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棺论定与身后是非
有一位老专家，评论一本书的著者——一位外国人，说他“并没有成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以致在本书结束时，暴露出袒护托洛茨基、贬低苏联斯大林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倾向”。
另一位老专家，评论这一评论，说“这篇……作于1986年7月11日，原来高先生（按即那位评论外国人的中国人）还认为被‘贬低’的人（按指斯大林）还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斯大林“盖棺”到今天已经30多年，从1961年从水晶棺中迁出，“入土为安”，也已经近30年，但似乎还没有“论定”，这在说惯了“盖棺论定”的我们看来，不免有点反常。
其实，又有什么奇怪，那个“恶言死，群臣莫敢言死事”的秦始皇，七月崩于外，九月葬于骊山，算到今天，差一年就整整2200年了，然而不是也还没有论定吗？
不管对他怎样论定，反正秦始皇陵迟早要开掘，不是为了鞭尸，而是发启墓葬。上海一家报纸解释，限于技术条件，近期内将暂不开掘，怕的是贸然动手，不能把地下宫殿和多项文物完好地出土和保存，关心所在并不是秦始皇那副皮囊骨骼。
开掘其陵墓，需要这种唯物主义的态度。论定其生平，同样需要这种唯物主义态度。开掘，不急在一朝一夕，因为那个距地面16米以下的，500米×500米的正方形的墓圹，定点在那里是跑不了的。秦始皇的一生，事实俱在，同样无所逃于后人的臧否，两千年而无定评，也表明其影响犹存，后人正可以从他所作所为的近期和远期效果综合考察，各自作出自己的判断。各自作出判断而已，又何必定于一个结论？
斯大林的是否“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所以成为问题，乃是纠缠于“苏联斯大林的社会主义革命”（姑从那位老专家高先生的提法）是否属于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如果把斯大林模式的创建者径直称为斯大林主义者，那就无可争辩了。
“仁义不施”的秦始皇如果侈谈仁义，那论者自会莫衷一是，但秦始皇作为秦始皇主义者，果然名实相副，不折不扣；只有在材料证明秦始皇实行的并非秦始皇主义的时候，才会再起争端。
然而为什么现代人如斯大林，古代人如秦始皇，还是不能论定呢？因为他们是大人物的缘故。
巷闾小民张三、李四是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无关国计民生；张三、李四是不是贯彻始终、言行一致、表里无讹的张三主义者、李四主义者，也不涉及大局。大人物就不同了。中国历来的所谓大人物，据说有立德、立功、立言几种类型，其德、其功、其言都影响人民和社会至巨。因此，从他的言行来看，有德无德，为功为过，在理缺理，就要用人民利益和历史进步的尺度来衡量，言人人殊、各执一词的情况自然难免，议论纷纷，盖棺也就无法论定了。
不过，看穿了时，真正关心论定问题的，一是认真执著得近迂的某些历史家，一是认真执著得近迂的家属，不同之处，前者务虚，后者或多务实而已。至于被论定的本人，究竟认真执著还是旷达潇洒，无从取证，只能从生前的态度略加推测。即使旷达潇洒，也自各各不同。近读汪曾祺新编京剧《大劈棺》，庄子休鼓盆成大道，执著了那么一下子，终于什么都不在乎了，因为死而复活，我们才知道他的确无虑于身后种种了。另有一种，是哪管我死后洪水滔天，固然不足与言“腐儒”们的名节论，难道能与庄某人的《齐物论》同日而语吗？
9月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