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负箧求知（1907—1926年）

1907年　出生

1907年6月24日（岁次丁未，农历五月十四日），我出生于江苏宜兴县城内东珠巷狮子巷口一个大杂院中。

这座宅子，是城内有名的破“墙门”，正厅三楹，还是明代遗留下的古建筑。同居有十余家，大半系同姓疏房，各分居一二间这祖遗产业。

曾祖仲安公，稍通文墨，只有自置薄田二十余亩，主要靠经管族中公产维持一家生计。是年他七十八岁，经常盼望在翌年八十初度时能得一曾孙，这样，在“撒手”见阎王时，就不必下跪了。我的出生，实现了他老人家梦寐以求的想望，“其喜可知也”。

祖石樵公，时年五十六岁，在酿酒行经管账目。我的祖母宗氏，对我最为宝爱。生有三位姑母，长次两位已适范氏、余氏，均居农村，有一叔父，早岁在酱园当伙计。

曾祖母及我的母亲，均朱氏。

1908年　一岁

是年曾祖父八十初度，特请宜兴第一家照相馆——蓉镜轩来家摄“合家欢”，曾祖特在额上题有“八旬大庆，四世同堂”八个字以志庆。

1909—1919年　两岁至十二岁

1909年，曾祖病逝，我已能麻服匍匐在灵前，掩面做悲哀状。

1910年，我的父亲少石公（讳家骥）十六岁即在邑东南之湖乡设余氏家塾，教我姑婆家的几位表叔及异姓子弟。是年秋，上海革命维新空气吹来此小城，乃赴江阴入师范传习所学习半年。

1911年，辛亥年，是年十月爆发武昌革命。是时宜兴分为宜兴、荆溪两县。我家适在宜兴县衙门的隔壁，一时谣言汹汹，说保安队将来攻打县衙门。祖母乃偕我避居西庙巷我新出嫁的三姑周家。不数日两县县太爷均被保安队护送出境，城乡宣告光复，我仍随祖母回家。

1912年，五岁。剪去辫子，城内哄传“白狼来了”（即白朗起义），惊恐万分，傍晚即家家闭户。祖母又偕我逃至西庙巷三姑母家。

1913年，六岁。入对门汤氏家塾，从汤次雅先生开蒙。学费每季五百文。

1914年，岁次甲寅。祖父石樵公忽疽发于背，呻吟病床历六月，秋间逝世。从此再无为我买玩具、偕我往茶馆吃早点的人了！

改入后门东庙巷斜对过的公立第三小学。该校系新创办，仅一班，学生二十余人，教师为朱盘英先生，授新式课文“人手足刀尺，山水田，狗牛羊……”，此外，还每日教珠算一小时。

1915年，八岁。随父母至离城三十余里之汤渡从善小学读书，父亲任校长兼主要教师。堂叔西林随往助教。放学后，同学教我放牛、采菱；大雨后，则笼虾、叉鱼、摸蟹，初尝农村儿童生活趣味。结识了同学高焕荣等。

1916年，父亲调回湖乡，任新成立的广善小学校长，月薪二十元，每年以十个月计薪。我和母亲、姊姊仍回城，我入通真观巷之私立敦本小学读书。全校有七个班级，初级小学四班在一个教室上课，名谓复式教育。高小一二年级同一室，高三毕业班则单独授课。校长任曰庠先生，为有名之举人公。

1917年，仍在敦本学习。春间，学校发起赴铜官山远足，学生必须纳费一千八百文，统一缝制校服，整队出发。因家贫，母亲无力出钱，乃被摒诸远足之列。课余曾偕同学出城南门，过升溪桥，游岳堤及堤畔之岳亭，展读岳武穆英勇抗金事迹之碑文，爱国思潮油然萌发。

1918年夏，初级小学毕业，在全班中为最末一名。暑假中，母亲对父亲说：“这孩子大概读不出书了，你带他到湖去补习一年，如再无办法，我也就断念了。”

暑假后即随父亲至湖广善小学，仍在四年级为附读生。每晚由父亲讲解《孟子》一章；渐觉读书之兴趣。父亲慈爱，从不加以扑责。

广善地处村边，茂林竹篁，常于课余偕同班同学入竹林深处游玩，得知不少关于竹笋出土之常识，以及农民如何群猎野猪的故事。

学校另有一教师陈寿松先生，教图画及体操，曾为父亲绘一幅牡丹，花叶并无生气，盖照画本临摹者也。

1919年，暑假后仍回城入敦本高小一年级。父亲则被排挤调至栋树港单班小学，仍为校长，月薪则由每月二十元降至十六元，家用更不敷。母亲乃请外祖父写信给石家庄在京汉路任段长之大姨夫推荐，冬间得复，派充司事（相当文书），母亲暗中为之筹备行装。

我回城后，顿觉有气象一新之感，盖五四运动余风波及此小城，满街满巷均遍贴“还我青岛”“誓死抵制日货，提倡国货”“勿五分钟热度”等标语；旅外学生会已成立，暑假中假邑庙戏台演出《朝鲜亡国恨》，观众多感动落泪。演主角安重根者为旅沪学生万益君，我同班同学万元祥之叔也（后为1928年宜兴暴动之倡导人，被杀害）。

自再回敦本，我好像换了一个人，无论哪门功课，考试均列名榜首。如国文教师王叔青先生，为秀才公，教《古文观止》极严格。每周五作文，下周二发卷，全班十六人，必依次叫上讲坛领卷。卷本按作业成绩发放，末几卷必一一痛加责斥。因此同学咸视为难关，多在作文本端作有记号，以便王先生发卷前即可预知其优劣、吉凶。我每次作文，总被选为第一本。

其余如算术、英文、修身乃至手工、体操，成绩亦优异。母亲对此亦感诧异，不再施责骂，每喜对祖母说：“鸿生（余小名）开知识了！”

1920年　十三岁

是年暑假后，父亲离家赴石家庄京汉铁路任小职员，月薪二十四元，父亲生平从未出过远门（最远为到江阴求学）。为了筹措旅费，母亲曾到处求情，纠集了一个会，共十人。第一“会”由纠集人收取，共一百元；以后每三月集一会，交款数额不同，已收过者，加月息二分，未收者按次递减。三年收毕。每次用骰子六颗，摇出点子，最多者得中；往往有需急用者，恳求让会，必向得会者加出二分以上之彩金。此种民间流行之合会形式，为旧社会集款济急之普通方式，利息一般为月利二分，当时借三分钱者也极普通。三分以上，则称高利贷，俗称印子钱矣。

两月后，始接父亲来信，已平安抵达石家庄了。寄住姨夫公馆。

1921年　十四岁

知主动努力攻读，每晨起，必至房前小院（母亲在寝室前用篱笆隔一小院，约丈余平方大小，无门，由窗前翻下）读《古文观止》四十篇，始登上至厨房食糊粥二碗，然后上学。

时我家已与叔婶合灶分餐。祖母分由两房供养，曾祖母则与二叔祖家轮流供养。每两月有半个月供养曾祖母。我们叫“供太婆”。每餐必备鱼、肉四色，早点必备包子或油条，小菜四碟，十分隆重。荤菜、点心我们从不敢下箸，曾祖母有时夹给一个包子，或半根油条，或一块肉，则如获重赏，细细品尝（母亲和大姐从未受到这种恩赏）。单独供养祖母这半个月，则家常菜加一味鱼、虾或炒肉丝就可以了。祖母深知母亲之拮据也。平时，我家饭食，只两素菜而已，大抵为炒青菜及咸菜炖豆腐，早餐为糊粥（郑板桥所谓歠糊涂粥者即此）加煮山芋或芋艿以充饥。

那时，鲜猪肉每斤约二百文，四两为五十文制钱。豆腐每天只吃五个制钱，青菜不过二个钱一斤。每晚我温课毕后，母亲必命记流水账，除“供太婆”日费用略大外，平时每天花费一二个铜元（每一铜元当十个制钱，每一银元大约兑十二角小洋，一千六百文制钱）。

1922年　十五岁

那年为我小学毕业的一年。上半年更加勤奋攻读，学校新聘高小三级级任老师为蒋子轩先生，教算术、英文。蒋老师看我各门功课都极优秀，课本所列题目，事前都已解答清楚，特为我“开小灶”，另教我模范英文课本及《数学三百难题》，我都能努力“钻”通。他曾对他的幼弟蒋曾勋（在县立一小读书）说：“你考中学时，如有幸坐在徐铸成附近，或可得其指点。”可见他对我的功课极为满意。

当时，宜兴全县只有一私立彭城中学，设在和桥镇，教学自不及省立的。要进中学，只有投考在常州的省立第五中学及无锡的省立第三师范，否则，只有投考较远之苏州省立第一师范或上海之第二师范（即龙门师范）。此外，就只有进收费极昂贵之教会学校或上海之私立学校。

我是五中与三师都报了名。五中考期比三师约早半个月，全城投考生约二十名，由一五中学生徐照君带领，雇了一条小航船由轮船拖带，这样每人摊的船资可便宜些。

常中当时校长为宜兴名士童伯章（斐）先生，为名书法家兼擅词章，民初即出掌该校，瞿秋白、张太雷等均该校毕业而转往京、津深造者。

我赴五中应考时，见学校范围之大，堂舍之多，为之咂舌。

考毕，同赴常州闹市观光，并游文笔塔。

第三日晨，仍由原船返宜。将解缆时，徐照兄匆匆赶到，私语我说：“适间已看到金榜，同来应考者仅你及任君录取。勿轻告人，免他人失望。过几天，录取者当接到通知书。”

我回家以后，即将此讯告家人。而几天以后，当县小教师之堂叔说，已闻该校的任生接到通知书，余迄未接到，母亲因而颇责我所闻不实，余亦几绝望矣。

过几天，与同学朱百瑞同至无锡应考。无锡比常州更热闹，当时已有小上海之称。我们租住梁溪旅馆一小房间，每日租费仅五角，宜兴人大抵多投宿于此。

笔试及格者第三天口试，我幸被录取为第二名（只招一班，共五十名，其中二名由该校附小直升），百瑞则名落孙山。

返家后，常中考单已辗转递到，我果被录取第十四名（全榜共八十名）。曾祖母素严厉，至此亦喜形于色，逢人即夸赞曰：“小小年纪，两榜都高中，等于秀才了！”又责骂堂叔说：“身居长辈，不代为高兴，反讥笑他造谣，其实可恶。”她老人家还拿出了一块钱，买一斤乌枣，用猪油炖烂，交给我母亲说：“早晚叫鸿生吃一枚，最是补心血的。”

不幸是年秋冬之际，她老人家即无病而逝世，享年八十七岁。我曾告假一周，回宜奔丧。盖我祖父早逝，父亲又远在千里外，我为长房长曾孙，名义要主持丧事也。

1923年　十六岁

自入三师后，按时起居作息。我的生活，像是骤然成熟了！三师的学风朴质纯正。学校第一任校长顾述之先生虽已于我入学的上半年辞职隐居，但他所规划设计的许多制度和办学方针，一直还在起指南的作用。他定的校训为“弘毅”二字，当然取义于“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这就开阔了学生的眼界，立志做一个于国于民有用的人。

其次他多方诱导，使学生逐渐培养自己研究的能力，所以功课虽然紧，学生还于课余做自己的研究，博览群书，自己有独立思考，有自己的见解。我入学的第一年，就知道高班三年级同学常常在《时事新报》的“学灯”投稿，其中袁家骅、顾绶昌两同学，更与北大教授朱谦之讨论美学问题，这给我的触动很大，决心要自己也埋首研究，有所建树。

1922年暑假后我入预科，预科的级任老师李玉彬，辅导我们按部就班地学习。翌年下半年升入本科一年级，由新聘的老师钱宾四先生教国文及读经，读的是《孟子》《论语》，讲解明晰，得益匪浅。

三师的各科教师都是经顾述之先生精选的，国文教师如钱基博、沈颖若、钱宾四诸先生尤为一时之选。其次是注重博物（即生物学），学校特在大礼堂旁建有相当规模之博物馆，陈列师生自制之动植物标本无虑几千种，在当时各中等学校中是罕见的。

在图书馆中，则新出的《独秀文存》《胡适文存》，以及杂志如《学衡》《科学》《醒狮》《向导》等无一不公开陈列，由学生浏览。

我如饥似渴地吸收各种新旧知识，并开始阅读各种有名的古典小说，积累知识基础。

可以说，在三师时期，是我走向成熟的时候，也是各方面发展最活跃的时期。我现在已八十足岁，到了耄耋之年了，但不时还会做这样的梦，仿佛又置身在三师自修室中，急忙赶着功课；或如置身《大公报》，写了自以为得意的社评，受到张季鸾、胡政之两先生的表扬。可见这两段学习和工作时期，留给我印象之深。

我从高小二年级起，即喜读报，每日饭后，即抽暇赴育婴堂（在城隍庙西辕门）内附设公共阅报处，陈列隔日之《申报》《新闻报》，时间匆促，翻阅要闻大意而已。

入三师后，设有阅报室，《申报》《新闻报》《时事新报》《时报》《民国日报》毕备；早晨，还有本地出版的《无锡报》《新无锡报》二种，我在休息时间，常细读不忍去。其中《申报》之《飘萍北京特约通信》、《时报》之《彬彬特约通信》、《新闻报》之《一苇特约通信》，对我有极大的吸引力。如当日不能看到，第二天必到图书馆借出细读。此外，《时报》之《鲍振青东京通信》，也每篇不轻易放过。这些通信，有最新的信息，有内幕新闻，剖析入里，绵里藏针，而又文辞秀丽，各有特色。

我那时初读《史记》，深感前述这些优秀的新闻记者，具有史家的品质学养，是救国不可少的崇高职业，从心底开始向往这种工作。

那时教我史地的向秉枫先生，博览群书，讲课时常“跳”出课本，引述稗官野史故事，如《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以及江阴阎典史抗清的故事，说时既严肃又悲愤。许多同学，多以他所讲的内容复杂，笔记困难，而期中考试，向先生出题常涉及他口述的范围，多以解答为苦。我对向先生所引野史、轶史材料，最有兴趣，牢牢记在心里。所以每次考试，不加准备，常被向先生拔置第一。这也许是我发愿有朝一日从事新闻工作的另一原因。

师范不收学费，膳宿费也全免。除预科第一学期要缴纳校服（一身粗呢制服，两身布制服，在校时除制服外，不得着其他外衣裤。年高学生，每以着破旧补袖制服为荣）三十元外，以后每学期开学前，我只向母亲要零用钱五元（那时宜兴、无锡间只有小火轮可通，我每次必坐“烟棚”，来回连黄包车用去一元）。衣服均自己洗刷。我竭力节省，还可用节余之款，购置《古文辞类纂》《经史百家杂钞》及《曾文正公家书》等书，至于《胡适文存》，以及新式标点的《红楼梦》《儒林外史》等书，则概向图书馆借读。

每年双十国庆节，各地必举行提灯游行庆祝，1922年亦全校列队出动，参加无锡各界之提灯游行，人数之多，各式花灯之盛，远非宜兴小城可比。翌年因曹锟贿选总统，各地乃停止此举，以示抗议。从此以后，再不复见这类庆祝矣。

寒假前，某星期曾随同学在光复门内某戏院看王汉伦、郑小秋主演的国产电影《孤儿救祖记》，是为我生平第一次看电影，纳费小洋一角。

1924年　十七岁

鲁迅的《呐喊》出版。北新书局的主持人李小峰，原为三师同学，后考入北大的。他寄来一批《呐喊》在三师小贩部优待寄卖，我买了一本，毛边，装潢别致，阅后即不忍释手，觉其思想深刻，文辞尤生动，启发很大。从此以后，鲁迅每出一本书，即破悭囊去争先购买，反复细读不已。

是年暑期，发生江浙齐（燮元）、卢（永祥）战争，上海四郊为主战场，因齐之目的为夺争应属江苏范围之上海，而自民国二年北洋军南下以后，上海长期为皖系军阀卢永祥、何丰林控制之下，至此爆发战争，江浙富户，多逃至上海租界避难。余友朱百瑞一家，随其外祖父逃至上海。

宜兴当江浙交界，为偏战场，开来不少军队，计有苏军杨春普第三师等。我祖母、母亲亦与外祖两家避居离城十余里之偏僻农村。全家只有我随叔祖留守，每日听到南郊炮声隆隆，入夜不断。如是者约二十天，战事卒以卢永祥失败出洋而告终，我家人亦渐回城。

在留城看家之约二十天中，我学会烧饭。初买面条煮碎肉青菜与叔祖共果腹，后亦能煮饭，烧青菜、肉丝炒雪里红并蒸炖碎肉，极得叔祖赞美。记得那时青菜只二分一斤，四两猪肉，只费六个铜元。

战事结束，学校通知开学，我已升入本科二年级，同学大多数选我及钱德升同学为正副级长。校长专制，说我不听话，宣布此次选举无效，仍以原级长孔祥夫连任。

开学之初，得百瑞函，知其全家某晨将过锡返宜，乃于是晨告假至河干送别，见雇有专船由小火轮拖送。我登船拜见其太夫人及眷属，得见其二姐及其他姐妹。二姐嘉稑尤明丽，向所爱慕，特以家贫，未敢向百瑞启齿。此次觐面，尤令人遐想。

是年秋，又爆发第二次直奉战争。冯玉祥回师北京，举行所谓北京起义，囚禁曹锟于中南海内，联合直军胡景翼、孙岳，改所部名国民一、二、三军，共推冯为国民军总司令，并派鹿钟麟驱逐溥仪出故宫，成立故宫善后委员会，并通电欢迎孙中山先生北上主持国是。奉系军阀张作霖等则坚持主迎段祺瑞组织临时执政府，拥段为执政。

冬，孙中山先生启程迂道日本北上，号召举行国民会议，并提出废除不平等条约之主张，而段祺瑞已入京就执政职，主张由各省实力派推代表开善后会议。并与各国磋商召开关税会议，企图将外人控制之关税，税率由值百抽五改为七点二五，以便增加税收，纾中央政权财政之用。以此改良之办法，对抗孙先生之革命主张。

11月，奉军乘机南下，驱走苏、皖、鲁等直系军阀，张宗昌占领山东，张作霖并命姜登选为安徽督办，杨宇霆为江苏督办。我寒假回家，家家闭户，盖咸知奉军之纪律极坏。来驻宜兴奉军有三个营，三营营长褚玉璞军纪最坏，幸团长丁嘉春尚能约束部下。三年后，褚即由山东军阀张宗昌赏识，提拔由旅长、师长、军团长至直鲁联军帮办兼直隶（今河北省）督办，俨然方面大员。可见军阀时代，亦早有“直升飞机”也。

是年冬，宜兴开始拆去西城一段墙，建有楼阁，民间咸称谓“甲子门”。

1925年　十八岁

因不愿以小学教师为终身职业，暗中准备投考大学。

是年三月，孙中山先生不幸在北京逝世，噩耗传出，举国同悲，即一潭死水之三师，亦受重大震动，学生自治会出面举行追悼会。我那时已算高班同学，亲撰、亲写挽联，悬之礼堂。追悼会肃穆之空气，为前所未见。

过不了几天，学生会又请恽代英先生来演讲，剖析国内外形势及孙先生毕生之贡献，条理分明，而说服力、鼓动性极强烈，为我生平所仅见。自恽先生演讲后，学生中暗中参加国共两党者颇多。我也跃跃欲试，曾探听门径，后闻我所鄙视的同乡潘国俊也已加入国民党，因而作罢。

6月1日，闻悉上海南京路发生英军屠杀群众之大血案，群情愤激，学生会决定全体列队去参加无锡全市之罢课、罢市的抗议游行，集合地点在城中心公园，沿途商店亦多有闭门罢市者。各校集合者计有县锡中、私立锡中及国学专修馆等，以三师队伍为最长，出发在闹市游行，喊“反对英帝国主义残暴屠杀我同胞”等口号外，还分若干小队，分头赴近郊及农村宣传。我参加南门外小队，该处多进城卖菜、卖柴农民。我曾站在市口一小石台上，高声演说英帝国主义暴行，简述国内外情势，大都复述恽代英氏所阐述者，亦声嘶力竭，颇有数十农民驻足凝神而听，此为我生平第一次所作的公开演讲。

暑假中，曾借文凭与朱百瑞同至南京投考东南大学，未被录取。该校为东南最高学府，校长为郭秉文，校舍宽大，其孟芳图书馆及工字房、田字房尤有名。南京市内，尚驶有小火车，往来下关至市中心。

自中山先生逝世，继之发生“五卅惨案”，全国民气骤为发扬。广州发动之国民革命运动，影响到上海。《东方杂志》曾刊出蒋介石戎装与张静江、鲍罗廷等合影；嗣后又刊出广州一般舆论，青年激进团体谓应慎防新军阀之诞生。吴稚晖则力言当前并无产生新军阀之迹象。

暑假后，升入本科三年级，班级选举，同学又一致选我为正级长，钱德升为副级长，校长无法再否决，只能承认。是年学校老训育主任陆小槎先生退休，新训育主任为溧阳人沈同文先生。教务主任钱基博（子泉）先生，受上海光华大学聘为教授，由理化教师陆静生先生继任。

1926年　十九岁

上半年决意再借文凭投考大学，每日放弃休息及课余操时间，而自修室隔壁适有一空房，堆放不用桌椅，我乃拆去其锁柄，自己关闭在内，潜心补习英文、数学。在学期考试时，故意不参加自己最有把握之史、地两门考试，做破釜沉舟之打算。盖师范章程，毕业生必在小学教课两年，才得投考大学；又规定凡学生有两门功课考试不及格者开除。我两门不参加考试，任学校开除，自以为可免于服务两年之限制矣。

闻本年清华招考，可在理化及生物中任择其一，我对理化无把握，生物学则颇有自信。而该校又在南方假南洋大学（今交通大学）为考场，乃借得高班毕业同学徐锡华、朱嘉声两兄之文凭与百瑞弟同去应考。

此为我首次到沪。租住浙江路二马路口之一小旅社，每餐仅吃一碗阳春面（光面）或咸泡饭充饥，代价仅小洋一角余至二角。

餐毕，即由日升楼站乘五路电车至法大马路，转乘二路车至徐家汇应考。

考两日事毕，时小学同学潘志涵兄卜居闸北宝山里（在苏州教会之晏成中学读书），曾由其向导一切。

考毕返宜，等待发榜。榜未发前，三师之开除通知书已到，幸邮差将信投我手中，我秘不向母亲报告，免受责骂。及《申报》刊出清华录取名单（全部共取八十名），我手抖眼花，几乎看不清字迹，最后定神审视，徐锡华名字赫然列入其中，心头为之一畅，心中积石落地矣。百瑞未录取，慰以下次再努力。

清华在去年已改新制（即不再为留美预备学校），但亲友震于清华之名，有力者都愿帮忙，经母亲竭力筹措，纠会并借贷，勉力筹凑二百元，作为入校一切费用。

同城考取清华者，尚有洪宝林兄，经商定同行。

洪兄也是初次赴京。8月底别母辞亲启行后，先乘火车至浦口。是时长江不仅无一桥可通，连后来的轮渡也未设计。黄水滔滔，仅有小划子可渡，由我坐守行李，洪兄去与船夫讨价还价，最后以两元定价，送至彼岸。

登浦口后，各自背行李，直奔车站。洪兄找到“茶房车”的门路，每人付小费两元，然后登车，车厢较普通车为空，入夜可在条凳上舒腿睡下。我乃与洪兄轮流休息，历两天两夜始到北京。

有洪兄的姐夫来接，一切平善，出站后即赴其姐姐家休息。洪兄姐夫在交通银行工作，家住前门西司法部街。我首次入京，看到皇城之气象，心胸顿觉开阔，无怪北京大学之生每以天下为己任也。

翌日，合雇一辆马车，由天安门转至西单、西四，由西直门出城，一路平房小屋，出城后更崎岖土路，自晨9时出发，至清华园已傍晚，即注册领入第三院宿舍，旋即晚饭安息。

第二天，偕同学参观全校舍，真是辽旷无际，建筑则崇楼杰阁，美轮美奂，设备完美而西化，恍如置身中西合璧之大观园。主要建筑有大礼堂、图书馆、体育馆、科学馆；前二者都以软木铺地，图书馆书库且以玻璃为间隔，且开架任师生入内翻阅。学生宿舍及起居间，计分第一、第二、第三三院。第一院有楼，盖清华学校初创时建筑。第三院则新制学生宿舍，咸平房，二人一室，钢丝床、书桌、书架、凳椅各有一套。窗外草地及操场则绿草如茵，间以繁花，休息有靠椅，口渴则随处有消毒之自来水，喷涌而出，可掬而饮之。各主要建筑均有各色大理石所间隔之厕所，手纸且多为进口之五色波纹软纸。饭厅则六人一桌，四小菜，四大菜，米饭、白馍咸备；早餐亦四碟小菜一点心、白粥。学生每人发两口袋，写明房号姓名，换洗衣服床单等每晨纳入口袋，有工役取去，晚间即已洗净折叠整齐，连口袋置放床隅。我从小为穷学生，一旦处身此环境，仿佛刘阮上天台矣。

我选的是政治系，除国文外，其余均外国课本，授课时师生都以英语直接讲课、提问，我最初极费力，以后逐渐跟上。

教师中给我印象最深者，一为杨树达先生，博学多识，授国文，讲解明晰；一为外籍英语教师温德先生，讲课不厌其烦，务求每一学生彻底了解课文；一为教授生物学之钱崇澍先生，我选是科，得以融会贯通生物各门之基本知识，助教似是刘先生，辅导实验，亦耐心讲解；一为体育老师马约翰先生，脸色红润，对新生都要脱光检查，每生规定有一铁箱，置放衣服，马先生一一鼓励学生游泳及跳木马等；尚有陈福田先生，为澳洲华侨，不会说华语，亦以英语授课。每日下午4时以后，图书馆、宿舍一律上锁，俾学生全部赴操场及体育馆从事体育运动。马先生毕生从事清华体育教育（每届华北及全国运动会，均任总裁判），后年逾八旬，仍童颜白发。我50年代在全国人大开会时仍仰瞻其丰采谈吐，不图在“文革”时被诬为叛徒、特务，可见所谓造反派之全无常识。温德先生热爱中国，1986年曾闻其寿高百龄，犹矍铄安住清华，我衷心祝祷先生能寿登百廿岁，永为师表。

校中心有工字厅，署“水木清华”，朱栏彩饰，中为正厅，厅后临有一池，四周树木葱郁，半池残荷，假山曲折，盖原主人那桐所营。每周六有跳舞等交谊会，培养出洋习惯，我曾在此听赵元任先生之方言表演。

学校设有国学研究院，教授为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李济诸大师。间在周六在一院作公开演讲。我曾听过梁任公先生所讲之历史研究法及书法要领。王静安先生仍小辫作遗老装，所演讲之“王莽量衡”则不唯考证清晰，且制有实物，听者得益不少。

半年清华生活，使我各科学识有极大长进。每晚常喜钻入书库，翻阅大英百科全书及自创刊号起之《东方杂志》等，必至闭馆铃响，始猛然惊觉，匆匆离馆，盖对近代时事刊物，特有浓厚兴趣也。

不图学期考试毕后，忽接教务长梅月涵先生（校长为曹云祥先生）通知，约在其寓所面谈，至则梅先生问我：“你对母校校长有何疙瘩？”我不解。梅先生蔼然详述，谓三师校长曾连函举发我借文凭应试事，清华答以该生投考时之照片与入学时核对无误；且该生入学后品学兼优，似不应追究。但三师复函汹汹，并附来我及徐锡华之本人照片，声称如再不开革，将向教育部控告云。

月涵先生并温言慰勉，谓人生难免无挫折，要在有再接再厉、屡仆屡起之决心。言毕，出示一写就之致南开张伯苓先生介绍信，并言：“伯苓先生为我中学老校长。我恳介你去南开学习半年，明夏再来清华插入二年级。”其委曲爱护青年之一片苦心，使我热泪潸潸而下，其热心适与三师校长之必欲逼青年于死地适形成一鲜明对照。

不愿惊动同学，翌日昧爽，即清理行李，洒泪告别清华园，移居城内东四炒面胡同舅父家，盖一大杂院也。

天津《庸报》是年甫创刊，社长为董显光，总经理为蒋光堂，创刊时征文，我幸获首选，奖金十元，乃急通知该报寒假中通信地址。不久，该报果派人送来白洋十元，出具收据作证。此为我在报刊发表文字之滥觞，亦为我笔耕之首笔收入。然茫茫人海，则有走投无路之感。

最难处置者，好友朱百瑞已由其叔接到锦州，准备自修一年，再投考清华。寒假前且已寄来免票乘车证（其叔在锦州车站任副站长），盼寒假赴锦州度岁，如知我已离清华，岂不影响其前进锐志？

我即以《庸报》所得之十元稿费，作为零用，仍照原计划赴锦，临行以电话通知舅父，因舅父常恐我经此打击，遽寻短见也。

舅父多年在华洋义赈会工作，因嗜好难戒，家用甚拮据，对我虽爱护有心，援助乏力。

我在锦州强为欢笑，度过春节。锦州城很小，盖吴三桂驻守时所筑，弹丸小城，有陈圆圆梳妆台等“古迹”。吴伟业诗中有“冲冠一怒为红颜”，谓其爱妾被李自成部下夺去，因而投清，可见陈圆圆从未出关，何来梳妆台乎？

在锦有一事可记，曾托百瑞向其母夫人请示，表明我爱慕嘉稑之忱，愿结为终身伴侣，百瑞欣然赞同。此为我在颠沛中对前途有自信心之表示。

由锦回京，即转赴保定。初拟在父亲身边自修半年，再考大学；乃默察姨氏待之殊冷漠，父亲亦寄人篱下，难以自主。适河北大学招插班生，乃变计入河大。盖南开所费不赀，父亲又收入甚菲，断无力供应，不得不重违梅月涵先生之好意矣。

河北大学为省立，由旧式书院所改建，设有医、农、文、法四院，我考入法学院，课文全用陈旧六法全书，我意在暂得一栖身地，仍锐意自修，生活则不愿加重父亲负担，往往就校门外小吃店吃炒饼或啃火烧果腹，视半年前在清华，顿如天霄堕落人间地狱矣。

时段祺瑞执政府已垮台，北京政坛由顾维钧政府暂维残局，京津一带落入奉系军阀控制下，直鲁联军帮办褚玉璞出任直隶省督办，名义上还兼任河北大学校长。张宗昌曾自称为“绿林大学毕业生”。准此，则我亦为“绿林大学”一名学生矣。

当时京汉铁路动辄欠薪数月，我不忍向父亲要零用，增加其负担，恒以火烧、粗粝度其枵腹，时有同班好友伍知威，兼任学校图书室出纳员，得每月约二十元之津贴，恒周济我之窘况。

星期天常步行入西门，逛天华市场及紫河套之破烂市场。进城途中，必经有名之第二师范。解放后，我看到《红旗谱》和《野火春风斗古城》等故事片，对其背景人物，特感亲切，况如身历其境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