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子明先生访美忆事

袁明

1983年秋天，我在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东亚研究所做研究工作。一天突然接到时任北大校秘书长文重先生的来信，信中说北大代理党委书记项子明先生要到美国访问。学校领导研究，不再另外派陪同翻译了，决定由我来担任这个任务。因为邀请项子明先生访美的是伯克利大学，伯克利将承担项先生访美的费用。20世纪80年代初，北大虽是名校，但是经费也十分紧张，能节省就尽量省。我十分理解，一口答应。

我并不认识项子明先生。只是听说过一些关于他做地下工作时的故事。听说过他曾经是北平学生地下党组织的负责人之一，当时以一个不问政治的年轻读书人身份出面，在北大等主要大学开展工作，组织学生运动，很有些传奇色彩。

11月的一天，我在旧金山机场接到项先生时，他穿着一件深灰色薄风衣，戴一副金边眼镜，白发向后整齐地梳着，沉稳地微笑着，完全是一位学者的样子。记得当时我为了怎么称呼他的事还征求过他的意见。他时任北大代理党委书记，而访问美国时的身份是北大校务委员会主任，称他“书记”或“主任”我觉得都不太合适。我说，北大的传统，凡是老师、长辈都称“先生”，我就叫您“项先生”吧？他很干脆地回答：“行。”他话不多，但是我感觉到，他对事情有一种宏观把握。他告诉我，办好大学，北大的担子很重，此行主要是实地考察一下美国的大学教育。同时有几件具体的事，要尽力做好。当时校方安排项先生住在伯克利的“教授之家”(faculty club)，而且据说是一间最考究的房子。所谓考究，也不过是稍比其他房间宽敞一点，有二十来平方米，家具实际上都很简单陈旧。我到过美国一些名牌大学的“教授之家”，几乎风格都是如此，怎么简朴怎么来。项先生对这些都泰然处之。只是提出，到外面草坪上去谈谈工作，不在房间里谈。我不由得想到，这是否是多年地下工作养成的习惯？

现在回忆起来，项先生说的“几件具体的事”，都与人才有关。第一件事是他要找石根华谈。当时在伯克利的大陆学者不太多，我认识石根华，他是北大数学力学系毕业的。项先生告诉我，石根华在工程计算方面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国家急需这样的人才。为此，他在来美国之前曾两次前往燕南园51号，拜访石根华就读北大研究生时的导师江泽涵先生，还特意带来了江先生给这位学生的亲笔信。我记得，在伯克利期间，项先生和石根华至少长谈了两次。他后来又请取道旧金山回国的丁石孙先生继续与石根华谈。最近我在《科技日报》上看到，石根华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后就经常回国，在国家水利建设的几项大工程上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在旧金山湾区访问的几天，项子明先生广泛接触留学生，向留学生们了解他们留学美国的心得体会。除了伯克利，我还陪他去了斯坦福大学。记得当时在斯坦福的马希文、郭维德、张光等北大校友为他精心组织了座谈会。项先生的特点是善于倾听，自己的话并不多。这种风格使座谈会的气氛相当活跃。

离开旧金山湾区，我陪同项先生直飞波士顿，访问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同时，完成他的第二件“具体的事”。在去东部的路上他告诉我，在波士顿，主要是要见丁石孙教授。这引出了一段有趣的故事。因为我在夏天的时候去过哈佛大学查档案资料，期间曾到汤一介、乐黛云先生的临时住所做客，在席间听一位满头银发的北大教授侃侃而谈文科需调整改进之处，一问才知这位教授是北大数学系系主任丁石孙。我当时心直口快地说：“丁先生，回国以后，您应该当主管文科的副校长！”我把这件事情讲给项先生听，孰料他哈哈大笑说：“你这个人，人家都要当北大校长了！我这次来，就是约他和我一起回去，好好办北大的！”果然，在到达哈佛以后，项先生和丁先生做彻夜长谈。具体内容我不得而知。在三年前出版的丁石孙《自述年谱》中，关于这次访问有下面这样一段话：“到机场我才知道，来的人是项子明，他当时是代理党委书记，还有袁明，当他的翻译。袁明当翻译估计是学校临时抓的。项子明来那天，哈佛专门挂了中国的旗子，以示重视。项子明‘文革’前是北京市委的秘书长，是彭真的很得力的干将。我到机场接了他们送到faculty club，这时他就告诉我，要我回去当校长。那天晚上，他从十点多钟跟我聊到两点，他说我当校长，他当党委书记，我们两个合作，他谈了他的很多想法。”

我们去麻省理工学院访问时，正好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严东生先生率领一个代表团在那里。丁肇中先生设午宴宴请。席间，严先生和丁先生谈的都是关于加强物理研究方面的合作问题，谈得非常专业。我问项先生，这么专业的讨论，我根本翻译不了，怎么办？项先生说，没关系，安心吃饭。他仍然泰然自若，微笑地看着这几位世界知名物理学家热烈讨论。那天晚间，我们应邀参加一个美国物理学家聚会，有几十位物理学家参加，估计是一个物理学专业年会期间的活动。我记得在招待会开始不久，杨振宁先生走进来了。项子明先生微笑着对杨振宁先生说：“你还认识我吗？”杨先生先是愣了一下，马上大声地说：“你是汪志天！”两个人的手紧紧握到了一起。原来，他们曾是中学同学。项子明本来姓汪，参加革命以后才改了名字。他乡遇故人，项先生自己也没有想到。那天他的话比平时要多。

项先生美国之行的第三站是华盛顿。我们应时任中国驻美大使章文晋之邀，住在大使官邸。那天，项先生被安排在大使官邸的客房里。我则在大使书房里临时搭了一个铺。听大使夫人张颖说，章文晋大使和项先生谈到了下半夜，他们在一起回忆“一二·九”运动，有许多共同语言。第二天一早，章文晋大使仍然按照日常习惯，在用早餐时听助手杨洁篪的每日世界时事要闻的简报，时而插问一些问题。项先生后来对我说，做外交工作真是不容易啊，很感慨，也很认同。回国以后，他与丁石孙校长商量好，请章文晋大使到北大当教授并出任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

在华盛顿，项先生还拜访了胡适先生的后人。这是事先安排好的，使馆也帮助落实。我想，这大概是项先生一到美国就提到的“几件具体事情”中的又一件。他很认真，也做了充分的准备。我记得他又拿出了江泽涵先生的一封家书。因为江先生与胡适夫人是姐弟，所以项先生考虑得相当周到，在谈话时礼数周到。

项先生的最后一站是纽约。项先生的夫人颜纯来接我们。当时颜纯大夫正在美国纽约州进修。她是一位著名的儿科医生，早年在北大医学院学习，后来也参加过学生运动和地下工作，全国解放以后项先生一直鼓励并支持她搞业务。我后来才知道，项先生到美国以后，他们也仅通过一次电话，然后就是在纽约的短暂相聚了。这就是80年代初的情况：即便在美国国内打长途电话，也要考虑一下费用。当时的中国人，真是难以想象今天信息时代人们生活的便利和中国人生活条件的变化。我对颜大夫说，你们真应当好好团聚一下。她说：“哪里啊，我们从来都是聚少离多，这么多年，各忙各的事业，都习惯了。”

然而，让我更吃惊的是，到纽约来迎接的，还有项子明先生的表弟余英时先生。他是专程从普林斯顿大学赶到纽约的。我知道，余英时先生是一位享誉国际学术界的知名学者，但是就怎么也没有把他和项子明先生联系起来。记得余先生刚开始话也不多，有点拘谨。后来在吃午饭时，项先生对他说，你研究中国思想史这么多年，应当去给现在北大的学生讲讲治学。余先生答道，就是怕给你带来麻烦。项先生朗声大笑说，这是说到哪里去了。自那以后，余先生的话就多了起来。他坚持要带我们一起去坐一次纽约的地铁，说不坐纽约的地铁怎么能知道纽约呢。在地铁里，余先生告诉我，他从小就是在姑妈和这位表哥的家里长大的，表兄弟情同手足，后来项先生参加了革命，他则选择了治学之路。我对当时在纽约地铁中听到的这段话印象特别深，很有一种历史的沧桑感。

在纽约我还陪项子明先生访问了哥伦比亚大学。值得一提的是，项先生专门去看望了哥大的东亚问题专家多萝西·博格女士(Dorothy Borg)。博格女士在40年代后期曾应邀到北京大学访问一年，对中国社会有过亲身体验，也比较同情当时青年学生的进步运动。她与项先生见面后，俩人自然就谈起当年的北平旧事。博格女士后来决定把她一生的藏书全部无偿捐献给北大。当时她的许多美国学生也都已经是很有建树的教授了，他们对博格的这个决定既支持又心情复杂。记得唐耐心(Nancy Tucker)曾经对我讲过：“我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时，写论文主要就依靠博格老师的书，每一页上都留着我的指印啊。”韩德(Micheal Hunt)则说：“你在每一页上留了一个手印，我可留了几个手印。”博格捐赠的这两千多册美国与东亚关系藏书，现存北大国际关系学院。

完成任务，我就从纽约直接回伯克利了。项子明先生则返回北京。第二年即1984年的秋天，项先生的女儿汪青到美国留学，给我带了一件毛衣来。她说，父亲让她专门去挑了这件毛衣，还嘱咐“一定要米色的”。我一下愣住了。想起前一年在美国旅行途中，我曾经告诉过项先生自己刚到美国时出过的“洋相”。因为没有用过洗衣机，把从国内带来的唯一一件新的米色羊毛衣放进去洗，结果机器甩干后取出来时已缩成一件童装了。我早已忘记此事，没有想到一年之后竟从万里之外得到了补偿，一时竟不知道说什么好。直至今天，我还保存着这件羊毛衣，它是一个珍贵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