则心有所逐而生者也。既有所逐，则苦必随之。乐利者逐于利，则疲精敝神于营谋之中，而患得患失之心生，虽得利而无片刻之安矣。乐名者逐于名，则徘徊周旋于人心风会迎合之中，而毁誉之情俱。虽得名，亦无自得之意矣。又且逐之物，必不能久，不能久，则失之而苦盖甚。”
这段话，熊十力好像是针对今天而特意说的一样。他说得多么的明白无误，名与利的追逐者，因为有了追逐（如今是名目繁多花样百出的追逐），苦便随之而来，因为那些都是熊十力所批判过的“习心”所致。志学者因为本来就没有想起追逐它们，不以为乐，便也不以为苦，而求得神清思澈，心地干净。万顷烟波鸥境界，九秋风露鹤精神，落得个手干净，心清爽，精神宁静致远。熊十力方才能够无论世事如何跌宕变化而心有定海神针，坚持他的著书立说，一直坚持到七十七岁时完成了他最后一部著作《乾坤衍》。在这本书中，他夫子自道：“余患神经衰弱，盖历五十余年。平生常在疾苦中，而未尝一日废学停思。……本书写于危病之中，而心地坦然，神思弗乱。”
只是如今就像崔健的歌里唱的那样：不是我不明白，是这世界变化快。熊十力所能做到的“神思弗乱”，已经让位于他所说的“逐”而纷乱如麻。这个“逐”，不仅属于他所说的世人，也属于不少志学者情不自禁的自选动作。不仅止于名与利，还要再加上权与色，如巴甫洛夫的一条高智商的犬，早知道以那条直线抄捷径去追逐他们所需要的东西。可怜熊十力的“本心说”，在他的“习心说”面前，已经落败得丢盔卸甲。
想起熊十力这些言说，便想起放翁曾经写过的诗句：“气节陵夷谁独立，文章衰坏正横流。”在这里，放翁说的文章并不只是说的文字而已，而是世风，说知识分子的心思，也就是熊十力所说的“习心”。有了这样“习心”的侵蚀，气节和操守方才显得那样的艰难和可贵。可以说，熊十力是这样在气节陵夷时候特立独行而远逝的一位哲人。
2017年9月15日于北京
岁月陶然
日子实在是有些不抗混。20世纪80年代，文学界最为活跃，现在想想，活跃得有点儿像打了鸡血，却也比现在单纯而值得怀念。算一算，三十来年过去了，那时候结识的朋友，现在还有来往的，所剩无几。陶然是硕果仅存的几个朋友之一。起码，对于我是这样，便越发珍重。
陶然重情重义。不管浮世、人事或人情如何跌宕，他始终如一，注重友情，比爱情更甚，真的世上少有。平日里，他在香港，我在北京，联系并不多，友情和爱情的不同，便在于不见得非要天天死缠一起，依然顽强地存在。友情如风，即使不看见，却始终在你的身边吹拂，而不是风向标，随时变换着方向，寻找着出路和归路。
我和他相识在80年代末，那时，他在香港办《中国旅游》杂志，后来，又主编《香港文学》。但是，他没有架子，没有那么多酒肉关系的吃喝玩乐，他的身份始终是一个，便是朋友。
每一次，他到北京，无论是开会，还是到他的母校北京师范大学，他总会约我见上一面，或清茶朗月，或白雪红炉，畅谈一番。那一年，我们相约在王府井见面，不过是在路南口的麦当劳随便吃了点东西，然后，我们边走边聊，顺便送他回住地。他住在通县靠近城东的一家宾馆，我们就沿着长安街向东，一直走到那里。那时，京通快速路还没有修通，路上没有那么多的车水马龙，或者有，我们只顾着聊天，没有听见市声的喧嚣。去年年底，他来北京参加作代会，看到花名册上有我的名字，给我打电话，想约上一见，可惜那时我正在呼和浩特姐姐的家中。电话里，他语气中颇多遗憾，却兄长一样关心叮咛，让我感受到塞外冬天难得的温暖。
前不久，他寄来他厚厚近五百页的新书《旺角岁月》（香港文学出版社2017年4月版），是他近年散文创作浩浩的集合。见不到他的日子，读他的作品，如同晤面。因融有感情，读起来格外亲切亲近，就像听他娓娓而谈。在这本新书中，他写人，写事，写景，一如过去的风格。有人的风格多变，有人的风格以不变应万变，陶然属于后者，为文，为人，互为镜像，高度统一。白居易有诗：万物秋霜能坏色。陶然难能可贵，是不随秋霜而变色，保持始终如一的眼观浮世，笔持太和的风格，静水流深，水滴石穿。
在这本新书中，他写香港，写大陆和台湾，也写很多世界的其他地方。在陶然的散文创作里，有着明显的地理概念，这是我们古人知行合一，神与物游的古典传统。凡是他足迹踏过的地方，他一般都会留下文字，这些文字，不是一般的到此一游的旅游笔记，而是留下他的心情如鲜花盛开，甩满身前身后幽深交叉的小径。
我最喜欢他写香港的篇章，自从他1973年从北京到香港，已经有四十余年了，自然对那里更富有感情，尽管他的文字清淡如水，却是一潭深水，而不是轻易便冒着泡沫溢出瓶口的汽水。他写第一次到香港下火车的尖沙咀火车总站，如今变为了红磡，只有钟楼尚在。他写第一次在香港看电影的国都戏院，如今已随两百余家戏院一起被关掉，代之而起的是商业楼盘。他写英皇大道旁的小山丘，如今早已经被炸掉，金城银行、麦当劳和地产公司耸然而立。他写街角店铺并非公共却供人方便使用的电话，如今已经进入网上新世界……他不动声色却又细致入微地道出了世风民情变化的同时香港的发展变化，他将地理的变化演绎融入了历史的沧桑感。
他也写香港的茶餐厅、咖啡馆、老街巷、街头艺人，写旺角响着音乐声的雪糕车、湾仔长在石墙缝隙间神奇的石墙树、大角咀的排长队的“车品品小食店”、油麻地平民的庙街……在这些篇章中，弥漫着浓重的怀旧色彩。但他以极其克制的笔调，写得那样的云淡风轻，大味必淡。看似平易至极的文字，却是精心打磨的。他注意炼字炼意，在这本书的前言中，他说过一句有意思的话：“一句足以传世的句子，就像梦露裙摆吹拂，一个镜头变成永恒。”这是他的追求。看他写大角咀夜市琳琅满目的小吃后，只是一笔便戛然而止：“我们刚晚饭，无意宵夜，便慢慢踱回去，春夜正在倾斜。”余味袅袅，写得真的是好。
他写他曾经住过四十余年的鲗鱼涌，写得最是富于怀旧的感情。文章开门见山，四十年前投奔姐姐，第一次到鲗鱼涌，而今旧地重游，他写道：“有轨电车叮叮当当从街当中穿过，这响声一直响着，见证了岁月渐渐老去。”结尾又写到有轨电车：“那叮叮当当了超过百年的有轨电车依然，车身尽管不断变换，广告也五花八门，但电车依旧从东到西，再从西到东，不紧不慢，贯穿香港岛，静静笑看风云。”他总是能找到寄托自己情感的东西，这一次，他找到了老有轨电车，他便将自己哪怕在心中再翻江倒海的情感，也化为涓涓细流，不紧不慢，静静地流淌。可以说，这就是他一贯的风格。
我说他是一个重情重义的人，无论对人对事对景，对再琐碎的事物，都是如此。这样性情的人，怀旧之情，便常会如风吹落花，飘时犹自舞，扫后更闻香。拥有一支这样静穆情深之笔的人，是幸福的。在这样的笔下，岁月陶然，心亦陶然。
2017年8月29日于北京
总有人会让你想起
鲁秀珍已经去世好长时间了。退休之后，和外界联系很少，消息闭塞，前不久我才知道她过世了。记得她退休几年之后有一年的春节前夕，她给我写来一封信，信中寄来她手绘的贺年卡。她画得不错，退休之后，她喜欢上了丹青，以后，几乎每年的春节前夕，我都会收到她寄来的手绘贺卡。
看到第一封信的信封，是从上海一个叫作万航渡的地方寄来的。当时，我还有些奇怪，她家一直在哈尔滨，怎么跑到上海去了？看信才知道，退休之后几年，她一直忙乎搬家，最后，终于卖掉了哈尔滨的房子，住到她先生家乡上海万航渡的新房子里。
我给她回了信，附了一首打油诗：人生草木秋，转眼白谁头。今日万航渡，当年一叶舟。烟花三水路，风雪七星洲。犹自思老鲁，黄浦江旧流。
诗中说了一件我和她都难以忘记的往事。那是1971年的冬天，我在北大荒，在大兴岛上一个生产队里喂猪，在猪号寂寞的夜里无事干，写了一篇散文《照相》，发表在我们《兵团战士报》上，怎么那么巧，被她看到。当时，她正参与筹备《黑龙江文艺》（即原《北方文学》）的复刊工作，觉得我的这篇散文写得不错，但需要好好打磨，便独自一人跑到北大荒找我。
她比我正好大一轮，那一年，我二十四岁，她三十六岁。怎么那么巧，都是我们的本命年。
虽都在黑龙江，但从哈尔滨到北大荒我所在的三江平原上的大兴岛，路途不近。那时，交通不便，我回家探亲时，要先坐汽车过七星河，到富锦县城，从县城可以在福利屯坐火车到佳木斯，也可以坐长途汽车到佳木斯，然后再搭乘火车到哈尔滨，最快也需要一天半的时间。我不知道她是怎么找到我所在的那个偏远的猪号的。因为我没有见到她，当时，我正休探亲假回到北京。不过，我可以想象，那个正满天飞雪刮着大烟泡的冬天，她一个人跑到那里是不容易的。我的诗里说“当年一叶舟”，肯定是没有的了，冰封的七星河上，她孤独的身影，在我的记忆里，永远是一幅画。有哪一个编辑，为一个普通作者，一篇仅有两千多字的小稿子，会跑那么远的路吗？幸运的我，遇到了。
她给我留下一封信，按照她很具体的修改意见，我将稿子改了一遍，寄给了她。第二年的春天，我的这篇《照相》刊发在复刊的《黑龙江文艺》第一期上。这是我发表在正式刊物上的处女作。
她写信给我，希望能够继续写，写好了新东西再寄给她。我想，要好好写，不辜负她。过了一年，1973年的夏天，我写了一组《抚远短简》，一共八则，觉得还算拿得出手，抄了满满三十六页稿纸，厚厚一沓，寄给了她。谁知一直没有收到她的回信。猜想，大概是我写得不好，没有入她的法眼。
这一年的秋末，父亲突发脑溢血去世，家中仅剩老母一人，我从北大荒赶回北京奔丧之后，没有回北大荒，等待着办“困退”回京。这一年的年底，她给我写来了一封挂号信，信中寄回我的那一组厚厚的稿子《抚远短简》。可惜，这封信转到我手里的时候，已经是1974年的开春。
我没有保存旧物的习惯，这封信和这篇稿，能保存下来，是因为我想按照信中所提的意见和要求，改好稿子，便没有丢。幸亏有她的这封挂号信，将她的这封信和我的这一组稿子，保留至今。这是我仅存的她写给我的一封信，也是我自己在北大荒写的稿子中仅存的一篇。我用的是圆珠笔，她用的钢笔，颜色居然一点没有减退，四十三年过去了，依然清晰如昨，这真的是岁月的神奇。
我很想把她的这封信抄录下来。尽管信中有那个时代抹不去的旧痕，但也看得出那个时代编辑的真诚与认真，对一个普通业余作者的关心和平等与期待。雪泥鸿爪，笺痕笔迹，至今看来，还会让我眼热心动，相信也会让今天的人心生感慨——
肖复兴同志：
您好！实在对不起，您的稿拖了这么久，一方面是忙于定稿，组稿，办学习班，未抓紧；另一原因，感觉此稿有些分量，要小说组传阅一下，结果就拖了下来。特向您致以深深的歉意！
您的《照相》在我刊发表后，引起较好的反应，认为您在创作上不落旧套，敢于创新，无论内容还是表现手法，都力求有自己的特点，这点很可贵，希望发扬光大。创作本不是“仿作”嘛！
《抚远短简》也有这个特点，是有所感而发，在手法上也有新颖之处：比较细致，含蓄，形象。
我们初步看法，供你修改时参考：
《路和树》，在思想上怎么区别当年十万官兵开垦北大荒？你们毕竟是在他们踏荒的基础上迈步的，但又要有知识青年的特点。这个特点显得不足。路——是否应含有与工农相结合的路之意，现在太“实”了。
《水晶宫场院》，如何点出人们不畏高寒，并让高寒为人民（打场）服务的豪情？没有从中再在思想力量上——给人思想启发的东西，如何加以发挥？
《珍贵的纪念品》，要点是衣服为什么今天穿？如写他今天参加入党仪式时候穿，好不好？——以这身衣服，连接起知识青年的过去和展示入党以后如何以此作为新的起点？……现在感到无所指，就显得有些造作了。
我们初步选了这三则“短简”，望您能把它改好，如有可能，最好在一月底二月初寄来，以便我们安排全年的发稿内容。
其他五则：
《第一面红旗》，寓意不十分清楚，谁打第一面红旗？写人不够。《普通的草房》，较一般，语言较旧。《战友》，亦然。《荒原上的婚礼》，场面多，思想少。《家乡的海洋》，较长。
这些就不用了。
最后，再嘱咐一点：修改时，要力求调子铿锵，时代感鲜明，现在，此文有时显得小巧，柔弱了些。
其次，要在每文和全文的思想深度上，多下功夫，通过形象来阐述一个什么哲理。现在，感到叙述抒情多了一些，思想力量不够。
祝作品更上一层楼！
这封信的最后只有“1973年12月23日”的日期，没有署上鲁秀珍自己的名字，而是盖了一个“黑龙江文艺编辑部”的大红印章，也算是富有那个时代的特色吧。
遗憾的是，我很想重新修改这篇《抚远短简》，但是，在北京待业在家，焦急等待调动回京的手续办理，一时心乱如麻，已经安静不下来修改稿子了。
我和她再续前缘，是八年后的事情了。1982年的夏天，我从中央戏剧学院毕业，和梁晓声等人一起组织了一个北大荒知青回访团，第一站到哈尔滨。《黑龙江文艺》（已经更名为《北方文学》）接待的我们。我第一次见到了鲁秀珍，我应该叫她大姐的，因为她和我姐姐年龄一样大，但是，习惯了，总是叫她老鲁，一样的亲切，尽管是第一次见面，却没有陌生感，一眼认出彼此，好像早已相识。
那一天中午，《北方文学》接风，长如流水的交谈伴着不断线的酒，热闹到了黄昏。本来我就酒量有限，那天，我是喝多了，头重脚轻，走路跟踩了棉花一样，摇摇晃晃。散席归来时，她始终搀扶着我的胳膊，尤其是过马路时，车来车往，天又忽然下起雨来，夕阳未落，是难得的太阳雨，很是好看，但路面很滑。她紧紧地抓住我，生怕有什么闪失。那一天细雨街头哈尔滨的情景，让我难忘，只要一想起哈尔滨，总会想起那一天傍晚时分的太阳雨，和紧紧抓住我胳膊的老鲁。
事后，她对我说：你喝得太多了，你的同学还等着你呢，我得把你安全地交到人家的手上啊！
那天，我的同学，也就是我在《照相》里写的主人公，从下午一直坐在《北方文学》编辑部老鲁的办公桌前等着我，等着我到她家去吃晚饭。老鲁把我交到她的手上，仍然不放心，又紧紧地抓住我的胳膊，把我们两人送到公共汽车站。
人生在世，会遇到不少人，从开始的素不相识，到后来的相识，以至相知。相识的人，会很多，但相知的人很少。相知的人，彼此相隔再远，联系再少，也常会让人想起，这就是人的记忆的特殊性。因为在记忆中，独木不成林，必须有另一个人存在，才会让遥远过去中所有的情景在瞬间复活，变为了鲜活的回忆。对老鲁的回忆，我总会有两种语言，或者两种画面：一种是雪（四十四年前北大荒的雪），一种是雨（三十五年前哈尔滨的太阳雨）；一种是画（退休后手绘的贺卡），一种是笔（四十三年前的信）；一种是我，一种是你，亲爱的老鲁！
2017年8月13日于北京雨中
送给诗人的礼物——苏金伞先生逝世二十周年纪念
端午节那天，我在郑州火车站。候车大厅里人非常多，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座位，坐下等车回北京。离开车时间还早，正好书包里有苏金伞的小女儿刚刚送我的一本《苏金伞诗文集》。书很厚，苏金伞先生一辈子的作品，都集中在这里了。
苏金伞是河南最负盛名的老诗人，他的诗，我一直都喜欢看。最早读他的诗，已经忘记是在什么时候了，记得题目叫作《汗褂》，这个叫法，在我的老家也这么叫，我母亲从老家来北京很多年，一直改不掉这种叫法，总会对我说：“赶紧的，把那个汗褂换上！”所以，一看题目就觉得亲切，便忘不了。忘不了的，还有那像汗褂洗得掉了颜色一样朴素至极的诗句：“汗褂烂了，改给孩子穿；又烂了，改作尿布。最后撕成铺衬，垫在脚下，一直踏得不成一条线……”
赶紧从书中先找到这首诗，像找到了多年未见的那件汗褂。跳跃在纸页间的那一行行诗句，映射着苏先生熟悉的身影，映衬着逝去的岁月，才忽然想到，今年，苏金伞先生去世整整二十年了，日子过得这样快！心里一下子有些莫名的感喟，不知是为什么——为苏先生？为诗？还是为自己？
苏金伞先生是1997年去世的。真正的诗人是寂寞的。苏金伞先生的去世是很寂寞的，只是在当地的报纸上和北京上海几家有关文学的报刊上发了个简短的消息。记得那时当地的领导忙于开别的会议，没有参加他的追悼会，有文人愤愤不平，给当地的领导写了一封信，直言不讳地批评他们，讲到艾青逝世时国家领导人还送了花圈，苏金伞是和艾青齐名的老诗人呀，他不仅是河南人民的骄傲，也是中国诗坛的一株枝繁叶茂的老树。
这些话是没有错的。作为中国新诗的奠基者，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应该是和艾青齐名的。从20世纪20年代就开始写诗，一直写到九十岁的高龄，仍然没有放下他的笔。一直到现在，我依然清晰地记得，在他逝世前一年年底的第12期《人民文学》上，他还发表了《四月诗稿》，那是他写的最后的诗了。
我在书中又找到《四月诗稿》，这是一组诗，一共五首，第一首《黄和平》，写的是一种叫作黄和平的月季：“花瓣像黄莺的羽毛一样黄，似鼓动着翅膀跃跃欲飞，我仿佛听见了黄莺的啼叫声，使我想起少年时，我坐在屋里读唐诗，黄莺在屋外高声啼叫，它的叫声压住了我的读书声。现在黄莺仍站在窗台上歌唱着，可我不是在读诗，而是在写着诗，月季花肯定是不败落的了。”很难想象这样美好的诗句是出自九十岁老人之手，轻盈而年轻，如黄莺一样在枝头在花间在诗人的心头跳跃。“月季花肯定是不败落的”，说得多好。有诗，月季花就肯定不会败落。这是只有诗人的眼前才会浮现的情景。
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苏金伞先生没有等到那一天的到来，临终之际他用含混不清的声音对他的大女儿说，他要写一首香港回归的诗，他都已经想好了……他就是这样的一个诗人，是真正意义上将诗和生命和时代融为一体的诗人。他曾经有一首诗，名字叫作《我的诗跟爆竹一样响着》，实际上，在他一辈子漫长的岁月里，他的诗都是这样跟爆竹一样响着。可以这样说，在目前中国所有的诗人中，除了汪静之等仅有的几位写了那样漫长岁月的诗，恐怕就要数他了；而坚持到九十一岁的高龄将诗写到生命的最后时刻的诗人，恐怕只有他了。苏金伞是我们全国诗坛和文化的财富。这话一点儿不为过。
在一个不是诗的时代，诗集却泛滥，这在当今中国诗坛实在是一个颇为滑稽的景观。只要有钱，似乎谁都可以出版诗集，而且能出版得精装堂皇，诗集可以成为某些老板手臂上挽着的“小蜜”，或官员晚礼服上点缀的花朵。苏金伞没有这份福气。虽然，在20年代，他就写过《拟拟曲》、30年代就写过为抗战呐喊的《我们不能逃走》、40年代又写过《无弦琴》等一系列脍炙人口的诗篇，曾获得朱自清、叶圣陶、闻一多等人的好评。在现当代中国诗歌史上，谁也不敢小觑而轻易地将他迈过。
我在书中翻到了这几首诗重读。《我们不能逃走》里的诗句：“我们不能逃走，不能离开我们的乡村。门前的槐树有祖父的指纹，那是他亲手栽种的……”还是让我感动，好诗是从心底流淌出来的，没有落上时间的尘埃。但是，只因为这首诗当年发表在胡风主编的《七月》杂志上这样一条原因，苏金伞被打成右派，落难发配到大别山深处。
我又找到我特别喜欢读的他的那首诗《雪和夜一般深》。那是刚刚粉碎“四人帮”之后不久，80年代初的作品，我是在《人民文学》杂志上读到的。记忆中的诗句，和记忆中的人一样深刻。“雪，跟夜一般深，跟夜一般寂静。雪，埋住了通往红薯窖的脚印。埋住了窗台上扑簌着的小风。雪落在院子里带荚的棉柴上。落在干了叶子的苞谷秆上，发出屑碎的似有似无的声音，只有在梦里才能听清……”读这样的诗，总能让我的心有所动。我曾想，在经历了命运的拨弄和时代的动荡之后，他没有像有的诗人那样愤怒亢奋、慷慨激昂、指点江山，而是一肩行李尘中老，半世琵琶马上弹的沧桑饱尝之后，归于跟夜一样深跟雪一样静的心境之中，不是哪一位诗人都能够做到的。这样质朴的诗句如他人一样，他的老友、诗人牛汉先生在他诗文集总序中说：“我读金伞一生的创作，最欣赏他30年代和80年代的诗，还有他晚年的‘近作’。它们真正显示和到达了经一生的沉淀而完成的人格塑造。这里说的沉淀，正是真正的超越和升华。”这是诗的也是人生的超越和升华，不是每一个诗人都有这份幸运。
但是，有了这份幸运又能如何呢？徒有好诗是无用的！如他一样的声望和资历，在有的人手里可以成为身价的筹码、进阶的梯子，在他那里却成了无用的别名。他一辈子只出版过6本诗集，1983年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苏金伞诗选》，十年后1993年在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苏金伞新作选》，到1997年去世，再无法出版新书。原因很简单，经济和诗展开肉搏战，诗只能落荒而逃。出书可以，拿钱来。一家省级出版社狮子大开口要好几万，北京一家出版社有恻隐之心便宜得多了，但也要六万元。应该说，苏金伞也算一位大诗人，出版一本诗集，竟如此漫天要价，在我看来简直有些敲诈的味道。幸亏河南省委宣传部拨款五万元，才有了正式出版的诗集。作为一个以笔墨为生的诗人，在晚年希望看到自己最后一部诗集，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心境。我禁不住想起他在以前写过的一首诗中说过的话：“眼看着苹果一个个长大，就像诗句在心里怦怦跳动；现在苹果该收摘了，她多想出一本诗集，在歌咏会上朗诵。”可惜，在他临终之际，他也未能看到他渴望的新诗集。苹果熟了，苹果烂了，他的诗集还未能出版。我可以想象得到，诗人临终之际是寂寞的。
其实，我和苏金伞先生只有一面之交。那是1985年的5月，我到郑州参加一个会议，他作为河南省文联和作协的领导来看望我们，听我说我出生在信阳，离他落难大别山的地方不远，相见甚欢，邀请我到他家做客。临别那天，天下起雨来，他特地来送我，还带来他刚刚写好的一幅字。他的书法很有名，笔力遒劲古朴，写的是他刚刚完成的一首五绝：“远望白帝城，缥缈在云天。踌躇不敢上，勇壮愧萧乾。”他告诉我，前不久和萧乾等人一起游三峡，过白帝城，萧乾上去了，他没敢爬。萧乾比我还小四岁呢。他指着诗自嘲地对我说。那一天的晚上，他打着伞，顶着雨，穿着雨鞋，踩着泥，一直把我送到开往火车站的一辆面包车上。那情景，怎么也忘不了。那一年，他已经七十九岁高龄了。
我再也没有见过苏金伞先生，但是，我们一直通信，一直到他去世。我们可以说是忘年交，他比我年长四十一岁，是我的长辈，却一点架子也没有，一直关心我，鼓励我。他属马，记得那一年，他八十四岁，本命年，我做了一幅剪纸的马，寄给了他，祝他生日快乐。他给我回信，说非常喜欢这张剪纸的马，他要为这张马写一首诗。想起这些往事，我的眼睛有些湿润，书页上的字也有些模糊，仿佛一切近在眼前，一切又遥不可及，一片云烟迷离。
竟没有发现一个十来岁的小姑娘，已经站在我的身旁一会儿了。她看我从书中抬起头来望着她，递给我一张硬纸牌，上面写着“为残疾孩子捐赠”几个大字。我很奇怪，候车大厅里的人非常多，她怎么一下子选中了我？我问她，她是个聋哑孩子，但是从我的连比画带说中明白了我的意思。她笑着指指我手中的《苏金伞诗文集》。那意思是看苏金伞的诗的人，应该有爱心。我也笑了，掏出一百元交给了她。她把钱装进书包里，顺便从书包里掏出一根鲜艳的线绳。我知道，这是用黑白黄红绿五种颜色的细线编成的，所谓五色，对应的是五毒，这五色线，可以系在手腕上，专门在端午节为驱赶五毒，平安祈福的。她帮我把这端午节的五色线系在我的手脖子上。我觉得这是端午节缘于一本《苏金伞诗文集》而得来的礼物，端午节又是纪念诗人的节日，这应该是冥冥之中送给苏金伞先生的礼物。
2017年7月20日于北京
想起李冠军
如今，作家的泛滥和贬值，谁还记得中国曾经有一个名字叫李冠军的作家呢？
我一直觉得，散文是孩子文学阅读的最佳选择。我自己的少年时代最初阅读的正是散文。记得刚上初一不久，偶然之间，我买到一本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署名李冠军的散文集《迟归》。这本薄薄的小书，让我爱不释手，一连读了好几遍。书中的散文全部写的是校园生活，里面所写的学生和我的年龄差不多大，老师和我熟悉的人影叠印重合。
至今依然清晰地记得书中第一篇文章《迟归》的开头：“夜，林荫路睡了。”感觉是那样的美，格外迷人。一句普通的拟人句，在一个孩子的心里升腾起纯真的想象。
文章写的是一群下乡劳动的女学生回校已经是半夜时分，担心校门关上，无法回宿舍睡觉。谁承想刚走到校门前，校门开了，传达室的老大爷特意在等候她们呢，出门迎接她们时却说：“睡不着，出来看看月亮！”女孩子们谢过他后跑进校园，老大爷还站在那里，望着五月的夜空。文章最后一句写道：“这老人的心，当真喜欢这奶黄色的月亮？”
已经过去了五十多年，一切却都恍若目前。尽管现在看，这位老人说的这句话，有些做作和多余。但是，在当时，那个少年眼里的五月夜晚，那个奶黄色的月亮，那个传达室的老大爷，弥漫起一种美好的意境，总会在我的心中浮动，让我感动。
读完这本书，我抄录了包括《迟归》在内的很多篇散文。那情景，仿佛就发生在昨天。抄录的文章，尽管钢笔纯蓝色的墨水痕迹已经变淡，却和记忆一起清晰地保存至今。
可以说，这本薄薄的散文集，让我迷上读书进而学习写作。从那以后，我读了很多散文，在初三的那一年，我读到韩少华的《第一课》《考试》《寻春篇》《就九月一日》，写的也都是校园的生活，也都是以优美的文笔，美好的心地，书写校园里我所熟悉的老师和同学。韩少华的这几篇文章，我也都抄录了下来。可以说，新中国成立以来，李冠军和韩少华是校园散文的开创者，因为到现在，也还没有如他们二位一样以散文的形式认真而专注地书写现在进行时态的中学校园生活。而最早结集成书的，只有李冠军的《迟归》。
我长大也开始写作以后，在20世纪80年代，结识了韩少华，曾经向他诉说了我的这一段阅读经历，表达了我对他和李冠军的敬重和感谢。他对我说，李冠军是他二中读书时的中学同学。中学毕业以后，他到天津当中学老师，可惜，他过世得太早。
我这才知道，李冠军一直在天津当中学老师，难怪他散文写的校园，那么充满生活的气息。以后，很多的时候，我常常会想起从未见过面的李冠军。他和韩少华一样的年纪，如果他还活着，今年八十四岁了。可是，如今，不要说在全国，就是在天津，会有多少人记得李冠军呢，记得他的那本薄薄的散文集《迟归》呢？文坛是个名利场，势利得很。
是的，文学的品种有很多，除散文，还有诗歌、小说、戏剧、评论等。但是，我还是要说，在一个孩子最初的阅读阶段，走出童年的童话阅读，最适合少年时代的，便是散文阅读。散文，尤其是写孩子的生活或和孩子的生活相关联的散文，因对其内容亲近而亲切，更容易让孩子接受；因其篇章短小而精悍，更利于孩子吸收。无论是对于培养孩子的阅读和写作的能力，还是培养孩子审美和认知能力，或是提高孩子的智商和情商，尤其是情商，散文都具有其他文体起不到的独特作用。散文是孩子成长路上最便当最适宜的伙伴，就像能够照见自己影子的一面镜子，能够量出自己长没长高的一种很有意思的参照物。
想起我的少年时代，如果没有最初和李冠军的邂逅，当然，我一样可以长大，但我的少年时代该会是缺少了多么难忘的一段经历和一种营养。我和他在散文中激荡起的浪花，是那样的湿润而明亮。那段经历，洋溢着只有孩子那种年龄才有的鲜活生动的气息。在这样文字的吹拂下，会让自己的情感变得细微而柔韧，善感而美好，如花一样摇曳生姿，如水一样清澈见底。
从某种程度而言，一个人的成长史就是阅读史。可以这样说，童年属于童话，少年属于散文，青春属于诗和小说。那么，一个孩子独有而重要的少年时代的成长史，其实就是他或她的散文阅读史。
想起李冠军，心里总会充满感谢和感动。
2017年4月23日世界读书日于北京
悬解终期千岁后
熊十力是当代大儒，当年，他曾在梁启超主编的《庸言》杂志上发表文章，批判佛教思想。当时，梁漱溟两次自杀，舍身求法，一心向佛，笃信非常，岂容熊十力如此亵渎佛门？便发表长文《究元决疑论》，指名道姓痛斥熊十力愚昧无知，词语尖利，如火击石。战火挑起来了，学界一时大哗，熊梁二位，都是大家，各自拥有的学问和文字，都是各自手中的利器，不知会出现什么情况。
谁知，没有出现人们料想的战火。熊十力认真读完梁漱溟的文章之后，并没有动肝火，相反觉得梁漱溟骂得并非没有道理，于是他开始认真钻研佛教，但道理究竟在何处，他一时尚未闹清。于是，他修书一封给梁漱溟，希望有机会晤面细谈请教。梁漱溟很快回信，欣然同意。两人这一年便在梁漱溟借居的广济寺会面，相谈甚欢，相见恨晚，一语相通，惺惺相惜。
从此，两人建立了长达半世纪之久的友谊，这一切成为令人钦佩而羡慕的佳话。新中国成立之后，梁漱溟遭受批判，熊十力多次站出来为梁漱溟说话，显示出一介书生肝胆相照的勇气。而梁漱溟在熊十力最为落寞、学术界毫无地位可言的晚年，不仅写出《读熊著各书书后》，并且摘录《熊著选粹》，极力张扬熊说，以示后学，显示出高山流水难能的知音相和之情和患难与共的友情。
马一浮是当代另一位大儒，熊十力和他的交往，也很有意思。马一浮是有名的清高之士，孤守西子湖畔，唯有和梅妻鹤子、朗月清风相伴，凡人不见。熊十力托熟人引见，依然不果。但是，学问的吸引，惺惺相惜，渴望相见之情愈发强烈，想不出更好的法子，熊十力便径自将自己的《新唯识论》寄给马一浮，希望以彼此相重的学问开路，从而叩开马一浮的西子之门。谁知，数十日过去，泥牛入海，依然是潮打空门寂寞回。
正值熊十力失望的时候，忽然自家屋门被叩响，告诉他有人来访，他推门一看，竟是马一浮。马一浮正是读完他的《新唯识论》后，对他刮目相看的，同梁漱溟一样，和他相见恨晚，相谈甚欢。彼此对于学问的共同追求，是搭建在相互心之间最后的桥梁，再遥远的距离，也就缩短了。从此，两人结下莫逆之交，后来，《新唯识论》一书便是马一浮题签作序出版的。
但是，再好朋友也是两人相处，绝非一人是另一人的影子，更何况都是各持一方学问的大家，性情中人，自尊和自傲之间，矛盾和摩擦总在所难免。
抗战时期，马一浮在四川乐山乌尤寺办复性书院，请熊十力主讲宋明理学，熊十力作了开讲词并备好讲义，没想到和马一浮在一些问题上发生了分歧。学问家各自的学问，都是视之为生命的，楚河汉界，各不相让。争论之下，各执一词，坚持己见，谁也说服不了谁，居然闹得不可开交，一时竟无法共事，不欢而散。这是谁也没有料想到的结局，谁也不想看到的结局，同时，又是无法避免的结局。
可贵的是，事后两人没有意气用事，而是都冷静下来，和好如初。不同的见解，乃至激烈的争论，对于上一代的学问家，不会影响彼此的友情，相反常是友情能够保鲜和恒久的另一种营养剂。
1953年，熊十力七十岁生日时，马一浮特写下一首七律，回顾了他们几十年的友谊：“孤山萧寺忆清玄，云卧林栖各暮年。悬解终期千岁后，生朝常占一春先。天机自发高文载，权教还依世谛传。刹海花光应似旧，可能重泛圣湖船。”在这首诗中，马一浮还在说当年争论的事情呢，而且，不止是一次的争论，一直都没有和解，一直都在各自心里坚持，和解是要“悬解终期千岁后”。但是，这样的争论没有影响他们之间的友情，这首诗中传达出马一浮对熊十力的友情，让熊十力非常感动。熊十力很珍视马一浮的这首诗，一直到晚年还能背诵得很熟。
名人之所以被称为名人，在于他们各有各自的学问，也在于他们各有各自的性格。按研究这些大儒的学者分析，就性格而言，熊十力和马一浮相比，一个“简狂”，一个“儒雅”；熊十力和梁漱溟相比，一个有似于《论语》中所说的“狂”，一个则如《论语》中所说的“狷”。学问的不同，没有门户之见；文人之间，不仅不是只重自己的学问，还可以寻求“求己之学”，相互渗透的志趣。性格的不同，不是有你没我，而是可以获得“和而不同”，互补相容、相互裨益的效果。那学问里方如大海横竖相同，那性格里包容的胸怀，方才令人景仰。
如今，我们学界和文坛，没有这样“悬解终期千岁后”的争论，只有甜蜜蜜的评论，我们便当然也就没有熊十力和梁漱溟、马一浮这样的大师。
2017年3月12日于北京
名花零落雨中看
北大哲学教授贺麟，命运极具戏剧性。因新中国成立前上书蒋介石万言书受到蒋的八次接见，有如此前科，注定在新中国成立之后那一场接一场思想改造运动中的命运，在劫难逃。一开始，贺麟即被管制，却固守老派文人之风，不合时宜地坚称蒋介石为蒋先生。但是，三反和土改运动后，他交出万言书底稿，开始说：“现在我要骂蒋介石为匪了。”不过短短几年的工夫，态度之变，判若霄壤，可以看出运动的威力与压力之大。
如果说此时贺麟的表态尚迫于压力多少并不从心，到了1954年，批判胡适和俞平伯运动中，他的命运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变化之因，缘于一篇批判稿，阴差阳错刊登在《人民日报》上。一篇普通的批判稿，能够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不仅等于他自己的政治表态，也等于对他政治上的肯定，而在此之前，他还被批为思想糊涂。如此意外受到表扬，让他惊喜万分，内心的天平发生了倾斜，一下子觉得自己有政治地位了，由此对胡适和俞平伯批判的态度更为积极。
这由一场意外而导致的悲喜剧，几乎完全异化并扭曲了贺麟这样一位老派知识分子的性格，却可以看出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在政治运动之中的心态和表现，无奈之中渗透着可悲，残酷之中演绎着荒诞。
如果再看贺麟在运动中的另一种表现，更能够看出知识分子性格在客观政治斗争中的扭曲轨迹。他很长一段时间里坚持黑格尔学说，从在论战中顽固坚持己见，到后来对风雨欲来要整自己的担心，到照本宣科苏联专家的课程的违心，到党支部在他家开会帮助他，他以啤酒点心招待后的舒心，从此开始了对黑格尔的批判。从担心到违心到舒心，贺麟的这种从性格到学术到政治的三级跳，我们会看到那场运动的丰富性和人的心路历程的复杂性。贺麟从行为伴随着思想转变的轨迹，有着命运阴差阳错的因素，更有与对同样是北大哲学教授冯友兰等人残酷批斗方式不尽相同的怀柔政策，攻心为上的作用，贺麟便也顺坡下驴，不惜或不自觉地以牺牲性格与知识为代价。
应该说，贺麟这种命运是带有悲剧性的。这种悲剧性，不仅属于个人，更属于这个群体的一代人甚至几代人。想起刚刚读完许纪霖的《中国知识分子十论》，他在引徐复观“道尊于势”的论述后说过的话：“中国知识分子依赖的‘道统’，就与西方的传统不一样，它不是通过认知的系统和信仰系统，而是通过道德人格的建立以担当民族存在的责任。”我国知识分子这种先天不足的人文传统，其内在德行的“自力”，外在宗教与法律的“他力”，在突变的政治旋涡中就会显得格外脆弱，常常会如风浪颠簸中的一叶扁舟不知所从。所以鲁迅先生在论柔石的小说《二月》里的肖涧秋时，就说过知识分子在河边衣襟上沾一点水花就容易落荒而走。知识分子自身性格的软弱，便不是一两个人的事情了，也不是一时两时的事情了。特别是看到贺麟的命运，想如果换成自己，也处于那个时代和他同样的位置上和处境中，性格与心路历程恐怕会和他一样，而命运也就更会无可奈何地相同。这恰恰是让我不寒而栗的地方，是值得所有愿意称自己为知识分子的人警醒的地方。
这是我读完陈徒手的一本新书《故国人民有所思》和许纪霖的一本旧书《中国知识分子十论》后最大的感想。我赞同许纪霖的说法：“知识分子的性格就是其所生存其间的民族文化性格。”在以往描写知识分子命运的书籍中，无论是社科类还是文学类，大多写的是政治斗争的残酷性，更多笔墨同情知识分子挨整的悲惨命运，很少去揭示知识分子自身性格的软弱性，便也缺乏对我们民族文化性格的进一步触及，而使得这一类图书仅仅成了政治表面的记述和回顾，材料大同小异的罗列与重复。
放翁有诗：志士凄凉闲处老，名花零落雨中看。贺麟的命运，虽然是已经翻过一页的历史，希望能够成为作为知识分子自省的一面镜子，而不只是作为今天闲处老来的一点感喟，雨中落花的一点兔死狐悲。
2013年12月14日于北京
文人的友情
去华西坝那天，阳光格外灿烂。尽管如今一条宽阔的大马路将其一分为二，但还是切割不断它的漂亮。1910年，美英加三国五个基督教会联合在这里建立了华西协和大学，华西坝的名字，成为成都人为学校起的一个亲切的小名。
如今，校园虽有了变化，但嘉德堂、合德堂、万德堂、懋德堂、怀德堂几个“德”字堂还在。苏道璞纪念馆还在。最重要的钟楼还在。这是当年华西协和大学的标志性建筑。钟楼的前面是一条长方形的水渠，水前是一块小型的广场，水边是绿茵茵的草坪和柳树掩映。钟楼后面是半月形的爱情湖，湖畔绿树成荫，一下子，满湖满地的花阴凉和清风，幽静得把阳光和不远处大街上车水马龙的喧嚣都融化在湖水之中了。
忍不住想起了陈寅恪当年写华西坝的诗，几乎成了华西坝的经典：“浅草方场广陌通，小渠高柳思无穷。”
想起陈寅恪，是因为到华西坝来还有另一个目的：访前贤旧影。抗战期间，中央大学、金陵大学、金陵女子大学、齐鲁大学和燕京大学五所大学从内地迁到华西坝。这是华西坝最鼎盛的时期，可以和昆明的西南联大媲美。当时，名教授云集华西坝，陈寅恪受聘燕京大学和华西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将女携妻从桂林一路颠簸来到成都，教授魏晋南北朝史、元白诗等，是那时学生的福分，成为他们永恒的回忆。
在华西坝，陈寅恪一共待了一年九个月的时光。这一年九个月里，发生了两件大事，一件是迎来了抗战的胜利。他曾喜赋诗道：“降书夕到醒方知，何幸今生见此时。”又忧心忡忡：“千秋读史心难问，一局收枰胜属谁。”一件便是他的眼疾，来成都之前，他的右眼已坏，在华西坝，他的左眼失明。
如今，已经很难想象那时如陈寅恪这样有名教授的生活艰辛了。虽然，来华西坝，他有两份教职，却依然难敌生计的捉襟见肘。他有这样的诗：“日食万钱难下箸，月支双俸尚忧贫。”加之目疾越发严重，弄得他的心情越发不堪。他五十六岁的生日是在华西坝度过的，那一天，他写下了这样苍凉的诗句：“去岁病目实已死，虽号为人与鬼同。可笑家人作生日，宛如社祭奠亡翁。”
这样的时刻，越发凸显陈寅恪和吴宓的友情，正如杜诗所说：谁肯艰难际，豁达露心肝？在华西坝，我找到了陈寅恪当年教书和居住的广益学舍，很好找，出学校北门，过条小街便是。小街依旧，广益学舍部分也还在，关键是陈寅恪当年住过的地方还在，现在成了幼儿园。不巧的是，恰逢星期天，幼儿园铁门紧锁，无法进去。只好扒着门栏杆看那座小楼，和校园的建筑风格一致，也是青砖黑瓦、绿窗红门，由于为幼儿园用，被油饰得艳丽，簇新得全然不顾当年陈寅恪已经看不到这样的美景了。
那时候，吴宓经常从自己家来这里，或从医院陪陈寅恪回这里来。从吴宓日记里可以看到，在陈寅恪住院治疗眼疾的那些日子里，特别是陈妻病后，吴宓天天到医院陪伴。有时候，吴宓把写好的诗带到病房读给他听：“锦城欣得聚，晚岁重知音。病目神逾朗，裁诗意独深。”当时吴宓身兼数职，收入比陈寅恪好，便拿出万元做陈家家用。陈寅恪离成都赴英国治疗眼疾时，吴宓是要护送前往的，不承想临行前自己突患胸疾，只好忍痛相别。
在幼儿园铁门栏杆前，想起这些前尘往事，心里为那一代学人的友情感动和感喟。
1961年，吴宓到广州，和陈寅恪见最后一面。那时，陈寅恪沦落于中山大学一隅，已是门前冷落车马稀。陈寅恪有诗相赠：“暮年一晤非容易，应做生离死别看。”
那一年的夏天，我到中山大学，找到陈寅恪旧居访旧，房子破旧却依然健在，四周树木蓊郁，似乎和1961年一样。禁不住想象当年两个小老头相见又分手的情景，让我想起放翁晚年和老友张季长的旷世友情，放翁曾有这样一句诗赠张：“野人蓬户冷如霜，问讯今惟一季长。”几百年间，文人的境遇竟是一样，文人的友情也竟是一样。
2012年11月于北京
怀念萧平
一直到今天，才知道萧平已经不在了，两年前2014年的2月就去世了。我真的惭愧自己消息的闭塞，竟然一点都不知道。想起今年年初到美国看孩子，在印第安纳大学的图书馆里，偶然间看到萧平的《三月雪》，颇有点他乡遇故知的感觉。谁会想到呢，他已经不在了。
翻看年初读《三月雪》时随手做的笔记，抄录书中的片段，那一天细雪飘洒的傍晚，从图书馆里把那本《三月雪》借来重读的情景，一下子恍若目前。这是一本只有一百多页薄薄的小书，197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新版。虽是新版，封面和旧版却完全一样，浅蓝色的封底，衬托着一束清新淡雅的白色三月雪花瓣。书显得很新，和我当年在新华书店的书架上最初见到它时，一模一样。只是里面多了两篇小说，感觉不过是多年不见的老朋友，个子长高或是腰围长胖了一点儿而已。
1964年，我读高一，买过一本《三月雪》，是1958年作家出版社的初版本，里面只有六篇短篇小说，其中最有名也让我最难忘的，是《三月雪》和《玉姑山下的故事》。年初重读，忍不住先读这两篇。《三月雪》第一节开头写道：“日记本里夹着一枝干枯了的、洁白的花。他轻轻拿起那枝花，凝视着，在他的眼前又浮现出那棵迎着早春飘散着浓郁的香气的三月雪，蓊郁的松树，松林里的烈士墓，三月雪下牺牲的刘云……”一下子，又带我进入小说所描写的战争年代；同时，也带我进入我自己的青春期。这段话，我曾经抄录在我的笔记本上，五十二年过去了，许多东西都丢了，那个笔记本还在，纯蓝色的墨水痕迹还清晰地在本上面跳跃。那时候，我十六岁多一点儿。
《三月雪》和《玉姑山下的故事》，写的都是战争年代的故事。在20世纪50年代，与同时代同样书写战争的小说的写法不尽相同。萧平是把战争推向背景，把更多的笔墨放在了战争中的人性和人情上。将战争的残酷，和人性中的微妙，有机地调和在一起。浸透着战争的血痕，同时又盛开着浓郁花香的三月雪，可以说是萧平小说显著的意象，或者象征。可谓一半是火，一半是花。 这两篇小说的主角，不是叱咤风云的大人或小英雄，都是小姑娘，清纯可爱，和庞大而血腥的战争，仿佛有意做着过于鲜明的对比。《三月雪》中，区委书记周浩很喜爱这个聪明伶俐的十一二岁的小姑娘，在离别前小娟孩子气地和他商量好，骗妈妈说要跟周浩一起走，走了几步，又跑回去告诉了妈妈真相，怕妈妈担心的那一段描写，现在读来还是那样的可亲可爱。
这应该是后来批判小说宣扬“人性论”和“战争残酷论”的重要证言或说辞，却也是当年最让我心动之处。《三月雪》中的小娟和妈妈在战争中相依为命又相互感染的感情，是写得最感人的地方。有了这样的铺垫，妈妈牺牲之后，小娟到三月雪下妈妈的墓前的场景，才格外地凄婉动人。“天上变幻着一片彩霞。一只布谷鸟高声叫着从晴空掠过。”“墓上已生出一片绿草，墓前小娟亲手栽的幼松也泛出新绿，迎风轻轻摇摆着。”三月雪的花朵和彩霞和绿草和松树连成一片，成为我青春期一幅美丽的图画。
《玉姑山下的故事》中的小姑娘小凤，比小娟大几岁，应该和当初读小说时的我年龄相仿。小凤与小说中的“我”发生的故事，将青春期男女孩子之间情窦初开的朦胧感情，写得委婉有致。特别是放在战火硝烟的背景之中，这样的感情如鲜花一样开放，如春水一样流淌，却是极易凋零和流逝，便显得格外揪心揪肺。这在当时描写战争的小说中，是难得一见的。其异于当时流行的铁板铜钹而别具一格的阴柔风格，是格外明显的。
四年未见的一对男女孩子，再次见面时，小凤“手扯着一枝梨花，用手一个瓣一个瓣地向下撕扯着”。当初读时就觉得萧平写小姑娘，总不忘用花来做映衬，上一次是用三月雪，这一次用梨花，足见他对小姑娘的怜爱，也足见他格外愿意以鲜花来对比炮火硝烟，而格外珍惜人性之花的开放。这篇小说最迷人之处是晚上的约会，“我”的渴盼，小凤没去后“我”到梨园找她时一路的心情和想象……那一番极其曲折又微妙难言的情感涟漪的泛起，写得一波三叠，质朴动人。重读时候，还是让我感动。感动的原因，还在于第一次读它的时候，我也正在悄悄地喜欢一个小姑娘。我曾经把这篇小说推荐给她看过。
小说结尾，小凤成了一名战士，骑着一匹红马从“我”身旁驰过，“我想叫住她，可是战马早已经驰过很远了。我呆呆地站在那里，望着那匹红马迎着西北风在山谷里奔驰着，最后消失在深深密林里”。那时候，我曾经特意给她读过这段话，是想讲小说收尾给人留下那种怅然若失的味道。世事的沧桑，中间又隔着和战争一样残酷的“文化大革命”，我想叫住她，可是那匹红马早已经驰过很远，消失在密林深处。
记得很清楚，年初重读《玉姑山下的故事》，让我想起乔伊斯的短篇小说《阿拉比》，同样写一个小男孩对一个姑娘悄悄的爱。一个从未去过的叫作阿拉比的集市，只不过因姑娘一次偶然提起，让小男孩连夜赶到了阿拉比，阿拉比却已经打烊。同样的怅然若失的结尾，让我感叹小说写法尽管千种百样——一个是战争年代，一个是庸常日子；一个是消失的红马，一个是打烊的集市——人心深处的感情却是一样的，不分古今中外。萧平一点儿不比乔伊斯差。
今天知道了萧平去世的消息，心里有些不平静。年初读《三月雪》时，心里是安静的，是美好的，是充满想象的。因为那时一直都觉得萧平还活着，也因为想起五十多年前最初读萧平时自己的青春日子。同时，还想起了三十年前写长篇小说《早恋》和《青春梦幻曲》的时候，小轩愁入丁香结，幽径春生豆蔻梢，我的小说中那些男女中学生在青春期朦胧情感忧郁惆怅又美好纯真的描写，很多地方得益于萧平这篇《玉姑山下的故事》。当时写作时并未察觉，重读萧平时候，感到潜意识里代际之间文学血液的流淌，是那样的脉络清晰，又是那样的温馨温暖。那时，觉得萧平即使离我很远，却也很近。
青春期的阅读，总是带着你难忘的心情和想象，它对你的影响是一生的，是致命的。它给予我的温馨和美感，以及善感和敏感，是无可取代的。我应该庆幸在我的青春期能够和萧平相遇，感谢他曾经给予过我那一份至今没有逝去的美感、善感和敏感。
我和萧平有过一面之缘。是20世纪80年代之初，我和刘心武、梁晓声一起乘火车到蓬莱，路过烟台的时候，到萧平教书的学院里和他见过一面。但那一面实在有些匆匆，而且，那一次，主要是心武更想见他，主角是他们两人，因此，主要是听他们两人交谈。可惜，我没有来得及对萧平表达我的一份感情。一别经年，没有想到，世事沧桑流年暗换之中，竟是唯一的也是最后的一面。
此刻，我想起了高一时候买的那本《三月雪》。1968年的夏天，去北大荒插队前的那天晚上，我的从童年到青年一起长大并要好的那个小姑娘，来我家为我送行，我把这本书送给了她。如果这本书还在，陪伴我们已经有五十二年了，萧平陪伴我们也已经有五十二年了。真的，我很想对他说说这样的话。并不是所有的人，所有的书，所有的感情，都有这样久的生命。
萧平如果活着，今年整九十岁。
2016年8月11日于北京
重读田涛
读高一那一年，在我们汇文中学的图书馆里，我偶然发现了一本短篇小说集《在外祖父家里》。那时候，应该感谢学校图书馆破例允许我进去自己挑书。在密密麻麻的书架上，为什么能与这本薄薄的小书邂逅，我真的解释不清，完全是一种阴差阳错，或者说是一种冥冥之中的缘分。
在此之前，我根本不知道有这样一本书，也不知道作者是何人，我没有读过他的任何一篇作品。但是，这本书留给我很深的印象。现在想起来，大概原因有这样两点：一、他是以童年视角写作的小说，书中的那个叙述者小男孩，比我当时的年龄还要小，容易引起我的共鸣；二、他以第一人称“我”的回忆口吻，叙述河北农村的往事，和我在童年时跟随父亲一起曾经回到过的老家河北沧县乡间的生活，有着某种天然的联系，特别是他的好多方言，比如称舅母为妗子，那么亲切，书中的大妗子、二妗子，家长里短，至今让我记忆犹新。那时候，我们学校有一个老师和同学办的板报《百花》，刊发老师和学生写的文学作品，我在上面写了一组《童年往事》，就是模仿《在外祖父家里》，回忆并想象着河北乡间关于我的外祖父、大妗子、二妗子，以及童年小伙伴的往事。
于是，我记住了这本书的作者田涛。
五十二年过去了。这次来到美国小住，忽然想起了田涛的这本《在外祖父家里》。在美国借书，比在国内方便，好多想看的书，都会留到美国来借。我在印第安纳大学图书馆里，没有借到这本书。填好书单，一个多月后，我借到了这本书，同时还有田涛的另外两本书：1957年新文艺出版社的《友谊》，198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田涛小说选》。美国大学图书馆资源共享，这三本书分别是从耶鲁、康奈尔和亚利桑那三所大学调来的。
《在外祖父家里》，1958年新文艺出版社出版，183页，定价5角。重读旧书，仿佛重遇阔别多年的故人，有些喜悦，有些陌生。流年暗换之后，在那些发黄的沧桑纸页之间，是否真能够似曾相识燕归来？毕竟五十二年已经过去。
我迫不及待从头到尾读了一遍，田涛童年的记忆，交错着我的少年记忆，纷至沓来。河北平原乡间的人物与风情，至今读来依然感到是那样久违的亲切。性格从刚开始外祖母病重时气得胡子哆嗦敢拿菜刀和地主拼命，后来软弱成了一摊稀泥的外祖父，爱赌又顺从的大舅父，驯服蒙古烈马的好车把式二舅父，刚烈而离家出走的三舅父，持家心疼丈夫怪恨外祖父的大妗子，爱哭爱笑真性情的二妗子，还有“我”的小伙伴王五月和他直脾气敢扇老师耳光的奶奶，三舅父的好伙伴兴旺，和三舅父爱着的年轻漂亮的李寡妇，以及和“我”年纪差不多心思并不一样的大妗子的女儿青梅……一个个依然活灵活现在眼前，重新唤回我少年时候的记忆，让我不禁感慨小说中人物的生命力，他们比我比作者都要活得更为久长。或许，这就是文学的魅力。
尽管小说无法摆脱当时阶级斗争二元对立的影子，但是，大多时候，是把这一斗争放在背景来处理，是以一个孩子的视角来看这些春秋冷暖、人情世故，以及乡间的民俗风物。人物便有了鲜活的血肉，有了孩子气的爱恨情仇，性情迥异，带着河北平原朴素稚拙的乡土气息。如果和当时同样写作农村题材小说的李準相比较，差别是极其明显的。李準是紧跟时代的步伐向前走的，田涛则是回过头来向后走的，回溯童年，钩沉自己的回忆。李準的人物，努力并刻意捕捉着时代的影子；田涛的人物，则融着自己与生俱来的乡间情感。一个向外走，如蜻蜓紧贴着水面在飞，飞向外部广阔的世界；一个向内转，如蚯蚓钻进泥土，钻进一己窄小的天地。在文学创作中，所抒写对象的大与小，天地的宽和窄，与文学本身应尽的意义并非呈正比。小说自身的特质，有时候恰恰在于小说中的小。这正是1956年和1957年的文学创作中，田涛能够自有存在的一份价值。这一份难得的价值，至今依然被忽略。
今天重读这本小说集，所有篇章都集中在河北平原一个叫“十里铺”的小小村子。应该说，这一点，更是具有当时文学创作少有甚至是绝无仅有的一种创新价值。当时，并没有福克纳所说的抒写自己所熟悉的“一张邮票大的地方”的文学概念。在“五四”的文学传统中，也只有萧红写自己家乡的《呼兰河传》，和师陀的《果园城记》等为数不多的篇章。田涛将小说集中自己家乡的一个村落，各篇独立成章，又相互勾连，彼此渗透，漫漶一体，不仅人物彼此血脉相连，风土风物，民俗人情，也枝叶缠绵，铺铺展展，蔚然成阵，富于勃勃生命，构建成一方虽小却独属于自己的小说世界。
外祖父的梨树林，兴旺爹的瓜园，村子里那口甜水井，那座破庙改造的小学校，大人们擂油锤的油作坊和做棺材套的木场子，孩子们抽鸽子柏树坟、捉鱼的苇塘壕沟和拾落风柴打孙军（一种游戏）的旷野……这些场景，散漫却集中在同一个村落，如同多幕剧的一个舞台，变幻着不同装置的场景，演绎着一组相同人物的悲欢离合。
能吃到肉丸子的娶媳妇时候才有的伏席，以及“我”的那件只是在第一天来外祖父家、上学和吃伏席才穿过三次的蓝大叶子（长衫），还有过年时挂在门口麻绳上的年灯，和结起一层薄冰的村头街口炮仗红纸破皮壳子的碎草纸，农家桌上那盏冒着蜻蜓头似的黑芯的小油灯，田野里开着碗形白花的胡萝卜和开着蝴蝶形蓝花的马兰草……一一如风扑面，似水清心，不仅成为小说存活重要的背景和氛围，人物生长细致入微的细节与生命，也成了小说另外的一个个主角，让这一场多幕剧有了浓郁的生活气息和艺术氛围，带有贫穷生活和孩子内心的些微伤感交织而成的抒情性，玲珑剔透，多彩多姿，撩人心绪。
重读田涛这本小说集，让我想起日后莫言所写的高密家乡小说系列，和苏童早期小说中的香椿树街。五十多年前，田涛就这样写过，将人物与背景毕其功于一役，集中在一处的方寸天地之间，今天看来，也许算不得什么新奇，但在当时，却具有某些现代的小说意识与姿态。
当然，今天重读田涛，更加吸引我并能唤回我学生时代记忆的，是他以一个孩子的心理书写的笔法和笔调。这便不只是回忆，回忆中更多的是感情，而这样笔法与笔调的书写，除了感情，更是生命的投入和再现。无论“我”，还是小说中其他人物，便都不是那种老照片。所以，他才可以写得那样逼真，总会在情不自禁中跳出当时阶级斗争的模式而进入人心深处，特别是进入难得的童年淳朴而丰富的世界。
他写每年农历七月十五给外祖母上坟，母亲都要嘱咐“我”在外祖母的坟头上哭，要不外祖父就不给梨吃。“我”就跟着大人哭。离开坟地，看见母亲的眼睛都哭红了，也不敢开口要梨吃了。这样微妙的心理，是独属于孩子的。不是那种外祖母被地主逼死而怀有一腔愤恨痛哭的描写。
他写“我”帮助王五月砸开脖子上的银锁，丢进水坑里，那是奶奶为让孙子能够好好长大的救命锁，奶奶大骂孙子，不许他以后再和“我”一起玩，自己每天都到水坑里用大竹竿子去捞银锁。王五月趁奶奶不注意，跑到我一直躲藏的大树后，来找我一起玩，捉一只蚂蚁，放在树枝上，看它“爬上爬下，像小人迷了路，怎么也找不到回窝的路了”。少年不识愁滋味，完全是一种吃凉不管酸的孩子心态，更反衬出奶奶的心酸。
高粱秀穗时到高粱地批叶子，“那亭亭直立的高粱秆，滑擦过我赤裸的肩膀，高粱顶端被震下的细水点子溅在我的脖颈上，凉渗渗的，旁边豆地里有蝈蝈在叫，远远近近的庄稼地里，都有虫子叫。我的鼻子不仅喜欢嗅高粱地里清凉气息，我的耳朵也被旷野里传来的虫子的叫声吸引住了”，“小风一吹，杜梨树上的针（即蝉）便叫起来，小小的叶子，打着枝子，唱着歌，熟透的杜梨，珠子一样落在地上”。真的写得很美，是艰辛生活中只有孩子才有的和田野相亲相近的透明心情。
为吃伏席，“我盼着树叶儿发黄，盼着树叶儿落，盼着那凛冽的西北风快些吹来。好把这大地上的一切青色变黄，一切小虫子冻死，让那些小壕坑儿里地上的水结起带有花纹的冰片。到那时，兴旺就会坐着篷窿儿车把新娘子的花轿接过来，我们就可以伏八碟八碗的酒席了。兴旺把新娘子娶过门后，他也会带着新妗子陪我们往旷野里去拾落风柴的。想着兴旺的美事，自己仿佛都着急”。如果没有这样孩子气的描写，小说该减了多少成色。
即便写老一辈人艰辛的日子，这样孩子细若海葵的笔触和情如微风的笔调，也让大人的世界变得那样令人在心酸之中有了难得的温情。大舅父被外祖父赶出家门去谋生，外祖父复杂的心情，在孩子的眼里是这样的一种描写：“大舅父走后，外祖父的性格更显得冷漠。妗子们不愿同他多谈话，他也不同家里的人谈什么。每天除了走进梨树林，一棵梨树一棵梨树地数着上面的梨儿，便坐在大柏树间的窝棚里吸旱烟。有时候，他叫我陪他一同坐在柏树杈间的窝棚上，伴着他的寂寞。”外祖父后悔自己把捉来的鱼交给地主家后的心情，在孩子眼睛中是这样描写的：“外祖父坐在旁边，低着头，一句话不说，只是擦萝卜片儿，擦完一个萝卜，又从旁边捡起一个来，一直把他身边的一堆萝卜擦完了，头都总不抬起来。”他写得真好，把一个将万千心事都埋在心底的孤苦老人的心情，写得那样含蓄不露、蕴藉有致。那些数不清的梨树上的梨儿，那些抽不完的旱烟，那些擦不完的萝卜片儿，都是外祖父的心情，也是“我”对外祖父的感情。
这样以孩子视角与心理铺陈的小说叙事策略，让我想起和田涛同时代的作家刘真的《长长的流水》，和国外的作家如乔伊斯的小说集《都柏林人》。这不仅在当时属于凤毛麟角，就是如今也与那些热衷描写孩子热闹外部世界的小说拉开了距离。一本小说集，经历了五十多年的光景，还能让人看下去，不仅能看，而且耐看，实属不容易。并不是每个作家都能这样的。我边看边做笔记，竟然抄录了那么多，就像五十二年前上中学时做笔记一样。可惜，那些读书笔记都已经不在了。但是，记忆还在，而且那样深刻、温馨，清晰如昨。
我没有见过田涛，但心里始终记着他，因为我曾经受益于他，他曾经是我中学时代文学的启蒙之一。我知道他是河北的作家，前些年，也曾经向袁鹰老师打听过他。可惜，那时他已经去世多年。我知道，他命运坎坷，在写作《在外祖父家里》之后，再未能天赐机缘让他持续这样得心应手的写作。相反，在唐山大地震中，他付出了妻子和一个女儿的生命代价。
今年恰逢田涛百年诞辰。竟然那么巧，他的生日，和我的生日是在同一天。
2016年3月21日于美国布鲁明顿
想念王火
在成都，老作家中有百岁老人马识途在，一览众山小，其他的老作家显得都像小弟弟，很容易被遮蔽。其实，在成都还有一位老作家，今年九十一岁高龄，是王火先生。
王火再次出现在人们的视野，是他的新书《九十回眸——中国现当代史上那些人和事》出版，恰逢今年反法西斯胜利七十周年。当年，刚刚从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的二十一岁的王火，凭着他年轻的一腔热血和良知，采写了南京大屠杀、审判日本战犯和汉奸的新闻报道。
1947年，他在上海《大公报》发表了《被侮辱与被损害的——记南京大屠杀中的三个幸存者》。这三个幸存者：一个是南京保卫战的担架队队长、国军上尉梁廷芳，一个是十几岁的小孩子陈福宝，一个是被日本兵强奸并被残酷毁容的姑娘李秀英。可以说，王火是第一位报道南京大屠杀的中国记者。
1947年，我刚出生。
1997年，我第一次见到王火。他已经七十三岁，但我一点看不出来他有这样大的年纪。他身材瘦削，身着一身干练的西装，更显俊朗挺拔。一看就是一介书生，温文尔雅，曾经血雨腥风的岁月，似乎没有在他的身上留下一丝痕迹。那时，我们一起去欧洲访问，他是我们中国作家代表团的团长。他的三卷长篇小说《战争与人》刚刚获得茅盾文学奖，但是，看不出一丝春风得意的痕迹。他是一位极谦和平易的长者。
那一次，我们一起访问了捷克、塞尔维亚和黑山共和国，以及奥地利。我和他一直同居一室。他步履敏健，谈吐优雅，颇具朝气。最有意思的是在塞尔维亚，常有诗歌朗诵会，最隆重的一次是在贝尔格莱德的共和广场，四围是成百上千的群众，来自二十五个国家的作家都要派一个人登台朗诵。王火居然派我赶鸭子上架。我根本不写诗，儿子正读高二，爱写诗，只好临时朗诵了儿子的一首小诗。下台后，他夸奖我朗诵得不错，我觉得只是鼓励，他比画着手势，又说：真的，刚才一位日本诗人夸你朗诵得韵律起伏呢。
在捷克，我向他提出希望能够到音乐家德沃夏克的故居看看，但行程没有安排。他知道我喜欢音乐，便向捷克作协主席安东尼先生提出，希望满足我的这个愿望，年过七旬的安东尼先生亲自开车，带我们到布拉格外三十公里的尼拉霍柴维斯村。那里是德沃夏克的故居，房前是伏尔塔瓦河，房后是绵延的波希米亚森林，是我见到的捷克最漂亮的地方。
在布拉格，王火先生向我们提议，一定要去看看丹娜，为她扫扫墓。那时候，我学识浅陋，不知道丹娜。他告诉我，和鲁迅有过交往并得到过鲁迅赞扬的普什科是捷克的第一代汉学家，丹娜是捷克第二代汉学家，对中国非常有感情，编写了捷克第一部《捷华大词典》，翻译过艾青等作家的作品。可惜，1976年因车祸丧生。这二十多年以来，一直没有中国作家看望过她，咱们是这二十多年来捷克的第一个作家代表团，应该去为她扫扫墓。那一天，布拉格秋雨霏霏，我们跟着他，倒了几次地铁，来到布拉格郊外很偏僻的奥尔格桑公墓，找到被茂密林木和荒草掩盖的丹娜的墓地。我看见雨滴顺着王火的脸庞和风衣滴落，还有他的泪滴。我发现他是极其重情重义的人，即便是素不相识的丹娜，也是寄托着一份真挚的情感。
印象最深的是在维也纳。到达时已是夜幕垂落，车子特意在百泉宫绕了一个弯，让我们看看那里美丽的夜景，然后驶向前面的一条小街。堵车像北京一样，车子不得不停了下来，我们只好隔着车窗看夜景。王火一眼看见车前一家商店闪亮的橱窗，情不自禁地叫道：我女儿也来过这里！这让我有些吃惊，吃惊于平常一向矜持的他，竟然叫出了声；也吃惊于我们都是第一次来维也纳，他怎么就这么肯定这里一定是女儿来过的地方！他肯定地对我说：我女儿去年来过维也纳，就是在这个橱窗前照过一张照片，寄给我过！我知道，他的小女儿在英国。橱窗明亮的灯光，在他的眼镜镜片上辉映，那一刻，一个父亲对女儿无限的情思，毫不遮掩地宣泄在他的眸子里。
维也纳那一夜的情景，已经过去了十八年，依然恍若眼前。真的，做一个好作家，做一个好父亲，做一个好朋友，还有，做一个好丈夫，也许都不难，但能将四者兼而合一，都能像王火做得那样好，并不容易。一晃，十八年过去了。除了在北京开会，我见过王火（他还专门请我吃西餐），一直没有再见过他。这中间，我们偶尔通信，彼此问候，更多是他读到我写的一点东西之后对我的鼓励。
这期间，我听成都的朋友对我讲起，他跳到水中为救一个孩子而使得自己一只眼睛失明。这样舍己救人的事情，他从来没有对我透露过一丝一毫，他实在是一位心胸坦荡而干净的人。我想起张承志曾经写过的一篇文章，题目叫作《清洁的精神》。他应该就属于这样难得具有清洁精神的人吧。
这期间，对他打击最大的事情，是他的夫人凌起凤去世。他对我说过，他的夫人是民国元老凌铁庵之女，正经的名门闺秀，他们的爱情在他的新书《九十回眸——中国现当代史上那些人和事》中有专门的描述，可谓乱世传奇。当年，夫人在香港，为和他结婚佯装自杀，才能够回到内地，终成眷属。日后的日子，跟着他颠沛流离，对他支持很大，他称她是自己的“大后方”。从他的信中，从他的文章中，我都体味得到他对相濡以沫的夫人的那一份深情。说实在的，无论隔空读他的信，还是和他直面接触，都没有感觉他的年纪会这样大。读他的信，信笺上字体非常流畅潇洒；和他交谈，更觉得他思维敏捷而年轻；听他的声音，感觉非常的爽朗而亲切。没有想到，他居然九十一岁了！
去年年初，曾经寄给他两本我新出版的小书，其中一本《蓉城十八拍》，是专门写成都的。在成都时赶写这本书后马上去美国，行色匆匆，心想下次吧，便没去看望他。他接到书后给我写了一封信，责备我道：“惠赠的两本书里，出我意外的是《蓉城十八拍》。看来您是到过成都的，在2012年。您怎么没来看看我或打个电话给我呢？我可能无法陪您游玩，但聚一聚，谈一谈，总是高兴的。您说是不？”
在同一封信中，他这样说：“匆匆写上此信，表示一点想念。我身体不太好，但比起同龄人似乎还好一些。如今，看看书报，时日倒也好消磨，但人生这个历程，我已经是离目的地不远了。”读到这里的时候，忍不住想起暮年孙犁先生抄录暮年老杜诗中的一联：雕虫蒙记忆，烹鲤问沉绵。文人老时的心情是相似的：记忆自己的文字，想念远方的老友。我的心里非常难受，更加愧疚去成都未能看望他。王火先生，请等着我，下次去成都看您。我从心底里祝您长寿，起码也要赶上您的老友马识途，超过百岁！
2015年7月23日于北京
想起张纯如
那年，我在普林斯顿住了半年。常常会到普林斯顿大学的校园和小镇的老街上转。那时，我知道张纯如出生在普林斯顿，曾经寻找过她的住处。但是，只找到美国黑人歌手保罗·罗伯逊的出生旧地，却无从打听得到她家曾经住过的地方。我也曾经到普林斯顿大学附属医院去过，一般新生婴儿都是在那里降生，但是，宁静的医院里，除了我的脚步声，没有一点声音，也没有她的一点信息。其实，张纯如和她全家早就从普林斯顿搬走了。
2004年，张纯如在她的小汽车里开枪自杀，让我分外震惊。那一年，是她的本命年，她才仅仅三十六岁。真的实在是太年轻了。
知道她，是从她的《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那本书开始。那是1997年的年底。那一年的夏天，她曾经独自一人来到南京，采访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收集存档于南京的资料。后来，知道这项工作，其实早在三年前，即1994年她就开始辗转世界各地进行她的采访和收集材料的工作了。这样一段庞大又是啼泪带血的历史，全部是由她这样一个年轻的弱女子承担，实在是够难为她的了。
她用三年的时间，马不停蹄在世界很多地方采访收集材料，最终，完成了这部书，当时让我想起并感慨我们如今不少所谓的报告文学，倚马可待，速度惊人，洋洋洒洒，就可以如水发海带一样成书。同时，又有多少是在宾馆红地毯上的写作。我们的文学，尤其是报告文学，在权势、资本和时尚三驾马车的绑架下，大大减损了可信度和公信力。
如此两相的差距，当然不仅在写作的时间上，更在写作的态度和价值的取向上。她就是因为过于沉浸于她的写作和那段残酷的历史中，否则，她不会选择自杀。如果在这个世界上，真的有用自己的生命在写作的话，她应该算是为数不多的一个。
看到她的《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除了对书中所揭示的史实感到震惊之外，我还感到有些羞惭。南京大屠杀的历史，日本有人死不承认，或不敢面对，对于我们中国人而言，这是一段人所共知的历史。很多历史学人一直在研究并挖掘这段历史，以前也曾有过徐志耕的纪实作品《南京大屠杀》。但是，并没有更多的中国作家走进这段历史，并像张纯如一样以自己的生命追溯并书写这段历史。包括我自己在内，也曾经写过报告文学。
后来，终于看到了严歌苓的小说和张艺谋的电影《金陵十三钗》。但毕竟是后来的事了。而且，在他们的作品中，能够看到张纯如书写南京大屠杀的历史的影子。
当一切事过境迁，战争的硝烟化为节日绚丽的焰火，流血成河的地方变成红花一片，历史的记忆很容易被遗忘在风中。如果没有对于那场战争血淋淋的揭示引起的愤怒，和对自身怯懦、冷漠和无知的羞惭和自省，所谓反思便是轻飘飘的，是不会触及我们的骨髓的，而只会沦为一种庄严的仪式。特别是如今处理抗日战争题材的影视作品，更多是将战争搞笑式的儿戏化或卡通式的漫画化，敢于面对历史残酷并让我们自身警醒有着强烈在场感的作品，无疑是难能可贵的。
张纯如的难能可贵，不仅在于她的勇气和良知，同时，在于她的写作并不仅仅是对于已有材料的占有和梳理，然后加一些感喟的罗列再现，而是有她自己的发现。这种发现，来自她的艰苦工作，在浩如烟海的材料中沙里淘金的结果。是她发现了《拉贝日记》和《魏特琳日记》，为南京大屠杀找到新的有力的证据。她的书，便不囿于文学窄小的一隅，而是让历史走进现实，让文字为历史证言，为心灵和良知证言。
如果没有张纯如的这本书，对于这个浩瀚和冷漠的世界，南京大屠杀可能还会只是一段尘封的历史，甚至是被淡忘的历史。有了张纯如的这本书，才有了后来美国的纪录片《南京》，让这段历史再一次血淋淋、触目惊心地走到世界的面前。我一直以为，这样一部纪录片，应该是由我们来拍摄才是，才对。我们自己曾经经历过的伤痕斑斑、血泪斑斑的痛史和恨史，我们却没有美国人敏感和有使命感。也许，我们不是不能够做到，而是没有想到去做。
在我国设立的南京大屠杀的首个国家公祭日的前夕，我在央视看到了五集电视纪录片《一九三七南京记忆》的第一集，主要介绍的就是张纯如。当我看到那样漂亮那样风华正茂又是那样正气凛然的张纯如的时候，禁不住老泪纵横。在电视片中，我也看到了她的父母。她去世那一年的年龄，和我的孩子今年一般大，都是做父母的人，我可以理解他们失去女儿的心情。同样，我和他们一样，怀念这位可爱又可敬的女儿。
张纯如只出版过三本书。我想起我自己，出版的书的数量，远远超过了她。但有的时候，真的不是以数量论英雄。记得陈忠实曾经说过，一个作家一辈子要有一本压枕头的书。张纯如就有这样的一本书。对比她，我很惭愧。
看完电视的那天晚上，我半夜都没有睡着，打开床头柜上的台灯，趴在床头，写了一首小诗，以表达我对张纯如的敬意——
纯如清水美如霞，魂似婵娟梦似侠。
叶落是心伤日月，剑寒当笔走龙蛇。
袖中缩手荒三径，纸上刳肝独一家。
直面当年大屠杀，隔江谁唱后庭花？
2014年12月13日于第一个国家公祭日
扫壁齐寻往岁诗——致罗达成
达成兄：
你好，将过去的事情回忆一下，陆续写了几天，发给你看看，不知能不能对你有些帮助。
印象中我们之间的第一次信件来往，是我写的一篇关于姜昆的稿子，你打电话说要给我寄校样，我告诉你我正要跑到青海我弟弟那里。那是1981年的夏天，我在中央戏剧学院还没有毕业，最后一年实习，我选择去青海。我人还没有到青海，你已经将校样寄到我弟弟那里。我弟弟到柳园火车站接我的时候，带来了你寄来的校样。我没有想到你那么快，那么负责。因为在此之前，并没有哪家报刊非要寄校样给作者看的。
从青海回来，你打电话问我青海有什么可写的东西，我写了那篇《柴达木传说》。这篇写右派命运的报告文学给我带来很大的影响。为了写这篇报告文学，你曾经多次打电话给我。你对我给予了很多的鼓励，希望我赶紧写出来。但是，这篇东西一直拖到一年多后的1983年5月份才写出来。我自己想沉淀一下，希望写得好一些。你既希望我尽快写出，又耐心地等我，给予我极大的信任。那时，我还没有见过这样的一位编辑会这样对待一个作者，心里很感动。
这一年中间，也就是1982年的春天，我在家里洗衣服的时候听广播，听到天津一家副食店的女会计一家住房紧张的故事，故事很打动我，和你通电话的时候，我说起这事，你鼓励我去写，我立刻去了天津，找到这位女会计。在天津河北区图书馆阅览室那座二层小木楼上，我用了整整一天的时间，写完了《海河边的一间小屋》，寄给你了。你说写得不错，希望找这位女会计的照片，我又到天津找照片给你寄去。没有想到这篇报告文学获得了全国第二届报告文学奖。你得知获奖消息，想尽快地通知我，我正在南京参加《青春》杂志搞的一个笔会，住在南京郊区部队的招待所里改稿。由于是部队，电话不好打，你从北京打到南京，不知用什么法子找到了我，高兴地告诉我获奖的消息。电话里隐隐约约还能听到梅朵祝贺的声音，我非常感动。
那时候，我家里没有电话，公共电话离我家有一段距离，你要等好长时间，每一次我跑到那里接电话的时候，总听见你第一句话是：“肖复兴呀，我打电话找你可是好多次了，你的稿子写得怎么样了？……”亲切，又有催促的压力。
忘记当时谁告诉我，第一届报告文学评奖的时候，初选篇目有我在《雨花》发的《剑之歌》，是写当时击剑运动员栾菊杰的教练文国刚的命运。有评委说写得不错，但文字有的地方有毛病，便未被评上。第二届，终于被评上，我想因素一定很多。当时，我在文坛之外，并不了解，也并不关心。但我想这篇东西发表在你们《文汇月刊》很重要，如果是发在其他刊物上，可能是另一种命运了。我想，这就是你们《文汇月刊》的地位和影响了。
大概是1984年的春天，我要去浙江大陈岛采访那里的一批自1950年就在那里开发建设的老知青，顺便带着老婆孩子到上海、杭州玩。我毫不客气地请你帮我订好在上海住的房间和他们娘儿俩返回北京的火车票，以及我去大陈岛的轮船票。你一一帮我办好，记得是住在上海文艺出版社的招待所。你到火车站接的我们。那是我们第一次见面，在此之前，我们只是通了三年的信或电话而已。但一点都不生疏，觉得很亲切，很亲近，仿佛早就相识。那一次，是你带着我到丽宏那间没有窗户的小屋。我们三人长达三十多年的友谊就是这样开始的。那时，我们真的还年轻。
那一次，也是我第一次见到梅朵，他和你一起请我们一家在锦江饭店吃的西餐。后来，你还带我们一起到红房子吃过一次西餐。在你们报社那老式的电梯间里，你带我到你们的编辑部，也见到了关鸿。记得那时候小铁见到这老式的电梯觉得好玩，总想多坐几次，都是你怕他单独一人不安全，拉着他的手来回坐了好几次。你对孩子的爱心和耐心，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小铁的童年对你和丽宏的印象最深，在他七岁多的那一年，他说他做梦梦见你在叫他的名字。那是一种多么温馨的感觉。
在去大陈岛的前夕，由于当时工作调动问题，我接到北京的电报得立即回北京，大陈岛去不成了，你没有埋怨我，帮我退了船票，又买了飞机票，让我返回北京。那一次的上海之行，给我留下难忘的印象。
1985年，我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出我的第二本报告文学集《生当作人杰》，请梅朵写的序。你看过之后，对我开玩笑说：老梅还是对祖芬的感情更深，他给你的序，比他写祖芬写得差多了。记得当时，梅朵也在场，他只是笑，没说什么。我当时对他说：您不能这样厚此薄彼呀。他说：下次你再出书的时候，我再写，一定写得好一些。他也真是一个可爱的老头。
1985年的夏天，我再次去青海采访。你帮我办了一个《文汇报》的特约记者证，说是可以帮助我采访，来回乘车如果买不到票，也可以派上用场。同时，你说这次去青海采访的车费和住费，你们来报销。记得那一次，我到兰州的时候已经是半夜，先被安排住进兰州宾馆，一看那么高级，房费那么贵，就没有住，走了出来，在旁边找了一个招待所住下。回来后，你埋怨我：能有多贵呀，你就住一夜，怕什么的！其实，你也是关心我。
那一次回来，我写了《柴达木作证》和《啊，老三届》。这两篇东西，对于我很重要，我希望写得好些。你开始了一贯轮番轰炸般的电话加电报的催促和督战，让我不敢怠慢。记得接到你收到《柴达木作证》后的第二天就给我发来的一封电报，告诉我下期发。竟然如此迅速。十天以后，你寄来了《柴达木作证》的校样，你催我改后立即寄回，我连夜改了一宿，第二天就病倒了。记得写完《柴达木传说》后，我也病了一场。那时候的报告文学，我们真的都是倾注了感情的。
这中间，还有你对我弟弟肖复华的帮助和支持，他当时在青海石油局的生产调度室当调度，学着我也写了几篇报告文学，先后都经你的手在《文汇月刊》上发表了，特别是《当金山的母亲》，让他获得首届青海省政府文学奖，他调到报社和文联，树立了写作的信心，接着写了一些关于柴达木的报告文学，这都和你的鼓励和扶助是分不开的，同时也说明当时《文汇月刊》的影响力之大，几篇作品，可以改变一个作者的命运。
这一年，1986年的夏天，我们一起去庐山参加《百花洲》笔会，同行的还有丽宏、何立伟，还有《随笔》的主编黄伟经。他刚刚看完发在《文汇月刊》新一期上的《柴达木作证》，非常激动，要我写一篇采访札记，我当时以为他只是随便说说，客气而已。第二天，我们去看电影《庐山恋》，路上，他又对我说起写采访札记的事情，你和丽宏都对我说：你应该写写。你觉得应该让更多人读到这篇作品，了解报告文学。
这是我们唯一一次共同的出游。其实，还有很多次机会的，但是，当时，你的工作很忙，脱不开身，杂志你又太投入，便都没有和我们一起参加活动，放弃了很多机会。1987年12月广州全运会的时候，我意外碰见了你，难得你能出来一次散散心。你悄悄地对我说第一次享受作按摩的情景。你那时好奇又得意的样子，简直像个孩子。
中间这几年，我只能在到上海的时候，或者你来北京的时候，和你见面。在北京，都是你来工作，住在你们文汇报驻京记者站，每一次都是来去匆匆。每一次，都是你请我吃饭。印象深的一次，我去那里找你，正好碰上蒋大为，你在采访他。那时候，我刚在你们《文汇月刊》上发表了写宋世雄的报告文学，宋世雄由此分到了前三门的一套三居室的房子，解决了他的大难题。我对你发牢骚：我们写他们帮助他们解决了实际困难，我们自己的困难却没有人帮我们解决。你对我说，大概意思是，谁让我是报告文学的作者呢，这就是我们的命。如果是为了我们自己，也就不写报告文学了。还有一次，是詹少娟请你吃饭，你拉上了我。我们一起交谈最开始相识的情景和彼此的一些感情故事，那时候，作者之间，作者和编者之间，友谊真的十分美好。记得那是1988年年底前后的事情了，那样的情景，显得遥远得很，只在回忆之中了。
1987年，那一年，我四十岁。你打电话要我的照片，说是要登在你们《文汇月刊》的封面上，同时配发我写的《啊，老三届》。这是你的美意，对我的鼓励。无形中扩大了《啊，老三届》的影响。王小鹰就是看到了这一期杂志的封面，再看这篇报告文学，然后给我写了一封信，发表在文学报上，对这篇报告文学给予了鼓励。同时，当时从人民日报文艺部调到人民日报出版社当社长的姜德明，也是看到了这一期的杂志，找到我要出《啊，老三届》的单行本。这一年的年底，安徽文艺出版社也找到我，要出《啊，老三届》的书。《啊，老三届》这篇报告文学有这样的影响，是你的鼓励和支持的结果，自然，也是我们友谊的结晶。
我在你的手中发的最后的文字，大概是1990年第一期的《母亲》了。那时候，我母亲刚刚去世不久，我对你说想写写关于母亲的一篇东西，你鼓励我写，然后就是以往一贯的做法，开始打电话催我。我把稿子写好寄给你，没过几天，你就着急打电话怎么还没有收到稿子。收到稿子后，你立刻发稿，打电报告诉我下期刊发。
《母亲》发表后，自此，我所有重要的报告文学主要都发表在你们《文汇月刊》上，以后，我也再没有写过报告文学了。很多人是从《文汇月刊》上认识我的，而且因为都是在你们的《文汇月刊》上发表的，便以为我是一名上海的作者。我真的非常感谢《文汇月刊》，感谢你。
1992年春天，我从福州回来，路过上海，我们一起参加《少年文艺》的一个会，我们又见过一面，而且还同住一个房间，有了一次同居交谈的机会。那时，《文汇月刊》早停刊了，但你依然很忙，我发现，新的工作分散你的心情和注意力，也让你充实一些，所以，你很少回房间来住。
1998年的夏天，小铁高中毕业，上大学之前，和他妈妈一起到上海玩，你还特意请他们娘儿俩吃饭，你打电话问我想到什么地方去吃。我说孩子想去红房子。你便约上丽宏和关鸿，事先定好到红房子，由于红房子早搬了家，你还找了一通呢。他们娘儿俩吃得很尽兴，也很感谢你。小铁回来后还写了一篇文章《红房子》，记录令他难忘的行程。饭后，你给我打电话说：你交给我的任务完成了。不过，红房子的菜可真不怎么样，远不如以前了，现在上海好吃的地方多得很，干吗非要找这么个地方。
关于我和你和《文汇月刊》的记忆，在新世纪到来之前，算告一段落。这是最重要的一个段落，从80年代初到90年代末，是《文汇月刊》也是文坛最重要的段落，同时也是我们人生最重要的段落。那时，我们还算是年龄合适、精力充沛，又都对报告文学充满真诚与激情、理想和向往。无论我们的行为，还是我们的作品，真的，我们都问心无愧。记得那时看到《胡风传》，我忘记是不是李辉或者是梅志写的了。在写了胡风跌宕的命运之后，对于文坛，作者说了这样一段话，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大意是：“文坛的得势、失势、趋炎附势……中国文坛是个没出息的地方。”我不知道这是对以往中国文坛的总结，还是对当时中国文坛的诘问。我们都希望在潮起潮落中保持自己对于文学对于现实的良知和起码的底线。
只是，这些片段，可能有记忆有误的地方，而且都很琐碎，没有什么值得论说的，不知道会对你写作这本关于《文汇月刊》的书有多大的帮助。想起放翁的诗句：寻僧共理清宵话，扫壁闲寻往岁诗。又觉得对于我们的友情，对于那个已经逝去的时代，这些琐碎的往岁回忆，也许还有些意义，起码对于我们自己是难得的纪念。如果还有什么需要，请吩咐就是。
希望你的笔记录关于《文汇月刊》从创刊到停刊那段难忘的历史，帮助那些对历史飞快遗忘的人，也帮助那些对变化现实中的权势和资本过于钟情的人。
去年年底新编了一本书，大概今年上半年能出来。是将写柴达木的报告文学集中一起，书名取为《柴达木作证》，其中绝大部分文字都是发在你们《文汇月刊》上。编这本书的时候，自然想起了你。没有你的鼓励、支持和督促，就没有这些文字。这些文字中，有飞快逝去的历史，也有我们共同的感情和记忆。把这本书的后记也发给你看看。
期待着你早日动笔。
2013年3月14日于北京
吴小如和德彪西
读吴小如先生的学生编写的《学者吴小如》一书，最过目难忘的是小如先生的冰雪精神、赤子之心。特别提及其少作对名家以及他老师的评点，直言不讳，率真而激扬，真是令人格外感喟。因为面对今日文坛见多不怪的红包派发、商业操作的吹捧文章，这样的文字，几成绝响。
看他批评钱锺书，“一向就好炫才”，说钱虽才气为多数人望尘莫及，但给读者“最深的印象却是‘虚矫’和‘狂傲’”。他批评萧乾的《人生采访》文字修饰功夫，“总嫌他不够扎实”。他批评师陀的《果园城记》“精神变了质”，“失败的症结不在于讽刺或谴责，而在于过分夸张讽刺成了谩骂，谴责成了攻讦”。他批评巴金的《还魂草》拖泥带水，牵强生硬，“一百多页的文字终难免有铺陈敷衍之嫌”。
就是自己的老师，他的批评一样不留情面，敢于指手画脚。比如对沈从文的《湘西》等篇，他说道：“格局狭隘一点，气象不够巍峨。”“作者的笔总还及不上柳子厚的山水记那样遒劲，更无论格古情新的《水经注》了。”对于废名，他直陈不喜欢《桃园》，因为“没有把道载好”，“即以‘道’的本身论，也单纯得那么脆弱，非‘浅’即‘俗’”。
这让我禁不住想起法国音乐家德彪西。2012年，是小如先生九十岁寿，又是德彪西五百五十周年诞辰。两位年龄相差整四百六十岁的人，直率的性格以及对待艺术的态度，竟然如出一辙，遥相呼应一般，相似得互为镜像。
年轻时的德彪西，一样的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他说贝多芬的音乐只是“黑加白的配方”，莫扎特只是“可以偶尔一听的古董”；他说勃拉姆斯“太陈旧，毫无新意”；说柴可夫斯基的“伤感太幼稚浅薄”；而在他前面曾经辉煌一世的瓦格纳，他认为不过是“多色油灰的均匀涂抹”，嘲讽他的音乐“犹如披着沉重的铁甲迈着一摇一摆的鹅步”；而在他之后的理查·施特劳斯，他则认为是“逼真自然主义的庸俗模仿”；比他年长几岁的格里格，他更是不屑一顾地讥讽其音乐纤弱得不过是“塞进雪花粉红色的甜品”……他口出狂言，雨打芭蕉，几乎横扫一大片，肆意地颠覆着以往的一切，他甚至这样口出狂言道：“贝多芬之后的交响曲，未免都是多此一举。”“过去的尘土不那么受人尊重！”
有意思的是，无论小如先生，还是德彪西，这样直率甚至尖刻的批评，当时并没有惹得那些已经逝去的大师的拥戴者，和依然健在的被批评者火冒三丈，或是急不可耐地反批评，或者带有嘲笑的口吻说其“愤青”一言以蔽之。这种对于年轻人的宽容，既体现了那些学人作家与艺术家的宅心宽厚，也说明那时的文化氛围，如当时的大气与河流少受污染。这是一种文化的生态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中，作家、艺术家与批评家，万类霜天竞自由，才能够一起相得益彰地成长。
于是，就像小如先生年轻时以那样对前辈与老师直率的批评，和对艺术与学问的真诚态度，步入他以后长达半个多世纪之久的学问之门。德彪西也是这样，打着“印象派”大旗，以其革新的精神，创造了欧洲以往从来没有的音乐语言。在他三十二岁时创作出《牧神午后》时，法国当代著名作曲家皮埃尔·布列兹（P.Boulez），就曾经高度评价并预示：“正像现代诗歌无疑扎根于波特莱尔的一些诗歌，现代音乐是被德彪西的《牧神午后》唤醒的。”
说起那些少作，小如先生说自己是“天真纯朴的锐气”。燕祥说他是“世故不多，历来如此”。天真和世故，是人生与学问坐标系中对应的两极。我想，这应该就是小如先生的老师朱自清所说过的那种“没有层叠的历史所造成的单纯”吧。学者也好，文人也罢，如今这种单纯已经越发稀薄，而世故却随历史的层叠，尘埋网封，如老茧日渐磨厚磨钝。自然，如小如先生和德彪西年轻时的那种“天真纯朴的锐气”，也就早已经刀枪入库，成了可以迎风怀想的老照片。
但是，我一直以为，小如先生也好，德彪西也罢，他们年轻时的那种“天真纯朴的锐气”，其实更是一种如今文坛和学界所匮乏的精神。有了这种精神存在，文人之文，学者之学，才有筋骨，也才有世俗所遮蔽下独出机杼的发现和富于活力的发展。
小如先生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再有些人，虽说一知半解，却抱了收藏名人字画的态度，对学问和艺术，总是欠郑重或忠实。”对于今天的学术、艺术，或作家与作品，这段话依然有警醒的意义。对待上述的一切，我们很多时候确实是“抱着收藏名人字画的态度”，有些谦卑，有些妄想，有些世故，有些逢迎，有些揣在自己心里的小九九，便有些欲言又止，有些王顾左右而言他，有些违心的过头话，有些成心的奉承话，甚至有些膝盖发软，有些仰人鼻息，只是没有一点脸红。
2012年岁末于北京
从菱窠到慧园
菱窠并非真的有菱角，而是形状如菱角的一片水塘。1938年，李劼人买下这块地方，是为避日本飞机的空袭，将全家从成都市里的桂花巷搬到这里。那时，这里已属于农村，是姓谢的一家的果园，因是战争期间，很便宜便买了下来。再外面倒是有一片菱角堰。李劼人便把自己这个新家取名叫作“菱窠”。
如今，菱窠成了李劼人故居，对外开放，就在川师大附近。城区扩大了，菱窠已经离城不远。在故居的展览室里，看到了一幅老照片，李劼人的夫人领着他们的小女儿站在菱窠的门口。看那时的菱窠，门是柴门，墙是铁蒺藜蔓上竹子编的，只能叫作篱笆，想大概与当年杜甫的草堂类似，所以当年李劼人自己说是“菱角堰前一茅舍”。取名“菱窠”，与见惯的各种“堂”呀“室”呀，便大不同，窠就是窝而已。门前便是状如菱角的水塘，绣满一池荷花，不管战火纷飞，没心没肺地开放着。
如今的菱窠，大门和墙都气派了许多，道士门式样的大门虽然不大，却有着门楣、门墩和瓦檐，还有醒目的“菱窠”的匾额。门前的水塘没有了，但有一块小小的停车场，再往前紧连马路的空地，正在紧锣密鼓地大兴土木，据说是要建公园。以后的菱窠，便成为园中园，会有沧海桑田之感了。
走进菱窠，左侧是花草树木掩映，建筑都是白墙灰瓦铁锈红的柱子，典型川西风格。正面是一座带环廊的二层木楼，坐南朝北，西侧面是一排厢房，楼后有李劼人夫人的墓地。楼前开阔的草坪上，立有一座汉白玉的半身塑像，想一定就是刘开渠雕塑的李劼人的像了。东面有一方不大的小湖，湖边有水榭、亭台和游廊。紧靠大门的一则，则是李劼人曾经开在指挥街上的“小雅菜馆”。院落里面除了几个工作人员围坐在藤椅桌子前在喝茶下棋，没有一个游人，偌大的菱窠幽静得很，风闲花落，空翠湿衣，仿佛远避万丈红尘的一个隐者。
显然，故居是经过精心的整修，才显得如此花木繁盛，完全园林化了。现代作家中，能够以自己的稿费买下的故居完好保存下来的，已不多见。北京的郭沫若和茅盾的故居，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政府划拨的。老舍故居是自己买下的，尚在，但远不如这里的轩豁。至于鲁迅在绍兴会馆的故居和林海音在晋江会馆的故居，已经破败拥挤成了大杂院。其实，当年李劼人买下谢家果园，比现在看到的还要宽阔，足有十二亩，各种果树繁茂，后来建校园，占了八亩，现在的菱窠只剩下了四亩左右，比原来缩小了三分之二，小多了。
李劼人的经历比一般作家要丰富得多，经历了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抗日战争和新中国成立后的建设与运动。读中学的时候，李劼人赶上四川保路运动，作为中学生的代表参加了保路同志会，还和王光祈等人发起了少年中国学会，创办了《星期日》周刊。1919年年底到法国半工半读留学四年十个月，回国后当过民生机修厂的厂长，新中国成立后当过成都市的副市长。如此丰富的阅历，使得他作为作家一出手就与众不同，他的《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大波三部曲”，描摹辛亥革命前后时代风云的长篇巨著，开新文学史上多卷本史诗性长篇小说的先河。可以看出，他的抱负气吞万里如虎，他是想做巴尔扎克《人间喜剧》和左拉《卢贡—玛卡尔家史》一样的工作，希望把“小说”写成“大说”。
故居的一楼是李劼人的起居住房，二楼是陈列室。居室完全复原当年的情景，很朴素，书房里摆一张单人床，是李劼人当年改《大波》时特别放在这里的，怕吵夫人睡觉，自己在书房里写累了就睡。故居在1959年曾经翻盖一次，用的是李劼人的稿费，那时，他的三部曲再版，《死水微澜》和《暴风雨前》的稿费先到，有八百多元，翻盖不够的费用，等《大波》的稿费到后再补上。想来那时的稿费还真的顶用。
翻盖菱窠，主要是为了安静下来仔细修改“三部曲”。新中国成立后修改“三部曲”，成了李劼人的大事，此事得失参半，留与后人评说。在书房里，令我走神的是，奥地利的音乐家布鲁克纳和李劼人一样，也是格外虚心听取别人的意见，对自己的作品一辈子都在修改，但最后改动的结果不见得就比最初的如意。李劼人就是在这间书房里一直改他的《大波》，改写了四次，一直到临终的前一天还在改。无奈天不假年，他只改好了十二万字，余下了三十万字，如嗷嗷待哺的一只只小鸟，只能空留在书桌上了。
客厅的墙上，挂着几幅字画的复制品（李劼人字画藏品很多，有一千多幅明清古画），其中一幅兰石图，逸笔草草，却运笔用色均不俗，仔细看，原来是号称川西孔子刘止唐之子刘豫波的画。他是清末民初成都有名的五老七贤之一，曾经是李劼人在石室中学读书时的国文老师。看画上有题跋：“既淡养心，坚定立学，三十余年此心空谷，一笑相通，还持旧说。”这里有赞许，也有期望，还有一份遗老的遗风。一打听，知道是李劼人和老师分手三十多年后，在成都的街头和老师不期而遇，老师赠他的画作。李劼人一生对刘豫波都非常敬重，他曾经说，老师“教我以淡泊，以宁静，以爱人”。大概就是刘豫波要坚持的“旧说”吧。
1962年年底，李劼人去世后，菱窠一度荒芜。但在“文革”期间幸存，没有遭到破坏，主要因为做了政府的招待所，后来改为库房和宿舍，一直有人住，便保留着旧貌和人气，实在是万幸，和如今一些名为故居实则新造的假古董完全不同。1959年翻盖时，故居曾经增添了一些楹联，此后重修，楹联更多，分不清哪些是新哪些是旧了。但楹联很有文学的气息，和别处不同的是，李劼人自撰的楹联很多。我非常喜欢其中1946年他的自撰联：“历劫易翻沧海水，浓春难谢碧桃花。”正是抗战胜利之时，透露他的心情，如果和那时同在成都迎接胜利的陈寅恪写的诗相比，可以看出其中的不同。一幅是1962年病重后的自撰联：“人尽其才地尽其力物尽其用，花愿长好月愿长圆人愿长寿。”和他的三部曲一样，依然是宏大叙事的笔触和襟怀。还有一幅，不知撰写于何年：“冷眼看空游侠传，热情涌出性情诗。”我最喜爱的，是1961年他的自撰联：“最有文字惊天下，莫叫鹅鸭恼比邻。”情趣盎然，是杜甫诗巧妙的改写。
最后来到他的雕像前，刘开渠和他在法国留学期间就结识，成为好朋友，抗战期间在成都，他们两人一起发起、建立了抗日救国的组织，友情弥深。雕塑家为作家雕像，如罗丹之于巴尔扎克，刘开渠和李劼人是一对剑鞘扣。但看刘开渠为李劼人塑的像，却没有那么多的感情宣泄，而以完全写实的风格，还原老朋友淡定又笃定的风貌，又因是汉白玉的材质，显得静泊，有些冷。想那时刘开渠已老，早是春秋阅尽。再看像后的基座上有张秀熟撰文、马识途书写的铭文：“巴蜀天府，地灵人杰；劼人先生，一代文哲；锦心绣口，冰清玉洁；微波大澜，呕心沥血；山何巍峨，日何烨烨；缅怀斯人，高风亮节。”赞誉之词，和塑像风格正好冷热均衡，动静相宜，山水相合。
从菱窠到慧园，并不远，但感觉却像走过了漫长的一个世纪。并不是因为巴金和李劼人作为成都双子星座的作家，一位一生扎根本土，一个十九岁离开家乡，到晚年才得以归家探望，使得两者的时间距离拉开得那样长。也不是因为慧园在闹市中心，与菱窠田园风的静谧，呈过于鲜明的对比。而是作为巴金故居的补充物，慧园体现了故乡人对巴金的一片深情厚谊，毕竟巴金在东珠市街上的李家老宅已经不在。慧园的名字取得极好，取巴金《家》中人物觉慧的慧字，寓意多重，充满想象力，总希望能有一个让人们怀念和怀旧的地方，能够重新走进巴金，走进巴金所创造的《家》的地方。只是新建的慧园，和老的菱窠容易拉开时间的距离，建筑和树木一样，身上的年轮醒目，由老的菱窠到新的慧园，仿佛旋转舞台上的布景置换，洞中方一日，世上已百年，让我感到仿佛走了那么长的时间。
慧园在百花潭公园内。锦江之滨，花繁叶茂，天然幽韵，难得的好地方。慧园设计为二进院，院四围有游廊环绕，地方不大，却小巧玲珑。大门轩豁，门前有一小广场，叫慧园广场，修竹茂树鲜花掩映，门楣上有启功题写的“慧园”匾额，门两旁的抱柱联为马识途书写：“巴山蜀水地灵人杰称觉慧，金相玉质天宝物华造雅园。”前院为牡丹厅，厅堂的匾额“牡丹厅”，朱家溍题写；两侧的抱柱联：“慧以觉生成家不易，国因文建明德常新。”后院为紫薇堂，匾额“紫薇堂”，史树生题写；两侧的抱柱联：“巨匠文章感召热血青年融入激流三部曲，高山品格怀念赤忱耆老坚持真话一条心。”字都是好字，以意思而论，前院一联最好，既有巴金小说《家》中沧桑历史之感，又有引申进一番行船万里今世之意，有家有国，联袂而意味幽然。
慧园是1989年正式对外开放，1987年巴金最后一次回家乡时，慧园正在动工，巴金专门来看过，回上海后为慧园捐赠了好多物品，应该说对慧园寄予感情和希望。如今慧园前后两院的厅堂中，还摆放着当年开馆时的陈列品，有关于巴金生平和创作的照片、书籍和书柜等实物，只是都已经发黄，留下了虽然并不太长却已经尘埋网封的日子的痕迹。岁月真的是一个伟大的雕塑师，可以将一切雕塑成另一番模样。没有感到“慧以觉生”的意思，倒是真的感到几分“成家不易”的样子，因为眼前的慧园不再像是觉慧的家，而是出租他用一般，满眼都是茶客，厅堂、院子里，连走廊里都摆满了桌椅，茶香缭绕，人声鼎沸。前院还专门设有家宴，广告牌上标明两种规格：268元一桌含10杯茶，1888元一桌含10杯茶。四周巴金的一切老照片、老书籍、老物件，都在陪伴大家喝茶，任流年碎影和眼前的茶香花影交织，真的有不知今夕何年之感。
二十年前，我第一次来慧园，那时慧园刚建成开放不久，一切恍若梦中。那时，虽然前院在举办盆景展览，毕竟只是盆景，悠悠韵味，和书香谐调。而且，将慧园扩展功能，吸引更多人到此流连，也是相得益彰之事。不过二十多年后，慧园却变成了茶馆和家宴，总让人有些惘然。忍不住想起坊间流行的民谚：巴金不如铂金，冰心不如点心。
幸亏大门前的慧园广场，还如以前一样安静。树荫竹影下，有花香袭来。正面，有叶毓山雕塑的晚年巴金拄着拐杖的全身青铜像，一侧在一方长石上镌刻着冰心的题词“名园觉慧”。让人感到巴金和冰心两位老朋友，还在并肩一起，睿智却也宽容地看待眼前的一切，或许会说我不必自作多情，文学本来就不是什么非登大雅之堂不可的事，和乡亲们一道喝喝茶，吃吃饭，有烟火气，有乡土气，有什么不好？到慧园而能觉慧者，那不过是额外的赠品。
2012年3月于成都
无爵自尊贲园书
成都和平街是三国时期就有的一条老街，表面上看来波澜不惊，里面却别有洞天，所谓包子有肉不在褶上。
这条街上有三国蜀将赵子龙的故宅，故宅处有赵子龙战罢归来的洗马池，成都人管池叫作塘，所以这条街最早叫作子龙塘街。早听说洗马池之东，原来有一座颇大的花园，叫景勋楼，是清雍正年间四川提督岳钟琪的宅第，其名声与洗马池齐。民国之初，一代富甲天下的大盐商严雁峰，买下景勋楼，于1914年至1924年，历十年之久翻建成新园，取名为贲园。这期间，严老先生于1918年仙逝，由其子严谷孙继续造园。算一算，那一年严谷孙年仅十九岁。父子两代的共同努力，将岳府改造成新型的四进院，这种四进院不是北京传统四合院的格局，气派和占地更要大得多。据说每一个院落都自成一格，不仅房间多，并都有自己花木扶疏的大花园。听老人介绍，这里最显眼的是修竹、银杏和桂花树，一年四季都绿荫蓊郁，花开不断。
园子最后面亦即当年岳家景勋楼的旧址上，建成最负盛名的“贲园书库”。有人说贲园取其“贲”字“气势旺盛、高起来”之意，其实，严雁峰别号贲园居士，在我看来，贲园就是自家书库而已。
和我们如今一些富商有钱就豪赌，或豢养“小三”“小四”，或投资时髦的足球与电视剧不大一样，严雁峰钟情于图书，有钱投在买各种珍本善本的书籍上，是一位名副其实的藏书家。在建贲园之前，他曾于光绪二十年（1894年）入京，以巨资购进大批古书，装运四川；途经西安，见有人出售藏书，虽要价不菲，又不惜重金，倾囊而出，全部收进。一时豪举传为美谈。
可能是老天要给我一些补偿，那天，我去和平街寻洗马池未果，偶然听说贲园尚在，颇为兴奋。毕竟历史未曾完全如烟飘逝殆尽，便误打误撞闯进了贲园。
如今的贲园已经成为图书馆的宿舍，一片简易的矮层居民楼，立在那片曾经藏龙卧虎之地。走进不大的铁门，沿着一条干净的甬道走进去，甬道几十米，不长，但两旁楼群林立，想当年肯定是左右轩豁，所谓口小膛大，腹内可撑万里船。
甬道尽头，被一扇铁栅栏门挡着，进不去了。隔着栅栏，可以看见正在修缮中的一扇月亮门，门脊上的瓦还没有盖全。隔着月亮门，有大树遮掩，依稀看见有灰色的小楼隐现，想那应该是贲园的藏书楼了。可惜，折回大门前的传达室，如何说想一览藏书楼的芳容，传达室就是不给钥匙开门，只说需要听省图书馆的指示。
没有办法，第二天大清早找到省图书馆的馆长，才终于走进藏书楼。没有看见月亮门门楣上雕刻着两个篆字“怡乐”。据说，贲园里这样的题字颇多，最有名的还有严雁峰自撰请于右任书写的一副对联：“无爵自尊，不官亦贵；异书满室，其富莫京。”更是黄鹤不知何处去了。但是藏书楼上嵌着“书库”的隶书横匾，虽然斑驳，却清晰在目，留下岁月的一点物证。
楼前的小院，远没有我想象中的大，想以前读书曾经看到对贲园书库的介绍，说是“书库建在花园中”。那么，该比眼前的园子要大、要漂亮才是。藏书楼正在重新维修，院子里一片狼藉。但藏书楼两侧各有一棵高大的银杏树，像是以前留下来特意陪伴藏书楼的，百余年来，算得上为藏书楼红袖添香的知己。
藏书楼二层的建筑风格中西合璧，墙体灰砖磨砖对缝，近百年依然很结实，那时候的工艺不欺岁月和人。月亮门设于楼正中间，门楣之上的房檐和整座楼的房檐，都是灰鱼鳞瓦铺盖，典型中式。但门顶上是阳台，和门两侧对称的窗，尤其是二层窗上拱形券式的装饰，有清末民初西风东渐时的洋味儿。
走进楼里，光线幽暗，地上遍布施工的杂物，楼梯还在，楠木地板还在，只是楼下楼上一样空空如也，面积并不大，两层也就两百平方米左右，真难以想象当年严氏父子那三十万册的藏书济济一堂，是如何藏下的。据说，墙的四壁有通气孔，每扇窗前有气窗，可使空气流通，温度稳定，可惜我不大懂，未加仔细观看。据说，书架、书柜全是楠木、香樟。书库内对虫蛀、水沤、霉烂、发脆、脱页、断线等均有良好的预防设施，常年雇人在此翻书，防止虫蛀、水沤、湿气浸润，避免书页生霉、发脆，才完好地保护了这三十万册藏书，其中包括宋版孤本《淮南子》《淳化阁双钩字帖》，及明“马元调本”珍版《梦溪笔谈》，这样珍本善本的书籍就有五万册，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得以全部捐献给国家，确实不容易。严雁峰老先生曾告诫儿子说：“读书难，藏书尤难，藏之久而不散，则难之难矣。”只要想这么多年来，历经战乱，严家将藏书全部装箱，分藏于大慈祠和龙藏寺，十余年后战火平息再搬回藏书楼，所历经的周折，便会感慨更不容易。可惜，这一切更是无法亲见，只能遥想当年。
如此功能齐全又藏品丰富的民间藏书楼，难怪被称为成都的“天一阁”。来成都的文化名人，几乎无一不来贲园一亲书香，去看书库挂墙汉刻，插架明版，去和主人诗吟唐宋，谈慕魏晋。来过的人可以数出糖葫芦般一长串，其中最为成都人热衷的是张大千。抗日战争中，张大千来成都，住严谷孙家，贲园书库对他开放，同时，因张大千家属及随行弟子、伺从，一行迤逦有四十余人，严谷孙还为他准备了二十多间房屋居住。据说，张大千还养有老虎、猴子和藏獒等一些动物，每天所吃的大量肉食，也都是严家花费。这且不说，严谷孙还将院侧客厅改建成画室，特做一张巨型楠木画案。张大千在严家一住两年，其一丈二尺玉版宣画成的《西园雅集园》，大幅泼墨荷花，《杨妃戏猫图》，均在这楠木画案上面挥洒而就，并在文庙后的成都女子师范学校展览。日后，张大千到敦煌临摹壁画，回成都举办敦煌画展，包括来往路费等所有费用，都是严谷孙出资，为此，严谷孙不惜变卖了自家的家产。如此仗义疏财，皆因严谷孙和张大千同气相求，都属于大气象之人。
严谷孙先生于1976年去世，终年七十七岁。站在沧桑的贲园藏书楼前，想念这位可敬的老先生，他和他的父亲真的做到了无爵自尊，不官亦贵，支撑他们这样尊贵品性的，是书。或者说，是如今我们爱说的文化。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奢想，不仅让藏书楼重见天日，也能让贲园整体恢复旧貌，这样不仅可以让这里成为一座公园，同时也可以让藏书楼重新立于花园之中，让书香随花香一起飘荡得更远。
2012年3月于成都
梅州访张资平
到广东梅州，听说张资平的祖宅就在市区边上，便请车子拐了弯。这里原来隶属梅县东厢堡三坑村，市区的扩大，像包饺子一样，把它当成了一道美味的馅包了进来。
早听说张资平的祖宅叫作留余堂，张资平在这里出生，一直生活到了十九岁才离开这里，到日本留学，据说当时他考的成绩是最后一名，扒上了去日本海船的船尾。这里是他的故居，如今讲究名人故居的开发，成为不可多得的文化和旅游资源。更何况，张资平历来是颇受争议的人物，其汉奸的历史问题，以及因写三角恋爱小说闻名而遭到鲁迅先生的批评，都使得他显得有些另类而为人瞩目。只是因为张家老屋尚未收拾好，暂时未对外开放。对我而言，更愿意看这样未经修饰的老宅，哪怕荒芜如同一座废园，其凋败的沧桑之中，更容易让人捕捉到历史真实的影子。想前两年在东北看萧红故居，新得如同新娘，难以走进《呼兰河传》之中了。
走进留余堂，没有见到一个人。牌楼式的大门坐南朝北敞开着，三进三出的大院落，明显客家围龙屋的格局，中轴线连带着三座轩豁的厅堂，左右对称三排排屋，最后一排半圆形的围屋，整个院落足有七十多间房子，却空荡荡的，只有南国热辣辣的阳光，不安分的小鸟一样，在地面和屋顶上跳跃。
房屋的门窗都有些破败，里面更是一片凋零，蛛网坠落，尘土四溢，堆砌着乱七八糟的杂物。看样子，早没有人居住，所有的一切都只在遥远的回忆里了，破败而悲凉的情景，颇似电影《小城之春》里重回故里的那种感觉。但是，如果仔细看，房梁上有精美的木雕，并没有被岁月凋蚀和人工破坏，雕刻着的麒麟、如意和大鼓，依然栩栩如生。还有松竹梅莲的漆画，也清晰可见。大门“珠联璧合，凤翥鸾翔”的门联，大堂上“积善之家荆树有花兄弟乐，读书为业砚田无税子孙耕”“孝友传家诗书礼乐，文章报国秋实春华”的抱柱联，以及大门门楣上道光二年的横匾“经魁”，前堂道光十四年的横匾“文魁”，都显示出了张家当年的风光、气派和家底。张家祖上出过两个四品官，七个举人，虽不为显赫，却也值得骄傲。记得张资平在他的也是我国现代文学史第一部长篇小说《冲击期化石》中，曾用颇大的篇幅写过他的老宅，特别写过老宅的这些对联，虽然文字有出入，但忠孝传家、诗书及第的内容是相同的，还特别写过他的父亲，当年父亲是秀才，当乡间的私塾先生，他从小是跟着父亲学习的，他说“父亲是我的知己”。
最宽敞的中堂，显然被人收拾过了，中间有祭祖的条案，左侧的墙上有张氏家族捐款的名单，右侧的墙上有一排照片，是张家出过的人物。在中间，我找到了张资平，看照片下面的文字介绍，知道他是张家的第二十世孙，1906年在附近的广益中西学堂读书，1910年在东山初级师范学堂读书，十九岁当第一任学艺中学校长，同年留学日本。那上面特意注明张资平到日本学的是地质，有关于地质学的专著，似乎有意淡化他的文学生涯。
正在俯身细读，当地的朋友带来一位身材高挑、鹤发童颜的老人，才知道是张资平的亲侄子，名叫张梅祥，今年七十八岁，1940年七岁时从印尼回国，跟母亲学制衣，算作工人，出身好，新中国成立以后才没有因为张资平的问题受到牵连。但这座老宅被充公，成了生产队的人家，他和母亲住在旁边的两间茅屋。后来，他去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1983年，六十岁那一年退休回来，就开始找队部要房子。他告诉我他是十九级干部，在新疆管劳改犯，退休回来，不管多难，就是想要回老宅。终于要了回来，头一天，他站在大门口，拦住了担稻子入门到庭院晾晒的农民，告诉他这里不再是大队部了。这两年，留余堂作为客家古民居已经被市里批了下来，他现在要做的是筹措资金把老宅保护好、维修好，将来把张资平的故居也开发出来。
我问他为什么当年把老宅取名留余堂，他告诉我，这是1827年他的曾祖建的房子，他的祖父有两个儿子，希望孩子做事做人要留有余地，另一方面，留字的一种写法是上面两个口字，希望两个兄弟能够和睦。祖父的这两个儿子，哥哥便是他的父亲，弟弟则是张资平。
我又问张资平当年住哪间房屋，他先对我说，这座留余堂的格局是这样的，左侧排屋的前半部分为哥哥住，后半部分为弟弟住，右侧排屋相反，兄弟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然后，他带我到了左侧的后半紧靠中堂的三间小屋，告诉我当年张资平在这里住。这是南北前后一串的三间小屋，开间都不大。最北面是厨房，中间是卧室，最南面是书房。书房前有一个下沉式的天井，天井的前面有花墙花窗和一方小水池，前面则可以种些花草。如今，虽然凋零得长满青苔，但可以想象当年这里还是很精致的。
张老伯又带我继续往左侧走，穿过一座拱形的月亮门，来到排屋最外一层，那里有一座小厅堂，这在客家围龙屋中极少见。他告诉我这是张家的观音厅，张家大小事都要到这里祭拜的，很灵。我问他张资平当年到日本留学离家之前到这里拜过观音没有，他说记不清了，不过应该是拜过的。但是，观音娘娘没有保佑得了张资平。新中国成立以后，因汉奸的问题，他几起几落，1959年，才六十六岁，他客死劳改农场。
走出留余堂，看见前面是一弯半月形的池塘，池塘里绣满绿色的浮萍，在阳光的映衬下，绿缎子一样分外明亮。同行的一位朋友开玩笑说：应该把池塘改成三角形。这是想起鲁迅先生当年对张资平的讽刺，以为他的小说等于一个三角形。不知道张老伯听见没听见，他指着水塘对我说：水塘像墨砚。
2011年8月24日于北京
佗城遇萧殷
到佗城是大中午，南中国的太阳热辣辣的，像顶着大火盆。到镇中心的孔庙参观，回头一眼看见，孔庙的前面是开阔的广场，广场一侧，有一座电影院，顶端写着“佗城电影院”，落款有萧殷的字样。忽然想到，萧殷就出生在佗城。
电影院有年头了。那种山字形马头墙式的牌楼，一下子让我回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那时候，这样的电影院在县城或小镇有很多，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我到青海冷湖镇，看到那里的电影院和这里几乎如同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一问，果然是40年代的老电影院。新中国成立以后，进行过翻修，一直延续用到现在。前两年扩建孔庙前的广场，要拆这座电影院，县委书记来视察，一看电影院的名字是萧殷题写的，要求保留下来。我想，萧殷大概做梦也不会想到，死后多年，自己的名字还能起到这样的作用，居然保住了一座老电影院。
佗城是一座古镇，隶属广东龙川县，地处粤东北，现在依然是经济欠发达的山区。对比风情万种的珠三角，这里质朴得如同素面朝天的村姑。当年，南越王赵佗设的龙川县县城就在这里，佗城的“佗”字便来源于他。萧殷出生在这里，在这里的龙川县一中上的中学，当年中学就在古镇的古代考试的试院。在贫寒中读到中学毕业，萧殷在佗城小学教过一段书，一直到二十一岁的时候才离开这里到广州读书。他就是在家乡迈出了他文学创作的脚步。萧殷活了六十八岁，人生的近三分之一时光是在这里度过的。家乡对于他不是一个符号，而是牵枝带蔓，连心连肺的。
听说萧殷的故居还在，我请求去看一看。要说萧殷不仅是我的前辈，还曾经是我的同事，他曾经在《人民文学》担任过编辑部主任。虽然，我未曾与他谋面，但早就听说他不仅是一名很优秀的文学评论家，还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好编辑，不要说如白桦、邵燕祥等很多名家的处女作、成名作都出自他手（粉碎“四人帮”后他抱病还在关心并成全着当时广东的青年作家陈国凯、吕雷等人），仅看这样两条——来稿必看，来信必复，会让很多如今的编辑汗颜。想以前曾经出版过《萧殷文学书简》一书，大概远远未能收全他的书信。我私下常常以一位作家通信的多少来判断其为人的底色，乃至这可以成为其文学成就的一个鲜明有力的注脚。前辈作家中，鲁迅和孙犁先生，可以说是这方面突出的代表，萧殷承袭着这样的传统。
萧殷是老延安，资格很老，却在1960年调回广东。这一举动，和当年艾芜相似，艾芜也是在这相近的年月里要求调回四川老家。这里自然有故土难离的乡情，也有远离那时京城文坛是非动荡之地的心曲。仅从这一点来看，我就对他充满敬意，因为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这样明不规暗、直不辅曲，向往长闲有酒，一溪风月共清明的境界。
萧殷故居，四周如今热闹如市，当年却是在古镇城外。萧殷在自己的著作中称之为竹园里，那时周围一片竹林似海，清风如梦。现在显得有些杂乱，后盖起的房屋参差不齐，高矮不一，密匝匝地包围着萧殷故居。它是一座三层的小楼，外表很像开平或东莞的雕楼，只是腰围小了几号。窄小的窗孔如同梅花炮口，说明当年这里还是偏僻的，要警惕土匪的袭击。沿着颤巍巍的木板楼梯爬上去，小楼早已荒芜如弃园。一楼原来厨房的灶台早已凋败，柴草散落在旧日的回忆里；二楼是萧殷的哥哥住；三楼是萧殷住。每层的开间都不太大，但坚固得很。下楼后才发现，门楣上有赖少其题写的“萧殷故居”的牌匾，由于光线幽暗，不仔细看，根本看不清。
楼前的一座新楼里住着萧殷的嫂子，八十多岁了，身体很硬朗。她的两个儿子正好都在家，老大一口龙川当地浓重的乡音，告诉我总会有外地人来这里要看萧殷故居，不知带着人跑了多少次，踩得那木楼梯摇摇欲坠快要塌了，然后问我要不要带我去看看，我说我已经看过了，便和这两位萧殷的侄子聊起来。说起萧殷的往事，如同天宝往事一样遥远了。其实，萧殷是1983年去世的，文坛却如煤层一般，不知不觉之间，已经挖掘断了好几层，一代一代更迭并改写着岁月，模糊并淡忘着记忆。
当晚，我住在龙川县城，第二天早晨离开的时候，才知道这里还有一个萧殷公园，请求一定去看看。在我的印象中，似乎除了青岛有一座鲁迅公园，其他地方还没有以作家名字命名的公园。主人说公园正在扩建，是一片工地。那也要去看看。那是城中心的一块三角地，现在要把围墙拆除，让公园露出来。绿意葱茏的榕树、龙柏和桂花树，还有一丛高大粗壮名叫竹拍的翠竹，簇拥着一座雕像的花岗岩底座。清晰地看见上面有吴有恒撰文、赖少其书写的萧殷生平。赶过来的文化局局长对我说：这是原来公园里萧殷雕像的底座，那座雕像是萧殷的半身石雕，当年请广州一位著名雕塑家雕刻的，现在请不起了，要的价钱太高，只好请我们当地的人雕刻了，是一尊比原来要高大许多的萧殷全身像。然后，在公园的一侧建一排展框长廊，陈列萧殷的著作和生平介绍。
一个偏远的小镇，一个经济落后的小小县城，居然心存温暖和敬意地保留着一位作家的三处遗迹：他的故居，他题写名字的电影院，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公园。心里充满感动。为萧殷，也为佗城。
2011年7月23日北京
甪直春行
一
1977年的5月，叶圣陶先生有过一次难忘的故乡之行。在这一年5月16日的日记里，他这样写道：“宝带桥、黄天荡、金鸡湖、吴淞江，旧时惯经之水程，仿佛记之。蟹簖渔舍，亦依然如昔。驶行不足三小时而抵甪直。”
那是一艘小汽轮，上午八点从苏州出发。
今年的开春4月，我也是上午八点从苏州出发，也是沿旧路而行，不到一个小时就直抵甪直了。我很奇怪，那一次先生是五十五年后重返故地，五十五年了，那里居然“依然如昔”，难以想象。如今，先生所说的“惯经之水程”没有了，“蟹簖渔舍”也没有了，代之而起的是宽敞的高速公路。宝带桥和黄天荡，看不到了，金鸡湖还在，沿湖高楼林立，已成了和新加坡合作开发的新园区。江南水乡，变得越来越国际大都市化，在这个季节里本应该看到的大片大片平铺天际的油菜花，被公路和楼舍切割成了一小块一小块，如同蜡染的娇小的方头巾了。
先生病危在床的时候，还惦记着这里，听说通汽车了，说等病好了自己要再回甪直看看呢。不知如果真的回来看看，看到这样大的变化，会有何等感想。
这是我第一次到甪直。来苏州很多次了，往来于苏州、上海的次数也不少了，每次在高速路上看到甪直的路牌，心里都会悄悄一动，忍不住想起先生。我总是把那里当作先生的家乡的，尽管先生在苏州和北京都有故居，但我总是先入为主地认为那里才是他的故居。先生是吴县人，甪直归吴县管辖，更何况年轻的时候，先生和夫人在甪直教过书，一直都将甪直当作自己的家乡。
照理说，先生长我两辈，位高德尊，离我遥远得很，但有时候却又觉得亲近得很，犹如街坊和蔼可亲的老爷爷。其实，只源于1963年，我读初三的时候写过一篇作文，参加了北京市少年儿童作文比赛而获奖，先生亲自为我的作文进行了逐字逐句的批改和点评。那一年的暑假，又特意请我到他家做客，给予很多的鼓励。我便和先生有了忘年之交。友情一直延续到“文革”之中，一直到先生的暮年。记得那时我在北大荒插队，每次回来，先生总要请我到他家吃一顿饭，还把我当成大人一样，喝一点儿先生爱喝的黄酒。
先生去世之后，我写过一篇文章《那片绿绿的爬山虎》，记录初三那年暑假我第一次到先生家做客的情景。可以说，没有先生亲自批改的那篇作文，没有充满鼓励的那次谈话，也许，我不会成为一个以笔墨为生的人。少年时候的小船，有人为你轻轻一划，日后的路会有意想不到的变化。后来，这篇文章被收入小学语文课本。无疑，强化了这样变化的意义，渲染了少年的心。
能够去甪直看看先生留在那里的踪迹和影子，便成了我一直的心愿。阴差阳错，好饭不怕晚似的，竟然一推再推，直到今日。密如蛛网的泽国水路，变成了通衢大道，甪直变成了门票五十元一张的旅游景点。
二
和周围同里、黎里这样的江南古镇相比，甪直没有什么区别，可以说是大同小异。一条穿镇而过的小河，河上面拱形的石桥，两岸带廊檐的老屋……如果删掉老屋前明晃晃的商家招牌和旗幌，以及不伦不类的假花装饰的秋千，也许，和原来的甪直没有什么两样，甚至和1917年先生第一次到甪直时的样子一样呢。
叶至善先生在他写的先生的传记《父亲长长的一生》中，提到先生最主要的小说《倪焕之》时，曾经写道：“小说开头一章，小船在吴淞江上逆风晚航，却极像我父亲头一次到甪直的情景。”尽管《倪焕之》不是先生的自传，但那里的人物有太多先生的影子，和甪直的影子，小说里面所描写的保圣寺和老银杏树，更是实实在在甪直的景物。
1917年，先生二十二岁，年轻得如同小鸟向往新天地，更何况正是包括教育在内一切变革的时代。先生接受了在甪直教书的同学宾若和伯祥的邀请，来到了这里的第五高等小学里当老师。人生的结局会有不同的方式，但年轻时候的姿态甚至走路的样子，都是极其相似的。或许，可以说这是属于青春时的一种理想和激情吧。否则，很难理解，在“文革”中，先生的孙女小沫要去北大荒，母亲舍不得，最后出面做通她思想工作的是先生本人。先生说：年轻人就想过一种全新的生活，就让小沫自己去闯一闯，如果我年轻五十几，也会去报名呢。或者，这就是当年先生甪直青春版的一种昔日重现吧。
穿过窄窄的如同笔管一样的小巷，进入古色古香的保圣寺，豁然开朗，保圣寺旁边是轩豁的园林，前面是唐代诗人陆龟蒙的墓和他的斗鸭池、清风亭，后面便是当年五高小学的地盘了，女子部的教室小楼，作为阅览室的四面亭，和生生农场，都还健在。特别是先生曾经多次描写过的那三株参天的千年老银杏树，依然枝叶参天。有了这些旧物，就像有了岁月的证人证言一般，逝者便不再如斯，而有了清晰的可触可摸的温度和厚度。
生生，即学生和先生的意思。原来这里是一片瓦砾堆和坟场，杂草丛生，是学生和先生共同把它建成了农场。当年这一行动，曾在甪直古镇引起轩然大波，这在先生的小说《倪焕之》中有过生动的描述。那时候，先生注重教学的改革，注重学生的实践活动。其实，农场很小，远不如鲁迅故居里的百草园，说是农场，不过是一小块田地，现在还种着各种农作物，古镇里的隐士一般，只问耕耘不问收获似的，杂乱而随意地长着。
教室楼和四面亭的门都锁着，透过窗户可以看到，前者里面的课桌课椅，当年先生的妻子胡墨林就在这里当教员，兼着预备班的主任；后者当年是学校的小小博物馆，展览着他们的物品，现在陈列有先生临终的面模，隔着窗玻璃可以看到。四面亭的前面，是后建的一排房，作为叶圣陶先生的纪念馆，陈列的实物不多，是一些图片文字的展板，介绍着先生的一生。空荡荡的，中间立有先生的一尊胸像，脖子上系着一条鲜艳的红领巾。
五高小学应该是当时中国教育改革的先驱学校了。在这个小小的学校里，先生和他一样年轻的朋友一起，不仅建立了农场，还办了商店，盖了戏台，开了小型的博物馆，并亲自为孩子们编写课本，不用文言文，改用新的语体文教授……这一系列的变革，现在看来都很简单，在近一个世纪以前的岁月里，却要付出心血和勇气，和沉重的社会和几乎与世隔膜几乎呆滞的古镇，是要做抗争的。看到它，我想起了春晖中学，那是叶至善先生的岳父夏丏尊先生创办的学校，年头比五高要晚一些。五四时期，中国文人身体力行参与教育的变革实践，可以说是空前绝后了，和我们如今的坐而论道，指手画脚，或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无力感的形象大相径庭。
先生在五高教书九个学期，一共四年半的时间。应该说，时间不算长。但这是青春期间的四年半，青春季节的时间长短概念和日后是不能用同样数学公式来计算的，它在人的一生中的作用常常会被放大或延长。更何况，在这四年半中，先生的父亲故去，五四运动爆发，文学研究会成立，这样几桩大事发生的时候，先生都在甪直，却一样心事浩茫连天宇，便让这个青春之地，不仅仅属于偏远的古镇，也染上了异样的时代光影与色彩。五四运动爆发之后的第三天晚上，先生才从上海的报纸上得知消息，他和朋友们在报刊上发表宣言，在学校前的小广场前举行了救国演讲，表示对遥远北京的支持和呼应。文学研究会成立之后，先生在甪直写下了小说《这也是一个人》，投寄北京，在《新潮》杂志上发表，获得鲁迅先生的称赞。父亲去世的那一年里，先生蓄须留发，很长都不剪，遵循当地的习俗，表达对父亲的怀念。
事后先生曾经在文章里说过：“当了几年教师，只感到这一途的滋味是淡的，有时甚至是苦的；但到了甪直以后，乃恍然有悟，原来这里也有甜甜的味道。”在我看来，这其实就是青春的味道。这种味道，独属于青春，更何况这样的青春中，融有了从自己家事到学校的变革一直到时代的风云变幻，味道自然就更加异常。难怪以后无论走到哪里，先生都会说甪直是他的第二故乡，都会在自己的履历表上填写自己是小学教师。
三
先生的墓地在四面亭和生生农场的一侧，墓道前有一座小亭，叫未厌亭，显然是后盖的，取自先生的一本文集的名字。墓前有几级矮矮的台阶，有一围矮矮的大理石栏杆，没有雕像，长长的墓碑如一面背景墙上面，只有赵朴初先生题写的“叶圣陶先生之墓”几个大字。
这里原来是五高的男生部楼，后来变成了校办厂。自1977年5月那一次难忘的故乡之行后，先生再没有能够重返故乡。尽管那一次先生写下了这样的诗句：“斗鸭池看残迹在，眠牛泾忆并肩行。再来再来沸盈耳，无限殷勤送别情。”但是，先生无法再见故乡和乡亲这一番深情厚谊了。
先生弥留之际，口中断断续续吐露出的话，是生生农场、银杏树、保圣寺、斗鸭池、清风亭……他把自己埋在了自己的青春之地。他把自己对故乡的这一番深情厚谊，深深地埋在了这里。
我走到墓前向他鞠躬，看见一旁是甪直的叶圣陶小学送的花圈，鲜花还很鲜艳。清明节刚过不久。另一旁是老银杏树，正吐出新叶，绿绿的，明亮如眼，好像先生就站在旁边。那一年，先生重回到这里的时候，手里攥着一片从树上落下的银杏叶，久久舍不得放下。
2011年4月20日于甪直归来
君子一生总是诗
到美国一个多月，国内文坛的消息闭塞，一直到昨天才听说韩少华去世了。看他走的那天，是4月7日，恰是我乘飞机离开北京的日子，真的是莫名其妙的巧合，心里不觉暗惊，眼前浮现出少华那温柔敦厚的身影，和他的夫人冯玉英大姐，还有他的女儿韩晓征。那是一家多么好的人。
少华年长我十四岁，我却一直叫他少华，总觉得这样叫亲切。他没有架子，是那种纯正古典派的文人，对于我，他亦师、亦兄、亦友，我们是君子之交，清淡如水，却也清澈如水。
我和少华于20世纪80年代相识，但他的名字我早就熟悉。是1962年或者是1963年，我买了一本由周立波主编的那年的散文特选，里面选有韩少华的散文《序曲》。和如今几乎泛滥的年选本大不一样，那时候编选认真，而且编选者写了认真读后的序言。周立波写下的长篇序言中，特别提到了《序曲》，给予了热情的赞扬和希望。我记住了韩少华这个名字，以后，他所有的散文，我都看过。
那时候，我读初三和高一。在描写校园生活的散文中，我喜欢两个人，一个是李冠军，一个便是韩少华。我买了李冠军的散文集《迟归》，整篇整篇抄下了韩少华的《序曲》《花的随笔》《第一课》，每篇散文的题目，都特意用红笔写成美术字。至今还清晰地记得，《序曲》里那个演出前对镜理装心情紧张的舞蹈少女，和那位为少女描眉的慈爱的老院长；记得序曲响起，大幕拉开，少女以轻盈的舞步迈进了芬芳的月色中的情景，有些如梦如幻。那时候，我迷上了散文，自觉和当时一些散文名家的写作姿态不大一样，他似乎更重视散文的意境，更仔细经营散文的叙事而不常是那时常见的抒情和结尾的升华。他几乎都是用富于诗意的笔触，细腻而温馨地书写生活和情感。心里猜想这样的一个人，是什么样子的呢？
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比我想象中的要高大和英俊。那时候，他已经稍稍发胖。如果在他写《序曲》的风华正茂的年代，应该更是仪态万千。他能唱单弦和大鼓书，我和他一起开过几次会，听过他的发言，我从来没有听过一个作家的发言如他这样，水银泻地，一气呵成，仿佛是对着讲稿一字不错地朗读，不带一个多余的字，充满韵律和感情，还有内在的逻辑。这是他多年教师生涯的锤炼，也是他才华横溢的表征。我曾对他说你的发言不用修改就是一篇稿子。他笑笑摆手。我心想，如果站在舞台上，他就像濮存昕；在讲台上这样漂亮的讲述，只有我们汇文中学的特级数学老师阎述诗（歌曲《五月的鲜花》的作曲者，和少华一样才华横溢），和他为并蒂莲。
忘记了什么时候，我曾经对他讲起我中学这段学习经历。他认真地听我讲完，笑着对我说那都应该感谢袁鹰和周立波当时对我的扶植和鼓励。然后，他告诉我李冠军是他北京二中的同学，后来到天津当中学老师。接着说，在二中教书的时候曾经收到他寄来的《迟归》，可惜英年早逝。讲完，少华和我都替李冠军惋惜。我一直惊讶二中曾经涌现出那样多的作家，其中在20世纪60年代校园散文创作我最喜欢的两个人，竟然同出一门，便一直猜想这样两位才子是如何惺惺相惜，又是如何彼此砥砺的。
1990年年底，有出版社愿意出版我的报告文学选集。我20世纪70年代末写报告文学，到了80年代末就洗手不干了，居然还有出版社愿意为我的过去十年的报告文学结集出版，对我自然是鼓励。我想得认真对待，便在一次开会的空隙找到少华说起了这事，他替我高兴，说好啊，你应该有一本完整的报告文学选集了。他就是这样一个敦厚的人，没有文人相轻的旧习气或针鼻儿大的小心眼，真心替朋友高兴，如同待他自己的事情一样，特别是对待晚辈，他有真正长兄的气质和心地。我想请他为我的这本书写序，他一口答应下来，说你先编，我一定认真拜读，好好写这篇序，和你一起总结这十年。谁知道，第二年，少华外出讲课归来的途中，在火车上中风，一病不起。
记得那时候，我的好友赵丽宏正从上海来北京开会，我们两人相约一起去新源里少华家看望他。病来如山倒，看到那么一个风流倜傥的人突然倒下，我的心里非常不好受。从他家出来，冷风扑面，我和丽宏都很难过，彼此久久没有说话。
我听说，这突然一病，需要用的一些药不能报销，少华的经济有些紧张，心情也受些影响，便给当时中华文学基金会的会长张锲写了封信，我知道他们基金会那里有一笔钱，专门帮助作家用的，我希望他能够伸出援手，雪中送炭。没几天，张锲给我回了信，告诉我他已经派人去了少华家，给予了一些帮助。但是，我心里清楚，这只是杯水车薪，是精神大于物质的帮助。我知道，少华为人低调，蜗居一隅，羞于追名逐利，无意争春，只希望能够写东西，写作是他生命存在的方式。我常常想起少华曾经写过的文章，他说新中国成立以后散文的兴旺有两个时期，一个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一个是60年代初期。他没有想到，在他病倒后不久，即20世纪90年代后期一直到新世纪初，散文的兴旺远超过前两次。少华病得真不是时候，才五十八岁，正值壮年，正是可以大展才华的时候，在散文领域里，他绝对是独树一帜、不可或缺的一家。而且，我心里一直悄悄在说，散文的稿费，特别是报纸的稿费，也大大高于以前，起码少华的经济可以更好些。
文坛是个名利场，也是个势利场。都说久病床前无孝子，其实，久病床前车马稀，是世态炎凉和人生况味的凹凸镜。不少文人趋于争官争名争利，不少媒体热衷于有新闻价值的新人，而领导们即使偶尔关心作家也只是关心那些年龄老的或头衔带长的，冷落了久病床前的少华，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少华只是一名老师，一官莫名；而年龄处于夹心层；他上下够不着。虽然，后来在《人民日报》《中华读书报》《北京晚报》等报刊上读到少华用左手艰难写出的新作，我替他高兴的同时，知道他的内心一定是寂寞的，是不甘的。我更知道，他心里还装着多少东西没有来得及写而且那么想写呀！
我一直为少华不平，我以为对少华的文学成就一直没有认真的评价和总结。在延续上一个时代（即20世纪60年代）和下一个时代（即新时期之后）的散文创作中，少华所起到的衔接、传承和发展的作用，无人可以企及；特别是在散文创作关于情与思、形与神、诗与文、史与今、浪漫情怀和现实精神等方面，少华都做出了富于前瞻性的努力和探索。
四年前，也是在美国，我在芝加哥大学的图书馆里借到少华写的中篇小说《少管家前传》。以前，我读过他的小说《红点颏儿》，听他说过这篇，一直没有读过，正好补了课。读后，我非常兴奋，觉得这是少华多年心底的积累，将会是一本写老北京生活的大书。既然有了“前传”，必应有“正传”和“后传”才是。在写老北京生活的小说中，我还从来没有看过写得这样讲究的，每个人物，每个情节，每个细节，每个场景，每句语言……严丝合缝，曲径回环，气象万千。都说少华散文写得好，其实他的小说写得同样漂亮呀。当时，我抄了好多笔记，准备回北京和少华好好探讨一番，甚至想即使他再无法动笔写这鸿篇巨制，可以让女儿晓征帮忙，一起完成。可是，回到北京不久，我腰伤住院半年，出院后总觉得时间还有，也是人懒心懒，把事情拖了下来，便也失去了和少华交流的最后机会。
我想起了少华刚刚搬到崇文区四块玉的时候，在四块玉街口和他巧遇，因为那里离天坛东门不远。他的夫人冯大姐推着轮椅正要带他去天坛，我对他说搬到这里好，离天坛近，可以天天来天坛呼吸呼吸新鲜空气。那天是个黄昏，望着冯大姐推着轮椅走进夕阳的影子里，我心里一阵发酸，然后漾起感动和感慨。想想少华一病近二十年，都是冯大姐精心照料，事无巨细，所有的苦楚，都悄悄咽进她自己的肚子里。如果没有冯大姐的陪伴，简直无法想象。少华真的好福气。或者说，好人必有好报吧。
记得少华曾经写过一篇《君子兰》的散文，他实际写的是对君子的礼赞和向往，他把君子怀德、君子喻于义、君子不忧不惧，称为“君子之风”。如今，不要说文坛，整个社会“君子之风”都稀薄得可以了，便让我越发地怀念君子少华。
手头没有别的资料，只有两本台湾版的《读杜心解》，便仿老杜之句，写了一首打油诗，遥寄我对少华迟到的怀念——
病来霜落发如丝，到老少华是我师。
万里悲伤难追日，百年沧桑却逢时。
无痕秋水犹能忘，有伴春山岂可思。
自古文人多寂寞，一生君子总为诗。
2010年5月28日于美国新泽西
长啸一声归去矣
如今的黎里显得有些寂寞。其实，它和同里同属苏州的吴江，都是千年古镇，但在二十多公里以外的同里太出名了，压住了黎里的声名。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压也是压不住的，因为在黎里有柳亚子故居，同里没有的。
就是因为柳亚子故居，赶在大雨前，我来到黎里，首先看到的是一条长长的河，据说有三里长。和同里蜿蜒的河汊相比，黎里的河笔直如线，古镇大小院落都依次错落在这条河的两边。南宋以来，北方人大量南迁，一直到明清两代，造就了黎里的繁荣，河的两岸由集市逐渐发展为门市，河取名为市河，其中“市”字就是集市、生意兴隆的意思。柳亚子故居就坐落在市河的岸边。几经战乱和饥馑，它没有被毁，算是万幸。新中国成立以后，这里成了古镇的银行，无形中保护了它，如果陆续住进人家，人口拥挤，烟熏火燎，就会和北京城里的许多名人故居一样，被糟蹋得无以收拾了。虽然“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闯将进来，损毁了后院精美的门雕，但整个院落基本上保持得相当完好，可谓奇迹。常有人说，与国外的石头结构的建筑比较，我国的建筑是砖木结构，不好保存，而看这座已经有两百余年历史的柳亚子故居，说明不是不好保存，关键在于是否保护。
如今，看门庭轩豁，前有市河，旁有备弄，后有走马堂楼，纵深近百米，很是气派。六进的院落，建造在一个小镇上，真的了不起。这里的人告诉我，这不算稀奇，黎里还有九进的院落呢。可见当初这里的繁华。看故居里柳亚子生平，看到20世纪20年代，柳亚子参与的国民党第二次苏州代表大会，就是在黎里召开的，可以看出当初黎里地位的不同寻常。当初，柳亚子和陈去病创办南社，是到同里喝茶议事的，同里现在还存有南园茶楼。但要正式开大会，还得到黎里。
这里是乾隆年间直隶总督、工部尚书周元理的老宅，一座18世纪的老房子。柳亚子十二岁那年，他家以三千大洋典租了这幢占地两千六百多平方米，共有一百零一间房间，总建筑面积两千八百多平方米的豪宅。所谓典租，是说十一年后周家如果拿不出三千大洋赎宅，这房子就归柳家了。算一算，一平方米一块大洋，现在看来是非常便宜了，不知道那时算不算贵。不过柳家和周家都属于大户，如此老宅的易主，可以看出朝代更迭和世事沧桑中，即古诗里“棋罢不知人换世”的味道吧。如果不是面临着一场即将到来的翻天覆地的大革命，如果不是一腔爱国情怀的风云激荡，少年时代的柳亚子，也许和我们今天的“富二代”没什么两样。
就是住进这里的第二年，小小年纪的柳亚子写出了《上清帝光绪万言书》。这样明目张胆的反清言论，当时是可以满门抄斩的。但这篇万言书可以看出少年心事当拿云，奠定了柳亚子一生的走向。
这座柳亚子故居，让黎里提气，让市河有了它的倒影而流光溢彩。周家当年老匾“赐福堂”，虽然木朽纹裂，斑驳脱落，依然还在，端坐在地上，让逝去的历史有了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证。如今大门内外厅的门楣之上，分别悬挂的是屈武先生题写的“柳亚子故居”和廖承志先生题写的“柳亚子先生故居”的匾额。当年，廖先生因叛徒出卖在上海被捕入狱，是柳亚子奔走营救才得以出狱，两人之间情分非同寻常。
大厅两侧，分别有柳亚子和毛泽东“沁园春”的唱和词，那曾经是柳亚子引以为骄傲的事情，也是如我这样一般人得以知道柳亚子的源头；也有周家当年请书画家董其昌临摹颜真卿的《赠裴将军》的中堂。可谓新旧杂陈，将年代打乱，错综一起，乱花迷眼，让人在历史中逡巡，引为遐想的空间。
其中最惹我眼目的是厅堂中的一副隶书对联：“古来画师非俗士，此间风物属诗人。”这是当年此地号称诗书画三绝的陈众孚老先生送给少年柳亚子的，一老一少的往来，可见当初柳亚子的不凡，才会赢得老先生这样的赞赏。据说当年就悬挂在这里，如今依然毫发未损，还悬挂在那里。好的文字比人活得年头长。
展览室还有两方治印，非常值得一看。一方是“兄事斯大林弟畜毛泽东”；一方是“大儿斯大林小儿毛泽东”。这两方印，都是1945年柳亚子请重庆的治印家曹立庵刻印的。谁想到“文化大革命”中，这两方印章给柳亚子带来灾难，竟敢和毛主席称兄道弟，还大儿小儿地称呼，不是触犯了天条？便哪管柳亚子是在用典。柳亚子生怕误会而引起事后的节外生枝和无知者吹火生烟生出的麻烦，特意在印的一侧刻有文字注明典故的出处，但还是在劫难逃，最终把印章毁掉不说，还鞭尸一般，把早已经去世的柳亚子诬蔑为老反革命分子，而使得全家蒙难。如今看到的这方印章外带另一方，是1987年柳亚子百年诞辰之际柳亚子故居开馆时，曹立庵先生重新镌刻的。既是纪念故人，也是重温历史。庞大的历史并非仅仅宜粗不宜细，有时候，细节之处，更能让历史还原得须眉毕现。
展览中，还看到柳亚子名字的来历，以前没有听说过。父亲给他起的名叫慰高，字安如。他在上海读书的时候，信奉卢梭的天赋人权论，便把自己的名字改为柳人权，字亚卢，意思是亚洲的卢梭。看到这儿，我禁不住莞尔，想起我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改名，不也是叫什么卫东、向阳之类的吗？柳亚子那时也是一个热血青年，而青年澎湃的血液几乎轨迹是相同的。当时，同为南社的高天梅，常和柳亚子有唱诗往来，便对他说，你这个亚卢的卢字（繁体盧）笔画多难写；再说，亚和卢都是大的意思，合在一起也不伦不类，不如叫亚子吧。子者，男子之美称也！柳亚子便这样叫开了，要说实在是比柳慰高和柳人权、柳亚卢要好听！一个人的成功和成名，名字真的隐含着某种命运的密码呢。
当然，最值得看的是后院，庭院深深，幽静异常，楼下柳亚子的书房“磨剑室”不让游人走进，只能凭栏观看。“磨剑”，自是用“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的唐诗之意，和他取名“人权”“亚卢”直相呼应，书生意气，挥斥方遒，小小书斋，已经容不下他的心事浩渺了。当年这里藏有黎里最多的藏书，新中国成立后，他将这些书全部捐献给了上海图书馆。据说，那时，书籍有四万四千多册，打了三百余包，运往上海的阵势是浩浩荡荡的。
引我兴趣的不仅是书桌上的孙中山的半身胸像，还有挂在墙上的一副对联：青兕后身辛弃疾，红牙今世柳屯田。是当年南社社员傅钝根指书赠予柳亚子的，以宋代两位不同风格的词人辛弃疾和柳永比拟他，可谓知音。据说，柳亚子很是喜欢，一直把这副对联挂在书房里。我想，那肯定不是自负地为了比附，而是心中的一种追求和向往。
走马堂楼上地板凹凸不平，本来阴雨前光线就晦暗，透过镂空的雕花窗棂，就更加阴晦不定。走在上面，让人真有种时光倒流的感觉，一步跌入前朝。二楼是柳亚子一家的起居室，现在看看，每间都不宽敞，和现在一些发了财做了官的文人的住所相比，可以说很是窄小。他的三个孩子柳无忌、柳无非、柳无垢都是出生在这里的。1927年蒋介石“四一二”大屠杀，把柳亚子列入黑名单，半夜派兵来抓人，柳亚子就是藏在卧室边的复壁里才逃过一劫。躲在狭窄的复壁里，他老先生还写诗呢：曾无富贵娱杨恽，偏有文章杀祢衡。长啸一声归去矣，世间竖子竟成名。我以前读柳亚子的诗，觉得他特别爱用典，几乎每首诗都有典故，有的不大好懂。生命攸关时刻，老先生还在用祢衡和杨恽这两个摇笔杆子的典故呢，要说真真单纯得可爱可敬。这样的劲头儿，大概只属于那一辈文人，如今的文人，只有汗颜的份儿了。
这一夜趁着天不亮的时候，他换上一身渔民的衣服，雇了一艘破渔船，偷偷地离开了家。小船摇了三天三夜，才摇到上海。这一年，他整整四十岁，在这里，他生活了二十九年。
走出柳亚子故居，云彩压得很低，雨就要来了。市河的水有些晦暗，老桥在风中似乎隐隐在动。想想，八十二年前，柳亚子就是从这条河离开家的。他再也没有回到过这里。禁不住想起他的那句有名的诗，“安得南征驰捷报，分湖便是子陵滩”，有些百感交集。分湖便在这里不远，指的就是这里，他的家乡。也许，只有站在他的故居前，吟诵这句诗，才会别有一番滋味上心头吧？
2009年岁末于北京
残年犹读细字书
我是今天才从报纸上看到洁泯先生逝世的消息。就在上个月，我碰到一位朋友，他对我说洁泯先生身体不好，准备过几天去看望他。我说洁泯先生是好人，经历文坛的事多，学问又好。谁想到，这才几日，洁泯先生竟然和我们天地两隔。他是11月13日去世的，那时，我正参加文代会，许多文人正聚在一起热闹着，他寂寞地逝去了。
今年，洁泯先生八十五岁。他是前辈，按说是轮不到我写祭文的，因为我毕竟并不十分了解他，与他交往也不多。我只是怀着景仰的心情，一直远远地观望着。他如一座云雾中的山，沧桑而苍茫地从历史中走来，让我总涌出这样的一种感觉：始知五岳外，别有他山尊。
大约在1987年，那时候，我写了一部长篇小说《早恋》，因为涉及中学生的恋爱，引起一些人的不满和批评，甚至书稿发到印刷厂而被撤版，险些没能够出版。那时候，人们的心理就是这样保守，时代的发展总有个春秋代序。那时候，我没有想到，第一位给予我支持的是洁泯先生，他首先在《文汇报》上发表文章，对《早恋》进行评论和表扬，打破了那时的僵局，不仅给予我，同时给予出版社以强有力的鼓励。
那时候，我还没有见过他的面，但在心里很是感念。几年以后，他又写过文章，再次提及《早恋》，他说：“肖复兴的创作，从《早恋》到最近的《戏剧人生》，都是写学生的，对中学生和大学生的生活流向，他们的心态变化，他几乎了如指掌。在青年读者中，他的作品是极受欢迎的。我虽然年纪已老，也一样喜欢他的书，他小说中的文义，可以唤起老年人对青春的向往与赞美。捷克作家昆德拉认为青春‘是超越任何具体年龄的一种价值。这个思想用恰当的诗表现出来，成功地达到了一个双重目的：他既恭维了年轻人，又神奇地抹掉了年长者的皱纹，使他成了一个与青年男女同等的人’。我十分激赏这段话，因而我认为，肖复兴虽致力于写青少年，但他的小说又为年长者所同享。”我始终不敢忘怀这些话，我知道，这是一位长者对晚辈的鼓励、教诲和希望。我常常拿他的话鼓励自己，让自己写得更有进步一些，不辜负他的期待。
1993年的夏天，洁泯先生给我打来一个电话，他要为出版社编一套“当代世相”的丛书，他看到我在报端上发表的一些文章，觉得合适，希望我能够加盟编一本。我非常高兴和感动，高兴我的文字还能够走进他的视野，感动他还在关注我的写作。他约我见面详谈，我说去您家拜访吧，他说他家太远，就到我的办公室吧，我虽然退休了，但社科院还给我留了一间办公室。
那天，我去社科院找到他的办公室（小得出乎我的意料，摆满的书籍让屋子更加逼仄），他早早在那里等着我了，他就是这样一个和蔼长者，总是那样的平易近人。说实在的，虽然我已经出过一些书，但为他编一本，心里有些惴惴，毕竟他是有名的评论家，见多识广，怕难入法眼。他却一如既往地鼓励我说，他看到我最近写的一些文章，是在现实生活中观察和思索之后而写的社会百态，正符合他编的这套书的要求。正是在他的鼓励下，这本《都市走笔》的书得以出版，他还特意为我的这本书写了序言。这是我专门请求他写下的，我从不为自己的书请人写序，除梅朵为我的报告文学集《生当做人杰》写过序，这是唯一的一次，因为我敬重他，并始终感念于他。
我很少能够见到他，我相信君子之交淡如水的古训，文坛毕竟不是闹哄哄的大卖场。每年的春节前夕，我只是寄一张贺卡给他，表示我的敬意与祝福。我知道他的身体越来越不好，但每一次他收到贺卡总要回寄一张贺卡给我。前两年的春节前，他寄来一张红色贺卡，看在贺卡上密密麻麻写的前后两页，知道他的身体不好，心情也不好。他说：“我这几年身体走下坡路，肠癌开刀，留下了大便难以控制的后遗症。我的青光眼已转入恶化，成了视神经萎缩，视力只有0.1，读书写字俱废，报纸也少看，写东西极少。”但如此视力的情况下，他还说：“我时常读到莫名的文章，关于音乐方面的，读了尤其钦佩。”还是一如既往地给予我鼓励。想想一位年过八旬的老人，身体那样差，视力那样差，还能够读能够写，心里真的很感动，忍不住想起放翁的诗句：“岂知鹤发残年叟，犹读蝇头细字书。”
对于文坛，他似乎不像有些人那样昂扬，而是颇为悲观：“现在文艺界似乎很萧索，出的东西不少，有影响的似乎不多，这十多年，也不见有什么大手笔问世。”去年春节前夕，看他在贺卡上写的，似乎心情略好些，他这样写道：“收到贺卡，至为感谢。多年来我目疾恶化，生活进入半自理状态，但心情尚好。祝您写作丰收，工作有新成就。还有身体健康最要紧。”想到一个身体状态那样差的八旬老人，还要亲自走到邮局去寄信，我的心里充满无法言说的感动。但是，那时候，我没有仔细注意他一再嘱咐我要注意身体，无法体会到其实那时候他的身体已经每况愈下，一个垂垂老人对于生命和生活还有文学的渴望和无奈。
我只是把我这样一个普通的作者和晚辈感受到的洁泯先生的点滴写出来，表达我的一份怀念的心情。我相信如我一样曾经受到过他的关怀和鼓励的人会有很多，我所写下的不过只是其中的一滴水。
又快到年底了，我只是不知道今年的春节前夕，一张贺卡该寄往哪里。而且，我也再无法收到先生的贺卡了。
2006年11月23日于北京
白马湖之春
出浙江上虞十里，山清水秀的白马湖扑面而来，风也似乎清爽湿润多了。正是早春二月，想起朱自清先生在《白马湖》一文中曾经说过的：“白马湖的春日自然最好。山是要青得要滴下来，水是满满的、软软的。小马路的两边，一株间一株地种着小桃与杨柳。小桃上各缀着几朵重瓣的红花，像夜空的疏星……”心里不住地想，此次来白马湖的时间真是选对了。
白马湖，想念它多年了。
如同任何一场大革命退潮之后一样，拔剑四顾的茫然，都会让为之献身的人们无所适从。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落潮了，迎来的失望和落败的景象，让一群有理想有追求的文人，心中充满迷惘，他们不想在城市里醉生梦死浑浑噩噩，跑到了无论离杭州还是离宁波都偏远的上虞，寻找到白马湖这样一块世外桃源，要做点他们想做又能够做的事情，给曾经在革命大潮中急剧澎湃的心找一块绿洲。想起他们，总会不由自主地想起柔石在小说《二月》里写到的萧涧秋，那样的“五四”热血青年，现在的人们早就嘲笑为“愤青”了。
真是想象不出来，1922年的春天是什么样子了。为什么经亨颐先生在白马湖畔一招呼，那么多的文人，现在听起来名声那样显赫的文人，一下子就抛弃了都市的奢靡与繁华，都来到了荒郊野外的这里办起了这所春晖中学？当时号称“白马湖四友”，除了夏丏尊年长一点，当时是三十六岁了，朱光潜只有二十五岁，而朱自清和丰子恺才只有二十四岁。现在，真的是难以想象了。那毕竟不是短暂的观光旅游。
走出校园的后门，过了树荫蒙蒙的小石桥，终于走到了经亨颐先生和夏丏尊等诸位前辈曾经走过的白马湖畔了。二月春光乍泻，阳光格外灿烂，真的如朱自清先生所说的那样，“山是要青得要滴下来，水是满满的、软软的”。一种说不出的感觉，从遥远的历史中涌出，蔓延在白马湖中，荡漾起波光潋滟的涟漪，晃着我的眼睛。
经亨颐的“长松山房”、何香凝的“蓼花居”、弘一法师的“晚晴山房”、丰子恺的“小杨柳屋”、夏丏尊的“平屋”……次第呈现在眼前。虽然“晚晴山房”是后来新翻建的，“蓼花居”已成废墟，但毕竟还有夏丏尊、朱自清、丰子恺的房子保持着原来的风貌。房子都是依山临湖而建，按照眼下的时尚，都是山间别墅，亲水家居，格外时髦的。但现在的房子所取的名字，能够有他们这样的雅致吗？“富贵豪庭”“罗马花园”……那些俗气又土气得掉渣的名字，怎么能够和“小杨柳屋”“平屋”相比呢！
名字不过只是符号，符号里却隐含着一代人心里不同的追求。小院里原来是种着菜蔬的，要为日常的生活服务，现在栽满花草，还有郁郁青青的橙树，越冬的橙子还挂在枝头，颜色鲜艳得如同小灯笼。屋子都很低矮，完全日式风格，因为无论经亨颐还是夏丏尊，都是留日归来，当年他们是春晖中学的创办者和主要响应者。走进这些小屋，地板已经没有了，砖石铺地，泥土的气息，将春日弥漫的温馨漫漶着。简朴的家具，能够想象出当年生活的样子。书房都是在后面的小屋里，窗外就是青山，一窗新绿鸟相呼，清风和以读书声，最美好的记忆全在那里了。
在世风日下、万象幻灭之际，世外桃源只不过是心里潜在理想的一种转换，散发弄扁舟，从来都是猛志固常在的另一种形象。上一代文人的清高与清纯，首先表现在对理想实实在在的实践上，而不是在身陷软椅里故作的姿态之中。在谈论白马湖和春晖中学的时候，现在的人们都愿意谈论他们的文化成就，夏丏尊确实在他的“平屋”里翻译了亚米契斯的《爱的教育》，朱光潜的美学处女作《无言之美》，丰子恺的漫画处女作《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也完成在白马湖畔。在回顾历史时，白马湖确实成了一种象征。其实，相比较其文化成就，上一代文人在历史转折的时候走向乡间的民粹主义和平民精神，是让现在的人更加叹为观止的。道理很简单，现在谁愿意舍弃大都市而跑到这样的乡村里来呢？跑到藏北的马骅，只是一个另类。而当初却是一批真正的文化精英，他们愿意从最基础做起，而不是舌灿如莲，夸夸其谈于走马灯似的各种会议和酒宴之中。
他们确实是在实实在在做事，夏丏尊建造“平屋”时的一个“平”字，就是寓有平民、平凡、平淡之意。仅朱自清一人每天上午下午就各有两个小时的课要上。而丰子恺一人是又要教美术又要教音乐在拳打脚踢。现在，在我们的教室里，却难得见到我们的教授一面了，我们的教授正在忙着让自己的学生帮助自己攒稿出书卖文赚钱了。
走进夏丏尊的“平屋”，这种感觉更深。这是他用卖掉祖宅的钱在这里盖起的房子，他要把根扎在这里，他的妻子一直住在这里，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在这“平屋”里去世。在他的那间窄小的书房里，暗暗的屋子，低矮得有些压抑，只有窗户里透过山的绿色和风的呼吸，平衡了眼前的一切。想象着当年的冬夜里，松涛如吼，霜月当窗，夏先生在这里拨拉着炉灰，让屋子稍微暖和一些，自己把头上的罗宋帽拉得低低的，在一灯如豆的洋灯下艰苦工作到夜深的样子，直觉得恍如隔世。
夏先生的一个孙侄正在院子里，他已经六十多岁，在看守夏先生的“平屋”。院子里夏先生亲植的那株紫薇还在，那时，夏先生常常邀请朱自清到这株紫薇下喝酒，把酒临风，对花吟诗，他们最大的享受就是这些了，而他们最美好的寄托也就存放在这里了。
“它长得很慢。夏先生在的时候，就是这样子。”夏先生的孙侄指着紫薇对我说。
走出“平屋”小院，就是朱自清先生说的小马路，小马路前面就是白马湖。如今，小马路的两边，还是一株间一株地种着树，还是小桃与杨柳。杨柳在暖风中不住地摇曳，白马湖水在阳光下不住地闪耀。想起朱自清先生写白马湖的诗句：“湖在山的趾边，山在湖的唇边。”也想起当年看到湖边系着一只空无一人的小船时他说过的话：“我听见了自己的呼吸，想起了‘野渡无人舟自横’的诗，真觉物我双忘了。”也许，可以这样说，前者是他们这一代人心中常常涌起的诗意，后者是他们追求的境界吧？只可惜，这两样，如今的我们都缺少了，而且不以为渐渐失去的弥足珍贵。
朱自清先生在回顾白马湖的时候，还曾经说过这样的一句话：“我喜欢这里没有层叠的历史所造成的单纯。”这话让人沉思。倒不仅仅是单纯已经离我们越来越远，而是层叠的历史和心头层叠的灰尘污垢越来越厚重，让我们无法清扫干净。白马湖，便在他们的生命中，而只能在我们的想象里。
2005年3月1日于北京
春天温暖的水
还有两天就是惊蛰了，民间说法，病床上的老人如果熬过惊蛰，就能够复苏。叶至善先生去世了。叶先生的女儿小沫打电话告诉我这个消息的时候，我安慰她说，老人八十八岁了，是喜丧。叶先生的父亲叶圣陶先生活到九十四岁，他们都是长寿之人。
话虽这么说，放下电话，心里还是充满悲伤。毕竟我和叶家三代交往四十三年，而且，一直得到他们的关怀和帮助。1963年的暑假，我还只是一个初三的学生，第一次走进东四八条那座西府海棠掩隐的小院，因一篇作文获奖而得到叶圣陶先生的亲自批改，去见叶圣陶先生。那天下午，是叶至善先生站在门口，和蔼地掀开竹门帘，带我走进叶圣陶先生的客厅。想想，那时，他四十五岁，高高的个子，显得很年轻。日子真的是如水一样，逝者如斯，留下的只有记忆。
“文化大革命”中，我和小沫都去了北大荒。那年的冬天，因为得罪了生产队的头头，我被发配到猪号喂猪，成天和一群猪八戒厮混，无所事事，一口气写了十篇散文，寄给了叶至善先生。怎么那么巧，那时，他刚刚从河南干校回家，一时没有什么事，认真地帮我修改了每一篇单薄的习作。我们便有了整整一个冬天的信件往来，他对每篇都提出了具体的意见，有的还帮我一遍遍修改，怕我看不清楚，又特意抄写一份寄我。他在一封信里这样对我说：“你的朋友之中，有没有愿意和你一样下功夫的，如果他们愿意，可以寄些文章给我看看。我一向把跟年轻作者打交道作为一种乐趣。”盼望着叶先生的来信，是那个寒冷的冬天最美好的事情了。
前年，我在《新民晚报》上发表了记述这段往事的文章《那个多雪的冬天》。叶先生看到了，夸奖我说写得不错，邀请我到他家做客。我这人一直以为敬重别人，就悄悄地记在自己的心里，喜欢读别人的作品，就自己买一本他的书回家认真读，因此总怕打搅人家而懒于走动。对于叶先生，更是如此。我知道，那时他正在加紧写作回忆父亲叶圣陶的长篇回忆录，而且，身体也不大好，更不好意思叨扰。
是秋天的一个下午，我去得早了些，打扰了他的午睡，看着他从他父亲曾经睡过的床上下来，走出卧室的时候，我惊讶了一下，他满脸银须飘飘，真的是一个老人了，便才惭愧地想到已经好多年没有来看望他老人家了。
那天，我们是伏在他家的旧餐桌上交谈着。我说：就在这张桌子上，我和您全家一起吃了顿饭呢，是我插队回家探亲的时候，那时，叶圣陶先生爱喝一点酒，还特意给我倒了一杯。他说对任何人都是这样的。我又说起那年冬天他为我的习作改了一遍又抄了一遍的事情，他还是那样平静地说：好多文章，都这样的，这样做有好处，抄一遍的时候又可以改一遍。
那天，他精神很好，聊了许多。他说他和父亲不一样，父亲一辈子写日记，他不写；父亲的写字台干净，他的桌子上总是一堆书和稿子。也说起他家的老朋友俞平伯先生。我问他：听说俞平伯先生爱吃，曾经吃遍了北京城所有的馆子。他告诉我：那倒也不是每个馆子都去，他来我家吃饭，喜欢的菜，他把盘子拿到自己的面前。他说俞平伯对他说：都说《红楼梦》这梦那梦，我是红楼怕梦。
对于我和小沫插队，他去干校，我们有了分歧，他说他不反对，他认为很好，多了和劳动人民接触的机会。他告诉我在干校里放牛，负责二十多头，每天夜里要拉牛出来撒尿，借着星光，他认识了许多树木花草和虫子，他说，我对这个感兴趣。
说起了“文革”时他家西厢房被军代表占着，我问：在您父亲的回忆录中写这段了吗？他说没写。我说：为什么不写呢？应该写，起码是“文革”社会的一个侧面。他摇摇头：都写还有完？这也不典型。
他知道我写了本《音乐笔记》，他说他喜欢古典音乐，临告别的时候，他送了我一本《古诗词新唱》，这是一本非常有意思的书，他用了外国的曲调为中国一百五十首古诗词配乐，那些外国的曲子有勃拉姆斯、舒伯特、德沃夏克、圣桑等名家之作，也有世代久传的民歌俚曲，可谓熔中外于一炉的新颖尝试。这本书1998年出版，我问他这么好的尝试，怎么没有歌唱家唱书里的歌呢？他笑笑：得要出场费呢。
那天，叶先生的情绪特别地好，思维也特别地活跃，记忆力很强，哪里像一个八十六岁的老人？而他的平和恬淡，对晚辈的鼓励与亲切，都和叶圣陶先生一样，让我如沐春风。聊了一个多小时，怕他累，我提出告辞，他一再挽留，意犹未尽。他的回忆录《父亲长长的一生》刚刚完成三校。他对我说：每天五百字，最多一天一千字的速度，整整写了二十个月，一共写了三十多万字。我看得出来，他很高兴，他说他的妻子让他等书出来多买点书送朋友，哪怕自己花钱。我知道，他的妻子已经双目失明，是小沫下岗的弟弟在照顾她，而小沫的哥哥前些年去世，所有这一切困难，叶先生从没有向领导提出来过。那天，小沫哥哥那一对可爱的双胞胎，正在院子里玩，把刚刚从树上掉下来的枣泡在水碗里。
小沫送我到大门口，悄悄地对我说：老爷子最后才开口向公家要房，也许有人提出以后要把这院子改为叶圣陶故居，老爷子说他自己不会提，也不让我们提。我知道，这是叶家的家风，叶圣陶先生在世的时候，有人曾提出将叶圣陶先生在苏州住过的老屋辟为故居，叶圣陶先生曾经专门立下过字据，并委托苏州的作家陆文夫：“做什么用场都可以，就是不要空关着，布置成故居。”这和现在有活人就搞故居展室或吃父辈名声之类，有霄壤之别，前辈清洁的精神与清白的心怀，总会让我面对每一位故去长辈的时候，涌起一种“夏日里最后一朵玫瑰”的感慨。
去年的春天，小沫打来电话，告诉我她父亲不行了，正在进行抢救。我赶往北京医院，只见老人躺在病床上，喉咙已被切开，人事不省，只有腿偶尔动一下。小沫告诉我，前几天就昏迷了，昏迷的时候还在断断续续地说：我喝水……喝春天的水……喝春天温暖的水。
其实，老人大年三十就住院了，住院八天之后，他的最后一部书《父亲长长的一生》的样书到了。躺在病床上，拿着新书在看，一页看了一个多小时，孩子们劝他：别看了，太累了。他说：看来还得再看看，改改。
过去了一年，又到了春天，叶先生离开了我们。
2006年3月9日于北京
萧红故居归来
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与其说是看那一个地方的风景，让从未见过的它们闯进你的视野和心里，给你客观的感受；不如说是一种更为主观的心理和思绪乃至精神的东西，作用于你的心里和所看到的风景里。因为来之前你就已经在自己的心里想象着或勾勒着它们的样子了，如果和你想象的差不多或比你想象的要差，肯定索然无味；如果超乎你的想象，让你的想象在扑入你的眼帘的风光中碰得碎落纷飞，那才会勾起你的游兴。
从在北大荒插队开始，往来哈尔滨那么多回，竟然没有一次去成萧红故居。其实，它离哈尔滨仅仅三十公里。今年夏天，终于好梦成真，了却了多年的心愿。但是，说心里话，真的去到了萧红故居，让我多少有些失落，它和我想象中的萧红故居不大一样，和萧红笔下的故居也不大一样。
它的前院过于轩豁，也过于整齐，汉白玉的萧红塑像，过于俏丽，少了些身世浮沉雨打萍的凄清和沧桑。特别是后院，那是萧红在《呼兰河传》中倾注了感情描述过的后院，修剪得像是如今司空见惯的小花园。那棵在院子西北角的榆树没有了，那棵不开花不结果的樱桃树也没有了，多了一棵沙果树，正结满累累的红白透亮的小果子，硕大的西番莲，也是《呼兰河传》里没有见过的。在《呼兰河传》里被萧红那样富有灵性地描写过的“愿意长多高就长多高，愿意长到天上去，也没有人管”的玉米，也没有了。而“愿意爬上架就爬上架，愿意爬上房就爬上房”的倭瓜，被移植到了前院，像是安排好座位并像我们现在开会摆好座签一样，整齐地种在地垄里面。结出的金黄的倭瓜，都哈着腰沉沉地坠在架子下面，却再也不可能“愿意爬上架就爬上架，愿意爬上房就爬上房”，因为前面根本不靠房子了。
冯歪嘴子的磨房，被修得格外簇新。我们在修建文物时，似乎缺乏修旧如旧的本事。想想冯歪嘴子那大个子的媳妇带着新生的孩子盖着面袋子睡在这里的凄凉情景，眼下的磨房像是电影棚里搭的一个景。被萧红曾经那样充满孩子气描写过的黄瓜秧爬满磨房的门窗，看不见外面的冯歪嘴子还在磨房里面自说自话的一幕幕情景，只存活在萧红的文字和逝去的岁月里，无法再现今日，因为今日再没有黄瓜秧爬上磨房的门窗。这时，你只能够感叹文字和岁月的永恒能力，是超越一切现代化的手段的。现代化的手段，可以把房子修建得格外整齐，却只是形似而神不似。堆放在后院后门的落叶，也堆放得那样整齐，像是放学排队回家笔管条直的小学生，没有了后院的蒿草、蓼花和乌鸦的忧郁、凄清和念想。可惜东园树，无人也作花，那种自由自在，那种随心所欲，那种生命中真正童年的后院，便只能够在萧红的文字中去追寻了。
“那园里的蝴蝶、蚂蚱、蜻蜓，也许年年仍旧，也许现在完全荒凉了。小黄瓜、大倭瓜，也许年年地种着，也许现在根本没有了。那早晨的露珠是不是还落在花盆架上，那午间的太阳是不是还照着那大向日葵，那黄昏时候的红霞是不是还会一会儿工夫变出一匹马来，一会儿工夫变出一匹狗来，那么变着。这一些我不能想象了。”
所有的一切都被萧红所言中。萧红家的后院已经不再是原来的样子了。想一想，五十四年前，萧红写《呼兰河传》时的情景，落叶他乡，寒灯孤夜，亡国去如鸿，故园在梦中，那一腔刻骨铭心的怀乡情感，如今多少人还能够记得，又还能够感同身受地理解？面对如今的美女写作、身体写作的迷花醉月，诸多风起云涌的花样变化，同样作为女性作家的萧红，不知该做何等感想。故园的变化，便更是理所当然而不能苛求的事情了。况且，毕竟还是修建了这座故居，让怀念萧红的人有个迎风怀想的流连之处。
也许，更让萧红无法理解，也是难以想象的，是在我们就要离开她的故居时，来了一些警察，故居的很多工作人员纷纷出来，漂亮的女讲解员也跟着出来，忙成一团。原来是从北京来的一位哪个部的首长要来参观，警察在故居的门前门后忙乎着清理，连门口道路上停放的车辆都要让它们开到别处去，让出路来，花径缘客扫，篷门为君开，一看就知道是习以为常的事情了，人们在熟练地做着这一切。如同萧红研究如今成了显学一样，萧红故居也成了附庸风雅之地。萧红说：“这一些我不能想象了。”不知道，她所说的“这一些”包括不包括眼下的这一些，只是，真的是不能想象了。
走出萧红故居很远了，本想看看到底是哪一位显要人物要来，还非要清场似的不可，等了一会儿，也没有见人影来，倒是先来了一溜儿小汽车占满了并不宽的道路。萧红故居的墙外面摆了一地的西瓜，卖瓜的商贩，也是看准了这个地方，可以借助乡亲萧红卖点儿零花钱。
回到哈尔滨，见到黑龙江省作协原副主席韩梦杰，是多年的老朋友。阔别多年，相见甚欢。交谈中，他告诉我《北方文学》眼下办刊艰难，已经有八个月发不出工资了。因为刚刚从萧红故居回来，心情本来就有些郁闷，便更加郁闷。如今的萧红已经成了一个符号，装点着门面，为旅游者的一个景点，为附庸风雅者的一个象征。拿死人挣钱，却让活人没钱，这样说，也许是情绪话，但萧红故居和《北方文学》，同样作为黑龙江的文化品牌，冷热不均、旱涝失衡，却是应该正视的现实。心里暗想，萧红要是还活着，不知该如何面对。
2004年8月于哈尔滨归来
初春的思念
今天中午，电话铃声响了。是胡昭先生的女儿婷婷从长春打来的，告诉我她父亲昨天中午在医院里因心脏病突然逝去。我一时没有反应过来，因为就在前不久，我还和胡昭先生刚刚通过信，没有一点征兆。那是他刚刚学会使用电脑，通过电脑发给我的第一封信，竟也是最后一封信。我一下子哽咽，无声却泪如雨下，本应该是我劝慰婷婷的，却让她劝起我来。
放下电话，我依然不能自已。自从母亲去世，我再没有这样伤心地哭过。胡昭先生的逝去，让我是这样的猝不及防。作为长辈，他给予我的关怀，总让我想起自己的亲人，有时会想就是亲人又怎样呢？现在想起这样的感觉，还让我感到一种难得的温暖，一切都好像是还在眼前发生着。
细细一想，我和胡昭先生交往并不深，只是属于那种君子之交，淡如水，却也清澈如水。而胡昭先生给我留下的总体印象，就是“清澈”——这也是他在1973年写的一首诗的名字。虽然，作为新中国的第一代诗人，胡昭二十二岁就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诗集《光荣的星云》，他度过了整整二十年右派的不公正生涯，又有妻子死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悲惨遭遇，但是，他的文品与人品、心地和胸襟，总还保持着难得的那种清澈，用老诗人吕剑先生的话，是“单纯而明净”“把心境和盘托出”，那是对他诗的评论，也是对他人的概括。
十年前，我们开始通信，通信的原因很简单，按照胡昭先生的话是以文会友，其实是他偶然间读到我写的东西，给予我长辈的鼓励。没错，他是我的长辈，1947年他参军的时候，我才出生。我只是在上中学的时候曾经在《人民文学》杂志上读过他写的诗，我以为他是一个很老的诗人，从来没有想到过有一天能够和他相逢。世上的事情有时候就是这样的奇特，文学就像是海，纵使他站在海的那一边，你站在这一边，相隔遥远，但海水是相通的，只要你站在水里面，水就从他那边淌来，从你的心头湿润地流过了。
我们通了整整十年的信，而且，我相信如果不是胡昭先生的突然逝世，我们的信还会通下去。在这十年中间，我们只见过两次面，一次是他来北京参加文讲所即现在的鲁迅文学院成立四十五周年的活动，他是文讲所的第一期学员，他老伴陪着他，我去看望他们，一起吃了顿饭；一次是我们一起去石家庄参加一次签名售书活动。除了这样两次见面的机会，我们只是通信，是那种真正的笔墨方式，文人之间最常见的也是最古老的方式，而不是现在的电脑邮箱里的电子信件或手机短信。我们在文学上所有的了解和理解，在心灵上所有的碰撞和沟通，对文坛况味和世事沧桑所有的感喟和诉说，都是通过这样的信笺传递。
当然，信笺传递的更多是胡昭先生对我的关心。1995年，我要调到中国作协工作的时候，他就来信以他自己在作协工作多年的亲身体会提醒我告诫我。2002年，我的儿子出国读研，他又写信关照提醒孩子。就在今年的春节之前，他只是从电视里看见我一晃而过的镜头，觉得我好像有心事，让他的儿子冬林到北京领奖的时候打电话特意关心我，没过两天，又特别写来一封叮嘱的信。他写信从来都是用毛笔写，看那墨汁淋漓的信，我觉得他的身体还不错。在信的末尾，他还让我把网址告诉他，他要通过网上和我通信，会更快更方便。我写信告诉他我的网址，他很快就发来了E-mail，不仅关心我，而且关心远隔重洋的我的孩子。现在，我知道了，那是在他病重的时候啊，是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啊，只有自己的亲人才会对你这样呀。
窗外，初春的阳光那样的好，他却不在了，一个那样慈祥温暖的老人不在了。
我想起胡昭先生1990年写给一位逝世诗人的悼诗：“也许你躲到什么地方埋头著述去了，不久就会又捧出一部充满活力的新诗。”
我想起胡昭先生1978年悼念他的亡妻的诗：“话儿挤在嘴边连不成句，我只能把一捧散碎的泪花捧献给你。”
2004年2月16日匆匆于北京
忧郁的孙犁先生
一晃，孙犁先生已经去世五个月了。我一直想写写孙犁先生，却又不知从何写起，面对电脑，枯坐半天，总是一片空白。这让我非常痛苦，我才发现有的事情有的人真的想写却突然没有词了，那感觉就像欲哭无泪一样吧。
我常常想起孙犁先生，想起先生和我通过的那么多的信。我很想把这些信件都整理出来，为先生也给自己留一份纪念。可是，我不忍心触动那些难忘的而且只是属于我们两人的岁月。那是一段多么难忘的岁月，在我的一生中，恐怕再也找不回那样恬静而温馨的岁月了。我表达着一个晚辈对他的景仰，他是我德高望重的前辈，却是那样的平易朴素，那么大的年纪却常常关心我的生活和写作，竟然来信说“您在各地报刊发表的短文，我能读到的，都拜读了”。而且按先生的话是“逐字逐句”认真地读，然后写来长信，提出批评，给予鼓励，文学变得那样的美好而纯净，远离尘嚣，我和先生仿佛与世隔绝一般，只谈读书，只谈往事。现在还会有那样的岁月和心境吗？
在孙犁先生活着的时候，我常常想去看望他。北京离天津并不远，况且在天津还有我的亲人和认识孙犁先生的朋友，我也经常去天津。但我还是一次次忍住了这个念头，我怕打扰一个喜欢安静的老人，说老实话，也怕和我想象中的样子出现偏差。心仪一位作家，就老老实实地读他的作品吧。我知道我既不是他的学生，不是他的研究者，也不是他的部下，而只是一个敬重他的作者和喜爱他的读者。本来离孙犁先生就很远，即便走近了，也不见得就能够看得清楚，就还是远远地保留一份想象吧。
孙犁先生去世之后，我读过了不少人写的悼念文章，有些和我想象中的一样，有些和我想象中的不一样。我便问自己：我想象中的孙犁先生是什么样子呢？想了许久，我得出的结论是：晚年的孙犁先生是忧郁的。我不知道，我的想象是不是对。那却是我的想象。没错，孙犁先生的晚年是忧郁的。
孙犁先生的忧郁，和他衰年独处有关。他文章中不止一次流露出“故园消失，朋友凋零。还乡无日，就墓有期”的感慨。他是一个情感极其细腻的人，他沉淀了岁月，洞悉了人生，所以在琐碎生活中特别珍时惜日，所以在秋水文章中格外取心析骨。
记得他读完我的《母亲》一文，知道我小时候生母去世后父亲回老家又为我和弟弟娶回一个继母的经历，来信说“您的童年，无论如何，不能说是幸福的，使我伤感”。然后，又驰书一封特别说：“关于继母，我只听说过‘后娘不好当’这句老话，以及‘有了后娘就有了后爹’这句不全面的话。您的生母逝世后，您父亲就‘回了一趟老家’。这完全是为了您和弟弟。到了老家经过和亲友们商议，物色，才找到一个既生过儿女、年岁又大的女人，这都是为了你们。如果是一个年轻的、还能生育的女人，那情况就很可能相反了。所以，令尊当时的心情是痛苦的。”
前一封信，让我感动，我知道孙犁晚年很少再动感情，他自己在文章里说过，“我老了，记忆力差，对人对事，也不愿再多用感情”。他却为我的一篇文章为我的童年而伤感。我能够触摸到他敏感而善感的心，便也就越发明白为什么在他早期的文章中充满对那么多人细致入微的感情描摹。我有一种和他的心相通的感觉，这不是什么攀附，只是普通人之间普通情感的相通。我相信他是不愿意他去世后被人称作大师的，他只是一个始终保持着普通人感情的作家，就像他始终喜欢布衣麻鞋粗茶淡饭一样。
后一封信，让我没有想到。因为在我写文章及文章发表之后，都没有曾经想到父亲当年那样做时内心真实的感情，而只是埋怨父亲。孙犁先生的信提醒了我，也是委婉地批评了我。真的，对于父亲，我一直都并未理解，一直都是埋怨，一直都是觉得失去母亲后自己的痛苦多于父亲。也许，只有经历过太多沧桑的孙犁先生，对于哪怕再简单的生活才会涌出深刻的感喟吧，而我毕竟涉世未深。过去常看到别人说孙犁先生善于写女人，其实，他也是那样善于理解男人。我也隐隐地感觉到晚年的孙犁和年轻时的心境已经不大一样，便总觉得有一种忧郁的云翳拂过他的眼神，善意地注视着我们，伤感地回顾着往昔。
我不大清楚孙犁先生到底是如何看待自己晚年文章的。我只知道在和我通信中，他特别提到过他的这样两篇文章，一篇是1989年写的《记邹明》，一篇是1994年写的《读画论记》。在他晚年的著述里，这两篇文章都算比较长的了。我是觉得他自己格外看重这两篇文章的。《读画论记》，他不计利钝，不为趋避，知人论世，裁画叙心，深刻道出文坛的悲哀。在这篇文章中，他说：“没有大智大勇，很难逃出这个圈子。”
我想起先生在给我的信中不止一次地流露出这种情绪：“贪图名利于一时，这是很容易的。但遗憾终生，得不偿失，我很为一些聪明人，感到太不值。”在信里，他对文坛许多现象给予了批评，比如对那些冒充学问的所谓注水书籍的一再批评：“这不能说明他有学问，是说明当前的‘读者’都是‘书盲’，能被这些人唬住，太可怜了。”面对这些现象，最后他只有在信中感慨地说：“据我的经验，目前好像没有人听正经话，只愿意听邪门歪道，无可奈何。”我便忍不住想起他在文章中一针见血批评的话：“文场芜杂，士林斑驳。干预生活，是干预政治的先声；摆脱政治，是醉心政治的烟幕。文艺便日渐商贾化、政客化、青皮化。”也是，这样的话，谁能够听得进去，谁又愿意听呢？
晚年的孙犁，唯一能够给予他慰藉的只有读书了。他在信中对我说：“我读书很慢，您难以想象，但我读得很仔细，这也是年轻人难以想象的。”在另一封信中，他又说：“读书烦了，就读字帖；字帖厌了，就看画册。这是中国文人的消闲传统，奔波一生，晚年得静，能有此享受，可云幸福。”孙犁是以这样的心境退回书斋之中的，既有中国传统文人之习，也有无可奈何之隐。孙犁先生的去世，我是感到这样一代文人和文风已经基本宣告结束了。那种忧郁的太息和气质，只存活在他的文字中了。
我知道孙犁晚年喜欢临帖书写，曾经请他为我写一幅字，他写来的第一幅录的是杜甫《寄彭州高三十五使君适虢州岑二十七长史参三十韵》中的诗句，诗里有“心微傍鱼鸟，肉瘦怯豺狼”和“竹斋烧药灶，花屿读书床”的句子，我不知道是不是先生的自况。他写来的第二幅字是“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使我感到他的旷达和超脱之外那一丝忧郁。他出的最后一本书，取的书名竟是《曲终集》，我隐隐感到不大吉利，曾经写信问过他，先生回信却没有回答，也许，是觉得我岁数还小不大懂得吧。
《记邹明》，有他自己人生的感慨，那是一则邹明记，也是一篇哀己赋。在那篇文章中，他说：“是哀邹明，也是哀我自己。我们的一生，这样短暂，却充满了风雨、冰雹、雷电，经历了哀伤、凄楚、挣扎，看到了那么多的卑鄙、无耻和丑恶。这是一场无可奈何的人生大梦，它的觉醒，常常在瞑目临终之时。”我不知道别人是如何看这篇文章的，我是感到了一种往昔的梦魇与现实的无奈，交织成一片深刻的忧郁，笼罩在晚年孙犁先生的心头，拂拭不去。
孙犁先生一生不谙世故宦情，以他的资历和成就，他完全可以像有些人那样爬上去的，但他只是如自己所说的，“我的上面有：科长、编辑部正副主任，正副总编、正副社长。这还只是在报社，如连上市里，则又有宣传部的处长、部长、文教书记等。这就像过去北京厂甸卖的大串山里红，即使你也算是这串上的一个吧，也是最下面，最小最干瘪的那一个了”。
在一次孙犁先生《耕堂劫后十种》书籍出版座谈会上，我曾经讲过这样的话，我很想把这段话作为这篇迟到的悼念文字的结尾——
孙犁先生是中国真正的、有点老派的古典文人。知识分子是干什么的？就是干与知识相关的事情，孙犁先生的一生就是这样干的。面对这样的一个人，我们很惭愧。因为我们很多知识分子干的不是知识分子的事情，或为官，或为商，或争名于朝，或争利于市，这是孙犁先生作品中不断批判的。而孙犁先生的一生，干的是知识分子的事情，他不为官，也不为商，然而不是他没有为官的途径和条件。孙犁先生是一个真正的文人。回眸孙犁先生二十年，实际不止二十年，五十年或者更长，把他的五十年、六十年，一生的作品都展示出来，孙犁先生可以面不改色，不用脸红，每篇文章包括每封信件都拿出来和读者见面。现在有多少作家可以把自己所有的作品更不要说每一封信件，摊出来和读者见面呢？包括所谓的大家。正如孙犁先生在《曲终集》中所说：人生舞台，曲不终，而人已不见；或曲已终，而仍见人。孙犁先生五十年的作品，不仅一直保持着这种创作的势头，而且保持着真正文人的这种态度。所以我说孙犁先生是真正的文人，做的是真正文人的事情。愿意称自己为文人的人，都应该有发自内心的深省。
2002年12月11日于北京
放翁晚年的一个梦
放翁晚年，曾经作过一首名字叫作《梦中行荷花万顷中》的七言绝句。那是放翁八十六岁临终前几天的所作。这是一首非常有意思的诗，记述的是放翁一个奇特的梦，居然梦见健步行走在荷花怒放的万顷荷塘之中，丝毫未见八十六岁这样年龄老衰的颓然，和步履的蹒跚，梦的是如此汪洋恣肆的艳丽和开阔。如果对比放翁临终之作《示儿》，同样也是一首七言绝句，完全是两种不同的境界。
“老去已忘天下事，梦中犹看洛阳花。”这也是放翁晚年的诗句。梦中看花，看来对于放翁不是一次的偶遇。只不过，这一次比洛阳花更为奇特，是一碧万顷的荷花。
这首诗，放翁是这样写的：“天风无际路茫茫，老作月王风露郎。只把千尊为月俸，为嫌铜臭杂花香。”以前我没有读过这首诗，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眼睛一亮，心头一震，暗想放翁一定有先知先觉，有着无比的洞察力和预测力，这首诗简直就是专门为八百余年后的我们的今天而写的。
如今，很多的诗人和作家，早已经脱贫致富，作家收入排行榜更是令人艳羡，不会如放翁一样“医不可招惟忍病，书犹能读足忘穷”一样的尴尬和无奈。但是，铜臭早已经淹没了花香的现实，让放翁一语中的，如此的料事如神，像是钻进了我们肚子里的一条悟空式的蛔虫。想想，如今，纵使有万顷荷花，放翁再有想象力，可能永远想象不到，要去看，得要买门票的，而且因有荷花作展，门票是要加价的。想做月王风露郎，囊中羞涩，也不那么容易了。
或许，这实在是读完放翁这首诗后有些丧气的事情。八百年后，与放翁相比，时代的变迁异常巨大，但诗心与诗情，乃至写诗者和读诗者的感官与感觉，以及背后全社会的道德感和理想力，却是没有进化，而只有潜移默化的变化，或者触目惊心的退化。
忍不住想起八百年前的放翁。“利名皆醉远，日月为闲长”，那时候，放翁有了这样气定神闲的心态；“研朱点周易，饮酒和陶诗”，那时候，放翁有了这样旷远豁达的情致；“小草临池学，新诗满竹题”，那时候，放翁满眼都是诗。对于过去曾经发生过的一切，他的态度是“荣枯不须计，千古一棋枰”；对于疾病和贫穷，他说得达观而幽默，“留病三分嫌太健，忍饥半日未为贫”；对于鹊起的声名，他看得更为透彻，“镜中衰鬓难藏老，海内虚名不救贫”。
那时候，过眼的一切真正成了浮云，放翁把自己定位于一个年老多病的诗人，而不再是金戈铁马的将士，更不是拥有资历显赫老本可吃的老臣或元老。远避尘嚣，读书和写诗，真的成为他生活和生命的一部分，而从来没有如今天的我们考虑过码洋、印数、转载、翻译、评论或获奖，或弄一笔赞助开一个广散红包的作品讨论会。
“挂墙多汉刻，插架半唐诗”“浅倾家酿酒，细读手抄书”“诗吟唐近体，谈慕晋高流”“古纸硬黄临晋帖，矮笺匀碧录唐诗”“细考虫鱼笺尔雅，广收草木续离骚”……这样的诗句，在放翁的晚年中俯拾皆是。书不再是安身立命的功名之事，而是一种惯性的生活和心情的轨迹，就像蛇走泥留迹，蜂过花留蜜一样，自然而然，甚至是天然一般。他不止一次这样写道，“引睡书横犹在架”“体倦尚凭书引睡”，能够想象那时他的样子，一定是看着看着书，眼皮一打，书掉在地上，书成了安眠药和贴身知己。
那时候，他说“羹煮野菜元足味，屋茨生草亦安居”，如此的安贫气全，没有我们现在好多人急于换一处大房子的心思，更没有非要住别墅的欲望躁动。还有一句诗，放翁是这样写的：“敲门赊酒常酣醉，举网无鱼亦浩歌。”似乎可以找到八百年后的我们底气不足以及和放翁差别的原因，起码我不能做到“举网无鱼亦浩歌”，我更看重的是网里得有鱼，且是大鱼，我就像是普希金《渔夫和金鱼》古老故事里的那个老渔夫，怎么也得打上一条金鱼来，否则怎么交代？因此，便不会做放翁那样的无用功，举网无鱼，还要傻了吧唧地吼着歌，而且是浩歌。
所以，我们老时做不出放翁一样行荷花万顷之梦。
2017年4月23日于北京
八面风来山镇定
在印第安纳大学图书馆里，看到方守彝的《纲旧闻斋调刁集》，眼睛一亮，立刻借回来读。之所以选择了方守彝，是因为曾经读过这样一则短文，讲方守彝和他的父亲的一段小故事。
方守彝的父亲方宗诚，是桐城派的重要人物，曾经在枣强县做过几年的县令。过去的俗语：一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正所谓即使是于官不贪，也是于官不贫。但是，方宗诚却坚守清廉之道。清光绪六年，方宗诚辞官返乡时，枣强县的朋友不忍心看着他就这样两手空空归去，便纷纷解囊，慷慨赠银。盛情难却，方宗诚只好收下，将其打成薄薄的银片，分别夹在自己的几十卷文稿中，准备回乡后作为印书的费用。谁想回家后被为父亲整理书稿的儿子方守彝看到，以为是父亲当县令时收受贿赂的赃款。父亲告诉他实情，他还是不客气地对父亲说：“用礼金印书，文章会因之黯然失色，为儿今后还能读父亲的大作吗？”他又对父亲说：“父亲平时有心兴学，不如将礼金送回枣强以做办学之用。”这一年，方守彝三十三岁。
这则短文印象很深，是因为让我想起如今不少官员私人出书，所用公款，毫无愧色；就更不要说那些肆无忌惮受贿敛财豪取鲸吞的贪官污吏了。方守彝却能够帮助父亲守住读书人的本分，坚持清廉之道，实在令人钦佩。
我记住了方守彝这个名字。
作为晚清桐城派尾声的诗人方守彝，如今已经少为人知。他的同时代人称他的诗“体源山谷，瘦硬淡远”。这话说得不像如今文坛一些拿了红包的评论托儿的阿谀之词。读方守彝“小园花树关心事”“秋来天大千山秃”；再看黄庭坚“篱边黄菊关心事”“落木千山天远大”，便证明“体源山谷”信是不假。再读方守彝“五夜青灯呼剑起，一天黄叶携风来”“白练远横天吸浪，黄云无际麦翻风”“园竹不肥存节概，海棠未放已风流”；那风和剑、天和浪、麦和风的呼应，黄叶与青灯、黄云与白练的色泽清冽的对比，竹子气概与海棠风流的存在背景意在言外的抒发，自可以看出“瘦硬淡远”，并非虚夸。
我读方守彝，除“瘦硬淡远”外，还有清新雅致一面。“结彩空门佛欲笑，堕眉新月夜来弯”“四山真似儿孙绕，万马能为罴虎横”“梅影纵寒无软骨，酒杯虽浅有余香”；写新月为夜来而弯，写群山如儿孙而绕，写梅写酒，语清词浅，都有清心爽目不俗的新颖之处。再看他写雪——“店远难沽村断径，风寒如叟发全斑”“高天定有清言在，但看缤纷玉屑飞”，前者把雪比喻成白发斑斑，后者将雪比喻成清言纷纷，总能在司空见惯里翻出一点新意，实属不易。
在这本《纲旧闻斋调刁集》里，我最看重的是那些书写乱世之中苦守心志的诗篇。“报国难凭书里字，忧时欲拨雾中天”“忧来世事无从说，话到家常有许悲”“诗来苦作离骚读，恨起微闻古井澜”；并非躲进他的纲旧闻斋成一统，隐遁在沧桑动荡的红尘之外，而是心从报国，忧来世事，应该说更属不易。如同他自己的诗中所说，“语来万斛清泉里，意在三峰华岳中”，方守彝的诗，才有了他自己与万千世界相连的开阔的意象和寄托，才有了今天阅读不俗的价值与意义。
方守彝生活在清末民初从太平天国到辛亥革命的动荡时期，他的同代人称其：“命重当时，离乱脩然，身居都会，不夷不惠，可谓明哲君子矣。”这个评价，特别说他是“明哲君子”，是名副其实的。他不是如秋瑾一样的革命志士，也不是如龚自珍一样的呼吁革新的风云人物，但在乱世之中能够明哲保身，守住读书人的一份良知，并不是所有知识分子都能做得到的。方守彝的诗中有这样的诗句“八面风来山镇定，一轮月明水清深”，便最让我难忘。同样的意思，他还一再写道：“清月乍生凉雨后，高山自表乱云中。”可以说，诗里的山与水与月，是方守彝做人与作诗的明喻，以自己的镇定与清深，对应并对峙的是外界的乱云飞渡和风吹草动。这里的清白与定力，是明哲君子的品性，也是做明哲君子的基础。
对于人生处世，方守彝有一个“混沌”之说。这个“混沌”，不是郑板桥“难得糊涂”的“糊涂”。方守彝说：“人能混沌，则不受约束，无所沾滞，有自在之乐。”他进一步解释：“忘老衰之忧，顺时任运，不惧不足，不求有余，尤为混沌之态。”这个“混沌”说，是方守彝的人生哲学，可以说是他的自我安慰，甚至有些宿命，却也可以说是他律己的要求。他说的“不惧不足，不求有余”，对立的是贪心不足，欲壑难平。方守彝的这话，让我想起他三十三岁那年发现书稿中夹有银片时对父亲说的那番话，前后的延续是一致的。那是一种安贫乐道、坚廉不苟的君子之风。所谓明哲保身，保住的正是这最重要的一点。而这一点，恰恰会让今天我们的知识分子汗颜。我们如今不是“混沌”，而是过于清醒，明确得如巴甫洛夫学说中的一条徒挂虚名的名犬，知道两点一线的距离最近，知道我们自己想要什么，并通过什么样的路径，可以迅速叼到。
方守彝诗云：“止可坚安君子分，羊肠满地慎孤征。”一百年过去了，如此一个“慎”字，依然可以作为我们今天的箴言。
2016年4月7日于美国归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