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高祖李渊是李唐帝国的开创者，但长期以来，他都被掩盖在唐太宗李世民的盛名之下。事实上，唐高祖也是一个胆略超群、富有权谋的政治家。他善于把握时机，而且目光远大，积极进取，为李氏家族开创了一代帝王霸业，奠定了李唐王朝的基业。唐高祖执政初期，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都有所建树,为后来的“贞观之治”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唐高祖李渊作为大唐帝国的奠基人，充分发挥其作为创业者的才干和胆识，使唐朝成为了中国封建统治历史上的鼎盛时期。
1．贵族出身：好风凭借力
我国的封建社会，实际上是个家族社会，权力主要由一些名门望族掌握着。李渊出身贵族，这一先天的有利条件使他很容易被其他家族理解、接受和支持。这为李渊后来夺取权力、登上皇位、开创李家天下，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唐高祖李渊（566—635年），字叔德，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县），公元618年至626年在位，谥号“太武皇帝”，庙号“唐高祖”。李渊的家族在其祖父李虎时便已开始飞黄腾达。李虎为后魏左仆射，封陇西郡公，官至太尉。李虎因为助后魏权臣宇文泰成功政变，与宇文泰、太保李弼、大司马独孤信等八人一起被称为“八柱国”，位极荣贵，死后追封唐国公。李渊的父亲李昞，袭封唐公，北周时任安州（今湖北安陆）总管、柱国大将军。李渊建国以后，追尊祖父李虎为太祖景皇帝，追尊父亲李昞为世祖元皇帝。
李氏祖上显然是依靠军功发迹的，被时人称为关陇贵族集团。后来，又倚赖婚姻巩固了家世门风。李氏家族与北周皇室及隋朝的姻亲关系，是以独孤氏为纽带的。独孤信的大女儿嫁给了宇文泰之子，即北周的第一个皇帝明帝,做了皇后。七女儿嫁给了杨忠的儿子杨坚，即后来的隋文帝，也做了皇后。四女儿嫁给了李虎的儿子李昞，这便是李渊的父母。由此可以看出，李渊家族自祖父以来便家世贵显，不仅与北周皇室宇文氏有着姻亲关系，而且与隋朝杨家有着贵戚关系，李渊与隋炀帝杨广互为姨表兄弟。在北周时期，李渊的父亲就迁居长安，天和元年（566年），李渊出生于长安（今西安市），后由于父亲早死，家中排行第四的李渊七岁就袭唐国公。李渊青年时，倜傥豁达，任性直率，宽仁容众，人缘极好。
李渊的妻子窦氏，也出生在一个军事贵族家庭。窦氏是京兆平陵（今陕西兴平）人，她的父亲是隋朝定州总管、神武公窦毅，母亲是北周武帝的姐姐襄阳长公主。窦氏自幼聪明，读书过目不忘，武帝宇文邕十分喜爱她，把她接入宫中抚育，常常随侍左右。窦氏小小年纪就对政事十分关心，有独特的见解。窦毅认为自己的女儿才貌不凡，不能将其随便嫁人，就决定为女儿谨慎选择一位“贤夫”。于是当窦氏到了出阁年龄之时，窦毅命人在门屏上画了两只孔雀，能用箭射中孔雀眼睛的人才会入选。四方英杰纷纷争相上门一试，但都没能如愿。李渊也慕名而来，他连发两箭各中孔雀一目，窦毅最终将女儿许配给了他。由此可见，李渊年轻时即卓尔不群。
窦氏嫁给李渊后，尽心尽力辅佐丈夫，每遇丈夫有难解之事总能一语中的，提出中肯意见。北周亡国之时，窦家作为宇文家的姻亲，居然没有受到牵连，不能不说是因为窦氏与李渊结下的这门婚事。隋文帝独孤皇后与李渊的母亲是亲姐妹，即独孤皇后是李渊的姨母，窦家成为新的皇家姻亲，加之窦毅谨慎自守，对隋文帝小心侍候，所以才免遭祸患。李渊因姨母独孤皇后的关系，受隋文帝垂爱，在朝廷上十分受宠。
隋朝建立之初，李渊还只是因为贵族的出身补为千牛备身。在他此后的政治生涯中，窦氏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使他能够不断得以升迁。窦氏为李渊生有四子，建成、世民、元霸、元吉，一个女儿，即平阳公主，后嫁给柴绍为妻。
唐高祖李渊一出场就带着满身的富贵，他在前朝、当朝中的位置，因为姻亲的关系可谓左右逢源。在那极为重视家庭门第和姻亲关系的年代，李渊的出身无疑为他后来开创自家的天下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这是旁人所无法比拟的。
2．晋阳起兵：时逢乱世，英雄辈出
隋朝末年，各地群雄并起，农民起义不断。乱世之中，隋炀帝不得不重用李渊。李渊借此之机，大树威信，广结豪友，扩大力量，使各路英雄纷纷投奔自己。就是在这样的乱世中，李渊抓住时机，在晋阳起兵，一举开创了李家天下。
隋炀帝即位伊始就大兴土木，建东都、修长城、开运河、筑驰道，使得民不堪命。隋炀帝又好大喜功：巡游江南，北上榆林，以夸耀自己的权势；出兵边塞，征伐高句丽，以显示自己的武威。结果徭役无时，战争频繁，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人民生活痛苦不堪。致使黄河之北，千里无烟；江淮之间，土地荒芜。人民无法生活下去，不得不铤而走险，以武力来反抗隋炀帝的残暴统治。这不仅加深了隋炀帝统治的危机，也进一步激化了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公元612年，隋炀帝发动了高句丽战争，李渊受命在怀远镇负责督运粮草。当时，民不堪苦，怨声载道，贵族杨玄感利用人民的不满情绪，起兵反隋，有相当多的贵族子弟追随其后，遂爆发了反隋的第一次大叛乱，进一步加重了隋炀帝对大臣的猜忌。隋炀帝命李渊镇守弘化郡（今甘肃庆阳），兼知关右诸军事，以防御杨玄感。杨玄感兵败后，李渊继续留守弘化。在这期间，李渊广树恩德，结纳豪杰，引起隋炀帝对他有所猜忌。一次隋炀帝巡幸当中，征召李渊来行宫觐见。李渊称病没有前来，结果招致隋炀帝的不满。隋炀帝曾对身边的宫人说：“索性死了，倒也完事！”在这样的形势下，李渊除了倍加小心谨慎以外，必然也要设法自保，寻求出路。
隋炀帝由于出兵高句丽、镇压各地的造反者，不能不继续重用李渊。公元615年至616年，李渊在河东（今山西省北部）平定了当地许多股土匪，抗拒了突厥人对边境的侵犯，表现出过人的军事谋略。李渊镇守太原之初，隋炀帝从楼烦巡游到雁门时，被突厥兵包围，正是李渊的太原兵奋力援救才得以解围。隋炀帝便让他和马邑郡守王仁恭一同北击突厥。在马邑，李渊与王仁恭两军兵力不过五千人，王仁恭因为兵少深感害怕。李渊经过深思熟虑，提出了“胡服骑射”的主意。隋军兵马不足五千，李渊选能骑善射者两千余人，饮食起居一同突厥，驰骋射猎，伺机袭击。一次，李渊的军队与突厥军相遇，李渊纵兵出击，大败突厥，突厥人对李渊颇为忌惮。
此时隋炀帝荒暴，颇失民心，对大臣的猜忌心越来越重。在京畿一带流传着谣言“桃李子，有天下”“杨氏将灭，李氏将兴”。谣言传到隋炀帝耳中，引起他对李姓朝臣的疑忌，李密正是因此被逼去瓦岗寨起义的。大业十三年（617年）李渊被任命为太原留守。太原是军事重镇，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不仅兵源充足，而且饷粮丰沛，储粮可供十年之用，李渊初到太原时，有“历山飞”农民起义军结营于太原之南，使得上党（今山西长治）、西河（今山西汾阳）、京都道路断绝。这支起义军有十几万人，巧于攻城，勇于力战，多次打败隋军。李渊为树立自己的威信，决定讨伐“历山飞”农民起义军。两军相遇于河西雀鼠谷口，起义军两万余人，布阵齐严，而李渊所部步骑仅五六千余。在力量如此悬殊的情况下，李渊决定智取，他将所部将兵分为二阵：以赢兵居中，扬旗鸣鼓，排成大阵，造成是主力的假象，然后以麾下精兵数百骑，分成两个小阵，左右出击，最终打败了起义军。
李渊击败起义军后，他在太原的统治地位得到巩固，晋阳（今山西太原境内）一带的官僚、地主、豪商也纷纷投靠李渊，他成为了太原的最高统治者。
李渊赴晋阳上任时，留长子李建成、四子李元吉在河东潜结英俊，扩大自己的力量；次子李世民随侍晋阳，李渊也授意他密招豪友，广揽人才。晋阳令刘文静、晋阳宫监裴寂以及逃避征辽、负罪在逃的右勋卫长孙顺德、右勋侍刘弘基、左亲卫窦琮等人纷纷投靠李渊，因此李渊十分高兴，意欲在太原发展自己的势力，他在太原开始谋划起兵。
此时，农民起义的烽火已燃遍全国各地，逐渐形成以李密、窦建德、杜伏威为首的三支主力农民起义军，他们分别活动在河南、河北、山东和江淮一带，以摧枯拉朽之势瓦解着隋王朝的统治，将隋统治集团及其军队主力分隔于江都（今江苏扬州）、洛阳、长安三处，使之陷入四分五裂的状态。一些贵族和地方官吏见隋朝大势已去，也乘机而起，占据郡县，建立割据政权，称王称帝，隋王朝的统治已是日薄西山、奄奄一息。在这种形势下，早就心怀异志的李渊父子将起兵的准备正式提上了日程。
李渊的行动，引起忠于隋炀帝的副留守王威和高君雅的怀疑。大业十三年（617年）五月，李渊设计杀掉王、高二人，在太原起兵。李渊从太原起兵进入关中，一路军纪严明、秋毫无犯。李渊率部占领隋朝旧都大兴城（即长安，今西安）以后，更以其高超的政治手腕与政治谋略，展示出了一个新王朝开创者的风采。
3．拥立新君：师出有名，建李唐天下
在封建社会，每一次改朝换代，都可以说是对上一个朝代的背叛。谁也不想落一个“臣子谋逆，不忠不孝”的恶名。于是，那些改朝换代者就先拥立一个傀儡皇帝，随后取而代之。他们以这种“掩耳盗铃”的做法，来实现改朝换代而又不留恶名的目的。李渊如法炮制，先立隋朝代王杨侑为皇帝，择时取而代之。这样，以李渊为首的李氏王朝从此就建立了起来。
大业十三年（617年）十一月，在李渊强大的政治攻势和军事打击下，防守长安城的隋军很快土崩瓦解，李渊攻陷隋朝都城长安。他下令“封府库，收图籍，禁掳掠”；为稳定局势，派遣李建成、李世民出城驻扎，统兵守城。李渊严明军纪，“与民约法十二条，悉除隋苛禁”，在政治上完全占据了主动。城内百姓对李渊军队进城夹道欢迎，秩序井然。大业十三年（617年）十一月十六日，李渊将13岁的代王杨侑迎入大兴殿即皇位，改元义宁，史称隋恭帝。李渊立隋朝代王杨侑为皇帝，自己则被授为都督内外诸军事、大丞相，进封唐王，总理军国机务。陇西公李建成为唐王世子；敦煌公李世民为京兆尹，改封秦王；姑臧公李元吉为齐国公。又以裴寂为丞相府长史、刘文静为司马。礼乐征伐，兵马粮仗，事无巨细，全部归丞相府负责。李渊为了进一步巩固自己的势力集团，又大封功臣。义宁二年（618年）春正月，封丞相长史裴寂为魏国公，司马刘文静为鲁国公，其余诸将，分别加封。李渊以大丞相身份辅国是权臣夺取军政大权的一贯做法，像三国时的曹操篡汉、西晋司马氏取代魏，还有隋文帝杨坚取代北周，而此时李渊的身份和他们当时是一样的。李渊通过丞相府牢牢地控制了长安的局势，隋恭帝实际上成为了李渊的傀儡。这种掩耳盗铃的做法，无非是表明自己虽然背叛了隋炀帝，却还不想落个臣子谋逆的恶名，为天下人所不齿，而企图在不失忠义的情况下实现自己改朝换代的政治抱负。李渊从政治上取消了早已失去民心的隋炀帝的正统地位，确立代王为正统，为自己今后的改朝换代做好了准备。当时，与李渊采取相同政治手段的还有两人，一是在江都（今江苏扬州）拥立秦王杨浩为帝的宇文化及，一是在东都洛阳立越王杨侗为天子的王世充。
大业十四年（618年）三月，时为隋炀帝右屯卫将军的宇文化及和司马德勘在江都发动兵变，将隋炀帝杀死，自称大丞相，拥立秦王杨浩为帝。后二人率十余万禁军北上，欲返回关中，却不想在童山（今河南浚县西南）被李密击败。宇文化及率余众经魏县（今河北大名东），将杨浩毒杀，自立为帝，国号许，年号天寿。次年在聊城，宇文化及被窦建德擒杀。隋炀帝被杀，隋朝灭亡，这使李渊不再需要隋恭帝做傀儡了。
义宁二年（618年）三月，隋恭帝杨侑以“功德日隆，天历有归，欲行禅让之礼”为名让位给李渊，朝廷大臣也顺水推舟。但李渊却觉得时机未到。五月，经裴寂等群臣三番五次劝说，李渊装出勉为其难的样子，同意即位。五月二十日甲子，李渊于太极殿即皇位，国号唐，改元武德，仍然定都长安，大赦天下。
唐武德元年，隋恭帝杨侑将玉玺交付李渊，自己逊居旧邸。五月，李渊命李世民为尚书令，相国府长史裴寂为尚书仆射，相国府司马刘文静为纳言，隋民部尚书萧瑀、相国府司录窦威为内史令。不久，又立李建成为皇太子、李世民为秦王、李元吉为齐王，以李渊为首的李氏王朝得以建立。从此，中国历史揭开了辉煌的篇章。
4．大一统：征战全国，力克群雄
以李渊为首的李氏王朝建立后，面对的是全国群雄并立、四分五裂的状态。李渊带领其子女，开始了全国范围的征战，最终消灭各路豪强，完成了统一大业。在消灭这些异己力量的战争中，次子李世民立下了汗马功劳。
为了巩固关中的稳定局面，李渊首先迫使河东（今山西永济）的隋朝大将屈突通投降，然后于武德元年（618年）指向金城（今甘肃兰州）的薛举、薛仁杲父子。薛举是富豪，雄于边朔。大业十三年（617年）四月，薛举自称西秦霸王，不久称帝，年号秦兴。封儿子仁杲为齐公，据陇西全境，拥兵13万，成为西北地区的一股大势力。薛举起兵反隋，意在夺取关中。李渊比薛举父子先行攻占长安，薛举父子便以10万兵力进逼关中，对李渊构成严重威胁，后被李世民击败。李渊称帝时，薛举率精骑攻扰，关中大乱。李渊又命李世民为帅，再次率军讨伐，大破薛仁杲军队，使其被迫投降，陇西并入唐境。
与此同时，凉王李轨自称天子，年号安乐，由安修仁掌握枢密，据张掖（今属甘肃）、敦煌（今属甘肃）等河西五郡之地。李渊密遣安修仁兄安兴贵入凉，当上了左右卫大将军。武德二年（619年）五月，安兴贵与弟安修仁擒李轨，倾覆了李轨的政权。凉亡，河西五郡并入唐境，巩固了关中根据地。李渊以皇帝的身份传谕郡县，发布政令，依靠政治手段招纳了很多地方的隋朝官员归附。
刘武周是李渊的劲敌之一。他原是马邑鹰扬府校尉。大业十三年（617年），聚兵万余人，自称太守，依附突厥，攻占楼烦、雁门、定襄（今内蒙古清水河县境）等郡，受封为定杨可汗，不久自称皇帝，年号天兴。武德二年（619年）四月，刘武周勾结突厥兵马，南侵并州，进逼太原，并攻陷李元吉留守的太原，李元吉逃归长安，关中震骇。李渊后命李世民率兵进击刘武周。唐军渡河后，休兵秣马，坚壁不战，待敌军粮草不继，气势衰落，唐军一鼓作气，速战速决，刘武周全军溃败，部将尉迟敬德投降。刘武周率残部北遁突厥，后被突厥杀死，并州归入唐的版图。这样，不仅稳固了太原和河东地区，也解除了关中左右两翼的威胁，使唐朝中心地区更加稳固。
关中形势稳定后，李渊又集中力量夺取中原。
武德四年（621年），李渊派李孝恭、李靖至夔州（今四川奉节），进攻占据着长江中游地区的萧铣。萧铣于武德元年（618年）在巴陵（今湖南岳阳）称帝，同年迁都江陵（今湖北省偏南，长江沿岸），出兵攻夺唐巴、蜀地，拥兵40万。萧铣被李孝恭、李靖大军围困在江陵，外无援兵，只能投降唐朝，长江中下游地区也被纳入唐境。
李渊兼并了割地称雄的一些隋朝贵族后，又把矛头指向在灭亡隋朝中起了重要作用的农民起义军。李密领导的瓦岗军是当时最强大的一支农民军队伍，曾在中原地区消灭了大部分隋军，割断了江都与洛阳的联系，迫使隋炀帝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
公元617年7月，李渊父子誓师于野，准备进占关中。当时，除了正面的隋军外，李渊还面临左侧东路洛阳附近李密的几十万瓦岗大军的威胁。为了避免腹背受敌、两面作战的被动局面，李渊在进军途中多次致书李密，要求联合。
本来，李密的政治目的，也是入关，夺取全国最高统治权，但由于瓦岗军兵力集中在洛阳附近与隋军作战，无暇顾及入关之事。现在眼看李渊要捷足先登，李密很不甘心，他给李渊回信，自称为盟主，要求李渊亲自带兵，来河内郡面结盟约。
李渊接到信后，毫不犹豫地决定承认李密为盟主，先稳住李密，借他的力量牵制住洛阳的隋军，让他们不得西顾，李密在洛阳也无法脱身，这有利于晋阳义师集中全力，抢先占据关中。所以，表面上李渊故意低声下气，使李密自觉骄傲。他在给李密的回信中，一方面大肆吹捧李密，尊他为天下的救世主；另一方面称自己年老体衰，将来如能封王于唐，也就很满足了。同时李渊又以安辑汾晋地区为借口，隐蔽自己抢先进入关中的真正意图，并婉言拒绝去河内郡会盟。
李密收到李渊的信后，洋洋自得，从此对李渊进兵关中之事不闻不问，只专门对付隋军，李渊父子则长驱直入关中。结果李密在与隋军的战争中一败涂地，只好投奔李渊。
武德元年（618年）十月，李渊热情地将前来长安投靠的李密迎进，常以兄弟相称，并且将表妹嫁给他。哪知李密降唐以后感觉李渊封给自己的官太小，非常失望，从而产生了去河南寻找旧部，重新发兵起事的念头。李渊得知以后便想将他请入朝中问个清楚，李密自知事情不妙，本想强闹出城，但最终被唐廷军队围歼。
占据江淮地区的杜伏威于大业十三年进据历阳（今安徽和县），自称总管，封辅公祏为长史，武德元年江都恶变，宇文化及弑杀杨广，任杜伏威为历阳太守，杜伏威未受，向越王杨侗称臣，被封楚王，拜东道大总管。武德二年李渊出使者招降，杜伏威归降唐，后封吴王。刘黑闼兵败被杀后，杜伏威使部将辅公祏留守丹阳（今江苏南京），自请入朝，被留在长安。武德六年（623年）秋，辅公祏率领江淮义军在丹阳反唐，自称宋帝。李渊又派大将军李孝恭、李靖、李世勋等分路进攻，武德七年，辅公祏率军自丹阳出走，被地主武装捕获，送唐营后被处斩，江南、淮南从此也成为唐朝的辖区。杜伏威武德七年二月在长安暴卒。
李渊以巩固关中为荡平群雄的战略出发点，紧接着平定了河陇与河东，稳固了李唐帝国的根基，继而进兵中原和长江中下游及周边地区，到武德七年（624年），只有朔方的梁师都继续与唐为敌，其余各地基本都实现了统一。梁师都于隋大业十三年（617年）在朔方起兵反隋，攻占雕阳、弘化、延安等郡，自称皇帝，国号梁，年号永隆，依附突厥贵族，受封为“解事天子”。贞观二年（628年），唐军最终消灭了梁师都。至此，李氏家族真正完成了全国的统一。
值得一提的是，在李渊的征战生涯中，除了他的儿子们，还有一位能干的女儿平阳公主，她的表现极为出色。平阳公主是李渊的第三个女儿，窦氏的爱女、李世民最亲近的妹妹。她是一位真正的巾帼英雄，才识胆略丝毫不逊色于她的兄弟们。平阳公主16岁时，李渊将她嫁给了柴绍，定居长安。李渊在遥远的山西边境驻守，远离都城长安和东都洛阳，只有李世民与他相随。
大业十三年李渊起兵反隋，约柴绍到太原密谈。柴绍与平阳公主商量，担心若二人一起离去，事情可能被发现。平阳公主不愧是李氏后代、巾帼英雄，她让柴绍一人离开而自己立刻动身回到鄂县（今陕西户县）的李氏庄园，变卖家产，招引山中亡命之徒数百人，起兵响应李渊。她又派家丁说服附近的“盗贼”何潘仁、李仲文、向善志、丘师利等归顺于己。这支义军，军纪严明，势如破竹，连续攻占了户县、周至、武功、始平等地。平阳公主令出必行，整支军队对她肃然起敬，时称“娘子军”，并得到了百姓的广泛拥护，很多人投奔而来。平阳公主在军事上很有见地，她不但为李渊在关中打下了一大片地盘，而且当李世民转战渭北时，平阳公主的娘子军积极进行配合应战，使得李世民连克强敌。李渊进入关中后，派当时在李世民手下带兵的柴绍前去迎接平阳公主，夫妻会师渭河北岸，与李世民共同攻打长安。李渊登基后，逢年过节给这位军功赫赫的公主的赏赐都数倍于其他女儿。
在征战群雄的过程中，唐高祖李渊时刻不忘对儿子们的教育。他告诫儿子们不要只知吃喝享受，要懂得只有历经苦难，才可以成就帝王大业的深刻道理。李渊以“拨乱之主”基本完成了统一大业，成为李唐王朝的奠基者。唐朝的统一，是自秦汉以后中国历史上又一次真正的大一统。
5．各色朝臣：容百家为李氏所用
历朝皇帝都特别注重网罗人才，为己所用，这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天下和巩固加强自己的统治。李渊容百家朝臣，也同样是为了维护李家的天下和巩固加强李氏家族的统治。
唐高祖李渊当上皇帝后，他的朝臣基本上由三类人组成：隋朝的旧官吏；北周、北齐和隋代官吏的子孙；以前各朝代皇室的遗裔。唐高祖时期的十二名宰相中，八人都与隋室或唐室有姻亲关系，唐高祖任用的很多高层文武官员都是他为政太原时期的旧部，大多数官员的出身与他基本相同。
裴寂是北周贵族后裔，在唐高祖的朝臣中，他可以算得上是最有权势的人物。裴寂在隋炀帝手下任过许多职务，最后做到晋阳宫副监，李渊便是在这里起事的。裴寂为李唐王朝建立初期提供了宝贵的帮助，李渊自然没有忘记他的恩情。李渊登基以后，裴寂官居右仆射，知政事。裴寂本不是什么将才，经常打败仗，但是，李渊却厚待他，视他为至交，各种赏赐自不必说，视朝时经常让裴寂与他同坐。后来，李渊的第六个儿子娶了裴寂的女儿，二人的关系更加亲近。
萧瑀是唐高祖时期的另一位执掌大权的人物。他是后梁明帝之子、隋炀帝时萧皇后的弟弟，在隋朝历任多职。萧瑀在隋朝时，年纪轻轻就做到了银青光禄大夫，参决要务。后来由于屡屡上谏忤旨，被隋炀帝疏斥。萧瑀劝谏隋炀帝不要攻打高句丽，要注意防范突厥的进犯，这与隋炀帝的政见针锋相对，引起了隋炀帝的震怒，萧瑀被贬为河池郡守。唐高祖李渊攻取长安以后，刚刚进京定位，就遣书招萧瑀来降。唐高祖很器重萧瑀，授光禄大夫，封宋国公，拜民部尚书。先任命他做内书令，后又与裴寂同职做尚书省仆射。萧瑀对同僚持严厉批评态度，被许多朝臣厌恶和惮服。李渊却如此重用他，一是因为萧瑀为人正直，二是因为他家几世贵族，三是因为萧瑀是独孤家族的女婿。李渊把他看成心腹，每次临朝听政，都赐萧瑀升御榻而立。萧瑀熟识国典朝仪，他孜孜自勉，留心政事，深得李渊信任。
陈叔达是南朝陈宣帝（569—582年在位）第十七子，在隋炀帝时曾任门下省给事中，后被外放。在唐军进攻隋都时他参加了唐军，成为李渊的幕宾。公元619年至626年，他历任门下省纳言和宰相之职。
封伦（封德彝）也是唐高祖的主要权臣。封伦是隋朝一个刺史之子，也是北齐显宦的后代。他在隋文帝末年拜在杨素门下，杨素委他为内史舍人。到了隋炀帝时代，他结纳虞世基，隋炀帝游幸南方，他变成了宇文化及弑君的党羽。宇文化及败在李密手下时，他逃往长安，投降了唐。唐高祖李渊任命他为中书侍郎，后升任中书令带宰相衔。公元621年到623年，封伦任民部尚书（唐朝改称户部尚书），后来还当了唐太宗对王世充作战的顾问。封伦其实是个投机分子，在唐太宗与李建成争嫡的斗争中他曾企图两方面讨好，此举在公元627年他死后始被人知，封伦把此事瞒得密不透风，唐太宗即位以后还任命他为右仆射（626—627年）。他在民部尚书任内的作为还颇得当时人士的赞誉。
在李唐王朝建立的过程中，如果要在皇族宗室中找一位功勋卓著的人物与秦王李世民相媲美，那就当数河间郡王李孝恭了。李孝恭是唐高祖李渊的族侄，父亲李安，隋朝时任领军大将军，唐初被封为西安王。李孝恭年轻时就稳重有识。李渊攻克京师长安后，拜李孝恭为左光禄大夫，不久又任命他为山南道招慰大使，带军直入巴蜀，降下三十余州。由于李孝恭对降附之人怀之以礼，抚慰有加，书檄到处兵不血刃，保全了许多人的性命，称得上“仁德”二字。李渊非常欣赏他，武德三年（620年），李孝恭又献计平灭萧铣的割据政权，被拜为信州总管。武德七年（624年），他又率兵击败江东辅公祏的反叛，平定江南，拜扬州大都督，江淮及岭南诸州都归他所统辖。李孝恭本性宽恕退让，没有骄矜自得之色，李渊、李世民都对他十分亲厚。唐太宗时曾命人画二十四功臣图于凌烟阁，李孝恭仅次于长孙无忌，位列第二名，可见其功劳之大。
李渊的大多数大臣们都与唐皇室出身相类似，祖上曾在隋朝做官或者在以前的朝代做官。李唐王朝以这种方式组成的官僚体制，成为李氏家族力量的源泉。这有助于加强李氏家族的统治，消除不同人士的疑虑，促进国家的统一。
6．百废待兴：创业之初，万事开头难
唐高祖李渊建唐后，在政治、经济、法律等各方面进行了制度建设。沿续并完善了三省六部二十四司，便于李氏家族的集权统治。奉行科举制并将其进一步完善，用人凭学才德识，从而扩大了李氏家族的统治基础。
唐高祖李渊建唐后，百废待兴，他一面组织力量进行统一全国的战争，一面注意加强政权建设。李渊在政治制度、赋役制度、军事制度、选官制度、法律制度以及文化方面开创了新局面，使唐朝前期的政治、经济、军事制度初具规模，为唐太宗贞观年间的繁荣做出了积极贡献。
唐朝沿续中央三省六部二十四司的架构。三省是尚书省、中书省和门下省。形成了中央以三省六部为主体、地方州县两级区划的行政体制。三省长官都是宰相，他们共同商讨国家大事，对皇帝负责。
中书省的长官是中书令，僚属有中书侍郎、中书舍人等，是决策机关，负责皇帝诏书的起草。门下省的长官是侍中，僚属有黄门侍郎、给事中等，门下省是审议机关，审核中书省起草的诏书，不合适的驳回修改。尚书省的长官是尚书令（唐太宗时废尚书令，另设左右仆射），僚属有左右丞、左右司郎中等，是执行机关，负责执行中书、门下二省的决定。尚书省掌管全国政令，负责草拟有关军国大事的诏敕。尚书省下属共有六部，即吏、户、礼、兵、刑、工，各部长官都称尚书。吏部掌管官吏的选用、考核与奖惩；户部掌管户籍和赋税；礼部掌管礼仪和科举；兵部掌管军事；刑部掌管刑法诉讼；工部掌管土木工程。每部又分四司来作为办事机关，计二十四司，分别执行中书、门下二省制订的政令。御史台是监察机关，长官是御史大夫，有监督、弹劾、纠察文武百官的职责，权力极大。地方政权机构基本是两级，即州和县。州设刺史，刺史每年要巡查各县，考核官员政绩，还负责举荐人才。县官职位虽小，却因要负责各种事务而成为最繁忙的官员。县以下是乡、里。唐建国初期，由于大将臣子都领兵外出，直到武德七年（624年），战争基本结束，国家体制才以“令”的形式固定下来。唐代中央和地方各级政权组织比较严谨，分工比较明确，和之前的朝代相比，更有利于皇帝集权。
经隋末战乱，人口锐减，唐初全国仅有200余万户，不及隋朝鼎盛时的1/4。由于缺乏劳动力，大量土地荒芜。在相对地广人稀的情况下，唐政府要保证赋税收入，稳定政权，就必须把流亡的人口固定在土地上，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为此，唐朝采用了均田制和租庸调制的赋役制度。武德二年（619年）初定“租庸调”，武德七年（624年）又加以完善，规定租赋以外不得横征暴敛；继承和发展了隋朝的均田制，受田者纳税，不受田者不纳税。对百姓授田的规定：丁男（21～60岁的男子）和18岁以上的中男（满18岁的男子）各授田一顷，其中口分田80亩，永业田20亩。老男（60岁以上的男子）、笃疾、废疾者授口分田40亩，寡妻妾授口分田30亩；这些人若作户口，则每人授永业田20亩，口分田30亩。尼姑、女冠各授田20亩；工商业者减丁男之半；一般妇女、部曲、奴婢不再授田。对贵族官僚授田的规定：有封爵的贵族按品级的不同授给不同数量的永业田，从亲王到公侯伯子男，授田数量由100顷递降至5顷；在职官员从一品到九品，授田数由30顷递降到2顷；有战功的勋官也分别授田30顷至60顷不等。此外，各级官吏还有职分田，其地租作为官俸的补充。官府有公廨田，其地租充作办公费用。均田制对土地买卖的规定：官僚和贵族的永业田和赐田可以买卖，百姓在贫穷而无法办理丧事时可以卖永业田，从狭乡（人多地少）往宽乡（人少地多）搬迁时也可以出卖永业田。在土地私有制的情况下，真正的“均田”是不可能实现的。但均田令的颁布，对于唐初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实施均田制之后，又实行了租庸调制：受田的农民，每丁每年要交粟二石，这是租；每年交绢二丈、绵三两，或者交布二丈五尺，麻三斤，这是调；每丁每年服役二十天，不服役可以折算为每天绢三尺，布三尺七寸五，这是庸。假如官府额外加了役期，加够十五天则免调，加三十天免租调。每年的加役最多三十天。唐朝的租庸调制与隋朝相比，用庸代替服役的条件放宽了很多，从而更有利于农业生产。
李渊初即位，就设立京师和地方学校，收揽人才。但同时也恢复了隋朝废除的中正官，以本州高门士人充任。这是对士族的让步，不过大中正只是名誉职务，用人权仍在吏部，而吏部用人的主要途径就是科举。士人仕进不再专凭门第高低，而主要依据学才德识，这使得唐代的用人制度比以前有所改进。
唐初，主持科举考试的是吏部考功员外郎。参加科举考试的生员主要有两种：一是国子监所属各学校的学生，称为“生徒”；二是各地私学中由州县保荐的学生，称为“乡贡”。
唐代的科举分常举和制举两种，常举每年定期举行，考试科目一般为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算等科，其中明经、进士两科为热门。明经科主要考帖经，重在考查儒家经典的背诵记忆；进士科主要考诗赋和时务策，重在独立思考。进士科较难考，但一旦考中进士，就取得了做官的资格，因此人们称中进士为“登龙门”。当时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说法。制举由皇帝临时进行，亲自主持，考试科目也临时确定，时间和录取人数不定，没有常举那么受重视，在科举制度中不占重要地位。唐廷还兴办学校，培养和选拔人才。儒家很受尊崇，儒家的经书是教学的重要内容，如《周易》《左传》《礼记》《尚书》。同时，李渊对佛教采取抑制政策，认为佛教宣传的是“不忠不孝”的思想，迷惑百姓。他提倡儒家思想，以便用忠孝来达到巩固政权的目的。
科举制的进一步完备直至最后确立，在人才选拔上有着重要意义。一般的中小地主都有了应试资格，为他们入仕提供了条件，科举制打破了士族门阀垄断仕途的局面，从而扩大了李氏家族的统治基础。
在法制方面，李渊占领长安之后，便约法十二条，除了杀人、劫盗、叛逆处死之外，其余一切苛刻法律全部废除。李渊建立唐朝之后，让裴寂等人在隋文帝《开皇律》的基础上修订新律法，在“尽削大业所用烦峻之法”“务在宽简，取便于时”的原则指导下，制订了新律五十三条，形成较完备的《武德律》，到武德七年（624年），正式颁布新律，这是流传下来的《唐律》修订所依赖的基础。从内容上看，《武德律》较隋律用刑有所减轻，李渊后来的继承者在修订法律时也基本上延续了这样的思路，但对人民的反抗制裁却更严酷了。
唐高祖李渊建国后采取的一系列手段，在政治、经济、法律等各方面进行了制度建设，在天下大乱、百废待兴的局面下，取得了一定成效。各种制度的施行使唐朝的国家体制基本确立下来，为后来唐太宗时期的贞观之治打下了基础。
7．府兵制：亦农亦兵，利家利国
唐高祖李渊改革府兵制，使兵部虽有调兵之权但不能统兵，将帅有统兵之权却无握兵之重，从而使军权完全掌握在皇帝手里，加强了李氏家族中央集权的统治力量。
唐高祖李渊晋阳起兵时，领兵3万；进军关中后，军队人数达20余万人。为了使这支军队归心于李唐，加上要解决军粮问题，李渊便把军队逐步纳入府兵组织，基本具备了府兵制的雏形。府兵制是一种兵农合一的制度，这种制度创始于西魏的宇文泰时期，经过北周、隋朝，到唐朝沿用。府兵制将练兵权和领兵权分离，防止将领拥兵自重，对抗中央。府兵制规定兵士平时在家生产，农闲时由兵府加以训练，经常性的任务是轮流到京师宿卫或到边境戍守，称作“番上”。如果遇到国家发生战争，则出征打仗。府兵在服役期间，可以免掉自身的租和调，但不论“番上”还是出征，所需的兵器和衣服、粮食等都要由自己负责筹备。
府兵本身，有内府、外府之分。内府、外府后又称为外军、内军。内府指五府三卫与东宫三府三卫。内府有亲、勋、翊的区分，兵士分别为亲卫、勋卫、翊卫，合称“三卫”。统领内府三卫兵的是：左右卫，统亲府一、勋府二、翊府二，共五府。内府置中郎将，副为左右郎将，以下团、旅、队的设置略同外府。唐袭隋制，也是十二卫分领府兵宿卫，只是将屯卫改为威卫，候卫改为金吾卫，别置领军卫，废御卫。此外，领府兵的还有侍卫东宫的率府，唐代为左右卫率、左右司御率和左右清道率，叫做东宫六率，但领府很少。左右卫率，统亲、勋、翊府各一；其余卫、率，各统翊府一。
内府卫士取二品至五品官的子孙充当，如二品、三品官子补亲卫，二品官曾孙、三品官孙、四品官子等补勋卫及东宫亲卫。外府卫士取六品以下官的子孙及白丁无职役的人充当。以此为标准，征发原则是先富后贫，先强后弱，先多丁后少丁。府兵虽然包括官僚子弟和一般地主，但仍以均田农民为主体。三卫为士大夫的晋升阶梯，被皇权视为卫府中最亲信的，它可以宿卫内庑，称为内仗。至于外府，则三卫外所有折冲府都包括在内。其中左右卫领五府三卫，又最亲信，列于内仗。凡朝会、出行，三卫、左右卫、左右骁卫、左右武卫等兵交错立杖，采取内府、外府相互结合又相互控制的办法。京城诸门及京城诸街，由十二卫负担宿卫，交错“助铺”或巡警，也很严密。三卫每月番上的人数达几千人，诸卫番上者有数万人，构成宿卫中的一支主力。此外，不领府兵的左右千牛卫，“以御刀升殿供奉”，与隋制相同，在十六卫中属于皇帝亲军中的亲军，内中又有内。内外交错，极为复杂。
府兵与禁兵的宿卫既是结合在一起，又是相互区别的。府兵到长安宿卫，由十二卫将军分领。承担宿卫、保卫宫廷的还有屯驻北门的禁军，与十二卫所领府兵对称南、北衙军。南衙、北衙的分别是：十六卫属南衙，是为卫府之兵，另有禁兵属北衙。南衙相沿为宰相所掌，北衙相沿为皇帝亲信的中官所掌。而宿卫兵屯驻和宿直也有南北之别。南衙即诸卫之屯于宫南者，在长安太极宫前朱雀门内；北衙即禁兵之在禁苑内者。有时也以文武来加以区分，南衙以文臣主兵事，属宰相所领，可以奉敕调遣武臣和军队；北衙以武臣主兵事，宰相一般不参与，而由皇帝直辖。北衙军队在唐代一开始就成立了，史言“南北禁军”，即合卫府兵与禁兵而言，禁兵主要为羽林屯兵，屯于玄武门，又称北门屯兵。唐高祖武德时建成以太子置“宫甲”，分屯左右长林门，号长林兵，也属于禁兵之列。唐初的禁兵，其规模不算很大。南北衙宿卫，不独屯营与直宿互相交错，而且兵将也相互渗透，是唐代南北禁军的一个特点。左右羽林在大朝会时，执仗以卫阶陛，行幸则挟驰道为内仗，与卫府内仗交错在一起。至兵将渗透，如程知节以左屯卫大将军，检校北门屯兵；姜行本以右屯卫将军，主管飞骑；韦待价以右武卫将军，兼检校右羽林军事；张延师以左卫军将，典羽林屯兵前后达三十余年。禁兵与卫府兵其所以不同，是南衙不得干预，直接隶属于皇帝或者由太子专门统领。
府兵还担任征防任务，与地方兵或边防兵结合在一起，往往被视为中坚力量。府兵出兵征防由朝廷命将统率，调遣时必须持兵部所下鱼符，经过州刺史和折冲府将领勘合后，才得发兵。战争结束则兵散于府，将归于朝。这样，将帅就不能拥兵自重。府兵担负边疆或内地特殊防务，由指定的折冲府分番服役。凡守库、护桥虽为专责，但仍然会同地方兵驻屯境内；戍边则系配合边防兵，府兵人数不多，除非战争中临时从各地调遣而来，一般均以少数兵力担负着防戍的重要任务。
府兵在出征时偶尔单独作战，但一般情况下往往与地方兵、边防兵、临时募兵以及番兵结合在一起，而作为中坚力量。
从府兵数量上估计，按每府平均额千人计算，总数约为四十到六十余万。以五番输役，每番总人数至多八万到十二三万，而宿卫京城的经常需要好几万人，所以可资调遣出征或防守外地的人数不会很多，即使集中调遣，充其量也不能超过两番总数，除留供宿卫外，不可能多于10万人。府兵组织本为平时编制，虽然也在战时发挥作用，却不能经常化。因而，府兵以宿卫为主，但不可忽略的是府兵在一定条件下，能适应战时调遣，番第制度规定征防可以免番，就包含了这一内容，特别是府兵作为核心力量使用，毕竟有其重要地位。
府兵制以均田制为基础，均田农民数量越大，府兵制就越巩固。府兵制与均田制结合，兵农合一，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增加了政府管理的户口和赋税收入，扩大兵源，保证了军队的战斗力。
8．太上皇帝：识时务者为俊杰
唐高祖李渊为李氏家族打下江山后，开始露出真面目：沉迷酒色，安于享乐。李渊虽然改革了府兵制，防止了外贼的篡位夺权，但他虽为开国之君，却无实际兵权，在处理争夺皇位的问题时又拖泥带水，不够公允，只得自食其果，无奈之中当了太上皇。
随着各地的统一，唐高祖李渊的思想松懈了下来，他开始逐渐沉迷于酒色，安于享乐，对政治事务不再像以前那么用心了，朝政日趋废弛，加深了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和斗争，继而导致了皇储问题的产生。
李渊共有二十二个儿子，窦皇后生有四子，即李建成、李世民、李元吉、李元霸。武德元年（618年），根据立长不立幼的传统，长子李建成被册立为太子，李世民为秦王，李元吉为齐王。李世民参与了晋阳起事的策划，起事之后，在讨平群雄的战争中，他又屡建战功，但李世民不是嫡长子，按照规定，不能成为皇太子。
李建成作为储君的主要职责是帮助唐高祖李渊处理日常政务，而领军作战、平定各地割据势力的任务基本上都由秦王李世民承担，这在客观上为其建立显赫的战功创造了条件，形成了“秦王勋业克隆，威震四海，人心所向”的局面。李世民能征惯战，智勇兼备，成为唐军的重要领导人，他在秦王府中设置官属，开置文学馆，招揽四方文学之士。这些人都是李世民的谋臣策士，李世民常与学士们谈至深夜。此外，李世民南征北讨，网罗了不少勇将猛士，如初唐名将李世勋、尉迟敬德、秦叔宝、程知节等。拥有众多的谋士与勇将，秦王李世民与他的属下形成了当时政治上一个强有力的集团，直接威胁到了太子李建成的地位。在专制政体之下，政治权力是具有排他性的，太子李建成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确保未来皇位的继承权，必然要与秦王李世民抗衡，希望能削弱李世民的势力。
李建成具有太子的合法身份，因此得到了一大批皇亲国戚的支持。他长期留守关中，在京城长安有着坚实的基础，连宫廷禁卫军也在他的控制之下。唐高祖李渊也处处袒护他，接二连三地委托他以军国大事，是想在大臣和诸子中树立他的威望，为将来继承帝位打下基础。可李建成在体察民情军心上总是有负唐高祖李渊的厚望。
为了让李建成熟悉军国大事，李渊每天临朝，都让他坐在自己附近，参加各种问题的讨论。遇到不太重要的问题，就由李建成全权处理。又命礼部尚书李纲、民部尚书郑善果为太子太保，帮助李建成出谋划策，决断各种问题。二人虽尽心竭力辅助太子李建成，但李建成却不习诗文，不理政务，整日无节制地饮酒，和宫人嬉闹淫乱，把两个尚书的规劝全当成了耳旁风，无奈之下，二尚书先后托病辞职离去。
武德后期，太子李建成与秦王李世民之争愈演愈烈，而李渊却认为太子、秦王终会各谋其位，可以相安无事。事实与他所想象的正好相反，武德九年（626年）秦王李世民发动了玄武门事变，迫使唐高祖李渊的帝王生涯提早结束了。
这年夏天，突厥进犯唐朝边境，李建成向李渊推荐齐王李元吉为出征元帅，想借机把秦王府里的大将与精兵掌握在自己手中，然后再达到除掉秦王李世民的目的。不料这一密谋被李世民得知。李世民先发制人，向李渊密告太子、齐王淫乱后宫，李渊信以为真，决定诘问二人。次日，李世民在玄武门设下伏兵，当太子、齐王途经玄武门时，将二人杀死。随后，李世民派心腹尉迟敬德披带盔甲入宫向唐高祖李渊报告。此时李渊正和裴寂、萧瑀坐在小船上，荡漾在南海池中，他见尉迟敬德全身武装站立在池边，十分惊讶。尉迟敬德说：“太子和齐王谋反，秦王已将二人处死，特派臣前来保驾。”唐高祖李渊听后吓得目瞪口呆。萧瑀赶忙劝李渊把国事托付于秦王李世民，李渊无奈，被迫下诏，写下“手敕”，命令所有军队皆受秦王管制，制止了东宫和齐王府军队的骚乱。
其实，唐高祖对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与秦王李世民之间的斗争早有察觉，但始终没有着手解决，这里面不难说有着非常复杂的原因。李渊由关陇军事贵族起家，具有强烈的宗法观念。建立李唐王朝之后，他大封宗室，让儿子、叔侄诸王掌握重权，以维护和巩固李氏家族的统治地位。李世民军功卓著，李渊论功行赏，他的地位之高不言而喻。秦王集团与太子集团产生矛盾，唐高祖从封建正统思想出发，首先维护了太子集团的利益。他曾采取一系列措施对秦王的地位和势力加以控制。诸如在关东未平定的情况下命李世民班师回朝；又在后宫妃嫔的挑唆下训斥李世民，表示出对他的不满；曾命李世民的谋士房玄龄、杜如晦等人离开秦王府，把李世民手下的一些武将纷纷调离等。但李渊在限制秦王的同时，又不得不依赖秦王。李世民在巩固初建的李家政权中，称得上是一大顶梁柱。加上突厥屡屡进犯边境，秦王当然要统兵抵挡突厥的侵扰。秦王与太子集团双方各自有强大的势力，朝中大臣们也分附一方。唐高祖李渊自己并没有直接掌管兵权，所以无论消除哪一方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出于种种原因，李渊对两股势力的明争暗斗缺少明显的表态，遇事时各打五十大板，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他在偏袒太子李建成的同时，又以不伤害秦王李世民为恰到好处，企图在维护太子地位的同时抑制秦王的势力。在这种心理状态支配下，唐高祖在对待儿子们的事情上显得拖延而终酿大祸。可以说，李渊在处理儿子们的关系上拖泥带水、不够公允的态度，才是导致悲剧发生的根本原因。当秦王除掉太子、齐王，局势已明朗之时，他已无力改变秦王李世民的储君地位了。玄武门喋血之变，并没有引起朝中大乱，朝廷中大多数官员均表示拥立秦王为太子，这也就维护了李唐皇室的根本利益，所以唐高祖李渊也就顺水推舟，让出帝位，于武德九年（626年）六月下诏立李世民为太子。此时，全国局势基本上已被李世民控制，李渊表示愿早些退位。八月，李世民正式即皇位。
从此，61岁的李渊被尊为太上皇，徙居太安宫，过着修身养性的生活。太上皇是秦始皇统一天下以后为他的父亲庄襄王追尊的称号，所谓太上就是比皇帝还要尊贵的意思。李渊以开国之君做了太上皇，历史上恐怕仅此一人。李渊也是李唐王朝的第一任太上皇，他与唐太宗相安无事地度过了九年的太上皇生涯。李渊做太上皇，尽管有不得已的因素，但是他能够在面临突发事变时认清形势，审时度势、因势利导，避免了在中央中枢政治当中引起更大的政治危机，也不失为一种万全之策与明智之举。
李渊当了太上皇后，自知大权已被李世民掌控，自己心灰意懒，也就不再干预政事。在太安宫生活期间，李渊除了参加李世民举行的一些酒会外，几乎不曾离开过那里。李世民经常到九成宫（即隋朝的仁寿宫，位于今陕西麟游）避暑，李渊也不愿意随行。李世民对李渊的享乐需要尽量满足，并准备在长安城东北修建大明宫，作为李渊的养老享乐之所。李渊明白李世民的用意，所以也乐于过太上皇生活。李渊的这种做法，既减少了宫廷斗争，又为唐太宗施展才华创造了环境。
李渊临终前，要求后事“务从俭约”。李渊死后，群臣为他上谥号“太武皇帝”，庙号“高祖”。贞观九年（635年）十月，安葬于献陵（今陕西三原县内），其妻窦氏也加号太穆皇后祔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