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运动

启蒙运动

辛亥革命成功,虽然不能尽如人意,而许多地方确于白话运动以许多的方便。一九一一年民国成立,教育部便召集读音统一会,议定注音字母三十九个,一九一六年,教育部设立注音字母传习所,同年八月,北京成立中华民国国语研究会,一九一八年,教育部正式公布注音字母,同时设立国语统一筹备会,明年,重新颁定注音字母次序,《国音字典》出版,这数年内乃使白话文由粗俗的俚语变成了堂堂皇皇的国语,这对于白话文学运动自然是一番绝好的工作与基础。虽然国语目的原不一定便要取消文言,而不过是全国普及教育的一个初步工作,当一九一五年九月《青年杂志》由陈独秀在上海主编,由群益书社出版,那时仍是一个用文言写《法兰西人与近代文明》《妇人观》《民约与邦本》《自治与自由》一类提倡自由主义思想的刊物,其性质与梁启超之《新民丛报》正复相似,亦注重介绍欧洲人物思想,如“兴登堡将军”“叔本华自我意志说”“法国青年团”等,但同时亦有如“现代欧洲文艺史谈”,及屠格涅夫、王尔德、太戈尔诸人著作的介绍,较之林琴南不辨好坏只译第二之流作品已渐渐与新文学运动接近。

然其时正如以前的黄遵宪、夏曾佑、谭嗣同的“诗界革命”,亦正如后来学术派主张的“质量改变”的办法,都不曾打算到把文言整个废弃而专用白话,或者说不曾想到乃是更妥当的,当时所谓“死文字”还没有成其为问题。《青年杂志》第二卷起改为《新青年》,一直到一九一七(民六)胡适的《文学改良刍义》,仍然是用文言写的,在《新青年》上讨论这问题时亦都是用的文言,直到民国七年《新青年》上所做的文章才都改用了白话,国语才真正的代替了文言,而成为一切中国人的文字,这启蒙运动开始在新文字与新文化上,终于影响到了新文学。

无论谈到“五四运动”或谈到文学运动,总不能使人忘了当时的北京大学,而谈到北京大学更不能使人忘掉的乃是蔡元培先生。北京大学的前身原是前清的京师大学堂,所以其时北京大学的学风,多半仍承袭着京师大学堂的官僚气,民国六年蔡元培改长北大,力加整顿,并取兼容并包思想自由主义,于是许多新人如沈尹默、钱玄同、陈独秀、刘半农才都到了这最高学府来。当时陈独秀便一面仍编《新青年》,一面做北京大学的文科长(即今日之文学院院长),学术与维新的空气才弥漫了整个北京大学,而散入了这古城的每个角落里去,蔡元培在这时不但使新文化的生力军得集中在一个策源地,且同时做了这支新军的保护人,这革命的运动才迅速的增长起来,而成为民国以来最光荣的一件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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