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步入报界（1927—1937年）
1927年 二十岁
暑期，又与朱百瑞约好，会于北京，一起再考国立大学。先报考北大，寓于北大三院附近之骑河楼大沟沿妞妞房一小公寓内。榜发，均未蒙录取。后迁居和平门外香炉营横街一公寓，报考师大，仍用徐锡华名，幸与百瑞同被录取国文系。亦选英文系课程，如沈步洲先生之英文短篇小说及鲍明钤先生之“雄辩术”。
国文系教授大都为国内有名大师，如吴承仕、钱玄同、朱希祖、高阆仙（步瀛）、刘文典、刘毓盘诸先生，均属权威教授，鲁迅则于上半年离去赴厦门。
当时，北京各报销数最广者，为《晨报》《世界日报》，《京报》声望已不如飘萍在世时。因关心南方正在发展之革命形势，人们多从《顺天时报》窥之，明知该报为日人主办，对我国不怀好意，亦从此测知片段的南方情况。
《益世报》北京版及报界前辈朱洪主持之《北京日报》则全无生气，销数几百份而已。
晚报有《世界晚报》及《北京晚报》（季迺时主持），前者以张恨水之连载小说而闻名。此外，尚有小型报，以《群强报》发行最广，多刊戏目广告及小市民关心之平民生活及市井新闻，贩夫走卒如洋车夫等每人手一张以消闲。
课余无事，与百瑞合译一中篇小说，用我名由舅父介绍于《国闻周报》，竟蒙录用分两期刊出，得稿费二十元。盖是时舅父（朱幼珊）已兼任国闻通信社北京分社编辑矣。
我谋求新闻工作益亟，曾应征为日日新闻社驻北京特约访员，稿虽在上海各报刊出，而报酬阒然，因而中辍。秋间舅父告我：国闻社缺一抄写员，只傍晚工作二三小时，月薪二十元，供一顿晚餐。我闻而心动，托舅父介绍，一则可跨入新闻界之门，二则可纾经济之困厄。
旋即上班，社址在西单附近之船板胡同。时天津《大公报》已声誉日隆，在华北俨然有异军苍头突起之势。国闻社实兼作《大公报》之北京记者站。分社主任为金诚夫先生，另有编辑、记者共六七人，抄写除我外，有戚先生及陈先生。不久，我舅父与主任发生争吵，因而被辞退，幸未株及我。时社长胡政之先生家住国闻社分社内，津馆务虽忙，恒一周来京一次，料理家务，并常为《大公报》采访特稿。
我刚进师大不久，张作霖即进京住顺承王府旧址，而自封为安国军大元帅，任孙传芳、张宗昌为副帅，并在中南海组织大元帅府，接管北京政权。内阁改组，任刘哲为教育总长，并下令合并北京各国立大学，称京师大学校，刘哲兼管。如北大改为京师大学第一文理学院，女子大学为第二文理学院，师大为第一师范学院，女师大为第二师范学院，法政大学为法学院等，院长为张贻惠、徐炳昶、白鹏飞等，大率维持原校长人选。而刘哲常轮流到各院召全院学生演讲，并加强了院内外巡逻，学生夤夜被捕者时有所闻，名为“防止赤化”，军阀独裁恐怖乃笼罩全北京上空。
时有宜兴同乡路阿林（小名），为百瑞老家对门邻居，来京任奉系官僚财政次长张振鹭之秘书。家庭布置舒适，不时邀请百瑞及我至其公馆做客，而盛赞我二人为一对有为之青年。我们也因此稍减客居之乡思，并略知一些奉系军阀官僚集团之内幕，时予已在国闻社开始工作矣。
我看到国闻社所发给各报之新闻，大率为各衙门例行之“宫门抄”，缺少新闻意味，乃不顾幼稚，写一长信给胡政之先生，认为北京政局终将递变，北京势将失其政治中心之地位，而仍将永为全国之重要文化中心。国闻社似应适应此即将来到之变化，及时改变采访重点，逐渐注意各种文化活动。
下周胡先生来京，晚饭后，约我至其书房谈话，说：“你的信很有见地，我也久有此意，苦于无从着手。”旋问我在师大功课忙否？能否抽出更多时间为国闻社工作？我答重要功课大都选在上午，且学校纪律松弛，缺课可自己补习，胡先生说：“闻晏阳初在定县搞的平民教育促进会甚有成绩。我想请你去参观一趟，为期三五天，回来写一报道，以作为你设想之尝试。”我欣然愿即出发，胡先生即手书介绍信，并关照国闻社庶务曹凤池，速为我印“大公报记者”名片，并预备旅费，尽可能及早出发。
时我母亲已由故乡偕妹迁居保定。我先到保定拜叩父母，虽为小房蜗居，已可独家生活，不必寄人篱下矣。
母亲烧家乡菜，父亲忙于购选保定有名之卤鸡及鸡杂碎飨爱子，一门融融天伦之乐。
第二天清晨，即乘便车赴定县。
定县自汉即为中山靖王封邑，为元明清官商入京必经之要邑，我久闻其名，以为必甚繁庶；及下车站一看，与想象大异。城垣确很辽阔，而城内荒村茅店，田畴纵横，时北方已初雪，大车在白茫茫一片积雪中缓缓而行，历一小时许始抵达平教会。
时晏阳初先生已赴美募款，由其副手汤茂如、陈筑山先生热忱招待，并导引至各实验场地参观。晚间欢宴，主要人员都参加，计有熊佛西、瞿世英诸先生，一切款设及桌椅，都不亚于北京。
晏阳初先生早年留学美国，毕业后值第一次世界大战正酣，及渡海亲赴法国视察。见我国华工服役前线，运送给养，十分难苦，而什九为文盲，离家数万里，恒以难得祖国消息为苦。晏氏周历前线，听华工缕述遭际，十分同情，乃一一代作家书。后发现罗列千余常用字，教华工学习，勤慧者三月即可自写家信，表达胸臆。晏氏推度甚速，收效如彼响斯应。大战结束，乃发展此经验，提倡平民教育，在广大农村推广，并扩展教育内容，教农民自教、自学、自治、自强，并引欧美新品种，鼓励农民改良农牧，增加收入。定县为其第一大规模试点（以后在四川也增试点）。50年代初，曾与梁漱溟先生提倡之乡治，同被批判为改良主义，为欺骗农民、阻碍革命之逆时代举措。而世界公论，则推崇晏氏为20世纪世界十大伟人之一。记得1949年9月举行开国的政协大会，学生界首席代表晏福明闻即为阳初先生之公子，殆鼓励其背叛家庭欤？1986年，晏先生以九十余高龄，跋涉万里，归国观光，盛赞现代化之新面貌，其爱国热忱，可见老而弥笃！并谓倘有机会，当再回国参观。
我在平教会参观三日后，复乘大车至十余里外之一穷山沟（俱在城垣之内），访问以土法提倡村治之米迪岗先生昆仲，其同志凡十余辈，闻来外客，咸群集招待，共议当晚以饺子款客。各家凑集白面（平时咸以包谷杂粮度日），而急切无处觅猪肉（定县当时半月才杀一次猪，敲锣叫卖）。正在踌躇无计之时，忽有一人闯入，谓邻村死一马，可商割马肉和白菜作馅，于是群情始帖，一顿马肉饺子，大饷宾客。当时北方农村之贫困，可见一斑。
大体了解米氏村治之构思后，翌晨即道别回京，赶写《定县平教会参观记》，寄呈胡先生。政之先生即分刊4—5日的《大公报》，并亲撰社评介绍。大意谓中国知识分子学成后多注目城市，而中国之前途，端赖知识普及，知识分子应移其目光于广大农村云云。我的参观记及胡先生之社评，并由《国闻周刊》1928年1月号转载。此为我作参观报道之发始。前年贺越明搜集我生平著作，编写《徐铸成通讯游记选》（福建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列此为首篇。
从此以后，胡政之先生正式聘我为国闻社记者兼天津《大公报》记者，以文教为中心，展开采访活动。师大功课尽量选在上午，下午则从事新闻活动。
这是一个新的尝试。我的采访经验不多，从哪方面入手？如何提纲挈领、取得新闻线索呢？我知道，北京有一个华北体育协进会，为华北各省市体育运动的最高协议和领导机构。由张伯苓先生为会长，马约翰、董守义、袁敦礼诸先生为委员。而总干事郝更生先生实际主持日常工作，他是师大体育系的教授，和我有师生之谊，乃专程去访问，陈述我的想法。郝先生极表欢迎，因为协进会的工作也需要宣传，彼此一拍即合。我不时去他家做客，他的新夫人高梓女士，领导各女校体育，与郝更生先生留美同学，同攻体育专业，对我的访问，也极表欢迎。由此，北京各大中学有什么重要比赛，华北地区将举行哪些运动会，我事先都掌握情况，预先做好布置。1928年在太原举行华北球类比赛，1929年春沈阳举行的华北运动会，我都亲往采访，为《大公报》体育版放出异彩。我自己调查研究，做好充分准备，固然是重要原因；而郝更生之帮助，也是一个因素。其余，如各大学举行重要校际比赛，或有引人注目之运动会，我都自往作现场报道，在国闻社发稿，颇受各报重视。
1928年 二十一岁
春间，百瑞弟得家书，其太夫人已征得嘉稑同意，允与我订婚。我喜极而赋一结俪诗，写之丝帕上，并寄去一长信，倾吐多年爱慕之心。旋得嘉稑复信。从此，情书往来不断，订为白首之盟。
是年，北伐军攻克京津，改北京为北平。旋蒋介石及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白崇禧及其他重要将领先后到北平，共同赴西山敬谒孙中山先生灵柩。我的采访范围扩大，曾写有《西山谒灵记》及其他不少采访稿件。如天安门举行“北平各界庆祝平津底定大会”，吴稚晖、白崇禧、方振武及冯玉祥代表郭春涛均参加，群众近万人。我曾写有详细报道，颇为平津各报所采用。再如，北平各界曾在前门内举行孙中山先生铜像奠基典礼，北平政治分会主席张继主持，甫自海外归来之林森（子超）先生亦参加，长髯飘飘，风度不凡。我曾请问其“尊姓大名”，林先生笑而出名片示我。我肃然自愧识见之简陋。
当时平津及华北各省，几乎尽落入山西阎“老西”控制之天下，西北军（第二集团军）在攻克平津之战斗中，厥功最伟，从冀中突破奉军防地，逼得张作霖匆忙结束北京政府残局，退往关外（被日本军阀炸死于皇姑屯车站），而蒋介石此时决定了“扶阎抑冯”的谋算，突令西北军韩复榘、石友三、孙良诚等部停止前进，让阎锡山部开进平津，接收平津冀察地盘。这就种下了以后国民党连年发生内战的主要原因。
当时山西帮几有“鸡犬登仙”之感，特别是阎老西的五台小同乡。有一件我亲身经历的事，举此可见一斑。我父亲有一个同事（同为保定车站的文书杂职），他大概也是一位五台籍人。当晋军已开出娘子关之际，忽请假回家，不知如何夤缘时会，到晋系控制华北之初，忽被发表任为平汉铁路局局长。真是一步登天，俨然政坛红人了！有些保定车站的司员，向我那位久任段长的姨夫道喜，说某人曾是您的部下，现在当然不会忘了您的栽培，您一定要升迁了。我姨夫连忙摇手，说：“不，我曾在他手下当差的。”这真是官场现形记的一段好材料。也可见晋系当时鸡犬齐飞的一个写照。
当时，冯系只得了北平市长（何其巩）的一个空衔，上面还有阎锡山的平津警备总司令的控制，还有张荫梧、楚溪春等宪兵司令等机关掌握实权。张继以“党国元老”做了几个月北平政治分会空头主席后，就拂袖离平，实际也由阎掌握。
国民党党务公开了，成立了北平特别市党部。主任委员为谷正鼎，他是接近鲁籍国民党元老丁维汾的“大同盟”的一个派系，介于蒋及汪精卫的改组派之间。时丁维汾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所以时有“蒋家天下丁家党，宋氏一门三部长”之谚，后来陈果夫、立夫兄弟先后掌握组织部，这才被改称“蒋家天下陈家党”。
除谷正鼎外，那时的北平市党部委员，尚有张清源、吴铸人等，在师大还未毕业的同学黄如金任组织部长（抗战胜利后曾任吉林大学校长），另一同学曹鳌则任工运部长。这就给我扩大采访范围提供了机会。《大公报》复刊之初，即提出“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方针，所以对“党务”新闻，不感兴趣；但党务牵连到社会各方面，如有一次北平电车工人全体罢工，我就先从党部工运科找到了线索。还有一次，第二国际的代表樊迪文（荷兰人）到平，在市党部发表演讲，我的记录稿，成为《大公报》重视的稿件。
那时，“五卅惨案”尚未解决，日寇尚侵占济南及胶济路沿线，激起全国人民更强烈的反日义愤。北平也组织了反日会，由曹鳌任总干事。这里面有不少新闻，如抄查日货，拘捕私下贩卖日货，或以日货改装为国货出售之奸商活动等等。我有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天天去反日会采访，曹鳌以同学的关系，提供了不少便利。
有一件事，迄今对我还是一个谜。北平有一所交通大学，原是唐山交大的分校。那时学生起而要求独立，发生风潮。记得该校学生会的主席为于斌，已结婚，家住在府右街口该校附近的一个小公寓里。他们小夫妻还请我到家中吃了一顿便饭。我们往来很密，这位于斌先生已届毕业，对我说毕业后准备赴意留学。他和后来红极一时的于斌主教，是否是同一人，或仅是姓名巧合呢？这个谜只有上帝能解答了。
1928年4月，我奉派赴太原采访华北篮排球比赛的新闻。我是随郝更生等主办人员和运动员一起出发的。那时从北平到石家庄，火车正点要历约九小时，郝更生与北京及平汉路当局一再交涉，才拨了几节车皮（当时各实力派纷纷扣留车辆，路局能使用的车皮很少），第一批3月31日上午8时出发，到石家庄已是日落西山，下榻于小客店。石家庄那时还很荒芜，车站附近，矗立着辛亥时被袁世凯暗杀的吴禄贞烈士铜像。此外车站附近，只有零落的小店。从北平出发前，一位冀南籍朋友告诉我，石家庄的闹市区在西部，那里饭馆及各种商铺林立。他还告诉我一个秘诀，到石家庄的大菜馆吃饭，只要把两角钱暗下塞在跑堂的手中，彼此心照不宣，会有不少好吃的菜“飞”来。
我在小旅店安放好行李后，即步行到铁道以西踯躅。原来那里是古老市区，街道狭小，乞丐成群，杂以红男绿女，气氛相当繁杂。我购了几件土制的日用品，即找到一间有三层三开间店面的饭店走进去，跑堂殷勤引进一小间，倒茶并洗脸后，开单子叫菜，我要了一小杯白酒，点了栗子白菜、坛子肉等两味小菜。我记住朋友的“秘诀”，私下把两毛角票垫在菜单下，递给跑堂，他向我微微点点头。等酒菜端上后，隔壁正在猜拳畅饮，大吃大喝，而一小盘、一小碟“美味佳肴”，如现批烤鸭、炒腰花等纷纷向我的桌上“飞”来了，真使我大快朵颐。这种“飞”菜的经验，以后在别的码头，没有再经历过。
第二天清晨，又由郝更生先生齐集分住两小店之运动员，坐上正太铁路的二等车厢，重上征程。
那时正太路还是窄轨，车厢比别的铁路狭小了好多，加上沿线山峦起伏，车行颠簸、曲折，而窗外则时而巍巍青山，时而悬河天降，一路风景，奇幻秀丽，美不胜收。
我们坐的是路局指定的一节车厢，车役服侍周到。我曾去别的三等车里巡礼，则乘客挤得满满的，很少空座。山西人喜欢抽旱烟管，且车厢内发出那一股“热捞”气，使人闻而欲呕。我和几位老乡闲嗑了一阵，就转回来了。
沿途经过井陉、娘子关等站，过了阳泉，不久就到达太原。
我那时虽初当记者，也已学习张季鸾、胡政之先生的习惯，出门即写旅行通讯，按日向读者尽快报道一路所见、所闻、所感（此习惯一直保持到解放以后，1957年下半年以前）。
兹摘录1928年4月6日《大公报》刊出的我此行的第二篇通讯如下（题为《正太道上》）：
正太车站在平汉车站对面，而秩序之整乱，亦适成反比。列车七八辆，甚为整齐。乘车就座，行李存放均有定处，茶水伙食供应亦有定时，秩序井然。每站到站时刻，亦鲜有参差，此实予吾人以极好之印象。……
正太每日客车，往来各二列，由石家庄开太原之第一次为快车，上午七时二十分开行。余等所乘者为慢车，上午九时三十分开行。同行诸君（包括运动员与职员、新闻记者），精神咸非常高兴，缘车外之新环境，处处引人入胜。获鹿一带气象与平保（保定）一带仿佛，然田麦已高出一寸余，或因地势高而土肥之故。自此迄距太原六十公里之榆次站，此三百余里，车无时不在高山邃谷中盘转，经山洞凡二十有三，长者至三里余，短者亦十余丈，车轨更多随山势而曲折，车身常呈弧形，在后一辆车中往往可见前一辆车之侧面，盖高山穿行殊不易，且水源为车站择卜之一要素，山中水少，自不能不迁就。闻车轨弧形建筑颇不易，因而轨须高低得当，以避其侧倒。正太路车轨铺设不仅整齐，且颇美观。同行有清华大学工程学教授刘君，每赞不绝口。……
于此，吾人知正太路之所以采用窄轨，非必尽为虑与他路发生不良之关系（当时军阀割据，动辄将各路车辆扣留运兵，甚至以此渔利）。实缘车道曲折太甚，车轨如再放宽八寸（如一般路轨），其工程费将达数倍以上。路局初未料收此意外之后果，外间军队乃至铁甲车等因此不能向晋省长驱直入也。
车行速率不甚高，每小时平均为十五英里，然乘车无一困厌者，此实因窗外之风景，无一刻不引人入胜也。高原景色固多壮伟，然秀丽处亦不减江南山水，惟色调有不同耳。万仞峭壁缀以若干蔚色苍柏，白鸽回翔其上，更时有碧桃银杏夹杂其间，益增妩媚。娘子关一带曲折更甚，山势更奇峭，山谷间一片黄沙，时有山夫策驴而过，山中多村落，村民似多天真，或因无战争经验故欤？首阳西有一村，方在举行类似庙会之盛集，男女多衣红着绿，更有不少老太太穿天青礼服，排坐台阶，小孩则伫立不转瞬，此种熙熙攘攘之景象，虽车行仅一瞥，实深铭刻于脑海。有“葛天氏之民欤，无怀氏之民欤”之慨。……
下午七时零二分，车按时抵太原，大会筹备处张武成君等均到站迎候，照料异常周到。乘洋车入城，经两度军警之盘问，为有运动会招待证，未加检查。入客栈后，必先填履历表，经军警亲来查问后，始可出外自由活动。闻平时检查更严。
客寓尚清洁。记者不惯住炕，几经周折，觅得床板一副，布置被褥，甫上床，即入甜梦。合前夜睡眠片刻，共不足六小时也。
我这次还写了《太原鳞爪》等好多篇通讯，从此养成了每次出访必将所见所闻写为通讯的习惯。张季鸾、胡政之两先生不以观察浅薄而摒弃，每篇都在《大公报》刊出。这给予我很大的鼓励，我每次写作，只署名“本报记者”，《大公报》也无额外酬金之例。所以，写作的动机，不为名，也不为利，只是恪尽一个新闻记者应尽的职责而已。
关于那次华北球类运动会的经过，我已详细写了《初出茅庐》，刊载在拙著《报海旧闻》中，兹不赘。
另外，有两点可以补充的：一是我那时只是一个年轻好动的青年记者，也喜爱运动。那次运动会期间，曾组织“号外”坠球队（即后来之排球，规则没有现在那么严谨，每方有九个队员，分三排上阵）。由平津各报记者组成，曾与女子锦标队比赛，虽然是失败了，也打赢了几个球。当时曾被摄入新闻镜头。《大公报》和《国闻周报》都曾刊出。于此，可见我当时的“雄姿”。
第二，当时同行的记者，有北平《晨报》的滕树谷及天津《庸报》的聂某等人，另有专业摄影记者宗维赓等人（宗在30年代迄40年代间，很有名于沪港电影话剧界）。这位滕树谷老兄，当时也不过二十有零，喜欢在运动员中吵吵闹闹，滑稽突梯，如此而已。想不到30年代初期，却成为上海新闻界的“有名人物”。
那时，《时报》的创办人狄楚卿（葆贤）无意再经营报业，将《时报》盘售给南洋归国富商黄伯惠氏。黄氏特在四马路贵州路口建造四五层的《时报》大厦，将编辑、经理等部全由“平等阁”搬入（平等阁在四马路望平街口），并向美德订购了最新的三色卷筒机（是为我国报纸采用多色印报机之始）。
30年代，国民党政府在沪举行第二届全国运动会，滕树谷特来采访，随来者有天津《大公报》特约访员章绳治君（甫由北平汇文中学毕业）。由于采访活跃，同受黄伯惠先生“青睐”，同被“挖”入《时报》，一任编辑体育版兼采访，一任记者。在运动会期间，《时报》以大量篇幅，刊载会内外新闻及“花絮”，并且日以木刻大字，套红刊之报首，以吸引读者。
滕君花样百出，其拿手杰作，为将打破大会多项全国纪录之游泳女将杨秀琼赐名谓“美人鱼”，每日刊载大幅照片，并每日刊登杨秀琼之“起居注”，这样的“噱头”一时很能迎合部分读者的低级趣味。
以后，全国运动会闭幕了，黄伯惠叫滕树谷跑社会新闻，他更充分发挥其“天才”，无中生有，以小夸大，尽量制造惊人的“消息”，特别喜欢在女明星周围转，抢镜头，造消息。剧影中人很讨厌他，名导演蔡楚生鄙视其人，特创造一剧本，以滕的影子作为可笑的主角。凡看到此影片者，即明白一个无聊文人的影子“跃然”如在目前。
滕不因此痛改前非，反加紧制造谣言，以为报复，对名影星阮玲玉之“桃色”新闻，更加工渲染，连篇播之报端，此“人言可畏”一代明星陨落之缘由也。
我由此事，更深刻认为新闻记者之人格、品德和报社的报格之重要。《大公报》标榜“不党、不卖、不私、不盲”之四“不”主义，在当时实是一种有针对性的社规。最近，我看到台湾九六高龄之前辈报人曾虚白先生的谈话，说“不党、不私、不卖”实为新闻界之普遍规律云云，深合我心。
以上是回忆华北球类运动会联想起的一段故事。
1929年 二十二岁
春4月，又随郝更生先生及平津各校运动员，专车赴沈阳采访华北运动会新闻。我当时仍在北京师大读书，半工半读，在国闻通信社工作，是时国闻社分社主任为曹谷冰兄。
那时，东北“易帜”（废除五色旗，改悬青天白日旗）未久，张学良刚新除杨宇霆、常荫槐二人，被推为“东北保安军总司令”，君临四省。而张作霖尸骨未寒，国仇家恨，逼使张学良励精图治，建筑葫芦岛港，修造与南满路并行之铁路，引用新进有为之人才创办东北大学，吸引刘风竹、臧启芳等为教授，致力培养人才。我们到沈后，即住在北陵新建之规模宏大的东北大学宿舍里；华北运动会即在建筑现代化（当时水平）的东北大学大操场举行。
为了采访好华北运动会新闻，胡、张两位特请何心冷兄另车赴沈，作为我的“助手”。心冷兄原为国闻社上海分社骨干，1926年《大公报》创刊前，特调到天津，任副刊《小公园》编辑，兼任采访主任、本市新闻版编辑。可以说，除了张、胡两先生外，他是《大公报》开辟草创时期最有力的功臣。他的未婚妻李镌冰女士为《大公报》有名的三才女之一（其余两位：一是驻英法特派记者吕碧城女士，一为编妇女周刊的蒋逸霄女士），心冷兄本与镌冰女士（镌冰为李子宽之胞姐）约定是年春暖花开，江南草长时回沪结婚，政之先生商请其推迟婚期。以如此老资格之同事，作为我的“助手”，可见报馆当局对此次运动会之重视。
北陵离市区有一二十里。我与心冷兄约定：我住在北陵，采访所有新闻。心冷则日夜守在国闻社沈阳分社内，负责接听电话，拍发天津电讯及其他联络事宜。
此次华北运动会的采访，我们抓紧一分一秒，利用方在试验阶段之无线电话，取得比太原球赛更辉煌之成果，其详情已见拙著《报海旧闻》。还有几件琐碎见闻，可以一谈：
一、我们于会后曾赴沈阳市区巡礼，曾到日侨密集之“日本地”观察一番，见区内马路平整，房舍清洁、整齐，而市面尽为日商铺子，日本军警密切注视行人，虎视眈眈，其鄙视华人之程度，远较天津、汉口之日租界为甚。我当时看了，有不寒而栗之感。
二、我们也曾经过“帅府”（为张作霖父子所住之府第），则余威犹存，行人过此者，辄由卫队挥令在对过行人道俯首默默而过。我曾抬头觑视，看到围墙甚高大而辽阔。近门处有一大厅，盖即商决东北大事之所谓“老虎大厅”欤？
三、张学良氏曾两度到华北运动会场，但未致词，开幕词由副会长（东北大学副校长，校长由张少帅兼任）刘风竹代致。张学良于欢宴会上曾莅临，夫人于凤至女士亦参加。我席位离张略近，见其须发毵毵，面目黧黑，精神委顿。闻其心绪不好，吗啡针毒甚深云。
四、过“帅府”不远，觅得浴室。其优等室供两人独用，布置设备，比天津之高等浴室，殆有过之。我和心冷兄，披沥谈心，见其识见很广，学问亦渊博。有一事我迄今难忘，我们浴毕离馆，忽心冷讶然谓遗失一表，当即返浴室寻找，幸在浴池边原璧犹在。心冷语我曰：“此表为镌冰所赠，故珍贵如此！”
五、在离沈前一日，送心冷兄至南满车站，盖将到大连，转乘海轮赴沪结缡矣，南满车站，秩序视国内各车站为好，空气非常安静，行车准时开达，不差分秒。我看到站内之天桥，即想到两年前张作霖、吴俊升专车即在此挨炸而毙命，心中暗暗为民族前途担忧。
翌晨，即乘运动员专车入关，过天津时，报馆已派庶务周作恭兄在站截留，谓“胡张两先生知老兄此行辛苦，特请下车，在报馆休息三五天”。此为我第一次亲至天津报馆，亦为我第一次与季鸾先生见面。
6月初，忽接政之先生电话，很简单，只几句话：“你学校能否告一段假？我们想请你到外埠采访一次，如可能明日早车即来津。”
当时北平各大学因积欠尚未还清，又因合并问题拖延不决（南京教育当局仿法国办法，实行大学区制，如江苏、上海均属中央大学区，即中学及图书馆、博物馆等均归中央大学区管理），北平各大学拟合并为北平大学，由李石曾任校长。原各国立大学改称学院，一如张作霖时代之京师大学，而职权更大，兼辖天津、河北省各大学及中学并其他教育机关。此决定一经宣布，北京各大学群起反对，游行示威，继以赴中南海（大学办公处所在地）砸烂招牌，运动延续经年。从此，大学上课秩序更松弛。所以，我未向师大教务处请假，只关照同班同学一声，第二天即搭平津早快车抵津，还带去了简单的行李。乘车到四面钟对面报馆，时甫上午9时半左右，胡先生已到报馆。他简单对我说：“我们看你很有才能，且富于新闻敏感，想请你去一趟太原，开始采访政治新闻。你可以先到心冷铺上（时何心冷兄尚在沪未返）休息一下，饭后张先生再向你谈具体任务。”
下午1时左右，季鸾先生即来馆，向我分析太原酝酿之阎（锡山）、冯（玉祥）联合反蒋之局势，希望我相机采访其内幕消息，并关照我可从李书城、王鸿一、刘治洲几位先生入手。季鸾先生并亲书一介绍信嘱面交小垣（李书城字，亦称筱园）先生。
当晚我即回平，第二天清晨出发，即到保定拜见父母亲，团聚一晚，翌晨即赴石家庄转车赴太原。下榻正大饭店，安顿行李后，即先往访太原分馆经理雷梦觉先生及驻并记者吕征夷兄（复旦大学毕业生），承雷先生为接风，初尝山西之特殊风味，如过油肉、刀削面等等，盛情可感。以后，我即开始采访活动。当时，如四川之刘文辉，湖南之何键，两广之陈济棠、李宗仁，东北之张学良，乃至甫反冯投蒋之韩复榘、石友三等均有代表驻并。我并曾乘便车去过离并几十里之晋祠，访问在此被软禁之冯玉祥，写有《晋祠访冯记》等等多篇通讯。大概张、胡两先生对我之采访及写作能力，颇为赞赏，到并一周后，季鸾先生即亲笔来一手书，略谓：“自兄到并以后，所发电、信，应有尽有，足见贤能，希继续努力，并望珍重。”总之，我跑政治新闻，第一炮算是打响了。
回平不久，张先生又函嘱再往太原一行。胡先生并附函谓：“此次赴并，可多住些时候，旅费可随时向分馆支用。”
我仍住市中心之正大饭店。有一天，我甫外出采访回旅舍，茶房忽交我一信，说：“后进有一位汤先生，请你回来后即往一见。”
我按号往访，原来是邵飘萍的夫人汤修慧女士，蒙以茶点水果接待。坐定后，她含笑说：“我也来并采访已旬日，看到你在《大公报》写的通讯和电报，甚为钦佩。我馆事系身，不能在并久留，拟请你代我们《京报》也顺便发些新闻电。”我连忙说：“报社社规，不允记者兼职……”她急摆手说：“我知道你们《大公报》有这条规矩，但我们不奢望你所特别采访的新闻，只要一般大路的消息，你顺手给我报打些电报就可以了。”说毕，她把已办好的收报人付资的电报执照交给我，并附有一百元钞票，说：“这一点说不上报酬，只是补贴你的车马费，望勿客气。”
过了两天，邵夫人即回北平。
我囊中素不存私款（穷学生也无余资可存），我把这一百元在太原买了只手表，余款买了一些土仪，以便过保定时孝敬父母亲。
这是我第一次买的手表。这只方形手表，以后曾先后赠给大儿子和小儿子，大孙儿亦戴过，几乎成了我家的“传家之宝”。
又过了约两星期，忽接政之先生由平来电：“有事盼速回平。”
不知有什么要事？连忙摒挡行李，翌晨即动身。过保定时，只回家休息片刻，向父亲呈上土仪，即购票回京（当时火车票随时可买，二等车尤空，并不需早日订购）。
到国闻社后，见到胡先生，他说：“谷冰已丁母忧回崇明原籍奔丧，我亲来北平坐镇。但天津报馆事繁，我不能在平久留，所以打电报给你，请你速回代理分社主任职务。”我说我年轻资历浅，恐难胜任，请另找一位编辑或记者代理此职。他微笑回答：“我已郑重做了考虑，相信你可以负责，你就不必推辞了。”谈毕，胡先生即于当日下午4时乘快车回津。
第二天，我到几个机关跑了几条新闻，3时许回到船板胡同（东单苏州胡同迤北）国闻通信社，步入办公室，见空无一人。时庶务曹凤池兄（胡先生表弟）正在长途电话高声谈话（曹耳背，职工都背后称为曹聋子）。他见我来了，忙以指示意，叫我去接电话，我想是天津长途电话。我说：“今天一个人都没来上班，这也难怪大家想不通……”胡先生忙在电话中说：“我一切已知道了，今天你看稿子发得出去吗？”我说：“我已跑到几条，凑上几条没有时间性的，大概可以对付。”（两位抄写员陈、戚两兄照常上班。国闻社每天发稿多则五六张，少则三四张。）胡先生说：“这就好。你立即草拟一个启事，送登《晨报》，公开招考三名练习生，由你训练。我另在报馆派一位外勤，明天就到平协助你。”我听后很惶悚，马上接着说：“胡先生难道不准备挽留他们几位？”政之先生立即断然回答：“我不吃这一套。”说毕，他就把电话挂断了。
第二天，天津派来的孔昭恺兄到平，即开始工作，并和我共同商量出题及口试等问题。报名投考的人不少，我们录取了三名，即定期到职试用，其中的一人，即后由《大公报》派往新疆采访，旋被盛世才扣押年余的李天炽君。
前年《人民日报》副刊上曾刊载一篇杂文，引述我这件故事，说可见好马也要靠伯乐加以识别和提拔。
这篇杂文写得很好。我以为千里马总有一股犟劲和奋蹄绝尘、仰首长嘶的习性，不仅靠伯乐识别，也要有识者善于驯养和给以奔驰的机会。这里面，要有耐心和功夫。政之先生的善于识人，是人所共知之的；而在涵养、训练和耐心方面，我以为季鸾先生更胜一筹。
到了9月底，谷冰兄即回平销假。我即向胡先生请假，准备回宜兴故乡结婚。
我的未婚妻朱嘉稑，亦宜兴人。先外父闰生公中年早逝，赖外母朱太夫人凄苦抚育三女一子成人。嘉稑居次，长于我两岁有半，而品貌端庄秀丽，其姊妹早已出阁。是年年已二十五岁，外母频函促早日完婚，经与百瑞弟商定，于10月初结伴返里，完我终身大事。
政之先生送礼百元，我父母亲百计筹划，向保定车务段段长侯太太借了百金。我就携此两百金回里完婚。
因为火车票贵，决定先到津乘海轮南行。
坐的是招商局某海轮。当时房舱票价每人八元，并供伙食，但茶房赏金至少需纳每人二元。茶房不仅无固定工资，且须先向买办交纳一笔钱，才能谋得此职。此当时之惯例也。
船颠簸行四日，第五日晨泊上海十六铺码头。时清党之余风犹在，稽查行李甚严，我曾带一本老舍新著《二马的故事》，封面为绛色厚纸。绛色近红，而又以“马”字为书名。乃劳稽查军警反复审阅，约半小时始获放行。
租住在三马路某横街之长发栈内，取其价廉而可靠，“老上海”所介绍者。
翌日即乘车赴无锡，转乘内河小轮回宜。
此交通工具为我中学时代常坐者。船上有蛋炒饭，饭为无锡大米，饭粒硬而油重，加上一盂葱花酱油汤，充肠适口，一别三年，重尝此江南美味，甚快朵颐矣！
家中房舍依然，而我家的住房已由二叔出租。祖母年近八十，依二叔婶供养，颇为康健。
我偕百瑞回至岳家，拜见岳母及诸尊长。嘉稑与我鱼雁频通，而见面只低头脸红一笑。
晚饭后，即投宿于新街之新旅社。该按旧俗，“毛脚女婿不能上门”也。
当时宜兴习俗，结婚礼尚用旧式，我主张在城内公开场所之“厚余堂”举行。岳母则谓女子出阁必坐花轿，必拜天地，自不能重违其意。衣饰箱笼等岳家已简单备齐，尚缺手提皮箱一对。翌晨，即偕百瑞至常州置备，信宿即返。返时岳母已在原租与王姓房屋布置房舍，独院三楹，窗前略有花木，有一小门可通大宅灶间，如此，接待新婿，不犯“毛脚”女婿之嫌。
从常州归来，我即乔居于此。
结婚之日，先用花轿载新郎、新娘至厚余堂，伴郎有小学同学潘志涵、任肇基二人，两史姓表妹执花束为牵披纱。
到厚余堂后，由徐姓族绅为主婚，婚毕，回茶局巷岳家。大厅已花烛高烧，桌椅皆红缎帔，依然相对拜天地，拜见岳母，然后喜筵数桌，款宴亲友，如此新旧混合之仪式，一时轰动全城，围观者如堵。
迄今回忆，结婚已忽忽近一花甲，现在已子孙绕膝（有三子、四孙、二孙女，长孙女去年已结婚），数十年相敬相爱，从未口角或脸红。今年（1987年）同行、好友为庆祝八十整寿，嘉稑白发婆娑，精神尤矍铄，年已逾八旬有二，可谓福寿双全（半生坎坷），白头偕老矣。
结婚之第二日，二叔婶在东珠巷老家置备喜酒。我与嘉稑双双回家，叩见祖母及诸尊长，参加者有姑母、姨母等，盖我为祖母膝下最大之长孙也。
结婚后，除亲戚宴请外，曾至城内外各处游览，作为“蜜月”旅游。时西氿边正砌筑京（南京）杭公路，曾闻乡人窃窃私议：“筑路没有边，将来汽车行走，开出马路怎么办？”有聪明人回答：“大概将来两边总要修筑栏杆罢！”如今则宜兴已成旅游胜地，公路四通八达，中外游客日夜汽车如流水，远非昔比。我们老夫妻从1980年重见天日后，几乎每年必回宜一次，虽彼此在宜都已无亲人，而故乡做客，恋念旧土之情，老而弥笃也。
转眼蜜月已过，胡先生连函促归津，而两手空空，盘缠无着，乃专函胡先生告急；不日即汇来百元，即拜别岳母，与百瑞弟一同就道，此行仍由沪乘海轮赴津。经上海时，仍下榻长发客栈，曾赴虹口、静安寺等区游逛两日，即乘轮出发。到津后，瑞弟即回平。我们新夫妇先回保定叩见父母亲，并宴请亲友，略留三日，即留嘉稑在保侍奉翁姑，我只身回天津，盖胡、张两先生已决定调津馆内任体育、教育版编辑，兼主编经济新闻版，月薪亦已涨至七十元矣。
转眼隆冬已届，季鸾先生有日找予谓：“太原方面似有变卦，闻阎已将冯囚禁于其家乡五台县之建安村。你可即日赴并一行。编辑工作可交赵恩源（甫由燕大毕业入馆，做我之助手）代理。”第二天我即就道，时北国银装素裹，到处白雪皑皑。而军阀混战频频：第一次蒋、冯战后，有蒋、唐（生智）之战，以及石友三之反叛（此战延及河北省之顺德府）；阎锡山以“主持公道”为旗帜，出兵在冀南阻击石之后路等等，兵荒马乱，平汉路尤为要冲，各路军阀争相扣留车辆，致平汉路行车秩序更乱。我乘的客车，大抵为铁棚行李车所改装，而行车无定时，从北平到石家庄，几耽搁一昼夜。有些运货小贩，贩卖鸡鸭，只能攀登车顶，一夜风雪暴寒，鸡冻死闻达数十只。可见当时民间之疾苦。
第二天傍晚，到了太原，立即进行采访活动，先见到李书城、王鸿一、刘治洲、周玳、徐永昌及冯之秘书雷嗣尚诸人。
此次到并，并勾留二十余日，在并度过旧历新年。有了经验，熟人也更多。我曾乘冯私人医生陈先生（闻即老友陈仁炳兄之胞叔）之便车亲至五台访问冯先生，来往大雪飘飘，真是“一去二三里，下车四五回（为铲雪），抛锚六七次（为加油或加绑绳索），八九十徘徊”。到了五台，得见冯先生，写出很轰动一时之通讯。
我并曾动用脑筋，设法见到阎锡山（这位土皇帝盘踞山西数十年，从未接见过一次中外记者），收获极为丰富。新年时与雷梦觉经理小馆对酌，曾看民间结婚之仪式，雷先生并告我晋北大同一带之风俗。
阎锡山虽已就任蒋委之“陆海空军副司令”，并就任国民党山西省党部主任委员之称（实权仍操之CC健将苗培成、李嗣璁等之手），但与冯及各方代表仍暗中“藕断丝连”，时局一时难有新发展，亦不致有突然变化，经函得张、胡两先生同意，结束此行。归途过保定时，留居三五日，并偕同嘉稑抵津，借住同学好友潘家，地址在河北大经路三元里。
上班二三天后，胡先生看到我看毕小样，即匆忙离馆，翌日即为我安排，在日、法租界秋山街之集体职工宿舍楼上，腾出小屋三间，供我小家庭新居之所（与庶务主任周作恭一家为邻）。
1930年 二十三岁
小家庭生活，事事草草。最初常至苏州馆（在紫竹林）便餐，后以所费不赀，乃自备餐具，备一打气炉，自己做饭。我亦能烧小菜，而切菜刀等未购齐，常以剪刀剪菜，甚至剪肉。夫妻双双动手，自己烹调，有时炖蛋花汤，风味甚美。盖那时《大公报》职工伙食均由报馆供给，我不便开口搭伙也。
在这年初春，我有幸看到一次宣统“皇帝陛下”及其后妃，经过是很偶然的。原来，前两年曾在远东运动会上争得网球单双打冠军之林宝华氏，被邀请来津，教小皇帝打网球（也算“内书房行走”吧），出入于溥仪在日租界的行宫（那时，溥仪已由张彪的“张园”搬至陆宗舆的一幢私家花园——静园里）。有一天邱飞海由上海抵津，这两位在远运会为国扬威的国手，在英租界网球场友谊表演。我作为体育版的主编，自然应去观战，写一篇特写。正在凝神观赏林、邱二氏的精彩球艺时，忽邻座人声嘈杂（我坐的看台，正面对大门），“宣统皇帝来了！”“看小皇帝和他的后妃啊！”我抬头一看，只见溥仪已慢慢步入特等优待座。跟着他进来的，除一群太监保镖外，有他的皇后婉容及贵妃文绣。溥仪比我大一岁，看来比我老而且瘦，尖削面庞，戴一墨绿色眼镜，携有“御杖”；婉容则丰容盛鬋，明眸皓齿，风度十分宜人，大概那时她还未染上烟瘾吧！跟在她后面走的文绣，却是一位纤弱的女子，面容也不如婉容的美艳。他们入座后，人声方停息下来。等到林、邱二氏打完了三局，快近完场时，皇帝即在簇拥下施施然离去。
我也有幸和后来当上“满洲国”宰相（总理大臣）的郑孝胥有一面之缘。他是辛亥前后有名的书法家，我1926年初次抵京时，看到琉璃厂各书画古董店的招牌，大都是他和朱益藩先生的手笔，恰如上海流行之清道人以及后来的唐驼、谭泽恺一样。那次是《大公报》发起募集陕西旱灾赈款，到四面钟《大公报》馆亲送捐款者极为踊跃。到第三天下午，胡先生请我去营业部帮同收款。一小时后，有一位留小胡子的五十开外的老人来馆，我在慌忙中看出他是郑孝胥。我请教他尊姓大名，他以浓重的福建口音答复了；我装着听不清，连忙抽出一张纸，请他留下姓名。哪里知道他惜墨如金，掏出一张名片，并付了十元的捐款，等取得收条后，即离馆而去。
夏间，嘉稑已怀孕，加以我长期上夜班，她一人在家孤寂，隔壁为一荒园，时有怪鸟声磔磔传来，引起她的恐惧。我乃寄函双亲，请母亲偕妹来津照料。旋得俯允，母亲即偕幼妹德华来津。以后不仅生活有照料，且可制备婴儿所需衣帽等等，并陪同嘉稑至东亚医院定期检查，我也得以安心于工作。
暮春，我又一次奉派赴太原。时太原局势又起新变化，张季鸾交游甚广，常从第二集团军驻津办事处主任林叔言处得知太原动向。
我抵并后，得知阎已将冯从建安村接至太原，下榻晋省为纪念大儒傅青主先生而建立之傅公祠。并从李书城先生处知阎每偕亲信登门访谈。后在无意中得悉冯已秘密离开太原，局势已开始由蒋、阎勾结转为阎、冯酝酿联合反蒋之大团结局面。内幕经过详情，及我运用新闻嗅觉及技巧之经过，已详载拙著《报海旧闻》中，兹不赘。
我回津不久，变局公开，旋扩大会议（全名为“中国国民党执监委员特别扩大会议”）并由此产生“国民政府”与宁府相峙。冯并亲赴陇海前线指挥所部及杂牌军刘茂恩等部沿陇海路长趋直进，一度进至兰封附近，其先锋郑大章部骑兵且包围逼近蒋亲自指挥之铁甲军，蒋仅以身免。津浦线则由阎之第三集团军负责，一度逼近济南。双方动员军队逾六十万，是为民国以来规模最大之内战。战火遍及鲁、豫、苏、皖四省，史称中原军阀大混战。
扩大会议政府的一幕，不满一月即收场。关键人物为在沈阳之张汉卿，“左袒则左胜，右袒则右胜”。冯、阎及蒋都派有重要代表前往争取。冯的说客为薛笃弼，阎方为贾景德。担任宁府游说人员有吴铁城、李石曾、古应芬、张群等人，阵容浩大，且使钱漫撒，殊非薛、贾等之穷酸可比。而张学良则秘不表态，使说客们及一般人民，咸莫测高深。偶发通电，态度亦模棱两可。
胡先生曾早年服官东北，与张氏父子及所属王永江、莫德惠、韩麟春等相熟。这次他亲自出马，赴沈探访，事先与季鸾先生约定，如张决定入关助蒋，则来电谓“请速汇款五百元”；如入关袒护阎、冯，则电文为“请来款接济”。
胡先生抵沈后，张接见谈话，亦未有何暗示，只约请其三日后同赴葫芦岛参加商埠奠基礼。
胡同乘专车抵葫芦岛后，翌晚张即约见，对胡谓：“我苦思冥想半月，觉置身事外非计，为国家人民计，决出兵入关；但只希望阎百川等速退出平津，我决不以一矢相加。”张又简单谈其入关部署，已令于学忠为第一路军总司令，占领平津以西；王树常为第二路军总司令，占领天津及津浦路沿线；今日即电阎、冯，请其悬崖勒马，和平让出防地。
是日深晚，张季鸾先生即得葫芦岛打来的“速汇款五百元”一电。张即写新闻，并赶写一简短社评，隐约透露时局真相。并以长途电话告知曹谷冰，嘱翌晨尽早往访汪精卫（时为扩大会议三首领之一，其他二人，一为阎锡山，一为西山会议派之谢持），知汪尚不明真相，即劝其早日离平。
迨第二天谷冰兄往访，汪果尚不知内情，还相信薛子良（笃弼）近电，谓张有意来京就职云云。汪得曹劝告后，即电致阎锡山公馆，则秘书谓阎及亲信清早已乘专车赴并矣。
汪放下电话，连称：“百川太不够朋友！”
三天后，我又奉派再作太原之行。至则太原市民一片恐慌之色。因前一日南京飞机曾来上空盘旋两小时，投掷传单并落下一弹，幸弹小威力不大，适落在省银行徐行长公馆内，炸毁柴房一角。于是省钞行市大跌，原一元可兑法币八角，斯时则对折换算矣。
我去访问了汪兆铭，他对张先生之关照极表感激，并谓扩大会议所订拟之宪法草案已二读通过。谈时即从抽屉拿出一份送余，云“请指正”。
自从汉口“清共”以后，我对汪并无好印象，但平心而论，那时为人尚老实，不当面撒谎。我向其发问：“今后国民政府是否迁并办公？”他不正面答复，只谓：“我们党的历史，公开的时间短，秘密的时间长。”我知其无意在太原长留矣。
两日以后，我即乘车抵石家庄，留宿正太大饭店，隔壁适遇曾仲鸣，心知已为布置汪出洋之准备矣。
我回到天津，津局全变，原警备司令及市长崔廷献等全体要员逃回太原，新任公安局长张学铭等已到任就职。天津老百姓口头很“损”，说自从老西儿来津统治三年，天津卫已下沉三尺，意指地皮已被崔廷献等刮去厚厚一层。
自从我妻怀孕后，家用增加，收支常感不敷。适汤修慧先生来信，拟请我兼任《京报》驻津记者，月致车马费五十元，我在津既不负采访任务，家中又未装电话，向《京报》通话无门；但重以汤先生之青睐，不得不勉力从事。且每月多收五十元，不啻解决我之贫困。好在教育及经济新闻版看小样尚早（每晚约12时可看毕），而那时天津夜市甚晚，我乃每天赴法租界天祥商场四楼打弹子半小时，先挂好长途电话，来时即向《京报》简报新闻（大率为当天晚报所载者）。
胡先生大概消息甚灵，约一个多月后，他忽约我闲谈，说：“听说你夫人即将分娩，开支一定不敷，下月起决加月薪三十元，我已通知会计科了！”心照不宣，我即函汤先生，婉陈苦衷，辞去兼职。以后，我赴平采访北平图书馆新址落成新闻，曾迂道至宣外魏染胡同《京报》社，向汤先生面陈苦衷，并再三道谢其一再照拂。
到了11月，我的长儿白仑呱呱出世（农历十月二十一日）了。还有一段插曲，那时英国玛丽皇后适怀第二胎，日本裕仁皇后也怀了第二胎，两国人民都祈盼得降生一太子。日本宫内大臣俯顺民意，决于降生之际，亲王则宫内鸣钟一下，诞生内亲王则再敲一下。届时，英后生下一皇女；日本皇后临产之际，据当时同盟社消息，皇宫外人民成千上万，屏息静听钟声，钟声一下，群众咸欣喜若狂，不料钟声甫停，又鸣声作响，知诞生者为内亲王矣。
我则一介平民，喜得一“亲王”。
邻居周作恭夫人只生有三位千金。周夫人每对我母亲叹息说：“徐先生年不满三十，已经获有麟儿，可怜作恭劳碌半世，膝下犹虚！”
仑儿襁褓时面红润而秀气，周家的三位姐姐，暇辄来抱嬉，视同亲生兄弟，每称其为“小白”云。我们自己逗乐，则称之为“仑仑”。
满月以后，我家与周家俱迁离集体宿舍。作恭择定日租界小松街一幢小洋房（报馆临近松岛街），上下各四间并有厨房、天井，我家住楼上，作恭家住楼下。从此居室更宽敞，我有专门读书室，且地点极僻静，楼上四面有窗。
1931年 二十四岁
蒋以中原大战获胜，冯、阎力量大受损失。以为天下群雄，“莫予毒也矣！”倡议结束军政时期，实行“约法”，胡汉民则认为时机未到，与蒋氏争辩，面红耳赤，最后双方几至拍桌大吵。事后，胡氏即被蒋软禁于京郊之汤山。
新闻公开后，袒胡之粤籍四元老古应芬、邓泽如等即通电质询，广东之“南天王”陈济棠及广西之李（宗仁）、白（崇禧）等将军亦通电反对。在京之孙科则赴沪表示抗议。蒋挽元老吴稚晖、张继等从中调停，挽孙回京，而孙科则口头敷衍，秘密筹划赴穗。某日，吴稚晖等尚与孙在其客厅恳谈，孙则出而“上厕所”，秘密从后门出去，直驶码头，登上外商轮矣！
一时百粤将军政客云集，如西山会议派之邹鲁、谢持，如改组派之陈公博、甘乃光等，咸麇集广州，一如半年前之北平扩大会议；而汪精卫失败秘密赴法后，亦声言决返国参加。不久即集会穗城，举行所谓非常会议（全称“中国国民党执监委员非常会议”），并决定成立“国民政府”，桂系之李宗仁亦参加并经常留穗。
我又于春间奉张、胡两先生派，即日赴粤采访。适吴达诠（鼎昌）亦因处理四行（盐业、金城、中南、大陆所谓“北四行”）行务，与我同车赴沪。
广州、香港以前我从未到过。到沪以后，即晤李子宽兄，同往《申报》，访问粤籍编辑邝笑庵先生，承其函介港穗新闻界友人。
由沪乘荷印（荷属东印度，今独立为印度尼西亚）邮船芝沙达尼号二等舱南行。
船上旅伴大都说粤语、闽南语，当时，国语并不通行。幸好巧遇在南洋山打根教书的程同藻女士及其先生，都是宜兴同乡，又沾点亲戚（程女士是宜兴旅沪体育家朱了洲先生甥女，我亦称了洲先生为舅）关系。真是“他乡遇故知”，畅谈契阔。承他们“速成”教我粤语数目字及常用语之读音，如“边处”“边个”和“冇”“嘢”之类，学而致用，方便多了。
到香港后，又同去高升戏院看了中国第一部有声电影，胡蝶影后所主演《歌女红牡丹》，还是用留声机配音的，往往有“言行不符”之处，剧情却十分动人。同藻女士忽忍不住悲啼，涕泗齐下。
乘晚班船赴穗，第二天清晨到达广州。汪精卫也已由欧返粤。
在1927年广州暴动以后，两广军人诬汪精卫、张发奎等与共党“勾结”，致酿成此祸。因此，在广州建了一块“汪精卫—张发奎祸粤纪念碑”。现在汪来参加粤府，又是“同志”了，于是在汪到穗之前，加工把这块碑砸除。我到穗的翌日，特驱车往浏览残迹。
我下榻在盐业银行招待所内，粤行经理为陈先生，北方人，特为我安排北方菜，因达诠先生专函关照，故招待殷至。陈经理不时还陪我吃小馆，并同至银行公会楼顶品茶，边观赏珠江景色。我此次留穗约一月有半，当时港粤交通极方便，“龙山”号等小轮布置极舒适，晚开早到。我每隔一星期辄去香港度周末，来去自由，不似今日之需签证也。
到穗之次日，适“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联合举行纪念周，各要人毕集。其中汪、邹鲁等为扩大会议熟人，我即上前握手寒暄，并请约定会见日期。汪约翌日即在东山三号其寓所接谈，邹海滨则约好次日下午在盐道街二号公馆（邹鲁早年长期任广东盐务局局长，以后又任中山大学校长）接待。我并挽汪、邹代为介绍孙科，亦蒙约定日期长谈。
第二日晨，雇用汽车，直驰汪寓，至则汪已在阶前伫候，握手迎接。
熟悉当时官场情况的人，曾做过一概括性评语：国民党三大领袖中，胡汉民谈锋最健，和他谈话，只有你听他讲，滔滔不绝。蒋介石则不大轻于开口，只听你的意见，偶或唯唯答一二句而已。汪的作风，介于两人之间，谈话时，尽量让你表示意见或提疑问；等你发言告一段落，他才微笑徐徐作答，决不使冷场。
果然，我和他谈得彼此欢洽。也许因为我们太原一会，他对我印象不坏，所以，如对“老友”，侃侃而谈。
我在离津前，季鸾先生曾叮嘱，此行主要任务，为探听粤府当局意见，是否将出兵，再打内战？
我即婉转问汪：“国民政府成立后，是否准备第二次北伐？”汪听后，也用“外交辞令”答道：“我们的根本方针，是两句话：以建设求统一，以均权求共治。”其不主张出兵明矣。我当天即将访汪谈话，电告《大公报》。
我和汪谈了逾半小时。辞出时，汪不仅送出客厅，并送至大门口，亲为开汽车门。
对一年轻记者，如此客气，无乃太过而近于虚伪乎？
看访邹海滨，亦甚客套，但近于圆滑，无一句着实话，敷衍约二十分钟，我即告退。
“国府”委员中，唯孙科最有实权，兼财政部长。他约我在葵园谈话。他一开口就火气很旺，大骂蒋大权独揽，甚至说：“丢那妈！”说蒋一点不懂民主，完全军阀作风，简直是个军阀。他这样痛快地骂，完全不体会我们的报在蒋的管辖之下，无法照登。
但是曾几何时（数月以后），宁粤即以妥协相对。“九一八”后，孙哲生先生又与蒋和好，和“丢那妈”一起，到杭州举行烟霞洞会谈，然后赴宁，一度出而组阁了。
我自回津后，即改编各地新闻版。又以何心冷兄健康不好，每晚必饮大量白兰地始能入睡，政之先生劝其偕镌冰夫人回沪做较长时间之休养。
胡先生决请徐凌霄先生接替其工作（凌霄与张、胡两位均为老友），当时为《大公报》编辑戏剧周刊，并为《国闻周报》写“凌霄汉阁主谈荟”。他对政之先生挽其编《小公园》，认为可以一试，但他兼任清史馆编辑，向例不能离平至津工作，必须觅一助手，兼司其事。胡先生返津，即嘱我兼编副刊。
副刊在上午发稿。各地新闻亦在晚饭前截稿、看大样。晚上尽多空余的时间。那时仑儿已茁壮，终日嬉笑。我暇时以逗儿为乐，闲时至劝业场一带闹市听落子。大鼓大王刘宝全那时在泰康商场登台，凡有精彩段子，我总尽可能往饱耳福。我最欣赏他的《闹江州》和《游武庙》。后者描写朱元璋与刘伯温同游武王庙之对话；刘伯温听到姜子牙、伍子胥等纷纷被太祖传令逐出武庙，看到这位圣主猜忌太甚，不能容纳功臣的深心，于是立即上书求退居青田山中。朱元璋这个人，的确是轻视文士、残杀功臣的典型皇帝。秦始皇焚书坑儒，只坑了四百多个儒生；而明太祖呢，单单胡维庸、蓝玉两案，即“瓜藤蔓”诛杀了五万余人，开国元勋徐达、常遇春亦难逃其暗算。虽后代修史者以功大于过的观点仍尊称为太祖，而实为后世有帝王思想者树一学习恶例。
后来，由于季鸾先生的鼓励，我也喜往观看北昆。
这里面有一段故事。原来1926年段祺瑞执政府被推翻时，安福系健将曾毓隽被冯系之鹿钟麟囚禁。曾的外室陈文娣设法私往探监，并千方百计以重金买通看守人，将曾化装一起逃往东交民巷。曾之亲友对陈文娣之机智勇敢，赞不绝口；曾之宠纵有加，自不待言。30年代初，陈有名交际场合，徐娘半老，而犹风韵夺人。陈那时喜昆曲，对北昆名角韩世昌、白云生、庞世奇尤吹捧揄扬不遗余力。时《大公报》业务发展，不仅能独立，且多有盈余。张先生渐有兴趣于娱乐；由陈文娣之介绍，亦渐着迷。凡庞世奇登场日，张先生必购票请编辑同事若干人往观赏；我亦常往“叨陪末座”。后来我在沪时聘笛师拍曲，盖亦受此影响。
明王世贞之《艺苑卮言》中论南北昆之不同处有谓“凡曲北字多而短促，促处见筋；南字多而调缓，缓处见眼。北则辞情多声情少，南则辞情少而声情多。北力在弦，南力在笛。北宜和歌，南宜独奏。”对南北昆之优劣辨别极为明晰。我后来看到，凡南曲之一折，皆由一角独唱到底。如王西厢之《惊艳》《佛殿》皆由张生一人独唱；《拷红》等折由红娘独唱。北曲之董西厢则每折由数人和唱，此分辨之大较也。
炎夏刚过，日本军阀忽制造“九一八”事变，开始对我大规模军事侵略。
事变发生之次晨，只见《大公报》要闻版上角，登一加框之“最后消息”，略谓日军在北大营、柳条沟一带开始向我军寻衅，迄至午夜1时，枪炮声尚在蔓延。当天我到报馆时，编要闻之许萱伯详谈经过，说昨晚要闻版已截稿，守候北宁路（即今京沈路）局之汪松年忽来电话，谓路局局长高纪毅甫与沈阳局通话，告以上述紧急情况。话未完即被人掐断。许兄说他就将此消息，编为最后新闻，嵌入版内。我后遍翻平、津、沪及各地报纸。此重要新闻只《大公报》赶上。有人谓“九一八”消息系戈公振先生首先传出，殊非事实。盖公振先生并不编《申报》要闻，且此为公开之新闻，何待贤者而首先发表？
公振曾以记者身份，次年随李顿调查团亲赴东北考察。报道翔实，殊为难得。但此乃两回事，不能混为一谈。
仑儿周岁以后，母亲返回保定，留下小妹德华陪伴其嫂。从此，她一直留在我处，由小学而中学，而做工作、结婚，始终生活在一起。
“九一八”后，日租界空气更加紧张。我每晚回小松街，时常碰到“抄靶子”的事。在马路昏暗的一角，骤然跳出三五名黑衣汉子，喝声“举起手来”，一柄硬邦邦的东西顶在你的腰部，上下搜索一番以后，才让你离开。
到了11月底，北方已气候寒冷。有一晚，我已看毕大样，正在检阅各县通信员的来稿时，突然，从东北方向传来一阵枪炮声，以后且连续轰击不断。有人到大门口去瞭望，则旭街、松岛口马路上已架起机关枪，各家门口也有日警端枪守住，不准出入。据说所有大道口均架机枪；与法界及华界交界处则堆放沙包、铁丝网。是举距开炮时不足五分钟，可见海光寺日军，与流氓汉奸张璧等由东马路冲向华界的行动，是完全配合好的。
由于我防军应付得当，既不许地痞汉奸冲入华界，日方亦无扩大事态之借口，事变得以平息。但从那时以后，日租界对外交通，完全封锁。我到第二天上午9时，始获穿越马路，回到小松街。
那一天的《大公报》一张未发。经报馆当局与日总领事馆交涉，报馆机器、设备始陆续运出，迁至新址——法租界三十一号路南端近教堂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