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与胡适的“过节”

——说“过节”也许有点言重了，彼此之间存着芥蒂却是真的，至少从钱穆这一面看去是如此。钱穆述《师友杂忆》作意时写道：“……惟生平师友，自幼迄老，奖劝诱掖，使余犹幸能不虚度此生。此辈师友往事，常存心中，不能忘。今既相继溘逝，余苟不加追述，恐其姓名都归澌灭，而余生命之重要部分，亦随以沦失不彰。良可惜也。”故他苦搜冥索，于八十衰年，将自幼迄老的师友一一追忆。儒家素重人伦关系、亲情友情，钱穆记师友间的过从往还诚挚温厚，正是儒家的典型。但我不知钱穆写上面那段话时是否也想到了胡适。这书里好几处写到了胡适，而且都不是一笔带过，想来应在“师友”之列的。只是书中述及的师友不下数十人，或是赞叹，或能曲谅，唯对胡适、傅斯年、冯友兰等数人，不肯稍假辞色，尤其是胡适，每述及几乎总有微词。这书成于1982年，胡适故去多年，而二人抗战爆发后似再未谋面，钱穆对多年前往还的细节还记得分明，且似乎犹不能释然，谓之有“过节”，也不为过吧？

胡适与钱穆，一个是白话文运动的首倡者，“全盘西化”的代表人物，一个是国学大师，文化守成论者，道不同不相为谋，行迹上的疏远，似乎是意料中事。新文学家与鸳鸯蝴蝶派文人壁垒森然，新派教授与旧派学人间舌剑唇枪、明争暗斗（如胡适掌控下的北大不续聘林公铎），故事委实不少。但也不可一概而论，钱穆与“疑古派”代表人物顾颉刚（钱之反对疑古，不言而喻）相处，即甚是相得，顾颉刚荐身为中学教师的钱穆入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执教，由此开始其学术生涯，乃是学界共知的佳话。又如以新诗闻名的陈梦家，与钱穆之间亦是厮抬厮敬，钱的名著《国史大纲》，即是由与陈之间的两夕话促成，钱穆晚年闻陈梦家辞世消息，甚至因未在该书引论中道及此事而频生悔意。可见门户的壁垒，并非不可逾越。钱、胡二人的不洽，治学取径的不同、观念的相左固然是一个方面，另一面，很大程度上也是因机缘不凑、性情不投而起。二者孰为因孰为果，很难说得清楚。

钱穆与胡适相识，应是1928年的事。其时钱穆尚在苏州中学教国文，而身为北大教授的胡适早已名满天下。钱穆当然知道胡适之的大名（回忆中虽未提及，有论者则已经证明，《新青年》等新书刊，钱是时常寓目的），而此前胡适对钱穆想必一无所知。此亦不足怪，胡适仅长钱穆四岁，但以社会身份论，则相去不可以道里计。彼时的钱穆虽不能说是处江湖之远，胡适之于中学教书匠，其地位却近乎庙堂之高。但胡适前此曾得人叮嘱，来苏州有两人必见，其一便是钱穆。必见的理由可以想见：胡适的《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对象是先秦诸子，而钱穆也正于此处用力，对诸子问题别有洞见。胡适往苏州中学演讲之际向校长汪懋祖（此人作为反白话文的后期反派人物，在各种现代文学史书上时常现身）询问，演讲时汪即招呼原本在台下落座的钱穆登主席台与胡适同坐，于是有二人的首次谋面。

《师友杂忆》记当时的情景道：“余时撰《先秦诸子系年》，有两书皆讨论《史记·六国年表》者，遍觅遍询不得。骤遇适之，不觉即出口询之。适之无以对。”这应是就在台上发生的事。演讲结束，校长请客，钱穆陪席。主人请胡在苏留一宵，胡适以忘带刮胡刀为由，坚持当日即返回上海。钱穆肯定以为刮胡刀区区小事，不足挂齿，以此为由，未免小题大做。虽未明言，观其上下文，给人的印象是，钱穆忖度胡的坚辞与他的“无以对”多少有些干系（“无以对”三字煞是好看，好似两军对阵，交手只一回合，有一方便已落荒而走）。胡适行前留下上海的住址，告钱穆：“来上海，可到此相晤。若通讯，亦照此地址。”

头次见面，钱、胡二人在对方心目中留下何种印象？胡适那一面，不得而知。或许他根本没把此次见面当回事，虽有人揄扬于前，未必即此就认钱是个人物（对钱的推许是后来的事），因钱穆突然“发难”而不悦，过后即忘也是可能的，因为他是名人，经得见得多了。至于钱穆，既然他视胡适之从速离去与己有关，不免要将其间的曲直推敲一番：

……余与适之初次识面，正式与余语者仅此。自念余固失礼，初见面不当以僻书相询，事近刁难。然积疑积闷已久，骤见一天下名学人，不禁出口，亦书生不习世故者所可有。适之是否为此戒不与余语。倘以此行匆匆不克长谈，可于返沪后来一函，告以无缘得尽意。余之得此，感动于心者，当何似“颜躅见齐王，王曰‘躅前’，曰‘王前’，终不前”。此后余亦终不与适之相通问。余意适之既不似中国往古之大师硕望，亦不似西方近代之学者专家。世俗之名既大，世俗之事亦困扰之无穷，不愿增其困扰者，则亦惟远避为是。

“天下名学人”云云是否语带讥诮？初见面即以僻书相问，固然可以“性迂而直，不能应付现代之交际场合”（钱穆自谓）解释，另一种可能的解释是，钱穆原本对名人胡适的学问就不佩服，潜意识中未尝没有几分叫板的意思。无论如何，钱穆对胡适的不满从这一面已经开始。有意思的是，钱引“颜躅见齐王”的典故来比况二人间的关系，责胡适殊少礼贤下士之风。他倒并未要求“王前”，胡适居高临下让他往访或通信，一无主动之意，则被当作要求“躅前”而自家“终不前”的明证无疑了。

1930年秋，钱穆赴北平燕京大学任教，半年多过去，方以顾颉刚相邀，同去访胡适。如果不是顾颉刚告以胡适曾于信中提及他论老子生年的文章及相识事，钱穆是否一直坚持“远避”方针，真还难说。这一次不是寒暄，乃是钱穆希望的相与论学了，讨论的都是老子问题。但是钱的印象并未改变。胡适告他平日来客频繁（后来他知道胡适门庭若市向不答访，而他在北平七八年，胡适来访仅一次），证明他“世俗之名既大，世俗之事亦困扰之无穷”的判断不错。此后不久胡适一篇论老子年代的文章也令钱穆不悦。该文举与己说相异的三家观点，胡对顾颉刚、冯友兰之说讨论甚详，对钱穆之说则简略到近乎存而不论。钱穆显然觉得，他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至少是胡的论述未穷其理。

其实胡适在学术上对钱穆是尊重的。有人向胡适请教有关先秦诸子的问题，答曰不必再问我，可问钱穆。此话钱穆闻之于同事，在回忆录中提及，不说自矜，欣然是有的。而且从胡适的日记中也可见出对钱穆的推崇（1930年10月28日记读钱穆《刘向歆父子年谱》事，有评语云：“钱谱为一大著作，见解与体例都好，他不信《新学伪经考》，立二十八事不可通以驳之。”）。但是尊而不亲，敬而远之，关系上的疏远又是肯定的。胡适患病住院，有人问钱穆，胡对他尊敬有加，现在病中，访者盈户，为何不去探视？钱的回答是：“此显属两事，君合并言之，将教余何以为人？”实则受此责问、听说“访者盈户”，钱穆心下恐怕倒是更不欲前往探望了。

钱穆与胡适间更多地相对论学，是钱穆进入北大历史系任教以后的事。所论集中在老子年代先后，胡适主老子在孔子之前，钱穆则认定老子在孔子之后。不论犹可，论辩起来二人在学问上的“过节”即愈发地不可解。曾有传闻，说二人某次在一会上相遇，钱对胡说，老子成书年代晚，证据确凿，你不当坚持己见。胡适答曰你的证据尚不能服我，果能服我，我连自己的亲老子亦可不要。以胡适之善于应对，果有此事，“不要亲老子”云云也是戏谑之言，断不会弄到剑拔弩张，不过即此也可想见二人观点的水火不容。

照钱的叙述，他似乎始终是攻方，而且有点不依不饶的味道，胡适则取守势。比如胡适的先秦哲学史，方法上是以时代背景说明思想之由来，胡适既主老子早于孔子，却又以不同时代的《诗经》为据讨论老子背景，钱便以此矛盾处相问；又如，胡适思想必有其时代背景的主张未贯彻到底，老子以下即撇开时代不论，仅追溯思想自身传承之迹，钱又追问何故如此。对第一问，胡适的回答是，著书时钱穆的《刘向歆父子年谱》未出，听信今文家之言，不敢信用《左传》材料，是“当时之失”。对第二问，则是避而不答。承认“当时之失”，在钱穆看来，大约等于服输，听了当然满意，但不答第二问，仍然令他不悦。而且据他的观察，胡适此后再见到钱，“再不乐意讨论《老子》”。别撰《说儒新篇》，观点也是一仍其旧。这更令钱穆不满，也许在他看来，这说明胡适并无求道之诚，反有文过饰非之心。

面对面论学即不洽，周围的环境也加重了二人关系中的紧张色彩。钱穆相对论学之际看去咄咄逼人，在北大则显然处于弱势。北大自新文化运动后一直是新旧冲突的战场，虽说到钱穆执教之际，已无五四时代浓烈的意识形态色彩，门户之见、新旧的畛域却还是有的。故而钱穆慨叹：“余自入北大，即如入了一是非场中。”钱穆讲上古史，有人便以其不通甲骨文，何以有脸讲上古史相难。钱穆据理反驳，反驳之外，他对疑古之风深致不满，有意无意间又惹出是非：他在课堂上以己姓为例说，某姓钱，此钱姓即属古，无可疑；近有人不愿姓钱，改姓疑古，岂不荒唐？钱玄同废己姓，自称“疑古玄同”，此事无人不晓——这番话是把他给捎上了。妙的是钱玄同的儿子就在钱穆班上听课，而且笔记特详，几乎一字不落，而且钱玄同还看他笔记，一字不遗。

这是不小心踩着地雷，他讲课的“正文”，则差不多是和胡适唱对台戏：二人都在历史系任教，胡适讲先秦哲学，他讲诸子，范围大体相同，说法却是正好相反，不独老子年代问题这一项。针锋相对，分庭抗礼，当然是校园中的奇观，据说有北大同事的夫人们旁听钱穆的课，同时也去胡适的讲堂旁听，课后相传说以为谈资。学生中传说或在两人间传话的就更多，不仅传话，而且常有以胡适观点质之钱穆的，所以钱穆有言：“大凡余在当时北大上课，几如登辩论场。”有学生问，两位老师可否面商讨论，归于一是？答曰：“不可，若他人尽可告汝一是，则又何待汝多学多问？”遇学生说胡适主张，钱穆必会将两人间相异处说个明白。对此他引孟子的话解释说：“余岂好辩？余亦不得已也。”

辩，有在堂上者，亦有在纸上者。钱穆曾应哲学系学生之请，就老子年代问题撰写一文，刊于毕业纪念刊上。学生告他，也将请胡适同为一文讨论其事——钱穆一诺无词，与听说请胡适撰文不无关系也说不定，但是，“适之则竟未为文”。胡适爽约，可能的原因有很多，比如他是忙人，无暇及此；学生有所请，他并未答应，等等。钱穆大约不这么想，是理屈词穷，挂起免战牌，还是不屑以自己为对手？不管是何猜测，下一“竟”字，分明见出钱的不满。有此事在前，下次学生再因胡适《说儒新篇》请他别撰一文，申说己意，他便拒而不为了，理由是，自己的意见对胡适已一一当面相告。偏有好事者，请钱的助教贺次君据课堂讲授大意写成一文，发表在毕业于北大历史系学生主编的天津《益世报》副刊上。钱穆得到的消息是，胡适很不高兴。胡适的势力在北大谁人能敌？他的不悦迅即转为巨大的压力，主编者不胜惶恐，请作者另写一文以为解释，作者不干，编者不得已自家写了启事说明原委。登启事，等于认错。胡适有没有施压，无可查考，反正他自己不说，也会有人主动替他出面。此事可见出胡适派的势力之大，钱穆于此虽未置一词，却让人觉得胡有仗势压人之嫌。

成见如此之深，二人间要说合作，几乎是不可能的。胡适还当真有过合作之意。事缘商务印书馆希望胡适编一中学国文教材，因钱穆有中学教书的经历，便邀他合编。钱穆拒绝了，他对胡适说，二人对中国文学，意见大相径庭，若各编一部，让读者对比读之，或有益处，两人合编，甚难措手，“并使他人亦无可窥其底里”。——回得干脆，不稍假借，“婉拒”二字在这里都用不上，而且“对比读之”“窥其底里”云云，听去大有与胡划清界限之意。有意思的是，钱穆说他与胡适之间甚少谈及文学，却又称见解正相悖反，岂不自相矛盾？然而胡适提倡白话文学，于中国文学史上白话作品之外，一笔抹倒，这是人所共知的，对文学传统深具信心的钱穆当然不以为然。

另有一事，宽泛地讲，也可以理解为胡适向钱穆寻求合作。胡适任文学院长时，为不续聘蒙文通事来访钱穆。按上下文，胡适此来的真实意图，似乎是通气探口风之外，要请钱穆传言给蒙文通。钱穆不唯拒绝传话，而且为蒙据理力争，胡适每出一语，他必有言针锋相对，胡适这唯一一次登门拜访，最终自然是不欢而散。钱穆谨守儒家君子之风，述及己所不以为然之人，也绝对是“不出恶声”的，只是记此事经过时不经意带出的两句话又大可玩味：“文通在北大历史系任教有年，而始终未去适之家一次，此亦稀有之事也。”我们若从话中读出几分暗示胡适党同伐异、剪除异己的意思，实在也不能算是“过度诠释”。

凡此种种，在二人的交往中皆属荦荦大者，还有二事，似乎是不值一提的，钱穆写上一笔，读来却也有趣。两件事都和书有关。北大图书馆馆长毛子水曾以书商送来的《章实斋遗书》相询，请其判断真伪。钱穆根据种种证据，判定此书确系章氏家传，而章学诚书素为钱所深喜，“若余诓言告子水，此书即退回原书肆，余可收归私藏。然余念公藏可供众阅，不宜秘为私有”，所以他还是将原书退回，嘱毛子水为北大购取珍藏。未料事过多时，“颇闻子水实未为北大购取，特以转归胡适之家藏”。此事与胡适无关，即使传闻属实，也是毛子水所为，只是此处与钱穆的出以公心相比照，总是对胡适的形象不利了。又胡适藏有潘用微《求仁录》一孤本，钱曾向其借阅，胡适往别室中开保险箱取书，让钱与他同去。别处取书，自己径去取来即可，为何费周折邀他同往？钱穆忖度道：“或恐余携书去有不慎，又不便坦言故尔。”胡适此举是否果有这样的用心，不得而知。鲁迅曾将韬略比作仓库，说胡适予他的印象是：“紧紧的关着门，门上贴一条小纸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虑。’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是我这样的人——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钱穆与鲁迅间的距离，恐怕比他与胡适间相去更远，有趣的是，他对胡适，经常也不免要“想一想”。写此细节，也是要见胡适的“城府”于一斑吧？

这“想一想”是关及胡适的为人了。钱穆对胡适，第一次见面印象即大不佳，其后这印象只有加深，绝无改变。是因言废人，还是以人废言？也许在钱穆的眼中，胡适以言以人，两无可取，不过按儒家的观点，立身还要在“立言”之先，他的微词也多在为人这一面。胡适的为人处世、待人接物令他反感，关键是，他认定胡适是个社会名流式的人物，骨子里不是个读书人，至少不是纯正的读书人。钱穆取人，常以是否为真正读书人为判，汤用彤、顾颉刚、熊十力、蒙文通乃至苦读时的闻一多氏，他即赞叹或是首肯；胡适、张东荪、张君劢、傅斯年等不是，他则虽有交往，终觉隔膜。在他那里，称不上真正读书人，已是很严峻的判词了，至少对胡适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