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李世民是中国封建社会大唐王朝李氏家族中最耀眼、最显赫的人物，是李唐王朝的第二代皇帝，也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皇帝之一，一直被后世称为“明君”“英主”。李唐王朝建国之初，李世民跟随父亲李渊征战南北，不仅推翻了隋朝的统治，还剿灭了各地藩镇割据并打击了农民起义军，最终取得了全国的统一。李世民在位时期勤于政务、广泛纳谏，得到了朝臣与百姓的拥戴。他制定了一系列有效的施政纲领，使唐朝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方面都得到了迅猛发展，出现了历史上有名的“贞观之治”。
1．悲歌玄武门：与其坐以待毙，弗如先发制人
一个山头只能有一只老虎，一个家族只能有一个领导人，权力只有集中在一个人手中，显示出它至高无上的本色，才能让人不顾一切地追求。面对最高权力，为了自己的利益，手足、父子之间的情分就不重要了。
唐太宗李世民（627—649年在位），是唐高祖李渊与窦氏的次子，于隋文帝开皇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599年1月23日）出生在今陕西武功的李家旧宅。李世民不愧为将门之后，从小就受到家庭崇尚武功的熏陶，练就了骑马、射箭等精湛的技艺。除此之外，他还喜欢阅读兵书战策，少年时便熟读《孙子兵法》，父亲李渊经常与他谈论用兵布阵的策略，使他受益匪浅。在唐朝建国的战争中，李世民南征北讨，军功显赫，威望极高。可以说，大唐的江山有一大半是他打出来的。尽管如此，李渊称帝后却不得不按照立长不立幼的宫廷礼法和继承制度，立长子李建成为东宫太子，对此，李世民作为次子也无话可说。他一如既往地为李唐王朝的大一统而披荆斩棘，戎马奔波，完成了历时四年多的艰苦卓绝的统一战争。
随着战争的不断深入，李世民统一全国的卓著功绩，使他的威望日益增加，权力逐渐扩大，政治地位和军事地位也在迅速增长。李世民不仅掌握着大量军队，还担任尚书令的职务，位居宰相之职，被封为秦王。这使得他在唐王朝的上层统治集团中，特别是在李氏兄弟中有着特殊的地位。李世民的显赫军事地位和政治地位，使他的亲哥哥太子李建成感受到了严重的威胁，同时也引起了李建成的妒忌。为了维护自己的皇位继承权，太子李建成大力网罗人马，扩充自己的势力，同时还把弟弟齐王李元吉拉入自己的势力范围，两人合谋对付李世民。李元吉是唐高祖李渊的第四子，兄弟三人的生母都是窦氏。李元吉勇猛过人，立过战功，但他骄淫放纵，口碑很差。尽管如此，李元吉内心深处也想着要夺取皇位的继承权，他不止一次地分析过李建成和李世民的实力状况，以便确定自己投靠哪一方。经过周密考虑，李元吉认为，如果他跟随李世民，显然不能实现自己谋取帝位的野心；如果投靠李建成，或许还有得到帝位的希望，只要先除掉李世民，再干掉李建成，到那时，太子的位置唾手可得。出于这样的打算，当李建成拉拢李元吉时，李元吉就立即站到了李建成一边。东宫长林门屯驻着长林兵2000人，加上李元吉的齐王府与之呼应，李建成的东宫集团可以说比李世民略有优势。为了给唐高祖李渊一个好印象，李建成又积极争取后宫的支持。因唐高祖原配窦氏已去世，后宫嫔妃中张婕妤和尹德妃两人最受唐高祖的宠爱，李建成便和二人拉上了关系，不时地给她们送点小礼物，让她们在唐高祖面前说自己的好话，讲李世民的坏话。
秦王李世民与太子李建成却恰好相反，他不仅没有去拉拢得宠的两位后妃，还曾在无意中得罪过她们。武德四年（621年），李世民打下洛阳以后，李渊派嫔妃们去选阅宫人和府库珍宝，嫔妃们乘机向李世民索取财物，为自己的亲戚谋求官职等。当时，李世民已经把宝物和官职分给了自己的下属，没能满足嫔妃们的要求，她们便对李世民产生了怨恨。
李世民还得罪了张婕妤。李世民在做陕东道行台时，唐高祖李渊诏示他有权处理管辖内事务。当时，淮安王李神通有功，李世民便赏赐给他几十顷好地。后来，张婕妤的父亲看中了这些地，让张婕妤私下向唐高祖奏请把这些地赐给他。唐高祖写了一个手诏，让地方官把地赏给张婕妤的父亲，张婕妤父亲便拿着唐高祖的手诏，去向李神通要地。李神通以秦王李世民的赐令在前，对张婕妤父亲的要求和唐高祖的手诏不加理睬，这就惹恼了张婕妤。她在一次陪侍唐高祖时说：“您赏给我父亲的土地，被秦王夺去而给了李神通。”唐高祖听了大怒，第二天便召见李世民，斥责说：“我的手诏不管事，你的指令下面州县就能执行，这成什么体统？”李世民只得赔罪。
李世民又曾得罪过尹德妃。尹德妃的父亲尹阿鼠仗着女儿在后宫的势力横行霸道，很多人都痛恨他。一天，李世民的手下杜如晦经过尹阿鼠家门前没有下马，尹阿鼠的奴仆便把杜如晦从马上拉下来，拳脚相加地把杜如晦痛打个够，嘴里还不住地骂道：“你是什么人，敢经过我们府前不下马？”尹阿鼠知道被打的人是秦王府的杜如晦之后，怕这件事唐高祖知道后会怪罪下来，便采取了恶人先告状的办法。他让尹德妃奏明唐高祖：“秦王左右的人非常凶暴，他们竟敢欺负我年迈的父亲。”唐高祖听后大怒，也不进行调查，就把李世民召进宫中训斥：“你的属下竟敢欺负我嫔妃的父亲，对一般百姓，就更不知有多厉害呢！成何体统？”李世民站在一旁，几次想申述事实，都没有机会开口。这样一来，得宠的二位嫔妃都与李世民有了积怨，又加之李建成的利诱，后宫的势力自然倒向了李建成一边。后宫的嫔妃们经常在唐高祖面前说李世民的坏话，使唐高祖对李世民越来越疏远和淡漠，对李建成、李元吉则越来越宠爱。李建成与李世民的争权活动也逐渐由暗斗转向明争，魏徵当时是太子的谋士，他力劝李建成早点动手，除掉秦王。朝中大臣们的势力也都倾向于太子。李建成、李元吉加紧了对李世民的陷害。
有一次，李建成、李世民、李元吉三兄弟跟随唐高祖外出打猎，唐高祖命他们骑马。李建成故意让李世民骑一匹很难驯服的烈马，李世民反复三次才把那匹马驯服。又有一次，李建成和李元吉请李世民到东宫赴宴，想乘机用药酒毒死他。李世民没有防备，饮酒之后一小会儿，他突然感到胸口疼得厉害，接着大口大口地吐血。幸好淮安王李神通在场，他急忙把李世民扶回府中，经过紧急的救治，李世民才得以脱离危险。事后，唐高祖探望李世民时，知道了他们喝酒之事，他对李建成说：“秦王不能喝酒，以后不准在夜间聚饮。”使得李建成加害李世民的企图没有得逞。武德九年（626年），突厥进犯中原，李建成又使诡计，他向唐高祖建议让李元吉领兵御敌，唐高祖应允。李元吉提出要将秦王李世民手下的猛将尉迟敬德、秦叔宝、程咬金三人归他指挥，并调集秦王府的精兵充实自己的部队，企图借此剥夺李世民的兵权，然后再借机将李世民杀掉。事情被秦王府的人得知后，人心不安。房玄龄与长孙无忌密商大计，劝秦王李世民铲除太子。李世民念及“骨肉相残”，恐为后人所不齿，但无奈下属的态度都非常坚决，他才下定决心先发制人。经众人商定后，李世民进宫向唐高祖揭发李建成和李元吉二人，与张婕妤和尹德妃二人关系暧昧。这一下触到了李渊的痛处，他大惊说：“他们竟敢做出这种事？”李世民又向唐高祖陈述说：“儿臣于兄弟之间没有半点儿负心，可太子和齐王总想谋害我。如果他们的阴谋得逞，那我就永远见不到父皇了。”唐高祖听后大惊，即刻表示第二天上朝处理此事。张婕妤探听了李世民的活动，立刻派人报告李建成，李建成随即找李元吉商量对策。李元吉提出：“要赶快布置兵马，同时称病不上朝，观察一下动静再说。”李建成却认为：“怕什么，这里都是我们的军队守卫，他们能怎么样？”第二天，李建成与李元吉应召从玄武门入宫。
进入内宫的必经之地是长安宫城的北门玄武门，宫廷卫军总部便设在此地。这里有坚固的工事和雄厚的兵力，控制了玄武门就可以控制整个皇宫，甚至控制京师，可见玄武门地位的重要。玄武门的守将常何原是李建成的部属，所以李建成认为玄武门是他的势力范围，没什么可以担心的。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常何已被李世民暗中收买。秦王李世民率领长孙无忌、尉迟敬德、侯君集等十员大将埋伏在玄武门内，见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策马而来。二人走到殿前，突感情况异常，便想调转马头。李世民纵马向前，大声喊道：“太子、齐王，为何不去上朝？”李建成听到声音抬头张望。李世民乘机抽箭射中李建成的喉咙，李建成当即从马上掉下来身亡。李元吉看到这一情景，吓得一怔，刚想逃跑，尉迟敬德率领七十余名骑兵赶到，射中了李元吉的坐骑，李元吉掉下马来。不料，李世民的马也受了惊吓跑开了，李世民被摔在地。李元吉趁势向李世民扑来，李世民手中只有一张长弓，忙举起格斗。在这生死关头，尉迟敬德及时赶到，跃马大喝，李元吉只得快步向武德殿奔去，他想逃到唐高祖身边寻求保护。尉迟敬德却在后面紧追不舍，后一箭将李元吉射死，又催马向前，挥起宝剑，把李建成、李元吉二人的脑袋割了下来。这时候，东宫、齐王府的人听说李建成、李元吉被困玄武门，2000人马蜂拥杀来。李世民手下的800精兵，苦苦抵抗十分吃力，东宫的人扬言攻打秦王府，局势对李世民非常不利。玄武门外，开始了一场激烈的拼搏战，人声嘈杂，刀枪辉映，战马嘶鸣。李建成、李元吉被杀后，李世民派尉迟敬德到唐高祖身边“宿卫”。唐高祖此时正在宫内湖中泛舟，见尉迟敬德全副武装前来，大惊失色。尉迟敬德向唐高祖奏道：“秦王因为太子、齐王作乱，举兵诛之，恐怕惊动陛下，特意遣臣宿卫。”唐高祖惊慌失措，但事已至此，说什么也晚了。他强忍住内心的丧子之痛，下令内外诸军都受秦王指挥。尉迟敬德得命后，提着李建成、李元吉二人的首级登上城楼。太子集团的人见主子已死，霎时意志崩溃，一哄而散。李世民派尉迟敬德等人分别冲进东宫、齐王府，将李建成的五个儿子及李元吉的五个儿子全部斩首，事后又一律从皇家谱牒中剔除。
玄武门之变后三天，唐高祖李渊正式下诏，册封秦王李世民为太子，并令其处理国家一切政务，事无巨细一律奏报太子裁决。李世民将府邸迁入东宫，登上了太子之位。这年八月，李世民在东宫显志殿正式即皇位，为唐太宗。
李世民发动的玄武门兵变对于新建的李唐王朝的巩固与发展有着重大的决定性作用，它的胜利属于李世民。玄武门兵变对唐代政治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唐代宫廷之内，对皇位的继承，常发生明争暗斗的事件，而被封为太子的人不一定能安稳地继承皇位。唐代太子地位的不稳定造成了皇位继承权的激烈争夺，甚至影响到朝臣的结党和宦官的分派，不能不说根源要归结为唐太宗。可见，玄武门兵变虽说很快结束了，但遗患却非常深远。
2．文官武将：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
打天下和治理天下都需要大批人才。唐太宗“唯才是举，任人唯贤”是对历史的继承和发展。唐太宗的用人之道使李氏家族的统治基础变得更加广泛，统治力量变得更加强大，为盛世“贞观之治”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唐太宗李世民非常重视人才，这一点使李氏家族的政权从根本上得到了巩固。一个新的政权建立之后，需要拨乱反正，面对的是百废待兴的局面，急需大批优秀人才共同治理天下。唐太宗李世民不愧为一位卓越的政治家，他以宽阔的胸怀、过人的气魄和胆识，即位后知人善任，选择、提拔和破格任用了各类人才为李唐王朝服务。所入选的有识之士，大都发挥了他们的智慧，对唐初经济、政治等各方面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他们与唐太宗一同创造了“贞观之治”的盛世。
唐太宗李世民即位所面临的首要问题便是稳定局势，建立以自己为核心的最高决策层。李世民在晋阳起兵和统一全国的战争中，收罗了大批谋臣猛将，逐渐组成了一个以他为核心的政治集团。唐太宗征战南北所依靠的骨干力量是他作为秦王时府上的那些旧属，他登上皇帝宝座后自然还要依靠这些力量以巩固其政治地位。因此，在上层统治集团中，秦王幕僚占有一定的数量。但如果他还完全依赖秦府原有班底，就不能扩大自己的统治基础，势必会影响新政权的安定和巩固。为此，处理好各方面的问题，成为李世民能否稳定和巩固全国最高统治权的关键。
唐太宗李世民在玄武门兵变中虽然杀掉了李建成和李元吉两人，但东宫和齐王府集团的残余势力还分散在全国各地。特别是在山东地区，他们有着较强的势力，这成为社会不安定的重要因素。东宫集团的党羽及其武装力量，也有逃散在长安周围四处活动的。秦王府将领中有些人主张乘胜杀尽，并抄没他们的家。于是，秦王府中有许多人四处搜寻东宫集团的成员和兵将，争相捕杀邀功，这使东宫集团的人惶惶不安。李世民在尉迟敬德的提醒下，及时地认识到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他采取宽大安抚和任用东宫属僚的政策，消除了东宫集团余党的对抗情绪，缓和了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李世民一方面下令禁止秦王府人员滥捕滥杀，一方面以唐高祖的名义下诏大赦天下，称“凶逆之罪”只是李建成、李元吉两个人，其余的人一律不予追究。赦令一公布，果然起到了很大的安抚效果。唐太宗李世民公开提出，东宫旧属是在为主子效命，都是忠义之士，并当众释放了散亡在长安附近的东宫兵勇。看到李世民如此宽大处理，很多人放下武器主动向朝廷投诚，有些人则躲起来不再参与政治活动了，长安附近的隐患随之迅速消除。玄武门兵变后，东宫集团想谋害唐太宗李世民的有数百人，都被他引置左右为近侍，此举深得舆论的赞扬。他们中最杰出的人才如王珪、魏徵、韦挺等，后来都成为了唐太宗时期的枢要大臣。由于唐太宗的宽宏大量、真诚信任，魏徵尽心竭力，敢犯龙颜，坦荡直言，成为贞观时期最有作为的大臣之一。唐太宗选拔人才“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他的标准就是“唯才是举，任人唯贤”。凡是有才之士，他都不计较资历地位和亲疏恩怨，兼收并用，充分发挥他们的才能。对于自己的旧属和亲信，唐太宗也不滥加任用，而是量才授予官职。原秦王府有些旧属，对唐太宗的这种以德报怨、化敌为友的做法并不理解。
如何处理武德时朝廷的宰相，特别是支持太子建成和齐王元吉的大臣，成为唐太宗李世民面临的又一个难题。李世民亲政以后，要实施自己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得依靠和使用武德时期的宰相们——唐高祖李渊统治的中枢核心集团，他们协助李渊进行最高的决策，并将其施政方针推行到全国。唐太宗必须对这个集团进行调整和改造，逐步建立起以自己为中心的核心集团。调整中枢核心集团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玄武门兵变刚刚结束，一些不稳定的因素也刚刚平息，如果将旧臣大批裁掉，进行大规模的调整，恐怕会引起政局的动荡，因此必须采取逐步解决的方法。李世民被立为太子时就已敏锐地意识到了中枢机构的重要性，李世民命宇文士及为太子詹事，长孙无忌、杜如晦为左庶子，高士廉、房玄龄为右庶子，尉迟敬德为左卫率，程知节为右卫率，虞世南为中舍人，褚亮为舍人，姚思廉为洗马，并任魏徵为詹事主簿。这样就形成了一套他自己的太子官属。这套班子以原来秦王府属为主要成员，也任用了原东宫集团的人物，如魏徵。当时，唐高祖李渊已经下诏：“自今军国庶事，无大小悉委太子处决。”也就是说李世民已经掌握了军国大政的实际权力，那么此时的太子官实际上就成了李世民处理军国政务的决策集团。组建这个决策层就成为李世民整顿和改造唐高祖李渊中枢核心集团的第一步。身为太子的李世民于七月初加紧了对中枢机构人员的调整。七月六日以太子左庶子高士廉为侍中，右庶子房玄龄为中书令，尚书右仆射萧瑀为尚书左仆射，太子左庶子长孙无忌为吏部尚书，右庶子杜如晦为兵部尚书，罢免杨恭仁相位。七月七日又以太子詹事宇文士及为中书令，封德彝为尚书右仆射；裴寂仍为尚书左仆射加司空；陈叔达仍为侍中。
唐太宗时期的宰相构成通过对中枢机构人员进行调整后，形成了有别于唐高祖时期的特色，贞观时期的宰相班子与武德时期相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唐高祖李渊的门第观念很重，他看不起布衣出身的朝臣，深为自己的贵族出身而得意。因此，唐高祖时期中枢层的人员基本上都出身于关陇贵族。比如裴寂、裴矩、萧瑀、封德彝、杨恭仁、陈叔达、窦威、窦抗、宇文士及等，只有刘文静一人出身庶族。唐太宗李世民虽然也有门第观念，但他在青少年时期便了解到人民的疾苦，又经历过长期的战争，这使他接触并熟悉了下层社会且善于与各种人物交往，于是在他周围聚集了一大批各个阶层的人才。这些杰出人才，既有士族出身的也有庶族出身的，如房玄龄、魏徵等为庶族出身，长孙无忌、杜如晦等为士族出身。李世民所营造的这样一个中枢班子，能够广泛地团结地主阶级等各个阶层，从而扩大了统治基础。
唐太宗本着“唯才是举”的原则，只要有才干为其所用者，他都兼收并用，充分发挥他们的才能，使他们在治理国家方面起到了良好的作用。张玄素原出身于流外小官刑曹令史，被唐太宗任为太子左庶子等要职。张亮出身农家，贞观时官至刑部尚书，参与朝政。唐朝初年，承袭魏晋以来崇武轻儒的风气，官吏大都由武将充任。这些人虽是有功之臣，却缺乏处理政务的能力。唐太宗李世民认为，要实现天下大治，就必须选拔大批真正懂得治政方法的人才，充实各级政权机构。因此，他处处留心访求有才之士，一旦发现就会破格提拔重用。而对那些推荐人才不积极的大臣，则加以严厉批评。唐太宗用人在地域方面基本上克服了“关中思想”。本来，唐太宗出身于关陇军事贵族，不能不受西魏以来“关中本位”思想的影响，但整个贞观时期居相位者25人，不是关陇出身的共18人，占总数7/10还要多。其中，山东的寒族地主出身的人占多数，如魏徵、戴胄、侯君集、马周、张亮、李世勋等，他们多数卷入过隋末农民大起义的洪流，在山东有广泛的社会联系，对这一地区复杂的社会问题有较深刻的认识，政治上富于革新精神，敢于当面指出和纠正唐太宗的错误。江南地区的寒族地主，如刘洎、褚遂良等，也是敢于直谏廷诤的人物。
唐太宗李世民坐拥天下，作为一个优秀的帝王，他深谙用人之道。他知道，想要管理好国家，安抚好百姓，不是要亲自去做各种各样具体的事情，而是要将合适的人选放在合适的位置上，使他发挥作用。这便是领导者之道，李世民正是把握了这一点，才有了被后人称道的“贞观之治”的出现。
3．吏制改革：集思广益，避免专权
唐太宗借鉴历史，对吏制进行改革，他采取了集思广益的方法，不但避免了权臣专权的现象，而且有利于加强皇权，更有利于巩固和加强李氏家族的统治。
唐太宗李世民于贞观时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对政治制度进行了改革。唐朝建立之后，唐高祖李渊便在隋制的基础上使各项制度得到发展，到了贞观时期，政治制度得到了进一步完善。尤其是在中央和地方的机构改革方面，更加强了中央集权制度，改善了国家机器的职能，提高了行政效率，巩固了皇权。
唐承隋制，中央实行尚书、中书、门下三省制。尚书省主管行政，长官称尚书令，总领百官，仪刑端揆；下统六尚书，凡庶务，都聚在一起商议决定，设左、右仆射一人，是尚书令的副职。尚书省下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尚书省不是决策机构，但拥有很大的决策权。中书省掌军国政令，辅佐皇帝而执大政；长官称中书令，下设中书侍郎，是中书令的副职。门下省，掌管出纳王命，总典吏职，辅佐皇帝而统大政；长官为侍中，门下侍郎，是侍中的副职。唐朝初年尚书令、侍中、中书令同为宰相。在这其中又以尚书令的地位最高，权力也最大。唐太宗时期，三省长官的地位和作用发生了一些变化。当时唐太宗起用一些资历较浅、品位较低的官员来参与朝政，不常设，人数也不做限制，名目也没有统一，也没有形成制度。此后，以其他官职任宰相的名称逐渐趋于一致。贞观八年（634年），任尚书仆射的李靖因病辞职，唐太宗下诏令命李靖病情如果稍有好转，就两三日到“中书门下平章事”，也就是隔两三日去中书门下执行宰相职权，参与朝政决策。“平章事”的名字从这里就叫开了。贞观十七年（643年），唐太宗又诏令李勣以太子詹事同中书门下三品，谓同侍中、中书令。中书令、侍中官居三品，“同中书门下三品”，就是说与中书令侍中一样参与朝政。“同三品”之名也因此而叫开了。之后，“同中书门下三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便成为用其他官职任宰相的固定名称了。唐太宗采取这样的措施委任朝官有三点好处：第一，原有三省长官的人数有限，以各种名目增多了参政决策的人数以后，在议政时可以收到集思广益的效果；第二，任用一些品位低的官员同三省长官一起决策，这些人地位低，势力弱，便于驾驭和控制，既有利于任，也有利于罢；第三，参与决策的人员增加，使宰相之间互相牵制、互相制约，这样就可以避免产生权臣专权的现象，有利于加强皇权。
随着唐太宗这一任官措施的实施，尚书以及左、右仆射的独尊地位自贞观末年起便开始动摇。为了达到兼听博采的目的，充分发挥各级官员的作用，唐太宗还改革了许多制度。他诏令五品以上的京官轮流在中书省值班，以便自己随时召见；军国大事和五品以上官员的任免，都要先由宰相讨论议决，然后由皇帝批准执行；在一般政事的处理上，要求中书省和门下省的官员要充分发挥互相检查的作用；凡军国大事，负责起草文告的中书舍人要各抒己见，诏旨写成后，要经中书侍郎、中书令审查，再送交门下省审定，有不合适的地方都要据理力争，不能马虎从事。这些措施避免了权臣专权和皇帝独断现象的发生，保证了各项政策法令制定的正确和恰当，有利于李氏家族统治地位的稳固。
唐太宗用人既注重才能，也十分重视德行。特别是地方官的选拔，尤其重视德才兼备。他认为这些人是亲民之官，掌握着百姓的安乐。唐太宗下诏规定，县令由五品以上的京官推荐，刺史则由他自己亲自选任。为做好选任刺史的工作，唐太宗把全国各州刺史的姓名写在卧室内的屏风上，随时记下他们的善恶事迹，以备迁和赏罚。同时还规定，地方官每年年终要进京汇报一次工作，由吏部负责考评，依据政绩来论定品级、决定升降。
唐太宗通过对吏制的改革，使朝政清明，国事顺利，这些都有利于政令上传下达的贯彻执行。吏制清廉，百姓安居乐业，李唐江山出现了为后世所称道的盛世景象。
4．修《氏族志》：综观天下，唯李氏独尊
为巩固中央集权，加强统治，李世民竭力为提高自己及其家族的社会地位而动脑筋，煞费苦心地去修了一部《氏族志》！
李唐王朝的建立依靠关陇贵族为骨干力量，同时也得到了山东士族、江南士族和部分庶族地主力量的支持。贞观初年，随着对各地大规模军事征服的结束，国家统一局面的形成以及政治统治逐步走上正轨，为了巩固中央集权，稳定统治秩序，调整统治阶级内部错综复杂的关系，唐太宗采取修订《氏族志》的措施，以加强其统治力度及提高朝中新贵的社会地位。《氏族志》的修订方针不拘泥于以往历朝的贵族特权，而是“崇重今朝冠冕”。这样一来，原有士族地主作为贵族在政治上受到了打击，而庶族出身位及高官的人，则可以谱中有名，并能够与过去的高门著姓在谱中平起平坐，由此，带来了士、庶阶层力量对比的新变化。这种政治上的重大变革，引起了门第观念的变化。唐律规定五品之家，可以终身免除徭役，五品以上官员才享有政治、经济上的特权，所以原有的门阀贵族要想取得种种特权，都要通过科举制度入仕这条道路。
氏族就是士族，即通常意义上的贵族。唐朝初年，社会上所认定的士族都是南北朝时期遗留下来的旧士族。东汉时期豪强大地主随着经济势力的发展，他们在政治上的地位也逐渐加强，被称作士族。东汉后期，门第成为做官的先决条件，出现了公门有公、卿门有卿，累世公卿的局面。魏晋时期的九品中正制更是从国家法律上确立了士族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世袭特权，这标志着门阀制度的形成和巩固。随着这个集团的形成，地主阶级内部的财产及权力的再次分配，都以门第为主要标准。门阀士族地主以外的地主称为庶族、寒门，士族与寒门之间不仅政治地位不同，社会地位也是非常悬殊的。他们之间不仅不通婚，生活习俗也有严格限制。士族为了保护自己的特权，防止门第混淆，特别重视谱学。这样一来，谱学便成为一定历史时期政治的附属品和反光镜。
东晋政权是以北方大族为主体，联合南方大族共同执政的政权。在东晋政权的保护之下，门阀势力达到鼎盛，门阀制度则更为巩固。南朝时期士族地主衰败，庶族地主在政治上的地位却逐渐上升。在中央政权中，寒族地主充当中书省的通事舍人，参与机密，出纳王命，权势更为显赫。北朝时期，北魏孝文帝推行汉化政策，实行了一系列改革，其中一项便是重订士族门阀，目的是让鲜卑贵族门阀化，使他们和汉族士族处于同等地位。北魏末年，汉化的鲜卑士族也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隋政权建立之后，最高统治权掌握在关陇贵族手中，隋文帝杨坚废除九品中正制，实行地方佐官由中央任免的制度，取消了士族地主世袭做官、世代控制地方行政的特权。
隋朝以科举制取代了九品中正制，这标志着士族特权制度化的终结，但是士族门阀制度的崩溃并不等于士族的彻底消失。及至唐朝初年，士族虽已失去优势地位，却仍然在社会上享有很高的声望，拥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在唐朝初年的实际政务处理中，山东士族和江南贵族还起着重要的作用。唐朝建国之后，入主关中，所面临的东部形势是复杂的。那里不仅是山东士族的根据地，而且也是农民起义的中心地区。要想对山东地区进行有效的控制，必须任用山东士族去解决山东问题。因此，山东士族在唐高祖时期的中央政府中便占据一定的地位。之后，山东庶族地主迅速崛起，并逐渐成为一种对政局具有重大影响的力量。唐太宗即位后，在重用的大臣中，山东庶族出身的人数占有很大的比例。唐太宗时期的二十八位宰相中，除唐高祖时的旧相外，唐太宗自己任用了二十二人，其中山东人占了一半，他们是：高士廉、房玄龄、魏徵、温彦博、戴胄、李勣、张亮、马周、高季辅、张行成、崔仁师等，其中绝大多数出身于庶族。处于政治核心地位的关陇贵族，包括李唐皇室在内，虽然在政治上有着绝对的优势，但就其社会地位而论，还不足以与山东旧贵族相抗衡。
山东与江南士族的文化底蕴较之李唐家族要高出很多，那时看重的是文化传统。关陇集团的贵门，包括李唐皇室在内，都不具备这个条件，因此，他们仍然不被文化显族所重视（这种情形直到唐末也没有改变过来）。在门阀制度下，社会地位是以婚配来体现的。婚姻问题，在封建社会里历来受到封建统治者的重视。在士族制度的鼎盛时期，婚姻与官宦不仅是高门士族的大事，也是区别士族与庶族、高门与寒门的重要标志。山东旧族就以“尚婚娅”而著名，这种婚姻主要是在旧族之间相互进行。他们以自己的旧门第而自觉高人一等，甚至在通婚上并不把李唐皇室放在眼中，山东士族靠着自己的社会影响，吸引了李唐王朝的“新官之辈”与之通婚。唐太宗对山东士族的这种做法非常不满，不仅对山东旧士族崔、卢、李、郑大加贬斥，对唐朝的新官之辈出高价向山东旧族买婚姻的做法也感到异常气愤。李唐新贵们虽然位居高官，有很大的政治权势，但他们的社会地位却如此之低，在婚姻问题上还要向旧士族屈膝低头，这无疑是对李氏家族的极大讽刺。这种状况是唐太宗李世民所不能容忍的。贞观六年（632年），唐太宗便下令吏部尚书高士廉、御史大人韦挺、中书侍郎岑文本、礼部侍郎令狐德棻等，撰写《氏族志》。
唐太宗对修订《氏族志》提出了几点要求：第一，刊正姓氏。即“普责天下谱牒，兼据凭史、传，剪其浮华，定其真伪”。唐初，旧士族及新官之辈在政治上已发生了升降、浮沉的变化，使谱牒交错纷杂，因而，“刊正姓氏”“普责天下谱牒”就成为修订《氏族志》的起始工作。“剪其浮华，定其真伪”是“刊正姓氏”的内容之一。唐太宗责令全国各地的士族要进献谱牒。为抬高自己家的地位，难免有冒牌士族乘机伪造假谱牒。为了剔除这些假冒货，就要普遍搜集全国谱牒，真的留存下来，假的便要将其废黜。这样做，实际上是对魏晋以来的士族地主的门阀地位给予了承认，剔除其伪，就是为了防止混淆士、庶，保持士族之间的婚姻及其血统的纯正，也充分反映了唐太宗本人也有着森严的士、庶等级观念。第二，“忠贤者褒进，悖逆者贬黜”。所谓“忠贤”“悖逆”是一条政治标准，主要是看其对李氏政权的态度来断定。如果说“刊正姓氏”是从历史的角度考辨氏族，那么“褒忠黜逆”则是着眼于现实。综合这两条，贞观氏族志的编定，其基本目的就是重新编定封建等级，建立起一个忠于李唐政权的新统治集团。
修订《氏族志》的真实目的是“欲崇树今朝冠冕”，而“不论数代已前，只取今日官品、人才作等级”则是修订氏族志的基本原则。贞观十二年（638年）修成《氏族志》一百卷，“皇族为首，外戚次之，降崔民干为第三”，共293姓，1651家，颁于天下，并藏为永久性文件。唐太宗时期修撰的《氏族志》的最大特点是，只承认和保护当朝权贵。这同北魏孝文帝定族姓有所不同，北魏既承认当时的权贵，也承认过去的“膏粱”“华腴”，只要父祖曾为高官即可列入士族。还有一点不同，北魏以来，只要列入士族者，就可以享有一定的政治、经济特权，可以因门第之高而得到高贵的官职；而唐却不能够依门第而入仕，虽然五品以上官员的子弟可以因门荫入仕，但却不能世袭，这就取消了旧族世代享有高官厚禄的特权。同时，唐代的政治、经济特权以官品为本，各级品官都可以享有政治、经济等方面的特权，但官品的高低不同，所享有的特权也不同。由此可见，没有官职，仅靠门第是不会获得政治、经济特权的。
唐太宗定族姓的目的，与其说是为了抑制山东旧士族，倒不如说是为了抬高当朝特权阶层的社会地位。他扩大了士族的范围，有些非士族出身的新贵也由此而进入士流，更进一步地使山东旧士族贬值。《氏族志》把崔民干列为第三等，这实际上是对旧士族的一种妥协。唐太宗抑制山东旧士族的目的并没有完全达到。唐太宗意欲修订氏族志来改变山东旧士族的卖婚陋习，这种通过政权手段来干预几百年来由旧士族延续下来的社会传统，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在人们的普遍观念中，山东旧士族仍然是高贵的，有些新官之辈，虽已名列《氏族志》之中，却依然羡慕旧士族的社会地位，而且把能与旧族联姻当成一种荣耀。如房玄龄、魏徵、李勣等都与旧士族取得了婚姻上的联系。这些旧士族也就“故望不减”，甚至在唐高宗之后，山东旧士族仍然有较深的社会影响。不过，李唐家族的地位通过修志这一举措而有了极大提高。
5．贞观之治：得民心者得以稳坐高位
在某种意义上，皇帝应该是百姓的代言人。皇帝只有为百姓办事，才具备做百姓代言人的资格，百姓也才会拥戴皇帝。唐太宗李世民可谓是一个明君，他借鉴了历史，为百姓办事，所以才坐稳了皇帝宝座。
唐太宗李世民清楚地认识到，体恤黎民百姓的疾苦是使天下安定的根本。他即位后就主张偃武修文、节制贪欲和轻徭薄赋。以文治国的最终目的当然是实现李氏王朝的长治久安。唐太宗即位第二年改元贞观，在他统治下的23年中，中国呈现了历史上最为辉煌的“贞观之治”。
唐太宗李世民刚即位时，由于长期的战争和自然灾害的破坏，国家经济萧条、民户凋残。面对这种困境，唐太宗一方面大力提倡戒奢崇简，节省开支；另一方面又积极地推行轻徭薄赋、与民休养生息的政策，使农民得以逐步恢复生产，重建家园。小农经济十分脆弱，经不起风浪的袭击，然而，只要统治者的政策恰当，小农经济也是很容易复苏的。唐朝的社会经济逐步走上复苏的道路，不能不说与唐太宗所主张的“不夺农时”有极大关联，唐太宗的惠农政策使农业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人民的衣食问题得到解决，从而实现了“安人宁国”的政治愿望。为了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并增加劳动力，唐太宗采取了三项措施：一是释放宫女，前后两次共释放五千人左右，妇人被放出宫去嫁人生子，不但能节省政府的费用，减轻百姓的负担，而且也适合人的本性；二是赎回外流至突厥等塞外的人口，一共200万人；三是鼓励结婚生育，贞观初年，全国劳动力普遍缺乏，为了增加人口，唐太宗下诏规定民间男20岁、女15岁结婚，以繁衍人口，并把婚姻和户口的增加列为考核地方官员政绩的一个标准。到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全国户数增加到380万户，比唐高祖时增加了180万户。
唐太宗李世民极力提倡戒奢崇简，并能够以身作则。他即位以后所住的宫殿还是隋朝时建造的，早已破旧。一般情况下，新王朝的君主都要大兴土木，另建新的宫殿，但唐太宗为了节省开支，在贞观初年一直不允许修作。唐太宗还严厉禁止厚葬，并要求五品以上的官员和勋亲贵族都要遵照执行。对于官员们的奢侈行为，唐太宗也严格禁止。因此，贞观初年，逐渐形成了一种崇尚节俭的风气，出现了一大批以节俭闻名的大臣。唐太宗的名臣魏徵为官一生，家里却连个正堂屋都没有。这种节俭风气的盛行，对减轻国家和人民的负担，促进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在发展生产、提倡戒奢崇简的同时，唐太宗又积极地推行他的轻徭薄赋、与民休养生息的政策，以促进农业生产的迅速恢复和发展。他在位期间，前后十三次减免农民赋役。为了增强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他还大力倡导兴修水利。贞观初期，关中、河南等地原有的渠道都相继修复，并新修了大量的排水和引水工程。这些水利工程的修建，对防旱排涝、尽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由于唐太宗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农业发展的积极措施，社会经济很快得到了恢复。从贞观三年开始，全国连续大丰收，粮价由原来一匹绢换一斗粮食，下跌到一匹绢换数十斗粮食。社会秩序迅速安定，看不见以往成群结队的灾民，人民开始了安居乐业的生活。到贞观中期，社会发展迅速达到了昌盛阶段，出现了牛马遍野、丰衣足食、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太平景象，终于在天下大乱之后达到了大治，成为被历代称道的太平盛世。
唐太宗李世民做到了“百业待兴废，唯有民生重”，他爱恤百姓、体察民情。他时刻以隋朝灭亡的历史作为自己执政的反面教材，把它当作一面镜子来告诫自己“皇帝好比是船，百姓好比是水，水能够载船，也能够把船打翻”的道理。唐太宗李世民顾及民生，使民心不失，得民心者得天下，从而得以稳坐皇位。
6．贬佛抑道崇儒：因势利导，为我所用
唐太宗李世民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除了笼络百姓民心之外，还借用儒学来教化百姓，可谓煞费苦心！
道教在唐代以前虽然也盛行，但其势力一直赶不上佛教。武德三年（620年），有一晋州人向李渊报告说，他在浮山县羊角山见到一位白衣老者，老者对他说：“为吾语唐天子，吾是老君，即汝祖也。今年无贼，天下太平。”听到此言，李渊顺水推舟，利用道教为自己的统治服务。他宣称老子为唐先祖，遣使去往羊角山立庙致祭，并将浮山县改为神山县。武德七年十月，李渊又到了终南山拜谒老子庙。次年，又亲往国子监宣布道教第一，儒教第二，佛教最后。但道、佛二教盛行造成了社会弊端：寺院道观占据了大量土地，聚敛了大量财富，许多人为了逃避赋徭，纷纷出家当和尚或者道士；上层僧侣、道士可以随意出入宫廷，与内宫和大官僚们广泛交结，肆意活动；他们为造寺院道观，刻像写经，更是耗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一些有识之士都纷纷呼吁要求革除这一弊端。
唐太宗李世民与唐高祖李渊对于道教的看法一脉相承，他也将老子尊为唐皇室先祖，将道教地位摆在佛教之上。他曾说：“老子是朕祖宗，名位称号，宜在佛先。”唐太宗重复了唐高祖的一些措施，他一方面借此抬高李唐皇室的家世；一方面借机抑制佛教势力。但实际上，在他看来道教与佛教都是一样的，如果放任其发展起来，都不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长治久安。在唐太宗李世民的心目中，需要效法的既不是佛、道，也不全是黄老无为之术，而是儒家思想。
魏晋南北朝儒、佛、道并行，随着庶族地主的兴起，在中下层地主阶级中涌现出了一大批文人。至隋唐，儒学的地位又逐步上升。唐太宗一面批评佛、道的祸国害民，一面再三对大臣们宣称：“朕所好者，唯尧、舜、周、孔之道。”他在重新确立儒学的尊崇地位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唐太宗没有做皇帝以前，便喜欢与士大夫结交朋友。即位之初，他在弘文殿聚四部书二十余万卷，又将原弘文馆搬到正殿之左；还精选天下文儒，充学士，“给以五品珍膳，更日宿值”，听朝之后，即引入内殿，“讨论坟典，商略政事，或至夜分乃罢”。唐太宗打天下最先依靠的是骁武之士，到天下稳定后，便转而重视士大夫的作用，而注重文治。弘文馆学士大多为东南儒生。唐太宗深深懂得，守天下除了要有武功之外，还需要重视依靠地主知识分子阶层。为了培养更多通晓儒学的士大夫，唐太宗大力兴办学校。规定京师学校直接隶属于国子监，称为国学。贞观六年，在隋时所设国子、太学、四门、书学、算学等五学的基础上，又增设了律学，扩大为六学。为了充实国学的师资力量，唐太宗广泛招集儒士，赐给经费，令他们到京师治学。又于国学增筑学舍1200间，增加生员3260员。国学的兴盛，还吸引了高句丽及百济、新罗、高昌、吐蕃等地贵族的子弟入学。唐太宗也十分重视地方州、县兴办学校一事。在唐太宗这一思想指导之下，各地纷纷建立孔子庙。后来，还根据官员的建议在州、县设立三献官，专门管理祭奠孔子一事。
在兴办学校的过程中，私学与国学并存。国学、州（县）学，都是官办的学校，明文规定主要招收大小官僚子弟。而这些子弟家世贵宠，并不以学业为重，真正深造成才的，少之又少。因此，官办的学校往往有名无实，白白地成为贵族子弟猎取官禄的途径。与之相反，民间私学则主要招收庶民子弟，随着庶族地主经济力量的发展，私学也兴盛起来。隋唐之际的著名人物如李密、杨玄感、窦威、王世充等皆入过私学。唐太宗的大臣如虞世南、张行成等也是私学门生，颜师古、王恭等人则兴办过私学。私学注重实用，讲授内容并不完全限于经学，兼及文、史及其他，文学如《昭明文选》，史学如《史记》《汉书》，特别是讲《汉书》的很多。这正是庶族地主及新兴士大夫阶层在学术上的特点。私学的兴盛，为唐代培养了大批有作为的地主知识分子，这给唐代儒学及其学风的变化，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当时学术上学派各异，空气是活跃的，可以说，这与私学的兴盛有极大的关系。
今天看来，唐太宗李世民既不信仰道教也不崇拜佛教，唯独尊崇儒学，在尊崇儒学时又不拘泥于经学及其章句之学，而是广采博收，兼收并蓄，鼓励各种学术、学派的发展，这种特点正反映了他在政治上讲究实用、励精图治的风貌。
7．从谏如流：兼听明，偏信暗
封建社会是君主个人独裁与专断的世界，如果一个暴虐与昏庸的人当上皇帝，就会造成国家政治上的不稳定甚至整个王朝的覆灭。历代王朝的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身统治的长久，不得不寻找进谏与纳谏的手段，人们普遍把进谏与纳谏作为鉴别君主是否贤明的一个标志。唐太宗被称为“英主”，其原因之一就在于他能够虚心纳谏。贞观时期，唐太宗虚心纳谏，臣下则敢于直谏，当时纳谏蔚然成风，成为中国封建政治史上最光彩的一页。
唐太宗为了达到求谏的目的，采取了相关措施：一是诏令宰相入阁商议军国大事时，必须让谏官和史官列席；二是重赏敢于进谏的官吏。同时，唐太宗还要求大臣们从各个方面直言进谏，不要放过任何小事。在唐太宗时期纳谏最典型的代表人物是魏徵，他是以直言极谏而著称的大臣，据说，魏徵在贞观时期进谏达二百多次。隋末天下大乱，各地农民纷纷起义的时候，魏徵出家当了道士。之后他投入瓦岗军李密麾下，却一直未得重用。后入唐辅佐太子李建成，在太子与时为秦王的李世民争夺皇位过程中，他曾数次向太子建议早些除掉秦王，以绝后患。玄武门兵变李世民得势后，曾质问魏徵：“你为什么要挑拨离间我们兄弟？”魏徵很坦然地回答：“人各为其主，我忠于我的主人，有什么错呢？”唐太宗李世民早知道魏徵的才华，听见他回答得如此直爽便原谅了他，并任命他为管事主簿（掌管太子文书的官吏）。魏徵不是唐太宗的亲信，开始时唐太宗对他存有戒心。但由于魏徵有胆有识，敢于直谏唐太宗的过错，不计较个人的安危，逐步取得了唐太宗的信任。唐太宗不记旧恨，鼓励魏徵有什么意见就直说，并且特别信任他，常常把他召进内宫，听取他的意见。魏徵的正直对唐太宗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唐太宗非常赞同魏徵“兼听则明，偏信则暗”的说法。魏徵的进谏大多被唐太宗采纳，这对贞观前期的政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魏徵为人正直，敢于直言，凡是正确的意见，不但要说，而且要坚持到底，即使唐太宗大发雷霆，魏徵也神色不移，毫不退缩。
唐太宗把魏徵看作是最好的谏臣，魏徵也的确起到了重要的监督作用。唐太宗虽然乐于谏诤，但到具体的事情上，魏徵反对他的意见时，也并不是每次都能愉快地接受。唐太宗晚年，由于国家的经济情况已经好转，他开始变得傲慢起来。魏徵连续四次上《论时政疏》，给唐太宗敲警钟，希望他能够善始善终，把贞观初年纳谏如流的风气保存下来。后来，唐太宗日渐奢纵，魏徵又以著名的《谏唐太宗十思疏》，从十个方面指出了唐太宗的变化，唐太宗接受了他的忠告。唐太宗把魏徵的奏章抄送史官，以便传给后世，他自己也将其贴在屏风上，随时可以看到。唐太宗既喜欢魏徵又害怕他。
贞观十七年（643年）正月，64岁的魏徵病逝，唐太宗认为自己痛失一镜。他说：“用铜作镜子，可以端正衣冠；用历史作镜子，可以知道兴衰；用人做镜子，可以了解得失。”他把魏徵看作是了解自己得失的最好的一面镜子。由于唐太宗虚心纳谏的开明作风，朝中涌现了一大批敢于直谏的大臣，贞观前期有魏徵、王珪、杜如晦、房玄龄等；后期有马周、刘洎、褚遂良等。这些人对当时的政治形势都产生了良好的作用和影响。
8．贤后长孙：相夫教子，母仪天下
每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都有一位贤内助，皇帝也不例外。长孙皇后从李唐王朝的长治久安出发，处处为唐太宗着想，从不干政，堪称是一位有远见卓识的女政治家。
唐太宗在位时期所取得的成就，以及他能够被后世称为“明君”“英主”，其中也有他的贤内助长孙皇后的功劳。从太原起兵到玄武门兵变，长孙氏与李世民患难与共，风雨同舟，夫妻之间情深意笃。李世民即位后，长孙氏被封为皇后，母仪天下，掌管后宫。为吸取前朝历代后妃、外戚干政，祸乱国家的教训，她对自己及兄弟子侄要求极为严格，充分显示出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女政治家的风范。长孙皇后天性节俭，她喜欢读书，不论寒暑都不中断，唐太宗遇到疑难不能决断的军国大事，总要征询长孙皇后的意见。
唐太宗李世民正值16岁翩翩少年时娶13岁妙龄的长孙氏为妻。长孙氏家住长安永兴坊，祖上在北魏时功劳极大，世袭大人之号，是宗室中之长，后来改姓长孙，家世是名门望族，父亲长孙晟得隋朝倚重，母亲是高士廉的妹妹。高士廉是位精通文史的儒雅之士，隋朝大业中期官至治礼郎。长孙氏在这样的家庭中，从小受到熏染，养成了喜爱读书的习惯。长大后，舅父高士廉便为她选中了李渊的二公子李世民。贞观年间，长孙氏以克己奉公、阴柔明哲的品性，默默地影响着壮年天子唐太宗，在幕后发挥着自己的作用。正是这种贤良的品格，使她能够遵循法度，处理事情永不超越礼法的界限。长孙氏当上皇后时，也深谙母仪天下的道理。她以古时皇后恃权干政，政出多门，从而造成政治衰败的教训为鉴，不愿干预政事而影响唐太宗的决策。综观中国古代史，有如此心胸的皇后实不多见。长孙氏从李唐王朝的长治久安出发，处处为唐太宗着想，并且无越礼之事，甘愿做个配角，与唐太宗志同道合，感情和睦，因而一直受到唐太宗的尊重。
唐太宗对长孙皇后非常尊重，茶余饭后，床前灯下，常常与她论及天下大事，尤其是朝廷中的赏罚和人事安排。当唐太宗想听听她的见解时，她只闻不答，无论唐太宗怎样恳请，她就是闭口不言，决不参与政事。实际上，长孙皇后无时无刻不在关心皇帝的一言一行，她往往以独特的方式发表自己的意见，向唐太宗提出劝谏。长孙皇后不干政，并非所有政事一律不闻不问，一旦遇到事关大局的事，她便挺身而出，以影响唐太宗。有一次，魏徵在朝上跟唐太宗争得面红耳赤。唐太宗憋了一肚子气回到内宫，见了长孙皇后，气冲冲地说：“总有一天，我要杀死这个乡巴佬！”长孙皇后很少见唐太宗发那么大的火，就问他：“不知道陛下想杀哪个人？”唐太宗说：“还不是那个魏徵！他总是当着满朝文武的面侮辱我，叫我实在忍受不了！”长孙皇后听了，回到自己的内室，穿上朝服，立于殿庭，庄重地向唐太宗祝贺。她的举动使唐太宗非常惊奇，便问道：“你这是干什么？”长孙皇后说：“我听说天子英明才有大臣的正直敢谏。现在魏徵这样正直，敢冒着生命危险与皇上争执，正说明陛下的英明，所以我才特地向陛下祝贺呀。”这一番话把唐太宗的满腔怒火熄灭了。长孙皇后明里是颂扬唐太宗的英明，实际是救魏徵于危难之中，她的仁智由此可见一斑。还有一次，房玄龄因小事遭到唐太宗谴责，解职归家。长孙皇后劝谏唐太宗说：“房玄龄跟随陛下时间最长，他小心谨慎，奇谋秘计，竟无一言漏泄，非有大错，请您千万不要离弃他。”这体现了她对贞观重臣的关切之情。长孙皇后劝谏唐太宗讲究方法，在唐太宗愤怒时，先顺着他的性子，等唐太宗怒过稍息，然后再妥善处理，不让朝臣受到冤屈，刑法也不枉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