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学术》如何正确地读书
白取春彦，日本青森县人，在德国柏林大学学习过哲学、宗教与文学。另著有《专为上班族解说的〈圣经〉入门》《学习术》《聪明思考术》《不钻牛角尖的思考术：通往成功之门的24个习惯》《佛教“超”入门》《超译尼采I.II》等。
如果想了解一门知识，最好不要去买入门书来看，因为入门书其实很难写好。
市面上一直有很多书是教人怎么读书、怎么做学问的，对这类书其实我并没有太大兴趣。但是因为我也关心这个话题，并且做着一个读书的节目，所以出于职业需要我还是会看一看。看过之后如何？果然如我预想的那样，它们中的大部分并不是太出色，但尽管如此，我的习惯是从一本不太好的书里找到一些有意思的东西，甚至是我相当认同或与我想法一致的东西。例如日本作家白取春彦的《独学术》，就是这样的一本书。
白取春彦在日本相当红，近几年在中国的台湾和香港也很受欢迎，大陆也开始有不少人在读他的东西。他最重要的一部作品是《超译尼采》，以他自己的方式重新翻译了尼采，但我不是很喜欢，我觉得他翻译得不太像话。这倒不是说他缺乏翻译能力——他本身是德国柏林大学读哲学的——而是指他的译文风格损害了尼采哲学原有的深度和严肃性，把它变成了一种近似于“心灵鸡汤语录”的东西。而尼采又特别容易被改成心灵鸡汤，尤其他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总是遭到歪曲，被断章取义。
于是当我看到白取春彦写了这本教人怎么做学问的书时，心中难免会有疙瘩。不过翻看之后，我觉得书里的一些观点还是相当有意思的，我也很认同。例如他从一个民间学者的角度出发，认为今天人们普遍把读书这件事看得太轻松了，他说那不算真正的读书。那么什么是读书呢？他说读书应该带着钻研的态度，认真做一些学问。你也许会问，普通人钻研学问有什么用吗？当然有。因为下功夫钻研的过程有助于心灵深度的拓展及各方面能力的加强，他认为这是好事。
我们先不去争论这究竟是不是好事，我们先假设它是好事，然后看看该怎么来钻研学问。首先白取春彦说，很多人阅读时会挑选书名里有“入门”二字的书来代替专著，但入门书并不一定就浅显易懂。我觉得这句话非常在理。我自己也常常建议人们，如果想了解一门知识，最好不要去买入门书来看，因为入门书其实很难写好，它们大部分就像简明教科书一样，不能真正引领你进入到学问的内部，体会学问的旨趣。
白取春彦举了一个例子，他说日本的中学试卷里会出现这样的题目：佛教传入日本是在哪一年？他发现自己居然不会答这道题，虽然他本人已经撰写过好几本与佛教有关的书。为什么呢？因为题目本身是有问题的。他说：“对于佛教的传来具体而言是代表什么意思……佛教传来是指僧人带着佛具从中国远渡重洋赴日的那一年吗？还是日本的统治者决定引进佛教的那一年？抑或，佛教传来具有其他含义？”你如果真正对佛教有兴趣，甚至有研究，你关心的会是这些问题，而不是某个代表它传入的具体年份。
当一个学生只关心具体年份，他只是为了应付考试。可是就算他照着教科书，背得出佛教在公元552年传入日本，因此能取得好成绩，他对日本佛教又能有任何实质性的理解吗？当然不能。而当他真正对日本佛教有了好奇心时，他就会提出一些比较深入的问题。例如为什么这种外来宗教会传入日本？探究下去就会发现，在日本，是由朝廷率先引进了佛教。那么当时日本的统治者为什么欢迎它？是它有利于打击社会上令统治者不满的东西吗？还是它具有能够统一国民，赋予政权合法性的功能呢？如此追问下去，这其实就是在做学问了。相反，只记住一个公元552年，你什么也没学到。
白取春彦又举了另一个例子。有一本日文的哲学入门书叫作《哲学的101个经典故事》，介绍了101位世界著名的哲学家，但读了这本书能弄懂那些哲学家的思想吗？看看它对近代哲学的创始人笛卡儿的《方法论》是怎么介绍的吧，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方法论》的正式书名为《谈谈为正确引导理性在学问中探求真理的方法》
，原本是为了三篇科学论文（《折光学》《气象学》《几何学》）所执笔的序文。全书分为六个部分。作者在开头介绍了本书的构成，在此依序命题如下。第一部：传统学问批判/第二部：近代学问方法/第三部：暂定的道德/第四部：形而上学/第五部：自然学/第六部：未来学术构想。
后面又说：
第四部分在讲形而上学。那句有名的“我思，故我在”的原理便是揭录于此。在某种意义上，这条原理可说是近代哲学的出发点。
你读了之后是否懂了什么呢？其实你什么都没懂。相反，如果你能耐下性子去读笛卡儿的原著，你会发现它其实没有想象中难读，反而比入门书更容易清楚了解。
所以借着白取春彦的这本书，我想给读者们一个忠告，就是读书不一定非要由浅入深，先读入门书。恰恰相反，我认为入门书往往才是最难懂、最深奥的。直接阅读经典你会发现，你一读就会着迷，至少是觉得自己看懂了些什么。当然，我不是要否定入门书的价值，只是想说，入门书要写得好确实是件很困难的事。
（主讲 梁文道）
《中午吃什么？：一个经济学家的无星级开胃指南》 经济学家教你如何找午餐
泰勒·柯文（Tyler Cowen），当代最重要经济学大师之一。19岁开始发表经济学论文，后来取得哈佛大学学位，于1989年开始任教于乔治梅森大学，长期关心社会运动与文化经济学。2011年入选《经济学人》“十年来最有影响力经济学家”，《外交政策期刊》亦将他列为“2011年最有影响力思想家”。代表作有《大停滞》（The Great Stagnation）等。
我很怕碰到一种餐厅，里头的人个个在欢笑和微笑，一副和乐融融的样子。
《中午吃什么？》的英文原书名叫作An Economist Gets Lunch，直译出来的意思是“一位经济学家吃午餐”。经济学家吃午餐和一般人有什么不同吗？有的。我们就来看一下。
这本书的作者泰勒·柯文，是当今赫赫有名的经济学家。他现在是美国乔治梅森大学经济学系系主任，也是《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中国的读者可能更熟悉《纽约时报》的另一位专栏作家保罗·克鲁格曼，泰勒·柯文的声誉与克鲁格曼相比可谓不分伯仲，甚至在美国受欢迎程度更高，因为他写的文章往往更有趣、更生活化。另外，泰勒·柯文的爱好相当广泛，比如他喜欢下国际象棋，十几岁时就取得过国际象棋比赛的冠军，是一个天才型的人物。
说泰勒·柯文贴近大众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是个美食家，和大多数人一样，都好吃。但他不是那种只去高档餐厅吃饭的美食家，而是喜欢以最划算的方法吃遍全世界。他的口味包罗万象，甚至对亚洲各国的饮食也都非常熟悉，比如相对大多数美国人而言，他对中国菜的了解可称得上相当深入了。
泰勒·柯文以一个经济学家的眼光来找吃的，会是怎么个找法呢？他常常会提出一些与众不同的意见，并给出经济学上的理由。比如他并不喜欢去高档餐厅吃饭，也反对别人这么做，为什么呢？因为这类餐厅通常只是虚有其表。他说：
这是另一个在经济推论中常用的方法。我很怕碰到一种餐厅，里头的人个个在欢笑和微笑，一副和乐融融的样子。华府、曼哈顿及其他很多城市的商业区，都有很多这样的餐厅。假如我一眼望去人人都很开心，那就是我掉头而去的时候。
别误会，开心绝对不是坏事，但开心和美食是两回事。很多餐厅不是靠食物吸引顾客，而是靠营造喝酒、约会和狂欢的热络场子招来生意并赚取高收费的。这些地方的食物通常“不差”，因为餐厅必须维持时髦的形象。他们会供应某种定价过高的各式料理，而且还会由某位知名或有点知名的大厨背书（只是这人通常不在现场）。这些不是最差的吃饭地方，但如果要我花自己的钱吃饭，我通常对之敬谢不敏。
但如果真要去这类餐厅吃饭，也是有技巧的：
如果你想光顾这类餐厅，不要选在开幕的头两个礼拜，因为这时候他们的厨房作业还没上轨道。最理想的造访时间，是开张的头四个月到六个月，因为这类餐厅在刚开张时，通常会花很多心思去赢得好评；也因为有名厨代言，他们很快会获得评论。这位名厨——或某个能干的代言人——在刚开始也会随时在场候教，好跟那些世故的食评家和聪明的美食部落格作者搏感情。于是，这地方声名大噪，成为重要的聚会场所，笑声谈话声降临。而这时，就是你应该停止再去的时候了。斩断情丝，莫回头。
当最佳时机过去之后，坐镇这类餐厅的名厨就会把他们的时间花在其他投资事业上，餐厅食物的水准自然也会随之下降。泰勒·柯文以华盛顿特区的一家餐厅Zengo为例，说：
这个馆子现在可以靠它的酒吧活下去，最创新的菜尝起来也不再新鲜。看看Zagat.com网站上的美食评论，就说明了一切：
这是我最喜欢的华府餐厅之一——极棒的酒吧，美妙的装潢，食物也可口。
看见了吗，他们把“食物”排在最后。
那怎样才是好餐厅呢？泰勒·柯文说他喜欢去中国餐馆，相比看到本国人的微笑，他宁愿听到一帮中国人大嚷大叫。那几乎像吵架一样的声音其实是个好征兆。因为，“如果客人们相互吼叫，仿佛有血海深仇似的，反而值得你留意。这可能意味着，他们都是老主顾，经常去那里吃饭，所以彼此都很熟”。
泰勒·柯文又教大家如何去星巴克喝咖啡，他说一定要选美式黑咖啡，而不要选任何加奶加糖的饮品。这是因为，随着星巴克的扩张，“原味咖啡不足以维持这么多分店经营下去，因此它开始卖更甜的饮料。今天，这家连锁咖啡店专卖甜味、以牛奶为基础的饮料，很多这些饮料与咖啡之间只有某种间接或更远的关系”。其中包含的经济学原理，叫作交叉补贴，就是说我们所享用的不变的咖啡品质，是靠牛奶和糖带来的高利润补贴的。咖啡本身很便宜，如果加了奶和糖就会贵很多，品质却不一定好。
同样道理，泰勒·柯文认为去赌场餐厅吃饭很划算，因为赌场是拿赌博的高额收入来补贴餐厅。它不靠餐厅挣钱，开餐厅只是为了吸引人来赌钱，这种情况下食物多半会物美价廉。同样，如果一家餐厅在经营高档酒水，那么去这种餐厅吃饭只要不点酒，也是很划算的。因为它主要靠酒水赢利，得到补贴的则是食物。相反的例子则是，千万不要去租金昂贵的地方吃饭，越是繁华的路段越要避开，因为食物价格里面有很大一部分是分摊给租金的。
这本书更有趣的地方在于，它对很多食物方面的迷思从经济学上做出了独到的见解。我们知道，今天世界上正兴起一股主张慢食或在地饮食的潮流，认为那些大型食品企业生产出来的工业化产品，品质很难得到保证，而且在世界范围内的运输会造成大量对环境的破坏，使得碳足迹增加。相反，该主张鼓励人们多光顾本地的小农场、小畜牧场，并亲眼去看看我们吃的食物是如何被种植出来的。这样不仅能保证食品的安全性，还有助于打造健全的社区关系。同时运输成本也降低了，碳足迹亦相应减少，也就更环保了。可是泰勒·柯文却认为，慢食运动其实是一种很虚矫的运动。
请不要误会，作者本人是支持环保的，也并非觉得吃本地的新鲜食品有什么不好，相反他还很喜欢。比如他会去渔村吃海鲜，因为那里的海鲜是刚刚捕捞上来的，味道十分新鲜。他唯一不赞成的是什么呢？是现在的人过分地反对食品的商业化和工业化了。而他认为：
便宜又快速的食物（包括那些被我们唾弃的农企业所提供的），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进步之一。那是现代文明的基础，也是我们大多数人能够活下去的原因。工业革命最终带来现代生活的便利没错，但这也要归功于工业革命爆发前所出现的一场农业革命，才让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成为可能。
他还说，那些推崇在地饮食的人往往不知道，“向当地农夫采买，可能意味他要多开两小时的货车补货，对环境的伤害可能超过买一串船运的香蕉。这主要是因为，本地农夫一次能够运输的货品单位数通常比较小，因此他供应的单位能源成本可能相当高，向他买少量东西，会促使他多跑几趟车的机会也更大。”作者称不应该贸然反对大规模的食品运输，因为实际上，运输只占食物全部能源成本的一小部分。他不赞成的只是空运食品，“因为飞行是一种对环境特别不友善的活动。但有问题的也只有空运，走水路远道而来的食物不该被污名化”。
泰勒·柯文指出的另一些观念误区还包括，人们通常认为塑胶没有纸环保，实际上却恰恰相反。“它（塑胶）不会在堆肥中腐烂或分解，成为温室气体排放的重要来源。相反的，制造纸和瓦楞纸需要很多能源……塑胶只是一直默默在那里，提醒着我们现代商业社会有多么过度浪费……根据估计，制造一个纸袋所需要的能源，是制造一个塑胶袋的四倍，而回收再利用一磅塑胶所需要的能源，比回收再利用一磅纸少了98％。”
再看他怎样谈饥饿问题。首先他说大部分饥饿都发生在外人难以进入的地方，例如战争地区和灾区。这是因为：
顺畅的道路，加上货物与人的移动自由，有助于将人与食物供应连结起来，使食物更容易进入，或使人更容易离开去觅食。很多时候，造成饥饿问题的基础建设障碍，是政治性而非经济性的。例如，运送粮食可能需要花钱买通地方军阀，这种情形在阿富汗和索马里的内战时期屡见不鲜。
其次，导致粮食不足问题的更长期根源，“则是相对较低的农业增产率”。而且因为食品需求上升的速度总是快过食品供给，也致使食品价格不断攀新高，甚而引发政治动乱。而农业增产率的降低，主要原因是对科技创新不够重视：
例如，1949至1990年期间，新的科技创新（不同于仅仅派更多机器或更多劳工去耕耘土地）提高农业生产率达平均每年2.02％。1990至2002年期间，农业生产率的增幅跌到平均每年0.97％，不及过去的一半。农业研发投资自1980年代起不断下滑，进一步分析显示，研发金额减少比你想象的还问题重重；据估计35％至70％的农业研发是用于“收支平衡”——防止各种农作物病虫害，而不是追求和获致新的成长。
明尼苏达大学粮食与环境研究学者乔纳森·佛里（Jonathan A.Foley）说得好：“过去在历史上，我们曾数度倍增世界的粮食产量，现在，我们必须再做一次才行。这一次的倍增最难，有可能办到，但不容易。”
换句话说，在过去，农业成功地实现了使粮食供给增加的速度快过世界人口成长的速度，而如今，粮食产量的增长率却低于世界人口增长。作者以中国为例，说：“过去三十年，当中国以平均每年约10％的成长率变得更富有时，它并未以每年10％的增长率生产粮食。中国的制造业生产力，比它的农业生产力增长得快。”而在美国，很多政治人物还鼓励人们把原本是粮食的玉米改作生化燃料，此举提高了粮价，可这种能源却无益于让环境变得更干净。
最后，再看一下泰勒·柯文对转基因食品的看法，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在今天的中国也吵得很厉害。作者认为，转基因技术的确会有一些副作用，但不足以抹杀它的功绩——它可以提供更多和更便宜的粮食，解决粮食短缺和饥饿问题。他不同意一些环保分子的说法，后者主张：“世界已经可以生长足够的粮食来喂饱每一个人……大部分的饥饿不是因为缺乏粮食，而是无力购买粮食造成的。”作者说，这种想法恰恰是因为不懂经济学：
没错，给穷人更多钱可以帮助他们购买食物，但是，不论我们喜欢与否，世人没那么乐善好施，也看不出突然改变的可能性。然而，降低粮食价格可以帮助穷人取得更多食物，GMO（Genetically Modified Organism，基因改造生物）就能增加粮食供应，从而降低粮价及喂饱穷人，如同绿色革命过去所为。
说到底，这只是一个经济学上的供需问题而已，并不是一个政治改革上的再分配问题。
（主讲 梁文道）
《人类沟通的起源》 人类的语言从哪里来
迈克尔·托马塞洛（Michael Tomasello，1950—），美国发展心理学家，担任德国莱比锡马克思普朗克演化人类学研究所所长，兼任沃尔夫冈科勒灵长类研究中心（Wolfgang Kohler Primate Research Center）主任。主要从发展、比较、文化的角度来探究社会认知、社会学习、人类和类人猿的沟通/语言等议题。并着重研究儿童如何通过习得语言，成为文化团体的一分子。
手势就是语言的起源。因为以手指物，是人类独有的原始沟通方式。
常常讲人类是语言的动物，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人类与其他动物的不同之处，即在于人类有语言，语言规定了人之为人的基本条件与素质。如果从进化论的观点出发，可以设想人类在和别的动物还没区分得那么清楚时，就已经发展出了某些语言的根源。那么语言究竟是怎么来的呢？追问人类为什么会有语言，这可是个大哉问，很多语言学家都探讨过这方面的问题。我就来给大家介绍这其中相当有趣的一本书——《人类沟通的起源》，它的作者是迈克尔·托马塞洛。
说起迈克尔·托马塞洛，他有点可惜。他是当今非常重要的一位发展心理学家，担任德国莱比锡马克思普朗克演化人类学研究所所长。其学术研究也处在现代语言学、认知心理学的前沿，并多次挑战过一些著名学说，例如乔姆斯基的语言学理论，但他的著作却没有引起相应的关注。他之前已经有过一本探讨人类合作的书，指出人类为什么会合作以及人类的合作又如何构成了人类社会和文明。而这本探讨语言源头的《人类沟通的起源》，很大一部分是建立在他关于人类合作演化机制的理论基础之上的。
语言是怎么形成的呢？托马塞洛认为，人类最初的沟通方式是比手画脚，语言在此基础上产生。请注意比手画脚这个词，它指的是手语和手势。事实上，语言学家多半会忽略手语和手势，认为它们只是语言的代替品或辅助工具。例如聋哑人因为没法说话才使用手语，手语基本上是从语言演化过去的。又例如人们在说话的时候，往往会做一些手势以增强语气。而托马塞洛最独特的地方就在于，他非常重视手势，甚至认为手势就是语言的起源。因为以手指物，是人类独有的原始沟通方式。
书中举了一个例子：
例如你和我正前往图书馆，突然间我用手指着那些靠着图书馆墙边停放的脚踏车给你看，很可能你的反应会是“嗯？”，因为你不晓得我在表示什么状况，也不明白我干吗要这么比，以手指物本身其实没有什么意思的。不过如果几天前，你跟你男朋友刚刚不愉快地分手，我们两个彼此都心知肚明，而那些脚踏车中有一部是他的，我们两个也都知道这一点，那么我在相同的情境下用手比的这个姿势，就可以隐含许多复杂的意思，也许是指“你男朋友已经在图书馆了（所以我们就不进去了）”。
一个如此简单的手势，却能完成复杂的沟通，靠的是什么呢？首先靠的是我们有先前共享的经验。我们都知道那辆脚踏车是你男朋友的，也都知道你们刚刚分了手。在这个前提下，你就不会认为我指的是一排脚踏车或图书馆的墙，或是说那辆脚踏车有多好看。其次还要靠人与人之间有沟通的意愿。这个意愿从哪里来？它来自人类对合作的需求，因为合作能保证人类在生物进化上处于有利地位。就这样，出于合作的意图我们需要沟通，出于沟通的意图我们需要具备共享的能力，包括与人分享概念的能力、让人理解自己的能力和理解他人的能力。
可是其他动物就没有手势了吗？以人类的近亲猩猩来说，它们其实也会做很多手势动作。很多灵长类科学家试图教猩猩说话，失败之后才开始注意到它们的手势和肢体动作，发现那些动作原来都是有含义的。例如当猩猩背对着另一个猩猩的时候，意思是说给它挠挠背。或者有时它指着一个地方，也是有目的的，它要对方注意那边。但猩猩的手势为什么没能发展出语言呢？和我们人类的手势有何不同呢？托马塞洛说，这两者的不同之处就在于，“灵长类的沟通，不会这样以共同意图、共同关注点、彼此假定的合作动机、沟通惯例作为结构规划；它们只会企图直接预测或控制其他同伴的个别目标、感知与行为”。就是说，人类的沟通里面包含着合作和分享的意愿，但猩猩没有这个概念，它们不存在把一个讯息分享出去的意愿。
其实不只猩猩，有时我们也看到其他动物仿佛有讯息要分享，但仔细观察却不是这样。就拿动物的警告声来说，当它们看到老鹰飞来了，会发出一些很紧张的叫声，其他同伴就会赶快躲起来。你可能以为这是沟通，它们懂得用警告声发出危险通知。但与其说它们在有意识地发出通知，不如说是遗传的影响力让它们发出叫声。这种声音不是在传达躲避信号，而是在出于本能地表达紧张情绪。怎么证明这一点呢？很简单，就是当老鹰飞走之后，或者当同伴们都已经脱离险境之后，发出叫声的那只动物还在叫。它并没有做出危险已经解除、警报可以撤销的判断。所以它的叫声并不是有意识的沟通，而是一种不可控制的情绪表达。从中也可以看出，声音是没有对象指涉性的；但手势是指给某人看的，有一个明确的沟通对象，所以是有指涉性的。这也是声音和手势非常不一样的地方，因此托马塞洛才将手势看作语言的起源，而不是将直观上和语言更为接近的声音看作起源。
为了证明语言起源于手势的观点，托马塞洛观察过婴儿学习语言的过程。他发现婴儿最初的确是在用手势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意愿，或吸引别人注意。慢慢地，他开始使用语言，而这些语言有时是为了强调他的手势。比如他在说“我”的时候，会拍拍自己的胸口，这时语言就表现为基于手势的复杂化。
除了“我”“你”“他”这些人称代词之外，手势也可以传达出一个动作（动词）或一个形象（名词）。假设你在酒吧点了一杯酒，喝完之后你什么话也不必说，只要看着酒保，用手指指吧台上的空杯子，他就明白你的意思是再倒一杯。又假设在语言形成之前，可能某个部落的人比画一个摹仿老虎的手势，大家就知道老虎来了，要赶紧躲起来。
托马塞洛还提出过一个思想实验：假想有两群从未与人沟通过的孩子分别住在一个荒岛上，一群不能动嘴出声，另一群则不能比画手势，那么他们之间会产生怎样的沟通呢？可以想象，那些比画手势的小孩之间还是能够良好沟通的，因为手势总在指涉外界事物，他们很快能形成约定俗成的各种手势符号。但很难想象另一群小孩之间能轻易立下声音的共同规约，因为声音让人注意到的是发声者的情绪状态，而不是外部世界。所以在荒岛上，反而是那些不能出声的小孩更容易发展出语言，尽管他们的语言完全是靠手势表达的。事实上，尼加拉瓜手语就是由一群听障孩子独立发明出的一套复杂的、具有语法特征的手势符号系统。
语言起源于手势，这是当今很独特也很受重视的一个学说。我们还可以从别的角度去判断一下迈克尔·托马塞洛的这个猜想到底正不正确。
（主讲 梁文道）
《飞行简史：从热汽球到超越三倍音速》 人类飞行的历史就是一部战争史
T．A.赫彭海默（T.A.Heppenheimer），密歇根大学航天工程博士，美国航天学会副研究员，同时也是自由作家。已出版十本著作，包括《倒计时：航天器的历史》（Countdown：A History of Space Flight）与《骚动的天空：商用航空史》（Turbulent Skies：The History of Commercial Aviation）等。
热气球的发明起于法国和英国之间对海事的争夺；而飞机的发明，则源于美西战争的爆发。
2014年3月8日发生的马航失联之后坠机的事件，造成200多人丧生的人间悲剧，这一事故促使我们要对航空这个话题进行重新的思索和探讨。给大家介绍这本《飞行简史》，它的作者赫彭海默是美国一位非常著名的航空航天专家，写过很多飞行器方面的著作。这本书即着重回顾了人类发明飞行器的历史。
在阅读本书之前，我一直以为人类对于飞行的向往是一种天然的冲动，希望自己能够飞起来。却没想到飞行器的发明其实是一部战争史。
我们都知道莱特兄弟是飞机的发明者，实际上人类第一艘飞行器的发明时间还要提前100多年，也就是在230年前热气球的发明。它的发明者也是一对兄弟，是法国的蒙哥尔费兄弟，而发明的背景就和战争有关。这对兄弟当中的哥哥名叫乔瑟，他曾被送到神学院去学习，却难以忍受枯燥的神学课，而在化学和机械方面非常擅长。有一天，乔瑟专注地看着一张地图，那是法国围攻英国在地中海的海军要塞直布罗陀的地图，当时英法之间刚刚结束了持续六年的一场战争。他灵光乍现：
从地形上来看，无论是来自海上或陆上的突袭，都可以防御，但“如果是由空中呢？”乔瑟自问。当晚由于气温稍降，屋内生起炉火，看着冉冉上升的轻烟，他灵光乍现：受热的空气也许和氢一样具有浮力，但比氢容易取得。
于是乔瑟立即写信给他的弟弟——一个成功的商人，要他“准备波纹绸布和绳子，愈快愈好，你将目睹一项惊人的创举”。经过几次实验之后，1783年9月，蒙哥尔费兄弟果真在凡尔赛宫前完成了热气球升空的表演。同年11月，又有两名志愿者搭乘着热气球，成为首度人类在空中自由飞行的案例。而这场划时代的载人升空实验的目击者里面，就有当时的美国驻巴黎外交官、后来的美国总统本杰明·富兰克林，他很快在一封信里对热气球下了一个预言：
气球的发明具有伟大的价值，也是人类生活的重大转变。也许可以提醒各国君主发动战争的可笑本质，因为连最有权势的君主，也不能用传统的方法保全其领土。只要有五千个气球，各载两名士兵，所花的军费绝不会大于建造五艘可以载满武士的大船：试问有哪个君王可以在国土各地布署军队，即时驱逐一万个从天而降的敌人？
在这封信里，富兰克林即已提出了航空权和伞兵的概念。
接下来的一百多年里，人类飞行器的技术不断向前迈进，不断有新的发明创造出现，慢慢由热气球过渡到了滑翔机的时代。在莱特兄弟正式发明飞机之前，美国率先出现了一位天文学家叫蓝利，他为推动飞行器的进步做出了划时代的贡献。此人是任教于哈佛大学和安纳波利斯海军军官学校的一名军官，也是匹兹堡大学天文台的台长，他相信自己可以制造出比较完美的载人飞行器。但是由于飞行器实验很费钱，蓝利本人并没有多少财力可支持。巧的是，1898年4月西班牙对美国宣战，虽然这场美西战争只持续了几个月，却足以使美国认识到空中军事争夺的潜在价值，于是战争部给蓝利拨款了五万美金制造载人飞机。
蓝利进行过两次比较成功的由小型蒸汽引擎带动的模型飞机的飞行，将飞行器技术往前推进了很多，这项成就引起了莱特兄弟的关注。莱特兄弟就给蓝利的助理写信，索求蓝利的出版资料。有意思的是，莱特兄弟原本是做什么工作的呢？他们是开自行车修理店的。他们仔细阅读过相关资料之后，忽然从修理自行车的经验当中获得启示，“发现了当时的飞行家都忽略了一项重要事实，那就是飞行控制的问题”。正如骑自行车的人需要把车控制好才不会摔下来，飞机也需要有一些控制的技巧。而他们觉得，“使用类似船用的方向舵不是驾驶飞机的正确途径；脚踏车依靠倾斜转向，飞机也应该如此”。
最后在蓝利的发明的基础上，莱特兄弟终于获得了成功，他们以机翼的扭动实现了对飞行的控制。1903年12月，莱特兄弟完成了人类第一次真正的动力飞行。而蓝利也没有被美国人遗忘，后来美国海军的第一艘航空母舰“蓝利号”（USS Langley），就用他的名字命名。
可以看到，热气球的发明起于法国和英国之间对海事的争夺；而飞机的发明，则源于美西战争的爆发。再之后，推进飞行器技术的接力棒就交到了德国人的手中。
1911年德国人发明了飞船，也就是历史上非常有名的齐柏林飞船。作者这么描述它：
客舱里铺着地毯，周边镶核桃木，珠母贝做装饰，再加上大扇拉窗，可以清楚地看到四面的景色。船舱里二十几位优雅的乘客，坐在轻巧的柳条椅上，享用鸡肉、火腿，配着鹅肝饼、鱼子酱，轻啜香槟，或者是来自波尔多与莫色耳的香醇葡萄酒。两个小时的空中飞行，每人得花200马克，相当于42.5美元。
1911年是什么年份呢？它距离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还有三年的光景。而飞船的发明者齐柏林伯爵，不出意外地也是一位军官，“十五岁时就加入军旅，对投身战争十分向往”。他曾以外国军事观察者的身份亲历过美国内战，还拜会过林肯总统。待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他便把飞船带入到了战争当中。
当时有记者记录了齐柏林飞船空袭伦敦的场景：
交通陷入停顿，上百万无声的呼喊形成压抑的怒号。人们站在黑暗的街道中凝望天空，在秋夜的繁星中飘浮着瘦长的齐柏林飞船。巨大的轰炸声撼动着整个都市。炸弹从空而降，夺走人命，再起火燃烧。比较小声的，是近处的防空火炮朝空中发射榴霰弹的声音。突然之间，你会发现全世界最大的都市已经成为暗夜战场。
我们再一次看到，人类飞行器的进步总是与战争息息相关。
而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间隙，民航业便利用这个时机慢慢发展出来了。当时的一些美国人率先看到民航生意的商机，因为禁酒令即将在美国开跑，而在古巴和巴哈马群岛上可以肆意饮酒，他们便想到一定有人愿意从美国飞过去享乐。首次民航航班就是这么产生的。不过那时民航飞机的技术还很糟，在发生过两次空难之后，这项生意便萧条了。
后来还有人利用民航技术进行过邮件投递，但总之，飞行都不太平稳，技术比齐柏林飞船还要糟糕：
当时的飞机还不可能在云端上平稳飞行，而是直接冲进乱流，毫无选择地在空中航行。旅客即使没有吃飞机上的东西还是常会晕机呕吐。航空公司细心准备硬纸板做成的“呕吐杯”（erp cups），放在旅客前面的椅背置物袋，让想吐的人需要时随时取用。有些航空公司的飞机窗户可以打开，假定你开窗户准备要吐的时候，不巧前面几排的人也正在做同样的事，吐出来的秽物还会飞扑而来，正中目标；也有人干脆直接吐在地板上，因此飞机降落后，清理人员得用水管全面冲洗。
而德国人再次显示了他们在飞行技术上的优越性。到了1934年的时候，德国已经开始有定期航线，每14天往返一次巴西。当时纳粹已经掌权，他们为了炫耀德国先进的航空科技，就在这趟航班的机身上画上纳粹德国的十字徽。德国宣传部部长还拨款200万马克，用于建造最新最大的商用飞船“兴登堡号”。“兴登堡号”在人类历史上非常著名，类似“泰坦尼克号”，是一个新兴的巨大交通工具。但很不幸，就像“泰坦尼克号”一样，它刚刚航行两年，就在1937年5月3号从法兰克福飞往纽约的时候发生了一次严重空难。突然间死亡降临，那是一场非常惨烈的人间悲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