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李世民是中国封建社会大唐王朝李氏家族中最耀眼、最显赫的人物，是李唐王朝的第二代皇帝，也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皇帝之一，一直被后世称为“明君”“英主”。李唐王朝建国之初，李世民跟随父亲李渊征战南北，不仅推翻了隋朝的统治，还剿灭了各地藩镇割据并打击了农民起义军，最终取得了全国的统一。李世民在位时期勤于政务、广泛纳谏，得到了朝臣与百姓的拥戴。他制定了一系列有效的施政纲领，使唐朝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方面都得到了迅猛发展，出现了历史上有名的“贞观之治”。
1．悲歌玄武门：与其坐以待毙，弗如先发制人
一个山头只能有一只老虎，一个家族只能有一个领导人，权力只有集中在一个人手中，显示出它至高无上的本色，才能让人不顾一切地追求。面对最高权力，为了自己的利益，手足、父子之间的情分就不重要了。
唐太宗李世民（627—649年在位），是唐高祖李渊与窦氏的次子，于隋文帝开皇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599年1月23日）出生在今陕西武功的李家旧宅。李世民不愧为将门之后，从小就受到家庭崇尚武功的熏陶，练就了骑马、射箭等精湛的技艺。除此之外，他还喜欢阅读兵书战策，少年时便熟读《孙子兵法》，父亲李渊经常与他谈论用兵布阵的策略，使他受益匪浅。在唐朝建国的战争中，李世民南征北讨，军功显赫，威望极高。可以说，大唐的江山有一大半是他打出来的。尽管如此，李渊称帝后却不得不按照立长不立幼的宫廷礼法和继承制度，立长子李建成为东宫太子，对此，李世民作为次子也无话可说。他一如既往地为李唐王朝的大一统而披荆斩棘，戎马奔波，完成了历时四年多的艰苦卓绝的统一战争。
随着战争的不断深入，李世民统一全国的卓著功绩，使他的威望日益增加，权力逐渐扩大，政治地位和军事地位也在迅速增长。李世民不仅掌握着大量军队，还担任尚书令的职务，位居宰相之职，被封为秦王。这使得他在唐王朝的上层统治集团中，特别是在李氏兄弟中有着特殊的地位。李世民的显赫军事地位和政治地位，使他的亲哥哥太子李建成感受到了严重的威胁，同时也引起了李建成的妒忌。为了维护自己的皇位继承权，太子李建成大力网罗人马，扩充自己的势力，同时还把弟弟齐王李元吉拉入自己的势力范围，两人合谋对付李世民。李元吉是唐高祖李渊的第四子，兄弟三人的生母都是窦氏。李元吉勇猛过人，立过战功，但他骄淫放纵，口碑很差。尽管如此，李元吉内心深处也想着要夺取皇位的继承权，他不止一次地分析过李建成和李世民的实力状况，以便确定自己投靠哪一方。经过周密考虑，李元吉认为，如果他跟随李世民，显然不能实现自己谋取帝位的野心；如果投靠李建成，或许还有得到帝位的希望，只要先除掉李世民，再干掉李建成，到那时，太子的位置唾手可得。出于这样的打算，当李建成拉拢李元吉时，李元吉就立即站到了李建成一边。东宫长林门屯驻着长林兵2000人，加上李元吉的齐王府与之呼应，李建成的东宫集团可以说比李世民略有优势。为了给唐高祖李渊一个好印象，李建成又积极争取后宫的支持。因唐高祖原配窦氏已去世，后宫嫔妃中张婕妤和尹德妃两人最受唐高祖的宠爱，李建成便和二人拉上了关系，不时地给她们送点小礼物，让她们在唐高祖面前说自己的好话，讲李世民的坏话。
秦王李世民与太子李建成却恰好相反，他不仅没有去拉拢得宠的两位后妃，还曾在无意中得罪过她们。武德四年（621年），李世民打下洛阳以后，李渊派嫔妃们去选阅宫人和府库珍宝，嫔妃们乘机向李世民索取财物，为自己的亲戚谋求官职等。当时，李世民已经把宝物和官职分给了自己的下属，没能满足嫔妃们的要求，她们便对李世民产生了怨恨。
李世民还得罪了张婕妤。李世民在做陕东道行台时，唐高祖李渊诏示他有权处理管辖内事务。当时，淮安王李神通有功，李世民便赏赐给他几十顷好地。后来，张婕妤的父亲看中了这些地，让张婕妤私下向唐高祖奏请把这些地赐给他。唐高祖写了一个手诏，让地方官把地赏给张婕妤的父亲，张婕妤父亲便拿着唐高祖的手诏，去向李神通要地。李神通以秦王李世民的赐令在前，对张婕妤父亲的要求和唐高祖的手诏不加理睬，这就惹恼了张婕妤。她在一次陪侍唐高祖时说：“您赏给我父亲的土地，被秦王夺去而给了李神通。”唐高祖听了大怒，第二天便召见李世民，斥责说：“我的手诏不管事，你的指令下面州县就能执行，这成什么体统？”李世民只得赔罪。
李世民又曾得罪过尹德妃。尹德妃的父亲尹阿鼠仗着女儿在后宫的势力横行霸道，很多人都痛恨他。一天，李世民的手下杜如晦经过尹阿鼠家门前没有下马，尹阿鼠的奴仆便把杜如晦从马上拉下来，拳脚相加地把杜如晦痛打个够，嘴里还不住地骂道：“你是什么人，敢经过我们府前不下马？”尹阿鼠知道被打的人是秦王府的杜如晦之后，怕这件事唐高祖知道后会怪罪下来，便采取了恶人先告状的办法。他让尹德妃奏明唐高祖：“秦王左右的人非常凶暴，他们竟敢欺负我年迈的父亲。”唐高祖听后大怒，也不进行调查，就把李世民召进宫中训斥：“你的属下竟敢欺负我嫔妃的父亲，对一般百姓，就更不知有多厉害呢！成何体统？”李世民站在一旁，几次想申述事实，都没有机会开口。这样一来，得宠的二位嫔妃都与李世民有了积怨，又加之李建成的利诱，后宫的势力自然倒向了李建成一边。后宫的嫔妃们经常在唐高祖面前说李世民的坏话，使唐高祖对李世民越来越疏远和淡漠，对李建成、李元吉则越来越宠爱。李建成与李世民的争权活动也逐渐由暗斗转向明争，魏徵当时是太子的谋士，他力劝李建成早点动手，除掉秦王。朝中大臣们的势力也都倾向于太子。李建成、李元吉加紧了对李世民的陷害。
有一次，李建成、李世民、李元吉三兄弟跟随唐高祖外出打猎，唐高祖命他们骑马。李建成故意让李世民骑一匹很难驯服的烈马，李世民反复三次才把那匹马驯服。又有一次，李建成和李元吉请李世民到东宫赴宴，想乘机用药酒毒死他。李世民没有防备，饮酒之后一小会儿，他突然感到胸口疼得厉害，接着大口大口地吐血。幸好淮安王李神通在场，他急忙把李世民扶回府中，经过紧急的救治，李世民才得以脱离危险。事后，唐高祖探望李世民时，知道了他们喝酒之事，他对李建成说：“秦王不能喝酒，以后不准在夜间聚饮。”使得李建成加害李世民的企图没有得逞。武德九年（626年），突厥进犯中原，李建成又使诡计，他向唐高祖建议让李元吉领兵御敌，唐高祖应允。李元吉提出要将秦王李世民手下的猛将尉迟敬德、秦叔宝、程咬金三人归他指挥，并调集秦王府的精兵充实自己的部队，企图借此剥夺李世民的兵权，然后再借机将李世民杀掉。事情被秦王府的人得知后，人心不安。房玄龄与长孙无忌密商大计，劝秦王李世民铲除太子。李世民念及“骨肉相残”，恐为后人所不齿，但无奈下属的态度都非常坚决，他才下定决心先发制人。经众人商定后，李世民进宫向唐高祖揭发李建成和李元吉二人，与张婕妤和尹德妃二人关系暧昧。这一下触到了李渊的痛处，他大惊说：“他们竟敢做出这种事？”李世民又向唐高祖陈述说：“儿臣于兄弟之间没有半点儿负心，可太子和齐王总想谋害我。如果他们的阴谋得逞，那我就永远见不到父皇了。”唐高祖听后大惊，即刻表示第二天上朝处理此事。张婕妤探听了李世民的活动，立刻派人报告李建成，李建成随即找李元吉商量对策。李元吉提出：“要赶快布置兵马，同时称病不上朝，观察一下动静再说。”李建成却认为：“怕什么，这里都是我们的军队守卫，他们能怎么样？”第二天，李建成与李元吉应召从玄武门入宫。
进入内宫的必经之地是长安宫城的北门玄武门，宫廷卫军总部便设在此地。这里有坚固的工事和雄厚的兵力，控制了玄武门就可以控制整个皇宫，甚至控制京师，可见玄武门地位的重要。玄武门的守将常何原是李建成的部属，所以李建成认为玄武门是他的势力范围，没什么可以担心的。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常何已被李世民暗中收买。秦王李世民率领长孙无忌、尉迟敬德、侯君集等十员大将埋伏在玄武门内，见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策马而来。二人走到殿前，突感情况异常，便想调转马头。李世民纵马向前，大声喊道：“太子、齐王，为何不去上朝？”李建成听到声音抬头张望。李世民乘机抽箭射中李建成的喉咙，李建成当即从马上掉下来身亡。李元吉看到这一情景，吓得一怔，刚想逃跑，尉迟敬德率领七十余名骑兵赶到，射中了李元吉的坐骑，李元吉掉下马来。不料，李世民的马也受了惊吓跑开了，李世民被摔在地。李元吉趁势向李世民扑来，李世民手中只有一张长弓，忙举起格斗。在这生死关头，尉迟敬德及时赶到，跃马大喝，李元吉只得快步向武德殿奔去，他想逃到唐高祖身边寻求保护。尉迟敬德却在后面紧追不舍，后一箭将李元吉射死，又催马向前，挥起宝剑，把李建成、李元吉二人的脑袋割了下来。这时候，东宫、齐王府的人听说李建成、李元吉被困玄武门，2000人马蜂拥杀来。李世民手下的800精兵，苦苦抵抗十分吃力，东宫的人扬言攻打秦王府，局势对李世民非常不利。玄武门外，开始了一场激烈的拼搏战，人声嘈杂，刀枪辉映，战马嘶鸣。李建成、李元吉被杀后，李世民派尉迟敬德到唐高祖身边“宿卫”。唐高祖此时正在宫内湖中泛舟，见尉迟敬德全副武装前来，大惊失色。尉迟敬德向唐高祖奏道：“秦王因为太子、齐王作乱，举兵诛之，恐怕惊动陛下，特意遣臣宿卫。”唐高祖惊慌失措，但事已至此，说什么也晚了。他强忍住内心的丧子之痛，下令内外诸军都受秦王指挥。尉迟敬德得命后，提着李建成、李元吉二人的首级登上城楼。太子集团的人见主子已死，霎时意志崩溃，一哄而散。李世民派尉迟敬德等人分别冲进东宫、齐王府，将李建成的五个儿子及李元吉的五个儿子全部斩首，事后又一律从皇家谱牒中剔除。
玄武门之变后三天，唐高祖李渊正式下诏，册封秦王李世民为太子，并令其处理国家一切政务，事无巨细一律奏报太子裁决。李世民将府邸迁入东宫，登上了太子之位。这年八月，李世民在东宫显志殿正式即皇位，为唐太宗。
李世民发动的玄武门兵变对于新建的李唐王朝的巩固与发展有着重大的决定性作用，它的胜利属于李世民。玄武门兵变对唐代政治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唐代宫廷之内，对皇位的继承，常发生明争暗斗的事件，而被封为太子的人不一定能安稳地继承皇位。唐代太子地位的不稳定造成了皇位继承权的激烈争夺，甚至影响到朝臣的结党和宦官的分派，不能不说根源要归结为唐太宗。可见，玄武门兵变虽说很快结束了，但遗患却非常深远。
2．文官武将：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
打天下和治理天下都需要大批人才。唐太宗“唯才是举，任人唯贤”是对历史的继承和发展。唐太宗的用人之道使李氏家族的统治基础变得更加广泛，统治力量变得更加强大，为盛世“贞观之治”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唐太宗李世民非常重视人才，这一点使李氏家族的政权从根本上得到了巩固。一个新的政权建立之后，需要拨乱反正，面对的是百废待兴的局面，急需大批优秀人才共同治理天下。唐太宗李世民不愧为一位卓越的政治家，他以宽阔的胸怀、过人的气魄和胆识，即位后知人善任，选择、提拔和破格任用了各类人才为李唐王朝服务。所入选的有识之士，大都发挥了他们的智慧，对唐初经济、政治等各方面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他们与唐太宗一同创造了“贞观之治”的盛世。
唐太宗李世民即位所面临的首要问题便是稳定局势，建立以自己为核心的最高决策层。李世民在晋阳起兵和统一全国的战争中，收罗了大批谋臣猛将，逐渐组成了一个以他为核心的政治集团。唐太宗征战南北所依靠的骨干力量是他作为秦王时府上的那些旧属，他登上皇帝宝座后自然还要依靠这些力量以巩固其政治地位。因此，在上层统治集团中，秦王幕僚占有一定的数量。但如果他还完全依赖秦府原有班底，就不能扩大自己的统治基础，势必会影响新政权的安定和巩固。为此，处理好各方面的问题，成为李世民能否稳定和巩固全国最高统治权的关键。
唐太宗李世民在玄武门兵变中虽然杀掉了李建成和李元吉两人，但东宫和齐王府集团的残余势力还分散在全国各地。特别是在山东地区，他们有着较强的势力，这成为社会不安定的重要因素。东宫集团的党羽及其武装力量，也有逃散在长安周围四处活动的。秦王府将领中有些人主张乘胜杀尽，并抄没他们的家。于是，秦王府中有许多人四处搜寻东宫集团的成员和兵将，争相捕杀邀功，这使东宫集团的人惶惶不安。李世民在尉迟敬德的提醒下，及时地认识到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他采取宽大安抚和任用东宫属僚的政策，消除了东宫集团余党的对抗情绪，缓和了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李世民一方面下令禁止秦王府人员滥捕滥杀，一方面以唐高祖的名义下诏大赦天下，称“凶逆之罪”只是李建成、李元吉两个人，其余的人一律不予追究。赦令一公布，果然起到了很大的安抚效果。唐太宗李世民公开提出，东宫旧属是在为主子效命，都是忠义之士，并当众释放了散亡在长安附近的东宫兵勇。看到李世民如此宽大处理，很多人放下武器主动向朝廷投诚，有些人则躲起来不再参与政治活动了，长安附近的隐患随之迅速消除。玄武门兵变后，东宫集团想谋害唐太宗李世民的有数百人，都被他引置左右为近侍，此举深得舆论的赞扬。他们中最杰出的人才如王珪、魏徵、韦挺等，后来都成为了唐太宗时期的枢要大臣。由于唐太宗的宽宏大量、真诚信任，魏徵尽心竭力，敢犯龙颜，坦荡直言，成为贞观时期最有作为的大臣之一。唐太宗选拔人才“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他的标准就是“唯才是举，任人唯贤”。凡是有才之士，他都不计较资历地位和亲疏恩怨，兼收并用，充分发挥他们的才能。对于自己的旧属和亲信，唐太宗也不滥加任用，而是量才授予官职。原秦王府有些旧属，对唐太宗的这种以德报怨、化敌为友的做法并不理解。
如何处理武德时朝廷的宰相，特别是支持太子建成和齐王元吉的大臣，成为唐太宗李世民面临的又一个难题。李世民亲政以后，要实施自己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得依靠和使用武德时期的宰相们——唐高祖李渊统治的中枢核心集团，他们协助李渊进行最高的决策，并将其施政方针推行到全国。唐太宗必须对这个集团进行调整和改造，逐步建立起以自己为中心的核心集团。调整中枢核心集团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玄武门兵变刚刚结束，一些不稳定的因素也刚刚平息，如果将旧臣大批裁掉，进行大规模的调整，恐怕会引起政局的动荡，因此必须采取逐步解决的方法。李世民被立为太子时就已敏锐地意识到了中枢机构的重要性，李世民命宇文士及为太子詹事，长孙无忌、杜如晦为左庶子，高士廉、房玄龄为右庶子，尉迟敬德为左卫率，程知节为右卫率，虞世南为中舍人，褚亮为舍人，姚思廉为洗马，并任魏徵为詹事主簿。这样就形成了一套他自己的太子官属。这套班子以原来秦王府属为主要成员，也任用了原东宫集团的人物，如魏徵。当时，唐高祖李渊已经下诏：“自今军国庶事，无大小悉委太子处决。”也就是说李世民已经掌握了军国大政的实际权力，那么此时的太子官实际上就成了李世民处理军国政务的决策集团。组建这个决策层就成为李世民整顿和改造唐高祖李渊中枢核心集团的第一步。身为太子的李世民于七月初加紧了对中枢机构人员的调整。七月六日以太子左庶子高士廉为侍中，右庶子房玄龄为中书令，尚书右仆射萧瑀为尚书左仆射，太子左庶子长孙无忌为吏部尚书，右庶子杜如晦为兵部尚书，罢免杨恭仁相位。七月七日又以太子詹事宇文士及为中书令，封德彝为尚书右仆射；裴寂仍为尚书左仆射加司空；陈叔达仍为侍中。
唐太宗时期的宰相构成通过对中枢机构人员进行调整后，形成了有别于唐高祖时期的特色，贞观时期的宰相班子与武德时期相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唐高祖李渊的门第观念很重，他看不起布衣出身的朝臣，深为自己的贵族出身而得意。因此，唐高祖时期中枢层的人员基本上都出身于关陇贵族。比如裴寂、裴矩、萧瑀、封德彝、杨恭仁、陈叔达、窦威、窦抗、宇文士及等，只有刘文静一人出身庶族。唐太宗李世民虽然也有门第观念，但他在青少年时期便了解到人民的疾苦，又经历过长期的战争，这使他接触并熟悉了下层社会且善于与各种人物交往，于是在他周围聚集了一大批各个阶层的人才。这些杰出人才，既有士族出身的也有庶族出身的，如房玄龄、魏徵等为庶族出身，长孙无忌、杜如晦等为士族出身。李世民所营造的这样一个中枢班子，能够广泛地团结地主阶级等各个阶层，从而扩大了统治基础。
唐太宗本着“唯才是举”的原则，只要有才干为其所用者，他都兼收并用，充分发挥他们的才能，使他们在治理国家方面起到了良好的作用。张玄素原出身于流外小官刑曹令史，被唐太宗任为太子左庶子等要职。张亮出身农家，贞观时官至刑部尚书，参与朝政。唐朝初年，承袭魏晋以来崇武轻儒的风气，官吏大都由武将充任。这些人虽是有功之臣，却缺乏处理政务的能力。唐太宗李世民认为，要实现天下大治，就必须选拔大批真正懂得治政方法的人才，充实各级政权机构。因此，他处处留心访求有才之士，一旦发现就会破格提拔重用。而对那些推荐人才不积极的大臣，则加以严厉批评。唐太宗用人在地域方面基本上克服了“关中思想”。本来，唐太宗出身于关陇军事贵族，不能不受西魏以来“关中本位”思想的影响，但整个贞观时期居相位者25人，不是关陇出身的共18人，占总数7/10还要多。其中，山东的寒族地主出身的人占多数，如魏徵、戴胄、侯君集、马周、张亮、李世勋等，他们多数卷入过隋末农民大起义的洪流，在山东有广泛的社会联系，对这一地区复杂的社会问题有较深刻的认识，政治上富于革新精神，敢于当面指出和纠正唐太宗的错误。江南地区的寒族地主，如刘洎、褚遂良等，也是敢于直谏廷诤的人物。
唐太宗李世民坐拥天下，作为一个优秀的帝王，他深谙用人之道。他知道，想要管理好国家，安抚好百姓，不是要亲自去做各种各样具体的事情，而是要将合适的人选放在合适的位置上，使他发挥作用。这便是领导者之道，李世民正是把握了这一点，才有了被后人称道的“贞观之治”的出现。
3．吏制改革：集思广益，避免专权
唐太宗借鉴历史，对吏制进行改革，他采取了集思广益的方法，不但避免了权臣专权的现象，而且有利于加强皇权，更有利于巩固和加强李氏家族的统治。
唐太宗李世民于贞观时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对政治制度进行了改革。唐朝建立之后，唐高祖李渊便在隋制的基础上使各项制度得到发展，到了贞观时期，政治制度得到了进一步完善。尤其是在中央和地方的机构改革方面，更加强了中央集权制度，改善了国家机器的职能，提高了行政效率，巩固了皇权。
唐承隋制，中央实行尚书、中书、门下三省制。尚书省主管行政，长官称尚书令，总领百官，仪刑端揆；下统六尚书，凡庶务，都聚在一起商议决定，设左、右仆射一人，是尚书令的副职。尚书省下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尚书省不是决策机构，但拥有很大的决策权。中书省掌军国政令，辅佐皇帝而执大政；长官称中书令，下设中书侍郎，是中书令的副职。门下省，掌管出纳王命，总典吏职，辅佐皇帝而统大政；长官为侍中，门下侍郎，是侍中的副职。唐朝初年尚书令、侍中、中书令同为宰相。在这其中又以尚书令的地位最高，权力也最大。唐太宗时期，三省长官的地位和作用发生了一些变化。当时唐太宗起用一些资历较浅、品位较低的官员来参与朝政，不常设，人数也不做限制，名目也没有统一，也没有形成制度。此后，以其他官职任宰相的名称逐渐趋于一致。贞观八年（634年），任尚书仆射的李靖因病辞职，唐太宗下诏令命李靖病情如果稍有好转，就两三日到“中书门下平章事”，也就是隔两三日去中书门下执行宰相职权，参与朝政决策。“平章事”的名字从这里就叫开了。贞观十七年（643年），唐太宗又诏令李勣以太子詹事同中书门下三品，谓同侍中、中书令。中书令、侍中官居三品，“同中书门下三品”，就是说与中书令侍中一样参与朝政。“同三品”之名也因此而叫开了。之后，“同中书门下三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便成为用其他官职任宰相的固定名称了。唐太宗采取这样的措施委任朝官有三点好处：第一，原有三省长官的人数有限，以各种名目增多了参政决策的人数以后，在议政时可以收到集思广益的效果；第二，任用一些品位低的官员同三省长官一起决策，这些人地位低，势力弱，便于驾驭和控制，既有利于任，也有利于罢；第三，参与决策的人员增加，使宰相之间互相牵制、互相制约，这样就可以避免产生权臣专权的现象，有利于加强皇权。
随着唐太宗这一任官措施的实施，尚书以及左、右仆射的独尊地位自贞观末年起便开始动摇。为了达到兼听博采的目的，充分发挥各级官员的作用，唐太宗还改革了许多制度。他诏令五品以上的京官轮流在中书省值班，以便自己随时召见；军国大事和五品以上官员的任免，都要先由宰相讨论议决，然后由皇帝批准执行；在一般政事的处理上，要求中书省和门下省的官员要充分发挥互相检查的作用；凡军国大事，负责起草文告的中书舍人要各抒己见，诏旨写成后，要经中书侍郎、中书令审查，再送交门下省审定，有不合适的地方都要据理力争，不能马虎从事。这些措施避免了权臣专权和皇帝独断现象的发生，保证了各项政策法令制定的正确和恰当，有利于李氏家族统治地位的稳固。
唐太宗用人既注重才能，也十分重视德行。特别是地方官的选拔，尤其重视德才兼备。他认为这些人是亲民之官，掌握着百姓的安乐。唐太宗下诏规定，县令由五品以上的京官推荐，刺史则由他自己亲自选任。为做好选任刺史的工作，唐太宗把全国各州刺史的姓名写在卧室内的屏风上，随时记下他们的善恶事迹，以备迁和赏罚。同时还规定，地方官每年年终要进京汇报一次工作，由吏部负责考评，依据政绩来论定品级、决定升降。
唐太宗通过对吏制的改革，使朝政清明，国事顺利，这些都有利于政令上传下达的贯彻执行。吏制清廉，百姓安居乐业，李唐江山出现了为后世所称道的盛世景象。
4．修《氏族志》：综观天下，唯李氏独尊
为巩固中央集权，加强统治，李世民竭力为提高自己及其家族的社会地位而动脑筋，煞费苦心地去修了一部《氏族志》！
李唐王朝的建立依靠关陇贵族为骨干力量，同时也得到了山东士族、江南士族和部分庶族地主力量的支持。贞观初年，随着对各地大规模军事征服的结束，国家统一局面的形成以及政治统治逐步走上正轨，为了巩固中央集权，稳定统治秩序，调整统治阶级内部错综复杂的关系，唐太宗采取修订《氏族志》的措施，以加强其统治力度及提高朝中新贵的社会地位。《氏族志》的修订方针不拘泥于以往历朝的贵族特权，而是“崇重今朝冠冕”。这样一来，原有士族地主作为贵族在政治上受到了打击，而庶族出身位及高官的人，则可以谱中有名，并能够与过去的高门著姓在谱中平起平坐，由此，带来了士、庶阶层力量对比的新变化。这种政治上的重大变革，引起了门第观念的变化。唐律规定五品之家，可以终身免除徭役，五品以上官员才享有政治、经济上的特权，所以原有的门阀贵族要想取得种种特权，都要通过科举制度入仕这条道路。
氏族就是士族，即通常意义上的贵族。唐朝初年，社会上所认定的士族都是南北朝时期遗留下来的旧士族。东汉时期豪强大地主随着经济势力的发展，他们在政治上的地位也逐渐加强，被称作士族。东汉后期，门第成为做官的先决条件，出现了公门有公、卿门有卿，累世公卿的局面。魏晋时期的九品中正制更是从国家法律上确立了士族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世袭特权，这标志着门阀制度的形成和巩固。随着这个集团的形成，地主阶级内部的财产及权力的再次分配，都以门第为主要标准。门阀士族地主以外的地主称为庶族、寒门，士族与寒门之间不仅政治地位不同，社会地位也是非常悬殊的。他们之间不仅不通婚，生活习俗也有严格限制。士族为了保护自己的特权，防止门第混淆，特别重视谱学。这样一来，谱学便成为一定历史时期政治的附属品和反光镜。
东晋政权是以北方大族为主体，联合南方大族共同执政的政权。在东晋政权的保护之下，门阀势力达到鼎盛，门阀制度则更为巩固。南朝时期士族地主衰败，庶族地主在政治上的地位却逐渐上升。在中央政权中，寒族地主充当中书省的通事舍人，参与机密，出纳王命，权势更为显赫。北朝时期，北魏孝文帝推行汉化政策，实行了一系列改革，其中一项便是重订士族门阀，目的是让鲜卑贵族门阀化，使他们和汉族士族处于同等地位。北魏末年，汉化的鲜卑士族也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隋政权建立之后，最高统治权掌握在关陇贵族手中，隋文帝杨坚废除九品中正制，实行地方佐官由中央任免的制度，取消了士族地主世袭做官、世代控制地方行政的特权。
隋朝以科举制取代了九品中正制，这标志着士族特权制度化的终结，但是士族门阀制度的崩溃并不等于士族的彻底消失。及至唐朝初年，士族虽已失去优势地位，却仍然在社会上享有很高的声望，拥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在唐朝初年的实际政务处理中，山东士族和江南贵族还起着重要的作用。唐朝建国之后，入主关中，所面临的东部形势是复杂的。那里不仅是山东士族的根据地，而且也是农民起义的中心地区。要想对山东地区进行有效的控制，必须任用山东士族去解决山东问题。因此，山东士族在唐高祖时期的中央政府中便占据一定的地位。之后，山东庶族地主迅速崛起，并逐渐成为一种对政局具有重大影响的力量。唐太宗即位后，在重用的大臣中，山东庶族出身的人数占有很大的比例。唐太宗时期的二十八位宰相中，除唐高祖时的旧相外，唐太宗自己任用了二十二人，其中山东人占了一半，他们是：高士廉、房玄龄、魏徵、温彦博、戴胄、李勣、张亮、马周、高季辅、张行成、崔仁师等，其中绝大多数出身于庶族。处于政治核心地位的关陇贵族，包括李唐皇室在内，虽然在政治上有着绝对的优势，但就其社会地位而论，还不足以与山东旧贵族相抗衡。
山东与江南士族的文化底蕴较之李唐家族要高出很多，那时看重的是文化传统。关陇集团的贵门，包括李唐皇室在内，都不具备这个条件，因此，他们仍然不被文化显族所重视（这种情形直到唐末也没有改变过来）。在门阀制度下，社会地位是以婚配来体现的。婚姻问题，在封建社会里历来受到封建统治者的重视。在士族制度的鼎盛时期，婚姻与官宦不仅是高门士族的大事，也是区别士族与庶族、高门与寒门的重要标志。山东旧族就以“尚婚娅”而著名，这种婚姻主要是在旧族之间相互进行。他们以自己的旧门第而自觉高人一等，甚至在通婚上并不把李唐皇室放在眼中，山东士族靠着自己的社会影响，吸引了李唐王朝的“新官之辈”与之通婚。唐太宗对山东士族的这种做法非常不满，不仅对山东旧士族崔、卢、李、郑大加贬斥，对唐朝的新官之辈出高价向山东旧族买婚姻的做法也感到异常气愤。李唐新贵们虽然位居高官，有很大的政治权势，但他们的社会地位却如此之低，在婚姻问题上还要向旧士族屈膝低头，这无疑是对李氏家族的极大讽刺。这种状况是唐太宗李世民所不能容忍的。贞观六年（632年），唐太宗便下令吏部尚书高士廉、御史大人韦挺、中书侍郎岑文本、礼部侍郎令狐德棻等，撰写《氏族志》。
唐太宗对修订《氏族志》提出了几点要求：第一，刊正姓氏。即“普责天下谱牒，兼据凭史、传，剪其浮华，定其真伪”。唐初，旧士族及新官之辈在政治上已发生了升降、浮沉的变化，使谱牒交错纷杂，因而，“刊正姓氏”“普责天下谱牒”就成为修订《氏族志》的起始工作。“剪其浮华，定其真伪”是“刊正姓氏”的内容之一。唐太宗责令全国各地的士族要进献谱牒。为抬高自己家的地位，难免有冒牌士族乘机伪造假谱牒。为了剔除这些假冒货，就要普遍搜集全国谱牒，真的留存下来，假的便要将其废黜。这样做，实际上是对魏晋以来的士族地主的门阀地位给予了承认，剔除其伪，就是为了防止混淆士、庶，保持士族之间的婚姻及其血统的纯正，也充分反映了唐太宗本人也有着森严的士、庶等级观念。第二，“忠贤者褒进，悖逆者贬黜”。所谓“忠贤”“悖逆”是一条政治标准，主要是看其对李氏政权的态度来断定。如果说“刊正姓氏”是从历史的角度考辨氏族，那么“褒忠黜逆”则是着眼于现实。综合这两条，贞观氏族志的编定，其基本目的就是重新编定封建等级，建立起一个忠于李唐政权的新统治集团。
修订《氏族志》的真实目的是“欲崇树今朝冠冕”，而“不论数代已前，只取今日官品、人才作等级”则是修订氏族志的基本原则。贞观十二年（638年）修成《氏族志》一百卷，“皇族为首，外戚次之，降崔民干为第三”，共293姓，1651家，颁于天下，并藏为永久性文件。唐太宗时期修撰的《氏族志》的最大特点是，只承认和保护当朝权贵。这同北魏孝文帝定族姓有所不同，北魏既承认当时的权贵，也承认过去的“膏粱”“华腴”，只要父祖曾为高官即可列入士族。还有一点不同，北魏以来，只要列入士族者，就可以享有一定的政治、经济特权，可以因门第之高而得到高贵的官职；而唐却不能够依门第而入仕，虽然五品以上官员的子弟可以因门荫入仕，但却不能世袭，这就取消了旧族世代享有高官厚禄的特权。同时，唐代的政治、经济特权以官品为本，各级品官都可以享有政治、经济等方面的特权，但官品的高低不同，所享有的特权也不同。由此可见，没有官职，仅靠门第是不会获得政治、经济特权的。
唐太宗定族姓的目的，与其说是为了抑制山东旧士族，倒不如说是为了抬高当朝特权阶层的社会地位。他扩大了士族的范围，有些非士族出身的新贵也由此而进入士流，更进一步地使山东旧士族贬值。《氏族志》把崔民干列为第三等，这实际上是对旧士族的一种妥协。唐太宗抑制山东旧士族的目的并没有完全达到。唐太宗意欲修订氏族志来改变山东旧士族的卖婚陋习，这种通过政权手段来干预几百年来由旧士族延续下来的社会传统，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在人们的普遍观念中，山东旧士族仍然是高贵的，有些新官之辈，虽已名列《氏族志》之中，却依然羡慕旧士族的社会地位，而且把能与旧族联姻当成一种荣耀。如房玄龄、魏徵、李勣等都与旧士族取得了婚姻上的联系。这些旧士族也就“故望不减”，甚至在唐高宗之后，山东旧士族仍然有较深的社会影响。不过，李唐家族的地位通过修志这一举措而有了极大提高。
5．贞观之治：得民心者得以稳坐高位
在某种意义上，皇帝应该是百姓的代言人。皇帝只有为百姓办事，才具备做百姓代言人的资格，百姓也才会拥戴皇帝。唐太宗李世民可谓是一个明君，他借鉴了历史，为百姓办事，所以才坐稳了皇帝宝座。
唐太宗李世民清楚地认识到，体恤黎民百姓的疾苦是使天下安定的根本。他即位后就主张偃武修文、节制贪欲和轻徭薄赋。以文治国的最终目的当然是实现李氏王朝的长治久安。唐太宗即位第二年改元贞观，在他统治下的23年中，中国呈现了历史上最为辉煌的“贞观之治”。
唐太宗李世民刚即位时，由于长期的战争和自然灾害的破坏，国家经济萧条、民户凋残。面对这种困境，唐太宗一方面大力提倡戒奢崇简，节省开支；另一方面又积极地推行轻徭薄赋、与民休养生息的政策，使农民得以逐步恢复生产，重建家园。小农经济十分脆弱，经不起风浪的袭击，然而，只要统治者的政策恰当，小农经济也是很容易复苏的。唐朝的社会经济逐步走上复苏的道路，不能不说与唐太宗所主张的“不夺农时”有极大关联，唐太宗的惠农政策使农业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人民的衣食问题得到解决，从而实现了“安人宁国”的政治愿望。为了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并增加劳动力，唐太宗采取了三项措施：一是释放宫女，前后两次共释放五千人左右，妇人被放出宫去嫁人生子，不但能节省政府的费用，减轻百姓的负担，而且也适合人的本性；二是赎回外流至突厥等塞外的人口，一共200万人；三是鼓励结婚生育，贞观初年，全国劳动力普遍缺乏，为了增加人口，唐太宗下诏规定民间男20岁、女15岁结婚，以繁衍人口，并把婚姻和户口的增加列为考核地方官员政绩的一个标准。到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全国户数增加到380万户，比唐高祖时增加了180万户。
唐太宗李世民极力提倡戒奢崇简，并能够以身作则。他即位以后所住的宫殿还是隋朝时建造的，早已破旧。一般情况下，新王朝的君主都要大兴土木，另建新的宫殿，但唐太宗为了节省开支，在贞观初年一直不允许修作。唐太宗还严厉禁止厚葬，并要求五品以上的官员和勋亲贵族都要遵照执行。对于官员们的奢侈行为，唐太宗也严格禁止。因此，贞观初年，逐渐形成了一种崇尚节俭的风气，出现了一大批以节俭闻名的大臣。唐太宗的名臣魏徵为官一生，家里却连个正堂屋都没有。这种节俭风气的盛行，对减轻国家和人民的负担，促进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在发展生产、提倡戒奢崇简的同时，唐太宗又积极地推行他的轻徭薄赋、与民休养生息的政策，以促进农业生产的迅速恢复和发展。他在位期间，前后十三次减免农民赋役。为了增强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他还大力倡导兴修水利。贞观初期，关中、河南等地原有的渠道都相继修复，并新修了大量的排水和引水工程。这些水利工程的修建，对防旱排涝、尽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由于唐太宗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农业发展的积极措施，社会经济很快得到了恢复。从贞观三年开始，全国连续大丰收，粮价由原来一匹绢换一斗粮食，下跌到一匹绢换数十斗粮食。社会秩序迅速安定，看不见以往成群结队的灾民，人民开始了安居乐业的生活。到贞观中期，社会发展迅速达到了昌盛阶段，出现了牛马遍野、丰衣足食、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太平景象，终于在天下大乱之后达到了大治，成为被历代称道的太平盛世。
唐太宗李世民做到了“百业待兴废，唯有民生重”，他爱恤百姓、体察民情。他时刻以隋朝灭亡的历史作为自己执政的反面教材，把它当作一面镜子来告诫自己“皇帝好比是船，百姓好比是水，水能够载船，也能够把船打翻”的道理。唐太宗李世民顾及民生，使民心不失，得民心者得天下，从而得以稳坐皇位。
6．贬佛抑道崇儒：因势利导，为我所用
唐太宗李世民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除了笼络百姓民心之外，还借用儒学来教化百姓，可谓煞费苦心！
道教在唐代以前虽然也盛行，但其势力一直赶不上佛教。武德三年（620年），有一晋州人向李渊报告说，他在浮山县羊角山见到一位白衣老者，老者对他说：“为吾语唐天子，吾是老君，即汝祖也。今年无贼，天下太平。”听到此言，李渊顺水推舟，利用道教为自己的统治服务。他宣称老子为唐先祖，遣使去往羊角山立庙致祭，并将浮山县改为神山县。武德七年十月，李渊又到了终南山拜谒老子庙。次年，又亲往国子监宣布道教第一，儒教第二，佛教最后。但道、佛二教盛行造成了社会弊端：寺院道观占据了大量土地，聚敛了大量财富，许多人为了逃避赋徭，纷纷出家当和尚或者道士；上层僧侣、道士可以随意出入宫廷，与内宫和大官僚们广泛交结，肆意活动；他们为造寺院道观，刻像写经，更是耗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一些有识之士都纷纷呼吁要求革除这一弊端。
唐太宗李世民与唐高祖李渊对于道教的看法一脉相承，他也将老子尊为唐皇室先祖，将道教地位摆在佛教之上。他曾说：“老子是朕祖宗，名位称号，宜在佛先。”唐太宗重复了唐高祖的一些措施，他一方面借此抬高李唐皇室的家世；一方面借机抑制佛教势力。但实际上，在他看来道教与佛教都是一样的，如果放任其发展起来，都不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长治久安。在唐太宗李世民的心目中，需要效法的既不是佛、道，也不全是黄老无为之术，而是儒家思想。
魏晋南北朝儒、佛、道并行，随着庶族地主的兴起，在中下层地主阶级中涌现出了一大批文人。至隋唐，儒学的地位又逐步上升。唐太宗一面批评佛、道的祸国害民，一面再三对大臣们宣称：“朕所好者，唯尧、舜、周、孔之道。”他在重新确立儒学的尊崇地位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唐太宗没有做皇帝以前，便喜欢与士大夫结交朋友。即位之初，他在弘文殿聚四部书二十余万卷，又将原弘文馆搬到正殿之左；还精选天下文儒，充学士，“给以五品珍膳，更日宿值”，听朝之后，即引入内殿，“讨论坟典，商略政事，或至夜分乃罢”。唐太宗打天下最先依靠的是骁武之士，到天下稳定后，便转而重视士大夫的作用，而注重文治。弘文馆学士大多为东南儒生。唐太宗深深懂得，守天下除了要有武功之外，还需要重视依靠地主知识分子阶层。为了培养更多通晓儒学的士大夫，唐太宗大力兴办学校。规定京师学校直接隶属于国子监，称为国学。贞观六年，在隋时所设国子、太学、四门、书学、算学等五学的基础上，又增设了律学，扩大为六学。为了充实国学的师资力量，唐太宗广泛招集儒士，赐给经费，令他们到京师治学。又于国学增筑学舍1200间，增加生员3260员。国学的兴盛，还吸引了高句丽及百济、新罗、高昌、吐蕃等地贵族的子弟入学。唐太宗也十分重视地方州、县兴办学校一事。在唐太宗这一思想指导之下，各地纷纷建立孔子庙。后来，还根据官员的建议在州、县设立三献官，专门管理祭奠孔子一事。
在兴办学校的过程中，私学与国学并存。国学、州（县）学，都是官办的学校，明文规定主要招收大小官僚子弟。而这些子弟家世贵宠，并不以学业为重，真正深造成才的，少之又少。因此，官办的学校往往有名无实，白白地成为贵族子弟猎取官禄的途径。与之相反，民间私学则主要招收庶民子弟，随着庶族地主经济力量的发展，私学也兴盛起来。隋唐之际的著名人物如李密、杨玄感、窦威、王世充等皆入过私学。唐太宗的大臣如虞世南、张行成等也是私学门生，颜师古、王恭等人则兴办过私学。私学注重实用，讲授内容并不完全限于经学，兼及文、史及其他，文学如《昭明文选》，史学如《史记》《汉书》，特别是讲《汉书》的很多。这正是庶族地主及新兴士大夫阶层在学术上的特点。私学的兴盛，为唐代培养了大批有作为的地主知识分子，这给唐代儒学及其学风的变化，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当时学术上学派各异，空气是活跃的，可以说，这与私学的兴盛有极大的关系。
今天看来，唐太宗李世民既不信仰道教也不崇拜佛教，唯独尊崇儒学，在尊崇儒学时又不拘泥于经学及其章句之学，而是广采博收，兼收并蓄，鼓励各种学术、学派的发展，这种特点正反映了他在政治上讲究实用、励精图治的风貌。
7．从谏如流：兼听明，偏信暗
封建社会是君主个人独裁与专断的世界，如果一个暴虐与昏庸的人当上皇帝，就会造成国家政治上的不稳定甚至整个王朝的覆灭。历代王朝的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身统治的长久，不得不寻找进谏与纳谏的手段，人们普遍把进谏与纳谏作为鉴别君主是否贤明的一个标志。唐太宗被称为“英主”，其原因之一就在于他能够虚心纳谏。贞观时期，唐太宗虚心纳谏，臣下则敢于直谏，当时纳谏蔚然成风，成为中国封建政治史上最光彩的一页。
唐太宗为了达到求谏的目的，采取了相关措施：一是诏令宰相入阁商议军国大事时，必须让谏官和史官列席；二是重赏敢于进谏的官吏。同时，唐太宗还要求大臣们从各个方面直言进谏，不要放过任何小事。在唐太宗时期纳谏最典型的代表人物是魏徵，他是以直言极谏而著称的大臣，据说，魏徵在贞观时期进谏达二百多次。隋末天下大乱，各地农民纷纷起义的时候，魏徵出家当了道士。之后他投入瓦岗军李密麾下，却一直未得重用。后入唐辅佐太子李建成，在太子与时为秦王的李世民争夺皇位过程中，他曾数次向太子建议早些除掉秦王，以绝后患。玄武门兵变李世民得势后，曾质问魏徵：“你为什么要挑拨离间我们兄弟？”魏徵很坦然地回答：“人各为其主，我忠于我的主人，有什么错呢？”唐太宗李世民早知道魏徵的才华，听见他回答得如此直爽便原谅了他，并任命他为管事主簿（掌管太子文书的官吏）。魏徵不是唐太宗的亲信，开始时唐太宗对他存有戒心。但由于魏徵有胆有识，敢于直谏唐太宗的过错，不计较个人的安危，逐步取得了唐太宗的信任。唐太宗不记旧恨，鼓励魏徵有什么意见就直说，并且特别信任他，常常把他召进内宫，听取他的意见。魏徵的正直对唐太宗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唐太宗非常赞同魏徵“兼听则明，偏信则暗”的说法。魏徵的进谏大多被唐太宗采纳，这对贞观前期的政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魏徵为人正直，敢于直言，凡是正确的意见，不但要说，而且要坚持到底，即使唐太宗大发雷霆，魏徵也神色不移，毫不退缩。
唐太宗把魏徵看作是最好的谏臣，魏徵也的确起到了重要的监督作用。唐太宗虽然乐于谏诤，但到具体的事情上，魏徵反对他的意见时，也并不是每次都能愉快地接受。唐太宗晚年，由于国家的经济情况已经好转，他开始变得傲慢起来。魏徵连续四次上《论时政疏》，给唐太宗敲警钟，希望他能够善始善终，把贞观初年纳谏如流的风气保存下来。后来，唐太宗日渐奢纵，魏徵又以著名的《谏唐太宗十思疏》，从十个方面指出了唐太宗的变化，唐太宗接受了他的忠告。唐太宗把魏徵的奏章抄送史官，以便传给后世，他自己也将其贴在屏风上，随时可以看到。唐太宗既喜欢魏徵又害怕他。
贞观十七年（643年）正月，64岁的魏徵病逝，唐太宗认为自己痛失一镜。他说：“用铜作镜子，可以端正衣冠；用历史作镜子，可以知道兴衰；用人做镜子，可以了解得失。”他把魏徵看作是了解自己得失的最好的一面镜子。由于唐太宗虚心纳谏的开明作风，朝中涌现了一大批敢于直谏的大臣，贞观前期有魏徵、王珪、杜如晦、房玄龄等；后期有马周、刘洎、褚遂良等。这些人对当时的政治形势都产生了良好的作用和影响。
8．贤后长孙：相夫教子，母仪天下
每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都有一位贤内助，皇帝也不例外。长孙皇后从李唐王朝的长治久安出发，处处为唐太宗着想，从不干政，堪称是一位有远见卓识的女政治家。
唐太宗在位时期所取得的成就，以及他能够被后世称为“明君”“英主”，其中也有他的贤内助长孙皇后的功劳。从太原起兵到玄武门兵变，长孙氏与李世民患难与共，风雨同舟，夫妻之间情深意笃。李世民即位后，长孙氏被封为皇后，母仪天下，掌管后宫。为吸取前朝历代后妃、外戚干政，祸乱国家的教训，她对自己及兄弟子侄要求极为严格，充分显示出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女政治家的风范。长孙皇后天性节俭，她喜欢读书，不论寒暑都不中断，唐太宗遇到疑难不能决断的军国大事，总要征询长孙皇后的意见。
唐太宗李世民正值16岁翩翩少年时娶13岁妙龄的长孙氏为妻。长孙氏家住长安永兴坊，祖上在北魏时功劳极大，世袭大人之号，是宗室中之长，后来改姓长孙，家世是名门望族，父亲长孙晟得隋朝倚重，母亲是高士廉的妹妹。高士廉是位精通文史的儒雅之士，隋朝大业中期官至治礼郎。长孙氏在这样的家庭中，从小受到熏染，养成了喜爱读书的习惯。长大后，舅父高士廉便为她选中了李渊的二公子李世民。贞观年间，长孙氏以克己奉公、阴柔明哲的品性，默默地影响着壮年天子唐太宗，在幕后发挥着自己的作用。正是这种贤良的品格，使她能够遵循法度，处理事情永不超越礼法的界限。长孙氏当上皇后时，也深谙母仪天下的道理。她以古时皇后恃权干政，政出多门，从而造成政治衰败的教训为鉴，不愿干预政事而影响唐太宗的决策。综观中国古代史，有如此心胸的皇后实不多见。长孙氏从李唐王朝的长治久安出发，处处为唐太宗着想，并且无越礼之事，甘愿做个配角，与唐太宗志同道合，感情和睦，因而一直受到唐太宗的尊重。
唐太宗对长孙皇后非常尊重，茶余饭后，床前灯下，常常与她论及天下大事，尤其是朝廷中的赏罚和人事安排。当唐太宗想听听她的见解时，她只闻不答，无论唐太宗怎样恳请，她就是闭口不言，决不参与政事。实际上，长孙皇后无时无刻不在关心皇帝的一言一行，她往往以独特的方式发表自己的意见，向唐太宗提出劝谏。长孙皇后不干政，并非所有政事一律不闻不问，一旦遇到事关大局的事，她便挺身而出，以影响唐太宗。有一次，魏徵在朝上跟唐太宗争得面红耳赤。唐太宗憋了一肚子气回到内宫，见了长孙皇后，气冲冲地说：“总有一天，我要杀死这个乡巴佬！”长孙皇后很少见唐太宗发那么大的火，就问他：“不知道陛下想杀哪个人？”唐太宗说：“还不是那个魏徵！他总是当着满朝文武的面侮辱我，叫我实在忍受不了！”长孙皇后听了，回到自己的内室，穿上朝服，立于殿庭，庄重地向唐太宗祝贺。她的举动使唐太宗非常惊奇，便问道：“你这是干什么？”长孙皇后说：“我听说天子英明才有大臣的正直敢谏。现在魏徵这样正直，敢冒着生命危险与皇上争执，正说明陛下的英明，所以我才特地向陛下祝贺呀。”这一番话把唐太宗的满腔怒火熄灭了。长孙皇后明里是颂扬唐太宗的英明，实际是救魏徵于危难之中，她的仁智由此可见一斑。还有一次，房玄龄因小事遭到唐太宗谴责，解职归家。长孙皇后劝谏唐太宗说：“房玄龄跟随陛下时间最长，他小心谨慎，奇谋秘计，竟无一言漏泄，非有大错，请您千万不要离弃他。”这体现了她对贞观重臣的关切之情。长孙皇后劝谏唐太宗讲究方法，在唐太宗愤怒时，先顺着他的性子，等唐太宗怒过稍息，然后再妥善处理，不让朝臣受到冤屈，刑法也不枉滥。
长孙皇后对待子女，更是严加训教。一向崇尚节俭的长孙皇后，平日训导诸子，常常是谦俭为先，让他们生活节俭，行为举止谦逊循礼，不做有伤大体的蠢事。长孙皇后不允许子女越礼、奢华，这也是她维护唐太宗政权的另一面。唐太宗特别喜爱的女儿长乐公主将要出嫁，唐太宗违反旧制，下令将嫁妆加倍，比唐高祖李渊的女儿长公主永嘉公主还要多。按唐制，皇帝姊妹、女儿待遇理应一样，唐太宗由于偏爱女儿，女儿的妆奁比妹妹的多是不符合规矩的。在魏徵的竭力规劝下，唐太宗终于放弃了这个念头。长孙皇后得知后感叹道：“妾闻陛下倚重魏徵，不知其中的原因。今日看到其引礼义以抑人主之情，才知道他真是社稷之臣。”事后，长孙皇后特意赏赐了魏徵，并对他说：“早就听说你忠诚正直，通过这件事情我真正看到了，所以以此相赏，希望你一如既往，辅佐天子。”长孙皇后对亲生儿子也不加溺爱，“常以谦俭为先”教育太子。太子李承乾是长孙皇后的长子，他的乳母遂安夫人常向长孙皇后请求增加太子宫中用度，长孙皇后都不答应。长孙皇后对非亲生子女也一视同仁。唐太宗有一女豫章公主，是其他妃嫔所生，她的母亲不幸早早去世了，长孙皇后将她看作自己亲生的一样。在封建社会，后妃之间往往争宠相斗，好像仇人一般，常由此导致互相残害的悲剧。但是长孙皇后却不同，她把宫里的事情处理得很好，她从来不在宫内耍威风，对手下的嫔妃宫人，总是以礼相待。虽对自己要求很严，但作为后宫之主，长孙皇后对妃嫔们却是极其宽厚仁慈，从不滥生冤狱，妃嫔有病时亲自看望，宫人无不爱戴她。贞观时，后宫吹进了一股清新之风，这充分体现了长孙皇后的胸怀与气魄。正是长孙皇后的表率作用，贞观时期的法令、制度才能够较好地贯彻执行，这是贞观之治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
长孙皇后对外戚干政深恶痛绝，一般来说，外戚干政是宫廷后妃制度的产物。外戚是通过婚姻与皇室结成外姓姻亲，实际上是一种依附于皇后的裙带关系而形成的政治集团势力。这一政治势力往往随着皇后实际权势的高低而消长，有时随着皇后干政，外戚集团也得以掌握朝中大权，掌握军政大权，甚至凌驾于皇帝之上。大体上说，在历史上外戚专权起到的多是消极作用。外戚之祸往往由后宫女主引起，因而又有“女祸”之称。很多外戚集团在与正统势力的政治斗争中失败，而惨遭杀戮，以致身败名裂。当时，长孙皇后的哥哥长孙无忌与唐太宗是布衣之交。太原起兵，他出生入死，战功卓著，玄武门之变发生前劝唐太宗“先发诛杀”李建成、李元吉，在玄武门之变中，长孙无忌更是打了头阵，因而深得唐太宗信任，出入卧内，委以腹心。长孙无忌自幼好学，是唐初一位颇有政治才能的人物。唐太宗即位后，曾几次想任命他为宰相，执辅朝政，都遭到长孙皇后的坚决反对。长孙皇后一看到兄长被重用便心怀忐忑，她多次对唐太宗进言，认为这样做不可，每每乘机上奏不要任命她的兄长为宰相一职。但是，唐太宗并没有采纳长孙皇后的意见。长孙皇后的这一做法，虽有保全家族的意思，更重要的是为防止外戚威胁李唐政权，以永葆大唐的长治久安。唐太宗对长孙无忌不仅任用，并且信之不疑。尽管如此，长孙皇后仍然密谏长孙无忌向唐太宗恳辞宰辅之任。长孙无忌精通历史，深知外戚之祸的危害，所以向唐太宗提出辞职。长孙皇后又为他陈请，唐太宗不得已，于是拜长孙无忌为开府仪同三司，解除其尚书右仆射之职。开府仪同三司，号为一品，但却是文散官，没有实际权力，这就可以避免出现外戚干政的局面。长孙无忌及其家人，也始终表现得谦虚谨慎，从不仗势傲物，目空一切。在中国封建社会，皇后之家因女而满门光彩，因女受宠而成为权势显赫之家，是每一位皇后求之不得的。而长孙皇后却严于律己，保证了贞观时期的政治丝毫没有受到外戚的干扰，一直遵循既定的道路前进，终于迎来了一代盛世——贞观之治，这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实在是难能可贵！
唐太宗曾对贞观重臣的品格作过品评，其中说长孙无忌“善避嫌疑”。由此可知，长孙无忌虽地位上处于外戚身份，但在防止出现外戚专权的问题上，与其妹长孙皇后的观点是一致的。
贞观十年（636年）七月，长孙皇后在长安大内的立政殿去世。唐太宗李世民忍不住心中的哀伤，放声痛哭起来。那哭声悲痛至极，长孙氏在与唐太宗共同生活的23年中，实在是起到了外人无法代替的作用，那一切不能不令唐太宗铭心刻骨。长孙皇后留给后世并为历代所称道的文章，是她采古代妇人事迹著成的《女训》十篇，该文旁征博引，很有借鉴意义。长孙皇后病逝后，唐太宗拿着这本书潸然泪下：“这本书将用来怀念皇后，我失去了一个多么好的良佐呀！”为了协助唐太宗治理国家，长孙皇后以身作则，从不因一己之私而破坏国法，可谓一代贤后。
9．凌烟阁上：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忠臣
一个人登上皇帝宝座之后才被称为皇帝，从皇帝宝座上下来之后就不是皇帝了。唐太宗李世民对凌烟阁二十四功臣的怀念，是其最本真的人性流露。
唐朝皇宫三清殿旁有一座小楼名凌烟阁，贞观十七年（643年）二月，唐太宗为怀念当初一起打天下的众位功臣，命当时著名画家阎立本在凌烟阁内描绘了二十四位功臣的画像。唐太宗经常去那里，怀念当年与他金戈铁马、峥嵘岁月、文治武功共建大唐的臣子们。自唐太宗时期始，“登上凌烟阁”便成为封侯拜相的代名词。
赵国公长孙无忌位列第一，他是长孙皇后的哥哥，唐高祖李渊太原起兵后长孙无忌投靠时为秦王的李世民，在玄武门兵变中，长孙无忌起到了主谋作用，他终身被李世民信任。唐太宗陷入弥留状态时曾召长孙无忌、褚遂良到含风殿，对他们说：“太子是很仁义孝顺的，你们要很好地教导辅佐他！”二人答应了，唐太宗舒了一口气，对时为太子的李治说：“有长孙无忌和褚遂良在，你就不用担心天下的事了。”他又嘱咐褚遂良：“无忌对我十分忠诚，我夺取天下，他出了很大的力气，我死后不要让坏人挑拨离间你们的关系。”可惜长孙无忌与褚遂良后来被武则天陷害而死。
赵郡王李孝恭位列其次，他的父亲是唐高祖李渊的堂弟。唐高祖李渊起兵后，李孝恭负责经略巴蜀，灭辅公祐，平萧铣，统领长江以南。在李唐宗室中他军功最为卓著，唐太宗李世民登基以后，他退出权力中心，修身养性，贞观十四年（640年），暴病身亡。
莱国公杜如晦位列第三位，他是唐太宗李世民的主要幕僚。唐高祖李渊攻克长安时他投靠了李世民，是当时秦王府十八学士之首，参与了李世民主事的历次战役。贞观年间与房玄龄共掌朝政，配合默契，人称“房谋杜断”。可惜英年早逝，于贞观四年（630年）病故，年仅46岁。
郑国公魏徵列第四位，他原是瓦岗寨李密的谋士，后随李密投降李唐，为唐朝招降了李勣。窦建德进攻河北时被俘，窦灭亡后他又重回李唐王朝。玄武门兵变后由太子李建成处归到李世民属下。因感唐太宗李世民知遇之恩，敢于犯颜进谏，终生都深受李世民的信任，贞观十七年（643年）病故。
梁国公房玄龄列第五位。他也是唐太宗李世民的主要幕僚，善于谋略，唐太宗李世民登基后论功行赏，曾称赞他可与汉朝的萧何相比。贞观年间深得唐太宗李世民的信任，不遗余力处理朝政。贞观二十二年（648年）病故。
申国公高士廉位列第六位。他是长孙皇后、长孙无忌的亲舅舅，长孙兄妹的父亲早亡，二人由高士廉抚养长大。高士廉当时对少年李世民极为器重，主动将长孙氏许配给他。高士廉因得罪了隋炀帝而被发配到岭南。此后，随着中原战事的不断扩大，被隔绝在外，直到唐朝大将李靖灭萧铣南巡时他才得以回归故土。高士廉为人谨慎缜密，做事顾全大局，是李世民的心腹，参与了玄武门兵变的策划，唐太宗时期任他为尚书右仆射。
鄂国公尉迟敬德位列第七位。他原是刘武周的手下，刘武周灭亡后投降李世民，跟随李世民参与了数次战役。玄武门兵变时，尉迟敬德救李世民于危难中，亲手杀掉了齐王李元吉，又威逼唐高祖李渊下旨立李世民为储君，有一等拥立之功。晚年的尉迟敬德崇信道教闭门不出，唐高宗显庆三年（658年）去世，终年74岁，得享天年。
卫国公李靖排在第八位。他曾因企图揭发唐高祖李渊谋反之事几乎被处死，后为李世民所救。之后，他协助李孝恭管理巴蜀，拒绝李世民的拉拢。但后来唐太宗对他非常重用，贞观年间李靖负责抵御突厥，成功地消灭了突厥政权和吐谷浑势力，他的战功无人能比。最终因军事能力过强遭小人疑忌，为避免嫌疑而闭门不出，直到终老。
宋国公萧瑀排在第九位。他是隋炀帝萧皇后的弟弟，是隋炀帝重臣，当时因反对炀帝出征高句丽而被贬为河池郡守。唐高祖李渊起兵后，萧瑀归附李唐，终生为李渊重用。萧瑀为人正直，不畏权贵。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后，萧瑀因与房、杜二相不睦，又多次得罪唐太宗，仕途几度沉浮。后来，唐太宗李世民评价他“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
褒国公段志玄排在第十位。他参加了李唐历次重要战役，以勇武著名。唐太宗李世民兄弟相争时，他忠于唐太宗，参加了玄武门兵变。他治军严谨，被唐太宗称为“周亚夫无以加焉”。贞观十六年（642年）病逝，唐太宗赠其辅国大将军，后陪葬于昭陵。
夔国公刘弘基位列第十一位。他在隋炀帝征讨高句丽时，因避兵役逃往太原李渊处，唐高祖李渊太原起兵时，他与长孙顺德一起负责招募勇士。攻克长安后被评一等战功，进攻薛举时他力尽被擒，李世民灭薛后获救。又在刘武周进攻太原时战败被俘，自己侥幸逃回，随后配合李世民在介休歼灭宋金刚。唐朝与突厥交恶时，刘弘基常年驻守北边抵御突厥。贞观年间曾随唐太宗征高句丽。唐高宗时刘弘基病故，临终前将家产尽散给乡邻，为人之豪爽不言而喻。
蒋国公屈突通列第十二位。他原为隋朝大将，战功赫赫。唐高祖李渊起兵进攻长安后，屈突通率部下以死相抗，兵败后自杀未成，最后被唐高祖李渊招降，封为兵部尚书。之后，跟随李世民讨伐薛举和王世充，屡立战功。贞观二年（628年）病故，终年72岁。
郧国公殷开山排在第十三位。他是李渊太原起兵时前来依附的，参与了攻打长安的战斗，后又参加唐太宗李世民的历次战役。武德五年（622年）他在攻打刘黑闼时因病去世，是唐太宗所封凌烟阁众功臣中最先去世的人。
谯国公柴绍排在第十四位。他是李渊的女儿平阳公主的丈夫。唐高祖李渊起兵时他在长安，后侥幸逃往太原。参与了攻打长安、消灭薛举、刘武周、王世充、窦建德等几个重要战役。贞观十二年（638年）病故。
邳国公长孙顺德列第十五位。他是长孙皇后的叔叔，隋炀帝出兵高句丽时，为避兵役逃往太原依附李渊，当时便与李家父子友善。唐高祖李渊太原起兵时，长孙顺德与刘弘基一起负责招募勇士。贞观年间，他却因多次贪污而遭弹劾，唐太宗李世民因其有大功而不忍治罪，只将其贬官。
郧国公张亮排在第十六位。他原是瓦岗寨李密的部下，直接隶属徐世勣（即李勣），跟随徐世勣一起投降李唐。李世民兄弟相争时，被派往洛阳招募私党。贞观年间，因善于管理政事而深得唐太宗信任，后又揭发侯君集谋反之事，随唐太宗出征高句丽又立功。贞观二十年（646年）被告谋反，受诛杀。
陈国公侯君集位列第十七位。他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心腹，常年担任唐太宗幕僚，是玄武门兵变的主要策划人之一。贞观年间，曾担任李靖的副将打败了吐谷浑，又任主将率部出击消灭高昌。在唐太宗李世民立储时，诸子相争的风波中，侯君集依附太子李承乾，企图谋杀李世民而拥立李承乾，事情泄露后被杀害。
郯国公张公谨列第十八位。他原为王世充的部下，后投降李唐，追随李世民，是玄武门兵变的主要参与者。唐太宗李世民登基后，将他任命为李靖的副将去抵御突厥，协助李靖灭亡突厥而屡立战功。之后，年仅38岁即病故。
卢国公程知节位列第十九位。他本名程咬金，原为瓦岗军李密手下的一员勇将，李密兵败后他投降了王世充，后因不满王世充的为人，与秦叔宝一起投降李唐，归属李世民，跟随李世民一起参加了历次战役。程知节在每次战争中皆身先士卒，奋勇杀敌，有猛将美誉。于唐高宗麟德二年（665年）于家中善终。
永兴县子虞世南排在二十位。他是隋朝奸臣虞世基的弟弟，自幼以文学著称，宇文化及江都兵变后被裹胁北返，后依附窦建德，窦建德死后又归李世民。此后，他尽心辅佐唐太宗李世民，被评价为德行、忠直、博学、文辞、书翰五绝。以81岁高龄于贞观十二年（638年）寿终。
渝国公刘政会列第二十一位。他是唐高祖李渊任太原留守时的老部下，跟随李渊太原起兵，之后负责留守太原。刘武周进攻太原时被俘，忠心不屈，还找机会打探刘武周军情密报李渊。刘武周灭亡后获救，曾担任刑部尚书，贞观九年（635年）病故。
莒国公唐俭列第二十二位。他参与了唐高祖李渊太原起兵的策划，称得上首义功臣。在唐太宗时期任民部尚书，因很难勤于政事而遭贬官，唐高宗年间病故。
英国公李勣位列第二十三位。他原名徐世勣，原是李密瓦岗军的大将，少年跟从翟让起兵，翟让死后追随李密。归李唐后，因功被唐高祖李渊赐“李”姓，之后又为避唐太宗讳改叫“李勣”。随李世民灭王世充、窦建德、刘黑闼，又担任主将灭徐圆朗。贞观年间李勣与李靖一起灭突厥，此后负责唐朝北边防御十六年之久，多次击败薛延陀部的对抗势力。又跟随李世民攻打高句丽。唐太宗李世民死后辅佐唐高宗，被委以军事重任，担任主将再次出征高句丽，最终使高句丽灭亡。灭高句丽次年，76岁的李勣去世，唐高宗极度伤心，特为他辍朝七日，哀荣备极。李勣是赫赫有名的战将，又位居宰相。有一次李勣暴病，医方上说以胡须的灰烬为引，可以治疗此症。唐太宗便剪下自己的胡须，让李勣燃灰入药。后来，酒席宴间，唐太宗又曾亲切地对李勣说：“朕想在群臣中选一个可以将太子托付给他的人，遍观众人，无人能与卿相比，卿过去不负李密，现在又怎么会有负于朕呢？”李勣大为感动，流下了热泪，他咬破手指，写下血书，以示效忠，以谢君恩。李勣喝醉倒地后，唐太宗亲自将自己的袍子解下，给他盖在身上。唐太宗病危时曾把太子李治召到床前，让左右退去，严肃地对李治说：“李勣才智过人，但是你对他并没有恩情。我今天罢黜他的官职，等到我死后，你可以用他为仆射，但一定要亲自任命他。假若下令后他徘徊观望，就不要犹豫，马上杀了他！”唐太宗这样对待李勣，都是为了稳住儿子李治的皇位。
胡国公秦叔宝位列第二十四位。他本是李密的手下，是瓦岗军的一名大将。李密失败后他投降王世充，因与程咬金一样不满王世充的为人，二人一起投降李唐，参加了唐太宗李世民的历次战役。贞观十二年（638年）病故。
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中的大多数是唐太宗李世民南征北战过程中的手下。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后与这些旧臣老友言谈中常常称“我”而不称“朕”，可以想见其君臣之间情义之重，古今少有。唐太宗李世民封凌烟阁二十四功臣时，其中已有数位功臣与世长辞，在世的人也大多已经老迈，凌烟阁内所描绘功臣的图像，都是如真人的大小，唐太宗时常去看望，以托怀念之情。当时唐太宗李世民也已是个风烛残年的老人，看着那些旧部众人的画像，再念起曾经的戎马生涯，是何等的雄心万丈，气吞山河。唐太宗每念及此常于不自觉间，潸然泪下。凌烟阁二十四功臣的画像是他对当年往事的怀念，更是一种真情流露。
10．侯君集谋反：唐太宗忍痛除之
为了争夺皇权，唐太宗李世民连自己的长兄李建成、四弟李元吉都杀，为了维护李家江山的安全，一个不姓李的侯君集哪能不杀？
贞观十三年，高昌王麴文泰切断西域通商之路，唐太宗征召他入朝，他谎称染病在床而拒绝应召。唐太宗于是命侯君集为交河道行军大总管，征讨麴文泰。侯君集率军西行数千里，历尽艰辛，终破高昌。
侯君集攻破高昌后，不向唐太宗上奏战况及请旨行动，而是擅自处治无罪之人，并且私取高昌王的宝物据为己有。部下将士得知后，竞相前去高昌王宫盗窃宝贝，侯君集怕自己的事被人告发，也就不敢去制止部下的不法行为。回到京城后，主管办案的官员奏请唐太宗，要求惩治侯君集的罪行，唐太宗降旨，下令将侯君集拘捕入狱。中书侍郎岑文本认为对功臣大将不能轻易治罪，于是上奏章请求唐太宗宽恕侯君集。唐太宗采纳了岑文本的意见，命人将侯君集释放。
侯君集自认为在西域立有大功，却因为贪财而被囚禁，心中愤愤不平。当时，太子李承乾惟恐唐太宗行废立太子之事，他知道侯君集深怀怨愤之心，就和侯君集通谋。侯君集的女婿贺兰楚石当时任东宫千牛，李承乾几次让贺兰楚石将侯君集引入东宫，询问保全太子在位的方法。侯君集知道李承乾是个懦弱不中用的人，但想利用他乘机图谋报仇。于是，他帮助太子李承乾出谋划策，准备带兵攻入西宫，杀魏王李泰，夺取皇位。
后来，李承乾密谋造反之事被人告发，唐太宗命长孙无忌、房玄龄等人共同审理，李承乾谋反的情节被证实。侯君集因参与谋反，也被拘捕入狱，他的女婿贺兰楚石又亲自入皇宫，向唐太宗报告侯君集的反叛之情。
唐太宗亲临府衙审问案情。唐太宗说：“我不愿意让刀笔吏羞辱您，所以来亲自审理。”侯君集无言以对。唐太宗对百官说：“往昔，国家尚未安全，侯君集确实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我不忍心依法治他。我请求饶他一命，公卿们能不能答应我的请求呢？”众臣道：“侯君集的罪行，为天地所不容，请处死他以维护国家法律和尊严。”于是，唐太宗对侯君集说：“我要与您永别了，从今以后，只能见到您的遗像了！”说完歔欷流泪。审问完毕，将侯君集在街市上斩首，并将其家产全部抄没。
追随已久的忠臣猛将，一旦有叛逆之心，就威胁了皇权。这一点，唐太宗李世民当然非常清楚，所以，即使他表面上有舍不得之意，最终也还是不会手软的。
11．远交近攻：扬李唐国威，四海皆臣服
唐太宗李世民开创了大唐盛世，君临天下，威震四海，在大唐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的形势下，李世民又开始了边疆地区的统一战争。李世民妥善地处理与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为建立强盛的多民族的李唐王朝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对唐朝边境造成威胁的是东突厥国，它是北方最大的一个少数民族势力。唐朝建立初期，东突厥就支持北方各派割据势力，阻挠唐朝统一，并经常南下对唐边境区域进行骚扰，抢掠人畜，破坏百姓的生产，甚至威胁京师长安的安全。唐太宗李世民刚即位时，东突厥首领颉利可汗认为其统治还不稳固，便亲率20万骑兵进逼长安对唐太宗进行威胁和讹诈。唐太宗李世民正确地分析了颉利入侵的目的，命令唐军迅速布阵，击退其大军。后唐太宗李世民借东突厥内乱势力削弱的机会，于贞观四年（630年）派李靖、李勣率大军深入边疆俘获了颉利可汗。贞观九年，唐太宗李世民任命李靖、侯君集率军平定了吐谷浑（位于今青海地区）。贞观十三年（640年），又派侯君集出兵攻打交河（今新疆吐鲁番），第二年占高昌，后又擒获龟兹王，平定了西域大部分地区，将安西都护府移至龟兹（今新疆库车），重新打通了沟通中西陆路交通的“丝绸之路”。唐朝在东到大海、西至焉耆、南尽林邑、北抵大漠的广袤疆域内设立州县，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王国。
唐太宗李世民认为“中国既安，四夷皆服”，他实行了开明的民族政策。从消灭东突厥国开始，西北各部首领都主动来长安朝见唐太宗，并尊称唐太宗为“天可汗”。“可汗”原是西北各部对头领的称呼，称唐太宗为“天可汗”就是认可唐太宗是他们共同的君主。唐朝对北方少数民族地区的管理，主要采取了任命各民族上层头领担任地方长官，并尊重原有民族习惯与生活习惯的方式。少数民族地方长官职务世袭，代表中央政府对当地进行管理，到唐太宗晚年，漠北地区各部又相继归附。为了方便来长安朝拜唐太宗皇帝，各少数民族首领又在大漠南北专门开辟了一条大道，称为“参天可汗道”。沿途设置的驿站多达六十八处，里面备有马匹和食物供应各地往来的使者。唐太宗李世民把各地少数民族与自己的子民同样看待，各少数民族人民也把唐太宗当成了自己最爱戴的可汗。
唐朝与吐蕃还有了通婚的历史。吐蕃是很早就生活在青藏高原一带的古老民族，是现今藏族的祖先。松赞干布是吐蕃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他做赞普的时候，基本上统一了雪域高原的各部，并定都逻些城（今拉萨）。在松赞干布多次求婚的强烈要求下，唐太宗答应将文成公主嫁给他。唐朝许婚的消息传来，吐蕃人民欢呼雀跃。松赞干布非常兴奋，他仿照唐朝的建筑为文成公主修建了宫室。之后，又亲自前往青海迎接，并以皇帝女婿的身份拜见唐朝的护婚特使李道宗。据说，文成公主是李道宗的女儿，李道宗不仅是屡立战功的名将，在唐与吐蕃的此次联姻上也做出了重要贡献。李道宗护送文成公主入藏，行过迎亲礼后，文成公主被迎入逻些城。李道宗告别文成公主和松赞干布，回朝复命。在逻些城，松赞干布与文成公主举行了盛大婚礼。文成公主入藏后，为汉藏两族的友好关系作出了重大贡献，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位伟大的女性。文成公主将许多工艺品、谷物、菜籽、药材、茶叶以及历法、生产技术与各种书籍带往吐蕃，大大促进了吐蕃经济文化的发展与进步，奠定了唐蕃密切交往的基础。后来，松赞干布又接受唐朝授予他的西海郡王的爵位和驸马都尉之职。唐朝从634年到846年的二百多年间，与吐蕃之间的使臣往来非常频繁。
贞观时期，由于边境地区的统一和安定，大大促进了各族人民之间的交往和经济文化交流，对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饷。同时，唐朝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往也越来越频繁。亚洲、非洲地区许多国家的使者、商贾、学者、艺术家、僧侣等不断来唐朝访问，长安城不仅是当时国内各民族的大都会，也成了世界性的大都会。唐太宗对中外交往采取了积极友好的态度，专门设立鸿胪寺接待各国使者，设立商馆以招待外商，那时和唐朝交往的国家达到七十多个。大批外国商人从陆路或海路来到长安、洛阳、扬州、广州等大城市，唐政府允许他们长期居住，还可以和中国人通婚。通过广泛的交流，许多植物品种如胡椒、菠菜、郁金香、天竺干姜等，相继从波斯（今伊朗）和印度传到了中国。此外，佛教经典也大量传到中国，并被译成汉文。
贞观时期，高度先进的封建文化对亚洲各国甚至世界其他地区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纸张等商品大量销往波斯等亚洲国家，又通过他们销往西方。作为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的造纸术，便是在贞观时期传到阿拉伯和印度的，又通过阿拉伯传到欧洲和非洲，对西方文化事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唐文化对朝鲜、日本的影响更大，贞观四年（630年），日本派遣了第一批遣唐使到中国来学习。之后，各种遣唐使和留学僧人不断到来，人数越来越多。贞观十九年（645年）日本吸收了唐代的均田制、租庸调制、官制、府兵制以及刑律等，开始了废除氏族制度的政治革新，他们在这场具有革命性的社会变革中建立起了完备的国家机构和制度，大大促进了其封建化进程。贞观时期，强盛的李唐王朝在当时的国际上获得了很高的声望。中国使者、僧侣和商人的足迹，遍布亚洲各国。直到今天，西方国家中还有以“唐人”称呼中国人的习惯，还有的外国城市把有较多中国人居住的地方称为“唐人街”。
12．金丹毁身：功大于过，瑕不掩瑜
为维护李氏家族的统治，唐太宗李世民希望自己能够长命百岁。因此，他不惜借用金丹和仙术来保全自己。而正是这些金丹，要了他的性命。
唐太宗从贞观十七年开始，渐渐进入了晚年状态。他晚年时期的思想与早年相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唐太宗于贞观初年奉行大治天下的治国方针，此间他励精图治，锐意进取，使李唐王朝迅速达到了大治，呈现出社会定安、生产发展、百姓安居乐业、国力日益强盛的局面。而他作为天子也形成了兼听纳谏、广任贤良的作风。朝臣们敢于发表和坚持自己的意见，敢于与皇帝辩论的政治风气，开创了中国封建社会最突出的太平盛世，因此，唐太宗成为封建王朝皇帝中最杰出的代表之一。
可以说，唐太宗于贞观初年能够虚心纳谏，是与长孙皇后的协助分不开的。长孙皇后在世时，唐太宗每当逞帝王威风不能虚心听谏时，她便通过各种方式进行规劝，使唐太宗能够继续保持虚怀纳谏的好作风。后来，长孙皇后去世了，加上贞观盛世的成功，唐太宗自认为在文治武功方面都超过了古人，骄傲和自满的情绪开始滋长，其思想和行为逐渐发生了变化，以“隋亡为戒”的训条逐渐被他淡忘了，他身上也越来越多地体现出了封建帝王的贪欲和专制本性。
唐太宗晚年，在任用大臣上，不再像贞观初期那样唯才是举，以德行学识为标准了，朝廷中充斥着诸多勋亲子弟。唐太宗在兼听纳谏方面变得渐恶直言，有时虽然勉强听谏，但内心里也不真正接受。在贞观中后期，唐太宗与大臣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他开始不信任大臣，尤其在统治后期，他的疑忌心理越来越严重，动不动就会对大臣问罪，轻则贬黜，重则杀戮，甚至连尉迟敬德、房玄龄这样的功臣，也不能幸免。
贞观中后期，唐太宗的生活开始走向奢侈，他的行幸游猎活动频繁起来，也逐渐热衷于宫殿的营造。皇帝奢侈就必定会向百姓征税，因此，百姓的徭役负担不断加重，服役的人民不堪重负，加之唐太宗又开始了频繁的征伐战争，使原有的社会状况受到了打击。唐太宗晚年，连续发动了两次讨伐高句丽的战争，战争最后以失败告终。讨伐战争的本意是想彻底肃清边疆隐患，结果却是徒劳无功，甚至导致了国内阶级矛盾的激化。
唐太宗李世民不信佛不信道，年轻时曾经讥笑过秦始皇吃金丹神药而祈求长生不死之事，但到了晚年，唐太宗却蹈秦始皇覆辙。唐太宗亲征高句丽之后，因受失利的情绪影响而导致毒火攻心，返回长安静养。唐太宗虽为一代英主，但由于疾病缠身，久治不愈，生发了吃丹药而祈求长生不老的迷信思想，并迷恋上了方士炼制的金石丹药。但这不仅没有将他送到长生不老的境界，反而加速了他死亡的脚步。贞观二十三年（649年）五月，唐太宗李世民因服用过多的金石丹药以致体内中毒，于翠微宫含风殿驾崩。一代明君正值壮年却因误食丹药而死，让多少后人扼腕不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