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伪满洲国文学场的生成与构成

第一节 伪满洲国的本质和文化专制统治

1. 伪满洲国的本质

1） 伪满洲国的殖民统治体系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件，并迅速占领了中国东北。1932年3月1日他们又纠合部分民族败类以东北行政委员会的名义宣布与中华民国脱离，发表了“独立”的“满洲国”的建国宣言，定年号为大同，政体为执政制。3月6日，日本关东军司令本庄繁以必须签订《书简》  ¹ 密约为条件扶持清朝的末代皇帝溥仪为伪满洲国的执政。该密约由五大项组成，首先是伪满洲国的国防及治安维系要委托于日本，而经费则由伪满洲国负责；其次，铁道交通要委托给日本或日本指定的机构；第三，伪满洲国应全力援助日军所需各种设施；第四，伪满洲国参议部和中央及地方各官署的官吏只能由日本人担任，人员选择则委托关东军司令官，解任应征得关东军司令官的同意方可；第五，以上各项均以两国缔结正式条约时的精神及规定为基础制定。溥仪为了实现复辟清朝的梦签订了该卖国条约。签署时间虽然是他成为执政的第二天，即3月10日，实际上是3月6日就签好的（该密约始终是绝密的，直到日本投降之后才得以公开）。当时，日本帝国主义迫于国际列强的压力并未立即承认伪满洲国，而是以非公开的方式与之建立了实质上的关系。9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又与伪满洲国缔结了《日满议定书》，在正式承认伪满洲国的同时，依据既存所有条约、协定伪满洲国承认日本国及日本国民在“满洲国”境内所取得的权益，根据由日本同时负责两个国家国防的协定，规定日本军队在“满洲国”国境驻扎。这些条目是公开的，此外还秘密缔结了铁路、港口、航空、矿山等方面的协定。 ² 1933年10月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将傀儡政权一体化，将伪满洲国的执政体制更改为帝制，任命溥仪为“满洲国皇帝”。1934年3月1日，溥仪登基称帝，改年号为康德。但这绝不是清王朝复辟成功，溥仪本人也毫无权力可言。伪满洲国只是打着君主立宪体制独立国家的幌子，实际上却是日本关东军的军政国。

伪满洲国建立后，日本人为了严密控制这个傀儡政权实现其统治，建立了一整套殖民统治体系。1933年8月8日，日本内阁通过了“满洲国指导方针要纲”，在政府、军事、经济、财务等各个方面明确规定了对伪满洲国的指导方针、指导重点、指导方法等，规定了伪满洲国的政治是“依据现行体制，在关东军司令官兼驻满洲国全权大使的内部管辖之下，主要通过日本官吏执行实际操作而进行” ³ 的。这里所谓“关东军的内部管辖”主要是实行“总务厅中心主义”。规定：伪满洲国的总务厅作为国务院的幕僚机构，凡是国务总理主管的内部机密、人事、会计等事项都由总务厅进行处理。总务厅一律由日本官吏构成，总务长官的职权实际上超越了国务总理。伪满洲国的各部、局、省公署实行的也是由日本人负责的总务厅中心主义体制。

伪满洲国建立之初，关东军司令部规定，在伪满洲国中央及省级统治机构里日本官吏所占的比例为29%，到了1937年之后各级官厅官吏职位中日本人占到了一半以上，全面强化了其殖民统治。

日本设置了严密的军警、宪兵、警察制度及其机构，在军事上残酷镇压中国东北各民族人民反抗的同时，又设立了协和会，在政治上、思想上欺骗、麻痹、统治东北各民族人民，意图抹煞其民族意识，为日本的殖民统治排除思想障碍。

2）“五族协和”与“王道乐土”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美化侵略、强化其殖民统治，在政治、思想上使用颠倒黑白的欺瞒手法，推行奴化政策。日本人在伪满洲国的“建国宣言”中宣称“满洲国”要实现“民族协和”和“王道乐土”，鼓吹这是“建国精神”的代名词。

所谓“民族协和”的口号从表面上看日本是要在东北实现各民族一律平等、和睦相处、互帮互助、民族团结、民族融合的局面。实际上对于殖民统治者来说营造民族属性的多样化和分离性有利于削弱由原住民血缘相同点和命运共同点所构成的民族斗争的社会基础。因此日本在“民族协和”的美名之下使各民族分裂、对立，采用分而治之的办法强化其殖民统治。

自古以来，中国东北地区就是由汉族、满族、蒙古族和朝鲜族等众多民族共同开发、世世代代生活的土地，生活在远离大陆的岛国上的日本民族与这里毫无关联。但是东北的侵略者——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巩固其殖民统治，居然篡改历史，毫无廉耻地把日本民族塞到中国东北的民族中，将东北的主要民族定为日本、朝鲜、蒙古、汉族、满族这五个民族。因此“民族协和”也被称为“五族协和”。日本在高唱“五族协和”的同时又鼓吹民族“优越论”，宣称日本民族作为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是指导、启蒙、引导其他民族的民族，因此是五族的先达者，是民族协和的核心。在满洲的日本人不是侨民，而是主人。 ⁴ 因此日本人在五族中处于统治地位，在伪满洲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大权独揽且享有特权。日本人可以无偿或以低廉的价格占据中国人的土地，日本官吏的薪水也比其他民族的官吏高出很多（3—11倍），甚至还能贩卖鸦片、大麻等。日本人根本就是不受伪满洲国法律约束的统治者，其他民族不过是其奴隶而已。

日本在鼓吹他们至高无上的地位和“五族协和”的同时，对朝、满、蒙、汉等民族具体实行了不同的统治政策。

对于朝鲜人主要使用两种政策。一种是利用朝鲜人，怀柔之，使之成为皇民；另一种是挑拨朝、汉之间的民族关系，使朝鲜人远离汉族，不能让他们走近。  ⁵ 一句话就是皇民化政策和民族分裂政策。

皇民化政策是在朝鲜实行的皇民化运动的延伸，向朝鲜人鼓吹“鲜满一如”。对朝鲜人使用怀柔政策，说他们与日本人一样拥有日本和伪满洲国的双重国籍，另一方面又强迫他们参拜神社、改日本名，禁止进行朝鲜语教育。1943年8月，日本颁布了针对朝鲜人的“征兵令”，让朝鲜青年去做日本侵略战争的炮灰。皇民化政策的本质显然就是要把朝鲜人变成殖民统治的奴隶。

在“九一八”事变之前平均每年约有1.5万名朝鲜人来到满洲，事变之后增加到4万名，1937年总数超过80万名 ⁶  ，到1940年10月1日已达145万名  ⁷ 。来到满洲的朝鲜人绝大部分是贫农，主要从事水稻种植，几乎没有官吏或工商业者。伪满洲国的水稻是日本帝国主义实现侵略大陆进而征服世界这一目标重要的、具有战略意义的补给线。特别是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对于进入全面战争状态的日本帝国主义来说，大米无异于生命线。1936年5月11日日本制订了一百万户日本农业移民计划，实际上未能实行。因此日本意图利用朝鲜人实现其战略水稻的供给。1938年7月25日，关东军制定了“在满朝鲜人指导要纲”，试图全面利用朝鲜人。该“要纲”主要内容如下：

（1）在满朝鲜人为满洲国重要组成分子，自身净化充实其精神，振奋觉醒，致力于履行义务，促进勤奋精神。为此，应迅速培养成核心的指导阶级，各种已有的民族团结，按其性质，统一于满洲帝国协和会，进行自净教化，纠正过去相克不统一之弊端。（3）……彻底贯彻民族协和的建国精神，……（5）朝鲜农业移民，按军事上及其他方面的必要，适宜地进行统治指导，引导农民定居，以成为坚实的满洲国构成分子，确立经济发展的根基。（6）在满朝鲜人，在满洲国内担负维持治安，逐渐承担国防的责任与义务。  ⁸

由此可知，日本帝国主义从战略上出发，于1938年7月22日设立了满鲜拓植株式会社大批量移民朝鲜人，驱使他们去开拓东北的土地。对于日本来说，东北的朝鲜人无异于水田开拓奴隶。日本人利用朝鲜人开拓土地的同时，又把因掠夺土地而产生的日本人与中国人之间的矛盾顺利转移到朝鲜人身上。在处理朝鲜人与中国人矛盾时，表面上支持朝鲜人，实际是制造矛盾使两民族对立，从而破坏民族团结瓦解反日联合斗争。

根据1940年10月1日的统计，汉族人口以3，687万占伪满洲国总人口（4，320万）的90.24% ⁹ ，是人口占绝对优势的民族，他们自身拥有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在政治、经济上占有传统的优势，而且与关内广大的汉族具有直接的血缘关系。因此对于日本人来说，让汉族人俯首称臣是他们的首要任务，如何对待汉族成为维持整个伪满洲国安定的核心问题。日本从侵略初期开始在经济上实行殖民掠夺政策，在政治上实行敌对性的压制、孤立政策。封建军阀、封建地主土豪由于在政治上、经济上实力较强，日本人对他们不敢小觑。日本人特别警惕汉族的向心力和同化力，即使录用了汉族做上层官吏，也会派日本宪兵或特务去监视并控制他们的一举一动。特别是严格防备汉族与关内的共产党取得联系，实施了即使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不法分子”的政策。为了统治近4，000万的汉族人，日本人把汉族当成最为劣等的民族，从各个方面让他们受到劣等待遇，将其与日本人产生的矛盾转移到其他民族身上，从而转移其对日本人的民族反抗心，还使用各种愚民奴化手段，瓦解汉族的民族精神与反抗精神。

蒙古族的人口只有106万（统计截止于1940年10月1日） ¹⁰ ，但是占据了伪满洲国1/3广袤的土地，内蒙古与蒙古、苏联接壤，其战略地位非常重要。当时的蒙古族主要还是过着游牧生活，维持着封建王公制。日本人在关东军内部设立了内蒙古特务机关，1936年5月制定了《对蒙古人指导方针》，对蒙古族实行特殊政策，即维持原有的内蒙古封建王公制，利用蒙古的王公贵族继续统治蒙古族人民，同时离间蒙古族与汉族的关系，让他们去镇压汉族的反抗，怂恿蒙古族在内蒙古与蒙古、苏联的边界上制造事端。表面上看日本人在内蒙古地区实行了特殊的民族自治政策，实际上其行政实权都掌握在日本人次长及参事官手中，是彻彻底底的殖民统治。日本人虽然口头宣称“满洲是满洲人的满洲，蒙古是蒙古人的蒙古”，但暗地却挑动汉族与蒙古族之间所谓的“历史仇恨”，意图制造民族矛盾，扩大民族分裂，从而坐收渔翁之利。

满族人口267万（统计截止于1940年10月1日） ¹¹ ，就是清朝时期的旗人。清朝统治灭亡后，以末代皇帝溥仪为首的没落满族统治贵族迫切想要复辟清朝，旗人们也认为东北是本民族发祥地，有着想要固守这片土地的侥幸心理。日本人正是利用了满族这种特殊的历史与民族心理，在满族上层扶持亲日派，建立傀儡政府，实行与汉族分离的政策，制造不信任与矛盾，使其互相牵制，同时又防止满族贵族有复辟清朝的企图。

由上可知，日本帝国主义鼓吹的“建国精神”“五族协和”的实质是“分而治之”的民族离间计和压迫政策。    ¹²

所谓“王道乐土”也是日本人标榜的“建国精神”之一，这不过是带有欺骗色彩的殖民统治手段而已。日本人在“建国宣言”里就标榜王道主义，鼓吹要把满蒙建设成一片乐土，将其法西斯统治美化成“仁政”。“王道”本是儒家思想之一，主张应该用仁慈的政治来统治天下，日本人将这一思想与日本的“惟神之道”相结合，歪曲“王道政治”就是天皇政治，宣称天皇作为“天照大神神裔”，是“神意体现者” ¹³ ，即“人神”。日本帝国主义用这样的欺骗手法意图使伪满洲国的各民变得愚昧、麻痹，强迫他们不得违抗“神意”，要绝对服从人神——“天皇”和“皇军”，以及伪满洲国皇帝的统治，并保持绝对忠诚。

另一方面，日本人又实行了“保甲法”“治安维持法”、集团村落等一系列残酷的法律、政策，到处搞屠杀和掠夺。实际上，“王道”只是日本的殖民政治，“乐土”只是日本人的殖民乐土。“王道乐土”的本质是掩盖殖民统治的愚民奴化政策。

2. 伪满洲国的文化专制统治

1）文化专制机构——弘报处

日本帝国主义自伪满洲国建立初期开始就设立了服务于对思想、文化进行殖民统治的文化专制机构。1932年3月建立伪满洲国时日本人在资政局设置了弘法处，负责宣传伪满洲国的施政精神。1932年7月由于权力斗争资政局被撤除，1933年4月1日在伪满国务院总务厅设立了情报处，成为伪满洲国言论、文化的统治机关，对新闻、出版、通信、广播等重要文化部门实行在关东军指挥下的一体化统治。1937年7月1日改革伪满行政机构之时，改情报处为弘报处，继续负责宣传及信息统治的同时，还接手了原属外交部管辖的对外宣传权，全权负责对内、对外的宣传工作。因此弘报处成为全面统治伪满洲国言论的重要政府机构。1939年，弘报处的职责不断扩大，将治安部的电影、新闻、出版的审查权和交通部的广播、通信审查、监视权，以及民生部的美术、音乐、戏曲的审查权及管理权统统放入自己的管辖范围。弘报处的成员全部是日本人，处长职务由关东军将校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