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子明同志，北大不会忘记您！
王学珍 王效挺(1)
1981年，已经是粉碎“四人帮”的第五个年头，然而北大的拨乱反正、落实政策，根据改革开放的新形势，恢复和发展教学、科研工作，提高教学质量和科研水平等任务，仍是十分繁重，很多问题需要深入细致地研究解决。就在这时候，项子明于是年11月8日第二次来到北大，担任学校的领导工作，开始任北大党委副书记，1982年9月20日到1984年3月13日任北大代理党委书记。这以后退居二线，改任一段时间的顾问。
项子明同志第一次来北大是30年前，当时，他是受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城市工作部部长刘仁同志的派遣，以汪志德的名字转入北大法律系一年级学习，以学生身份为掩护，做地下党的工作。那时候地下党有南系和北系两个系统，北系由晋察冀中央局城工部领导，南系是从昆明西南联大迁回北平的党组织，受中共中央南方局(后为南京局、上海分局)领导，项子明是北大北系的负责人。1948年南北系的地下党合并，项子明担任北大合并后的地下党的总支书记，直到临近解放时才调离北大。解放后他长期在北京市委工作，对北大的基本情况还是了解的。1981年时，北大的党员干部和党员教师中，已经没有地下党时在项子明直接领导下和他一起工作过的同志，但是许多人都知道有个北大地下党的负责人叫项子明，也知道他在北大地下党中有很好的声誉，所以，对于30年后他能再次来北大担任领导工作，大家都很欢迎。1981年教育部部长蒋南翔在北大校、系两级干部欢迎项子明来北大工作的会议上说：“项子明地下党时在北大工作，是北大的校友，对北大比较熟悉，来北大协助天石(指北大党委书记韩天石)和路宾(指北大党委副书记兼副校长王路宾)工作，可加强北大党的工作，加强学校各方面的工作。”南翔同志的话也是北大广大干部的想法。
一
项子明到北大后，开始分工主管党的建设和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当时北大党内还存在不少“文革”后遗症，如有的党员还有比较强的派性，搞不好同志之间的团结；有些党员组织观念薄弱，随意发表不符合党的方针、政策的言论；有的党组织软弱涣散，对错误倾向不敢批评，而一批评就有人说是打棍子等。项子明同志通过调研，了解到这些情况后，于1982年2月，在党内召开的布置支部总结、改选和评选优秀党员、先进党支部工作会议上，提出通过这项工作要着重解决的四个问题：(1) 在政治思想路线上是否与党中央保持一致；(2) 是否重视支部工作，重视思想政治工作，是否按民主集中制办事；(3) 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4) 党内组织生活是否健全，批评与自我批评能否正常开展，党的纪律能否严格执行。在这项工作进行中，他又通过听汇报、下去参加有关会议和个别谈话等方式，了解情况，发现问题，及时予以指导。对于个别无力完成这一项任务的支部，他决定由党委派人去帮助。他还根据干部要年轻化的要求，规定超过60岁的一般不再进入领导班子；同时规定“三种人”(靠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一律不能进领导班子。经过四个月的工作，各单位都比较好地完成了这项任务，党内批评与自我批评开始开展起来，派性减少了，团结增强了，党的优秀传统有所恢复，党的风气也有改善。这实际上是“文革”后对党支部的一次初步整顿，增强了支部的战斗力。为后来的北大整党工作打下一定的基础。
项子明来北大不久，1982年2月初，1977级和1978级两届毕业生响应学生会为母校留一件永久纪念品的号召，决定积极捐款，在校园内建立蔡元培、李大钊的青铜像。项子明认为这虽然是一件具体的事，但它是由同学自己提出来的，对加强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特别是加强学生的革命传统教育会起重要的作用。因此，他不仅积极支持，而且亲自领导这一工作。他带领部分党委常委和学生代表，在校园里选择建立这两座塑像的地点；由学校帮助请美术学院雕塑系的教授雕塑塑像，帮助请人施工；并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彭真为两座铜像题词。彭真的题词为：“李大钊同志的铜像和蔡元培先生的铜像标志着我国共产主义启蒙运动先驱和爱国的民主主义先驱的业绩，他们的历史作用虽不尽相同，但都是走的中国历史必由之路，昭示着北大同学和知识青年应走的道路和确立的世界观。”1982年10月15日，学校举行蔡元培、李大钊塑像落成典礼，党和国家领导人乌兰夫、胡乔木、许德珩，全国政协副主席周培源、钱昌照，中纪委书记韩天石，教育部部长何东昌等和蔡元培、李大钊亲属、好友以及我校师生代表近千人出席落成典礼。乌兰夫、项子明和学生会主席在典礼上讲了话。从此，这两座塑像成为学校对学生进行北大光荣传统教育的场所。项子明在加强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其中，他把筹备和建立蔡元培、李大钊两座塑像的整个过程，引导为对学生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过程，给大家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二
项子明很重视统战工作和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工作。他认为北大著名的教授、学者多，他们是北大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培养高质量的学生、建设一支高水平教师队伍的核心力量。因此，必须做好统战工作，做好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工作。他任代理党委书记后，决定由他自己分工负责统战工作。当时党委统战部每月召开一次各民主党派负责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参加的会议，传达上级有关工作的精神，听取他们的意见。项子明几乎每次都亲自参加。他和大家一起交流情况，交换意见，讨论如何办好学校的工作，办好北大。有时候他还约分工主管教学、人事、后勤等方面的副书记、副校长一起来参加会，介绍有关情况，共同商讨如何解决某个方面的问题。
项子明经常抽出时间去拜访一些知名教授，了解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情况，尽可能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困难。他对当时各系为一些知名教授举办的从教多少年等的庆祝会很支持，认为这对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有好处，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如1982年10月，西语系为著名的美学家、文艺理论家朱光潜教授举行的从教60周年的庆祝会，项子明和校长张龙翔都亲自去祝贺，校内外许多知名人士也来参加，周扬同志因病未能出席，但写来贺信，并送来一件特别珍贵的礼物——朱光潜1939年就准备去延安一事写给周扬的一封信的复印件。这次热烈的庆祝会和这件特殊的礼物，让朱光潜教授深受感动，也使与会的师生对朱先生有了更为全面、正确的认识，受到一次知识分子政策的教育。
项子明还经常帮助老教授解决一些具体问题。如1983年，朱光潜教授的母校香港大学请他去讲学，同时告诉他，他的同学，1948年去台湾、时任台湾大学教授的钱穆教授要到香港和他见面。当时，还是改革开放的初期，香港还没有回归祖国，办理出境手续比较复杂。项子明亲自帮他报领导审批和办理出境手续，并考虑到朱光潜年事已高，争取到安排他的女儿陪同前往。朱光潜教授的香港之行，不但粉碎了海外关于朱先生已被迫害去世的谣言，而且还由于他出色的讲学受到各方面的好评。又如北大燕南园、燕东园教授住宅的小暖气装置，在“文革”中被拆毁了，“文革”后，百废待兴，一直没有修复，给住在那里的老教授的生活和工作造成困难。1982年初冬，项子明知道这一情况后，在他主持下，学校决定：(1) 当年先在每栋住宅楼安装一个小暖气锅炉，由学校派人烧锅炉，一解急需，以后再设法彻底解决。(2) 在为外国专家来校讲学时居住的勺园内开辟两套房子，供老教授洗澡，并允许家属陪同。(3) “文革”期间占住教授楼的教职工一律搬出来，同时将校园内条件相对较好的朗润园8—13公寓已经腾出来的5套住宅，让三级以上教授自愿搬入居住。这些决定使一些老教授好几年没有解决的问题，得到了初步解决，受到他们的欢迎。
三
项子明来北大时，正是基建问题愈来愈成为学校急需解决的严重问题的时候。由于1960年以后二十年来，海淀校区只建了一栋2.4万平方米的图书馆，而系、科、学生和教职工都已增加很多，因此，教室、实验室、资料室、工作室、学生和教师宿舍以及各种生活设施都处于十分紧张的状态。因教室太少，许多课程不得不安排在晚上上课，学生找不到教室温习功课，而图书馆的座位六七个学生才能分到一个。大学生七八个人住一间14平方米的房子，更没有课外文化活动的场所。教职工住宅方面，全校只有两位教授居住面积在100平方米以上，副教授中有半数左右居住面积在25平方米以下，许多讲师还只住一间房。面对这种情况，项子明同党委书记韩天石及学校其他负责人都很着急。1981年12月25日，校党委向党中央书记处、国务院并教育部送了《关于北京大学基本建设问题的报告》。《报告》在详细说明了情况之后，说：“我们认为办好北大需要解决许多问题，但当前最大、最突出的问题是学校的基本建设问题。”“从北大当前和长远需要出发，在今后需要新建教学、科研、生产、生活及其他配套用房共32万平方米。”“希望国家能将北京大学扩建32万平方米的基建任务列为‘六五’、‘七五’计划中的重点项目，专款专用，集中使用。”《报告》送上去以后，到1983年2月教育部决定将报告中的教学用房面积25.8万平方米列入“六五”计划，为了做好这一工作，学校决定成立一个校园规划委员会。委员会由已任代理书记的项子明和校长张龙翔亲自领导。项子明对这项工作非常重视，他首先找人研究校园附近有哪些地可以征用，然后报请北京市审批。由于他长期在市里工作，对市领导和有关部门比较熟悉，所以常常自己出面去联系交涉。在用地有了眉目以后，他又同张龙翔等同志一起研究校园的整体布局问题，如新建的教学用房建在什么地方，归由哪些单位使用，旧有教学用房怎么调整，等等。为了使新建的教学楼群既符合先进的设计思想，又能与原来的校园风格相协调，他曾带领基建部门的负责人走访了厦门大学、华侨大学、同济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大等兄弟院校，研究各校园建设中的长处和不足，汲取经验教训。他退居二线改任顾问以后，还带领有关同志访问了香港的一些大学，吸取好的经验。以后，他又和大家一起讨论研究各建筑设计单位的设计方案，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一直到他病了，不能参加为止。他为北大新教学楼建设所付出的辛劳，至今想起来，犹历历在目。
四
项子明来北大时，北大没有校友会的组织，他认为广大校友的支持和帮助对于办好一个学校是很重要的。校友会使学校和校友之间有一个经常相互联系的渠道，很有好处。校友会还可以加强校友和校友之间的联系，增进友谊，互相勉励，互相帮助。没有校友会是个缺陷。在他的倡导和推动下，学校于1983年同意建立校友会，并决定成立一个办公室，请两位离休的同志先开始做一些具体工作。1984年5月4日，近千名校友欢聚在一起，纪念校庆，举行校友会成立大会，选举项子明为第一任会长。校友会的房子、工作人员、经费等概由学校提供。从此，北大有了校友会，而且校友会的工作不断地得到了发展，成为学校和校友、校友和校友不可或缺的联系纽带。它的积极作用愈来愈显现出来。当年项子明的倡议，已经结出硕果。
项子明离开我们已经近20年，但是他的业绩已铭记在北大人的心里，北大是不会忘记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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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王学珍，原北大党委书记；王效挺，原北大党委副书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