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当年学“语文”
——刘锡庆自述
我是个“三八式”。人家说，“三八式”是三八年入党的老革命，老干部。我这个“三八式”，是指一九三八年出生的。我的出生地是河南密县，这并不是我的故乡，我老家在河南滑县牛屯镇。刘氏家族在这儿是个望族，书香门第。我爷爷是私塾先生，父亲以河南省官费考入燕京工学院化工系，而大党务活动家赵毅敏、大历史学家尹达等都是父亲一辈的本家兄弟（他们投身革命后都改了姓名）。我出生后继续往西走，那时叫“跑日本”，一直跑到陕西汉中古路坝的“西北工学院”（简称“西工”）——父亲就在这所新成立的高校里任教。
我上的小学不止一所，依次是古路坝联立小学、西安同志小学、咸阳扶轮小学（后改为铁路职工子弟小学）。联立小学都是北平西迁的老师，一口京腔，严格禁止我们说“此地话”（即陕西话），所以我的普通话从上学起就打好了基础，还是较为标准的——这是语文课给我的好处之一，使我终身受用！
上同志小学的时候，记得跟母亲回过一次老家，在河南镇平的一所小学借读了一个短暂的时期。这所学校老师和学生对课文的“吟诵”，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记得我当时正好赶上学那课可能叫《万里长城》的课文，头一句似乎是：“有一天，我和爸爸游了万里长城。只见长城曲曲弯弯，蜿蜒不断……”虽然后面的都忘了，但这一句的吟诵太像唱歌了，非常好听，所以至今记得。而那些一般的“白话文”，除了《“来来来，来上学”》，因为是入学后的第一课，又有点押韵、好记外，其他的都学过些什么，真的是连一丁点儿也记不得了！由此我感到，白话课文，实在是太“水”了，不是记不住就是记住了也没有什么意义，因为它本身文化的“含金量”太低了。整个小学六年，所有“课文”除了完成“识字”任务外，大多淡忘了，它不能作为“文化积淀”存留下来以长期使用，更不能终身受用，这真是一种智力开发上的极大浪费！
我上的初中是坐落在北大街的私立“圣路中学”（快毕业时改成了市立第四中学，并从北大街搬到了后宰门）。这是那时的通县潞河中学因抗战西迁而在西安办起来的。圣路中学规模不大，从初一到高三多是六个班，但老师水平高，办学又有方，看重素质教育，各方面人才出了不少，五十年代高考时，连续多年在西北地区都名列前茅。著名笑星陈裕德、郭达、王木椟等，都还是我的校友呢。
那时，我家还在咸阳“西工”，我自个儿到西安上学，生活自理和学习自制的能力都相当差，又非常贪玩、贪睡，“数理化”一塌糊涂。
就这样，到初二时，我鬼使神差地迷上了小说，包括读“小人书”（连环画）。出学校后门往南，走不了多远就是那时很有名的“平安市场”，那里有很多小书铺。和老板混熟了后，租书看是很便宜的：一分钱一本，一毛钱十好几本。一开始，上课时还用教科书挡着偷偷看，后被教数学的班主任石老师抓住了，书被没收不说，还在课上公开地点名奚落、挖苦我，引起了我的“对抗”情绪，干脆“逃课”算了！正巧，那时“抗美援朝”战事初起，有些大点的学生纷纷报名参加“军干校”，我和一个绰号叫“冰棍”的同班同学也想去当兵打仗——我们从教导处那儿开好“介绍信”，然后又在填好的表格上涂改了我们的实际年龄（填时不知道十七岁以下人家不要，而我们俩年龄都小，得改成十七岁）。后来才知道，人家招的是“卫生兵”，要上前线做医护、抬担架的。面试时因我涂改得较为技巧通过了，而“冰棍”的涂改因过于明显被当场识破而遭取消资格。这一来，他急了，竟把我也“咬”了出来——于是我也被取消资格！我当时气得大骂他是“叛徒”“出卖人的小人”，但都没用了，只好灰溜溜地回到班里。学是更无心念了，破罐破摔也罢。一计不行，又生一计：我同班好友许德林的父亲在宁夏开车跑运输，给他带信儿说那里招拖拉机手，我们可以去应试。这真是喜从天降！我又想去宁夏了，整天沉浸于在茫茫荒原上开着拖拉机千里轰鸣、纵横驰骋的梦幻之中！听说我俩要走，大家都纷纷留言、赠物，真是一片惜别的感人场景！但到了却落了个空，白热闹一场，没能走成。但初二这关键的一年，就这样被我白白地耽误过去了！
学业虽耽搁了，但读小说却大有长进。课不上，整天在宿舍大看“闲书”，什么《三国》《水浒》《西游》，什么《说唐》《说岳》《三侠五义》《七侠五义》等，不论字画，不拘长短，看了个天昏地暗、巨细无遗！当时那么多书铺里的书，没有我拉下没读的。读的既多，记忆又好，讲故事，绘人物，张口就来，不仅语言能力见长，也极大提升了我的鉴赏和写作水平。
说起我的作文，那更加有意思了。我们班主任石老师教数学，代数、三角、凡何，样样精通，书教得棒极了！但我打小算术就差，初二再一折腾，代数自然学得稀里哗啦的。数学不行，他就看不上眼，加上我在课上看小说，又被他抓住并批评过，心中实在不服，于是我便在班主任要看的“周记”里，用我胡编出的一篇篇“故事”来讽刺、影射他。他也很奇怪，看完后就在班会上读给同学们听，虽也有些评点、批评，但我总觉得他有点“大人不记小人过”，对我写的文章确有那么一点点“欣赏”。他这一读，实际上也就是一种“发表”了，大家也都把班会上听我的“周记”当成了一种乐趣——故事编的好玩，写得也很逗，石老师读时常引得大家哈哈大笑！下课后好多同学都夸我写得不错，你想这该是对我多大的鼓励啊！说实在的，我什么时候也没有怕过作文，相反，作文永远是我的一件乐事！还记得，当时教语文的冯老师也很喜欢我，我的作文经常被“贴堂”。但我最感激的还是石老师，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才是我成材的恩师！
整个初中，我文、理的不平衡都很严重——理科成绩实在糟糕，得六十分已属侥幸，但文科成绩一直很好，政、史、文，不管考什么、怎么考，我都希冀着“表现”一下！特别是语文，总是领先的。高二时，我们碰上了一个教语文水平极高的刘老师。他对古典诗文的精彩讲解尤其独到，倾倒了我们全班的学生！不过，他不久就走了，听说是调到西大中文系去教大学了。大家虽很惋惜，但也觉得理应如此。不久，学校又分来一位姓金的新老师做了我们的班主任。这个老师也教数学，对我关怀备至，这样，到快毕业的时候，我的理科成绩也上来了一些。虽这样，谁也并不把我列入“功课好”的一类，直到高考，我报了文科，并一举考取了北师大中文系后，大家才大吃一惊，而我自己却相当平静。
我参加高考时，作文题好像是和自己的理想、志愿有关。我看罢命题并略事构思后即挥笔开写，洋洋洒洒地写了好大一篇。要是现在的试卷，我想我是一准及不了格的！
所以，我常感到侥幸，也有点后怕。我知道，我走的这些“路”，我的这些个人“经验”，对别人怕没有多大借鉴意义，它太特殊了。但我又想，特殊中也有共性：语文好、作文好的人，得益于语文课、得益于老师教的，怕并不多！这当然让教语文的人备感心寒，但它也有力地证明了现行语文教学的极大失败！
我看， “路子”怕要从根本上改一改了！
为王丽约稿而作，岁末草于师大寓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