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道家、方术及杂家类文献的学术价值
游自勇
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子部文献数量颇为可观，除去释家类外，道家、占卜、医药、杂家类文献各具价值。
敦煌道经之于中古道教研究的意义早已众所周知，无须赘叙。唐代西州道教的发展情况，经荣新江、雷闻二位先生的揭橥，学界对其概貌已有一定认识(1)。但此前吐鲁番所出道教文献数量较少，收藏分散，长期以来是作为敦煌写本的附属品而存在。近年来，德国国家图书馆、日本龙谷大学、日本书道博物馆的藏品陆续刊布，学界也作过一些介绍和缀合工作，但还谈不上系统的整理，相关研究也尚未完全展开(2)。旅博藏卷与大谷文书本属同一批，此前都筑晶子等已对部分道经进行过整理(3)，仍属片段式的。此次我们对旅博馆藏道经进行了通盘清理，从中比对出了近90号道经残片(4)，在诸家馆藏中居于首位。就整体数量和道经种类而言，旅博馆藏吐鲁番出土道经还不能与敦煌道经相媲美，但可大大推进学界对于唐代西州道教的总体认识，其价值不容小觑。我们以为，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说明。
第一，就目前比定的结果来看，西州道教三洞经典存续完整。此前发现的西州道经只有十几个号，从中比定出了《度人经》、《升玄经》、《本际经》、《业报因缘经》等灵宝经及《老子道德经序》、《老子河上公注》等太玄部经典(5)。旅博馆藏中上述道经的残片数量成倍增加，尤其是灵宝经占了六成，《老子道德经》及其相关写本也新比定出了22个号。这样，目前所知吐鲁番所出道经总数约有110多号，多数是官颁写经。把这些道经放置于“开元道藏”的系统中加以观察，完全可以归入洞真部上清经、洞玄部灵宝经、洞渊部神咒经、太玄部这样的“三洞四辅”中古道经框架中去，可知唐代西州道观所藏道经种类与其他地区基本一致，都是当时唐帝国向天下传抄道藏这一政治性宗教活动整齐划一的结果(6)。
第二，旅博藏卷中有一些不见于敦煌道经。LM20-1493-14-05《洞渊神咒经》残存4行，为该经卷三的内容。此经出于东晋末，是南北朝隋唐时期流传较广的道经。唐前期编为十卷，而唐末则被续为二十卷，《道藏》本亦为二十卷。敦煌已发现该写本30余件，基本为十卷本（也曾发现卷二十的唐末写本），文字与《道藏》本有较大出入。旅博馆藏的这片，恰为敦煌道经所缺者(7)。LM20-1452-37-17+LM20-1455-17-04《老子道德经注疏》，楷书，经注相间，经文朱书，注文墨书，经注文间空一格以区分，大小一致。缀合后的文字是《老子德经》第六二章“虽有拱璧以先驷马，不如坐进此道也。古之所以贵此道者何？不日求以得，有罪以免耶？”几句的注疏，内引顾欢注和成玄英疏，也有一些别家注，可能属于已佚的某部《老子道德经》的注疏本，不见于敦煌道经(8)。LM20-1491-02-04《无上内秘真藏经》，此经十卷皆存于《道藏》，而敦煌文书中仅俄藏Дx.2774A存其卷题“真藏经卷第一”，另P.2467《诸经要略妙义》有此经八卷节录本。旅博馆藏的这件，存5行，楷书，为该经卷一写本。对照节录本及传世本，此件应为全本残片。LM20-1494-09-05残存4行，文字与梁陶弘景撰《养性延命录》卷上“杂诫忌禳害祈善篇”论述“六不祥”及“七痴”内容相同，但文字有些许差异。此外，孙思邈《千金翼方》卷一二和《医心方》卷二七引《养生经》也有相同内容。故该片疑为《养性延命录》的早期写本，或与此相关的论述道教养生的经典(9)。
第三，可以推进我们对于西州道经传抄时间的认识。荣新江先生推断唐代西州道观的建立始于唐玄宗时期，雷闻先生则将时间提前到了高宗时期。由于西州道经多为官颁写经，而道经的传抄流布与当地道观是息息相关的，因此如果我们能够确定西州道经的更早年代，就有可能将西州道观的建立时间往前推移。《太玄真一本际经》是隋唐之际新造的一部道经，原为五卷，唐初被续为十卷，元代以后佚失。该经在敦煌藏经洞被大量发现，基本都是十卷本。旅博藏卷LM20-1460-37-14虽然只有2行残文，但首行“圣行品第四”在十卷本中作“圣行品第三”，因此这件很可能属于五卷本。刘屹先生根据敦煌写本中带题记的十卷本《本际经》，并考虑到续作者的生活年代，指出《本际经》由五卷本变成十卷本约在公元627—649年的20多年间，亦即唐太宗时期(10)。唐王朝在640年正式改高昌为西州，我们可以再进一步推测《本际经》由五卷本续成十卷本，当在640—649年的10年间，同时唐代西州道经的流布至迟恐怕也在649年前后，亦即唐太宗贞观末年。此外，LM20-1464-33-04中“世”未避讳，而太宗朝只要“世”及“民”不连读写，就不需要避讳，而且LM20-1457-32-04《洞玄灵宝长夜之府九幽玉匮明真科》中“世”和“治”，以及部分吐鲁番出土《道德经》中“治”皆未避讳，也可以证明唐代西州道经传抄的最晚时间恐怕也在唐高宗以前。所以，如果这些道经系由凉州转抄颁下，而非从中原携来，那么根据目前所见吐鲁番道经，迟至唐太宗末年，西州很可能已经有道教的传播及道经的传抄活动，与此相联系，西州道观的建立恐怕也在这个时间内或之后不久(11)。
以上我们简单从三个方面提示了旅博馆藏新疆出土道经的学术价值，至于校勘价值是题中应有之义，自然无须再论。这批道经与大谷文书属于同一批，不少道经残片均可缀合，可进一步延展我们对于吐鲁番道经的研究。有意思的是，旅博藏卷中LM20-1522-09-16+LM20-1509-1582正好可与芬兰马达汉（Carl Gustav Emil Mannerheim）藏品Mannerheim MS.30-3缀合，其内容是《老子道德经序诀》第一、二部分。马达汉藏品的来源多样，并无明晰记录，二者的缀合至少可以佐证其中有一部分很可能是来自吐峪沟的(12)。
除道经外，道家类文献还有LM20-1523-19-181《列子·杨朱篇》张湛注。《列子》相传为战国人列御寇所撰，一般认为今本《列子》系伪书，以晋张湛注本最早。敦煌本《列子》有三个抄本。S.777等二十残片均为《列子·杨朱篇》张湛注，属同一抄本(13)。另有P.2495（1）和S.6134，王卡判定前者是《列子·说符篇》张湛注的节抄，后者是《列子》古注本节抄(14)；刘佩德则认为这两片都是在《列子》原文基础上进行的重新整理，并非注本，而是节选本(15)。旅博藏卷中有一件，编号LM20-1523-19-181，是《列子·杨朱篇》张湛注。这是吐鲁番地区首次发现《列子》，虽然只有2行，但内容与敦煌本不重合。首行大字“衮文”在今本中作“衮衣”，但唐人殷敬顺纂、宋人陈景元补的《列子释文》及北宋初年刻本中均作“衮文”，注文中的“复”字较诸家注文义胜，书迹为唐风，可定此件为唐写本，较传世本更多保留了早期写本的状态，具有较高的校勘价值(16)。
旅博馆藏新疆出土汉文文献中的占卜文献总数约有十余片，目前比定出有律吕书、占风法、梦书、宅经、禄命书、时日宜忌等，但多比较破碎，存字不多，其中最重要的是LM20-1456-23-22“律吕书”。该残片存字6行，36字，杂糅阴阳、五行、地支、爻卦等多类信息，更结合了律吕所代表的乐律体系，此类内容在传世文献及出土简牍中均未能找到完全对应者，内容令人极为费解。经研究，该律吕书是以十二律吕相生关系为逻辑，以“阴”“阳”为六律、六吕的属性区分，再以六吕为顺序搭配，其中阴、阳二爻的变化导致了之后阴支、阴吕的对应关系(17)。正因为此前的文献中未系统呈现此类搭配及推导原则，因此，这件占卜文书极有可能并非实际行用者，而是作为一种知识体系而被抄录的，其价值尚需在今后的进一步研究中逐步揭示。
旅博藏卷中LM20-1523-13-128上部可与大谷文书Ot.3747下部缀合，都筑晶子等定名“地相占”，并作了复原工作(18)。此件是一幅图式，中央部分为四方，外围四角是八卦方位，外围顺时针环绕十二地支搭配黄道十二神，参照黄正建对敦煌占卜文书的分类(19)，我们定名为“宅经”。与此前发现的敦煌宅经相比，此图式的整体方向是反着的，讹误也多，字迹潦草，应为民间实用性占卜书。
旅博藏卷中LM20-1458-27-03存字4行，有朱笔句点分隔符，从“风从南来”这样的句式来看，应是某种“占风法”。此前德藏吐鲁番文献中曾经发现过一件“占风法”，是以图式的方法“占八方风”，所占内容涉及作物收成、疾病、窃贼等(20)。此件有乌丝栏，为正式抄本，非图式，所占内容与作物收成有关。
旅博馆藏新疆出土汉文文献中的医药类文献约二十多片，也比较残碎。此前，猪饲祥夫对大谷文书中的汉文医书类文献进行过全盘清理(21)，未涉及与旅博馆藏文献的关系。此次我们发现，旅博馆藏医药文献中有不少与大谷文书关系密切，如LM20-1469-11-07等七片和大谷Ot.1052等三十八片字迹相同，应属同一写本，可综合讨论。这批医药文献中，大多数均是不知名药方，目前能确切比定出来的是LM20-1455-31-15《针灸甲乙经》卷一〇《阴受病发痹》，以及LM20-1506-0771下左《肘后备急方》卷二。《针灸甲乙经》为针灸类医书，出土文献中此前发现过两件写本。俄藏敦煌文献Дx.2683r+Дx.11074r经王杏林考订为《针灸甲乙经》卷六《阴阳大论》及《正邪袭内生梦大论》两篇(22)，她的定名可从，但从缀合后背面所记“石垂渠诸地现种青苗历”文书来看，这应是吐鲁番出土写本，并非敦煌文献。另一件是阿斯塔那墓地出土的65ATM42：48（a），是节抄本，抄录了《针灸甲乙经》卷十一第十篇和卷十二第十篇的部分内容(23)。这次新发现的这件存四行20字，是全本残片，可能是唐代西州的医学教材，为唐代中医针灸学在新疆地区的流行与传播提供了新的证据。
旅博馆藏新疆出土汉文文献中的杂家类有《刘子》，编号LM20-1464-10-09。《刘子》内容博杂，囊括各家，流传颇广。敦煌有八个本子，和田有一个，此前学界已经作过整理(24)。旅博新发现的这片存3行11字，抄录《刘子·和性第三十八》，在吐鲁番地区尚属首次，内容与以往出土的残卷均无重合。《刘子》在中原地区受重视的程度不高，但在西域则被选如《杂抄》一类的小型类书中，作为学童启蒙的读物，佛教和道教徒也都曾使用和阅读过《刘子》，其地位稍高于中原地区。旅博新发现的这片《刘子》，填补了其传播路线在敦煌和于阗之间的空白，为我们了解该书在西域的流传提供了新的证据(25)。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1) 荣新江《唐代西州的道教》，《敦煌吐鲁番研究》第4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127—144页；雷闻《国家宫观网络中的西州道教——唐代西州道教补说》，朱玉麒主编《西域文史》第2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年，117—127页。
(2) 王卡《敦煌道教文献研究：综述·目录·索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陈国灿、刘安志主编《吐鲁番文书总目（日本收藏卷）》，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荣新江主编《吐鲁番文书总目（欧美收藏卷）》，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包晓悦《日本书道博物馆藏吐鲁番文献目录》（上、中、下），分见《吐鲁番学研究》2015年第2期、2016年第1期、2017年第1期；郜同麟《敦煌吐鲁番道经残卷拾遗》，《敦煌学辑刊》2016年第1期，34—50页。
(3) 都筑晶子等《大谷文书の比较研究：旅顺博物馆藏トルファン出土文书を中心に》，《龙谷大学佛教文化研究所纪要》第49集，2010年，68—79页。
(4) 详细的比定过程及结果，见赵洋《新见旅顺博物馆藏吐鲁番道经叙录》，《敦煌吐鲁番研究》第17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189—213页。
(5) 荣新江《唐代西州的道教》，138—140页。
(6) 赵洋《唐代西州道经的流布》，《中华文史论丛》2017年第3辑，163—192页。
(7) 赵洋《新见旅顺博物馆藏吐鲁番道经叙录》，202页。
(8) 游自勇《吐鲁番所出〈老子道德经〉及其相关写本》，《中华文史论丛》2017年第3辑，151—153页。
(9) 赵洋《新见旅顺博物馆藏吐鲁番道经叙录》，212页。
(10) 刘屹《本际经的“续成”问题及其对南北道教传统的融合》，初刊《华学》第9、10辑合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此据氏著《神格与地域》，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351页。
(11) 赵洋《唐代西州道经的流布》，171—175页。
(12) 游自勇《吐鲁番所出〈老子道德经〉及其相关写本》，155—157页。马达汉藏品Mannerheim MS.30—3图版见西胁常记《中国古典时代の文书の世界——トルファン文书の整理と研究》，东京：知泉书馆，2016年，191页。
(13) 荣新江《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汉文非佛教文献残卷目录》，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236页；荣新江《〈英国图书馆藏敦煌汉文非佛教文献残卷目录〉补正》，宋家钰、刘忠编《英国收藏敦煌汉藏文献研究：纪念敦煌文献发现一百周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387页；王卡《敦煌道教文献研究：综述·目录·索引》，183—184页。
(14) 王卡《敦煌道教文献研究：综述·目录·索引》，184—185页。
(15) 刘佩德《敦煌〈列子〉残卷整理——兼与杨思范先生商榷》，《中南大学学报》2012年第6期，216—219页。
(16) 游自勇《唐写本〈列子·杨朱〉（张湛注）的文献价值——从旅顺博物馆藏残片谈起》，《中国典籍与文化》2019年第1期。
(17) 段真子《旅顺博物馆藏吐鲁番出土“律吕书”考释》，《文史》2017年第4辑，215—228页。
(18) 都筑晶子等《大谷文书の比较研究：旅顺博物馆藏トルファン出土文书を中心に》，48页。
(19) 黄正建《敦煌占卜文书与唐五代占卜研究》（增订版），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
(20) 余欣《中国古代占风术研究——以柏林藏吐鲁番文献Ch3316为中心》，高田时雄编《唐代宗教文化与制度》，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2007年，87—114页；此据氏著《中古异相：写本时代的学术、信仰与社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140—170页。
(21) 都筑晶子等《大谷文书中の汉语资料の研究：〈大谷文书集成〉IVにむけて》，《龙谷大学佛教文化研究所纪要》第46集，2007年，72—118页。
(22) 王杏林《关于俄藏敦煌文献Дx.2683、Дx.11074残片的定名》，《敦煌学辑刊》2010年第4辑，105—108页。
(23) 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图录本（叄），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146页。
(24) 林其锬、陈凤金《刘子集校合编》，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
(25) 徐维焱《旅顺博物馆藏〈刘子〉残片的新发现及〈刘子〉在西域的流传》，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22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357—36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