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一个作家的成长和一个文体的成熟
【编者按】改革开放30年来，从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到今天，报告文学已经形成了自己广泛的影响。作为一种记录社会发展最为直接的文体，这30年来中国所取得的成就和每个阶段的社会热点，都会在报告文学中得到迅捷的文学化表现。在众多读者喜爱的报告文学作家中，何建明以其宏阔的“国家叙述”，笔触几乎涉及了国家发展中的所有重要领域，诸如《落泪是金》《中国高考报告》《根本利益》《共和国告急》《中国农民世纪经典》《北京保卫战》《永远的红树林》《部长与国家》《为了弱者的尊严》《向生命致敬》《破天荒》……根据他的报告文学《国家行动》改编而成的24集电视连续剧，作为中宣部确定的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文艺巡演的首部电视作品，即将在央视黄金时段播出。他的作品社会影响深远，广为公众熟悉喜爱。改革开放30年，也是何建明作为一名报告文学作家成长的30年，他的成长伴随着祖国的发展，也丰富和发展了报告文学这一具有时代鲜明特色的文体。
“国家叙述”展现共和国精彩跃动
记者：今年是我国改革开放30周年，也是你从事报告文学创作30周年。是什么原因促使你选择报告文学这一文学样式作为你这30年的创作方式的？从1978年创作第一篇报告文学《湘西探险记》至今，你的报告文学创作大致经历了几个阶段？每个阶段的特点是什么？
何建明：我是1975年底离开家乡，到部队参军后开始从事业余文学创作，正式练着写报告文学是1978年开始的，那时我的部队在湘西，我是部队的新闻干事，又热爱文学。我最初写报告文学受徐迟《哥德巴赫猜想》的影响，又是正好在部队为写一个先进科技工作者，觉得用新闻已经不能满足我的表达，所以尝试着写一篇报告文学，于是就这样开始一写而不可收拾，一直写了30年……主要原因还是我感觉我自己生活的这个时代太伟大，有太多令我激动的东西。后来随着时间的变迁，接触的面也多了，看到的社会问题也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因此就再也无法休战收笔。
报告文学作家是要有强烈责任感和使命感的，当这种责任感和使命感与自己的职业关联在一起的时候，你是不可能平静和有安宁日子可过，我属于这样的人。
如果说一定要给自己的创作进行一个总结，那么我想自己应当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练习和实践阶段，或者说是基本功实习和模仿阶段，像我的《腾飞吧，苍龙》《湘西探险记》《警卫领袖风云录》《神秘的禁区》《西行囚车》等，它们都是我在部队生活中所经历的人和事件的记叙，我认为基本上是新闻性强于文学性的报告文学初级创作阶段。这部分作品，受到徐迟、黄钢等一批老报告文学作家的那种革命英雄主义的影响，歌颂是这些作品的主旋律，张扬真善美是作品的基本内容。
第二阶段，以《野性的黑潮》《共和国告急》《科学大师的名利场》《落泪是金》《中国高考报告》为代表作，这一段时间的作品基本上是以批判现实主义为基调，作品也是每一部几乎都能在社会上引起一阵不大不小的热闹。作为作者，那些日子里我接受了太多忽冷忽热——这冷有时如坠入冰河，这热又可能热得仿佛被人扔进了火炉烤似的。因为那时年轻气盛，喜欢接受这种刺激，似乎留在我创作的记忆中也是最多，而留给读者和社会的也可能是那些年的作品。它真诚、无私无畏，甚至显得单纯幼稚，但那是最宝贵的和我满意的作品。
第三阶段是从《根本利益》开始，到后来的《国家行动》《大国的亮点》《永远的红树林》《北京保卫战》《部长与国家》《为了弱者的尊严》《中国农民世纪经典》，到最近写的《破天荒》《台州农民革命风暴》等，是我从青年期转型到中年后的比较成熟和理性的写作阶段，这时期的作品多数是如评论家说的具有“国家叙述”的特点，它们题材大、结构恢弘、叙议兼长。当然这期间我也写过一些各具特色的人物，如《男人的美丽，男人的梦》《我们可以称他为伟人》《峡江石头女》等诗意的散文体式的人物报告文学作品，它们是我尝试的一种适合现代人阅读趋向的新类型报告文学，节奏快、趣味性强，又可以当作诗体和散文来阅读。我认为这类报告文学可能是未来这一文体发展的重要方向。
记者：你的报告文学作品中所报告的事件人物基本上都是我们国家每个历史发展阶段的重要事件、人物或全民关注的热点问题。比如《落泪是金》通过文学作品提出“弱势群体”概念，《中国高考报告》曾被《纽约时报》评价为“中国第一部系统批判中国教育的文学作品”，获第一届鲁迅文学奖的《共和国告急》创作于1995年，第一次把矿难作为报告对象，《根本利益》捧出了一个感动中国的执政为民的公仆梁雨润……可以说，你用自己的作品记录下了共和国这30年发展的脚印。你的作品不仅是激情的文学读本，更是社会现场的深刻记录。是什么原因使你的创作每次都能准确捕捉到社会的精彩跃动？
何建明：不错，30年中我写了40多部作品，其中长篇就有近30部，它们无一例外都是我们这个时代在各个阶段的人物命运和国家命运的作品。我一直认为：既然报告文学是一种新闻体的文学作品，它必须承担与新闻同等的历史和时代的记录任务；同时它又是文学作品，因而应当是充满激情和思考，并且能够通过典型形象对社会起到一定的教化作用。报告文学同时又区别于新闻报道，新闻报道一闪而过，但文学作品必须保住它的永恒性和对读者记忆的“粘连性”——人们一说就可以想得起来的效果。报告文学作为历史和现实的文学记录，它的聚焦点具有新闻同质的目标，然而它又是文学的聚焦，所以它的选择性和典型性远远超过新闻的深刻度。这既是文体本身的要求，同时又要求一个优秀的作家必须写出深深打上历史烙印的文字，这种文学既具有时代性，又具有历史性，更具有艺术的永恒感染力。做到这一点不容易，但我要求自己的作品尽可能地做到。至于怎样做到，就得练就一双过硬的能够穿透现实和事物表象的眼睛，这眼睛里要有对国家和民族关爱的热忱与真诚，这眼睛里还要有深刻的独立思考的聚焦与筛滤的透视能力，这眼睛里更要有作为普通人的真切情怀。我是学哲学的，哲学告诉我如何去看待生活和社会的本质与现象，而文学又教会我怎么去用激情与文字表达这种通过哲学眼光所观察到的时代与人物的本质与表象。正是在这种站在一定的高度去俯视这个社会和世界时，你会变得左右逢源，挥洒自如，甚至有时常常因预期和设想好的一种效果获得引证而得意和满足——文学需要历史眼光，更需要对未来预知的判断能力，前者让人深刻，后者叫人佩服。文学作品是需要经得起时间检验的，如果摸不准历史和现实的脉搏，你的作品将永远不可能传世，更不用说去教化后代了。
报告文学作家的五种素质
记者：你曾说过，“一部无名的作品等于没写，假如一部作品引起轰动和强烈反响，作者可能受到的冲击和压力也是非常人所能承受得了的”。刚才你也说，因为你创作的报告文学作品，你曾经受了太多忽冷忽热，有时如坠入冰河，有时又热得仿佛被人扔进了火炉烤似的。报告文学作为一种干预社会、干预现实最为直接的文学样式，怎样才能准确把握它与社会、与现实之间的关系？
何建明：马克思主义经典文学理论的专家们认为，文学是现实的反映。有什么样的现实，就有什么样的文学。报告文学更不例外，它的直接干预性比任何文学样式更强烈。但文学毕竟不是批判文章和表扬稿，必须考虑它的特殊性和文学本身的艺术魅力，因而报告文学的干预现实，或者说成功的干预现实，不是看到什么就不分青红皂白地端起报告文学这把机枪进行一梭子扫射就解决问题了。如果这样可以，干脆就用央视的《焦点访谈》算了。报告文学对社会和现实的干预应当是理性的、思考的、负责的和文学意义的。
记者：如何才能做到理性地、思考地、负责地和文学意义地书写社会现实？
何建明：所谓的理性，就是要站在全局的角度去看待某一种问题。今天这个社会非常复杂多元，许多问题的表象其实隐含了其他深刻的复杂背景，因此简单地通过看到或听到某一件事、某个行为来综述和批判整个社会与现实时，常常会把好的愿望扭曲了、弄偏了。因此报告文学要把握好自己的正确主张，一方面调查研究要仔细深入，另一方面又必须从全局的角度去观察和看待事件本身及背后的一些本质性东西，这样才能说理有力、记录全面，作品也会更有艺术魅力。我一直认为一个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家，他必须具有五种素质：一是政治家的素质。政治家考虑的问题，他必须考虑。二是思想家的素质。作家必须有独立的思辨能力、判断能力，有观察问题的深刻性，目光明敏且具穿透力。三是社会学家的素质。博览群书，学好学透所想表达的事情，并且把所有关联的知识能够解释得清楚、充满文学艺术的表述魅力，不说外行话，更不说假话和半假话，这是一个报告文学作家的基本素质和基本品质。四是一个普通人的基本情怀。这是做人的基本道理，即人的最真挚的爱和明辨是非的爱憎观与人生价值。什么时候都不要忘了自己是一个普通人，这样才能爱自己的人民、爱自己的同事、爱自己的亲人。最后才是思考你如何当好一个有写作能力的作家。
记者：你提到的报告文学作家应该具有的五种素质不仅对报告文学作家，也是对所有作家的高标准要求。我很感兴趣的是你说的“不说外行话，更不说假话和半假话”，这和我们一直强调的报告文学的真实性还不完全一样。当下对报告文学诟病最多的就是报告文学简单化为表扬稿和政绩宣传稿，客观地说，报告文学并不排斥对社会进步和先进人物的报告，在你的作品中，不乏批判立场的作品，也不乏正面肯定的作品。《永远的红树林》虽然不到两万字，却是不少研究者研究当代报告文学发展的经典文本，梁言顺的低成本经济增长理论无疑是对科学发展观的具体阐释，这个创作于2004年的文本在今天更具有现实意义。报告文学作家该如何把握好作品中的政治立场？
何建明：今天我们都在学习落实科学发展观这一时代主题。我高兴的是我应当算是第一个直接和涉及写科学发展观题材的作家。《永远的红树林》刊于2004年7月的《光明日报》，当时是应邀写的。它使我有幸比较早地了解科学发展观理论的起因、本源和社会现实意义等。报告文学作家必须具有政治的前瞻目光。当时，《光明日报》的领导针对社会上对科学发展观的认识上的偏差，约我写一部能够用形象和理论阐述相结合的报告文学，他们选择用报告文学形式来表达这一政治企图，是看中了报告文学的特殊艺术感染力。这一任务对我来说很不一般，因为只有8天时间完成，一两个采访对象，枯燥的理论概念。但当我真正接触和了解科学发展观是什么意思和它的社会现实意义时，我的创作情绪被充分地调动了起来。这部作品不到两万字，但它阐述了当代一个伟大的时代主题，同时在当时报告文学冗长的风气盛行时，有了一个逆向创作意义。我是满意这部作品的，只是文学界对《永远的红树林》的关注和评论远不够。我所知道的是在理论界有人认为《永远的红树林》跟当年的《哥德巴赫猜想》有一样的影响力，因为它用形象的比喻，首次向人们阐述了一个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新的理论如何出世的那一瞬间的光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