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顺博物馆藏西域出土公私文书的价值
孟宪实
旅顺博物馆所藏西域出土文献，以吐鲁番出土为主，也有少量文书出自库车、和田等地。与压倒性的佛教文献相比，公私世俗文书较少，这与大谷文书的情形正相反。于历史研究而言，史料的珍贵与否，取决于史料提供解决历史问题的信息多寡，旅博所藏公私文书数量不多，但史料价值却不容低估。
在旅顺所藏的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最有影响的文书是《建中四年（783）孔目司帖》，在旅顺博物馆所藏西域出土公私文书中，这是最知名的一件。最初，这件文书在《西域考古图谱》中披露，在史料部分第14件，称《唐建中五年孔目司文书》，不过括号注为“吐峪沟”，应该有误。现在根据当事人的记录，这件文书出自克孜尔石窟(1)。了解这件文书，有多个图版可以参考(2)。
建中四年七月十九日，安西的碛西节度使孔目司，就“春装布”的配织问题，以“帖”这种公文书形式下达指示，几位行官前往执行。安西四镇是唐朝管理西域的主要机构，与地方王府配合，建立所谓羁縻体制。《孔目司帖》十分具体地体现了西域的管理体制问题，虽然具体理解争议甚多(3)。其中，王珍仁、陈国灿先生都曾两度撰写论文，在历史背景上关注不多，而具体问题上依然多有分歧。明确考虑安史之乱后西域背景的是荒川正晴先生，他认为《孔目司帖》说明四镇机构直接管理钱粮的经济问题，是安史乱后特殊背景造成的，因为河西走廊被吐蕃占据，中原供应不能到达西域，四镇只好努力依靠各个绿洲居民解决军队各项军需。这是值得赞同的观点。安史乱后的西域三十六年，看来属于单独的一个历史阶段，包括军政体制都发生了明显变化，节度使体制不得不地方化。其实，安史之乱后的中原各地，也同样具有这个趋势，在中央统一调配能力下降之后，地方经济的自主权明显加强(4)。
大谷文书中有一组物价文书，从公布之日起就受到学界重视。这是天宝二年（743）交河郡（西州）的市场物价管理制度的一种体现，最初被学者称之为“物价表书”、“物价表文书”等等(5)。池田温先生深入研究之后，名之为“交河郡市估案”，于是一锤定音。唐朝有“每月立三等估价”的制度，不仅具有市场管理意义，也具有司法意义，是理解唐朝经济政治的重要资料(6)。池田温先生的卓越贡献，不仅在于为这组文书做出了正确定名，更重要的是为这组文书进行了复原，把121件断片进行缀合、排序，并且对缺环进行了推测，预留下可能的空间，有些空白文字也进行了推补。1964年，橘瑞超收藏的物价文书被发现(7)，池田温再度进行研究，到1979年出版《中国古代籍帐研究：概观·录文》，已经发现物价文书125件，并且区分AB两种字体进行研究(8)。从此，池田先生提供的研究框架，被学界广泛接受，池田先生的大作，也成为学界的重要资料书。这是池田先生的巅峰之作，但是具体研究的进步却没有停止。先是旅顺博物馆发现了物价文书，后来在京都大学羽田纪念馆也发现多件物价文书照片。池田先生把新旧文书汇入《中国古代籍帐研究》的市估案中，原来的300多行的复原再增加50行。在片山章雄等先生的努力下，研究持续进步(9)。
物价文书，是天宝二年七月廿一日交河郡市司上交河郡仓曹的状所附物价表。传世文献中，有关于市估案的记载，知道唐朝市司每月都要做物价统计上报。但出土资料中，除了敦煌发现过七行文字的《唐沙州某市时价簿口马行时估》外(10)，惟有吐鲁番出土的物价文书规模最大，最系统，在研究唐朝的物价、市场以及政府的市场管理方面都是最重要的史料(11)。故此，虽然旅顺博物馆所藏物价文书不多，但作为研究唐代经济及其管理最重要的史料，真正的片羽吉光。
户籍文书曾是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最耀眼的史料，中古时期尤其是唐朝土地管理制度，因此获得全方位的认知，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的户籍知识和户籍史研究。旅博所藏的户籍类文书，数量有限，但这有限的文书，同样能够发挥巨大的学术能量。片山章雄、王振芬、孙慧珍共同撰写的《旅顺博物馆所藏文书与大谷文书及其缀合》一文中，曾经缀合两件文书，一是旅博藏20.1480-5-7（新编号LM20-1480-05-07），一是大谷文书Ot.2905号，是一件“欠田文书”(12)。LM20-1451-38-01r文书，是一件户籍残片，首尾俱缺，因为背后是佛经目录，给研究者提供了一个重要线索，于是顺藤寻找，惊喜获得13片相关文书。旅博藏两件，另一件编号为LM20-1523-07-53r。而这件文书能够跟大谷Ot.5452缀合。接着，一连串重要发现出现了，俄罗斯圣彼得堡所藏1件，书道博物馆所藏6件，德国所藏2件，还有芬兰1件，这些总共13件文书都属于一组文书，这就是武周大足元年（辛丑年，701）西州高昌县顺义乡户籍(13)。当初吐鲁番的一件户籍，作废后因由各种机缘，不仅分散开来，而且分布到世界各地。这是敦煌吐鲁番学世界性的特殊之处，认真追究，一定是个充满戏剧性的户籍文书世界旅行故事。
吐鲁番出土文书中，以西州和高昌国的数量最多。文书如果能够与传世文献获得联系，历史学的价值就会倍增，当然，这种情况十分罕见。从这个角度看，旅顺博物馆所藏的文书中，LM20-1498-17-01很值得重视。这是一件写经题记，在“《大品经》卷第□”之下，有“校竟”字样，下一行题记写到：“清信士左卫将军田地太守出提麹孝亮”（后缺）(14)。麹孝亮是第一代麹氏高昌王麹嘉的侄子，根据《北史》清楚的记载，他曾经奉命出使北魏，联系高昌国内迁事宜，但最终北魏不许高昌内迁，而麹孝亮的后来情况也没有交待。根据最近发现的明胡广《记高昌碑》得知有一通《追远寺铭》，其中记载麹孝亮“未获反命，仍徂洛”(15)。多方现存资料，始能透露出麹孝亮的部分人生信息，但却是麹氏高昌历史上的重大事件。
许多文书仅仅是片言只语，但因此我们获知一个方面的史料。编号为LM20-1505-689的文书只有一行字，我们因此知道又一件户籍文书的存在。当然，相对于仅存一行字的户籍文书，远不如《交河县给田文书》更重要，唐朝标准格式的官文书，令人过目难忘(16)。LM20-1517-588也只有一行“度计至今卌七年”，没有疑问，这属于某僧人的僧籍。很多件药方文书，让我们难辨公私，但这给我们以一种希望，或许通过这些药方找到当时西域的某些地方病种。就如同那些抄写佛经的人们的愿望，具体的愿望是个体发出的，但愿望却属于整个时代。LM20-1504-374是件《大般涅槃经》题记(17)，一个叫做僧愿的佛教中人，多次助人完成抄经的功德，这样的功德看来各方都该有份。
几件跟牛坊相关的文书，透露出西州的交通运输资料(18)。LM20-1468-33-03则是西州府兵制下某军府某队的一份名单。当兵打仗是唐朝农民的役务，被官府派出当差，也不轻松。为了躲避政府的赋役，成为很多人投奔佛教的动力，可是一位僧人很冤，他竟然也被派差。他写了申诉状，希望政府开恩，但结果我们却无从得知，因为诉状是残的，给我们留下想象的空间(19)。
零散的社会风景渗透在这些零散的文书之中，此外，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也许会不经意留下痕迹。开元二十三年（735）秋天西州遭到突骑施的袭击，屯田遭到焚毁。这一年的十月，朝廷“移隶伊西北庭都护属四镇节度”，伊西庭发生重大的军政体制调整。就在闰十一月，旅博藏有一组西州官府文书，LM20-1407-5、LM20-1407-2、LM20-1412-1、LM20-1406-4等多件，还有几件十二月的官文书如《开元二十三年张仙牒》等，主要围绕官仓粮料调配问题，在重大军政体制变化之后，这些具体文书反映了怎样的问题，值得深究(20)。
旅顺博物馆所藏公私文书尚有很多，对于学术研究而言，价值不言而喻。这里只能挂一漏万，择要而言。吐鲁番、和田等地的古代文献资料的出土，曾经是19世纪以来重大的文化事件，尤其是由于各国纷至沓来，出土物被世界列强瓜分严重，虽然有一定的国际性，但分散给学术研究造成的问题更多。在英藏、法藏、俄藏、德藏、日藏等敦煌吐鲁番出土文献陆续公布之后，旅顺博物馆的藏品是最后露出庐山面目的大宗藏品，如果我们把这些出土文献比作一个拼图的话，那么旅顺博物馆所藏则是这个拼图中的最后一块，除了文献自身的价值外，更重要的是能够激活其他文献，从而更好地为学术所用。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
(1) 小田义久《关于大谷探险队将来の库车出土文书について》有详细说明，见龙谷大学东洋史学研究会《东洋史苑》第40、41合刊号，1993年，5—6页。
(2) 比较清晰的可见王振芬主编《旅顺博物馆概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16页。
(3) 参见王珍仁、刘广堂《新疆出土的“孔目司公牍”析》，《西域研究》1992年第4期，86—89页；后来王珍仁再撰文《对旅顺博物馆藏〈唐建中五年孔目司公牍〉的再研究》，《敦煌学辑刊》1998年第1期，39—46页；钱伯泉《〈唐建中伍年孔目司文书〉研究》，《新疆大学学报》1993年第3期，44—50页；陈国灿《唐建中七年西州蒲昌县配造秋布花问题》，见陈国灿《斯坦因所获吐鲁番文书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年，122—136页；冻国栋《旅顺博物馆藏〈唐建中伍年“孔目司帖”〉管见》，原载《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14辑，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收入作者《中国中古经济与社会史论稿》，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278—310页；吴青云《唐孔目司文书考略》，《辽宁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3期，65—66页；冯培红《关于唐代孔目司文书的几个问题》，《辽宁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78—79页；陈国灿先生再撰文《关于〈唐建中五年安西大都护府孔目司帖〉释读的几个问题》，《敦煌学辑刊》1999年第2期，6—13页；荒川正晴《库车出土〈孔目司文书〉考》，《古代文化》第49卷第3号，1997年，145—162页。
(4) 参见孟宪实《安史之乱后四镇管理体制问题—从〈建中四年孔目司帖〉谈起》，见本书552—568页。
(5) 小笠原宣秀《龙大所藏吐鲁番出土经济文书的の特色》，《龙谷大学论集》第349号，1955年，1—15页；又《龙谷大学所藏大谷探险队将来吐鲁番出土文书素描》，西域文化研究会编《西域文化研究》第二《敦煌吐鲁番社会经济资料》（上），京都：法藏馆，1959年，387—410页；仁井田陞《吐鲁番出土の唐代取引法关系文书》，《西域文化研究》第三《敦煌吐鲁番社会经济资料》（下），京都：法藏馆，1960年，187—214页；收入作者《中国法制史研究 土地法·取引法》，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60年，762—826页；那波利贞《唐朝政府の医疗机构と民庶の疾病に对する救济方法に就きての小考》，《史窓》第17、18号，1960年，24—26页。
(6) 池田温研究这组文书是从1961年开始的，并于《史学杂志》第70编第12号发表《中国古代市估制度の考察》，1961年，84—85页。经过几年不断的探索，1968年《史学杂志》第77编第1号（1—45页）、第2号（45—64页）连续发表《中国古代物价の一考察》（一）、（二）。
(7) 上野アキ《トルファン出土彩画纸片について》，《美术研究》第230号，1964年，27—36页，图版6。
(8) 池田温《中国古代籍帐研究》，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79年，32—59页。龚泽铣译，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303—318页。此前，韩昇译《中国古代物价初探—关于天宝二年交河郡市估案断片》，发表在《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四），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445—513页，其中的物价文书录文，全部照录《中国古代籍帐研究》。
(9) 池田温先生的《中国古代物价初探——关于天宝二年交河郡市估案断片》，采用韩昇翻译底本，加入新发现的物价文书，收入池田温《唐研究论文选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122—189页；郭富纯、王振芬《旅顺博物馆藏西域文书研究》，沈阳：万卷出版公司，2007年，148—152页；片山章雄、王振芬、孙慧珍《旅顺博物馆所藏文书と大谷文书その他の缀合》，土肥义和主编《敦煌·トルファン汉语文献の特性に关する研究》（研究报告），东京：东洋文库，2009年，6—10页；片山章雄《大谷探险队将来吐鲁番出土物价文书断片の数点の缀合について》，土肥义和编《敦煌·吐鲁番出土汉文文书の新研究》，东京：东洋文库，2009年，315—335页。
(10) 参见张勋燎《敦煌石室奴婢马匹价目残纸的初步研究》，《四川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学报》1978年第3期，85—91页；朱雷《敦煌所出〈唐沙州某市时价簿口马行时估〉考》，原载唐长孺主编《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武汉大学出版社，1983年，收入作者《朱雷敦煌吐鲁番文书论丛》，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230—246页。
(11) 参见王仲荦《唐西陲物价考》，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编《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五集，1990年，1—21页；衡之《唐代吐鲁番地区的物价管理》，《西域研究》1997年第4期，92—94页；卢向前《唐代前期市估法研究》，原载《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论文集》，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0年，693—755页，收入作者《唐代政治经济史综论——甘露之变研究及其他》，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363—402页。
(12) 片山章雄、王振芬、孙慧珍《旅顺博物馆所藏文书と大谷文书その他の缀合》，土肥义和主编《敦煌·トルファン汉语文献の特性に关する研究》，7页。
(13) 参见何亦凡、朱月仁《武周大足元年西州高昌县籍拾遗复原研究》，《文史》2017年第4辑，197—214页。
(14) 旅顺博物馆、龙谷大学合编《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佛典选粹》，京都：法藏馆，2006年，200页。
(15) 参见李淑、孟宪实《麹氏高昌国史新探—以明人胡广〈记高昌碑〉为中心》，《文史》2017年第2辑，105—120页。
(16) 参见郭富纯、王振芬《旅顺博物馆藏西域文书研究》，163页。
(17) 参见郭富纯、王振芬《旅顺博物馆藏西域文书研究》，229—236页。
(18) 参见郭富纯、王振芬《旅顺博物馆藏西域文书研究》，153—155页。
(19) 参见郭富纯、王振芬《旅顺博物馆藏西域文书研究》，168页。
(20) 参见郭富纯、王振芬《旅顺博物馆藏西域文书研究》，127—14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