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明威回到了一个由“80万亿^[3]名男性组成的城镇，他们大多发福，不必再为从前线返回的二手消息而战栗哭泣”。1尽管表面上海明威不愿意扮演一个英雄归来的角色——“真正的英雄已经死了”，在他写给朋友吉姆·甘布尔的信中这样说道。但海明威还是穿着配有斗篷的意大利制服，风采动人、颇为瞩目地绕城走了一圈。他拄着拐杖，一瘸一拐地走着，将战争中的故事讲给学生们听，他们都听得津津有味。2

海明威的家曾两次被当地意大利裔美国人突访，来庆祝他们刚回国的荣誉同胞，红葡萄酒在这个原本滴酒不沾的家庭到处横飞。3尽管如此，海明威发觉奥克帕克越发沉闷，他想念艾格尼丝，觉得自己现在的生活与过去两年半脱节了。“我热爱祖国，愿意为这个伟大而光荣的国家献身，”他这样写信给甘布尔，“但我恨死了住在这儿。”4他让自己忙于写故事，并告诉甘布尔，打算用投稿淹没《星期六晚邮报》。 海明威沉浸在写作的热忱中，全然不知邮报不会接受他的任何作品——无论现在还是将来。

这样无聊的状态原本还在掌控之中，但当他接到艾格尼丝与别人的订婚通知时，一切都在极度震惊与悲伤中坍塌下来。她先前的信函中已透露出移情的迹象，但海明威似乎毫无察觉，而是突然间被分手“撕碎”。5年龄的差异，似乎对海明威来说毫无困扰，却让艾格尼丝忧虑。她写道：“我仍然非常喜欢你，但我更像一个母亲而非情人，无论是目前和将来，我都显得太老了，这就是真相，我无法摆脱你只是个男孩的事实——你还只是个孩子。”6艾格尼丝的信直截了当，但并不残忍，她清楚地认识到他潜在的才能：“总有一天我会为你感到自豪”，她希望海明威能原谅她，并开启“美好的事业”。7

当然，艾格尼丝是对的：一段精彩的职业生涯在等待着海明威。不过，她几乎猜不到她自己会对海明威的写作产生如此重大的影响。《永别了，武器》是以艾格尼丝为原型的最鲜明的作品。海明威在塑造了凯瑟琳·巴克利这样一个坚决的形象之前，先在《在我们的时代里》（1924）第十章（又见于1925年再出版的《在我们的时代里》里的“一个很短的故事”）中将她重新构想为艾格。就像艾格尼丝和凯瑟琳·巴克利一样，艾格——或“鲁兹”（随后版本的叫法），在意大利医院当夜班护士。受了战伤的美国男主角就躺在那间医院。8就像艾格尼丝和凯瑟琳一样，艾格给她年轻的士兵情郎注射灌肠剂并准备手术。此外，就像艾格尼丝与海明威一般，艾格和士兵在从帕多瓦到米兰的火车上，也发生过同样的争吵，因艾格对是否陪他返回美国而犹豫不决所致。9故事的倒数第二段是对艾格尼丝分手信的忠实演绎，其中也明言了对男方“伟大事业”的期望。10

小说中直白坦率的性爱情节，不禁让读者对艾格尼丝和海明威产生好奇。不过，一个认识二人的老兵亨利·维拉德（Henry　Villard），坚称艾格尼丝从不跟海明威同床共枕。11尽管如此，“一个很短的故事”将护士—病人的关系情色化了。护士为手术做的准备工作被描述为一种游戏，双方角色互换：她在床上躺着（交欢后），士兵一拐一拐地替她查病房。

艾格尼丝在很大程度上被解读为一个自由的灵魂，她没有屈服于海明威试图迫使她做出决定的企图，甚至劝海明威不要经常写信给她，因为没有时间读信，但分手可能不单是她心血来潮。12就像那些把护士当成不单是工作，还是使命的人一般，艾格尼丝的心中有着无私奉献的精神，她可能着眼于这位前途光明的年轻人的利益。几十年后，她在一次采访中说，与海明威分手，部分原因是为了保持他未来事业的完整无瑕。劝他回家等她——之后甩了他——是她保护这个易受影响的年轻人的方式，以免他勾搭一个有钱的朋友，收到资助，将一年时光都虚耗在欧洲旅途中。.13根据艾格尼丝的叙述，让海明威在美国的家中安顿下来，可以免除对他的伤害，而非放任他走向一种懒散放荡的生活方式。这样的生活方式终使《太阳照常升起》（1926）里的主人公陷入麻烦。在小说中，杰克受到朋友比尔的取笑：

你是个移民。你和故土断了联系。你变得骄矜。假欧洲标准毁了你。你把自己喝死了。你沉迷性爱。把所有的时间都用谈天说地，而非工作。你是移民，明白吗？你泡在咖啡馆。14

虽然海明威对朋友说，艾格尼丝在他心中留下的伤口，他已用“烈酒和其他女人”来“烧灼、消毒”了，但伤害并不是那么容易就被治愈，爱情也并不易忘记15。1922年，他给艾格尼丝写信——正逢他新婚之时，她回信祝贺他的婚姻，并讲述了她在俄罗斯、东欧和纽约的护理冒险经历。友好的语气中，尽管透有深沉怀念的意味，但除了事业上错失机会的惋惜，并没有展现出任何错失了缘分的遗憾。16简短的书信交流并未碰出什么火花，尽管他还是在《乞力马扎罗的雪》（1936）中将这段交流化为一场遗憾的错过：作家耽溺于富有的同伴提供的物质享受——那个同伴继承了巨额遗产，和海明威的第二任妻子有些许相似之处，最后作家在非洲平原上死去的时候，回忆起“第一个人，那个离开他的人”。17垂死的他记得自己给初恋情人写信，诉说衷肠的情景。很久之后，在他已将信的内容全都忘记了的时候，初恋情人又回信给他，只不过信让他的妻子截住了。和解永远不会发生——无论是在小说里，还是在现实生活中。

1922年海明威重新与艾格尼丝联系——在《乞力马扎罗的雪》中的虚构世界里，那一年，见证了希腊—土耳其战争的主人公，给初恋情人写信——告诉她回忆仍然新鲜炽热。这也是海明威自战争以来，第一次踏上欧洲的土地，所以试图和她联系也是可以理解的。但也有证据表明，1957年，在两人分开的第四十个年头，海明威再次找寻她的下落。18红十字会回应说，艾格尼丝已婚，住在基韦斯特——离海明威在古巴的家只有160公里（100英里）远。不难想象出一个日渐衰老的海明威，一个公众人物，一边担负着家庭生活中的众多责任，一边努力完成手中那些未竟的书稿时，还在偶尔幻想着某段单纯时光。那样的时日中，他还没有名气，每天都在好奇自己心爱的第一个女人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尽管从他位于哈瓦那的家出发前往拜访住在基韦斯特的艾格尼丝，对海明威来说不是什么难事，且艾格尼丝也知道他的住所，不过，艾格尼丝从未借助任何偶尔造访古巴的机会寻找过他。他们也再没有亲身会面。19

在分手的几周内，海明威写信给朋友，说这是最好的结局：“我现在可以为所欲为了。可以去任何我想去的地方，有大把的时间成为某类作家。”20然而，海明威不是哈洛尔德·克雷布斯（Harold Krebs），其短篇小说《士兵之家》（1925）的主角。虽然克雷布斯家族的紧张关系经常被解读为对海明威家族的反映，但二者的经历有许多重要差异。21克雷布斯在加入美国远征军之前曾是一名大学生和兄弟会成员，而海明威则反对念大学。克雷布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看到的战斗要更为可怕，而海明威在分发巧克力时受到的战伤和《永别了，武器》中“吃奶酪时……被炸飞”的弗雷德里克·亨利更为相似。22

海明威像克雷布斯一样，都曾与自己的妹妹有过一段恋情。但是，与克雷布斯不同，海明威与父母的关系大体上还算不错——或是说，只是表现出了任何去过国外、学会品格拉巴酒和冒险的年轻人回家后与保守的父母间普遍发生的冲突而已。海明威在密歇根度过了夏天和秋天。在离房子不太远的地方钓鱼，拜访朋友，写小说，也常给父母写信。海明威夫妇再次敦促他们的儿子去上大学，但这种互动与克雷布斯的母亲提出的情感勒索几乎没有什么共同之处，因为她恳求哈洛尔德·克雷布斯和她一起祈祷，让他承认爱自己的“妈咪”。23

在《士兵之家》的结尾，克雷布斯决定前往堪萨斯城找工作。然而，海明威没有返回密苏里。相反，他收到了来自拉尔夫（Ralph）和哈利特·康纳布尔（Harriet　Connable）的工作邀请。这对富裕的夫妇来自皮托斯基，现居多伦多。他们希望于棕榈滩度长假时，海明威有偿照看下他们残疾的儿子小拉尔夫。1920年1月，海明威准备好换一个新环境，他需要一份工作，便搬去了多伦多。24他对这个地点倒没什么感觉——“就像其他每个该死的城市一样，在乱糟糟、臭烘烘的地方刨出汗津津的铜钱”——但是他在康纳布尔家中的工作还是欣然愉悦的。他很快就成为了《多伦多星报》的周日版《星报周刊》的兼职撰稿人。25

海明威对几个选择拿不定主意，感到左右为难——是返回意大利，在汽船上干活，还是在堪萨斯城或纽约找工作——个性中缺乏专注的弊端再次表现出来，这一点很让他父母困扰。261920年10月，海明威接受了芝加哥的邀请。在那里，他起初与朋友比尔·史密斯和凯蒂·史密斯（Katy　Smith）的兄弟Y.K.史密斯和他的妻子一同居住。很快，通过给《多伦多星报》做兼职，他挣来了一些钱，便与朋友比尔·霍恩一同搬进自己的公寓。虽然未能进入广告业，但12月，他在美国合作社的喉舌《合作联社》那里，找到了一份薪酬稳定的写手工作。海明威对这个不择手段的组织似乎没有什么信心——即使在向母亲吹嘘新工作时，他也谨慎地写道，“就算他们关于运动的说法几乎都是真的，也只不过是某个平庸的运动而已”，他估摸着这本杂志大部分内容都出自他的手笔。在一段随意的声明中，出于为这份并不光彩的工作的辩解以及对自身长久事业的重要环节的展望，他声称：“什么东西我都会尝试着去写一下。”27

在芝加哥，他又遇到了命运的新联结，其意义比他在《合作联社》做文字代工要重要得多——这种联结最终赋予他突破既有环境的灵感和手段，使他最终得以到巴黎施展他也许未经开发，却相当可观的天赋。他是在芝加哥第一次见到舍伍德·安德森（Sherwood Anderson），其短篇小说集《俄亥俄州的温斯堡镇》（1919)取得重大成功：1919年发表于《芝加哥美国人报》中的一篇评论里，著名评论家亨利·路易斯·门肯称之为“在我们的时代里美国最杰出的作品之一”。28门肯的这个说法后来成为海明威两部早期作品的标题，尽管是巧合，但也说明了一些问题，反映出安德森在一场标榜现代性的文学运动中的地位。尽管后期海明威强烈地否认这一点，但安德森的确是对海明威的早期作品产生了深刻影响。这位导师的引领在海明威还是一个崭露头角的作家，还不足以靠发表作品挣饭碗的时期，功不可没。彼时，海明威还是一个崭露头角的文坛新秀，作品还不是他的饭碗，这位导师的引领可谓举足轻重、功不可没。

当凯蒂·史密斯把她的老同学哈德莱·理查逊（Hadley Richardson）介绍到这个圈子后，后者随之成为海明威与芝加哥的另一个重要的联结。28岁的哈德莱来自圣路易斯，她娴熟的钢琴技艺和一头可爱的红发吸引了海明威的注意。随后的12月，海明威公开向她示爱：“我的爱就像是盔甲上的裂隙，这个世界，去他的吧！你随时都可以拿剑打这里刺过来。”29当他们探讨未来的共同生活时，二人的关系迅速升温。哈德莱愿意追随海明威去欧洲，并用信托基金来支持他的写作。在海明威22岁生日的时候，她送给海明威一台卡罗纳打字机，用以表达对其才华的信心。哈德莱的父母都去世了，她渴望逃离家乡圣路易斯，逃离专横的姐姐，不再过那种寄人篱下的生活，因此哈德莱认为在家乡举办婚礼毫无必要。30于是这对夫妇于1921年9月3日在密歇根霍顿湾的卫理公会教堂完婚，划船穿过瓦伦湖，去温德米尔那边度了蜜月。31在遇到哈德莱之前，温德米尔的夏天可谓是海明威调情的温床。原住民少女普鲁登斯·博尔顿（Prudence Boulton）可能也是他众多情人中的一个，即是后来海明威写到的那个名叫“特鲁迪”的角色——尼克回忆起这个女孩时说，“先做了别人从未做得那么好的事”。32在海明威带着新娘返回密歇根的时候，普鲁登斯已不在人世了，她于1918年自杀身亡，但其余前女友们都还健在。让哈德莱尴尬的是，海明威带着新婚燕尔的妻子在皮托斯基转悠，不断地将她介绍给那些老情人们。.33此举预示着海明威需要一个迷人的女人在侧，也表明，在随后的岁月中，他需要通过男男女女的爱慕来消解内心某种程度的不安全感。

1921年9月3日婚礼当天，欧内斯特·海明威和哈德莱·理查逊以及姐姐卡罗尔、厄休拉，母亲格蕾丝·霍尔·海明威，弟弟莱斯特，及父亲克拉伦斯·艾德蒙兹·海明威在密歇根的霍顿湾

蜜月伴侣哈德莱·理查逊·海明威和欧内斯特·海明威在温德米尔的留言簿上签名。温德米尔是海明威家在密歇根皮托斯基附近的瓦伦湖夏天避暑的别墅

就当时而言，海明威有哈德莱已经足够了。这对夫妇享受着一种因冒险兴奋而滋养的亲密关系。他们于1921年12月启航去法国。海明威原本计划返回意大利，但安德森劝他说，巴黎是有抱负的青年作家聚集的圣地，并出具给海明威一些介绍信，将其引荐给巴黎外籍文坛的重量级人物，例如格特鲁德·斯坦因（Gertrude　Stein）、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和西尔维亚·毕奇（Sylvia　Beach）。在信中，安德森这样赞誉他这位尚未公开面世的门生：“这位美国作家对有价值的事情怀有本能的敏锐触觉。”34

斯坦因在1903年迁居巴黎，在弗勒吕斯街27号担任一个沙龙的创始人而家喻户晓，连美国老家都知道。她“自动写作”的实验——1896年在哈佛心理实验室进行的基于人类潜意识的科学实验文学应用——引起了美国大众读者群的好奇和嘲笑，他们对《软纽扣》（1914）中语言艺术的拼贴一无所知。35虽然斯坦因着重表现重复技巧和文字关联的意识流诗歌遭到了美国读者的非议，但安德森在1922春季期的《小评论》上，捍卫了这位作家的文学地位。他写道，“她是气势如虹的女人，心思既刚劲有力又微妙细腻，对艺术有着前所未见的辨别能力，不仅如此，她还风趣健谈，才华横溢”，并宣称她的作品是“我所处的文学时代里，最重要的先驱作品”。36

庞德，自1908年起便离开美国故土，侨居在外。而实际上，他只有1920—1924这几年间驻足在巴黎。就在这短暂的光阴里，他煽动性地发起文学运动，成为文坛举足轻重的诗人。同时，庞德也是位慧眼识才的文学星探。他为哈利特·门罗主编的《诗刊》，以及玛格丽特·卡罗琳·安德森和斯科菲尔德·塞耶主编的《日晷》搜集作品。在这些平台上，斯坦因影响了海明威早期的文体实验，而庞德则当了他的宣传者和中介人，为在小杂志上发表早期作品的海明威助了一臂之力，还将他介绍给拉丁区的文学人物。

美国印第安人普鲁登斯·博尔顿的肖像。海明威在密歇根的夏天与她结识。据推测，这名女孩是《十个印第安人》中普鲁登斯·米切尔（Prudence Mitchell），《父与子》及《最后一个好国家》中特鲁迪·吉尔比（Trudy Gilby）等角色的灵感来源。她的父亲是迪克·博尔顿（Dick Boulton）；以此命名的角色出现在《医生和医生的妻子》一书中

随后海明威又遇到了毕奇，她本人虽然不是作家，但仍通过在奥德翁街12号经营莎士比亚书店发挥重要的影响力。这家店成了外籍侨居人员的联络中心。1922年，毕奇率先出版了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全集，当时其他人尚不敢触碰这部存在争议的小说。在毕奇那里，海明威能够如饥似渴地攫取阅读上的满足。他是毕奇“最好的顾客”，一个经常去看杂志和报纸的人。实际上，他“花钱买书，这是小书店老板非常喜欢的特质”。37海明威对这个地方的回忆虽然洋溢着同样的喜好之情，但与毕奇却有些出入：在身故后出版的回忆录《流动的盛宴》（1964）中，海明威回忆道，“在那些日子里，我没有钱买书。”他坦白在第一次进入书店时，加入赊账借书的行列是“非常羞愧”的。“她没有理由相信我，”他说，并指出他在巴黎位于卡迪纳尔·莱莫因街74号夜总会楼上的地址，“没有比那儿更穷的地方了。”38毕奇对这个嗓音低沉的年轻男子的回忆则来自另一个角度。初次会面时，海明威无须客气相劝便能脱掉鞋袜，展示自己的战争创伤，这是一个对其在战争和拳击场上的格斗故事都会夸大其词的人。39毕奇发现海明威的虚张声势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表演。她转述乔伊斯的话，“那可是搞错了。海明威以为自己是个硬汉，（诗人和出版商罗伯特）麦卡蒙（Robert McAlmon）则装作一副敏感的模样，事实却刚好相反。”40

无论如何，海明威还没害羞到需要拿出安德森推荐信的地步。在他把信给毕奇前，已经靠一己之力与之结识。在莎士比亚书店，海明威广泛利用图书馆的租借服务，弥补了他大学教育的缺失，汲取了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要传授的法门，也观摩了与其他现代作家间的竞争势态。海明威作品中所汲取的文学影响可谓广泛——从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和拉迪亚德·吉卜林到马克·吐温和斯蒂芬·克莱恩，再到舍伍德·安德森和格特鲁德·斯坦因——但海明威无意盲从现有模式。毕奇指出，尽管对文学小说有贪婪的胃口，但“教他写作的人……是欧内斯特·海明威自己”。41

事实上，海明威和他同辈人——以及前辈之间的紧张关系——在《流动的盛宴》中直接作为主要矛盾呈现出来。这一点，从他早年间在巴黎和外籍同事的交往中也可窥出端倪，尽管海明威挺渴望融入他们的圈子。部分原因在于海明威自觉受到了影响，便继而希望远离，也正是这些影响，使他最终与安德森决裂。但当他还在新城镇里摸索的时候，他欣然接受了安德森的那些建议，不仅仅关于认识谁是谁，也包括那些在哪里落脚和吃饭的实用意见。

听从安德森的建议，当1921年12月下旬抵达巴黎时，海明威夫妇入住左岸的雅各伯酒店。在一封信中，他感谢安德森的帮助。这封信未免有点不遗余力地大秀写作技艺——他们喝的朗姆酒“就像圣灵”，从船上瞥见的西班牙山坡好似“疲倦的恐龙”，灯塔则犹如“一根插在恐龙肩上的小蜡烛”。42

海明威在巴黎待了没多久就动身前往瑞士旅行了。这对夫妇喜欢乘雪橇滑雪。在哈德莱的信托基金收入之外，海明威也曾通过为《多伦多星报》撰写文章来补贴用度。安德森的一位朋友叫刘易斯·加朗蒂，身兼翻译和记者，在他们三周后返回巴黎的时候，帮助他们找到了公寓。

在后来的岁月中，海明威可能夸大了他巴黎学徒时期的贫困状况。无论是在《流动的盛宴》还是其他作品里，他都致力于描绘一幅浪漫的画面：“肚皮空乏”的艺术家靠面包、坚果和水果为生。.43而把自己塑造成磨练手艺的勤奋工人这一点倒并非空穴来风，却是有据可循。一来，他在日常书信中记述过当日尽心尽力的工作，二来，自他定居巴黎后，写作技艺便有了迅猛的提高。他在酒店租了房间工作，或是在附近安静的咖啡馆中占一隅之地，与吵闹的多摩咖啡馆（D.me）和圆亭咖啡屋（Rotonde）不同，这两处多是不羁放浪的文人因妄图“增加曝光度”而流连。44

海明威成熟的小说主题和风格特征在他少年时期的创作和新闻报道中已有所展现。早年在巴黎的时候，他便告诫自己要注重“省略的艺术”——如何将关键的情节要义隐藏在表面的故事叙述之下。45他也学着揣摩如何削减对话，少用比喻，转而多塑造具体形象，他几乎完全放弃副词，必要时将形容词放在谓语的位置。“我知道我必须写一部小说，”他在《流动的盛宴》中回忆道，“但是，当我费着九牛二虎之力试着写一些有升华意义的小说段落时，似乎怎么也写不出来。”46

此时此刻的海明威注意力集中在短篇作品上，在到达巴黎的几个月内，他的一些诗歌就发表了在“小杂志”上——这些文学刊物的小众读者自诩比大众市场的读者更有格调。早期出版物包括1922年6月发表于新奥尔良小杂志《两面派》上的诗歌《最终》，以及一组六首合诗，以“漫游”为题发表在1923年1月的芝加哥著名读物《诗刊》上。安德森不仅与新奥尔良文坛关系密切，也同《诗刊》编辑哈利特·门罗（Harriet Monroe）私交甚好，还是无名作家的海明威能迅速占有一席之地或许也得益于此。尽管20世纪20年代的海明威常流连于小杂志来发表诗文，但他对掌握小说技巧的兴趣远浓厚于作诗。诗歌不过是他学徒生涯中必不可少的练习，以及——把自己的名字印进小杂志的一种途径。47

1922年，在与哈德莱横渡大洋的旅途中，海明威留下了他最早试写的商业小说。但他的确也写了一本关于意大利战争的小说的开头，尽管其间的词汇对他来说并非易事，但他仍希望完成这部小说。他开始创作短篇小说和速写等篇幅短小的作品。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只有几件作品得见光明：格特鲁德·斯坦因宣称他从女性视角来写强奸的短篇小说《在密歇根》是不符合出版规范的，海明威只好把它暂束高阁；他又把《我的老头儿》的复写本寄给《星报》新闻记者同僚林肯·斯蒂芬斯（Lincoln Steffens），这则故事被很多评论家看作是对其导师舍伍德·安德森的模仿和挑战；还好他在小杂志上写了几篇短文和几首诗，不然，他在巴黎第一年的大部分作品便要么未竟，要么隐没无闻。

1922年12月2日那天，一个灾难性的挫折，同时又是一个奇迹般的机会降临在海明威身上。哈德莱此时正前往瑞士的洛桑，赶去与海明威会面。她的丈夫正在那里报道一场和平会议。哈德莱在半路把丈夫的工作内容打包整理好，以方便他在假期的工作进程。她想给他一个惊喜，也确实做到了。下了火车后，哈德莱在巴黎里昂车站待了一小会儿，但就在这个当口，一个小偷偷走了手提箱，里面装着手稿和复印件。可以想象，当小偷发现战利品尽是塞满打字稿、复写件和手稿的纸文件夹时，会是多么懊恼——而当海明威听到这个消息时，便只会面色苍白了。正如海明威在《流动的盛宴》中所述，他在洛桑接哈德莱的火车，发现她在难以自已地抽泣。尽管在回忆录中，他说自己即刻返回巴黎，但实际情况可能并没有这么戏剧化，也许直到1月中旬，他才再度出发，也就是在那段时间，这对夫妇孕育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48当海明威到达巴黎后，在公寓遍寻不获，证实他长达一年的工作就此失去了。《流动的盛宴》中说道，“当我进入公寓发现这一切是真的后，我记得晚上我做过什么”，尽管我们无法得知他到底做过什么。对于这种损失是好是坏，他也含糊其辞：“失去早期的工作对我来说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我试着撒谎”，但正如他所说的，“我知道那是真的”。49

海明威将这个损失抛诸脑后，他不得不接受斯坦因在一读完那本现已失传的小说时就给出的建议：“集中精力，从头来过。”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