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收在这里的文字比较杂，有书评，有随笔，有论文，有书的序与后记，不一而足。倘性质相同或相近，虽也以交代作意、言明次第为宜，事情倒好办；一杂，特别是像现在这样，杂到不可收拾，就麻烦。为读者阅读方便计，似乎应稍稍分个类，然而分类实在是门学问，事情也不像萝卜归萝卜、青菜归青菜那么简单。

最简单的办法似乎是按篇幅长短分，但这就像书架上书按照开本大小排列，省事自然省事，就是太形式主义，结果分类变得毫无意义。按写文或发表时间的先后分也是一个办法，无如这对名家甚或大家才合适：大家名家与读者间是特别的主宾关系，他们为主，我们为宾，俯首下心，愿意围着他们转，跟着编年体亦步亦趋，反正都是要读的。普通的作者如我之辈，要读者追踪你的轨迹，未免托大，何况原本就没个头绪。

因为没头绪，另一办法，即按内容相关程度归类，也变得不好办。此前出过一本集子，名为《事迹与心迹》，也杂，不过大体有个范围，限于中国现当代文学。此范围大致合于教育部的学科分类标准，“级别”都有——二级学科。这一本却连大致的范围也没有，忽东忽西，大多数时候与文学有关，勉强可算“批评”，有时则与广义的文学也扯不上。“打破学科界限”“科际整合”“跨学科”之类的口号倒是早就在喊了，无如那是明了学科界限、专业意识发达之后有意识的越界，不算乱“伦”，结果则可能是建立新的“类”。专业意识淡薄如我，如果所写时有四不像的情形，那也只是“不伦不类”，因为说到底不过是读书心得或读书心得的放大，与专门学问之间，距离岂止一间？懵懂地犯规与旗帜鲜明地“跨”不是一回事，我也从来没将自己零散的知识“整合”过，以学识之薄，对时新理论、方法之隔膜，就算有心也“整合”不出什么名堂来。过去有一关于尚未觉悟的劳动人民的描述，称他们具有“朴素的阶级感情”，此话褒贬参半，从贬的方面去听，即是指未将本然的原始情感上升到某个高度，成为自觉的意识。我想自己读书求知的情形，大略就是如此，往好处说，是还算老实，害处则是太随意，以致漫无所归。

相对说来，按文章的类型来分也许合理些，比如书评归书评，随笔归随笔，论文归论文。只是收在这里的文章，即从这角度说，有些还是显得界限不明，有时正经论文染了随笔的调子，随笔倒又冒出论文腔，带了论文的意味。写书评，自认为至少一度是中规中矩的，后来却又对其中的评论腔渐生不满——“评论”无罪，带出“高屋建瓴”的“腔”来，则未免让人厌烦。都说“气盛言宜”，其实仗气盛而求言宜，结果往往是不宜，被某种腔调挟持，仿佛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哪里还顾得什么“言宜”？此外又想让这类文字也带上几分游词余韵，于是书评也不大像书评了。其实写文章正如说话，带上某种腔调几乎是不可免的，不入于此，即归于彼，各种文体间的不同，有时也体现在“腔”上，要说“批评腔”“论文腔”不好，那“随笔腔”亦未必佳，关键还在于此处的“腔”是不是“拿腔作调”的“腔”，或“装腔作势”的“腔”。若所谓“腔”可以赋予正面的理解，即言之有物而非徒然“使气”，不同的文章类型各得其体、各有其“腔”，倒是正道。这问题一直也没想明白，所以虽然偶或也有有意为之希图“兼容”的时候，通常却是图省事，也就是偷懒——写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了。懒人的读书求知往往就是如此，不拘思考问题的半途而废，不能穷尽其理，还是曾经悬想过什么万全之策，临了其实都是一个“懒”字说了算，什么“好读书不求甚解”“顺其自然”之类，托词而已。

将文章像现在这样排列组合，也还是懒字做主。原是想让书稍有眉目，读者读来省些气力的，最后还是不了了之，其情形颇似最近搬家理书，开始颇想细细分门别类，不想书不算多却来得杂，可此可彼，非此非彼，亦此亦彼，标准混乱，莫衷一是，结果不胜其烦，胡乱塞进书橱了事。虽然我在目录上间以空行，似有归类之意，实则还是眉毛胡子做一处，没有一定之规，有时是论长短，大体是分中西，放在前面的写的时间靠后，并非特别满意，只因早先所写更不济。《茅盾的翻译》一篇原是《沈雁冰译文集》的后记，我的老师叶子铭先生的命意，由我执笔。为叶老师做事作为弟子多少尽了些力的，似乎只此一回。叶老师已逝，文章放在这里，在我个人，不无纪念的意思。此外好像也没有什么合适的所在可以往里塞。

若要勉强赋予这些杂乱的文字以“同一性”，我只好说它们都与读书有关，有时是功利地读，有时是无所求地读。不拘怎样读，总是自以为读出了字里行间的东西，最有快感。英文里有between the lines一语，没专门记就记下了，就因翻成中文是“字里行间”的意思，无端地喜欢。其实有的书并无字里行间可言，有的书字里行间意蕴无限又未必读得出来。这里所谓“字里行间”似还不能完全等同于夹缝文章，大略是指书的后面，藏于书页之后的东西，写书的人，时代，人性。至少对我而言，读出字里行间也算是读书的一个境界，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一时不到，有个追求，也好。——这是书名的来历。

余斌
二〇〇七年九月二日于南京黄瓜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