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许寿裳伯伯
蔡睟盎
许寿裳伯伯与先父蔡元培先生长期共事，谊属至交。他们同在大学院工作时，我们全家住在南京，应是时常见面的。但那时因我年龄幼小，至今已不复记忆。父亲专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后，定居上海，许伯伯在南京总办事处工作。他们虽不在一地，但书信往来十分频繁。父亲极器重许伯伯。我看到他写信时总是以字相称，写“季茀先生”。
1934年初，我正上小学二年级。父亲赴南京开会，偕母亲携我同行。刚在南京火车站下车，就见到许伯伯和父亲的几位老同事、老朋友在车站相候。在我印象中，许伯伯是一位待人诚挚、蔼然可亲的长者。记得他送给我一件玩具，有一个小球在绘有彩色图画的盒子里滚动，是我非常喜欢的，令人爱不释手。许伯伯和我们一家人冒寒同去中山陵园探梅，因时节尚早，梅花犹未开放。又去明孝陵，见有数枝梅花半放，就在那梅树前摄影。以后又去访问林森老先生居住的四方城，他的住宅是依南京城墙而筑的。我们在天竹子前摄影。再同去访问张继先生居住的陵园小筑，并摄影留念。当日午后，许伯伯等又和我们一同登上紫金山天文台。气象研究所所长竺可桢伯伯很热心地让我们观察金星，只因当时天上有云而不可见，但是我们从望远镜中见到了月球上的山，我高兴极了。
在南京期间，正值父亲67岁寿辰，亲戚、朋友有为父亲祝寿的。可能因食脂肪过多，父亲病了。医生开了一种德国药，南京的药房里买不到。许伯伯很焦急，特地赶到中央医院去求药，可是也没有这种药。幸而父亲用热水袋熨后，痛已渐止。在南京停留10天以后，我们返回上海。许伯伯等又送我们到火车站。这是我和许伯伯接触印象最深的一次。我虽然尚在童年，但也深感他对父亲和我们全家的关切。当时，我写了一篇关于南京之行的日记，配上插图，刊登在学校班级的墙报上。
当我渐渐成长时，从先父母处得知许寿裳伯伯的道德、学问与对文化、教育事业的卓越贡献，更加深了对他的敬仰。此处仅能提及他与先父之间交往的一些事例。
许伯伯与父亲是浙江绍兴同乡。许伯伯早年在杭州求是书院肄业时，通过其师宋平子先生介绍与先父相识。先父与先母黄仲玉夫人结婚。婚礼上举行演说会，父亲与宋平子等先生畅谈男女平权理论，许伯伯应邀出席了这一新式婚礼。
辛亥革命成功，父亲任教育总长，邀请许伯伯到教育部襄助工作。许伯伯向父亲推荐同乡同学鲁迅先生（当时名周树人），父亲久慕其名，就委托许伯伯写信，邀请鲁迅先生到教育部共同工作。同一年，孙中山先生辞临时大总统之职，由袁世凯继任，唐绍仪任国务总理。父亲力辞未果，续任教育总长，即发出电报，催请许伯伯和鲁迅先生等同事赴北京教育部工作。许伯伯赴京后，任普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曾受父亲委托起草《中华民国教育宗旨》。鲁迅先生任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父亲还曾发起在部内举行夏季讲演会，请许伯伯讲授“教育学”，鲁迅先生讲授“美术略论”。父亲愤袁世凯之专权，坚决辞去教育总长之职。当时发表的《蔡元培答客问》提到“部中僚友，实有和衷共济之乐，猝然舍去，良用歉然”，可见教育部内部的亲密合作关系。许伯伯、鲁迅先生曾约三五知友，专为父亲饯别。
1917年父亲任北京大学校长，许伯伯和鲁迅先生此时仍在教育部任职，都被父亲聘任为北京大学兼职讲师，与父亲过从甚密。
1927年父亲任大学院院长，大学院为全国最高学术教育机关。父亲先后请许伯伯任秘书、参事、秘书长，并聘任鲁迅先生为特约著作员。根据孙中山先生的规划，建立中央研究院，为全国最高科学研究机关，父亲兼任院长。大学院还决定设立国立音乐学院、西湖艺术院、劳动大学等。这些重要工作都得到许伯伯切实有力的支持。例如刘海粟、刘开渠二位先生先后向父亲提出希望去欧洲考察，研究艺术与学习雕塑。父亲决定聘请他们为特约著作员，支持他们出国。据两位刘先生回忆，正是许寿裳先生和他们联系，帮助他们办妥出国手续，使他们能够顺利成行的。
父亲在1927年后写了《追怀不嗜杀人的总理》一文，以孙中山先生的磊落胸怀，讽劝国民党当局停止屠杀。这篇文稿就保存在许伯伯处。父亲坚决辞去国民党政府监察院长的任命。许伯伯认为：“先生坚辞甚善，此时实不能行使职权。”
父亲辞去大学院院长后，专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许伯伯亦辞去大学院的职务，中央研究院聘任他为文书干事、文书处主任。许伯伯不但协助父亲发展文化、教育、科学事业，而且对于父亲保护进步力量，营救革命者与爱国人士的正义活动，也全力支持与推动。父亲署名的许多文件、信函是由许伯伯起草、拟稿的，有些事是通过许伯伯向父亲提出的。如有人拟刊印李大钊烈士的遗文，周作人通过许伯伯要求父亲写序言。1933年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杏佛先生被军统特务暗杀。父亲悲愤交集，立即发电报给当时的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与行政院长汪精卫，要求严缉凶犯。同时电召许伯伯等来沪会商善后。许伯伯提出：“恐捕房与阴谋者暗中妥协，因中国事大抵如此也。”在万国殡仪馆公祭杨先生之际，特务们扬言还将在当天暗杀宋庆龄、鲁迅先生和我父亲等人，但他们几位置生死于度外，毅然前往吊唁。父亲代表中央研究院主祭，许伯伯也与鲁迅先生同去。据冯雪峰同志回忆，鲁迅先生当天告诉他说：“今天蔡先生是去的，他很悲哀。打死杨杏佛，原是对于孙夫人和蔡先生的警告，但他们两人是坚决的。”接着又带着赞许的口气提到他的老友许寿裳先生，说“季茀也去的”。
1934年夏，由于中央研究院执行紧缩计划，调整机构，虽然父亲极不愿接受许伯伯的辞职，但由于他素来尊重集体决定，此时已无法挽回。他尽力向各方推荐。许伯伯根据父亲的建议，就任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院长。他们虽然相隔千里之遥，由于志同道合，仍然相互支持，一如既往。
范文澜先生于1934年9月在北平被国民党宪警逮捕。其时，父亲正在青岛避暑，许伯伯和几位先生即函告父亲，请设法营救。父亲连发函电致汪精卫。经过父亲与北平各大学校长、教授多人联名营救，范文澜先生终于1935年1月获释。
1936年1月，父亲七十寿辰，许伯伯在寿宴上遇到刘海粟先生，讲述了：“汪精卫在南京宴请蔡先生，蔡先生激昂慷慨地说：‘关于中日的事情，我们应该坚定，应该以大无畏精神抵抗，只要我们抵抗，中国一定有出路。’言未毕而热泪滴到杯中，满座动容，肃然起敬，主人如坐针毡。”不久，刘先生又发起为父亲祝寿，许伯伯参加祝寿，并和许多位知名人士共同提出创办孑民美育研究院。大家曾捐款作为筹建经费，由于抗战开始，研究院未能建成，所捐款项新中国成立后已交给国家。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逝世。许伯伯与父亲同鲁迅先生均属至交。父亲与宋庆龄先生等组织治丧委员会，任主席，并不顾个人安危，亲为执绋送殡，发表讲话。又发起建立纪念委员会，与宋庆龄先生分任正副主席。许伯伯为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的组建、遗著的出版、纪念文学奖金的设立，殚精竭虑，多方奔走，不辞辛劳。这期间，他与父亲之间鱼雁往返，多涉及鲁迅先生纪念事业。他们也都写出了深情悼念鲁迅先生的文章。父亲推重鲁迅先生为：“新文学开山”“一代文宗”。许伯伯称颂鲁迅先生：“其学问文章，气节德行，吾无间焉。其知我之深，爱我之切，并世亦无第二人。”
1937年l月，父亲71岁寿辰，许伯伯自北平来沪，赠以七律四首。原作如下：
孑民先生今岁七十有一，病后矍铄，
长寿之征，喜赋四章，敬求指正。
宗师首出浙江东，举国咸尊德业崇。纯孝疗亲曾割臂，因材施教始澄衷。太平义阐公羊说，博爱功追墨翟风。并作热怀行革命，手援天下万夫雄。
欧洲游历快衡宇，贯彻中西觅坦途。公德独标仁义恕，清儒最爱戴黄俞。深研哲理通天地，旁叩民风溯觋巫。学海昔时感沉寂，归来朝气为嘘枯。
教政方针意独长，莘莘童子露晨光。发皇美育更宗教，神圣劳工戒逸荒。大学原来先格物，真才罗致毕登堂。护持思想自由者，共拜先生德泽章。
海外闻名潞国豪，院成研完仰贤劳。物心十所穷探理，虚实兼赅细察毫。梅萼回春开八秭，松乔侍笔计三遭。赋诗聊祝南山寿，寄意还瞻北斗高。
父亲阅毕，称“诗工稳，但不敢当”。许伯伯却说：“初学作诗，却句句是实话。”父亲手录此诗，并赞此诗“对于我个人一生大事几乎列举无遗，洵佳作也”。
根据我对此诗的肤浅理解，试作一些说明，敬求指正。
第一首：先父自幼孝敬父母。19岁时，先祖母病重，父亲割下左臂上一小片肉，和药以进，以为可以延寿。先祖母不幸仍于下一年去世。康梁戊戌政变失败，父亲离开清朝的翰林院，而委身教育。曾在叶澄衷先生创办之澄衷学堂代理监督。父亲重视孔子的“因材施教”思想，认为有利于发展个性。父亲早年曾根据儒家公羊学派的春秋三世义，认为政体从“据乱世”即专制，进到“升平世”即立宪，再进到“太平世”即共和，为社会进化之道。父亲赞扬墨子的兼爱主义“无可非者”，称墨子为“持兼爱之说而实行之者”。墨子认为：“若使天下兼相爱，则国与国不相攻，家与家不相乱，盗贼无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则天下治。”末二句叙述父亲从事反清民主革命，培养革命人才，宣传革命思想，创立光复会，主持同盟会上海分会等经历。
第二首：父亲曾五次赴欧洲，在德、法等国留学、研究，并考察、访问10余国。他主张吸取西方文化之精华，结合中国优秀的文化传统，以发展中国文化达到新境界，对世界作出贡献。父亲任教育总长时，提出法国革命时代所标举的自由、平等、友爱三项，作为公民道德的纲领。并用古义证明说：“自由者，‘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是也，古者盖谓之义。平等者，‘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也，古者盖谓之恕。友爱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是也，古者、盖谓之仁。”父亲对于清代学者最钦佩黄宗羲（梨洲）、戴震（东原）、俞正燮（理初）三氏，认为他们的思想合于民权、女权之新说，为自由思想之先声。父亲长期致力专攻哲学，研究了我国的诸家学说，又学习了西方各学派的哲学理论，编写、翻译了哲学、伦理学著作，并运用其哲学思想于教育、科学工作之中。父亲晚年重视民族学，在国内外均曾从事民族学研究。比较民族学包括物质的文化、精神的文化（语言、文字、美术、宗教……）等。“旁叩民风溯觋巫”一句，许伯伯自注：“指民族学”。
第三首：民国元年，父亲任教育总长时，教育部公布《教育宗旨令》如下：“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德。”父亲认为美育“既有普遍性以打破人我的成见，又有超脱性以透出利害的关系”；甚且有杀身以成仁的勇敢。他一贯提倡美育，不遗余力，并曾提出“以美育代宗教”的主张。1918年父亲在天安门前发表“劳工神圣”的讲演，说“此后的世界，是劳工的世界呵！”父亲认为大学是研究学理的机关，宜特别注重文理两科，不设文科或理科者，不得为大学。许伯伯自注：“先生向主张大学文理两院沟通，并以理院居首位。”从教育部、北京大学、大学院至中央研究院，人才荟萃，极一时之盛。末二句“护持思想自由”，指民国初年因尊孔与信仰自由相违而删去之。北京大学时期主张循思想自由原则，兼容并包，支持“五四”运动，希望以新思潮之洪水，冲击猛兽似的军阀。30年代组织民权保障同盟，主张为结社、集会、言论、出版自由而奋斗，尽力营救革命者与爱国志士。
第四首：宋朝文彦博，封潞国公。契丹、西羌诸国之人深为敬仰。当时认为其道德、威望足以抵御外侮于千里之外。父亲在大学院任职时负责筹备与建立中央研究院，自1928年至1940年逝世任院长。中央研究院设立10个研究所：物理、化学、工程、地质、天文、气象、历史语言、社会科学、心理、动植物，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范围内的研究工作。父亲的诞辰正值寒梅待放之时。赤松子、王乔，长寿之人。父亲注此诗：“余长北大时请季茀任讲师，在大学院及研究院均请任秘书长。”许伯伯在悼念父亲的文章中说：“第一次在教育部，由南京而北京。第二次，民六在北京大学。第三次，民六至二十三，在大学院及中央研究院，前后合计十年。”总之，都可算有三次共事之缘。
从这高度概括父亲生平事迹的诗篇，也足见许伯伯与父亲相知之深。
1940年3月5日，我们敬爱的父亲在香港与世长辞，不及见到他所盼望的抗战胜利。此时许伯伯远在成都，执教于华西大学。他写出了沉痛悼念先父的文章《纪念蔡孑民先生》。其中末段为：“噩耗骤闻，悲痛无极。旋知先生弥留之际，虽不能手书遗言，犹殷殷以抗战建国大业为念，连呼‘学术救国’‘道德救国’二句，用意何等深远！余于涕泪之余，率成一联：‘先生之风，清任和时，兼四圣高行；后死有责，学术道德，懔两名遗言。’”许伯伯此处引用《孟子》：“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父亲逝世一周年时，许伯伯又到青年会作了题为《蔡孑民先生的生活》的讲演。
父亲逝世之后，许伯伯对我们全家仍十分关切。抗战胜利，他由重庆来上海，特来探望母亲。当时母亲希望我能出国留学，曾请教许伯伯。他向友人询问详情后，函告母亲。以后我参加了进步的学生运动，不再考虑出国留学。对于许伯伯的古道热肠，我们始终是很感激的。
1948年2月18日，许伯伯在台北不幸遇害。噩耗传来，我们全家悲愤异常，震悼不已。如今许伯伯逝世已44年有余，明年适逢110周年诞辰。在故乡绍兴，将举行隆重纪念。以上略述梗概，以表示对许伯伯敬仰之忱，并缅怀他与先父之间没世不渝的友谊。
1992年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