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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社会上所出现的各种怪现状同样引起了很多文艺界人士的关注，比如，陈白尘先生在重庆写了《升官图》。1946年春，在上海光华大戏院，著名导演黄佐临将陈白尘新创作的这三幕讽刺喜剧搬上了舞台。他邀请丁聪用漫画的手法设计舞台布景和人物造型，要求是越夸张越好。在舞台设计和人物的造型方面丁聪有过成功的创造，相信这次与上海剧艺社的合作又将是一次为人所津津乐道的精彩合作。丁聪欣然领命。
当《升官图》公演时，观众首先看到整个舞台的台框是当中挖空的纸币；台上的柱子是金条；唯一的景片是放大了的、铸有“太平通宝”字样的铜钱，中间的方孔连接了内外室的屋门，而唯一的小门竟是保险箱的模样！这简直不再是什么县长老爷的官邸、省长大人的行辕，根本就是一群贪官横征暴敛、敲诈勒索、营私舞弊、囤积居奇的交易场。
更为夸张的是人物造型——丁聪让剧中的所有人物都穿上了军阀的服装，特别是省长大人出场时，光头上戴着一顶将军帽，后面的璎珞是一根竖插的鸡毛掸子，身上围着小孩子穿的红肚兜，十分滑稽。演出时，只见丑态百出的大小官吏往来穿梭于这些铜钱眼中……
极具讽刺意味的装束与舞台设计让这个戏的视觉效果非常新颖、突出，如同一场新的《官场现形记》，一幅活灵活现的“群丑图”，让人直呼痛快，其演出效果自然十分轰动——剧场门口拥挤了四个月之久，创下了连演两百余场的记录。当然，这也使丁聪和黄佐临等成了反动当局关注的目标。
抗战胜利后，吴祖光也由四川返回上海，在重庆一别已多年未见的好友又重逢了。回沪后，吴祖光在《新民晚报》的副刊《夜光杯》谋到了一个编辑的职位，而此时的丁聪并没有固定的职业。两个好朋友常常见面，在一次倾心的交谈中，吴祖光提出办刊物的想法，有同样想法的丁聪随声附和，两人一拍即合，当即商定了合办刊物的事宜。《清明》杂志在此背景下于1946年5月初正式创刊。丁聪负责绘画，吴祖光负责文字，真正来了个“图文并茂”。他们的举动得到了文化圈内人士的大力支持，还未发行，就已收到郭沫若的《关于李岩》、夏衍的《送鹿地荣归》、邓初民的《论民主思想》和戈宝权、冯亦代等人的译文。
在吴祖光撰写的《清明》题记中，他这样写道：“……这一个春天，江南苦雨。苦雨象征着人民的苦难。我们在苦难中憧憬来日的光明和幸福，为我们的刊物题名叫做《清明》。”在创刊号上，丁聪与吴祖光将陈白尘先生曾在成都发表过的剧本《升官图》重印了一次，让它与更多的观众见了面。《清明》显然成了文化界人士的一块新的阵地，从抗战八年走来的龚之方、凤子、叶浅予等都在这里留下过足迹。但好景不长，《清明》只出了四期，就被国民党审查机关以“未经登记许可”的理由强迫查禁了。看着心血付诸东流，悲愤的吴祖光提笔写下告别词：“这年月不是一个好人能活下去的岁月，这地方也不是一个好人能活下去的地方。这样我们还苦苦维持这一份《清明》的刊物，原是属于不可能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