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辑 访谈

第二辑 访谈

我成功,因为我感性

何建明说自己半年内瘦了30斤,除了繁忙的采访和写作,还得益于每天从单位到家步行10里路。

当前报告文学应以歌颂为主

记者:作为获奖无数的报告文学作家,本次由新世界出版社把所有获奖作品结集出书了,您是怎样定义报告文学这类文体的?

何建明:报告文学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有的字典里给它的解释是:新闻、散文、特写的总和,这显然是对这种文体的极大误会。《谁是最可爱的人》《焦裕禄》当年都是当通讯来写,因为传播较广泛,成了经典作品,逐渐被划归为报告文学,今天看来也是不妥的。

我宁愿把它定义为用文学手法写的新闻报告。央视《焦点访谈》《新闻调查》,包括我们俩正在做的“对话”,再深化些也是报告文学。

记者:一说到报告文学,读者往往会联想到打着纪实名义的吹嘘之作,很多人甚至宁可读虚构的小说也不愿意读报告文学。包括您的作品,也是因为获了奖有些人才读过,为什么?

何建明:我完全理解。报告文学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一种可笑的“广告文学”,比如某些企业出点钱让某作家写篇歌功颂德的文章,再出点钱给报纸杂志就发表了,归在什么栏目下都不合适,干脆就叫“报告文学”吧。这种情况太多了。

可是不能把它极端地归于批评。没错,鲁迅、巴金面对黑暗社会确实需要对其讨伐和批评,但在人民当家做主的今天还是要以歌颂为主,如果还以批评为主调,就会犯错误。比如我准备写三峡移民时,有人说你别去,听说移民干部有贪污的,也有人不愿移民,可后来我的亲眼所见是什么?那些个别的问题是有,但真是许多人在为大家舍小家,在采访中无论是干部还是村民都深深打动了我。最后成书不仅领导认可老百姓也认可,关键是不走极端,要讲话负责。

一篇当代报告文学,在二十年前可吃一辈子

记者:尽管报告文学并未出现繁荣景象,可《哥德巴赫猜想》《祖国高于一切》等作品似乎还是有其代表性的,而当代这样的代表作却更鲜见,作为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您怎么看?

何建明:当代的报告文学作家不仅要有一定的政治驾驭能力,其作品中的信息量、创作起点、高度与深度都同过去不同了。当时也许视《哥德巴赫猜想》《谁是最可爱的人》为经典代表作,如今你再读一遍,真的是没法同现代的报告文学比。可以说,我们当代任何一部称得上真正报告文学的作品,如果拿到上世纪80年代都可以吃一辈子,而现在要想成功则要付出十倍努力。

原因很简单,举例说,如果让《信报》这样一张都市报在上世纪80年代或90年代初问世,肯定会轻而易举占领读者市场,而处在现在这样一个信息的海洋里,想出人头地就很难。尽管如此,我们不少作家还都每年写两三部作品出来,也有些在社会上还流传着。

记者:报告文学不可否认肩负着时代使命感,可它能起到的作用究竟有多大?

何建明:我认为一部文学作品的感召力有时并不比政策条文小,我希望自己的文字除了有普通读者喜欢看,领导干部们也能从中受到启发,从而对他们的决策有建设性。这是我想达到的目的。

事实上我的作品也起到了某种程度上的作用。比如《落泪是金》掀起了全国对贫困大学生的关注,据统计资助金额高达三千万。《根本利益》也是,老有农民背着包到单位找我帮他们打官司,政府也出台了减轻农民负担的文件,这些都在支撑着我。

肩负的责任太重,写报告文学的人越来越少

记者:写作给您带来了名声,也有意想不到的麻烦,比如《落泪是金》一书就因为将某段学生的文字作为素材而成了被告,尽管您为了写这本反映贫困大学生的书跑了40多个学校,走访了350多位大学生。

何建明:说到1999年那场官司,我又想起我的奶奶,90岁的老人那天看到央视《东方时空》把我的“反面形象”进行“曝光”,吐了三口血后愤然离世了……

记者:这件事已经过去了,法院已给了您相对公平的判决,后来又遇见过其他不公平吗?

何建明:当下就有啊。我在《根本利益》中写到了“百姓的好干部”梁雨润,不仅山西省委发出了向梁雨润学习的号召,中纪委也对他表示肯定并请他作报告,有人就又风言风语了:“这是梁雨润给了何建明好几十万块钱买通了,才树了这么一个典型。”对这些无稽之谈我都一笑了之。

这都不是最根本的痛苦,你知道为什么写报告文学的人越来越少吗?首先就是因为他要承担的社会责任太重了,稍不注意就会把握不好局部现象与全局本质二者的尺度,有些作家在暴露不正之风时常常过于偏激,甚至夸大其词,在社会上起到不良的误导作用。我曾在中央党校学习过,我在写中国农民问题系列的报告文学时就比较注意客观公正,后来偶然碰到了梁雨润,在写《根本利益》时就力求把握住这一点,既反映了农民问题又让人们看到解决这些问题的希望,比如有梁雨润这种代表党员形象的典型人物。

其次,作为一个报告文学作家,投入太大,包括精力与金钱的双重投入。

因为不像写小说、散文或诗歌的作家,报告文学的素材都要亲临一线去采访,所付出的精力非常人想象得出来。比如写《国家行动》时我到三峡去采访移民。平时在家里条件那么好了,我爱人还爱唠叨说这儿不干净那儿又怎么不合适了,可到下面去了却是什么也没有,去的第一天就受尽舟车之苦:早上5点多起床,8点钟起飞,3小时后到重庆,刚落地就又坐了9个小时快艇到巫山,一上岸又上汽车颠簸两个小时进山里,到移民点没汽车了就搭拖拉机……20多个小时过去了,好不容易睡觉休息会儿,屋里热得让人透不过气来,人和东西都搬走了,只能对着满天星星喘气——房屋只剩了空壳,窗子上一块玻璃都没了。后来去大昌,连着八天没脱衣没洗澡也没人管我,干部们都到下面做移民工作去了。

记者:在经济上呢?应该说您的作品版税也不低,应该没什么问题呀,也许和畅销书作家比可能有些差距。

何建明:因为前期投入的采访太多,在金钱上也会付出不少,比如写《落泪是金》,我前期就花了四万多块钱,都是自费的。写《国家行动》时也有好几万的花费,因为是受上面的委派,才报销了。你想想,如果一个没有任何名气的作者,一上来他是不太会轻易付出这么大经济代价的。

所以说当前只有十来个像我这样的人在支撑着报告文学创作,力量太弱了。尽管非常辛苦,可我不写也难受。

奇怪的是,有些获奖作品读者都没听说过

记者:报告文学往往关注非常态领域才有吸引力,是吗?

何建明:与常态不常态其实无关,比如信息产业革命、三峡大移民,这都是时代中跳跃的话题,包括年轻人的就业问题、农民工问题。问题是不能光写出来就完了,还要有思辨性,要能给读者带来思考。我要求自己写报告文学时首先得是政治家、思想家、社会学家,最后才是文学家。

某些现象我们不容回避,比如从社科院公布的农民自杀的人数来看,农民问题还是普遍的,但要看什么原因怎么解决,可进行建设性的善意的批评,而不应该否定一切。

记者:都知道小说作家要考虑发行量,写报告文学也会考虑市场吗?

何建明:要考虑发行与稿费,当今不可能再有像曹雪芹一样死后才出名的作家了,即使有人说我死后再发表作品,那纯粹是为了面子和虚荣心。

记者:您曾获过那么多奖,怎么看当今的评奖?

何建明:我获奖可能不少,但慢慢感觉一点也不重要,金杯银杯不如百姓口碑,如果没有读者,获什么奖都没有意义,包括一些国家奖。

可是奇怪的是,有些作品读者都没听说过居然也获奖!某些奖里面操作性的东西太多了,同为获奖者我感到可悲,也以和某些人同时站在领奖台上为耻。这种现象可能避免不了,毕竟商业社会,许多东西的水分都太多,影响评委判断,其实他们并非没有判断能力。可以说,在所有文学奖中我认为茅盾文学奖是相对最严谨客观的。

非常反感当前太多的私人化写作

记者:写作成功的原因是什么?毕竟像您这样获这么多奖的报告文学家不多。

何建明:我是比较投入感情的,有大学生常问我为什么那本书叫《落泪是金》,就因为我一路采访一路掉泪。我成功可以说和我是个非常感性的人有关,婚前我与女友吵架,大冬天我一口气从三里河跑到北京站过……

也许和我受的启蒙教育有关:在我十来岁时在亲戚家读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因为书破旧得没头没尾,以至于看完了我都不知道书名是什么,可保尔的形象却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

记者:您是作家,同时还是《中国作家》杂志的副主编,对当前文学创作有什么看法?

何建明:从我个人的写作看,我关注的是重大事件。从中国文学创作来看,自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太多私人化写作越来越多地出现,大有成为文学主流之势,对此我很不满意,因为真正反映社会主流层面的作品太少了。

(发表于《北京娱乐信报》2004年5月31日,记者李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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