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文体与现代汉语书面语

钱锺书先生在《读〈拉奥孔〉》一文中有一段话，谈的是中国古代美学的研究，大意是研究者的目光大都被经典的理论著作吸引过去，而事实上大多数这类著述是陈言加空言，对理论并无真正的贡献，倒是在诗词、笔记、小说、戏曲以至谣谚、训诂里，往往三言两语，不经意间道出了富有启发性的精彩见解。我想不独中国古代美学，这番道理也适用于其他的学问：真知灼见未必都在理论化的表述中。近年来翻译学已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讨论翻译的意义，翻译家的地位，又或翻译史的专门化“定性”著作、文章越来越多。此类文章读过一些，也许是孤陋寡闻，也许是眼拙，印象大都不是很深。作为翻译学的门外汉，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出身的人，我倒是觉得已故作家王小波谈论他文学师承的一些只言片语大可玩味。王小波在《我的师承》里声称，翻译家查良铮、王道乾“对我的帮助，比中国近代一切著作家对我帮助的总和还要大。现代文学的其他知识，可以很容易地学到。但假如没有像查先生和王先生这样的人，最好的中国文学语言就无处去学”。他又说过，“在文学以内讨论问题，我认为最好的文体都是翻译家创造出来的”。在另外的场合，他还对两位翻译家表示过最崇高的敬意，给人的印象是，在他的心目中，他们几乎与杜拉斯、卡尔维诺居于同样的位置。鉴于他一而再再而三地提起，鉴于他谈此话题时态度之恳挚，我想没有谁会怀疑他的陈述的真实性和严肃性，尽管他的文章中通常少不了游戏三昧，“黑色幽默”，但这里肯定没有。

假如王小波之言只可视为个人化的陈述，其有效性只限于他自己，那就大可不必深究。然而滤去其中的个人经验（对王、查二位译笔的情有独钟），从中实可牵引出我们对译文的功用，对翻译家地位等一般性问题的思考。据我所知，白话文学运动以来的中国作家中，通过译本接受外国作家的影响是普遍的路径。这样的情形应该使从事翻译的人感到欣慰，而以我的推想，王小波的话对于翻译家和从事译介学研究的人肯定是很受用很悦耳的，因为即使在强调翻译家贡献的今天，翻译家也只被认为是文学及学术活动的二流角色，只配充当文学史的配角。但我初读王小波的文章，第一反应却是要当“反方”，第一冲动就是要做“驳论”：对于一直在现代文学史里打转的人，很难想象放着鲁迅、周作人、胡适、沈从文、钱锺书、张爱玲这样的人物，一个中国作家还只有从翻译家（即使是最优秀的）那里才能学到“最好的中国文学语言”，难道上举作家的语言与王、查的译文相比都还不够漂亮、纯粹、地道？假如王小波纯然是道出个人的心得，外人当然无须置喙，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判断，但他分明还断言“最好的文体都是翻译家创造出来的”，这就有点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味道了。

事实上，直到现在我仍以为王小波之言作为一种普遍性的陈述是站不住的，如果不是出于自恋，恐怕翻译家们也不会心安理得地接受这样的说法。不过太容易做的驳论因为太常识化总不免令人疑惑，而聪明人犯常识性错误一般总有他的理由。在按捺下最初的冲动之后，我想还是不要“以辞害义”，寻思寻思其中可能存在的“合理内核”。

在我看来，王小波对翻译家的赞美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他“拈出”了“文体”二字：他不是一般地、笼统地肯定翻译的意义及译家的贡献，而是将我们的目光聚集到一点，即作为文体家的翻译家。很显然，王小波之推崇查良铮、王道乾，并非因为二人的翻译如何忠实、准确，“信”的问题非他所计，至少不是他取舍的第一标准。他所说的“最好的文体”甚至与“达”“雅”也不是对等的概念，如果不是全然不相干的话。证以严复以周秦诸子译泰西鸿儒的翻译实践，我们可以知道，在“信、达、雅”标准的倡导者那里，“达”与“雅”关涉到的是“旧瓶装新酒”的问题，即如何将西学妥帖完满地转换为优雅的古文。这里的文体是旧有之物，既定的，现成的，就是周秦诸子之文。王小波所谓“文体”则非既成之物，乃是从译家翻译活动中产生出来，可以说是新的创造。以他之见，翻译中产生的这种文体还参与了“最好的中国文学语言”的塑造。不论我的理解是否完全符合王小波的原意，不论其是否百分之百地令人信服，我想他的表述都可以促使我们思考两个问题：其一，在某种意义上具有自足性的翻译文体；其二，翻译文体与现代汉语书面语的关系。

已经有一些研究者在使用“翻译文学”这一概念，《翻译文学概论》《翻译文学史》之类的论著近年也已不鲜见，作为一个独立的概念，它显然是意在强调翻译活动的独立性，不可替代性，承认译文也是一种作品。在此前提下，翻译文体这样的说法似乎也不难被接受。事实上，翻译文体不仅涉及文学作品的翻译，还关涉到其他，比如理论、学术著作的翻译。译家各有各的手眼，翻译风格千差万别（王道乾与查良铮的文体就不一样），然而撇开雅俗、巧拙、高低不论，其间又实有共通性。要之翻译文体是直接从翻译活动中产生出来，其文体特征在很大程度上是原作及翻译过程赋予的，如果没有翻译，很可能就不会有这样的文体。作为不同民族、不同语种间进行思想文化交流的中介手段和转换形式，翻译是“把一种语言的产物（话语），在保持内容不变的情况下改变为另一种语言的言语产物”（巴尔胡达罗夫），而译家在面对翻译对象之时，完成语言转换之际，并无趁手之物——一种在自己的语言中与原文恰相对应的现成文体。他必须调动自己的各种语言储备，在原文的制约牵引之下不同程度地越出既成文体的边界，一种新的文体于是在不同语种的转换中“应运而生”。“中介”“转换”等语让人联想到翻译的中间性、居间者的身份、过渡的作用，然而不论是“居间”还是“离间”（钱锺书语），翻译一旦结晶为译文，就成为某种具有自足性的存在物。从文体的角度说，它显然不能与原文等量齐观，同时与译者本人的写作语言也不是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