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对中国报告文学文体发展的影响
一、马克思主义的产生与发展对报告文学文体形成和发展的影响
“报告文学”不是中国的发明，这是学术界基本认可的一种说法。20世纪30年代，我国著名学者袁殊说过这样的话：“‘报告文学’，这一名词在中国还是很新的……有时也称为‘通讯文学’，是‘REPORTAGE’的译语；而这‘REPORTAGE’是从‘REPORT’（报告）这个字中变化而来的新名词。这文学的形式，自然不会是自古已有的。它是一种近代工业社会的产物。”[1]日本文艺家川口浩先生也强调：报告文学的“文学样式，当然不是从前就有。它始终是近代工业社会的产物。印刷发达之后，一切文书都用活印刷的形式而传播，在此产生了近代散文——即一般叫作REPORTAGE（报告文学——笔者注）就是这种形式的兄弟”[2]。早在17、18世纪，欧洲等国的非虚构文学作品（即报告文学）就有了一定的社会和思想基础，这跟这些国家发生工业革命的社会背景有着直接关系。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与变化，诱发了著名的文艺复兴，就连一向以浪漫主义著称的歌德也提出了要创作能直接记录现实生活的作品。当时欧洲作家的作品，如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灾难之年的日记》，德国作家盖奥尔格·弗尔斯特的《莱茵河下游游记》《环游世界旅行记》，以及美国作家马克·吐温的《生活在密西西比河上》等虽然都是小说和游记类作品，却被称为用“文学手法”写的“新新闻”。这些作品之所以被人们称为“新新闻”而不是“小说”，除了“真实记录”外，多数作者是办报人，而作品也是在报刊上发表的，其“真实记录”与报纸的新闻性使得它们与以往纯虚构的小说相比而“面目一新”，读后更加解渴。可以说，报告文学文本产生的物质载体——报刊的出现——成就了报告文学所具有的第一和最显著的要素——新闻性，这是报告文学从诞生之日起就深深地烙上的鲜明特性。伴着近代工业的迅速发展而繁荣起来的报刊为报告文学的产生准备了充足的物质条件，这种物质基础打破了传统文学难以迅速传播的保守与封闭状态，加剧和促进了文学形式与内容朝着“真实”与“快速”的新闻性文体发展，带着鲜明“新闻”色彩的报告文学便是在这种物质准备下脱胎而生的。
报告文学的物质载体是报纸，但并不是说报纸一出现，就产生了报告文学。“在新闻和报纸还不能为报告文学提供一种表现的可能的时候，报告文学只能是一种空想……在报告文学这个称谓出现之前，即使有多少类似或接近报告文学的作品……可就是不是报告文学。”[3]那么报告文学成为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新文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这一问题，国外学术界并没有多大的分歧，因为无论有人把美国人杰克·伦敦在1903年发表的《深渊中的人们》认定为“最早的报告文学”，还是高尔基把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说成是在形式上也可以称为报告文学，或是法国人说他们的左拉才是“近代报告文学的创始者”，等等，其中一个明显的共同事实是：这些作家的作品发表时间都是在近代，都是在印刷工业蓬勃发展起来后的工业革命带来的社会动荡变化之中产生出的“纪实作品”。而正是由于“纪实性”，总有人会搬出像中国《史记》这样的作品来说明中国的报告文学“古而有之”，突出的代表人物是刘白羽[4]。对于这一分歧，茅盾在1937年2月20日《中流》杂志第11期上发表的《关于“报告文学”》给出了很好的答案：“每一时代产生了它的特性的文学。‘报告’是我们这个匆忙而多变的时代所产生的特性的文学式样。”这里其实指出了报告文学的两大要素，一是它的时代现实性，二是它的新闻时效性。《史记》一类的纪实文学与真正意义上的报告文学之差异主要在这两点上，即忽略了它的新闻性。当代著名文学家冯牧先生也强调：“报告文学……是一种新的文学样式。我不能同意……报告文学是一种古已有之的文学品种。”[5]因此，我们认为，现代报告文学在文体内蕴上应具备如下几个决定性因素：第一，印刷工业的发达所导致的报刊业的出现与兴盛，以及随之而来的报刊体创作主体的新闻意识；第二，转型或激变时期的社会政治、文化和经济的震荡，以及由此带来的受众对深度报告文体的积极期待；第三，相当一批以西方民主思想包括遵循马列主义思想为自身思维方式、开始不断反思和批判社会现实并要求改革现状的写作主体的出现。其中，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诞生及之后在全世界广泛的传播和发展，为报告文学这一文体的正式确立并由“附庸到蔚然大国”和不断走向成熟起着精神和实践上的指导与影响作用。
在19世纪中叶前，如同欧洲资产阶级革命一样，欧洲的文艺运动一直没有获得一个可以深刻揭示资本主义社会本质、指导人类社会发展方向的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如黑暗中的一盏明灯，使整个欧洲乃至世界的社会变革朝着推翻资本主义统治的方向发展，而包括正在欧洲盛行的“新新闻”等文艺革命也发生了质的变化。这其中，马克思主义对后来迅速成为独立的一种新文体的报告文学的影响来自两个重要方面：一是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等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大力倡导写反映社会变革的“真实”文艺作品，二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倡始者自身所写的作品中那种充满激情的政论性艺术表现形式。这两点集中起来，可以归结为：马克思主义的产生，使以往欧洲出现的“新新闻”作品的内容和形式都产生了质的变化，作者明显地表现出对现实社会生活的歌颂与批判姿态。而在这之后，几乎所有的报告文学优秀作品及其作者们的创作姿态，都呈现出对现实社会或是歌颂派，或是批判派——百年后的今天，如果单从报告文学内容而言，仍然是这两大派别。
世界公认的报告文学大师、国际报告文学奠基人基希的报告文学事业就是受马克思主义思想影响的典型。基希1885年生于奥匈帝国统治下的布拉格，年轻的基希服兵役后当了新闻记者，先后在几家报社工作。后来，他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策源地——德国，在那里他一方面目睹了当地社会的激荡状态，另一方面深受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没有什么可以比卡尔·马克思更清楚地看到‘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种充满战斗召唤的激情，逼迫我去真实地揭露这个丑恶的世界了！”[6]1908年，基希发表了《布拉格街头拾零》，之后又连续出版和发表了《布拉格冒险》《布拉格军团里的士兵》等作品，这些作品大胆揭露了布拉格社会生活的黑暗面和军队里的种种丑恶现象，真实地描述了贫困、犯罪、军队腐败的种种事件，并且对产生这些丑恶现象的社会根源进行了精辟的分析与论述。在经历一次世界大战和革命工人运动后，基希的思想和目光更加锋芒犀利。他后来的《怒吼的新闻记者》《世界冒险》《天堂美国》《亚洲剧变》，以及到中国后于1933年发表的《秘密的中国》《禁止入内》《在澳大利亚登陆》《广场奇闻》等作品，都是内容真实具体、感情饱满激昂，在表现形式上又灵活多变，集战斗性、批判性和艺术性于一体，被后人公认为是世界报告文学的典范。基希因此成为国际报告文学的奠基人和大师，“是他创造了报告文学这个新时代的文学体裁”[7]。
另一位与基希同时代并写出著名的《震撼世界的十天》的作者、美国作家约翰·里德更是个受马克思主义思想影响才闻名于世的报告文学家。里德的这部作品，正是其亲历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的一段生活的反映，列宁看了这部作品后，亲自在美国版上作序：“我衷心地把它推荐给全世界的工人们……它给那些对于理解什么是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专政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作了正确而异常生动的描写。”[8]列宁的推介在当时的苏联乃至整个世界都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尤其在社会主义摇篮的苏联，这恰如一场文学春雨，使得报告文学这一新文体迅速在文学界和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苏联，像高尔基这样的文学大师也拿笔写起了报告文学；而在美国这样的与社会主义阵营敌对的国度，报告文学也一时间成为最抢手的作品。这种风气一直沿袭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非虚构文学”（报告文学）到达了最鼎盛时期，它不仅横扫原来一直处于文坛霸主地位的小说和影视作品，就连自然科学读物都不得不给它让路。如果不是后来传媒业的科技革命（网络信息与电视媒体的普及），恐怕“非虚构文学”（报告文学）依然会在美国社会独领风骚。除了《震撼世界的十天》外，当时还有一部“报告文学”也值得一提，它就是美国记者斯诺的《西行漫记》，这是第一次以报告文学的文体形式真实记录中国共产党人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所经历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英雄篇章。
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方报告文学（或称为“非虚构文学”）的形成与发展，特别是它成为独立文种和走向成熟的过程，是物质世界和动荡变化着的社会在那些善于思考和有改革之心的作家们头脑中的一种客观反映。报告文学的产生和酝酿过程是伴随当时激剧的社会变化而变化与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的产生以及马克思主义犀利批判旧世界的唯物主义思想和观察分析世界的认识论与方法论，无疑使那些欲求人类改革与进步的作家们获得了思想武器，从而使他们笔下的作品更加生动深刻、成熟多彩，而众多作家用“真人真事”的手法表现这种批判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伟大革命运动和文艺斗争，使得报告文学迅速成为“真实地反映人民的心声，写下历史的脚步”，它的“社会价值和作用不再局限于新闻性，它是超越时代和国界的，是召唤着无产阶级、被压迫民族和革命人民进行解放斗争的战斗文学”了。[9]它因而波澜壮阔、蔚然成风，并迅速成为引人注目的独立的新文体而跃居文坛高位，独领风骚。因此，我们可否得出这样的结论：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对当时正在酝酿和形成中的报告文学在思想理论和精神准备以及艺术表现等方面都起着推动作用，而报告文学从诞生之初到百年流变后的今天，它所保持的那种追求真理、对社会时弊的真诚批判姿态，则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在报告文学发展中产生的作用。虽然不能肯定自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后所有的报告文学作品都表达了无产者的意愿，或者说报告文学作家都成了无产阶级革命者，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多数的报告文学作家在他们的作品中不懈地追求表现真实、为弱者呐喊、为人类社会的进步事业而献身的精神，这几乎是任何其他文学种类的参与者所不具备的。除了基希和伏契克（《绞刑架下的报告》作者）这样的“红色作家”外，其他诸多创作出杰出报告文学作品的作家，如《冷血》的作者卡波特、《夜晚的军队》的作者梅勒、《电冷却器酸性试验》的作者沃尔夫、《深渊中的人们》的作者杰克、《屠场》的作者辛克莱、《广岛浩劫》的作者赫西、《在底层》的作者施勒德尔夫、《万里救人质》的作者福莱特、《最后的一天》的作者瑞安等，他们都是西方国家的作家和自由撰稿人，他们的政治立场或是完全的反马克思主义和反社会主义的，但这并不影响他们创作出了影响世界文学史的杰出的报告文学作品。而马克思本人也曾经给予这样的作家高度赞赏：“他们在自己的卓越的、描写生动的书籍中向世界揭示的政治和社会的真理，比一切职业政客、政治家和道德家加在一起所揭示的还要多。”[10]这便是报告文学作家对社会和人类进步事业所做的特殊贡献和报告文学的特殊艺术魅力。
中国的报告文学自20世纪初开始出现到今天，它的发展和崛起，应是世界报告文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中国报告文学的发展几乎没有离开过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和影响。首先，参与中国早期报告文学创作的作家们自己就是马克思主义者。尽管有人也把梁启超的《新大陆游记》和王韬的《漫游随录》归为早期的中国报告文学，他们两人受西方资产阶级自由思想影响写就的作品为中国报告文学的发展起了萌发和催化作用，但却由于其投身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始终没有在中国这块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度上掀起波澜壮阔的伟大斗争风云，因而他们认识世界和社会的视角与观点无法更深刻地解剖中国社会的本质，故而其作品没有获得更长时间的传播。相反，一批接受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中国共产党人则在20世纪初在把马克思主义思想传播到中国的同时，以他们的创作激情和文学天才，把西方的报告文学这一新文体带到了中国。其中，瞿秋白和周恩来两位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在青年时期所创作的作品为中国随后百年的报告文学发展作了思想和方向性的奠基性示范作用。1920年至1924年，瞿秋白对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进行了考察，他对在列宁领导下取得的革命和建设的成功心潮澎湃，以见闻式的文体写下了《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尽管作者自己当时把这两部作品称为新闻记者式的报告，但总体看，这两部文本更趋向于纪游性散文。所不同的是，文本中诗、小说和散文诗等多种文学文体以及演说辞、格言等非文学文体规范地被引入和交融，使其更具报告文学的那种跨文体的特性，这是两部以跨文体文学形式宣传列宁领导下的社会主义革命和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作品。周恩来作于1920年初的《旅欧通讯》，是一部以自己旅欧留学生活及在法勤工俭学的中国留学生们为自己的命运奋争为事实材料的深度“报道”，文本内容的纪实性大于文本的艺术性。如果将他们二人的作品放在一起评价，前者是一位富有艺术气质的革命家，其作品的“文学性”更强；后者是位务实的政治家，其作品更注重客观性与实录性。假如能把二人不同风格的作品组合起来，那便是后来成熟的中国报告文学模式了，即成熟的文学性和新闻性的结合。
其二，革命文学战线诞生后，作家们把报告文学作为推翻反动统治阶级的战斗武器之一，报告文学因此迅速得到发展。这中间，作家们在创作报告文学的实践中，由不自觉的马克思主义者，成为自觉而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者。1930年8月“左联”执委会的决议《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新情势及我们的任务》和1931年11月“左联”执委会的另一次决议《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都明确大力提倡作家在革命的战斗中运用报告文学这一新文种参与革命事业、写优秀作品，这使得中国报告文学有了“革命轻骑兵”和“战斗武器”之说。在这样的形势下，在1932年淞沪抗战之后，有了第一本以阿英为主编的报告文学集《上海事变与报告文学》。
报告文学在中国更多地为人认识和接受的是1936年夏衍发表的《包身工》。作为“左联”作家的夏衍在深入上海底层的一家日本人开的纱厂里进行了艰苦的实地调查和生活后，通过记述包身工大量悲惨的生活现象，揭示了当时中国社会惨绝人寰的罪恶制度。由于《包身工》是现实生活的真实记录，且又注重对人物形象的描绘，它在思想内容和艺术水平上大大超过一般的新闻通讯，在文学性和可读性方面也比一般的小说更强，所以它代表中国早期报告文学的最高水平，并被公认为是中国报告文学文体形成的标志性作品。夏衍的《包身工》和基希的报告文学一样，是完全的马克思、恩格斯倡导的那种“要砸碎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斗争所需要的战斗之作，因而它成了影响几代报告文学作家的创作模式。继夏衍后，至新中国建立之前，中国报告文学创作已成为“非常流行的文化运动”，出现了如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周立波的《战地日记》、丁玲的《彭德怀速写》、周而复的《白求恩》等名篇。至此，中国报告文学不仅独立成家，且已光芒四射。
其三，新中国建立后，报告文学在毛泽东的文艺“为人民服务”和“面向工农兵”的思想指导下，在直接参与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作用。这期间，以影响过几代人的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徐迟的《祁连山下》、巴金的《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故事》、王石等的《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和穆青等的《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等为代表。报告文学与这个时代涌现出的社会主义英雄连在了一起，歌颂成了报告文学主题。作为一种文学形式，报告文学也时常成了主流意识形态体制之内的宣传工具，使其原本具有的批判性、监督性被服从性所取代。奇怪的是，这一时期的报告文学虽然“深入人心”，但作为一种独立文种的地位却被无情地剥夺了。从20世纪30年代就已确定的独立的中国“报告文学”文种，却在这十几年间消失了，它被归入“特写”“散文”和“通讯”等名下，这是报告文学史上少有的现象。由此可见，“左”的思想不仅对中国的社会进步产生过反作用，同样对一种文种的发展也会产生阻挠。“文革”十年间，报告文学的命运更是这种现象的深入和延伸，这种一定历史时期的文学反常现象值得我们注意。
其四，《哥德巴赫猜想》的出现象征着邓小平理论影响下的中国报告文学全面走向复兴和成熟，新时期的社会激剧变化使这一新文种的表现形式更趋多元化。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它的重要标志和突出贡献是它建立了一整套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其中科学是第一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等理论表述是以邓小平为首的第二代中国领导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大贡献。1978年1月，徐迟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了《哥德巴赫猜想》，这部作品立即在社会上和读者中产生强烈影响，其重要的意义在于：它在文艺创作上突破了“四人帮”时期所规定的不得写真人真事、不能写活着的人的文艺禁区；它把知识分子和其对科学的执着追求精神作为正面的、主角的形象内容给予热情的赞颂；它用活生生的人与事批判了知识分子专心从事科研而被说成“白专道路”“只专不红”的谬论；它通过陈景润这个主人公的真实经历对“文革”那种妨碍生产力发展的行为环境提出了严厉批评，以澎湃的激情呼吁社会尊重知识分子、尊重科学。《哥德巴赫猜想》的出现，体现了在邓小平理论思想的影响下，中国报告文学发展进入了一个全面复兴的历史新时期，作为一种新文种，报告文学从此在中国文学史上和中国社会中奠定了自己不可更改的地位。继《哥德巴赫猜想》后，知识分子题材一时成了热门，除徐迟自己又创作的《地质之光》《生命之树常绿》等外，还有黄宗英的《大雁情》、陈祖芬的《祖国高于一切》、黄钢的《亚洲大陆的新崛起》等；而陶斯亮的《一封终于发出的信》发表后，又使得“知识分子”题材一下子扩展到对“文革”的拨乱反正，出现了杨匡满、郭宝臣的《命运》、张书绅为捍卫真理而献身的女斗士张志新所写的《正气歌》、罗海鸥的《彭大将军回故乡》、遇罗锦的《一个冬天的童话》等一批优秀作品。
中国社会在邓小平的改革旗帜指引下，改革的浪潮席卷神州，改革题材的报告文学又成为主流，主要作品有张锲的《热流》、理由的《中年颂》《扬眉剑出鞘》、李延国的《在这片国土上》《中国农民大趋势》、杨守松的《苏州老乡》、袁厚春的《百万大裁军》《省委第一书记》、鲁光的《中国姑娘》、黄宗英的《小木屋》等。1986年之后，随着拨乱反正，反思历史和倡导改革开放的社会生活发生了变化，转型期的社会矛盾也变得复杂深刻，这给报告文学创作带来新的活力，反映和揭示深层次的社会矛盾又成为主攻方向，以刘宾雁《人妖之间》为代表的批判性报告文学走到了前台，还有赵瑜的《中国要害》《强国梦》、沙青的《北京失去平衡》、苏晓康的《神圣忧思录》《阴阳大裂变》、卢跃江的《以人民的名义》、钱钢的《唐山大地震》、徐钢的《伐木者醒来》等。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以江泽民为总书记的第三代领导人高举邓小平理论旗帜，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社会迅猛发展，媒介的形式和人们阅读的方式随着生活方式的改变而出现前所未有的多元化，报告文学不再像以往那么紧随政治与形势的变化而变化，作家们的独立思考和独立的创作形式，使报告文学呈现五彩缤纷的景象，或全景式扫描社会，或镜头对准某一事件深入解剖，或提挚某一历史事件进行反思，或在人们对新世纪新事件产生不解和迷惑时举出警示之牌。这时有影响的作品，包括董汉何的《西路军女战士蒙难记》、邓贤的《中国知青梦》、黄济人的《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上》、李鸣生的《航天四部曲》、何建明的《共和国告急》、徐剑的《大国长剑》等。而在世纪之交，作家们的视线又开始向关注普通百姓的生存状态和关注弱势群体及关注反腐败的方向转移，特别是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影响下，一批优秀作品使报告文学在社会大阅读时代重振旗鼓。最有影响的当数何建明的《落泪是金》《中国高考报告》《根本利益》、黄传会的《“希望工程”纪实》、一合的《黑脸》、杨黎光的《没有灵魂的家园》、王宏甲的《智慧风暴》等。
毫无疑问，在整个新时期以来的中国报告文学中，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思想使得作家们对创作方向的把握、同社会生活紧密联系的程度上都显得更加成熟和运用自如，而报告文学文种也在适应社会的变化和读者的需求方面显得越来越理性。
二、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在报告文学创作实践和运用上的体现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第2版的“跋”中就辩证法的本质有过一段说明，他说：“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理解，即对现存事物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间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如果我们需要思考报告文学文本存在的意义，也是两大任务，即对客观事物的批判性和革命性——当然它是文学审美意义上的批判性和革命性。报告文学所具有的这种辩证法的本质，是它独有的内在内容和外在形式的需要而做出的选择，这使得报告文学在文本发展和作家创作实践时，必须吸收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并在这种科学理论指导下实现文本自身的健康发展和作品的社会价值。这是报告文学从一开始就有的与其他文本的不同之处。
（一）把客观真实的社会生活当作自己的创作对象，使报告文学有了还原和揭示生活本质、推动社会发展的革命意义
真实，是报告文学区别于其他虚构文学的最根本和最显著的地方。长期以来，在报告文学的真实性问题上一直存在不同理解，主要有三种意见：一是认为报告文学必须完全真实，与新闻的真实性一样，不得有半点想象和艺术加工；另一种认为，既然报告文学是“文学”，它的真实就是“艺术上的真实”，即事物本质上的真实。这种观点的言外之意是报告文学在必要时可以适当地“想象”和“加工”；第三种意见是，报告文学在尊重和实录真人真事的同时，为了艺术需要可以略作“虚构”。这三种观点的争论，一直相持于报告文学文体发展的全过程，至今虽然很少有人提及第三种观点，但在实际创作时仍有人在玩这类略作“虚构”。分歧是不可避免的，分歧和争执恰恰对完善报告文学有着积极的意义。在笔者看来，真实性作为报告文学文体的生命，只要有利于这个生命的鲜活，如何来培育这个鲜活的生命，方式可以不同，但目的是一样的。而提倡新闻式的真实和注重生活本质的真实以及用艺术的手段使真实更具魅力这三者的有机结合，恰恰是马克思主义倡导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对我们认识这个世界本质的核心意义。注重“人化的自然”“实践第一”的观点和注重“细节的真实”“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思想，不正是马克思主义一向提倡的，和我们报告文学创作中处理材料真实性时遇到的问题一样吗？因此笔者进一步认为，关于报告文学的真实性问题，持第一种观点的人，他们所指出的问题是报告文学创作和其文本生命的基本前提，必须遵循；第二种理解真实性的观点，则是完善报告文学在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时使作品更具深度和追求真理的意义上所进行的本质探求，这也是报告文学文体较新闻报道更具特殊魅力之处；第三种观点虽然不宜提倡，但既然报告文学隶属于文学范畴，它的审美意义不可或缺，而这并不说明在实际获取材料和处理原始材料时能够有“虚构”的成分，假如存在“虚构”的话，也只能是在真实材料的基础上进行艺术性处理的“虚构”，这既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又与报告文学文体的自身特性相统一。
在经典作家的创作中，实际上也有对真实性的理解和运用上的实践体会。夏衍在谈《包身工》的创作时说过：“报告文学失去了真实，就不成其为报告文学。——这里（指《包身工》——笔者注）的人和事都是真实的，没有一点虚构和夸张。那个‘芦柴棒’也是确有其人，只不过因为别人都不知道她的真实姓名，只能那么叫。我注意过她，看到过几次，虽不可能同她直接谈话，但这个人物，并不是我虚构的。”[11]夏老已经过世，我们无法与之对话，但如果他仍然活着，我很想就“芦柴棒”这个人物的真实性问题与他作一对话。比如我会问他：既然报告文学必须一点也不能假，那么你怎么能认为‘芦柴棒’就是那个“她”？即使别人这样称呼“她”，而“她”毕竟不是“芦柴棒”。这难道不是“失实”吗？我想我的这种提问其实并无多大意义，可这正是报告文学创作中长期争论不休的关于“真实性”问题的不同理解和认识的一个重要原因。我们其实都清楚，夏衍笔下的“芦柴棒”就是一个真人，她被用于《包身工》的过程，就是报告文学在真实性表现形式上的全部法则，这个“法则”的规范是：现实生活中的“芦柴棒”与作品中的“芦柴棒”是同一人、同一事，任何改变都不是报告文学意义上的真实性。报告文学的真实性，它既是新闻式的直录真实，同时又包含了传统文学作品中所说的“艺术的本质真实”，也还有一些人所说的在艺术需要时所进行的“略作虚构”的真实。完整的报告文学，它应当是这三者的有机统一和紧密结合。
报告文学只有遵循了这样的真实性原则，才有可能使作品在反映现实生活时深刻揭示其社会本质，在推动历史发展和人类进步中表现出文本存在的价值与意义。
（二）原生态的调查采访及对原生态材料思考、筛滤和提炼的创作过程，是报告文学被越来越多读者接受的关键所在
报告文学的真实性不是凭空建立起来的，它是作家通过自己对社会深刻的思考之后，又通过艰苦的调查采访，甚至是亲身经历和参与了某一事件后获得的。作家要想写出社会现实的真面目，就必须通过原原本本的细致考察和反复调查研究，才有可能获得“全部社会生活的本质”。报告文学文体的形成之所以独具一格，就是它的作者们始终坚持了严肃和严谨的创作作风。无论是文学家还是社会学家，要想获得对现实社会生活的真实而深刻的了解，就必须深入生活，尊重客观实际，坚持实践第一的基本准则，而这些恰恰都是唯物主义者一向倡导的学风。我们已经知道，报告文学是“非虚构文学”，也就是说它的文本使作者没有“随意构造任何历史叙事的自由”[12]。而且报告文学所必需的那种“新闻真实”，本身也不应局限于线性的理解，即不能以单纯哲学认识论视角来摄取所谓的社会生活的“真实”面。因为“真实”本身就是一个充满多义性的、多层级的语言系统——它涵盖了写作主体的真实观、文本主体的真实姿态和接受主体的真实感等三大层次。也就是说，就写作主体的真实观而言，要求对现实世界作绝对真实的再现、略作虚构的表达时，都有可能使文体的写作陷入误区。笔者在采写“抗非”题材的报告文学时就遇到过这样的尴尬：在北京“非典”疫情爆发后，我自己和身边的人都希望我写一部真实反映北京疫情的报告文学，后来在5月初又授命于中宣部、北京市委到一线采访。应该说，一方面是群众期望我“真实”地报告“非典”疫情，另一方面是官方命我写出“抗非”的真实情况，两边都需要我写“真实”的北京“非典”事件，而我也做了大量的采访与调查，掌握了很多真实的情况，但越到后面我越觉得没法写。为什么？因为有太多群众不了解的真实情况，比如在群众抱怨领导和政府不负责任时，真实的情况恰恰是我们的领导和政府正在全力以赴地努力为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危想着法子；另一方面，官方希望我全面、真实地写出“白衣天使”们面对“非典”的精神状态时，我越深入调查越没法写，为什么？因为有一部分“白衣天使”在疫情最严重、最危急的时刻，根本就是“野兽豺狼”，他们对病人的不负责、对生命的不负责的种种表现，令人发指！这说明，客观世界里的“真实”是一个哲学概念，而非我们的视觉、听觉和感觉上所能全部获取的，我们通常看到的客观世界仅仅是某一社会形态的平面映象。真实的客观世界，它应该是立体的、受环境影响的同时还可能是在不断变化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导我们，一个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家必须学会两种本领：既要通过艰苦的采访获取客观世界里的第一手材料，还要学会通过观察和思考甚至借鉴已有的被认为是正确的真实材料。只有将这两种真实材料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并放在实践中加以检验且证明是“真实”的时候，报告文学的真实性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真实”。
在科技手段和学识思想不断进步的今天，我们面前所展现的客观世界已经被很多人为的表象所掩饰，报告文学要想获取真实，似乎困难更大了。用什么办法来剥离这种非真实因素呢？应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来解决。而管用的办法，就像毛主席说的那样，当你真正想知道梨子的味道时，最好的办法是你亲口尝一尝梨子。报告文学创作要确保尽可能的真实性，就需要尽可能的原生态的调查采访。我有过这样的创作实验。在我写《落泪是金》这部反映中国大学贫困生问题之前，新闻有过不少这方面的报道，但似乎并没有引起社会多大的反响。1997年至1998年，我用了近一年时间，断断续续对40多所大学、300多名当事人进行了调查采访，完成了这部30多万字的长篇报告文学，作品出来后立即引起各界强烈反响。这部作品所获得的社会效果使我有个理论和实践上的参照：每年几千几万条有关贫困生的新闻、电影、电视和小说，所有加起来可能还没有一部《落泪是金》那么深刻地留在读者的印象之中，其原因可能要归功于我当时下了很大功夫的“原生态”采访调查和对这些“原生态”材料的艺术处理。
（三）选择紧贴时代背景语境的表达方式，使报告文学文体不断呈现新的生命活力
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这是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代领导人向文学艺术战线提出的要求，其实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在文学艺术上的时代观点。报告文学自身的文体特性决定了它比任何文种更需要“三贴近”，而这“三贴近”在报告文学文体上的解释就是它的现实性。马克思主义创立者虽然没有对具体的报告文学创作作过有关“贴近现实”的专门论述，但他们强调文学作品要紧跟时代、贴近现实、让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得到美的享受的观点却始终贯穿在他们的文艺思想和哲学体系里。特别是他们以自己天才的艺术创作所体现出的那种紧贴现实、紧跟时代背景语境的表达方式，在推进报告文学文体走向成熟的过程中起了极好的示范作用。
一种文体的发展过程，总是离不开每一个时代的文化语境的影响。报告文学文体的形成与发展尤其如此。马克思主义从创立到今天，其历史时间和报告文学文体的形成过程基本相等，而马克思主义所主导的时代文化语境，与报告文学发展过程中所具有的时代文化语境又非常相似。我不知道报告文学作家是不是都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语境的影响，可据我个人的考察得出的一个结论是：从我们考察的报告文学发展对象（早期是欧美国家为主体的报告文学，中现期是中国百年报告文学史）来说，它们的时代文化语境几乎与马克思主义者的时代文化语境走了一条平行线。
马克思（包括恩格斯）、列宁（含斯大林）、毛泽东、邓小平，这些马克思主义者们的时代文化语境与他们所创立的思想学说和所主导的理论武器大体呈现为这样的基本模式：马克思时代，他所运用的基本是政论性的批判式语境，其代表作有《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等；列宁时代的语境基本上是建设式的，其代表作有《哲学笔记》和《给代表大会的信》等；毛泽东时代的语境是赞歌式的，其代表作有《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和《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按语”》等；邓小平时代的语境是实事求是式的，其代表作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等。与马克思同时代的早期欧洲的报告文学也基本都是批判式的语境，代表作有基希的《布拉格街头拾零》、杰克·伦敦的《深渊中的人们》，这些都是揭露当时社会黑暗面的经典之作；列宁时代的报告文学作品也以建设性的语境为主流，代表作有里德的《震撼世界的十天》、高尔基的《一月九日》等；毛泽东时代，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几十年间，中国报告文学占主流的语境多为赞歌式的，代表作有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穆青等的《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邓小平时代的报告文学则追求实事求是的多元化语境形式，代表作有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刘宾雁的《人妖之间》和理由的《中年颂》等。
马克思主义从创立到现在的一百多年历史里，每一位导师具有的呈现明显个性色彩的文化语境其实并不全是他的主观意识，而是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社会决定的。这一点，凡是有些革命史知识的人都能了解和明白，笔者对此不作详述。但对另一个现象我却在苦苦寻求着答案，这就是：一百多年来报告文学作家在创作时所追求的语境，为什么与每个历史时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们所追求和倡导的文化语境那么相似？这是否说明在过去一百多年人类历史里，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进步的科学理论，实际上起着引领社会发展的指南作用——至少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欧美国家和二战前后的以苏联为中心的欧洲国家和后来的以中国为中心的东方国家里是这样。而报告文学因为具有紧贴时代的特性，使得它更加容易接受同一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文化语境的影响，或者本来就是自觉地服从了这一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者所创造的文化语境！？
“语境”（Context）一词，在语言学里是指文章的上下文和前后之间的关系。我们通常指的是这一词汇的外延意义，即话语的氛围和能够创造这种话语氛围的社会及时代的环境，也就是社会的文化背景。而社会的文化背景的构建，必定是受这个时代的经济和政治的影响，因此我们所说的“语境”，其实上是在说某一个时代的政治和经济条件下人们的文化与心理上的普遍状态。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再来考察报告文学发展史中为什么会出现其文体的语境与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语境那么相似和融合，原因只能是一个：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和推动人类历史进步的科学理论，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里它创造和开辟了时代新纪元，报告文学因其贴近时代的文体特性决定了它在某种意义上一定是自觉和不自觉地接受着马克思主义所创造的文化语境的引领，并在马克思主义创造的这种时代精神的引领和感召下，有意无意地形成着自己的文化语境。因而，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所产生的不同文化语境，其实也影响着报告文学文体语境的发展方向。百年来中国的发展史实质上是一部建构独立与强大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奋斗史，而贯穿其中的灵魂支柱与推动力即为它的时代精神。以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等为代表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在领导中国人民推翻旧中国统治者、建立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近百年历史进程中所标立的时代精神的根本目的，其实就想完成两件大事：启蒙与建构，救亡与图存。而这正是报告文学作为一个文种独立存在与建立的全部意义。启蒙自己和自己的人民从愚昧与迷茫中走出来，去建构理想的自由世界；拯救已经死亡和将要死亡的旧制度与旧体制，图存民族与国家的传统精神和奋发图强、追求创造新世界的精神。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行为和报告文学文体灵魂一致的共同追求，使得它们的文化语境因而走在了一起，当然，前者是后者的理论指导。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报告文学的语境在自觉和不自觉地接受马克思主义所创造的文化语境时，仍然需要独立的意识，如果没有独立的意识，同样避免不了走弯路。看一看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报告文学，我们就会发现，那个时代的文化语境多带有“左”的色彩，报告文学由于缺乏了自己独立的语境意识，因而明显带着浓厚的“左”的色彩，唱赞歌、说好话的报告文学几乎占了绝大多数；相反，那种追求真理的批判性作品几乎看不到，这是中国报告文学发展史上因“左”的影响而出现的缺陷。
三、报告文学文本要不断走向成熟和完美，需要在与时俱进的时代里进行与时俱进的实践和创造
有调查表明，如今中国的读者中有70%以上的人喜欢阅读和购买非虚构性读物，即以报告文学和纪实作品为代表的图书与作品。然而，当今天的非虚构读物已成为人们阅读与获取信息和知识的主要对象时，却发现自20世纪初“报告文学”这一新文体被引入中国以来，在百年的发展与流变中，至今它还没有一个明确和完整的定义。有人因此认为报告文学正如一头“非驴非马”的变种野牲在原野上奔跑和狂哮中不断挤压着其他文体，从而使文坛与新闻界充满混乱与嘈杂。笔者则认为正是由于报告文学作为新闻与文学的结合体，所以随着时代的迅猛变化而使报告文学文体呈现出不断变化与发展之势，也正是它的这种比任何文体都具有变化性的特征，使得它越来越多地承载着历史和现实的记叙与释放的责任，并充满活力，且在更多地影响着人们日益成熟的语境与广阔的视野。人类社会与客观事物形态总是在向不断追求与完善的方向发展，这正是与时代紧密相连的报告文学文体之所以不断变化、“永不成熟”的本质所在，它的流变性将是永恒的趋势。而这种趋势和发展规律恰好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对社会形态发展的认识观。文学艺术活动既是一种观念性的生产活动（作家的创作劳动），也是一种以美为对象的审美创造活动（作家创作的作品是以让读者获取精神享受为目的的）。因此，我们要研究报告文学文体的未来发展前景和方向，就需要在认识社会主体活动规律的同时，必须考虑个体主体（作家独立的创作意图和意识）独特的感情、意志、心灵、个性的生命形式。因此，要研究报告文学文体在新的历史时期所面临的发展任务，就必须考虑它的两个方面：一是报告文学文体强调客观真实和贴近时代的特性，二是要尊重作家在新的历史时期自身对时代、对社会转型的那种感悟、感觉和感情下的独创性。前者，主要的任务是要弄清楚新世纪中国报告文学的基本走向，它的“时代性”“革命性”的归位与方向问题。正如江泽民同志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指出的：“社会主义文艺是一条重要的战线，承担着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激励人民团结奋进的庄严职责。”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决定着我国文艺的性质和方向”。文学艺术属于意识形态，属于精神文明建设的内容，是一个国家的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第二代、第三代领导人所确立的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中华民族整个社会的前进方向。报告文学事业要发展，无疑离不开民族和国家的这样一个大的发展背景。我们已经知道，当代马克思主义给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规定了这样一个定义：它应该是民族的、大众的、科学的和面向全人类的文化。那么，报告文学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基本外径方向也应该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性的、大众性的、科学的，并应与国际上的同一种文本不断相融交流的文体（包括笔者作品在内的不少报告文学已被翻译和介绍到国外）。中国的报告文学发展到今天已经在文学和出版界成为不可缺少的一支战斗大军，每年各种报刊上发表的报告文学作品和出版社出版的报告文学（加上其他纪实性作品），其总量超过任何一种文学文本，同时也有不少佳作在社会上赢得广泛声誉。徐迟曾以诗人的饱含激情的语言写下了他生命中有关报告文学问题的最后文字：“我国的报告文学，本身是一种开创性的文学体裁。随着革命文学的发展，声势越来越浩大了。报告文学射出了一串串的闪电一般的光芒，随之是一阵阵的雷声隆隆。”[13]世纪之交的报告文学在中国更加“雷声隆隆”，它已经越来越多地与中华民族的伟大时代步伐融在了一起，成为鼓舞和激励人民精神斗志的重要方面。
当然，在研究报告文学发展史时，我们常常惊讶于这样一个事实：从报告文学诞生至今的一百多年时间里，学术界和报告文学作家们从来没有归结出一个有关什么是“报告文学”的正式定义来！而在什么是“报告文学”都不清楚的前提下，我们的报告文学新文种却有了一百多年轰轰烈烈的发展历史，并且达到了公认的“蔚然大国”之称，简直有些不可思议！反观百年报告文学发展史，我们发现，这恰恰体现了报告文学文体的一大特性：报告文学始终是一个正在发展和完善中的新文体，它的文体的内涵与外延的不确定性将可能是一个永恒的过程；而其新文种和跨文体性则铸就了百年报告文学发展的“世纪奇观”。
事实上，“报告文学”无法定义，出来的“报告文学”定义能够有一百种，这已是报告文学文体学术史上的一大有趣现象。现实中经常出现这种情况：某报刊有一篇很长的新闻报道，可能因为某种原因（有人或有单位给了钱）就在文章的标题后面加个括号，再写上“报告文学”四个字，于是一篇其实不知是什么东西的文章便成了堂而皇之的“报告文学”了。现在报告文学的名声不太好，原因之一就在于它的文种定义不确定，从而使它变成了包罗万象的“大杂烩”了。而学术界虽然比较赞同报告文学评论家李炳银先生的定义：“报告文学，是指那些及时对社会生活中富有思想、感情内容及为人们普遍关注的社会现象、事件与人物作真实艺术的报告的散文体文章。”[14]但关于报告文学文体内在形态的认识也不大一样。有一种普遍认为是，现在的报告文学分两种人写，一是记者型报告文学，一种是作家型报告文学，他们的作品形态和文体表现有很大的不同。报告文学史研究专家王晖博士在考察百年中国报告文学史后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不难发现，在记者型和作家型写作主体那里，报告文学文体多呈现出两种样态，即‘文学性报告’和‘报告性文学’。”[15]王晖先生的这种按写作风格分出的两种不同报告文学文体，笔者认为是极不准确的，比如王晖先生把我归位于“记者型”报告文学作家，而我写的作品确实也有不少外在形体特性为“文学性报告”式的，我自己给“报告文学”下的定义也一直是“用文学手法和技巧写就的新闻报告”；但实际上，我内心世界一直追求的报告文学必须达到两种效果：一是在关注社会和现实的程度上，其深度、广度、冲击度和轰动效应上追求新闻式的，甚至要比新闻更强烈和直面；二是在文学性上力图像小说那样有让读者看作品后要笑时笑得出、要流泪时流得出的艺术感染力，如我的《落泪是金》《根本利益》等都是属于这类意图的代表作品。而且现在我又多了一样要求，即完成一部作品后，一旦被“扔”到市场上就要有销售的热度，最好短期内就有“盗版”——因为“盗版”是图书在中国市场上畅销的一种畸形标志。这三种自我要求其实是当代报告文学缺一不可的。第一种的要求其实说的是报告文学文体的新闻性——它叙述的内容和材料要尽可能是新近发生的，但不是普通意义上的新闻；第二种的要求则明显是艺术上的，既然报告文学有“文学”的属性存在，它就必须有像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等其他文艺种类一样的文艺感染力，而且我认为好的报告文学文本，不仅能够被纸介媒体刊发，也应当能被影视、广播等所用，诗一般的语言、戏剧式的冲突、音乐的节奏，样样可以在文本中得到展现。所有上面我列出的观点和创作实践中所出现的体会，都说明了报告文学文体的多元性、跨文体性和流变性。而正是这些因素，决定了报告文学到目前为止还不能有一个准确的规范的“定义”。有人因为这种现象的存在，就说报告文学文体从来就是“怪胎”，并且否定它存在的价值与必要，像辞书上称其为“散文的一种”，其实隐藏着学术界有种要把报告文学的独立文体形式“灭掉”的意图。笔者的观点是：过分地夸大报告文学的文体外延和过窄地限定报告文学文体的内设建构，都不利于报告文学文体的真正发展。报告文学的新闻形态、报告文学的文学形态、报告文学的新闻与文学的结合形态，正是报告文学跨文体的最显著的特征。
而以报纸媒体为代表的新闻形态从世界上诞生也仅有二三百年的历史，新闻形态在20世纪以来的变化日新月异，至今仍在一天一个样地变化着，我们因此无法要求从新闻胎体中出生的报告文学文体能在今天就固定下来；同样道理，报告文学的文学性决定了这种新文学样式，会在不同题材、不同作家身上，即使在同一个作家的作品中也会有时而以政论式笔调写、时而以诗一般语言写的完全异化的风格。因而，我们自然无法在某一时段确定什么样的报告文学“好看”、更具“文学性”，即使以“好读”这种最基本的文学与读者之间的互动元素来判别，也还有一些作品可能在某一时期受读者欢迎，在另一时期读者则根本不欣赏它，或者中国读者喜欢的外国读者可能根本就不喜欢等情况。有关报告文学是新闻与文学的结合体这第三个特征中则包含着更多的流变性，不说现代新闻与现代文学自身的变化到底有多大、朝何方向发展，就事物发展的基本规律而言，世上任何一样东西，除了算术法则的“一加一等于二”外，其他事物绝对不会轻易遵循这样简单的运动和结合的法则。报告文学文体更是如此。
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点告诉我们，社会是在不断变化中进步的。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其内在的发展规律。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学作品，它是客观世界在作家头脑中的反映，是一种既为精神产品，同时又为“劳动和实践”的过程——“是人们交互活动的产物”。[16]因此，笔者的观点是：无论是学术界认为的作为报告文学的三种外在属性，即报告文学或属新闻文体、或属文学文体、或为介于新闻与文学交叉的边缘性文体；或者从构成报告文学内核的三元素即客观呈现、主体诉求与艺术表现来看，由于报告文学与时代发展的紧密性，所以它的文体建构仍处在发展的初级阶段。要获得报告文学文体的更加成熟和完美，就必须以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作指导，不断适应和自觉融入与社会物质生产发展相适应的时代潮流中去，并在这与时俱进的时代发展过程中努力实践和总结。只有这样，报告文学文体才能实现和达到从出生那天起所想完成的使命。
近年来，我国报告文学创作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都已同其他文种并驾齐驱或者远远超过，达到了真正意义上的“蔚然大国”之势。但我们也要看到，在报告文学发展的今天，由于受市场经济等因素的影响，它的文本发展也出现了不少问题，一是质量有待提高，非马非驴的“报告文学”和“广告文学”十分泛滥；二是市场满足度远没达到，国人的阅读需求常常还得从“美国大片”等中获得满足。前几年像一些纪实性的国外作品在中国市场势如破竹，如叶利钦的《午夜日记》、希拉里的《亲历历史》能够一下占领中国市场，而我们的报告文学（包括其他纪实文学作品）却还远远没有“内销”和“出口”的竞争能力。因此，我们应该把发展的目光看得远一些、深一些和广阔一些，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伟大民族，世界想了解我们，我们也希望被世界了解，报告文学是除报刊和电视媒界之外的一种重要的手段，可以很好地加入这种任务之中。而这要求从事报告文学创作的作家们更加熟练地接受“非虚构文本”的种种文本规律上的和技能上的考验，并同时保持中国报告文学文本的民族特性。这是当代中国报告文学界的一个新任务，也是中国报告文学文体走向成熟的另一种高度和要求。
要想实现这一高度和这种要求，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按照报告文学文体自身的发展规律在实践中与时俱进地不断进行摸索和创新是我们的基本原则。而在这一前提下，需要重点朝三个方向努力：（1）当今社会处在一个错综复杂、变幻无穷的时代，中国正处在建设有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构建中华民族伟大“中国梦”的全新时代，报告文学必须服从这个大局、围绕这个中心，才能最大程度地展示文体应有的魅力；（2）转型期的社会决定着许多社会形态的变化处在不确定状态，报告文学文体必须适应这种不确定的时代特征，并在不断变化着的社会形态中探索出文体自身的发展变化规律，从而实现文体紧贴时代、满足读者、影响社会的基本功能；（3）报告文学作家要发扬当年的那种自觉投入火热的时代生活中去的热情与精神，在许多作家处在贵族化写作的状态下，报告文学作家绝不能贵族化，深入生活、深入群众仍然是创作出优秀作品、经典作品的关键所在。
中国作为报告文学事业高度发展的国度，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间我们已经有了几代作家构筑起的伟大成就，毫无疑问地应当承担起促进世界报告文学共同发展的历史重任。祖国的大发展，给报告文学事业同样带来了辉煌的前景。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在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与伟大的“中国梦”紧密相连的报告文学，一定会在广大作家的实践中和广大读者的鉴赏下不断走向成熟和完美，作家们也将在伟大时代的激情感召下创作出更多令人民满意的作品，这是报告文学自身发展的必然规律，也是新世纪社会发展的真诚期待。
参考文献：
[1]袁殊：《报告文学论》，《文艺新闻》1931年7月13日。
[2]川口浩：《论报告文学》，《北斗》1932年第2卷第1期。
[3]李炳银：《中国报告文学的世纪景观》，长江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4]刘白羽：《文学杂记》，北京出版社1958年版。
[5]冯牧：《报告文学刍谈》，《文艺报》1988年8月27日。
[6]基希：《一种危险的文学样式》，《论报告文学》，泥土社1953年版。
[7]孙坤荣，赵登荣：《基希——报告文学的大师》，《基希报告文学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8]列宁：《震撼世界的十天·美国版序言》，《时代的报告》1981年第4期。
[9]尹均生：《报告文学——无产阶级革命时代新型的独立的文学样式》，《武汉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3期。
[10]卢卡契：《马克思、恩格斯美学论文集·引言》，《卢卡契文学论文集》（卷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
[11]夏衍：《关于报告文学的一封信》，《人民日报》1983年1月12日。
[12]詹明信：《文学批评原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13]徐迟：《中国新文学大系1949—1976·报告文学·卷一》序，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
[14]李炳银：《当代报告文学流变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
[15]王晖：《百年报告文学史》，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16]马克思：《致帕·瓦·安年科夫》，《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发表于《常熟理工学院院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9月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