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学术》如何正确地读书
白取春彦，日本青森县人，在德国柏林大学学习过哲学、宗教与文学。另著有《专为上班族解说的〈圣经〉入门》《学习术》《聪明思考术》《不钻牛角尖的思考术：通往成功之门的24个习惯》《佛教“超”入门》《超译尼采I.II》等。
如果想了解一门知识，最好不要去买入门书来看，因为入门书其实很难写好。
市面上一直有很多书是教人怎么读书、怎么做学问的，对这类书其实我并没有太大兴趣。但是因为我也关心这个话题，并且做着一个读书的节目，所以出于职业需要我还是会看一看。看过之后如何？果然如我预想的那样，它们中的大部分并不是太出色，但尽管如此，我的习惯是从一本不太好的书里找到一些有意思的东西，甚至是我相当认同或与我想法一致的东西。例如日本作家白取春彦的《独学术》，就是这样的一本书。
白取春彦在日本相当红，近几年在中国的台湾和香港也很受欢迎，大陆也开始有不少人在读他的东西。他最重要的一部作品是《超译尼采》，以他自己的方式重新翻译了尼采，但我不是很喜欢，我觉得他翻译得不太像话。这倒不是说他缺乏翻译能力——他本身是德国柏林大学读哲学的——而是指他的译文风格损害了尼采哲学原有的深度和严肃性，把它变成了一种近似于“心灵鸡汤语录”的东西。而尼采又特别容易被改成心灵鸡汤，尤其他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总是遭到歪曲，被断章取义。
于是当我看到白取春彦写了这本教人怎么做学问的书时，心中难免会有疙瘩。不过翻看之后，我觉得书里的一些观点还是相当有意思的，我也很认同。例如他从一个民间学者的角度出发，认为今天人们普遍把读书这件事看得太轻松了，他说那不算真正的读书。那么什么是读书呢？他说读书应该带着钻研的态度，认真做一些学问。你也许会问，普通人钻研学问有什么用吗？当然有。因为下功夫钻研的过程有助于心灵深度的拓展及各方面能力的加强，他认为这是好事。
我们先不去争论这究竟是不是好事，我们先假设它是好事，然后看看该怎么来钻研学问。首先白取春彦说，很多人阅读时会挑选书名里有“入门”二字的书来代替专著，但入门书并不一定就浅显易懂。我觉得这句话非常在理。我自己也常常建议人们，如果想了解一门知识，最好不要去买入门书来看，因为入门书其实很难写好，它们大部分就像简明教科书一样，不能真正引领你进入到学问的内部，体会学问的旨趣。
白取春彦举了一个例子，他说日本的中学试卷里会出现这样的题目：佛教传入日本是在哪一年？他发现自己居然不会答这道题，虽然他本人已经撰写过好几本与佛教有关的书。为什么呢？因为题目本身是有问题的。他说：“对于佛教的传来具体而言是代表什么意思……佛教传来是指僧人带着佛具从中国远渡重洋赴日的那一年吗？还是日本的统治者决定引进佛教的那一年？抑或，佛教传来具有其他含义？”你如果真正对佛教有兴趣，甚至有研究，你关心的会是这些问题，而不是某个代表它传入的具体年份。
当一个学生只关心具体年份，他只是为了应付考试。可是就算他照着教科书，背得出佛教在公元552年传入日本，因此能取得好成绩，他对日本佛教又能有任何实质性的理解吗？当然不能。而当他真正对日本佛教有了好奇心时，他就会提出一些比较深入的问题。例如为什么这种外来宗教会传入日本？探究下去就会发现，在日本，是由朝廷率先引进了佛教。那么当时日本的统治者为什么欢迎它？是它有利于打击社会上令统治者不满的东西吗？还是它具有能够统一国民，赋予政权合法性的功能呢？如此追问下去，这其实就是在做学问了。相反，只记住一个公元552年，你什么也没学到。
白取春彦又举了另一个例子。有一本日文的哲学入门书叫作《哲学的101个经典故事》，介绍了101位世界著名的哲学家，但读了这本书能弄懂那些哲学家的思想吗？看看它对近代哲学的创始人笛卡儿的《方法论》是怎么介绍的吧，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方法论》的正式书名为《谈谈为正确引导理性在学问中探求真理的方法》
，原本是为了三篇科学论文（《折光学》《气象学》《几何学》）所执笔的序文。全书分为六个部分。作者在开头介绍了本书的构成，在此依序命题如下。第一部：传统学问批判/第二部：近代学问方法/第三部：暂定的道德/第四部：形而上学/第五部：自然学/第六部：未来学术构想。
后面又说：
第四部分在讲形而上学。那句有名的“我思，故我在”的原理便是揭录于此。在某种意义上，这条原理可说是近代哲学的出发点。
你读了之后是否懂了什么呢？其实你什么都没懂。相反，如果你能耐下性子去读笛卡儿的原著，你会发现它其实没有想象中难读，反而比入门书更容易清楚了解。
所以借着白取春彦的这本书，我想给读者们一个忠告，就是读书不一定非要由浅入深，先读入门书。恰恰相反，我认为入门书往往才是最难懂、最深奥的。直接阅读经典你会发现，你一读就会着迷，至少是觉得自己看懂了些什么。当然，我不是要否定入门书的价值，只是想说，入门书要写得好确实是件很困难的事。
（主讲 梁文道）
《中午吃什么？：一个经济学家的无星级开胃指南》 经济学家教你如何找午餐
泰勒·柯文（Tyler Cowen），当代最重要经济学大师之一。19岁开始发表经济学论文，后来取得哈佛大学学位，于1989年开始任教于乔治梅森大学，长期关心社会运动与文化经济学。2011年入选《经济学人》“十年来最有影响力经济学家”，《外交政策期刊》亦将他列为“2011年最有影响力思想家”。代表作有《大停滞》（The Great Stagnation）等。
我很怕碰到一种餐厅，里头的人个个在欢笑和微笑，一副和乐融融的样子。
《中午吃什么？》的英文原书名叫作An Economist Gets Lunch，直译出来的意思是“一位经济学家吃午餐”。经济学家吃午餐和一般人有什么不同吗？有的。我们就来看一下。
这本书的作者泰勒·柯文，是当今赫赫有名的经济学家。他现在是美国乔治梅森大学经济学系系主任，也是《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中国的读者可能更熟悉《纽约时报》的另一位专栏作家保罗·克鲁格曼，泰勒·柯文的声誉与克鲁格曼相比可谓不分伯仲，甚至在美国受欢迎程度更高，因为他写的文章往往更有趣、更生活化。另外，泰勒·柯文的爱好相当广泛，比如他喜欢下国际象棋，十几岁时就取得过国际象棋比赛的冠军，是一个天才型的人物。
说泰勒·柯文贴近大众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是个美食家，和大多数人一样，都好吃。但他不是那种只去高档餐厅吃饭的美食家，而是喜欢以最划算的方法吃遍全世界。他的口味包罗万象，甚至对亚洲各国的饮食也都非常熟悉，比如相对大多数美国人而言，他对中国菜的了解可称得上相当深入了。
泰勒·柯文以一个经济学家的眼光来找吃的，会是怎么个找法呢？他常常会提出一些与众不同的意见，并给出经济学上的理由。比如他并不喜欢去高档餐厅吃饭，也反对别人这么做，为什么呢？因为这类餐厅通常只是虚有其表。他说：
这是另一个在经济推论中常用的方法。我很怕碰到一种餐厅，里头的人个个在欢笑和微笑，一副和乐融融的样子。华府、曼哈顿及其他很多城市的商业区，都有很多这样的餐厅。假如我一眼望去人人都很开心，那就是我掉头而去的时候。
别误会，开心绝对不是坏事，但开心和美食是两回事。很多餐厅不是靠食物吸引顾客，而是靠营造喝酒、约会和狂欢的热络场子招来生意并赚取高收费的。这些地方的食物通常“不差”，因为餐厅必须维持时髦的形象。他们会供应某种定价过高的各式料理，而且还会由某位知名或有点知名的大厨背书（只是这人通常不在现场）。这些不是最差的吃饭地方，但如果要我花自己的钱吃饭，我通常对之敬谢不敏。
但如果真要去这类餐厅吃饭，也是有技巧的：
如果你想光顾这类餐厅，不要选在开幕的头两个礼拜，因为这时候他们的厨房作业还没上轨道。最理想的造访时间，是开张的头四个月到六个月，因为这类餐厅在刚开张时，通常会花很多心思去赢得好评；也因为有名厨代言，他们很快会获得评论。这位名厨——或某个能干的代言人——在刚开始也会随时在场候教，好跟那些世故的食评家和聪明的美食部落格作者搏感情。于是，这地方声名大噪，成为重要的聚会场所，笑声谈话声降临。而这时，就是你应该停止再去的时候了。斩断情丝，莫回头。
当最佳时机过去之后，坐镇这类餐厅的名厨就会把他们的时间花在其他投资事业上，餐厅食物的水准自然也会随之下降。泰勒·柯文以华盛顿特区的一家餐厅Zengo为例，说：
这个馆子现在可以靠它的酒吧活下去，最创新的菜尝起来也不再新鲜。看看Zagat.com网站上的美食评论，就说明了一切：
这是我最喜欢的华府餐厅之一——极棒的酒吧，美妙的装潢，食物也可口。
看见了吗，他们把“食物”排在最后。
那怎样才是好餐厅呢？泰勒·柯文说他喜欢去中国餐馆，相比看到本国人的微笑，他宁愿听到一帮中国人大嚷大叫。那几乎像吵架一样的声音其实是个好征兆。因为，“如果客人们相互吼叫，仿佛有血海深仇似的，反而值得你留意。这可能意味着，他们都是老主顾，经常去那里吃饭，所以彼此都很熟”。
泰勒·柯文又教大家如何去星巴克喝咖啡，他说一定要选美式黑咖啡，而不要选任何加奶加糖的饮品。这是因为，随着星巴克的扩张，“原味咖啡不足以维持这么多分店经营下去，因此它开始卖更甜的饮料。今天，这家连锁咖啡店专卖甜味、以牛奶为基础的饮料，很多这些饮料与咖啡之间只有某种间接或更远的关系”。其中包含的经济学原理，叫作交叉补贴，就是说我们所享用的不变的咖啡品质，是靠牛奶和糖带来的高利润补贴的。咖啡本身很便宜，如果加了奶和糖就会贵很多，品质却不一定好。
同样道理，泰勒·柯文认为去赌场餐厅吃饭很划算，因为赌场是拿赌博的高额收入来补贴餐厅。它不靠餐厅挣钱，开餐厅只是为了吸引人来赌钱，这种情况下食物多半会物美价廉。同样，如果一家餐厅在经营高档酒水，那么去这种餐厅吃饭只要不点酒，也是很划算的。因为它主要靠酒水赢利，得到补贴的则是食物。相反的例子则是，千万不要去租金昂贵的地方吃饭，越是繁华的路段越要避开，因为食物价格里面有很大一部分是分摊给租金的。
这本书更有趣的地方在于，它对很多食物方面的迷思从经济学上做出了独到的见解。我们知道，今天世界上正兴起一股主张慢食或在地饮食的潮流，认为那些大型食品企业生产出来的工业化产品，品质很难得到保证，而且在世界范围内的运输会造成大量对环境的破坏，使得碳足迹增加。相反，该主张鼓励人们多光顾本地的小农场、小畜牧场，并亲眼去看看我们吃的食物是如何被种植出来的。这样不仅能保证食品的安全性，还有助于打造健全的社区关系。同时运输成本也降低了，碳足迹亦相应减少，也就更环保了。可是泰勒·柯文却认为，慢食运动其实是一种很虚矫的运动。
请不要误会，作者本人是支持环保的，也并非觉得吃本地的新鲜食品有什么不好，相反他还很喜欢。比如他会去渔村吃海鲜，因为那里的海鲜是刚刚捕捞上来的，味道十分新鲜。他唯一不赞成的是什么呢？是现在的人过分地反对食品的商业化和工业化了。而他认为：
便宜又快速的食物（包括那些被我们唾弃的农企业所提供的），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进步之一。那是现代文明的基础，也是我们大多数人能够活下去的原因。工业革命最终带来现代生活的便利没错，但这也要归功于工业革命爆发前所出现的一场农业革命，才让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成为可能。
他还说，那些推崇在地饮食的人往往不知道，“向当地农夫采买，可能意味他要多开两小时的货车补货，对环境的伤害可能超过买一串船运的香蕉。这主要是因为，本地农夫一次能够运输的货品单位数通常比较小，因此他供应的单位能源成本可能相当高，向他买少量东西，会促使他多跑几趟车的机会也更大。”作者称不应该贸然反对大规模的食品运输，因为实际上，运输只占食物全部能源成本的一小部分。他不赞成的只是空运食品，“因为飞行是一种对环境特别不友善的活动。但有问题的也只有空运，走水路远道而来的食物不该被污名化”。
泰勒·柯文指出的另一些观念误区还包括，人们通常认为塑胶没有纸环保，实际上却恰恰相反。“它（塑胶）不会在堆肥中腐烂或分解，成为温室气体排放的重要来源。相反的，制造纸和瓦楞纸需要很多能源……塑胶只是一直默默在那里，提醒着我们现代商业社会有多么过度浪费……根据估计，制造一个纸袋所需要的能源，是制造一个塑胶袋的四倍，而回收再利用一磅塑胶所需要的能源，比回收再利用一磅纸少了98％。”
再看他怎样谈饥饿问题。首先他说大部分饥饿都发生在外人难以进入的地方，例如战争地区和灾区。这是因为：
顺畅的道路，加上货物与人的移动自由，有助于将人与食物供应连结起来，使食物更容易进入，或使人更容易离开去觅食。很多时候，造成饥饿问题的基础建设障碍，是政治性而非经济性的。例如，运送粮食可能需要花钱买通地方军阀，这种情形在阿富汗和索马里的内战时期屡见不鲜。
其次，导致粮食不足问题的更长期根源，“则是相对较低的农业增产率”。而且因为食品需求上升的速度总是快过食品供给，也致使食品价格不断攀新高，甚而引发政治动乱。而农业增产率的降低，主要原因是对科技创新不够重视：
例如，1949至1990年期间，新的科技创新（不同于仅仅派更多机器或更多劳工去耕耘土地）提高农业生产率达平均每年2.02％。1990至2002年期间，农业生产率的增幅跌到平均每年0.97％，不及过去的一半。农业研发投资自1980年代起不断下滑，进一步分析显示，研发金额减少比你想象的还问题重重；据估计35％至70％的农业研发是用于“收支平衡”——防止各种农作物病虫害，而不是追求和获致新的成长。
明尼苏达大学粮食与环境研究学者乔纳森·佛里（Jonathan A.Foley）说得好：“过去在历史上，我们曾数度倍增世界的粮食产量，现在，我们必须再做一次才行。这一次的倍增最难，有可能办到，但不容易。”
换句话说，在过去，农业成功地实现了使粮食供给增加的速度快过世界人口成长的速度，而如今，粮食产量的增长率却低于世界人口增长。作者以中国为例，说：“过去三十年，当中国以平均每年约10％的成长率变得更富有时，它并未以每年10％的增长率生产粮食。中国的制造业生产力，比它的农业生产力增长得快。”而在美国，很多政治人物还鼓励人们把原本是粮食的玉米改作生化燃料，此举提高了粮价，可这种能源却无益于让环境变得更干净。
最后，再看一下泰勒·柯文对转基因食品的看法，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在今天的中国也吵得很厉害。作者认为，转基因技术的确会有一些副作用，但不足以抹杀它的功绩——它可以提供更多和更便宜的粮食，解决粮食短缺和饥饿问题。他不同意一些环保分子的说法，后者主张：“世界已经可以生长足够的粮食来喂饱每一个人……大部分的饥饿不是因为缺乏粮食，而是无力购买粮食造成的。”作者说，这种想法恰恰是因为不懂经济学：
没错，给穷人更多钱可以帮助他们购买食物，但是，不论我们喜欢与否，世人没那么乐善好施，也看不出突然改变的可能性。然而，降低粮食价格可以帮助穷人取得更多食物，GMO（Genetically Modified Organism，基因改造生物）就能增加粮食供应，从而降低粮价及喂饱穷人，如同绿色革命过去所为。
说到底，这只是一个经济学上的供需问题而已，并不是一个政治改革上的再分配问题。
（主讲 梁文道）
《人类沟通的起源》 人类的语言从哪里来
迈克尔·托马塞洛（Michael Tomasello，1950—），美国发展心理学家，担任德国莱比锡马克思普朗克演化人类学研究所所长，兼任沃尔夫冈科勒灵长类研究中心（Wolfgang Kohler Primate Research Center）主任。主要从发展、比较、文化的角度来探究社会认知、社会学习、人类和类人猿的沟通/语言等议题。并着重研究儿童如何通过习得语言，成为文化团体的一分子。
手势就是语言的起源。因为以手指物，是人类独有的原始沟通方式。
常常讲人类是语言的动物，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人类与其他动物的不同之处，即在于人类有语言，语言规定了人之为人的基本条件与素质。如果从进化论的观点出发，可以设想人类在和别的动物还没区分得那么清楚时，就已经发展出了某些语言的根源。那么语言究竟是怎么来的呢？追问人类为什么会有语言，这可是个大哉问，很多语言学家都探讨过这方面的问题。我就来给大家介绍这其中相当有趣的一本书——《人类沟通的起源》，它的作者是迈克尔·托马塞洛。
说起迈克尔·托马塞洛，他有点可惜。他是当今非常重要的一位发展心理学家，担任德国莱比锡马克思普朗克演化人类学研究所所长。其学术研究也处在现代语言学、认知心理学的前沿，并多次挑战过一些著名学说，例如乔姆斯基的语言学理论，但他的著作却没有引起相应的关注。他之前已经有过一本探讨人类合作的书，指出人类为什么会合作以及人类的合作又如何构成了人类社会和文明。而这本探讨语言源头的《人类沟通的起源》，很大一部分是建立在他关于人类合作演化机制的理论基础之上的。
语言是怎么形成的呢？托马塞洛认为，人类最初的沟通方式是比手画脚，语言在此基础上产生。请注意比手画脚这个词，它指的是手语和手势。事实上，语言学家多半会忽略手语和手势，认为它们只是语言的代替品或辅助工具。例如聋哑人因为没法说话才使用手语，手语基本上是从语言演化过去的。又例如人们在说话的时候，往往会做一些手势以增强语气。而托马塞洛最独特的地方就在于，他非常重视手势，甚至认为手势就是语言的起源。因为以手指物，是人类独有的原始沟通方式。
书中举了一个例子：
例如你和我正前往图书馆，突然间我用手指着那些靠着图书馆墙边停放的脚踏车给你看，很可能你的反应会是“嗯？”，因为你不晓得我在表示什么状况，也不明白我干吗要这么比，以手指物本身其实没有什么意思的。不过如果几天前，你跟你男朋友刚刚不愉快地分手，我们两个彼此都心知肚明，而那些脚踏车中有一部是他的，我们两个也都知道这一点，那么我在相同的情境下用手比的这个姿势，就可以隐含许多复杂的意思，也许是指“你男朋友已经在图书馆了（所以我们就不进去了）”。
一个如此简单的手势，却能完成复杂的沟通，靠的是什么呢？首先靠的是我们有先前共享的经验。我们都知道那辆脚踏车是你男朋友的，也都知道你们刚刚分了手。在这个前提下，你就不会认为我指的是一排脚踏车或图书馆的墙，或是说那辆脚踏车有多好看。其次还要靠人与人之间有沟通的意愿。这个意愿从哪里来？它来自人类对合作的需求，因为合作能保证人类在生物进化上处于有利地位。就这样，出于合作的意图我们需要沟通，出于沟通的意图我们需要具备共享的能力，包括与人分享概念的能力、让人理解自己的能力和理解他人的能力。
可是其他动物就没有手势了吗？以人类的近亲猩猩来说，它们其实也会做很多手势动作。很多灵长类科学家试图教猩猩说话，失败之后才开始注意到它们的手势和肢体动作，发现那些动作原来都是有含义的。例如当猩猩背对着另一个猩猩的时候，意思是说给它挠挠背。或者有时它指着一个地方，也是有目的的，它要对方注意那边。但猩猩的手势为什么没能发展出语言呢？和我们人类的手势有何不同呢？托马塞洛说，这两者的不同之处就在于，“灵长类的沟通，不会这样以共同意图、共同关注点、彼此假定的合作动机、沟通惯例作为结构规划；它们只会企图直接预测或控制其他同伴的个别目标、感知与行为”。就是说，人类的沟通里面包含着合作和分享的意愿，但猩猩没有这个概念，它们不存在把一个讯息分享出去的意愿。
其实不只猩猩，有时我们也看到其他动物仿佛有讯息要分享，但仔细观察却不是这样。就拿动物的警告声来说，当它们看到老鹰飞来了，会发出一些很紧张的叫声，其他同伴就会赶快躲起来。你可能以为这是沟通，它们懂得用警告声发出危险通知。但与其说它们在有意识地发出通知，不如说是遗传的影响力让它们发出叫声。这种声音不是在传达躲避信号，而是在出于本能地表达紧张情绪。怎么证明这一点呢？很简单，就是当老鹰飞走之后，或者当同伴们都已经脱离险境之后，发出叫声的那只动物还在叫。它并没有做出危险已经解除、警报可以撤销的判断。所以它的叫声并不是有意识的沟通，而是一种不可控制的情绪表达。从中也可以看出，声音是没有对象指涉性的；但手势是指给某人看的，有一个明确的沟通对象，所以是有指涉性的。这也是声音和手势非常不一样的地方，因此托马塞洛才将手势看作语言的起源，而不是将直观上和语言更为接近的声音看作起源。
为了证明语言起源于手势的观点，托马塞洛观察过婴儿学习语言的过程。他发现婴儿最初的确是在用手势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意愿，或吸引别人注意。慢慢地，他开始使用语言，而这些语言有时是为了强调他的手势。比如他在说“我”的时候，会拍拍自己的胸口，这时语言就表现为基于手势的复杂化。
除了“我”“你”“他”这些人称代词之外，手势也可以传达出一个动作（动词）或一个形象（名词）。假设你在酒吧点了一杯酒，喝完之后你什么话也不必说，只要看着酒保，用手指指吧台上的空杯子，他就明白你的意思是再倒一杯。又假设在语言形成之前，可能某个部落的人比画一个摹仿老虎的手势，大家就知道老虎来了，要赶紧躲起来。
托马塞洛还提出过一个思想实验：假想有两群从未与人沟通过的孩子分别住在一个荒岛上，一群不能动嘴出声，另一群则不能比画手势，那么他们之间会产生怎样的沟通呢？可以想象，那些比画手势的小孩之间还是能够良好沟通的，因为手势总在指涉外界事物，他们很快能形成约定俗成的各种手势符号。但很难想象另一群小孩之间能轻易立下声音的共同规约，因为声音让人注意到的是发声者的情绪状态，而不是外部世界。所以在荒岛上，反而是那些不能出声的小孩更容易发展出语言，尽管他们的语言完全是靠手势表达的。事实上，尼加拉瓜手语就是由一群听障孩子独立发明出的一套复杂的、具有语法特征的手势符号系统。
语言起源于手势，这是当今很独特也很受重视的一个学说。我们还可以从别的角度去判断一下迈克尔·托马塞洛的这个猜想到底正不正确。
（主讲 梁文道）
《飞行简史：从热汽球到超越三倍音速》 人类飞行的历史就是一部战争史
T．A.赫彭海默（T.A.Heppenheimer），密歇根大学航天工程博士，美国航天学会副研究员，同时也是自由作家。已出版十本著作，包括《倒计时：航天器的历史》（Countdown：A History of Space Flight）与《骚动的天空：商用航空史》（Turbulent Skies：The History of Commercial Aviation）等。
热气球的发明起于法国和英国之间对海事的争夺；而飞机的发明，则源于美西战争的爆发。
2014年3月8日发生的马航失联之后坠机的事件，造成200多人丧生的人间悲剧，这一事故促使我们要对航空这个话题进行重新的思索和探讨。给大家介绍这本《飞行简史》，它的作者赫彭海默是美国一位非常著名的航空航天专家，写过很多飞行器方面的著作。这本书即着重回顾了人类发明飞行器的历史。
在阅读本书之前，我一直以为人类对于飞行的向往是一种天然的冲动，希望自己能够飞起来。却没想到飞行器的发明其实是一部战争史。
我们都知道莱特兄弟是飞机的发明者，实际上人类第一艘飞行器的发明时间还要提前100多年，也就是在230年前热气球的发明。它的发明者也是一对兄弟，是法国的蒙哥尔费兄弟，而发明的背景就和战争有关。这对兄弟当中的哥哥名叫乔瑟，他曾被送到神学院去学习，却难以忍受枯燥的神学课，而在化学和机械方面非常擅长。有一天，乔瑟专注地看着一张地图，那是法国围攻英国在地中海的海军要塞直布罗陀的地图，当时英法之间刚刚结束了持续六年的一场战争。他灵光乍现：
从地形上来看，无论是来自海上或陆上的突袭，都可以防御，但“如果是由空中呢？”乔瑟自问。当晚由于气温稍降，屋内生起炉火，看着冉冉上升的轻烟，他灵光乍现：受热的空气也许和氢一样具有浮力，但比氢容易取得。
于是乔瑟立即写信给他的弟弟——一个成功的商人，要他“准备波纹绸布和绳子，愈快愈好，你将目睹一项惊人的创举”。经过几次实验之后，1783年9月，蒙哥尔费兄弟果真在凡尔赛宫前完成了热气球升空的表演。同年11月，又有两名志愿者搭乘着热气球，成为首度人类在空中自由飞行的案例。而这场划时代的载人升空实验的目击者里面，就有当时的美国驻巴黎外交官、后来的美国总统本杰明·富兰克林，他很快在一封信里对热气球下了一个预言：
气球的发明具有伟大的价值，也是人类生活的重大转变。也许可以提醒各国君主发动战争的可笑本质，因为连最有权势的君主，也不能用传统的方法保全其领土。只要有五千个气球，各载两名士兵，所花的军费绝不会大于建造五艘可以载满武士的大船：试问有哪个君王可以在国土各地布署军队，即时驱逐一万个从天而降的敌人？
在这封信里，富兰克林即已提出了航空权和伞兵的概念。
接下来的一百多年里，人类飞行器的技术不断向前迈进，不断有新的发明创造出现，慢慢由热气球过渡到了滑翔机的时代。在莱特兄弟正式发明飞机之前，美国率先出现了一位天文学家叫蓝利，他为推动飞行器的进步做出了划时代的贡献。此人是任教于哈佛大学和安纳波利斯海军军官学校的一名军官，也是匹兹堡大学天文台的台长，他相信自己可以制造出比较完美的载人飞行器。但是由于飞行器实验很费钱，蓝利本人并没有多少财力可支持。巧的是，1898年4月西班牙对美国宣战，虽然这场美西战争只持续了几个月，却足以使美国认识到空中军事争夺的潜在价值，于是战争部给蓝利拨款了五万美金制造载人飞机。
蓝利进行过两次比较成功的由小型蒸汽引擎带动的模型飞机的飞行，将飞行器技术往前推进了很多，这项成就引起了莱特兄弟的关注。莱特兄弟就给蓝利的助理写信，索求蓝利的出版资料。有意思的是，莱特兄弟原本是做什么工作的呢？他们是开自行车修理店的。他们仔细阅读过相关资料之后，忽然从修理自行车的经验当中获得启示，“发现了当时的飞行家都忽略了一项重要事实，那就是飞行控制的问题”。正如骑自行车的人需要把车控制好才不会摔下来，飞机也需要有一些控制的技巧。而他们觉得，“使用类似船用的方向舵不是驾驶飞机的正确途径；脚踏车依靠倾斜转向，飞机也应该如此”。
最后在蓝利的发明的基础上，莱特兄弟终于获得了成功，他们以机翼的扭动实现了对飞行的控制。1903年12月，莱特兄弟完成了人类第一次真正的动力飞行。而蓝利也没有被美国人遗忘，后来美国海军的第一艘航空母舰“蓝利号”（USS Langley），就用他的名字命名。
可以看到，热气球的发明起于法国和英国之间对海事的争夺；而飞机的发明，则源于美西战争的爆发。再之后，推进飞行器技术的接力棒就交到了德国人的手中。
1911年德国人发明了飞船，也就是历史上非常有名的齐柏林飞船。作者这么描述它：
客舱里铺着地毯，周边镶核桃木，珠母贝做装饰，再加上大扇拉窗，可以清楚地看到四面的景色。船舱里二十几位优雅的乘客，坐在轻巧的柳条椅上，享用鸡肉、火腿，配着鹅肝饼、鱼子酱，轻啜香槟，或者是来自波尔多与莫色耳的香醇葡萄酒。两个小时的空中飞行，每人得花200马克，相当于42.5美元。
1911年是什么年份呢？它距离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还有三年的光景。而飞船的发明者齐柏林伯爵，不出意外地也是一位军官，“十五岁时就加入军旅，对投身战争十分向往”。他曾以外国军事观察者的身份亲历过美国内战，还拜会过林肯总统。待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他便把飞船带入到了战争当中。
当时有记者记录了齐柏林飞船空袭伦敦的场景：
交通陷入停顿，上百万无声的呼喊形成压抑的怒号。人们站在黑暗的街道中凝望天空，在秋夜的繁星中飘浮着瘦长的齐柏林飞船。巨大的轰炸声撼动着整个都市。炸弹从空而降，夺走人命，再起火燃烧。比较小声的，是近处的防空火炮朝空中发射榴霰弹的声音。突然之间，你会发现全世界最大的都市已经成为暗夜战场。
我们再一次看到，人类飞行器的进步总是与战争息息相关。
而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间隙，民航业便利用这个时机慢慢发展出来了。当时的一些美国人率先看到民航生意的商机，因为禁酒令即将在美国开跑，而在古巴和巴哈马群岛上可以肆意饮酒，他们便想到一定有人愿意从美国飞过去享乐。首次民航航班就是这么产生的。不过那时民航飞机的技术还很糟，在发生过两次空难之后，这项生意便萧条了。
后来还有人利用民航技术进行过邮件投递，但总之，飞行都不太平稳，技术比齐柏林飞船还要糟糕：
当时的飞机还不可能在云端上平稳飞行，而是直接冲进乱流，毫无选择地在空中航行。旅客即使没有吃飞机上的东西还是常会晕机呕吐。航空公司细心准备硬纸板做成的“呕吐杯”（erp cups），放在旅客前面的椅背置物袋，让想吐的人需要时随时取用。有些航空公司的飞机窗户可以打开，假定你开窗户准备要吐的时候，不巧前面几排的人也正在做同样的事，吐出来的秽物还会飞扑而来，正中目标；也有人干脆直接吐在地板上，因此飞机降落后，清理人员得用水管全面冲洗。
而德国人再次显示了他们在飞行技术上的优越性。到了1934年的时候，德国已经开始有定期航线，每14天往返一次巴西。当时纳粹已经掌权，他们为了炫耀德国先进的航空科技，就在这趟航班的机身上画上纳粹德国的十字徽。德国宣传部部长还拨款200万马克，用于建造最新最大的商用飞船“兴登堡号”。“兴登堡号”在人类历史上非常著名，类似“泰坦尼克号”，是一个新兴的巨大交通工具。但很不幸，就像“泰坦尼克号”一样，它刚刚航行两年，就在1937年5月3号从法兰克福飞往纽约的时候发生了一次严重空难。突然间死亡降临，那是一场非常惨烈的人间悲剧。
技术成熟的“兴登堡号”为什么会起火爆炸？当时对这场事故有许多种猜测，有人认为静电可能是它的肇事原因，但也有人说是蓄意的破坏。至少有历史记录显示，美国发现希特勒正在制造战争，不希望纳粹德国在飞行技术上那么领先。而事故次年，纳粹德国也确实吞并了奥地利，挑起了二战。
“兴登堡号”大事之后，人类航空技术仍没有停下进步的脚步，二战期间出现了很多战斗机。后来民航业的一波大发展便是拜二战所赐，因为没想到二战那么快就结束了，大量已经被制造出来的战斗机没人买，只好把它们转为民用。例如在1944年，也就是二战结束的前一年，美国航空业产出了超过96，000架飞机，而直到1947年，只卖出了1500架战斗机和少量民航客机。二战的结束使战机制造商们一夜之间便失去了政府的大合约，于是不得不赶紧把战斗机改为客机。比如我们所熟知的波音公司，以前就是制造轰炸机的。
二战之后，美国的航空业变得非常繁荣，也开始出现一些像波音公司和道格拉斯公司之间的竞争。波音飞机一直注重技术上的领先，它们很快就霸占了整个飞行市场，最终打败了道格拉斯公司。而波音在技术研发上所需的资金，则靠的是在朝鲜战争当中积累起的大量财富。与此同时，欧洲也在进行“空中客车”的实验。所以说，今天国际民航业的整个格局就是在二战之后慢慢形成的。
既然这本书叫《飞行简史》，它最后还讨论了有关星球大战的话题。不过我觉得，整本书除了对人类的飞行历史做了非常清晰的梳理之外，更有趣的是给我们讲了很多航空史当中有意思的人和事。
比如美国有一位机械和化学方面的天才叫威廉·李尔（William Lear），他也是最早进行喷气式飞机实验的人之一。此人还是一个花花公子，每次他驾驶飞机的时候，希望能同时到后座去和女友亲热，出于这种动机，他发明出了更为先进的自动航行设备。这位李尔还一直想推进螺旋桨飞机的实验，却遭遇到了非常大的财政困难。后来他的继承者去向英国政府寻求帮助，并得到了当时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的支持，因为撒切尔夫人正好想在经济比较萧条的北爱尔兰建立工厂，以带动当地经济。同样又是一个充满了政治意味的举动，才使得航空技术能继续发展下去。毕竟，航空业是一个非常烧钱的行业，它的发展史不可避免要和战争以及政治牵扯在一起。
这本书里另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人物是“红爵士”，他是一名德军飞行员，本名叫作曼弗雷德·冯·里希特霍芬男爵（Baron Manfred von Richthofen）。他在战争中获得过非常多的荣誉，最后却在一次飞行作战中被英军击毙。英勇的里希特霍芬不仅受到德国人的尊敬，就连英国人都对他敬爱有加。英国空军军官称他为“可爱老爵士”或“亲爱老爵士”，英国的《飞机》杂志还为其撰写了悼文，赞美他“是个无惧的勇者，零缺点的战斗家，以及具有贵族风范的佼佼者”。里希特霍芬的下葬仪式，由澳籍军官以最隆重的军礼进行，亲手击毙里希特霍芬的英军飞行员罗伊·布朗上尉也到场瞻仰，他离去前的最后一句话竟然是：“我并没有感到胜利者的喜悦。”
总之，看完整本书之后你会发现，人类飞行的梦想不仅仅是一种原始冲动，而且还是跟战争和政治一直紧紧交织在一起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今天当民航飞机因闯入战区罹难，其中也有一种命运弄人的悲怆意味。
（主讲 周轶君）
《寻找·苏慧廉：传教士和近代中国》 近代中国传教士的真实面目
沈迦，1969年出生于温州，杭州大学新闻系毕业，浙江大学文学硕士。曾任《温州日报》记者、编辑，现居加拿大。另著有《文化人换笔》《温州话》《普通人——甲乙堂收藏札记》《夏承焘致谢玉岑手札笺释》等。写作《寻找·苏慧廉》期间，历经数年走访太原、北京、香港、澳门、牛津、剑桥及英伦半岛等苏慧廉生活过的城市，重返历史现场、寻找历史后人。并在世界各地的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查阅了大量相关资料。
他虽然热爱中国文化，但也说过中国的文学、艺术都没有深度，他要把深度带给中国，让中国人的精神提升上去。
最近十几年，关于早期来华的西方传教士成为一个很显赫的学术研究领域，很多学者都在这上面投下了大量的功夫。从利玛窦开始，一直到现代传教士，都有人在研究，研究他们在中西交往之间到底构成了什么样的影响。在这样的研究之下，人们重新发现了这批传教士的贡献：他们不仅使得封闭的中国有了一个可以认识外在世界的窗口，同时也为中国引进了许多新观念、新制度，帮助建设现代中国，也让中国人更加了解自己。
虽然对西方传教士的这个认识在学术界已经形成共识，但在大众层面，多数人长期以来仍相信传统史观的一套，认为传教士们都是西方帝国主义者，他们帮助西方来奴役中国，而我们把他们赶走，就表示中国真正站起来了。或许我们今天不再抱有这么强硬的态度，但顶多就是放弃了原有的史观，可是对于在华传教士到底做了什么，中国又是如何对待他们的，却不一定了解。所以我给大家介绍这本广受好评的书——《寻找·苏慧廉：传教士和近代中国》。
这本书的作者沈迦，并不是一个专业的史学家，他以前是《温州日报》的记者，后来移民到了加拿大。他几乎把苏慧廉——当年到中国温州传教的一名英国传教士——足迹所至的地方都走了个遍，把能找到的关于苏慧廉的书籍、报道、书信等资料，也都看了个遍。最后他为这位在大多数中国人眼里名不见经传的西方传教士写成了这部500页的巨著，里面还补充了大量的注释和参考资料，看起来就像一部学术著作。但与其说它是一部学术著作，不如说是一部非虚构作品，因为里面常常能看到作者个人的感悟和观察。比如他是如何追寻传主的历史轨迹的，等等。而通过这样一本书，我们可以窥见近二十年来学术界对西方传教士的新认识。
关于苏慧廉这个人，我最早知道他是因为他编写了一部非常重要的书，就是《中国佛教术语词典》。这虽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编纂的书，但到了今天仍是一部很重要的参考工具书，乃至苏慧廉在西方的知名度更多是因为他的学者身份，其次才是传教士。有趣的是，苏慧廉尽管是一位基督教牧师，但他翻译了中文里面的佛学词汇，而且因为常常要查考梵文根源，还自学了梵文，才编纂出这部《中国佛教术语词典》。此外，他还将《论语》翻译成了英文。
《寻找·苏慧廉》这本书很好，因为它讲的远远不只苏慧廉本人，也让我们可以看到中国近代史的一些侧面。例如描写了晚清时候的温州民间，以及中国政局里面的倾轧；抑或在清朝颠覆、共和政权建立之后，当时满洲贵族的生活状况，还有他们的担忧和所遭遇的处境。这些故事都是从表面的大历史看不到的，然而沈迦在寻找苏慧廉的过程中，为我们展示了其中的一角。
但另一方面，由于沈迦并非汉学专业出身，所以他虽然会谈到苏慧廉的学术成就，却并没有深入去做评析。这是本书忽略的一个面向。苏慧廉作为学者的价值是很高的，他后半生在牛津大学做汉学客座教授，这个位置在他去世之后空缺了八年。本来是留给陈寅恪先生去接班的，但陈寅恪去不了，很可惜。不过沈迦的这个欠缺瑕不掩瑜，我们就来看看他是如何写苏慧廉的。
苏慧廉1861年出生，1883年来到温州，接任传教士一职。当时在温州，西方人的活动还比较少，尽管早就有传教士来到此地，但当地人普遍对外国还很陌生，因此也较难接受基督教。在这种情况之下，该怎么传教呢？于是苏慧廉首先需要掌握语言。但他学的不是今天所谓的普通话，而是温州话。他怎么学温州话呢？沈迦说：
传教士不仅用拉丁字母给官话注音，也给各地方言注音。给方言注音，其最初的目的是为了让没有多少文化的普通民众也能读《圣经》。这种用拉丁字母拼音的方言文字，因始于教会，称为“方言教会罗马字”，也叫“白话字”或“话音字”。……当然，后来的外国传教士也使用这方案学习各地方言。
苏慧廉自然也想到用拉丁字母给温州方言注音……有人说给温州方言注音是苏慧廉的发明，其实更准确的说法是苏慧廉采用了这样的方法，因为在他之前（或同时），已有多位传教士用此法为所居地的方言注音。……
温州话因有了苏慧廉这套注音方法，就不那么难读难说了。除了用拉丁字母为温州方言编了一套拼写系统外，苏慧廉还编了本日常用语表。后来赴温的传教士多是用这套办法学习温州话。
而且正因为学的温州话，苏慧廉翻译出了一部温州方言版的《圣经》。而在此之前，中国各地已经出现了不少方言译本的《圣经》，包括上海话、福州话、宁波话、客家话、广州话、金华话、杭州话、苏州话、海南话等。这就是传教士的贡献之一，他们意外地帮助我们建立起了对各种方言发音系统的科学掌握，并编写出了最早的方言词典，甚至是方言版本的《圣经》。
除了语言的贡献之外，这些传教士也学习中国文化，一开始是为了利于传教，然后慢慢也产生了兴趣。在这方面，从理雅各到苏慧廉都是好例子。于是他们当中出了很多汉学家，把中国的学问传播到了西方。此外，他们还做了一些实际的善事，例如在中国各地创建医院和戒毒所。中国最早一批现代西方医院大部分是由传教士建立的，而所谓戒毒所，目的是帮助人们戒鸦片。
当然有人会说，鸦片本来不也是西方人带进来的吗？在沈迦的这本书里，我们看到苏慧廉自己就做过这类反省，他曾对他的英国同胞说，中国人给了我们茶叶，那是我们英国人今天都应该非常感激的事情，我们却给了他们什么？我们给了他们鸦片。所以可以看到，许多传教士是带着一种复杂的心情来到中国的，他们真切地希望自己能够为这片广大国土上的百姓服务。而他们心目中最好的服务，就是引导人们信教，他们认为这是自己所能给出的最好的东西。
苏慧廉也参与过多家学校的创办，例如山西大学堂和华中联合大学。他女儿谢福芸则创办了北京培华女子中学，这所女中培养出的最有名的学生，大概就是林徽因了。可是今天回想起来，他们办学留给我们的印象好像不那么光彩，为什么呢？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其中一个理由是，整个传教士的东来和帝国主义的宏图霸业是分不开的。帝国主义的侵略不一定是赤裸裸的，还可以表现为某种文化心态，认为西方的文化价值更优越。尽管传教士可能是真心做好事，但他们背后的思路却被某种帝国心态绑架了。例如苏慧廉，他虽然热爱中国文化，但也说过中国的文学、艺术都没有深度，他要把深度带给中国，让中国人的精神提升上去。这一类话在今天听来会显得偏颇，不过有趣的是，他们很多人当时是真心这么以为的。
但慢慢地，当清代的地方官受到某种帝国主义心态的影响，他们往往会容让甚至害怕外国人。结果就让百姓产生一个印象，认为西方人是可以对中国人作威作福的，又把一切的祸根笼统归结到“洋教”上。再加上民间逐渐兴起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终于促成了一场轰动中外的国际事件的爆发，就是“义和团运动”。
若仔细检视义和团运动，会发现它当中充满粗暴色彩。比如这本书里就记录了一件愚蠢的暴力事件：
额必廉后来向英国外交大臣报告时，补充了十二日在平阳县城所发生的事：“……在这个县城中，还有一所教会学校及其附近的印刷室被他们（神拳会众）闯入。作为暴徒们愚昧无知的一个例证，我可以说明：供印刷用的铅字都被拿走了，人们宣称，那些小铅块是外国人的子弹。”
1900年6月的一天，就在端郡王掌总理衙门之后不久，义和拳民终于冲进了北京的东交民巷。这种行为相当于什么呢？那就好像今天有一大群百姓集体围攻北京的使馆区，甚至试图放火焚烧。还有山西巡抚毓贤，在太原唆使义和团大开杀戒，不仅杀西方传教士，也杀信基督教的中国人。这类事件放到今天来看，我们多数人不会赞同，但在当时，却得到了广泛的认同。
后来这一连串暴行引来了八国联军。我们今天以为八国联军是西方对中国的侵略，是我们的国耻，沈迦却提醒我们，八国联军最初成立的名义是保护其国民和使馆，因为清政府在纵容甚至动员国民攻打大使馆。结果八国联军一出动，慈禧赶紧斩首示众了一批“替罪羊”，苏慧廉看着那些被杀的义和团领袖，感慨到：“真是一群可怜的人啊！他们都出身于社会底层。他们付出自己的生命代价后才发现自己被严重误导了。他们中间的大部分人思考问题很认真，具有爱国心，但是以这两幅旗帜的名义，世界上所产生的恶和善一样多。”
紧接着八国联军事件之后的，是“庚子赔款”，中国向义和团运动当中受到牵涉的国家进行了大量赔偿。不过后来，一些国家退回了赔款，用作中国的教育基金，清华大学就是这么建立起来的。此外也包括山西大学堂等其他学校的建立。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呢？就是因为有一大批传教士，其中包括非常著名的李提摩太，也包括苏慧廉，他们认为义和团运动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那些拳民太愚蠢了。中国人需要的是教育，而不是被报复。所以李提摩太甚至建议清政府不要再扩大抓人和斩人，因为那些人其实也很可怜，他们是被煽动起来的。
历史是非常有趣的，后来辛亥革命时山西杀满洲贵族，毓贤的女儿逃命，躲进的却是当年她父亲杀害的西方传教士的教堂，希望那些老外能保护她。因为她知道，革命军杀满州人，但是不杀老外。
（主讲 梁文道）
《尽头》 怎样是好的阅读和书写
唐诺，本名谢材俊，台湾宜兰人。台湾大学历史系毕业，曾任台湾脸谱出版社总编辑，现为自由作家。另著有《世间的名字》《读者时代》《阅读的故事》《文字的故事》《重读：在咖啡馆遇见14个作家》《那时没有王，各人任意而行》《眼前：漫游在〈左传〉的世界》等。
书写的关键点在于精准。
台湾的唐诺先生是我非常尊敬的一位散文家，这本《尽头》是他写的。乍一看，这本书的厚度非常夸张，简体字版最后一页的页码是644。可是里面有多少篇散文呢？总共只有17篇。换句话说，每篇散文的文字量都达到了三四万甚至更多。
唐诺这位作家本身也很“夸张”，他每天早上像上班一样准时来到咖啡馆，然后就对着稿纸开始写，一边写一边删。他每天写出的文字量可以达到好几千，但删改之后大概只剩五百。他和他的太太朱天心——一位非常著名的台湾小说家——平日过着一种极度清简的生活，他们的物质要求不多，就是为了能全心全意地写作。在今天，我已经很少见到像唐诺这样如此用心经营散文的人。
《尽头》里的这种长篇散文，可能会让一些读者联想到余秋雨，当年有人称余秋雨写的是“大散文”。而我觉得两者有不同。余秋雨的散文多是在写人状物，文章里带着一种感怀或唯美的气质；唐诺不一样，他的散文更接近于蒙田的写法，是以非常思辨的方式来谈文学。但也不要认为唐诺写的是学术论文，应该说他的创作是一种纯粹文学性的玄思和联想。
唐诺的这种写法，还经常被认为有“跑野马”的嫌疑。什么叫“跑野马”？就是说他在谈论一个问题的时候，谈着谈着却生出无数的分岔和歧路。我觉得这其实又是一个误会。今人往往已经没有了阅读的耐性，所以才抓不住这种长文当中的线索。而如果带着耐心去读，甚至反复地读，就能看出唐诺文章里贯穿到底的整条脉络。后者是对好读者提出的要求。
唐诺自己就是一个非常优秀的读者，是我认识的最好的读者之一。好读者是什么意思呢？以唐诺为例，他其实非常博学，读书涉猎广泛，但是你看他的文章会有一种错觉，好像他只读过几个人的书，因为他翻来覆去引述的作家通常就只是博尔赫斯、卡尔维诺、昆德拉或者格林等少数这些人。奇怪的是，虽然他引用的作家我也都看过，但我常常有种幻觉，好像我没有读过那些书似的。这就是因为我读得不够认真，而唐诺认真读了。
经常被唐诺引述的作家，都是他心目中导师一般的人物。他把他们的作品读到烂熟于心，好像都能背下来了一样，所以可以将里面的句子信手拈来。并且经过反复的咀嚼和思考之后，他能够从中发展出属于自己的很漂亮的一些想法。因此他的每一篇散文，我觉得都是他跟随伟大作家的足迹一起思考的结果，不是对他们的简单复述，而是与他们的对话。
像我们这种普通读者，读书时却容易犯“视而不见”的通病。这刚好可以用唐诺这本书里的一个例子说明。在《特洛伊十年后的海伦》这篇文章里，唐诺提到一种他名之为“阅读魔法”的东西。什么叫“阅读魔法”？他一上来就又开始引述博尔赫斯了：
博尔赫斯曾在某篇文章中冷不防这么问我们——海伦后来呢？当年希腊人为她打了整整十年血战，牺牲了诸多英雄（或者海贼），侥幸没战死的又在归途海上死去另一批，但谁记得海伦哪儿去了？这个美到不祥的绝世佳人后来还做了什么？受什么惩罚？她也死了吗？或过着哪样的人生？
没错，这真是个好问题。可是有谁想到了？之所以叫作“阅读魔法”，“是因为它如此神奇但通常非常简单，简单到好像你自己应该早看出来，它一直在那里，自始至终就在那里，换个位置转个角度，你当下就看到而且接下来你自己都会了”。而我们为什么没有看出来呢？是因为不够敏锐吗？不。唐诺接着说：“但作为一个老读者你其实心知肚明……这也许需要一点运气，如灵光一闪，但有意义视角地获取来自持续的阅读和持续的思索关怀，是人一生的成果，因此它总是来得太晚。”
回过来看海伦，她是否从故事里静悄悄地退场了呢？并没有。“在下半场的《奥德赛》故事里，同一个海伦仍明明白白、大大方方地现身，也讲了一些话，但奇怪也念《奥德赛》的人就是容易视而不见，或心有其他见到了转身就遗忘。”这话说得不错，我也读过《奥德赛》，但我就不记得里面还有海伦什么事。那么她再次出场时是什么场景呢？原来是参加她孩子的婚礼。
那一天，海伦的丈夫、斯巴达国王墨涅拉奥斯为自己的一双儿女举办婚礼喜宴，待众人坐定之后，海伦才缓缓走出来。她美貌依旧，令现场的一切都暂停下来，然后她坐下来，边还织着羊毛。唐诺说：
这其实是《奥德赛》全诗气氛非常独特的一场，大家劫后一起回想特洛伊往事，一路讲到仍不知人在何处的尤利西斯，所有人顿时哭成一团。……也就在这时候，海伦做了件很特别的事，她拿出一种药汁滴入众人酒里，“那药汁能解愁消愤，忘却一切苦怨。如果谁喝了她调和的那种酒酿，会一整天地不顺面颊往下滴泪珠，即使他的父亲和母亲同时亡故，即使他的兄弟或儿子在他面前被铜器杀死，他亲眼目睹那一场面”。
这就是海伦的最后一次现身，她带给大家一种神药，喝了它便能忘记所有发生过的战争、苦难和人间悲剧。这是多么漂亮的一幕，我们怎么可以把它忘记呢？
再看这本书里的另一篇《摆摊的写字先生卧云居士》，唐诺一开头便又引述了他喜欢的博尔赫斯：“博尔赫斯说，小说应该像一个书写者那样写，而不是像一个时代那样写。”这句话讲得多漂亮！接下来唐诺说：“这是赫胥黎的问题，也是陈映真等不少人的问题，我还想起鲁迅他们那一代人。”唐诺一直以来有一个观点，他认为鲁迅后期如果没有那么急切地要和现实战斗，而继续专心经营小说的话，结果也许会很不一样。这并不是说鲁迅的杂文不重要，而是说他的小说因此就被牺牲掉了。
写小说的人，有时会强烈地感到一种现实的召唤，想去面对和回应现实。这时他们会觉得自己正站在时代中心，就像黑格尔说的，要把时代精神掌握在自己的小说（不是哲学）里面。但是这也很危险，当一个作家像一个时代那样书写，可能就会出现问题了。
的女人。后来她和特洛伊王子帕里斯私奔，引发了特洛伊战争。
那么书写者和时代之间该保持什么关系呢？在下一篇里，唐诺借博尔赫斯谈史家吉本及其《罗马帝国衰亡史》的话来表达他的看法：“他（吉本）并不特别推崇煽动的激情，以为这会摒弃更加必要的理解和宽容。”然后唐诺进一步解释这可以用来形容某种文字效果：
文字是远比语言大块而且湿冷的木头，又距离我们内心的火花稍远，不容易瞬间点燃起来，这处隙缝，给了我们回身的余地，可以再多看一下想一下设身处地一下；人类过往这最后五千年，如此不同于之前的太古悠悠岁月，多出来数不清的可能，多出来太多非生物性的东西，让人逐步走出原始蒙昧，其实都跟这个隙缝的出现、人五千年来一次次地多看多想多设身处地的迟疑有关。
正因为文字比口头语言更冷、更硬、更湿一点，不那么容易着火，所以它与语言及语言试图去指挥的现实之间是有一定距离的，这个距离使得文字作者不会轻易摇风摆柳。
相反的例子，是唐诺在这本书里提到的萨特：“萨特是个极聪明也最妩媚的书写者，历史的风向感尤其敏锐而且果决。”萨特曾在街上被人拦住，那人希望他在抗议一本书遭查禁的请愿书上签名，结果萨特看都没看请愿书，甚至都没打算要浏览一下，就在上面签了名。“这是典型的萨特，立场永远先于内容甚或不必管内容。”然后唐诺又举了萨特的反例：
加缪远比他（萨特）坚定认真，雷蒙·阿隆也远比他勇敢负责任，但萨特永远知道该第一时间正确地站定哪一边，知道群众在哪里，年轻人在哪里，道德优势位置在哪里，……米兰·昆德拉引述过加缪忍无可忍反击萨特的那句神来名言，说萨特和他的追随者“把自己的扶手沙发椅顺着历史的方向来放”，昆德拉还补了一句，这扶手沙发椅还是装了轮子的，可以在历史转向时跟着灵活转向，且由各式各样群众来推动……
如果一个书写者不该像萨特那样急功近利的话，又该怎样呢？《尽头》里面有一篇写得非常妙的文章，叫《放弃绘画、改用素描和文字的达·芬奇》，其中引用了卡尔维诺对达·芬奇的谈论：“随着时光流逝，他后来放弃了绘画，透过书写和素描来表达自己，以素描和文字追寻单一论述线索”，甚至达·芬奇对同一个话题会一而再再而三地描写。这意味着什么呢？唐诺说：
最诡异但确确实实的是，我们会一路感觉用以描绘的文字好像努力地想让自己变小而且运动起来，试探着想伸到、触及之前并没有（没看到、没想到、不知道有）的某处，有点像是植物最尖端的迎风纤弱卷须。
后面又说：
真正的作品不存在于其确定的形式，而存在于一连串试图逼近它的努力。
书写的关键点在于精准。如何在复杂的现实里精准地勾画出它的线条，这就是一个作家在面对时代和现实的时候，该有的最本位的关怀。
唐诺这本《尽头》里面的思考既丰富又绵密，仔细读完它，你就能学到一个真正顶级的作家是如何思索和经营文字的。
（主讲 梁文道）
《拾遗小笺》 文学的考古人
陈子善，1948年生，上海市人。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文学资料与研究中心主任。长期从事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致力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料学的研究和教学。代表作有《文人事》《发现的愉悦》《说不尽的张爱玲》等，另编订现代作家文集、全集和研究资料集数十种。
他能够体贴一个作家在当时的环境下受到的限制，以及他们所能做出的有限选择。
给大家介绍一本不太厚的小书——《拾遗小笺》。它不厚，可是它非常耐读，也非常好读。这本书的作者，他的作品我每次读来都感到十分温暖，他就是上海的学者、华东师范大学的教授陈子善。
这本书收录的都是短文章，它们大部分已在国内的报刊上发表过，有些是陈子善为他编的书写作的“序”或“导读”，篇幅基本都在两三千字左右。全书分上、中、下三编，其中中编和下编都是用一组文章来谈一位作家，读了之后令人印象格外深刻。例如下编是集中谈施蛰存先生的几篇文章。此外，书中还涉及了傅雷、柯灵、姚克、熊式一、叶灵凤、黄宗江等多位文学家。
我常说陈子善教授是考古派，或慕古派。我的朋友里有两类人，一类是崇新派，他们对一切新的东西，如新手机、新发明、新明星，都有兴趣去了解或交往；另一类就是慕古派，他们会去拜访老作家、老前辈，陈子善就是其中之一。当然，陈子善的年纪本身也不轻了，他去和那些更老的老前辈谈天，然后记录下来和他们都谈了些什么。比如施蛰存晚年在上海的时候，陈子善就常去找他聊天，现在施先生已经去世了，而我们可以从陈子善的文章里读到他和施先生聊天的内容。
施蛰存是个非常健谈的人。比如他以前和鲁迅打过笔仗，就把这段经历都讲给陈子善听，还说自己总被鲁迅骂。不过他后来不在意了，因为人到了一个年纪，任什么都云淡风轻了。施蛰存对他同代的一些作家也做过有趣的评语。比如他说丁玲是一个写文章很傲气的女人；沈从文别看他写的多是乡土故事，本人却是很有绅士气的；还有钱锺书，有点像个恶客，恶客是上海话，就是讲话尖酸刻薄的意思。其实这一点我们都了解，若非这种性格，钱锺书怎么写得出《围城》呢？
后来到了“文革”期间，好多知识分子都受到迫害，也有人转而去迫害别人。而陈子善说，施先生在那时候守得住自己的原则：
五十年代以降，出于曾遭鲁迅批判，又出于一九五七年那场厄运等原因，施蛰存一直处于逆境之中，但他始终自在、低调，面对人生的种种不如意，只要不被剥夺拿笔的权利，哪怕是被贬到资料室抄录卡片，被迫蜷居斗室坐在便桶上看书撰文，仍全力以赴，全神贯注，把心血倾注在自己所喜爱的文字事业中，硬是开辟出令后人称奇的词学和碑版研究的一片新天地来。如果说有些作家后来要为自己当年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有些作家后来出于良知要深切地忏悔，那么施蛰存是不需要忏悔的，他问心无愧。
无论写施蛰存，写傅雷，还是写其他人，陈子善的文笔都非常温暖。因为他能够体贴一个作家在当时的环境下受到的限制，以及他们所能做出的有限选择。陈子善的文章永远不会摆出高姿态，指指点点别人该不该写什么。
这本书里有两篇写艾霞和王莹的短文，两个人都是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明星美女作家。艾霞是一个电影演员，是当时上海影坛引人注目的后起之秀，并因为热爱文学创作被称为“影坛才女”。但她的爱情不太顺，还因此自杀了。而几十年过去之后，陈子善替她把作品编成了一本书，这是多么动人的事件。还有王莹，曾经是大明星，和江青一起竞争过夏衍名剧《赛金花》的主角，结果她赢了，江青输了。这为她后来在“文革”时候遭受迫害埋下了祸根。我们知道，最后王莹在牢里去世，她丈夫收到的死亡通知书上没有名字，只有一个号码6742，那是王莹在监狱里的囚号。
有人开玩笑说，陈子善先生是张爱玲的“未亡人”。就是说张爱玲已经去世了，而陈子善因为非常喜欢张爱玲，于是“出土”了很多张爱玲的逸文。有时我碰到陈子善先生，会告诉他我非常羡慕他，因为我觉得他是最快乐的男人。为什么呢？你看他整个心思百分之百放在文学考古上，但凡“出土”一篇作家的佚文，或哪怕只是一点小的可以明确作家当时写作时间和写作状态的史料，都能让他非常快乐。眼睛笑眯眯的，发着亮光。所以我想对陈子善说：“陈老师，你真的是中国文坛最快乐的男人。我希望向你学习，也能够快乐起来。”
（主讲 马家辉）
《蒋公的面子》 对知识分子的另类想象
温方伊，南京大学文学院戏剧影视艺术系2009级本科生，被保送影视文学专业的研究生。《蒋公的面子》于2012年5月南京大学百十年校庆期间在南京大学大礼堂首演，校内连续演出30余场，2012年12月启动社会公演，2013年开启全国巡演。
后来让知识分子变得不像知识分子、变成臭老九的那个环境，不也是民国知识分子有份缔造的吗？
2012年的时候，有一部话剧非常神奇地红遍了全国的文化界，很多人排着队想要去看。其实该剧的剧本原本只是一个学生的功课而已，为什么会这么火呢？我们就来讲讲这个剧本，它就是《蒋公的面子》。
蒋公是谁？当然是指蒋介石。该剧描述的是抗日战争期间，在当时南京的“国立中央大学”——即今天的南京大学——里面，有三个教授在争论一个问题。他们都收到了蒋介石的年夜饭宴请，所以在争论要不要去赴宴，该不该给蒋公这个面子？去还是不去，这是一个问题，而这个问题的背后有着很复杂的意涵，它们被呈现在这个剧本里面。
剧本的作者是温方伊，她在创作该剧的时候，是南京大学中文系的一名学生。南京大学中文系的一个特别之处，即在于保留了很好的戏剧传统。今天，剧本很少会被独立出版，高校中文系也很少重视剧本创作，而被转移到戏剧学院或戏剧系里教授。可是南京大学不一样，该校的吕效平老师多年来一直担任文学院的戏剧指导工作，不仅教学生写剧本，而且也带学生导戏。温方伊的这部作品，就是吕效平布置给学生的一次作业，它大概是完成最好的一份功课了，所以被吕效平挑出来搬上舞台。该剧先在学校内部公演，渐渐名声传了出去，在社会上也火了起来，南京观看这部剧的观众比其他剧都多。
它如此火爆的理由是什么呢？其实从刚才讲过的剧本梗概里就能看出一些端倪。过去十几年来，大陆正兴起一股民国热，越来越多的人会谈起民国，尤其热衷于谈论民国的知识分子。因为我们想象中的民国知识分子，都是清华国学院的“四大导师”那类人物——身着长袍，戴圆框眼镜，儒雅而安稳，而且学问很大。他们为人高尚，身上往往带有特殊气质——或狂狷，或谦逊，或逍遥。此外我们还以为，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通常有着独立人格。例如刘文典，他可以拍案呵斥蒋介石，对这位拥兵百万的独裁者无所顾忌。在这些想象中，其实多多少少包含着对今天学术界及教育界的不满或失望。因此我们常常想要回到过去，去寻找一些历史的对照。
然而，如果你真的去剧场看了这部话剧，或者读过剧本，你会发现其中的思索比我们的想象远为复杂。温方伊对历史背景做过大量研究，她慢慢发现，其实那些传说中像神话一样伟大的民国知识分子，和今天的我们是非常相近的。并非民国知识分子的风骨格外硬朗、精神格外高洁，而我们今天堕落了；其实他们和我们都一样是人，所不同的只是环境有变化。还有不要忘了，后来让知识分子变得不像知识分子、变成臭老九的那个环境，不也是民国知识分子有份缔造的吗？难道不是吗？这便是温方伊颠覆我们想象的地方。
该剧做了一个很特别的设计，它在时空上有一个平行交错。主要剧情发生在1943年的冬天，三位教授在争论要不要去赴蒋介石的宴；交错的时空则发生在1967年的夏天，这三个人在“文革”中都被打成牛鬼蛇神，遭到了红卫兵的批斗。剧本意在通过这样的时空对照来观察三个知识分子的变化。表面上看，这个对照在技术上处理得不够完美，“文革”的篇幅太轻，与主要剧情之间失去了均衡，似乎它只是为了做一个简单的映衬。但仔细琢磨的话，这里面还是有某种特殊的味道。
在主要剧情的那个时空里，蒋介石兼任着南京国立中央大学的校长职务，所以剧本中的三个教授才会收到蒋介石的宴请。按理说，校长请客吃饭，总该去一趟吧？这可不一定。三位教授就是为此争论起来的，争论时还有人批评蒋介石是个独裁者，不够资格当校长等。
争论的结果怎样呢？其中的一个教授夏小山嗜吃如命，对他来讲，是否去参加蒋介石的饭局，关键居然在于能否吃到一个名厨做的名菜。他爱吃爱玩，性格上有不问世事的倾向。
另一个教授时任道很西化，喜欢谈科学，思想上有点左倾。他愤世嫉俗，不能容忍蒋介石，更不能接受蒋介石的部队枪杀过自己上街示威的学生。他不承认蒋介石的校长身份，坚决不想给蒋介石这个面子，可是最后还是有点动摇。因为他爱书如命，在桂林有一批版本很珍贵的藏书，但除了蒋介石，没人能帮他把书运到重庆来。所以给不给蒋公这个面子呢？
第三个教授卞从周，他和蒋介石的关系很近，甚至身份上可能是蒋公子的老师。他觉得知识分子就该为国效忠，蒋介石是抗战领袖，当然要拥护。于是他扮演了说客的角色，劝说另外两个人和他一起去赴宴。
后来到了“文革”期间，可以看到和前面存在一个很大的对比。这三个性格迥异的人在1943年争论过要不要给蒋介石面子，可是此时他们连争论都没有了。有一天，因为红卫兵之间发生武斗，看守他们的红卫兵小将都散去了，他们看看四下无人，就想是不是我们也可以回家了呢？但想了想又说恐怕还不行，因为造反派没说让走，所以还是老实些吧。看看这些有学问、有资历、有声望、有地位的老教授，在“文革”期间变成了什么样子？他们可以不给蒋公面子，但革命小将的面子是绝对得给的。
继续看下去，你会发现更为复杂的对比，每个角色都比我们想象的要多面。比如时任道，他看似一个有所为有所不为、最符合我们心目中民国知识分子形象的学者，实际上却是个伪君子。他既想维护自己的清高又想拿回藏书，于是设法让别人去赴宴，代自己向蒋介石求情。夏小山说他：“你不愿给蒋公个面子，却愿意受蒋公的人情。”他却狡辩：“我不去求，便不是我受他的人情。”卞从周诘问他：“既然您以与独裁者同桌吃饭为耻，那为什么就要我去呢？”他回答：“你不是经常陪蒋吃饭吗？”这个逻辑就好像说反正你已经卖过身了，继续卖又有什么关系呢？
再看夏小山，他看起来是一个与世无争的高人，但慢慢你会发现他是如何地左摇右摆。而卞从周呢？你会越来越对他多一些同情。因为他并非一味媚上，他有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政治理念，他真的以为知识分子应该参与某些国事的筹划，帮助政府进步。
我觉得整部剧本最有趣的地方，在于“文革”期间他们遭到批斗时被要求写检讨，回忆当年到底有没有去吃蒋公的年夜饭。三个人在回忆当中发生了很大的分歧，这些分歧为整个历史抹上了一团疑云。而这团疑云，其实代表了作者的某种追问：那段历史是真的吗？它会不会只是一个传说？它距离我们今天有多远呢？这样的追问，就隐含在这个关于记忆及其丧失的故事里面。
（主讲 梁文道）
《白》 白是一种颜色吗
原研哉（1958—），日本中生代国际级平面设计大师，日本设计中心的代表，武藏野美术大学教授，无印良品（MUJI）艺术总监。曾设计长野冬季奥运会开、闭幕式的节目纪念册和2005年爱知县万国博览会的文宣推广材料，展现了深植日本文化的设计理念。在银座松屋百货更新设计中，实践了横跨空间和平面的整体设计观念。在梅田医院CI设计中，尝试表现了触觉在视觉传达中的可能性。
不要试图去寻找白，而应当去寻找感觉白的方式。
今天在日常生活里带给我们审美教育的，往往未必是艺术家，而是一些设计师。这些设计师已经不只停留在把一些日用品或平面设计做得好看，而是努力设计出一种环境。在这个环境里面，人与人之间可以交流，同时也被环境所引导。这么讲有些抽象，具体让我们看看《白》这本书里是怎么说的。
《白》的作者是原研哉，他是一名日本设计师，这本书白得很干净的封面就是他自己设计的。相信大家对原研哉都不陌生，尤其很多年轻人喜欢无印良品的东西，担任该品牌设计总监的就是原研哉，他为无印良品定下了整体的美学导向。而原研哉这位在国际上赫赫有名的设计大师，他最出名的事之一就是对白色的运用。
我最早对原研哉有印象，是因为他为日本的梅田医院设计了一套导视标识。那些指示牌看起来软绵绵、圆乎乎的，让人觉得这里的环境有一种人性化的温暖。其实白色本该给人冰冷的感觉，尤其在医院里，它甚至可以让人联想到死亡。但原研哉为什么能让白色看起来反而是温暖的呢？这就引出了白的不同层次感的问题。
我们看原研哉在书里怎么说，他在前言的一开始便写道：“本书不是讲颜色的。其实，我是在尝试探究一个叫作‘白’的实体，以找到由人们自身文化设定的那些感觉之源。”为什么说白不是一种颜色呢？原研哉的意思是，白只存在于人的感觉认知中。所以不要试图去寻找白，而应当去寻找感觉白的方式，这是很特别的一个说法。
我认为一个好的设计师或建筑师，往往也善于提问，而这些提问经常会触及一些根本性的问题。比如一个好设计师在设计一个杯子的时候，他考虑的可能不只是杯子的实用性和外观的漂亮，他还会思索什么叫作杯子，他甚至会重新定义杯子。同样的，原研哉对白有一个根本性的思考，他在追问白是什么。
白在一般人眼里是什么呢？它常常是用来映衬其他颜色的背景，你也可以联想到人死后白骨的颜色，以及人刚刚出生时喝的奶水的颜色。但更重要的，白其实是人感觉它的方式。举例来说，在原研哉的眼里，一张白纸的质地是非常细腻而多样的：
白纸有无数种。有些平滑如镜面，有些看起来则像鲨鱼皮一样粗糙；有些有着石膏般平整的表面，有些则有着蛋壳似的肌理；有些闪亮如覆上了滑石粉，有些则莹白如雪。我们找到的白纸可能摸上去如阴天般模糊不清，看上去如毛毯般又软又厚，或硬如木板，或轻如空气，或随和，或强硬……这个单子可以这样一直列下去。
所以他作为一名书籍设计师最后发现：
仅凭使用最白的纸并不能使人获得白的最强烈印象。事实上，一本只使用纯白的书给人留下的印象会很弱，远比不上一本对其封面、腰封、扉页、正文等处仔细斟酌着使用的不同深浅白的书。这大概是人眼对明暗的深浅适应太快的缘故。而只有当我们的感官必须对透明度和重量也给予评估时，白的完整面貌才会呈现，最强的效果才能获得。当把一张半透明的玻璃纸放在一种带有蛋壳肌理的糙白纸上时，一种白的深度感才会被唤醒。或当快速翻动镜子般的光面纸时，我们会遇见一种石膏般不透光的白，我们即会惊异于白之圣洁清丽。
这就是说，我们对白乃至其他颜色的感知是非常丰富的，其中甚至有情感、文化记忆等因素的影响。所以原研哉会说：“我试图找到那通过‘白’的概念营造的简洁和微妙的日本美学的源头。”
他在这本书里借着白讨论了很多日本审美文化里的重要话题。例如他谈到了日本画家长谷川等伯的名作《松林图》——这幅画可谓日本书画史上的国宝，指出它和强调空间感的南宋水墨画之间的关系。他还谈到日本伊势神宫“式年造替”的建造过程及其体现出的“空”的观念，“空”是日本文化当中的核心观念，它与“白”有着某种互通性。
当然，对我这样的爱书人来说，原研哉书里最让我感兴趣的还是他关于纸张和书籍设计的看法。例如他碰触到当下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就是书写。过去当白纸是文字的主要载体的时候，考虑到白纸黑字被写下去之后就无法改动，所以人们在动笔之前会仔细琢磨。可如今人们在电脑和互联网上写字，随时都能做出修改，于是在这个没有纸的时代，也就没有了落笔前的推敲，行文变得很随便了。反正一切都会被修改的，不是吗？
（主讲 梁文道）
- 即《谈谈正确引导理性在各门科学上寻找真理的方法》。文中为台版译法。
- 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1953—），退休前为美国普林斯敦大学教授，也是《纽约时报》专栏作家。1982—1983年任职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曾荣获美国经济协会颁发的克拉克奖章。
- 部落格（blog），即博客。文中为台版译法。
- 交叉补贴（cross-subsidies）是一种定价战略，其标志是看一家公司的产品，是否从它的周边环境获得正面或负面的帮助。
- 慢食运动（Slow Food Movement）始于1986年，由意大利人卡尔洛·佩特里尼（Carlo Petrini）提出，号召人们反对按标准化、规格化生产的快餐食品，提倡有个性、营养均衡的传统美食。
- 碳足迹（Carbon Footprint），指企业机构、活动、产品或个人通过交通运输、食品生产和消费以及各类生产过程等引起的温室气体排放的集合。
- 即乔纳森·A.福利。文中为台版译法。
- 即转基因生物。
- 诺姆·乔姆斯基（Avram Noam Chomsky，1928—），美国语言学家，提出“生成语法”（generative grammar）学说。生成语法学研究范围限于人的语言知识或语言能力，而不是语言的使用。它一般不研究话语的社会内容、交际功能和说话的环境等。乔姆斯基认为它属于经验科学，是一种特殊的心理学，最终将归入研究人脑机制的生物学。乔姆斯基还说，与其把生成语法看作一种理论，不如看作一门“学科”，其性质和研究方法与以往的语言学有本质区别，而与其他自然科学基本一致。
- 尼加拉瓜手语（ISN），是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由尼加拉瓜西部的几所聋哑学校的失聪儿童自发性发展出来的手语。
- 塞缪尔·蓝利（Samuel Pierpont Langley，1834—1906），美国天文学家、飞行先驱。
- 1898年美西战争爆发，这是美国与西班牙之间重新瓜分殖民地势力的一次战争。1898年2月15日，美国派往古巴护侨的军舰“缅因号”在哈瓦那港爆炸，美国遂以此为借口，要求惩罚西班牙。4月24日西班牙首先对美国宣战，次日美国对西班牙宣战。
- 齐柏林飞船（Zeppelin）是一种或一系列硬式飞船（Rigid airship）的总称，由德国飞船设计家斐迪南·冯·齐柏林伯爵在20世纪初期建造完成。
- 即莫塞尔。文中为台版译法。
- 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号西泰，意大利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在明朝万历年间来到中国传教。他是天主教在中国传教的最早开拓者之一，也是第一位阅读中国文学并对中国典籍进行钻研的西方学者。
- 这部词典至今都是佛教研究领域最好用的英文工具书。
- 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伦敦布道会传教士，也是近代英国著名的汉学家。他是第一个系统研究和翻译中国古代经典的人。
- 山西大学堂（山西大学前身）创立于1902年，由山西巡抚岑春煊和英国人李提摩太共同创办，与北洋大学堂（现天津大学）和京师大学堂（现北京大学）一道，是中国最早的三所国立大学堂。1906年苏慧廉出任山西大学堂校长。
- 1911年苏慧廉离华返英筹款，拟筹办华中联合大学，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让此计划落空。
- 北京培华女子中学创立于1914年，林徽因曾于1916年就读该校。
- 额必廉（Pierce Essex O’Brien-Bultler，1858—1954），英国领事官，历任烟台、厦门、云南、奉天等地领事。1900—1901年任温州领事。
- 端郡王，即爱新觉罗·载漪（1856—1922），于1900年6月10日被任命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他唆使义和团入京围攻东交民巷各国使馆。
- 毓贤（1842—1901），字佐臣，1900年出任山西巡抚期间制造了“山西教案”，唆使义和团焚烧教堂及屠杀教民。之后被清廷下令处死。
- 1900年（庚子年）义和团运动爆发之后，清廷向列强宣战。1901年9月，中国和11个国家达成《解决1900年动乱最后议定书》，即《辛丑条约》。条约规定，中国拿出4亿5千万两白银赔偿各国，这笔钱史称“庚子赔款”。
- 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1845—1919），英国浸礼会传教士，于1870年来到中国传教。他是山西大学堂的创始人之一，同时对维新变法也产生了很大影响。
- 格雷厄姆·格林（Graham Greene，1904—1991），英国小说家，曾从事新闻、编辑、外交工作，足迹遍及南美、东欧、亚洲、非洲。著作等身，类型包含小说、剧本、评论、传记、诗集、儿童文学等。
- 海伦是希腊神话里宙斯跟勒达所生的女儿，在她的继父斯巴达国王廷达瑞俄斯的宫里长大。她是人间最漂亮
- 即通过。文中为台湾说法。
- 施蛰存（1905—2003），学者、作家。兼通古今中外，在文学创作、古典文学研究、碑帖研究、外国文学翻译方面均有成就。
- 柯灵（1909—2000），电影理论家、剧作家、评论家。
- 姚克（1905—1991），翻译家和剧作家。
- 熊式一（1902—1991），翻译家和剧作家。
- 叶灵凤（1905—1975），画家、藏书家、作家、收藏家。
- 黄宗江（1921—2010），编剧、导演、作家。
- 艾霞（1912—1934），原名严以南，福建厦门人。有“影坛才女”之称，代表作有《现代一女性》《时代的儿女》等。
- 王莹（1913—1974），原名喻志华，安徽芜湖人。23岁时出演夏衍名剧《赛金花》。
- “国立中央大学”是中华民国时期中国最高学府，1928年由“国立江苏大学”改称而来，1937年迁至重庆、成都等地办学，史称“重庆中央大学”，抗战胜利后迁回。1949年8月8日更名为国立南京大学，翌年定名南京大学。
- 吕效平（1955—），江苏滨海人。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戏剧理论。
- 即梁启超、陈寅恪、王国维、赵元任。
- 刘文典（1889—1958），杰出的文史大师、校勘学大师与研究庄子的专家。
- 长谷川等伯（1539—1610），日本安土桃山时代画家。
- 伊势神宫位于日本三重县伊势市，是祭祀日本神话中天照大神的国家神社，日本神道教最神圣古老的神道场所。伊势神宫每隔20年要把神宫焚毁重建，这叫作“式年造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