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奏曲

前奏曲

自鸦片战争失败以后,中国已不再是以前的中国,所谓天朝者已失其天朝的威严,所谓真龙天子者也渐渐失掉了一般人的信念,而欧风东潮,随着外侮而来的,同时乃亦有欧洲的科学与文明。一八九四甲午之战又现于日本,不但遥远的西洋望尘莫及,即同在东亚的岛国也得俯首屈就,朝野人士经过这一次大打击后,才觉悟于中国的毛病除了没有坚船利炮之外,全盘的文化亦都有需要改革的地方。于是朝廷亦迁人东渡留学,当时的学者如严复则出而译西洋科学与哲学方面的著述,林琴南遂翻译西洋司各特诸人的小说,谭嗣同在《仁学》中更主张废除汉字,其间关系最重要而与新文学运动影响最大的则为梁启超。

戊戌政变失败后,梁氏亡命于日本,于是创《清议报》,又创《新民丛报》,为中国报章杂志的开端,之后复发现小说有改良政治的功用,于是又创《新小说》,均以感化社会为目的,如《新罗马传奇》《新中国未来记》及科学小说《海底旅行记》,他自己说他为文:

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竞效之,号新文体。老辈则痛恨,诋为野狐。然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

这并非自己吹嘘的话,当时稍为年青一点的及头脑稍为维新一点的人,没有不受他这魔力的吸引的。这新文体的目的,本来在能够唤醒民众,因为戊戌政变的失败,使他觉悟于一般人太没有知识,太如醉如痴,所以必须笔锋常带情感而条理复极明晰的文章,才能唤起全国的同情与赞助,然而在无意间,他带到文人眼中以“平易的俚语”,以“外国的语法”,使得白话已开始得到它尝试的机会,启示了后人以一个伟大的运动的先声。

与梁启超同时亦以同样目的而专致力于文字改革的,则有王照,他在他《合声字母原序》里说:

余今奉告当道者:富强治理,在各精其业,各扩其职,各知其分之齐氓,不在少数之英隽也,朝廷所应注意而急图者宜在此也。茫茫九洲,芸芸亿兆,呼之不省,唤之不应,劝导禁令毫无把握,而乃舞文弄墨,袭空论以饰高名,心目中不见细民,妄冀富强之效出于策略之转移焉,苟不当其任,不至其时,不知其术之穷也。

所以他更主张“官话字母”“专拼白语”,其实在他之前谭嗣同已主张应废汉字,而粤之王炳耀,闽之蔡锡勇,厦之卢戆章,苏之沈学,亦先后倡改造文字之说,卢戆章有“切音新法”,曾由都察院奏请颁行天下,蔡锡勇先有“传音快字”,后更与其子蔡璋改良为“蔡氏速记术”,遂开速记之始。

不过这些字母都是方音字母,足以使“同国渐如异域”,所以他主张拼音应以北京话为标准,他说:

吾国古人造字,以便民用,所命之音,必与当时语言无异,此一定之理也。而语言代有变迁,文亦随之。孔子所谓述而不作,系指礼教之实而言,非指文字而言。故以孔子之文较夏殷之文,则改变句法,增添新字,显然大异。可知系就当时俗言肖声而出,著之于简,欲妇孺闻而即晓。凡也、已、焉、乎等助字为夏殷之书所无者,实不啻今之白话文增入呀、么、哪、咧等字,孔子不避其鄙俚,因圣人之心专以便民为务,无文之见存也。后世文人欲借文以饰智惊愚,于是以摩古为高。

他以为文、言应当一致,文、言能一致才能“便民”才能教民,他的字母在当日因此很得许多名人的赞助,袁世凯、吴汝纶、周馥、严修、劳乃宣,都是他的同志,劳乃宣并采用了“官话字母”作成《简字全谱》,在光绪戊申(一九○八)年有进呈《简字谱录》折,亦说明:

今日欲救中国,非教育普及不可;欲教育普及,非有易识之字不可;欲为易识之字,非用拼音之法不可。

其时张百熙、张之洞等的《奏定学堂章程》的“学务纲要”里亦即规定:“以官音统一天下之语言”,故自师范以及高等小学堂,均于国文一科内附入“官话”一门,官话的使用遂畅行全国,当时并有白话报的诸丛书的刊行,至宣统二年(一九一○)中央教育会议乃更通过“统一国语办法案”,遂成为民国前白话运动的最后的成绩。

当时的白话其目的纯为可以教民,因为民不懂得文,所以非白话不可,至于懂得文的人自然还是用文言,这仿佛外国教士们因为要传教,所以把《圣经》翻成中国俗语,至于教士们自己自然还是用原来的文字或拉丁文。白话运动的意义当时仅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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