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川端康成”

——丁晓敏的《川端康成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序

川端康成是日本20世纪的著名作家，这是没有疑义的常识，是基于客观的物理时空维度的判断，但若从主观精神世界看，川端康成不仅是日本的，也是全世界的，当然也是中国的。随着川端康成作品在中国的传播和接受，中国以自己的期待视野理解川端康成，阐释川端康成，带上中国本土文化的烙印，自然就有了一个中国的“川端康成”。丁晓敏的这部著作，就是梳理、建构中国的“川端康成”的一次努力。

围绕“中国的川端康成”这个课题，会衍生出许多问题域，比如中国的川端康成是什么样的川端康成，其本质性的内涵是什么；中国的川端康成是怎样形成的，中国本土文化的什么东西成为关键性要素；川端康成在中国的传播接受过程中，传播、接受主体的个体性（个人的生命体验、个性化的审美倾向）又具有怎样的意义和作用；中国的“川端康成”对中国自身的文学和文化发展有何影响；等等。

其实，把时间因素和接受主体的个性纳入视野，很难对中国的“川端康成”做一个本质化的界定。将问题摆在具体的场域中做出具体的考察，也许是解决问题的最好方法。这样，考虑不同时期、不同的接受群体，中国的“川端康成”是多面的。

我们以翻译场域中的“川端康成”为例作一番考察，主要探讨这一问题研究的视角。

中国翻译川端康成的作品，始于20世纪30年代，但成规模的翻译是80年代以后，尤其是90年代以来，先后翻译出版了十册左右规模的丛书就有6套：（1）叶渭渠主编的《川端康成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2）叶渭渠主编的《川端康作品》（漓江出版社，1997）；（3）高慧勤主编的《世界文豪书系：川端康成十卷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4）叶渭渠主编的《川端康成文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5）叶渭渠主译的《新经典：川端康成作品》（南海出版公司，2014）；（6）叶渭渠主译的《川端康成诺贝尔文学奖作品集》（台湾木马文化出版公司，2015～2016）。再加上《川端康成集》（3册，东北师大出版社，1996），《川端康成少男少女小说集》（2册，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9），《川端康成小说经典》（3册，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川端康成作品系列》（4册，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还有不少出版社出版的单行本，数量非常庞大。可以说川端康成是中国翻译出版数量最多的外国作家之一。

翻译出版是异域作家作品传播最重要的途径。中国的绝大多数读者是通过译本阅读欣赏川端康成的文学世界的，那么从翻译中透出的川端康成是个怎样的川端康成？对此，丁晓敏著作从“译本的整理”“译本的出版”“译本的评价”等几个方面进行了比较系统的初步分析，在收集整理川端作品汉译材料的基础上，结合中国20世纪社会历史背景的演变，纵向把握川端康成文学译介的特点，也从读者接受和译者身份的层面做出考察。当然，要捕捉译作中的川端康成，还有一些视角可供我们透视对象。

第一，翻译文本的选择。汉译川端康成的作品虽然数量庞大，但并不是川端康成的作品全部有了汉语翻译。对照日本新潮社出版的37卷本《川端康成全集》，检索汉译本，看看还有哪些篇目、文类没有翻译，为什么选译这些，而那些不翻译。这种选择，正是中国日语翻译界对“川端康成”的一种选择性建构。从已有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川端康成的中长篇小说大都译成了汉语，而37卷《川端康成全集》中占11卷的短篇小说翻译过来的只是很少一部分，7卷随笔和评论译成汉语的也很少；从内容看，川端自传性作品翻译多，而中日战争后期，川端作为“文学报国会”派遣作家写作的访问记和报道，读了战死者遗作而写的《英灵的遗文》（1942），作为海军报道班成员参访海军航空队特攻基地的报道文字，以及基于这种体验创作的《生命之树》都没有翻译。似乎在回避，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川端康成作为日本国民的一面，更愿意显示他作为人的生命体验中共同的一面，让中国读者通过阅读感受到的川端康成就是一个“美”的探索者和追求者，而与时代格格不入，远离或漠视政治。

第二，不同译者不断重译的文本选择。川端康成作品的汉译，大多是同一译者的译本在不同的出版社一再重复出版，但有几部作品是不同译者的重译。以丁晓敏著作附录的“川端康成作品汉译版本”为依据，粗略统计，重译本数量前几种是《雪国》《伊豆的舞女》《古都》《千只鹤》。《雪国》有9位译者（侍桁、叶渭渠、高慧勤、尚水清、朱孟良、艾莲、李莉、戴向辉、林少华）的译本，《伊豆的舞女》有6位译者（侍桁、叶渭渠、李德纯、高慧勤、艾莲、林少华）的译本，《古都》有5位译者（唐月梅、李正伦、侍桁、高慧勤、王莹）的译本，《千鹤》有4位译者（郭来舜、高慧勤、叶渭渠、林少华）的译本。这些作品的重译，是中国译界的选择，明显是以诺贝尔奖获奖作为中心，这几部作品的确体现了川端康成的思想和艺术，也表明中国译界极力呈现川端康成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身份。

第三，译者的译本序、前言、后记或出版说明之类的文字。这些文字本身具有导读性质，在川端康成中国传播过程中起着引导性作用，无疑对中国的“川端康成”建构有着重要意义。

这类文字比较重要的有：叶渭渠的《川端康成小说选·译本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川端康成少男少女小说集·川端康成其人与文（代序）》（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9）、《川端康成文集·主编的话》（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川端康成作品·川端康成文学的东方美（代总序）》（漓江出版社，1998），高慧勤的《雪国·千鹤·古都：标举新感觉写出传统美（译本前言）》（漓江出版社，1985）、《川端康成十卷集·序》（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雪国·前言》（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林少华的《雪国 川端康成》《美与日本美》（青岛出版社，2012）。此外还有漓江出版社出版的《川端康成作品》编辑汪正球给各卷写的“代序”，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世界文豪书系·川端康成十卷集》编辑艾莲、戴霞为各卷写的“题解”等。

阅读这类导读性文字，可以看到，往往是概括地介绍川端康成的生平经历和思想，在此基础上主要介绍川端康成文学世界的美和独特性，以引导读者理解川端文学，走进川端的精神世界。如叶渭渠在《川端康成文学的东方美》中写道：“他善于以抒情笔墨，刻画下层少女的性格和命运，并在抒情的画面中贯穿着对纯真爱情热烈的赞颂，对美与爱的理想表示朦胧的向往，以及对人生无常和徒劳毫不掩饰的渲染；而且对人物心理刻画更加细腻和丰富，更加显示出作家饱含热情的创作个性。”^[1]高慧勤在《雪国·前言》中说：“读川端的小说，大抵会留下这样一个印象：既有日本情调，又不乏现代艺术感觉……川端的作品，无不蕴含着这样一种美质：于浓郁的抒情中，总是隐含着一缕哀愁；在淡化的情节里，依稀流露出一丝莫可名状的惆怅。”^[2]这些文字强调的是川端康成文学的唯美性、情感化、日本传统与西方现代艺术融合的一面。他们在导读性文字中的一些表述，成为川端康成及其创作在中国传播和接受中的概念化标签，如“孤儿习性”“纤细韵味的诗意”“感觉艺术”“美丽与悲哀”“无常与徒劳”等。

中国建构“川端康成”的研究，是一个涉及面很广的课题。丁晓敏的著作作为第一部探讨川端康成在中国传播接受的专著，首事之功不可没。细读著作，有以下几个方面应该充分肯定。

首先，系统的考察。丁晓敏对中国“川端康成”建构的方方面面都有涉及，对论题形成了自成体系的系统考察与探讨。前三章考察川端康成及其作品在中国的“传播”，后三章探讨中国文坛对川端康成的“接受”。两大部分，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和前提，后者是前者的结果和效应，两部分相得益彰，呈逻辑推进的结构。

考察“传播”，着眼于传播途径与方式。著作从作品译介、学术研究和大众媒体三个方面展开梳理和分析。著作分阶段对20世纪30年代以来近百年中国的川端作品主要汉译情况进行清理，在译介学意义上结合翻译背后的文化语境做出分析；中国的川端康成研究也是“传播”的重要方面，期刊论文、学位论文、研究著作、学术会议等成为主要方式，著作对此都一一清点，也结合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文化的发展，就中国的川端康成研究成果进行了初步的评说。这里要特别强调著作中重视“大众媒体”这一传播途径的意义。在一般的异域作家传播考察中，往往只注意到译介和研究这样精英层面的传播，忽视或漠视大众媒体的传播，但丁晓敏从教育路径、影视图像、赛博空间等角度的梳理，令人信服地感受到：异域作家的传播，大众媒体不仅有其自身的独特优势，而且代表了将来传播的发展趋势。

分析“接受”，是探讨中国作家与川端康成的隔空对话。著作按照文学流派、当代作家群体、个案比较用三章展开。中国的新感觉派、寻根派和先锋派成为考察重点，以大量的事实材料为依据，具体论述川端康成文学对这些流派在观念上、灵感上的启示和意义。川端康成的诺贝尔文学奖光环和他独具魅力的文学世界，吸引了大批中国当代作家，他们从川端康成的创作中汲取、借鉴、化用某些元素，对于中国当代文坛打破传统文学模式、冲破伦理道德的藩篱、发现美和创造美具有积极的意义。“个案比较研究”的章节中，选取曹文轩和苏童两位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具有较大影响和鲜明特色的作家，将他们与川端康成进行互为参照的跨文化比较，重点探讨中日两种文化、两种审美倾向在他们创作中的认同与背离、抵牾与融合的种种情景，展示出川端康成文学世界中体现的日本民族美学理念，在与中国当代作家对话过程中的接受与冲突，从个案研究的层面揭示全球化背景中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复杂关系，即使是文化内核的审美取向，也会是既有颉颃，也有融通。

其次，发掘新材料。考察异域作家的本土建构，属于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必须建立在实证材料的基础上。丁晓敏在这方面下了大功夫。阅读川端康成作品的汉译本、大量的研究论文、网络资料，在浩如烟海的当代作家创作文本中去查找有关川端康成的影响因子，没有吃苦耐劳的精神，没有沉静执着的心态是完不成的。一分付出就会有一分收获。著作中确实看到了作者的许多新发现的材料。只要读读“教育路径传播”和“中国作家接受事实的考证”等章节的内容，就不难体会到作者为此付出的努力。

最后，总结规律性。收集整理材料，是科学研究的第一步。研究，不是材料的罗列和堆积，而是要通过材料的分析，总结规律，概括出观点，得出有意义的结论。丁晓敏懂得这一“研究”的铁律。著作中往往紧随材料，透过材料分析“特征”，探讨“规律”，运用传播、接受理论中的“期待视野”“接受屏幕”等概念，结合中国20世纪社会文化语境，探讨传播中的主体选择，分析接受中的主体过滤，在启发—认同—接受—消化—变异—表现的复杂还原过程中建构中国的“川端康成”。正是在论证分析中，注重对材料蕴含的意义阐发，著作中的结论才令人信服。作者在“结语”中总结川端康成在中国传播接受的过程。

这是一个从单一到多元化的过程，是一个从受主流意识形态左右到完全自由余裕化接受的过程，是一个从社会现实存在层面到文学美学层面的解读过程，是一个逐步渐趋成熟的过程。实践证明，中国社会固有的意识形态、时代精神、人类具有最本质的审美需求对川端康成在中国的接受与传播的轨迹形成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这样的结论是建立在科学考察和分析的基础上，是客观的，经得起推敲。当然，著作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一些材料和论述还显粗糙，还可以有更深入的分析，做得更精细。好在晓敏还年轻，在学术道路上才开始起步。起步就遇上川端康成，深度感受中日两种文化的对话，这是她的选择，选择中也透出她的眼光和抱负。期待她出更丰硕的成果，祝愿她有充实而幸福的生命体验！

[1] 叶渭渠：《川端康成文学的东方美》，《天授之子》，漓江出版社，1998，第7页。

[2] 高慧勤：《雪国·前言》，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第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