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青年》与文学革命
《新青年》成为北大一般新教授发表思想的地方，而文学革命的大旗便也在民国六年由这般人打了起来，首先举起这面旗子的是陈独秀，而使这面旗子忽然打了起来的，则是其时尚远在美国的胡适。
胡适有一篇《逼上梁山》，关于他当时如何会从事于这么一个尝试说得非常明白，他当时与留美的几个朋友已不断的讨论着中国文字的问题，在这些朋友中最新的是赵元任，他主张中国文字根本应当改用音标拼音，最旧的是梅光迪，他绝对不承认中国古文是半死或全死的文字，这白话文的运动便在这样情形之下渐渐酝酿着。关于这问题，当时与胡适讨论得最多的则为梅光迪与任叔永，任叔永曾有过一首游戏诗赠胡适：
牛敦爱迭孙，培根客尔文，
索虏与霍桑，“烟士披里纯”；
鞭笞一车鬼，为君生琼英，
文学今革命，作歌送胡生。
胡适亦有过一首白话打油诗赠梅光迪：
“人闲天又凉”，老梅上战场；
拍桌骂胡适，说话太荒唐！
说什么“中国须有活文学！”
说什么“须用白话做文章！”
文字那有死活！白话俗不可当！
……
老梅牢骚发了，老胡呵呵大笑。
且请平心静气，这是什么论调！
文字没有古今，却有死活可道。
古人叫做“欲”，今人叫做“要”。
古人叫做“至”，今人叫做“到”。
古人叫做“溺”，今人叫做“尿”。
本来同是一字，声音少许变了。
并无雅俗可言，何必纷纷胡闹？
至于古人叫“字”，今人叫“号”；
古人悬梁，今人上吊；
古名虽未必不佳，今名又何尝不妙？
至于古人乘舆，今人坐轿；
古人加冠束帻，今人但知戴帽；
这都是古所没有，而后人所创造。
若必叫帽作巾，叫轿作舆，
岂非张冠李戴，认虎作豹？
……
这样的互相抬杠，各不相让，直到一九一六年十月间，胡适才将他的白话主张整理出来成为八条，寄给陈独秀，登在《新青年》二卷二期的通信上，次年一月一日《新青年》第五期又登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这白话文学的运动才开始了端倪。
所谓“文学改良刍议”，仍不外以前所提的八项主张，不过对于每项均加以详细的解说，此八项主张即：
一曰，须言之有物。
二曰，不摹仿古人。
三曰，须讲求文法。
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
五曰，务去烂调套语。
六曰，不用典。
七曰，不讲对仗。
八曰，不避俗字俗语。
陈独秀对于这《刍议》非常赞同，即在《新青年》下期中写了一篇《文学革命论》，首先正式揭起文学革命的旗帜，他说：
文学革命之气运，酝酿已非一日。其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为吾友胡适。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旗上大书特书吾革命军三大主义：
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
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
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从此文学革命的口号就从北大与《新青年》中喊了出来，教授中如钱玄同、刘半农亦均加入了阵线，学生中如傅斯年也写了《文学革新申议》《文言合一草议》一类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