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
柳宗元
（773～819年），柳宗元，字子厚，河东人。登进士第，应举宏辞，授校书郎，调蓝田尉。贞元十九年（803年），为监察御史里行。王叔文、韦执谊用事，尤奇待宗元，擢尚书礼部员外郎。会叔文败，贬永州司马。宗元少精警绝伦，为文章雄深雅健，踔厉风发，为当时流辈所推仰。既罹窜逐，涉履蛮瘴，居闲益自刻苦，其堙厄感郁，一寓诸文，读者为之悲恻。元和十年（815年），移柳州刺史。江岭间为进士者，走数千里，从宗元游。经指授者，为文辞皆有法，世号柳柳州。元和十四年（819年）卒，年四十七。集四十五卷，内诗二卷。今编为四卷。
驳《复仇议》
武则天执政时期，有个叫徐元庆的人，他的父亲被县尉杀死，他寻机报仇，亲手杀死了仇人，然后将自己捆绑起来，投案认罪。当时陈子昂建议杀掉他，但在他的里巷给以旌表，并请在法令中编进这种处理办法，作为国家法典。柳宗元认为陈子昂这种处理办法很荒唐，因为礼和法虽然作用不同，但并不矛盾，判案的关键在于分清案情的是非曲直，结尾肯定了徐元庆的合理行动，驳斥了陈子昂的错误建议，指出“有断斯狱者，不宜以前议从事”，斩钉截铁，毫不含糊。
【原文】
臣伏见天后时，有同州下人徐元庆者，父爽，为县尉赵师韫所杀，卒能手刃父仇，束身归罪。当时谏臣陈子昂建议，诛之而旌其闾，且请编之于令，永为国典。臣窃独过之。
臣闻礼之大本，以防乱也。若曰无为贼虐，凡为子者杀无赦。刑之大本，亦以防乱也。若曰无为贼虐，凡为理者杀无赦。其本则合，其用则异，旌与诛莫得而并焉。诛其可旌，兹谓滥，黩刑甚矣。旌其可诛，兹谓僭，坏礼甚矣。果以是示于天下，传于后代，趋义者不知所向，违害者不知所以立，以是为典可乎？盖圣人之制，穷理以定赏罚，本情以正褒贬，统于一而已矣。
向使刺谳其诚伪，考正其曲直，原始而求其端，则刑礼之用，判然离矣。何者？若元庆之父不陷于公罪，师韫之诛独以其私怨，奋其吏气，虐于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问，上下蒙冒，吁号不闻；而元庆能以戴天为大耻，枕戈为得礼，处心积虑，以冲仇人之胸，介然自克，即死无憾，是守礼而行义也。执事者宜有惭色，将谢之不暇，而又何诛焉？其或元庆之父，不免于罪，师韫之诛，不愆于法，是非死于吏也，是死于法也。法其可仇乎？仇天子之法，而戕奉法之吏，是悖骜而凌上也。执而诛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焉？
且其议曰：“人必有子，子必有亲，亲亲相仇，其乱谁救？”是惑于礼也甚矣。礼之所谓仇者，盖其冤抑沉痛而号无告也，非谓抵罪触法，陷于大戮。而曰彼杀之，我乃杀之，不议曲直，暴寡胁弱而已。其非经背圣，不亦甚哉！
《周礼》：“调人，掌司万人之仇。凡杀人而义者令勿仇，仇之则死。有反杀者，邦国交仇之。”又安得亲亲相仇也？《春秋·公羊传》曰：“父不受诛，子复仇可也。父受诛，子复仇，此推刃之道，复仇不除害。”今若取此以断两下相杀，则合于礼矣。且夫不忘仇，孝也；不爱死，义也。元庆能不越于礼，服孝死义，是必达理而闻道者也。夫达理闻道之人，岂其以王法为敌仇者哉？议者反以为戮，黩刑坏礼，其不可以为典，明矣。
请下臣议附于令，有断斯狱者，不宜以前议从事。谨议。
【译文】
小臣看到武后执政时的案件，有个同州下县人名叫徐元庆，他的父亲徐爽被县尉赵师韫杀死，他最后亲手杀死杀父仇人，把自己捆绑起来投案认罪。当时的谏官陈子昂建议杀掉他，但在他的里巷给以旌表，并请在法令中编进这种处理办法，永远作为国家法典。小臣私自认为这个建议是错误的。
小臣听说礼的根本，是用来防乱的。比如说不要做行凶杀人的事，凡是做儿子的为了替父报仇杀了不该当做仇人的人都要抵命，不能赦免。刑法的根本，也是用来防乱的。比如说不要做行凶杀人的事，凡是当官的杀死了没有罪的人，也要抵命，不能赦免。它们的根本是一致的，但其手段却不一样，表彰和处死不能同时使用。处死可以表彰的，就叫做滥刑，亵渎刑法太过分了。表彰应该处死的，就叫做越礼，破坏礼制太严重了。真的把这种做法向天下明白宣告，传到后代，就会使寻求正义的人不晓得正确方向，躲避祸害的人不晓得怎样立身处世。把它作为法典，这样可以吗？原本圣人的制礼立法，是要穷究事理来决定赏罚，根据情况来做出褒贬的，礼和法本就是统一的。
当初假使能够查明案情的真假，判定它的是非，推究它的发生，进而寻找它的缘由，那么刑法和礼制的功用就清楚地区分开了。为什么呢？假如徐元庆的父亲对于国法不构成犯罪，赵师韫把他处死，仅仅是为了报私仇，是滥用权势，对无罪的人肆意残害，州郡长官不晓得治赵师韫滥用刑法、借机报怨的罪，执法官吏也不去过问，上下蒙蔽掩饰，对呼冤叫屈不闻不问。可是徐元庆能够把跟杀父仇人共同活在世上作为极大羞耻，把枕着兵器时刻准备报杀父之仇作为符合礼制的事，处心积虑，誓用刀刺进仇人的胸膛，坚定地克制自己，就是牺牲也不怨恨。这就是遵守礼制、实行正义啊。管事的官吏应当有所惭愧，去向他表示歉意都来不及，为什么还要处死他呢？或者徐元庆的父亲的确是犯了罪不能赦免，赵师韫处死他并不违背法令，这就不是死在官吏的手中，而是死在国家的法令上面。国家的法令怎么可以仇视呢？仇视国家的法令，杀害执法的官吏，这是逆乱犯上啊。逮捕起来处死他，是为了整肃国家的法令，为什么还要表彰他呢？
并且，陈子昂的建议说：“人一定有儿子，儿子一定有父母，因为热爱各自的亲人就互相仇杀，这样的混乱情势谁能纠正呢？”这种对礼制的糊涂观念实在是太严重了。礼所说的报仇，原来是说那种因为有冤屈，很沉痛，而又没有地方申诉的人，不是说触犯刑法，已经构成该判死刑的人。假使说他杀了人，我就杀了他，不问对还是错，这是不论是非曲直、威压弱小者罢了。这种违反经典、背离圣人的做法，不也太过分了吗！
《周礼》说：“调人主管调解百姓的怨仇。凡是杀人而合乎情理的，规定不准报仇，报仇的人则处以死刑，假使有反过来杀人的，全国人民就共同把他当做仇人。”又哪儿会因热爱亲人而互相仇杀呢？《春秋·公羊传》说：“父亲不该处死刑却被处死了，儿子报仇是可以的。父亲应该处死刑而被处死了，儿子报仇，这是一往一来互相杀戮的办法。这样的报仇是免不了相互仇杀的祸害。”如今，假使根据这个标准来判断双方仇杀的是非曲直，就符合礼制了。再说，不忘父仇，这是孝；不惜一死，这是义。徐元庆能够不超越礼制，遵循孝道，恪守正义，那肯定是个通晓事理、懂得道义的人。通晓事理、懂得道义的人，难道会与王法作对吗？议罪的官吏反倒以为应该把他处死，这是滥用刑法，破坏礼制，这种建议当然不能把它作为国家法典了。
请把小臣的意见发下去，附在有关法令的后面。以后凡有审判类似案件的，不应再照以前的建议办理。小臣谨上。
桐叶封弟辩
这是一篇史评。据史书载，周成王有次和其幼弟叔虞嬉戏，以一片桐叶为凭信，说要封他做诸侯。其实成王当时不过说了一句玩笑话，并非有意这么做，而周公则认为君无戏言，成王只好履行诺言，封弟于唐。柳宗元在这篇文章中驳斥了周公的做法，认为君主的言行应该考虑是否适当。人臣不应当迁就迎合，而应当启发诱导，把君主的一句戏言当成金科玉律是愚蠢可笑的。这在帝王至尊的封建时代，的确是相当大胆的议论。文章论辩犀利，义正辞严，可谓论辩文的力作。
【原文】
古之传者有言，成王以桐叶与小弱弟，戏曰：“以封汝。”周公入贺。王曰：“戏也。”周公曰：“天子不可戏。”乃封小弱弟于唐。
吾意不然。王之弟当封邪，周公宜以时言于王，不待其戏而贺以成之也。不当封邪，周公乃成其不中之戏，以地以人与小弱者为之主，其得为圣乎？且周公以王之言，不可苟焉而已，必从而成之邪？设有不幸，王以桐叶戏妇、寺，亦将举而从之乎？凡王者之德，在行之何若。设未得其当，虽十易之不为病；要于其当，不可使易也，而况以其戏乎？若戏而必行之，是周公教王遂过也。
吾意周公辅成王，宜以道，从容优乐，要归之大中而已，必不逢其失而为之辞。又不当束缚之，驰骤之，使若牛马然，急则败矣。且家人父子尚不能以此自克，况号为君臣者耶！是直小丈夫缺缺者之事，非周公所宜用，故不可信。
或曰：封唐叔，史佚成之。
【译文】
古书上记载说：周成王把剪成形的桐树叶拿给小弟弟并开玩笑说：“用它来封赏你。”周公立刻进去祝贺，成王说：“我只是开玩笑呀！”周公说：“天子是不能随便开玩笑的。”于是成王就把小弟弟封在唐地。
我看后认为这是不可能的。成王的弟弟应当受封赏的话，周公就应该及时向成王进言，而不应该等到他开玩笑时才用庆贺的方式来促成这件事。如果不应该受封的话，周公却有意去促成这种不合适的玩笑，把土地人民，交给一个小弟弟，让他去做那里的君主，周公这样做怎么能够称为圣人呢？而且周公认为君主不能随便说说就算了，一定要遵照着办成这件事吗？假使不幸，成王用桐叶跟宫女和太监开玩笑，周公也准备提出来照着办吗？凡是帝王的德行，在于办事怎么样。假定他做得不合适，那么就是多次改变它也不算错；重要的在于是不是适当，适当就不能使它改变，何况是拿它来开玩笑呢！假若开玩笑的话也一定要实行它，这是周公在教成王成就错误啊！
我想周公辅助成王，应该拿不偏不颇的道理引导他，使他的举止都遵循“中庸”之道，肯定不会迎合他的错误还替他辩解的。也不会束缚他，劳累他，使他像牛马一样，训导过于苛刻，反而适得其反。况且在一家人中父子之间还不能用这种办法来管束，何况是称为君臣的呢！这仅仅是耍弄小聪明的人做的事，不是周公应当做的，所以不能相信。
有的书上说：封唐叔的事，是史佚促成的。
箕子碑
唐代在汲郡建立了箕子庙，每年按时祭礼，以纪念这位上古贤人，柳宗元有感于箕子的历史影响，为箕子庙写了这篇碑文。文章开篇提出中心论点，指出大人之道有三，即“正蒙难”、“法授圣”和“化及民”，随后逐条论述，高度赞扬了箕子处乱世而能自强不息，处治世而能训导圣王，制定国家法典，并远赴蛮荒，教化人民，传播礼乐的高贵品质和重大历史业绩。结尾特别提到隐忍图存，指出箕子本意，表达了对他的崇敬心情。
【原文】
凡大人之道有三：一曰正蒙难；二曰法授圣；三曰化及民。殷有仁人曰箕子，实具兹道以立于世。故孔子述六经之旨，尤殷勤焉。
当纣之时，大道悖乱，天威之动不能戒，圣人之言无所用。进死以并命，诚仁矣，无益吾祀，故不为。委身以存祀，诚仁矣，与亡吾国，故不忍。具是二道，有行之者矣。是用保其明哲，与之俯仰，晦是谟范，辱于囚奴。昏而无邪，而不息。故在《易》曰：“箕子之明夷。”正蒙难也。及天命既改，生人以正，乃出大法，用为圣师。周人得以序彝伦而立大典。故在《书》曰：“以箕子归，作《洪范》。”法授圣也。及封朝鲜，推道训俗，惟德无陋，惟人无远，用广殷祀，俾夷为华。化及民也。率是大道，丛于厥躬，天地变化，我得其正，其大人欤？
呜呼！当其周时未至，殷祀未殄。比干已死，微子已去。向使纣恶未稔而自毙，武庚念乱以图存，国无其人，谁与兴理？是固人事之或然者也。然则先生隐忍而为此，其有志于斯乎？
唐某年，作庙汲郡，岁时致祀。嘉先生独列于《易》象，作是颂云。
【译文】
凡是有高尚情操的人，他的立身处世之道有三点：一是秉持正义，不惜经受苦难；二是撰述范则，授给明君；三是推行教化，泽被万民。殷朝有个仁人名叫箕子，他确实是以这种立身之则处世的。所以孔子讲述六经大义时，屡次提及他。
在殷纣王的时候，天道混乱，上天的震怒不能使暴君警醒，圣人的教诲也没有什么作用。这时候，冒死进谏，不怕牺牲生命，这的确是可以称做仁人，不过对我们的宗族没有好处，所以不这样做。投身新王朝来保存宗族，这也可以称为仁人，不过要抛弃自己的家园，因此又不忍心这样做。况且两条道路，已经有人走过了。因此，箕子保存自己的明智，随世事而动，隐藏自己的谋略智识，忍受着做囚犯和奴隶的屈辱。生活在昏聩的时代，却出淤泥而不染，处在衰落的国家中，却能够自强不息。所以《易经》上说：“箕子不显露自己的明智。”这正是坚守正道，不惜经受磨难啊！等到天命改变以后，百姓生活步入正轨，于是撰述范典，成为圣王的范典。周朝得以整顿人伦规范，从而制定国家法典。所以《书经》上说：“由于箕子归降才制定了《洪范》。”这就是撰述范典，授给圣王啊！等到他受封朝鲜后，推行礼义，转变风俗，有道德就不怕风气鄙偏，有人民就不怕地方偏远，因而推广了殷朝的政治文化，使边远民族同华夏民族一样。这就是推行教化，泽被万民。遵循这种圣人之道，使它在自己的身上集中，天地万物虽然变化无常，自己却能够坚守正道，这大概就是有高尚情操的人吧！
唉！在周朝兴盛的时机还没有到来，殷朝的天命还没有断绝，比干已经遇害，微子已经流亡的时候，倘使殷纣的罪恶没有达到极点就自然地死去，武庚担忧动乱并企图保存殷室，而国家没有杰出的人才，将同谁来挽救时局，治理国家呢？这原本是人事方面可能出现的情况啊！那么，箕子委屈求全而这样做，难道是有这样的志向吗？
唐朝某年，在汲郡建立了箕子的庙，每年按时祭祀。我欣赏箕子独独能够在《易经》的卦象中列名，就作了这篇颂。
牛赋
牛，性情温驯，吃苦耐劳。烈日下耕作，星月下负重。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给人极多，所得极少。劳苦终生，结果却悲惨，“皮角见用，肩尻莫保。或穿缄滕，或实俎豆”。
驴，不耕不驾，却吃上好饲料。凭借曲意奉迎、趋炎附势的伎俩，奔走于豪门大户，终生安稳，不用受怕担惊。
作者以动物界中的牛和驴，暗喻人类中的君子与小人，寓满腔悲愤于波澜不惊的文字中。然而末句“命有好丑，非若能力。慎勿怨尤，以受多福”，却带有消极的隐忍意味。
【原文】
若知牛乎？牛之为物，魁形巨首，垂耳抱角，毛革疏厚。牟然而鸣，黄钟满。抵触隆曦，日耕百亩。往来修直，植乃禾黍。自种自敛，服箱以走。输入官仓，己不适口。富穷饱饥，功用不有。陷泥蹙块，常在草野。人不惭愧，利满天下。皮角见用，肩尻莫保。或穿缄滕，或实俎豆。由是观之，物无逾者。不如羸驴，服逐驽马。曲意随势，不择处所。不耕不驾，藿菽自与。腾踏康庄，出入轻举。喜则齐鼻，怒则奋踯。当道长鸣，闻者惊辟。善识门户，终身不惕。牛虽有功，于己何益？命有好丑，非若能力。慎勿怨尤，以受多福。
【译文】
你了解牛吗？牛这种动物，身躯魁伟，头部硕大，两耳下垂，两角向上弯曲，毛疏皮厚。牛哞哞的叫声，像黄钟一样浑厚低沉。它冒着烈日，一天耕田百亩。它往来拉的田垄又长又直，可以种上你们的作物。它不但耕种收获，还要拉着车子奔跑。把一车车粮食送进官仓，自己却吃不上可口的食物。它使穷人富起来，使饥饿的人吃得饱，却不争半点功劳。它有时陷入泥沼，有时跌倒在地，经常在野外忙碌。天下人都得到它的好处，却一点也不惭愧。它的皮角被利用，骨肉无法保全。有的用绳子穿起来制成用具，有的装在祭器里作为祭品。由此可见，没有什么东西比牛的用处更大。牛不像瘦驴那样，习惯地跟在劣马身后奔跑。不择场合地曲意奉迎，趋炎附势。瘦驴既不耕地，又不驾车，吃上好饲料；奔走在康庄大道上，出入自由自在；高兴时扬鼻相对，恼怒时使劲蹬蹄；站在大路上昂首长鸣，听到的人都吓得慌忙逃开；善于钻营，奔走于豪门大户，终身安稳，不用受怕担惊。牛虽然对人们有功，但对自己能有什么好处？命运本来就有好有坏，不是能力所能改变的。千万不要怨天尤人，这样就能获得更多的洪福。
封建论
封建，指殷周时期“封国土，建诸侯”的世袭分封制度。本文就是评论这种分封制度的。
文章首段发端立案，提出论点：封建，非圣人意也。又以一“势”字挈其纲领，由势字探出圣人不得已之苦心。“彼其初”一段，遂极言“势”之所必至，从而为论点作确证。
接下来，文章探讨历代封建得失之大略。一段言周封建之失；一段言秦郡县之得；一段言汉矫秦循周之失；一段言唐制州立守之得。而后，针对三种不同观点的发难，一一予以反驳。至“或者又以为”一段，则因殷周不革封建一难，发出不得已之故，与开头“势”字照应。后以“吾固曰：非圣人意也，势也”收束归源。
文章立论明确，间架宏阔，辩论雄俊，为历代评论家所称道。吕留良评此文：“无懈可击，实文章豪雄。”
【原文】
天地果无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有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然则孰为近？曰：有初为近。孰明之？曰封建而明之也。彼封建者，更古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而莫能去之。盖非不欲去之也，势不可也。势之来，其生人之初乎？不初，无以有封建。封建，非圣人意也。
彼其初与万物皆生，草木榛榛，鹿豕，人不能搏噬，而且无毛羽，莫克自奉自卫，荀卿有言“必将假物以为用者也”。夫假物者必争，争而不已，必就其能断曲直者而听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众，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后畏，由是君长刑政生焉。故近者聚而为群。群之分，其争必大，大而后有兵有德。又有大者，众群之长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属，于是有诸侯之列。则其争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诸侯之列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封，于是有方伯、连帅之类，则其争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方伯、连帅之类，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人，然后天下会于一。是故有里胥而后有县大夫，有县大夫而后有诸侯，有诸侯而后有方伯、连帅，有方伯、连帅而后有天子。自天子至于里胥，其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
夫尧、舜、禹、汤之事远矣，及有周而甚详。周有天下，裂土而瓜分之，设五等，邦群后，布履星罗，四周于天下，轮运而辐集。合为朝觐会同，离为守臣城。然而降于夷王，害礼伤尊，下堂而迎觐者。历于宣王，挟中兴复古之德，雄南征北伐之威，卒不能定鲁侯之嗣。陵夷迄于幽、厉，王室东徙，而自列为诸侯矣。厥后，问鼎之轻重者有之，射王中肩者有之，伐凡伯、诛苌弘者有之。天下乖戾，无君君之心，余以为周之丧久矣，徒建空名于公侯之上耳。得非诸侯之盛强，末大不掉之咎欤？遂判为十二，合为七国，威分于陪臣之邦，国殄于后封之秦。则周之败端，其在乎此矣。
秦有天下，裂都会而为之郡邑，废侯卫而为之守宰，据天下之雄图，都六合之上游，摄制四海，运于掌握之内，此其所以为得也。不数载而天下大坏，其有由矣。亟役万人，暴其威刑，竭其货贿。负锄梃谪戍之徒，圜视而合从，大呼而成群。时则有叛人而无叛吏，人怨于下而吏畏于上，天下相合，杀守劫令而并起。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
汉有天下，矫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内而立宗子，封功臣。数年之间，奔命扶伤之不暇。困平城，病流矢，陵迟不救者三代。后乃谋臣献画，而离削自守矣。然而封建之始，郡邑居半，时则有叛国而无叛郡。秦制之得，亦以明矣。继汉而帝者，虽百代可知也。
唐兴，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为宜也。然犹桀猾时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于州而在于兵，时则有叛将而无叛州。州县之设，固不可革也。
或者曰：“封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适其俗，修其理，施化易也。守宰者，苟其心，思迁其秩而已，何能理乎？”余又非之。周之事迹，断可见矣。列侯骄盈，黩货事戎。大凡乱国多，理国寡。侯伯不得变其政，天子不得变其君。私土子人者，百不有一。失在于制，不在于政，周事然也。秦之事迹，亦断可见矣。有理人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郡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酷刑苦役，而万人侧目。失在于政，不在于制。秦事然也。汉兴，天子之政行于郡，不行于国，制其守宰，不制其侯王。侯王虽乱，不可变也；国人虽病，不可除也。及夫大逆不道，然后掩捕而迁之，勒兵而夷之耳。大逆未彰，奸利浚财，怙势作威，大刻于民者，无如之何。及夫郡邑，可谓理且安矣。何以言之？且汉知孟舒于田叔，得魏尚于冯唐，闻黄霸之明审，睹汲黯之简靖，拜之可也，复其位可也，卧而委之以辑一方可也。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赏。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设使汉室尽城邑而侯王之，纵令其乱人，戚之而已。孟舒、魏尚之术，莫得而施；黄霸、汲黯之化，莫得而行。明谴而导之，拜受而退已违矣。下令而削之，缔交合从之谋，周于同列，则相顾裂眦，勃然而起。幸而不起，则削其半。削其半，民犹瘁矣，曷若举而移之以全其人乎？汉事然也。今国家尽制郡邑，连置守宰，其不可变也固矣。善制兵，谨择守，则理平矣。
或者又曰：“夏、商、周、汉封建而延，秦郡邑而促。”尤非所谓知理者也。魏之承汉也，封爵犹建。晋之承魏也，因循不革。而二姓陵替，不闻延祚。今矫而变之，垂二百祀，大业弥固，何系于诸侯哉？
或者又以为：“殷、周，圣王也，而不革其制，固不当复议也。”是大不然。夫殷、周之不革者，是不得已也。盖以诸侯归殷者三千焉，资以黜夏，汤不得而废；归周者八百焉，资以胜殷，武王不得而易。徇之以为安，仍之以为俗，汤、武之所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于己也，私其卫于子孙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为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尽臣畜于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
夫天下之道，理安，斯得人者也。使贤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后可以理安。今夫封建者，继世而理。继世而理者，上果贤乎？下果不肖乎？则生人之理乱未可知也。将欲利其社稷，以一其人之视听，则又有世大夫世食禄邑，以尽其封略。圣贤生于其时，亦无以立于天下，封建者为之也。岂圣人之制使至于是乎？吾固曰：“非圣人之意也，势也。”
【译文】
自然界果真没有原始阶段吗？这我无法知道。人类果真有原始阶段吗？这我也无法知道。那么，哪一种可能接近事实呢？我以为，有原始阶段这种说法更接近事实。拿什么来证明这个呢？通过分封制就可以证明。那分封制曾经历唐尧、虞舜、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等古代圣明的帝王，没有谁能废除它。恐怕他们不是不想将分封制度废掉，而是客观形势不允许。这种形势的形成，大概就是由于人类原始阶段的存在吧！假如没有人类原始阶段的那种形势，就不能产生分封制。实行分封制，不是圣人们的意志。
人类在其原始阶段，与万物共存。那时草木杂乱丛生，各种野兽往来奔突，人不能搏杀撕咬，而且没有毛羽，无法自己养活自己和保护自己，正如荀卿所说的，人一定要凭借外物作为求生的工具。凭借外物以求生存，相互之间必定产生争斗，争斗无休无止，必须去找能判断是非的人并且听从他的命令。这类人中有智慧、能明断的，服从他的人一定众多；他向相争的人讲明道理而有过失的一方仍不悔改，必将责罚他们而后使他畏惧，由此，君主、长官、刑法、政令就产生了，所以彼此亲近的人们便聚成一群。分为群体，以后争斗的规模必然加大；争斗的规模加大，就产生了用武力来镇压和用道德来安抚的统治方法。其中又有武力更强大、道德更高尚的人，各群体的首领就又去到他那里听从他的命令，以安抚其部属，于是产生了众多的诸侯。诸侯之间相互争斗，斗争的规模就又扩大了。后来又出现了威德更高尚的人，众诸侯又去听从他的命令，以安定自己的封国，于是就产生了方伯、连帅一类的诸侯首领。这样，方伯、连帅之间的相争规模就又进一步扩大了。又出现了比方伯、连帅道德更高尚的人，方伯、连帅们又归附于他而听从他的命令，以安定他们的人民，然后天下会合，统一于一个天子了。所以，先有乡里的长官而后有县的长官，有了县的长官之后才有诸侯，有了诸侯而后有方伯、连帅，有了方伯、连帅而后有天子。上至天子，下至乡里的长官，他们当中对百姓有恩德的人死了以后，大家必定拥护他们的后代而尊奉为领袖。所以，分封制不是圣人的个人意志，是形势所造成的。
尧、舜、禹、汤的事离当前太久远了，到了周代，文献的记载才比较详尽。周朝据有天下以后，把天下土地进行分封，设立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分封诸侯。诸侯国如众星罗列，布满天下四方。他们尊奉周王室，就像车轮以车轴为中心，车辐条集中于车毂那样。诸侯定时拜见天子，或在春天去朝见，或在秋天去朝见，或应天子之召随时前往，或数个诸侯联合前去朝见；诸侯离开天子回到自己的封国，就成为周王室的守土之臣和保卫朝廷的屏障。然而下传到周夷王时，以前的礼制遭到破坏，损害了天子的尊严，夷王竟亲自下堂去迎接诸侯。传到周宣王时，他虽然具备复兴国势的德行，显示了南征楚国、北伐狁的雄威，但他终究无力确立鲁国君位的继承人。周王朝衰落始于厉王、幽王，到周平王东迁洛邑，周天子已把自己降到了跟诸侯同等的地位了。自那以后，向周天子询问九鼎重量企图取代周朝的事出现了，放箭射中周天子肩膀的事出现了，伏击绑架周天子使臣凡伯、胁迫周天子杀掉大夫苌弘的事也出现了。天下反常，人心背谬，不再把天子当做天子。我认为周王朝丧失统治权很久了，只不过还在诸侯之上徒然留有一个空名而已。这难道不是诸侯的力量过分强大、形成尾大不掉的过失吗？于是周朝分成了十二个诸侯国，合并为七个强国，天子的权力被分到由诸侯的家臣所建立的国家，周王朝被它所后封的秦国灭掉。可见周朝败亡的最初的原因，就在于实行了分封制。
秦国统一天下后，分割原来诸侯国的属地并设置郡县，废除了从侯服到卫服的五等诸侯，取而代之的是郡守、县令，凭借天下险要之处，建都在居高临下的咸阳，控制全国，把整个国家置于自己的掌握之中。这是秦朝的应对得当之举。稳定不久就天下大乱，那是另有原因的。秦朝一再征发数以万计的人去服劳役，政令、刑罚严酷苛刻，天下财物殆尽一空。于是那些扛着锄头木棍被责罚去守边的人们，彼此交换个眼神就诚心地结为联盟，大呼一声便聚集成反秦的队伍。当时只有反叛的百姓而没有反叛的官吏，老百姓对秦王朝心怀怨恨，而有一定地位的官吏则对朝廷十分畏惧。天下百姓同心同力，杀死郡守，劫持县令，联合起来造反。秦王朝的过错在于它的暴政激起了人民的怨恨，而不是郡县制的错误。
汉朝取得天下以后，为吸取秦亡的教训，袭用了周朝的制度，划分出一部分国家疆土用来分封同宗子弟和一些异姓功臣为王侯。没过几年，就出现了王侯叛乱的事，汉天子为平息叛乱而疲于奔命。高祖刘邦领兵讨伐叛降匈奴的韩王信时，曾被匈奴军队在平城围困了七天七夜，又在镇压淮南王英布的反叛时被飞箭射成重伤而致死，而后汉朝逐渐呈现衰落之势，一直持续了三世之久。后来谋臣献策，朝廷对诸侯王的封地及拥有的权势加以离析、削弱，汉王朝才得以自保。不过，汉朝刚开始恢复分封制时，还有约占全国面积一半的地区实行的是郡县制，当时只有诸侯反叛却没有郡县反叛。秦朝创立的郡县制的正确可行，也可由此得到证明了。对汉朝之后的创立帝业的人来说，郡县制与分封制哪一种可取，哪一种不可取，即使再过百代，也是显而易见的。
唐朝建国以后，设置州县，任命州县长官，这是唐王朝的明智之举。但是仍有强悍奸猾的藩镇不时起来作乱，为害地方。造成这种情况的过错不在于建州立县，问题在于兵制，当时只有反叛的藩镇将领而没有反叛的州县长官。由此可见，州县的设置，确实是不可改变的。
有人说：“分封制下的世袭诸侯，一定会把封地当做自家的私有产业尽心治理，把封国内的百姓当做儿子一样爱护，他们适应当地的风俗，修明那里的政治，因此施行教化是很容易的。而县制下的郡守和县令，常怀有得过且过的心理，想的不过是官位升迁，哪里能把所管辖的地方治理得好呢？”我认为这种说法也是错误的。周朝的历史事实清楚地告诉我们：众诸侯骄横自大，贪财好战。总而言之，是政治混乱的国家多，治理得当的国家少。方伯、连帅之类的诸侯首领不能改变各诸侯国腐败的政治统治，天子也不能撤换不称职的诸侯国的国君。真正能够尽心治理封地和诚心爱护人民的诸侯，一百个当中找不出一个。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在于实行了分封制，而不在于具体政治措施如何。周朝的情况就是如此。秦朝的历史事实也明确地告诉我们：秦实行了治理人民的郡县制，可是不把权力交付给郡县，当时实际情况就是这样。任命了能够治理人民的郡守、县令，他们却无法行使郡守、县令的职权，当时实际情况就是这样。结果是所设置的郡县作用无法正常发挥，郡县长官无法施行其政治管理。再加上严酷的刑法，繁重的劳役，致使天下百姓心怀怨怒。造成这种局面的过错在于统治策略有错误，而不在于郡县制有什么不好。秦朝的情况就是如此。汉朝建国后，天子的统治命令可以在郡县贯彻执行，不能在诸侯国贯彻执行，可以控制郡守、县令，不能控制诸侯王。诸侯王就算是胡作非为，朝廷也无法改变这种状况，诸侯国的人民就算是苦难深重，朝廷也不能解除他们的痛苦。等到诸侯王叛上作乱，而后才拘捕捉拿、流放外地，或者率领军队去将叛乱平定。当诸侯王叛乱的迹象不明显的时候，尽管他们巧取豪夺谋财谋利，依仗权势作威作福，对百姓极端残暴，朝廷也拿他们没有办法。至于当时实行郡县制的地方，可以说是治理得当而且社会安定。为什么这样说呢？如汉文帝从田叔那里了解到高祖时被免官的孟舒德行很好，受到尊敬，从冯唐那里省悟到对守边有功的魏尚判罚有失妥当，汉宣帝听说黄霸执法明察，办事审慎，汉武帝看到汲黯为政简静，不苛政扰民，于是或将接连遭贬的黄霸官复原职，或将孟舒、魏尚重新起用，或将有病在身的汲黯委以重任以安抚治理一方百姓。在实行郡县制的地方，这是天子可以做到的。郡县长官如有罪过，天子可以罢他官，郡县长官有才能，天子可以奖赏他。早上任命了他，如有违逆越轨的行为，当天晚上就可以把他免职；晚上授予他官职，如果违法乱纪，第二天早晨就可以罢免他。假如汉王朝把全国城市乡镇的土地都分封给诸侯王，纵使他们欺害人民，朝廷对这种情况也只能焦虑担忧罢了。在这种情况下，孟舒、魏尚的治理方法难以施展，黄霸、汲黯的教化方式难以推行。朝廷公开批评、开导他们，他们当面恭敬应允，但一转身就又违法犯禁、我行我素了。朝廷如果下令削减他们的封地，他们就相互串通、订立盟约、联合秘谋，然后就彼此呼应，对朝廷怒目相视，气势汹汹地发动叛乱；如果不闹事，朝廷也只能削减他们一半封地，而另一半封地上的人民仍然受苦。与其这样，为何不把诸侯王全部废除而改为郡县，以保全那里的百姓呢？汉朝的情况就是这样。现在国家全部实行郡县制，并设立郡守、县令，这种制度的不可改变是确定无疑的了。朝廷只要善于掌握兵权，谨慎地选择州县长官，国家就可以治理好了。
有人又说：“夏、商、周、汉四代实行分封制而统治的时间都很长，秦朝实行郡县制而统治的时间却很短。”说这种话的，更加不是所谓懂得治理国家的人了。曹魏承接汉朝立国，仍然建立了封土赐爵的分封制，司马晋继承曹魏立国，分封制仍沿袭不改。而曹氏和司马氏所建立的王朝都很快就衰败了，没听说他们国运长久。现在唐朝废止了分封制，采用郡县制，自开国至今将近二百年了，国家基业很巩固，这与分封诸侯有什么关系呢？
有人又认为：“商汤王和周武王都是圣王，他们都不改变分封制，本不该再来讨论了。”这种说法是非常错误的。商汤王、周武王不废除分封制，是迫不得已。因为商汤伐夏桀时有三千个诸侯归附于商，商借助他们的力量才灭掉了夏，所以商汤王不能废掉他们；周武王征伐商纣王时，归附周的诸侯有八百个，周借助他们的力量才战胜了商，所以周武王也不能废掉诸侯。因循旧制以安定国家，沿用旧制以顺应习俗，这是商汤王、周武王迫于形势而做出的决定。不得已而为之，就不是出于最大的公心，而是怀有偏私之心，因为诸侯曾为自己出过力，想利用他们来守卫保护自己的子孙后代。秦朝废除分封制，实行郡县制，从郡县制本身来说，这是最大的公了，但就动机来看，则是为私的，是想利用郡县制造就皇帝个人的权威，使天下人都服从自己的统治。不过，天下为公在行政制度上有所体现是从秦朝开始的。
天下的通理是，把国家治理好了，才能得民心。让贤能的人居上位，不贤的人居下位，然后国家才可以治理好。分封制度下的统治者，是诸侯王一代继承一代的统治下去。这种世袭的统治者，在上位的果真就是贤能的吗？在下位的果真就是不贤的吗？那么老百姓是得到太平还是会遭逢祸乱，就无法知道了。诸侯王为了巩固他们的政权，就必须统一人民的认识，由世袭的大夫统治着世袭领地，以至于把封地内的土地都分光了。即使圣贤生在那个时代，也不能为人民立功立德。这都是分封制所造成的后果，哪里是圣人创立的制度使它这样的呢！所以我说：“分封制不是圣人的本意，而是形势发展所决定的。”
段太尉逸事状
状，是记叙死者世系、籍贯、生卒年月及生平事迹的文章，供撰写墓志或史传者采择。逸事状，只记录死者的逸事，其他生平事迹则从略。
段太尉，即段秀实，字成公。一生经历唐玄宗、肃宗、代宗、德宗四朝。德宗建中四年（783年）因反对朱称帝被害。德宗兴元元年（784年）诏赠太尉，谥曰“忠烈”。
本文叙述了太尉的三件逸事：保全郭氏，写其勇；卖马偿谷，写其仁；却朱帛，写其廉。人物形象栩栩如生，跃然纸上。文字亦洗练精审，值得细细品读。
【原文】
太尉始为泾州刺史时，汾阳王以副元帅居蒲，王子为尚书，领行营节度使，寓军州，纵士卒无赖。人偷嗜暴恶者，卒以货窜名军伍中，则肆志，吏不得问。日群行丐取于市，不慊，辄奋击折人手足，椎釜鬲瓮盎盈道上，袒臂徐去，至撞杀孕妇人。宁节度使白孝德以王故，戚不敢言。
太尉自州以状白府，愿计事。至则曰：“天子以生人付公理，公见人被暴害，因恬然，且大乱，若何？”孝德曰：“愿奉教。”太尉曰：“某为泾州，甚适，少事，今不忍人无寇暴死，以乱天子边事。公诚以都虞侯命某者，能为公已乱，使公之人不得害。”孝德曰：“幸甚！”如太尉请。既署一月，军士十七人入市取酒，又以刃刺酒翁，坏酿器，酒流沟中。太尉列卒取十七人，皆断头注槊上，植市门外。一营大噪，尽甲。孝德震恐，召太尉曰：“将奈何？”太尉曰：“无伤也。请辞于军。”孝德使数十人从太尉，太尉尽辞去，解佩刀，选老者一人持马，至门下。甲者出，太尉笑且入曰：“杀一老卒，何甲也？吾戴吾头来矣。”甲者愕。因谕曰：“尚书固负若属耶？副元帅固负若属耶？奈何欲以乱败郭氏？为白尚书，出听我言。”出，见太尉。太尉曰：“副元帅勋塞天地，当务始终。今尚书恣卒为暴，暴且乱，乱天子边，欲谁归罪？罪且及副元帅。今人恶子弟以货窜名军籍中，杀害人，如是不止，几日不大乱？大乱由尚书出，人皆曰尚书倚副元帅不戢士，然则郭氏功名，其与存者几何？”言未毕，再拜曰：“公幸教以道，恩甚大，愿奉军以从。”顾叱左右曰：“皆解甲，散还火伍中，敢哗者死！”太尉曰：“吾未晡食，请假设草具。”既食，曰：“吾疾作，愿留宿门下。”命持马者去，旦日来。遂卧军中。
不解衣，戒候卒击柝卫太尉。旦，俱至孝德所，谢不能，请改过。州由是无祸。
先是太尉在泾州，为营田官。泾大将焦令谌取人田，自占数十顷，给与农，曰：“且熟，归我半。”是岁大旱，野无草，农以告谌。谌曰：“我知入数而已，不知旱也。”督责益急。农且饥死，无以偿，即告太尉。太尉判状，辞甚巽，使人求谕谌。谌盛怒，召农者曰：“我畏段某耶？何敢言我！”取判铺背上，以大杖击二十，垂死，舆来庭中。太尉大泣曰：“乃我困汝。”即自取水洗去血，裂裳衣疮，手注善药，旦夕自哺农者，然后食。取骑马卖，市谷代偿，使勿知。淮西寓军帅尹少荣，刚直士也。入见谌，大骂曰：“汝诚人耶？泾州野如赭，人且饥死，而必得谷，又用大杖击无罪者。段公，仁信大人也，而汝不知敬。今段公唯一马，贱卖，市谷入汝，汝又取，不耻。凡为人，傲天灾、犯大人、击无罪者，又取仁者谷，使主人出无马，汝将何以视天地，尚不愧奴隶耶？”谌虽暴抗，然闻言则大愧流汗，不能食。曰：“吾终不可以见段公。”一夕，自恨死。
及太尉自泾州以司农征，戒其族：“过歧，朱幸致货币，慎勿纳。”及过，固致大绫三百匹，太尉婿韦晤坚拒，不得命。至都，太尉怒曰：“果不用吾言。”晤谢曰：“处贱，无以拒也。”太尉曰：“然终不以在吾第。”以如司农治事堂，栖之梁木上。反，太尉终，吏以告，取视，其故封识具存。
太尉逸事如右。
元和九年月日，永州司马员外置同正员柳宗元谨上史馆。今之称太尉大节者，出入以为武人一时奋不虑死，以取名天下，不知太尉之所立如是。宗元尝出入歧、周、邰间，过真定，北上马岭，历亭鄣堡戍。窃好问老校退卒，能言其事。太尉为人，常低首拱手行步，言气卑弱，未尝以色待物，人视之儒者也。遇不可，必达其志，决非偶然者。会州刺史崔公来，言信行直，备得太尉遗事，覆校无疑。或恐尚逸坠，未集太史氏，敢以状私于执事。谨状。
【译文】
段秀实太尉刚刚担任泾州刺史时，汾阳王郭子仪正以副元帅的身份驻军蒲州，他的第三个儿子郭任尚书，代理副元帅行营节度使的职务，率领军队借驻州，纵容士兵肆意妄为。州人中那些狡猾、贪婪、凶横、邪恶的人，大都利用行贿在军队里挂个虚名，然后就放肆地为所欲为，地方官吏不敢干涉。他们每天成群结伙在大街上强行勒索财物，如果不满意，就打断别人的胳膊、腿，砸碎人家的锅碗瓢盆，扔得满地都是，然后裸露着臂膀大摇大摆地走了，甚至撞死孕妇。宁节度使白孝德因为汾阳王的缘故，只是暗中忧虑不敢做声。
段太尉从泾州发文向宁节度使禀告，想与节度使商议此事，他到后便说：“天子让你管理老百姓，您见到百姓被暴力伤害，仍心安理得，眼看要出大乱子了，您想怎么办？”孝德说：“我愿接受你的指教。”太尉说：“我任泾州刺史很清闲，事务不多，现在我不忍心见百姓在没有动乱的情况下惨遭残害而死，并因此影响国家边防的安全。你假如任命我为都虞侯的话，我能为你制止暴乱，使你的百姓不再受苦。”孝德说：“那太好了！”就答应了太尉的请求。段太尉代理都虞侯的一个月以后，郭的十七个士兵到街上抢酒，又用刀刺杀了卖酒的老翁，毁坏了酿酒的器具，酒流进了沟里。太尉安排士兵抓住了那十七个人，把他们的头都砍下并插在长矛上，竖立在城门外示众。郭兵营里的士兵骚动起来，都穿上了铠甲。孝德十分害怕，召见太尉说：“这该怎么办？”太尉说：“不要紧，我到军营中去解释一下。”孝德派几十个人随太尉一起去，太尉把他们都辞掉了，他摘去佩刀，选了一名瘸腿老人替他牵马，来到了郭军营门口。穿着铠甲的士兵冲了出来，太尉笑着往军营里走，说道：“杀一个老兵，怎么用得着全副武装呢？我顶着我的脑袋来了。”穿着铠甲的士兵惊呆了。于是太尉开导他们说：“难道尚书对你们不好吗？难道副元帅亏待你们吗？为什么要作乱来败坏郭家呢？替我禀告尚书，请他出来听我说话。”郭出来会见太尉，太尉说：“副元帅的功勋充塞于天地之间，应当力求有始有终。现在尚书放任士兵横行不遵守法令，这样下去会出乱子的，破坏国家边防的安全，罪名将是什么呢？追查责任就会连累副元帅。现在州人中的一些恶少通过行贿，在军队中挂了名，欺侮百姓，像这样下去不加以制止，还能有几天安稳日子呢？大乱子出在尚书手里，人们都会说，尚书是依仗副元帅的势力不管束士兵，那么还能将郭家的功名存留多久呢？”太尉的话还没有说完，郭一再拜谢说：“感谢您用道理教导我，您的恩德太大了，我愿率领军队听从您的吩咐。”说罢，转过头呵斥身边的士兵说：“都把铠甲脱掉，回到各自的队伍中去，闹事的人将被处死！”这时太尉说：“我还未吃晚饭，请为我安排一顿便饭。”吃过饭又说：“我的病发作了，希望能在你这里过一夜。”他吩咐牵马人先回去，明天再来。于是在郭军营过夜。郭不脱衣服，吩咐负责警卫的士兵打更，保卫太尉。第二天早上，他同太尉一起到了白孝德那里，向白孝德道歉，说自己缺乏治军的才能，请求给他改正过错的机会。从此州没有祸乱了。
起先，太尉在泾州做营田副使。当时泾州刺史手下的大将焦令谌夺取老百姓的田地，自己强占了几十顷地，租给农民耕种。他对农民说：“庄稼收割后，交一半给我。”这一年大旱，田野里不长草，农民把情况告诉了焦令谌。焦令谌说：“我只知道应交纳的谷米数目，不管是否干旱。”他更加急迫地催促农民交粮。农民快要饿死了，没有办法偿还租子，就去段太尉那里告状。太尉写在状词上的判语语气委婉，并派人求见焦令谌，告诉他实际情况。焦令谌知道后大为恼火，把那个告状的农民叫来，对他讲：“难道我怕段秀实吗？怎么敢告我！”他把判词铺在农民背上，打了他二十大棒，几乎将农民打死，农民被人抬到段太尉衙门的院里。太尉流着眼泪对农民说：“是我害你吃苦头了。”他立即亲自打来水洗掉农民的血污，撕下自己的衣服为他包扎了伤口，并亲手给他敷上好药，早晚亲自喂他吃饭，然后自己再吃。他又把自己骑的马卖掉，买了粮食替农民缴了租，还瞒着他。调驻泾州的淮西部队主帅尹少荣，是个刚烈正直的人。他到军营中见焦令谌，大骂他说：“你还是个人吗？泾州田野旱得一片焦土，老百姓饥饿难当，你还一定要收租，还用大棒毒打没有罪的人。段公是个仁慈而又重信义的有道德之人，而你却不敬重他。现在段公仅有的一匹马，低价卖掉，买了谷子交给你顶租，你竟然收下还不觉得羞耻。总而言之，你的为人是无视天灾、冒犯大人、棒打无辜。又收了仁慈者的谷子，使营田副使出门没有马骑，你还有什么脸面活在人世上，你难道一点不觉得在奴隶面前感到惭愧吗？”焦令谌虽然凶暴强横，可是听了这番话也感到非常羞愧，汗流满面，羞愧得吃不下饭，说：“我将永远羞于再见段公了。”他万分悔恨，在一天夜里死去了。
等到太尉从泾州调任为司农卿时，告诫亲属：“过歧州时，假如朱赠送财物来，你们千万不要收下。”等到经过岐州时，朱硬要送给段家三百匹大绫，太尉的女婿韦晤坚决不收，却没有推辞掉。到了京城，太尉很生气地说：“你们真的没有听我的话！”韦晤道歉说：“我的地位卑下，没有办法拒绝他。”太尉说：“那无论如何也不能放这些东西在我家里。”便把大绫拿到司农卿办公的厅堂，放在大厅的梁木上。朱叛乱称帝，太尉因反朱而被杀害，一个官吏把这件事告诉了朱。朱派人把大绫拿来一看，原先包装时的标记都还在。
太尉散佚的事迹如上所述。
元和九年某月某日，永州司马员外置同正员柳宗元写了这些事，恭敬地呈献给史馆。现在有些人说到太尉的品德和气节，以为他不过是员武将，只是出于一时的勇敢不怕死，才名扬天下，不知太尉赖以立身扬名的事正是上面所说的那样。宗元曾经往来于歧州、周原、州、邰县一带，经过真定，北上马岭山，路过许多哨所、防御工事、城堡、岗楼，喜欢平常访问年老的下级军官和退伍士兵，他们对段太尉的事迹比较了解。太尉为人和善，走路时常常低着头，两手抱在胸前，说话时语气谦和，从来不用严厉的脸色对待别人，人们看他就像一个斯文的读书人，可是他遇到不公平的事情，一定要实现自己的主张，决不是偶然之中表现出来的坚强。正巧遇上永州刺史崔公来，他说话可信，行为正直，也很详尽地了解段太尉的事，两人反复核实，没有不实之处。又担心这些事迹散失，还未收集到史官那里，所以斗胆把这些逸事写成材料私下交给您。我很诚心诚意地向您呈上这份材料。
种树郭橐驼传
本文作于唐德宗贞元末年，当时柳宗元正积极投身于王叔文领导的政治革新运动。这篇寓言体的政治性散文所记叙的郭橐驼是一位技艺高超的农艺家，他种树能“顺木之天，以致其性”，因而所种树木无不成活。作者的目的并不是要写人，而是通过其种树的经验之谈，借题发挥，抨击那些居身显要而又不懂治国之道的当权者，并表达了自己崇尚自然，反对扼杀事物个性的政治生活理想。这与作者当时正积极参与的政治革新活动，在精神实质上是相通的。文章写得深入浅出，笔调轻松活泼。
文章用浅显的语言来说明深刻的道理，对比生动，写法灵活。
【原文】
郭橐驼，不知始何名。病偻，隆然伏行，有类橐驼者，故乡人号之“驼”。驼闻之，曰：“甚善，名我固当。”因舍其名，亦自谓橐驼云。其乡曰丰乐乡，在长安西。驼业种树，凡长安豪家富人为观游及卖果者，皆争迎取养。视驼所种树，或迁徙，无不活，且硕茂，蚤实以蕃。他植者，虽窥伺效慕，莫能如也。
有问之，对曰：“橐驼非能使木寿且孳也，能顺木之天，以致其性焉尔。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筑欲密。既然已，勿动勿虑，去不复顾。其莳也若子，其置也若弃，则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故吾不害其长而已，非有能硕茂之也；不抑耗其实而已，非有能蚤而蕃之也。他植者则不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过焉则不及。苟有能反是者，则又爱之太殷，忧之太勤，旦视而暮抚，已去而复顾。甚者爪其肤以验其生枯，摇其本以观其疏密，而木之性日以离矣。虽曰爱之，其实害之；虽曰忧之，其实仇之。故不我若也。吾又何能为哉？”
问者曰：“以子之道，移之官理可乎？”驼曰：“我知种树而已；官理非吾业也。然吾居乡，见长人者，好烦其令，若甚怜焉，而卒以祸。旦暮吏来而呼曰：‘官命促尔耕，勖尔植，督尔获，蚤缫而绪，蚤织而缕，字而幼孩，遂而鸡豚。’鸣鼓而聚之，击木而召之。吾小人辍飧饔以劳吏者，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吾生而安吾性邪？故病且怠。若是，则与吾业者其亦有类乎？”
问者嘻曰：“不亦善夫！吾问养树，得养人术。”传其事以为官戒也。
【译文】
郭橐驼，不知道他过去叫什么名字。得了驼背的毛病，背部高耸，身体前倾，面朝下行走，好像骆驼的样子，所以乡里的人叫他“骆驼”。驼子听到这个外号，就说：“很恰当，这样叫我本来就合适。”于是，他就丢掉自己的名字，也自称为“骆驼”。他住的村庄叫丰乐乡，在长安城的西面。骆驼的职业是种树，所有长安城中的豪富人家要种花木供玩赏的，以及卖水果的，都争相接他到家里供养。骆驼栽种的树，或者移植的树，没有不成活的，而且长得壮实、茂盛，果实结得早而且多。别的种树人即使偷看仿效，也没有谁能赶上他的。
有人问他是什么原因，他回答说：“我并不能使花木活得长久而且繁殖得快，不过是顺应它的生长规律，让它的本性得到充分发展罢了。种树的要领是，树木的根要让它舒展，树根的土要培得平，根旁的土要用原来的，根周围的土则要堆砌固实。种好以后，就别动它，也别担心它，离开它不要管它。栽种或移植树木时应该像爱护子女一样，栽下以后应该像丢弃了一样。那么，它的天性能够保持不变，它的本性也就能够充分发展了。所以，我不过是不妨害它们的生长罢了，而不是有使它们长得又高大又茂盛的诀窍啊；不过是不压抑、不损坏它们的果实罢了，而不是有使果实结得早而且多的秘法啊。其他种树的人却不是这样。栽种时，树根拳曲，泥土又换了新的。培的土不是过多，就是不够。偶尔有能够不这样做的人，又太过于爱护它们，太过于忧虑它们，早上看后，晚上又摸摸，已经离开，又回来望望。严重的甚至抓破树皮来验看它们是死还是活，摇动树根来观察培的土是松还是实，于是树木的本性就一天天受到损害。虽说是爱它，其实是害它；虽说是担心它，其实是仇视它。所以他们种的树不如我的。我哪里有什么特殊的本领呢？”
问的人说：“根据你说的种树的方法，移到为官治民方面去可以吗？”驼子说：“我只知道种树罢了，做官治民不是我的事。我住在乡里，看到当官的总是不厌其烦地发布政令，好像很爱百姓似的，结果却给我们带来了灾祸。差役总是一到就呼喊：‘官府命令，催促你们耕耘，勉励你们种植，督促你们收割，早些缫好你们的丝，早些织好你们的布，养育好你们的孩子，饲养好你们的家禽和牲畜！’一会儿擂起鼓来集合他们，一会儿敲起梆子来召唤他们。我们小百姓就是不吃早晚饭来慰劳公差还来不及，又靠什么来增加我们的生产、安定我们的生活呢？所以总是困苦而劳累。这样看来，和我从事的工作或许有些类似吧！”
问的人赞叹着说：“这不是很好吗？我问种树的方法，却得到了治民的方法。”于是记下这件事，把它作为官戒。
晋文公问守原议
唐代宦官之祸最严重时，正是柳宗元写作此文时，可以断定作者对掌握军国大权的阉党深恶而痛绝，而又不能直接指斥，只好以曲笔讽谏，借以抒发对政事的愤慨。本文结构严谨，法度森严，行文步骤承接照应，写得非常巧妙。文章一起笔就以晋文公问勃为例说起，立论明确，笔锋直接，接着一口气写下来，每段紧扣相连，虽然有许多倒注的回互转换，却组织得天衣无缝，意味深长。而通篇文字简约明快，不留斧凿痕迹，读来既清新爽朗，又让人警醒。有感时事而借古人发议，这是议论文的惯用手法，但柳宗元此文超出许多人的俗习，他悍然落笔而又猝然收笔，豹头虎尾，文中同样精神百倍，畅论宦官当权的危害，隐讥唐德宗对阉人的迁就与亲宠，写得义正词严，说理透彻，不愧是“柳文得意者”（谢枋得语）。
【原文】
晋文公既受原于王，难其守。问寺人勃，以畀赵衰。
余谓守原，政之大者也，所以承天子，树霸功，致命诸侯，不宜谋及近，以忝王命。而晋君择大任，不公议于朝，而私议于宫；不博谋于卿相，而独谋于寺人。虽或衰之贤足以守，国之政不为败，而贼贤失政之端，由是滋矣。况当其时不乏言议之臣乎？狐偃为谋臣，先轸将中军，晋君疏而不咨，外而不求，乃卒定于内竖，其可以为法乎？且晋君将袭齐桓之业，以翼天子，乃大志也。然而齐桓任管仲以兴，进竖刁以败。则获原启疆，适其始政，所以观示诸侯也，而乃背其所以兴，迹其所以败。然而能霸诸侯者，以土则大，以力则强，以义则天子之册也。诚畏之矣，乌能得其心服哉！其后景监得以相卫鞅，弘、石得以杀望之，误之者晋文公也。
呜呼！得贤臣以守大邑，则问非失举也，盖失问也。然犹羞当时陷后代若此，况于问与举又两失者，其何以救之哉？余故著晋君之罪，以附《春秋》许世子止、赵盾之义。
【译文】
晋文公从周天子那里接受原地以后，很难决定由谁来守护那里。他询问宦官勃，接受他的建议把这个职务给了赵衰。
我认为，治理好原地是晋国政治上的大事，是借以事奉天子、建立霸主功业、向诸侯传达王命的，不应该与宦官商议，以致玷污了天子的命令。可是晋文公在挑选担负重任的官员时，不在朝廷与大家一起商量，而在内宫私下讨论；不广泛在大臣中征求意见，而偏偏与宦官计议。虽然赵衰的才能、德行所幸可以担任原地的长官，国家的统治不因此而受损，而迫害贤良、政治混乱的祸根，却由此滋长出来了。何况当时晋国并不缺乏能够提出建议的臣子呢！狐偃是善于谋划的大臣，先轸是中军的统帅，晋文公疏远他们而不向他们询问，竟与宦官仓促商讨决定，这种做法能作为榜样吗？而且，晋文公准备像齐桓公那样建立功业以辅助天子，这是远大的志向。可是齐桓公因任用管仲而成就霸业，因任用竖刁而致使国势衰败。那么晋文公得到原地扩展了疆土，正是他开始创建霸业，给诸侯树立榜样的时候，而他竟不用齐桓公的成功经验，却重蹈齐桓公后来失败的覆辙。虽然晋文公后来能称霸诸侯，那是因为就国土而言，晋国是大国，从力量方面看，晋国兵力强，以名义而论，晋国是周天子所封的。众诸侯事实上是惧怕晋国，哪里是晋文公能使他们心悦诚服呢？以后景监能够任用商鞅为相，弘恭、石显能够害死萧望之，是晋文公导致的恶果。
唉！晋文公想派贤臣去担任原地那样的大地方的长官，那么被问者并非所举失当，问题在于他问了不该问的人。即使这样，他还是受到了当时人的耻笑，而且贻害后世，何况如果在问的对象和被推举的人两方面都错了的情况下，他用什么来挽救呢？所以我把晋文公的过错揭示出来，以附和《春秋》贬斥许世子止和赵盾的用意。
辩《晏子春秋》
《晏子春秋》一书，自唐以来，许多人认为它是后人采缀晏子言行而成，而本文中柳宗元则认为该书系齐国墨子之徒所作。作者以不容置疑的口气断定《晏子春秋》的编撰者为墨子之徒，列举了巧妙的佐论，让读者信服，文笔相当明爽。如“墨好俭，晏子以俭名于世”及“非晏子为墨也”等语，位置恰到好处，所论精到明晰。文章短而精悍，清楚了然，于义于理都似乎有法可循。不过据孙星衍等人考证，认为柳宗元的论断是错误的。
【原文】
司马迁读《晏子春秋》，高之，而莫知其所以为书。或曰晏子为之，而人接焉；或曰晏子之后为之，皆非也。吾疑其墨子之徒有齐人者为之。
墨好俭，晏子以俭名于世，故墨子之徒尊著其事，以增高为己术者。且其旨多尚同、兼爱、非乐、节用、非厚葬久丧者，是皆出《墨子》。又非孔子，好言鬼事，非儒、明鬼，又出《墨子》。其言问枣及古冶子等，尤怪诞。又往往言墨子闻其道而称之，此甚显白者。
自刘向、歆，班彪、固父子，皆录之儒家中。甚矣，数子之不详也！盖非齐人不能具其事，非墨子之徒，则其言不若是。后之录诸子书者，宜列之墨家。非晏子为墨也，为是书者，墨之道也。
【译文】
司马迁读了《晏子春秋》一书，对晏子十分赞许，但是不知道这部书是怎样写出来的。有人说，这书是晏子自己写的，但经过别人的增补；也有人说，它是晏子的后代写的。这些都不对。我怀疑它是墨子门徒中的某个齐国人写的。
墨子推崇节俭，晏子也以节俭闻名遐迩，所以墨子的门徒尊崇晏子并记述他的事迹，借以提升学习、奉行墨家学说的学子们的地位。而且《晏子春秋》的内容与尚同、兼爱、非乐、节用相关，反对铺张浪费的葬礼和长期的服丧，这些都是出于《墨子》。它还反对孔子，喜欢谈论鬼神之类的事，责难儒家，谈论鬼神，这也是出自《墨子》。书中所讲的问枣和古冶子等故事十分怪诞。这书又经常提到墨子听到晏子的学说就赞成它，这更是明确的证据。
自刘向刘歆父子、班彪班固父子以来，都把《晏子春秋》归在儒家一类，这些人考察得太不仔细了。该书作者如果不是齐国人，就不可能如此详细地记述晏子的事迹；不是墨子的门徒，就不会有书中的论述。以后编纂诸子书目的人，应把《晏子春秋》列入墨家，不是因为晏子属墨家，而是写这书的作者表述的是墨家的观点。
设渔者对智伯
本文似为讽刺藩镇而作，当时柳宗元任永州司马。智伯是春秋末年晋国的四卿之一，他灭了范、中行氏后，又向赵襄子索地，遭拒绝，于是他便胁迫韩、魏共围晋阳。赵派张孟谈出城游说韩、魏反击智氏，智伯战败被杀，地为三家瓜分。概括本文大意，是说贪得无厌不知满足者，就如同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一样，自己也免不了被人吞并或消灭。柳氏此文极力摹写，开阖繁简，处处入神，用字颇费斟酌，林纾评说：“华色似《汉书》，气势似《南华》，词锋似《国策》。”文章前半部分悉力喻鱼，后半部分即以鱼之贪而得死，喻智伯之贪而取败。语意连贯，喻理相承，自圆其说，浑然天成，是一篇很有特点的记叙性杂文。
【原文】
智氏既灭范、中行，志益大，合韩、魏围赵，水晋阳。智伯瑶乘舟以临赵，且又往来观水之所自，务速取焉。
群渔者有一人坐渔，智伯怪之，问焉。曰：“若渔几何？”曰：“臣始渔于河中，今渔于海。今主大兹水，臣是以来。”曰：“若之渔何如？”曰：“臣幼而好渔。始臣之渔于河，有、者，不能自食，以好臣之饵，日收者百焉。臣以为小，去而之龙门之下，伺大鲔焉。夫鲔之来也，从鲂鲤数万，垂涎流沫，后者得食焉。然其饥也，亦返吞其后。愈肆其力，逆流而上，慕为螭龙。及夫抵大石，乱飞涛，折鳍秃翼，颠倒顿踣，顺流而下，宛委冒懵，环坻溆而不能出。向之从鱼之大者，幸而啄食之，臣亦徒手得焉，犹以为小。闻古之渔有任公子者，其得益大。于是去而之海上，北浮于碣石，求大鲸焉。臣之具未及施，见大鲸驱群鲛，逐肥鱼于渤之尾。震动大海，簸掉巨岛。一啜而食若舟者数十。勇而未已，贪而不能止，北蹙于碣石，槁焉。向之以为食者，反相与食之，臣亦徒手得焉，犹以为小。闻古之渔有太公者，其得益大，钓而得文王。于是舍而来。”
智伯曰：“今若遇我也如何？”渔者曰：“向者臣已言其端矣。始晋之侈家，若栾氏、祁氏、氏、羊舌氏以十数，不能自保，以贪晋国之利，而不见其害，主之家与五卿，尝裂而食之矣。是无异、也。脑流骨腐于主之故鼎，可以惩矣，然而犹不肯寤。又有大者焉，若范氏、中行氏，贪人之土田，侵人之势力，慕为诸侯，而不见其害。主与三卿又裂而食之矣。脱其鳞，其肉，刳其肠，断其首而弃之，鲲鲕遗胤，莫不备俎豆，是无异夫大鲔也。可以惩矣，然而犹不肯寤。又有大者焉，吞范、中行以益其肥，犹以为不足，力愈大而求食愈无厌。驱韩、魏以为群鲛，以逐赵之肥鱼，而不见其害。贪肥之势，将不止于赵，臣见韩、魏惧其将及也，亦幸主之蹙于晋阳。其目动矣，而主乃然，以为咸在机俎之上，方磨其舌。抑臣有恐焉，今辅果舍族而退，不肯同祸，段规深怨而造谋，主之不寤，臣恐主为大鲸，首解于邯郸，鬣摧于安邑，胸披于上党，尾断于中山之外，而肠流于大陆，为鲜，以充三家子孙之腹。臣所以大惧。不然，主之勇力强大，于文王何有？”
智伯不悦，然终以不寤。于是韩、魏与赵合灭智氏，其地三分。
【译文】
智伯消灭了范氏、中行氏以后，他的野心更加膨胀了，又联合了韩氏和魏氏围攻赵氏，挖开汾水的堤坝去淹晋阳。智伯瑶乘船去侦察赵境，又往来观察水的流向，必定要迅速攻占晋阳。
这时，在一群捕鱼的人中有个人坐在那里钓鱼，智伯见了感到十分不解，心想这里正在打仗，而且水势又大，他怎么还能安坐，于是问他说：“你捕鱼有多久了？”他回答说：“我开始在黄河里捕鱼，又在海上捕鱼，现在您决了汾水的堤坝，这里水势浩大，我便来到这里。”智伯问：“你的捕鱼本领怎么样？”钓鱼人说：“我自幼喜欢捕鱼。开始我在黄河里捕鱼，那里有瞱、瞲、鳣、瞴、等各种鱼，它们不愿自己寻找食物，而喜欢吞吃我的诱饵，我每天都能捕获上百条鱼。我认为这些鱼太小，就离开那里来到龙门山下面，期待捕捉大鲔鱼。鲔鱼游来的时候，后面跟着几万条鲂鲤，垂涎流沫，它们就有吃的了。然而在鲔鱼饥饿的时候，也转身吞食鲂鲤。鲔鱼费尽力气逆流而上，只想跳跃龙门，化成螭龙。等到碰上了大石头，就在汹涌的波涛中横冲直撞，结果弄断了脊背上的鳍，撞掉了两边的翅，十分疲惫地翻倒跌落下来，不由自主只得顺流而下，随着曲折的水势游动，冒冒失失，昏昏沉沉，绕着水中的暗礁浅滩转动，再也没有办法出来。先前跟在身后的鱼群中的大鱼，就高高兴兴地啄食它，我也只空着手就捉到了它，但我还认为鲔鱼太小。听说古代有个叫任公子的捕鱼人，他捕到的鱼更大。于是我又离开龙门前往大海，坐船向北到了碣石山，想在那里捕到大鲸鱼。我还没来得及用我的捕鱼的工具，只见大鲸鱼在渤海岸边驱赶着成群的鲛鱼去追逐肥鱼，掀起的浪涛震荡着大海，震动着大岛，大鲸鱼一口吞掉了像船那样大的鱼几十条，还一直向前，只顾贪吃不肯停止，搁浅在北面的碣石山前，终因缺水干枯而死。这时那些先前被它吃的鱼，便转回来相互争着啄食它，我也空手不费力地把它捉到了，但我认为这还是小鱼。听说古代钓鱼的人中有个叫姜太公的，他得到的更大，钓鱼而遇到了文王，于是我离开了大海来到了这里。”
智伯说：“今天你遇到了我怎样呢？”钓鱼人说：“刚才我已说明到这里来的原因了。原先，晋国的大贵族，如栾氏、祁氏、氏、羊舌氏等有几十家之多，他们之所以不能保存自己，是因为只顾去贪取晋国的利益，却看不见其中的祸害。您曾经同范氏、中行氏、韩氏、魏氏、赵氏一起把他们分割吞并了，这与、等鱼的结果没有不同。他们的脑浆迸流、骨头腐烂在您的旧鼎之中，本来应该引以为戒了，然而有的人还不醒悟。又有比栾氏等更贪的，如范氏、中行氏，他们贪图人家的土地，侵犯人家的势力，想成为诸侯，却看不到其中的弊处。您与韩氏、赵氏、魏氏一起又把他们瓜分吞并了，像宰鱼那样剥他们的鳞，切碎他们的肉，挖掉他们的肚肠，砍下并扔掉他们的脑袋，连他们的子孙也像小鱼苗一样，没有不成为你们碗碟中的食物的，这与大鲔鱼的结果没有分别。本来应该引以为戒了，然而有的人仍是不肯悔悟。还有比范氏、中行氏野心更大的，他吞并了范氏、中行氏，扩大了自己的地盘和势力，还认为不够多。力量愈大而贪图扩张的欲望越无休止，把韩氏、魏氏作为群鲛驱使，去追逐赵氏这条肥鱼，却不知道这其中的危险。贪图扩张的趋势，吞并赵氏并不是终止。我已看出韩氏、魏氏害怕灾难将轮到他们头上的情绪了，他们只希望您困在晋阳这里。他们已盘算伺机而动了，然而您狂妄自大，认为他们都在自己的掌握之中，正舔着自己的舌头，准备吃掉他们呢。并且我还担忧，现在智果已离开了智氏改姓为辅，不愿跟您同遭灭亡之灾。段规受您的侮辱之后心生怨恨，策划报复。您却还不醒悟，我担心您将会像大鲸鱼那样，脑袋掉在邯郸，两翅折断在安邑，胸部分裂在上党，尾巴会断在中山以外，肠子流在大陆泽里，做成鲜食和干食，让韩、赵、魏三家子孙吃个饱。因此，我非常担心忧虑。否则，您的势力强大，与周文王相比有什么差别呢？”
智伯听后十分不高兴，但始终没有醒悟。于是韩、赵、魏三家联合消灭了智氏，把他的领地瓜分了。
愚溪对
愚溪原名冉溪，在永州城西，柳宗元贬官永州后居住在此。本文假托作者与“溪神”的对话，曲折详尽地表达了他的愤懑之情。文中虽有作者自嘲之词，但内在的自矜隐约可见，而通篇以“名”、“实”二字为眼，就溪神设为问答，这种构思高妙奇特，引人入胜，有助于作者一吐胸中郁垒。比喻、排比等修辞手法的使用恰到好处，篇中以恶溪比养小人，以弱水比抑君子，浊泾不法知人，黑水赋质昏昧。文辞清癯劲健，情绪激动急迫，而缺乏一种气韵。柳宗元遭到贬斥，谪居“远王都三千余里”的永州，官场失意，生活困顿，怨愤不已。他以“愚”自喻，实际上是在替自己解嘲，“愚”字背后是对自己“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感慨。林纾评其此文：“……泄其一腔之悲愤，楚声满纸，读之肃然。”
【原文】
柳子名愚溪而居。五日，溪之神夜见梦曰：“子何辱予，使予为愚耶？有其实者，名固从之，今予固若是耶？予闻闽有水，生毒雾厉气，中之者，温屯呕泄；藏石走濑，连舻糜解。有鱼焉，锯齿锋尾而兽蹄，是食人，必断而跃之，乃仰噬焉，故其名曰恶溪。西海有水，散涣而无力，不能负芥，投之则委靡垫没，及底而后止，故其名曰弱水。秦有水，掎汩泥淖，挠混沙砾，视之分寸，眙若睨壁，浅深险易，昧昧不觌，乃合清渭，以自彰秽迹，故其名曰浊泾。雍之西有水，幽险若漆，不知其所出，故其名曰黑水。夫恶弱，六极也；浊黑，贱名也。彼得之而不辞，穷万世而不变者，有其实也。今予甚清与美，为子所喜，而又功可以及圃畦，力可以载方舟，朝夕者济焉。子幸择而居予，而辱以无实之名以为愚，卒不见德而肆其诬，岂终不可革耶？”
柳子对曰：“汝诚无其实，然以吾之愚而独好汝，汝恶得避是名耶！且汝不见贪泉乎？有饮而南者，见交趾宝货之多，光溢于目，思以两手左右攫而怀之，岂泉之实耶？过而往贪焉，犹以为名，今汝独招愚者居焉，久留而不去，虽欲革其名，不可得矣。夫明王之时，智者用，愚者伏。用者宜迩，伏者宜远。今汝之托也，远王都三千余里，侧僻回隐，蒸郁之与曹，螺之与居，唯触罪摈辱愚陋黜伏者，日侵侵以游汝，闯闯以守汝。汝欲为智乎？胡不呼今之聪明皎厉握天子有司之柄以生育天下者，使一经于汝，而唯我独处？汝既不能得彼而见获于我，是则汝之实也。当汝为愚而犹以为诬，宁有说耶？”
曰：“是则然矣。敢问子之愚何如而可以及我？”
柳子曰：“汝欲穷我之愚说耶？虽极汝之所往，不足以申吾喙；涸汝之所流，不足以濡吾翰。姑示子其略：吾茫洋乎无知，冰雪之交，众裘我；溽暑之铄，众从之风，而我从之火。吾荡而趋，不知太行之异乎九衢，以败吾车；吾放而游，不知吕梁之异乎安流，以没吾舟。吾足蹈坎井，头抵木石，冲冒榛棘，僵仆虺蜴，而不知怵惕。何丧何得，进不为盈，退不为抑，荒凉昏默，卒不自克。此其大凡者也。愿以是污汝可乎？”
于是溪神深思而叹曰：“嘻！有馀矣，其及我也。”因俯而羞，仰而吁，涕泣交流，举手而辞。一晦一明，觉而莫知所之，遂书其对。
【译文】
我给一条溪取名为愚溪，并居住在溪边。五天后的一个夜里，溪神托梦对我说：“你为什么侮辱我，使我的名称叫‘愚’呢？我如果当真愚蠢，当然应加以愚之名，我现在真的是愚蠢吗？我听说闽地有条河，生长出一种很毒的瘴气，人吸入毒气就会发烧，上吐下泻；水里有暗礁，激流奔腾，船一只接一只地被撞坏；水里还有一种鱼，长着像锯齿一样的牙齿，刀锋一般的尾巴，还长着四只兽蹄；这是吃人的鱼，经常把人咬断后抛起来，然后跳起来仰头咬住再吃掉，因而这条河的名字叫恶溪。在西海那里有条河，水涣散无力，连芥草都不能浮起；把芥草扔到水面上，就缓缓下沉，一直沉到底，所以它的名字叫弱水。在秦地还有一条河，河底掺杂混合着烂泥、沙子和碎石子，走到近处看就像看墙壁一样，是浅还是深，是险急还是平缓，昏昏暗暗看不清楚，与渭水会合后，更显出了这条河的混浊，所以它名叫浊泾。雍州的西面有条河昏暗凶险，水色漆黑，不知它源自哪里，所以它名叫黑水。‘恶’、‘弱’是所谓六种极坏事物中的两种，‘浊’、‘黑’是卑下的名称。他们获得这些名称而不推辞，经历世世代代而没有改变的原因，是由于名副其实。如今我清澈而优美，你很钟爱，又有浇灌菜园的功劳，又有运载两条并行船只的力量，朝夕都有人在此渡过，我荣幸地看到您选择居住在这里，却以不符事实的名称来侮辱我，把我叫做‘愚’，到头来你不念我的好处反而肆意诬蔑我，难道永远不能改掉这个名称吗？”
我回答说：“你确实不愚，但是像我这么愚的人却偏偏喜爱你，你怎能躲得了这个坏名称呢？况且，你不见那个贪泉吗？有人喝了这个泉的水后往南走，看见交趾的珍宝很多，光彩夺目，便想用两手攫掠，不停往怀里藏，这难道是贪泉之‘实’吗？有人从那里经过，之后变得贪财，还使这个泉得到了‘贪’的名称。如今你偏偏招引愚蠢的人居住在你这里，并且久居而不离开，所以你已经无法改变‘愚’这个名称。开明君主当权的时候，聪明的人被重用，愚蠢的人无出头之日。被重用的人当然经常在皇帝左右，不出头的人必然远离京城。现在你所在的这个地方，相距京城三千多里，偏僻闭塞，与迷雾为伴，与螺蚌为邻居，只有犯了罪受贬斥和因愚蠢而不被任用的人，才经常在你这里游玩，毫无拘束地跟你在一起。你想得到智的名称吗？为什么不叫如今那些聪慧高贵、掌握朝廷大权、主宰天下的人来，在你这儿经过一次，却只有我一个人待在这里呢？你既然不能得到他们光顾而被我所喜爱，这就是你‘愚’名的‘实’，我认为你愚是符合上述原因的，而你却认为这是受了冤枉，难道你还有理由说吗？”
溪神说：“您说的这些倒也是对的，我大胆地问一句你到底愚到什么程度，竟可以连累到我呢？”
我说：“你想彻底了解我有多愚吗？即使沿着你流经的地方走到头，也没有我要讲的话长，我想写的话，用干你的水，也不够湿润我的笔。暂且给你讲个大概情况：我无知，冰雪交加的时候，大家穿皮袄而我穿单衣；潮湿闷热的三伏天，大家去吹风乘凉，而我去烤火。我驾上车扬鞭飞驰，不知道太行山的路不同于别处四通八达的路，以致我的车被撞坏；我坐船尽情游玩，不知吕梁水与别处平静的河水不一样，我的船沉没了。我脚踩上陷阱，头撞在木石上，冲撞在荆棘丛中，跌倒在毒蛇身边，而不知什么是害怕。什么是失，什么是得，我全都不计较，我不因被提拔而感到满足和高兴，也不因被贬而卑躬屈膝，冷漠茫然，始终不能自拔。这就是我愚的情况，用这种愚来玷污你，同意吗？”
于是溪神深思之后感慨说：“哈！你也太愚了，怎么能不连累我呀！”我由此羞愧得低下头，又仰天长叹，满面泪流，挥手告别。一暗一明，人神相隔，梦醒后，不知溪神到哪里去了，我就写了这段对话。
起废答
被贬谪的人总希望能被当权者重新起用，但往往难以如愿。柳宗元受“王叔文事件”影响被贬官永州，心情郁闷，壮志难酬，又盼不来东山再起的机会，只好埋头作文，其中模仿《离骚》所作数十篇，自怨自嘲，愤世嫉俗，本文就是这样一篇讽喻之作。文中先以瘸和尚与病马的遭遇来阐明“废物可以利用”的道理，此处描写栩栩如生，前因后果讲得翔实周到，如“浮图”时来运转成为寺里住持后，其弟子争相服侍的得意情景；又如“病颡驹”成为刺史坐骑后受人优待的荣耀场景，都写得活灵活现、热闹非凡。文中虽然在讲“变废为宝”，但从其所举事例来看，又隐射当时官场上滥竽充数者的丑态，讽刺了用人者有眼无珠，让庸者身居显职的不正常现象。作者接着借“黧老”之口自诩，称自己“足轶疾风，鼻知膻香，腹溢儒书，口盈宪章，包今统古，进退齐良”。“然而一废不复”，又为多舛的命运而悲叹，原因呢，当然不是因为健康问题，而是“吾以德病伏焉”，一语道破官场上政见不同的秘密。所谓“耐朝廷洎四方，豪杰林立”等语，则更是对当时权贵高官的反讽。全文结构巧妙，语言清劲，耐人寻味。
【原文】
柳先生既会州刺史，即治事，还游于愚溪之上。溪上聚黧老壮齿，十有一人，谡足以进，列植以庆。卒事，相顾加进而言曰：“今兹是州，起废者二焉，先生其闻而知之欲？”答曰：“谁也？”曰：“东祠浮图，中厩病颡之驹。”
曰：“若是何哉？”曰：“凡为浮图道者，都邑之会必有师，师善为律，以敕戒始学者与女释者，甚尊严，且优游。浮图有师道，少而病，日愈以剧，居东祠十年，扶服舆曳，未尝及人，侧匿愧恐殊甚。今年，他有师道者悉以故去，始学者与女释者伥伥无所师，遂相与出浮图以为师，盥濯之，扶持之，壮者执舆，幼者前驱，被以其衣，导以其旗，怵惕疾视，引且翼之。浮图不得已，凡师数百生。日馈饮食，时献巾，洋洋也，举莫敢逾其制。中厩病颡之驹，颡之病亦且十年，色玄不庞，无异技，然大耳。然以其病，不得齿他马。食斥弃异皂，恒少食，屏立摈辱，掣顿异甚，垂首披耳，悬涎属地，凡厩之马，无肯为伍。会今刺史以御史中丞来莅吾邦，屏弃群驷，舟以溯江，将至，无以为乘。厩人咸曰：‘病颡驹大而不庞，可秣饰焉；他马巴、庳狭，无可当吾刺史者。’于是众牵驹上燥土大庑下，荐之席，縻之丝，浴剔蚤。刮恶除；以雕胡，秣以香萁；错贝鳞，凿金文羁；络以和铃，缨以朱绥；或膏其鬣，或其。御夫尽饰，然后敢持。除道履石，立之水涯；幢前罗，杠盖后随；千夫翼卫，当道上驰；抗首出臆，震奋遨嬉。当是时，若有知也，岂不曰宜乎？”
先生曰：“是则然矣。叟将何以教我？”黧老进曰：“今先生来吾州亦十年，足轶疾风，鼻知膻香，腹溢儒书，口盈宪章，包今统古，进退齐良，然而一废不复，曾不若足涎颡之犹有遭也。朽人不识，敢以其惑，愿质之先生。”先生笑且答曰：“叟过矣！彼之病，病乎足与颡也；吾之病，病乎德也。又彼之遭，遭其无耳。今朝廷洎四方，豪杰林立，谋猷川行，群谈角智，列坐争英，披华发辉，挥喝雷霆，老者育德，少者驰声，角羁贯，排厕鳞征，一位暂缺，百事交并，骈倚悬足，曾不得逞，不若是州之乏释师大马也。而吾以德病伏焉，岂足涎颡之可望哉？叟之言过昭昭矣，无重吾罪！”于是黧老壮齿，相视以喜，且吁曰：“谕之矣！”拱揖而旋，为先生病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