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文献经、史和集部概观(1)
朱玉麒 孟彦弘
旅顺博物馆所藏的新疆出土汉文文献中，有传统经史子集的典籍。传统子部包含了佛教、道教典籍以及数术类等内容，这些内容虽属子部，但从出土文献的数量来说，蔚为大国；就研究而言，也已是专门之学，所以本文只就经、史和集部作一概观，抛砖引玉，为有兴趣的学者的进一步深入研究提供些便利。
一 经部
经部文献，发现了《古文尚书》《毛诗》《礼记》《春秋左传》《论语》和小学类韵书、字书、音义之属的一些残片。
孔安国传《古文尚书》过去在吐鲁番发现有9件，我们在旅博藏卷中又发现了3个号。LM20-1458-13-05为《古文尚书·商书·汤誓》，有界栏，字体工整，抄写精美，其中有隶古定字5个，因此可以判定为隶古定本。LM20-1461-27-15系《古文尚书·周书·毕命》结尾部分内容，此残片“世”、“治”字明显缺笔，显系唐代抄本。《汤誓》篇和《毕命》篇是首次在敦煌、吐鲁番写本中被发现。LM20-1468-06-08是《古文尚书·商书·盘庚下》的内容，《盘庚》篇虽然在敦煌写本中多有发现，但在吐鲁番尚属首例。后两件文书残存文字少，未见隶古定字，因而无法判定究竟是古字还是今字本(2)。
《诗经》残片共5个号，分别出自《诗经》的《周颂》和《小雅》，其中4个号属《小雅》，内容出自《采芑》《宾之初筵》《四月》和《谷风》四篇。LM20-1466-12-14是《周颂·访落》，与Ot.8109属同一写本。LM20-1504-472b是《小雅·谷风》，可以与Ot.4848上下直接缀合。LM20-1522-08-16是《小雅·宾之初筵》，内容未见于此前出土的敦煌吐鲁番《诗经》。LM20-1469-12-04是《小雅·四月》，与Ot.3326r前后相连。以上写本均为经文单行大字、传笺双行小字格式，因此都是《毛诗》郑笺本。LM20-1480-04-10是《小雅·采芑》，与Ot.8112v属同一写本，上下相隔数字，此本不见双行传笺，是白文本，应亦源自《毛诗》郑笺本，只是在抄录时略去了传笺部分。此前，《诗经》在吐鲁番地区多有出土，旅博藏卷中均为郑笺本，这更加证明了吐鲁番出土《诗经》多数为《毛诗传笺》写本的情形。而4个号的残片都与大谷文书有直接关系，说明了两者之间天然的联系以及将来整理、研究需要重视的特点(3)。
《礼记》在以往的吐鲁番文书中发现很少，只有白文和郑注各1件，旅博藏卷中则发现了3个号。LM20-1523-26-271是唐写本郑玄注《礼记·坊记》，与之前发现的俄藏Дx.16721、Дx.16839、Дx.16884，德藏Ch.2068（T II D61）系同一写本，但不能直接缀合。LM20-1515-CC14是《礼记·奔丧》，目前所见遗留的残字，只是一个大字白文本。LM20-1523-22-234经比定系陆德明《经典释文·礼记音义》，这在吐鲁番出土的《礼记》或者小学类群书音义之属的门类中，是首次发现。
《春秋左传》残片有7个号。LM20-1455-14-12是《左传·昭公四年》，《旅博选粹》已经著录，定名为“非佛典（春秋注释）”(4)。这一残片虽然仅仅残存3行文字，但隶书书写精美，行间有乌丝界栏，字间有朱点，传文单行大字，注文双行小字，是高昌郡时代非常精美的写本典籍。在外形上，它与书道博物馆所藏的古抄本《春秋左氏传·昭公七年》非常一致，应该是同一写本的不同片段。以上写本的双行小字注文，与通行的杜预注本《春秋左传集解》不同，后者经考证，为通行的杜预注本外更早的服虔注本(5)；旅博的这一残片，也当是服虔注本。据《隋书·经籍志序》的记载，服注《春秋左氏传》出现于东汉，晋时与杜预《春秋经传集解》、范宁注《春秋穀梁传》及何休注《春秋公羊传》并行于世，至隋，杜预《春秋左传集解》盛行，服注《春秋左氏传》及其他两种《春秋》传本逐渐湮灭无闻(6)，以往的辑佚，很难恢复服虔注本的原貌。吐鲁番所出以上两片，不仅时代最早，反映了服虔注本在隋代以前大行于世的事实，而且也为以往辑佚所未载，因此弥足珍贵(7)。此外，LM20-1451-27-11是《左传·庄公九年》的残片，据其书写形式，也当是服虔注本。但是文书残片保存完整的文字二、残笔划文字四，断定证据不充分，附此聊备一说。
此外，LM20-1520-20-05、LM20-1461-09-19、LM20-1514-410、LM20-1520-38-01、LM20-1493-03-04是《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和昭公二十年、二十四年、二十五年、二十六年的残片，据字体判断，书写年代当在唐时期。此前已公布的资料显示，吐鲁番出土文书中确定为杜预《春秋经传集解》的共6片，经过比对，一些残片无论内容、书体还是行文格式，都与此旅博藏卷有差异，不存在缀合关系，这说明旅博藏卷大多是独立写本。旅博馆藏的《春秋经传集解》写本残片的发现，为唐时期吐鲁番地区杜预注本的流行提供了具体可观的文本(8)。
唐以前，最为流行的《论语》注本是郑玄《论语注》和何晏《论语集解》。这两种注本，在之前的吐鲁番文献中也多有发现；特别是当唐末五代郑玄的《论语》注本散佚之后，敦煌、吐鲁番写本中大量出现的郑注《论语》残片，使得该书的辑佚与研究取得了重要成果。旅博馆藏《论语》有6个号，有3个号是唐写本郑注《论语》，分别是LM20-1461-06-02v、LM20-1461-12-18v和LM20-1505-705b。前两个号属同一文本，为《论语·子路》篇的文字，与Ot.8088v、Ot.8110v以及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古所获Or.8212-632v为同一写本。以上两件在内容上不见于已刊布的敦煌、吐鲁番出土郑注，亦未有完整的传世文献可与之对校，因此也有辑佚补遗之功。LM20-1505-705b是另一写本，属于《论语·子罕》的部分。另有两件《论语集解》的残片，编号为LM20-1464-12-21和LM20-1460-06-09，分别属于《论语·八佾》和《子罕》篇中的内容。旅博馆藏中两种注本的出现，进一步证明了唐代公私学塾继承隋代制度而在《论语》注本的教科书上何、郑并行的局面(9)。
除以上传统经籍外，旅博馆藏中还发现了小学类韵书之属的《切韵》残片。《切韵》问世后，在唐代的正音、诗赋、科举等领域发挥了权威性的作用，不仅流传广远，且增补之作层出不穷，形成了颇为可观的“《切韵》系韵书”。LM20-1508-1334、LM20-1523-01-04属于《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的不同抄本(10)。LM20-1521-12-11则属于《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之外的另一个系统《切韵》，它与德藏的3件《切韵》残片为同一写本。这些残片的背面有的保留了回鹘人的字迹，是唐朝势力退出高昌后，回鹘人继续使用《切韵》的有力证据。不同系统的《切韵》在吐鲁番文献中的出现，不仅一次次地证明了各版本《切韵》系韵书在中原王朝周边地区的广泛传播，同时也是了解高昌回鹘人如何接受和学习汉文化的鲜活例证(11)。其余因为残破而难以定名的韵书，在旅博馆藏中也还有不少，如LM20-1521-12-02。
小学类字书之属的残片，旅博馆藏中有《开蒙要训》（LM20-1523-21-210）、《千字文》（LM20-1468-18-10、LM20-1468-19-02、LM20-1468-19-03），以及尚不能确切判断其归属的字书（LM20-1520-33-15）。3片《千字文》从字形判断，已经属于西州回鹘时期，可见作为学习汉字的蒙书，它始终是重要的识字课本(12)。
小学类佛经音义之属的玄应《一切经音义》，也在旅博馆藏中有所发现。存世所见佛经音义数种，在敦煌、吐鲁番出土的《一切经音义》都为“玄应音义”。玄应《一切经音义》虽系其未竟全功的遗作，但在其去世后仍被广泛传播。之前旅博只发现2件写本，而新近又整理出12件，其中既有正规写经，也有字迹、纸张一般的私人写经，且大多数写本更接近《高丽藏》的刻本系统。《高丽藏》保存的《玄应音义》应当也最为接近唐代官藏的原本形态。吐鲁番本在《高丽藏》及《碛砂藏》本系统以外，还有一些明显增删的写本，可知《玄应音义》不仅仅是宗教性经典，同时也是实用性强的工具书，在传播过程中，抄写者往往会根据自身需求对文本加以增删改造，或添加本地方音，或删去不需要的古文。这种改造过程也是知识被传播与被接受的过程，从而形成了各自不同样貌的《玄应音义》写本(13)。
此外，属于目录类的文书LM20-1494-29-03被比定为是吐鲁番地区流行的实用佛经目录，荣新江先生已作概述(14)，兹不赘。
二 史部
史书数量不多，主要有《汉纪》《春秋后语》和《列女传》等，其中唐律最值得注意。
《汉纪》是东汉献帝苦于班固《汉书》难读，命荀悦将纪传体的《汉书》改编、增订为编年体的史书。敦煌写本中，班固《汉书》及相关注本多有发现，荀悦《汉纪》则较少，然在吐鲁番安乐城遗址(15)、柏孜克里克千佛洞(16)、吐峪沟(17)却有发现。旅博藏卷中有两个号（LM20-1455-07-01和LM20-1452-05-30）可前后相续，从字迹判断，为同一唐写本。残片依每行字数匡算，相差只有几个字，但不能直接缀合，其内容为《汉纪·孝成帝纪三》，文字与明本《汉纪》略有差异。经考订，旅博本《汉纪》更符合《汉纪》原貌，属早期北方写本系统。除这两个号外，旅博馆藏中还有2件与汉史相关的残片。LM20-1499-30-01b残存4行，仅可辨5字，书风属于高昌郡时期，从内容推测可能是范晔《后汉书》写本。LM20-1501-14-08存4行4字，为唐写本，其内容为《汉纪》的可能性最大(18)。
《春秋后语》为晋人孔衍撰写的杂史，敦煌文献中发现有十多件(19)。此前吐鲁番只发现过一件，即德藏Ch.734（T II 1578）号，乃卢藏用注本(20)，弥足珍贵。旅博藏卷中新发现一件LM20-1523-12-120号，内容为《春秋后语》的《秦语》。据其写本形态和字迹，可判定其与德藏Ch.734有密切关系，疑为同一写本，且属精抄本(21)。
唐修《晋书》之前，曾有多家有关晋史的编年体和纪传体的史书流传，如后人辑为《九家旧晋书辑本》、《众家编年体晋史》等(22)。敦煌、吐鲁番也有多种有关晋史的写本发现，但在具体的名称及作者判定上，学界还存在不同认识。旅博所藏有一件唐写本的残片，书法工整，存6行，内容涉及八王之乱和两晋之际的史事(23)，这为我们了解唐修《晋书》之前有关晋代史书的流传提供了新的资料。
刘向撰所谓《古列女传》，卷次分合及流传情况极为复杂，宋嘉祐中集贤校理苏颂始以颂义为篇次，定为八篇。前七卷题刘向撰，卷八为续，不署撰人。王回、曾巩序，对此书的流传情形已有不同意见(24)。敦煌、吐鲁番出土文献中尚未出现过此书的踪迹。旅博LM20-1452-37-06，可比定为今本《古列女传》卷八《汉孝平王后传》中的文字(25)。这对我们了解此书在宋刻本之前的流传过程甚为重要，甚可珍贵。
最值得注意的，是有关唐代律令的残片。《唐律》或《唐律疏议》，在当时是最为重要的且具有根本性的法典，有很强的实用功能。敦煌和吐鲁番均发现了不少唐律的写本(26)。旅博写卷中新发现了7个号。LM20-1457-20-01r与Ot.5098、Ot.8099字迹相同，背面的佛典都使用了武周新字，背后的裱纸也都相同，表明原是一件残片而被撕裂，可直接缀合。从背面使用武周新字的情形来看，这应该是《永徽律》或《垂拱律》的“贼盗律”。此件文字与今本唐律也不尽相同，或许涉及永徽、开元年间唐律的修订问题。LM20-1493-04-01、LM20-1509-1571（1571原编号作1580）、LM20-1507-0988和LM20-1507-1176均为《唐律疏议》卷三“名例律”，后3个号可以直接缀合，是一个新见的律疏抄本。从其字体工整秀丽程度来看，或许是官颁的精抄写本(27)。LM20-1452-35-05也是一件武周时期的写本，有武周新字，抄写工整，因残存字过少，无法确切比定为唐律的哪一条，但应属唐律无疑；考虑到武周革李唐命而称帝，《垂拱律》的可能性似乎更大一些。LM20-1509-1625则是《断狱律》残片(28)。至此，吐鲁番发现的唐律或律疏的写本已达14件，其间不乏能直接缀合或可判定为属同一写本的，这无疑会大大深化我们对唐律及疏议的认识。
唐令的研究，一直是学术界的一个热点。随着宁波天一阁所藏《天圣令》的整理与刊布，唐令的研究又掀起了一个高潮。不过，宋代《天圣令》里的唐令是附于宋令之后的，并非唐令原本。此前所见唐令原本，只有敦煌发现的《永徽东宫诸府职员令》（P.4634+P.4634C2+P.4634C1+S.1880+S.3375+S.11446）、《开元公式令》（P.2819）、《台省职员令》和《祠令》残卷抄本（Дx.3558），后两篇是类抄性质，前两篇分属“职员令”和“公式令”，吐鲁番则未见。旅博写卷中有一件LM20-1453-13-04，存7行35字，有界栏，楷书，字迹工整，其中有3行以“诸”字起首，符合唐令的通常格式。经复原研究，大体可确定此3条应为开元三年户令(29)。唐令自武德至开元，反复修订过多次，开元时期即有《开元三年令》《开元七年令》和《开元二十五年令》三种，但所有令书均已佚失，这使学者们在令文的年代判定上多有争议，如关于《天圣令》所附唐令的年代，迄今达不成共识。《开元三年令》又是见诸史籍最少的一种。旅博馆藏的这件残片让我们看到了《开元三年令》的唐令原本，这一发现无论是对法制史研究还是对经济史研究，意义都十分重大。
唐代的州郡姓氏谱，是我们了解士族发展的重要资料。此前敦煌文献中曾发现过9件，其中有6件可以缀合为一个写本。吐鲁番也发现过《某氏族谱》和《某氏残族谱》，但只是宗支谱系的排列，而非对某一区域乃至全国郡望的记录。旅博写卷LM20-1523-11-103于2007年公布(30)，但没有进入学者关注的视线。这件写本存3行15个姓氏，经过与国家图书馆藏BD08679号比对，二者文字高度雷同，再与敦煌所出其他姓氏谱进行比较，可将此件定名为《天下诸郡姓氏谱》。它与BD08679为同一系统，撰成于天宝元年至乾元元年（742-758）之间，反映了唐前期的郡姓情况(31)。
三 集部
集部文献数量很少，但重要性不容小觑，最重要的发现是刘勰的《文心雕龙》。LM20-1522-19-01仅仅保留了四个残缺的文字，但通过检索，可知是《文心雕龙》卷七《情采》篇“详览《庄》《韩》，则见华实过乎淫侈”四六句中“见华实过”的残存笔划。《文心雕龙》过去在敦煌文献中仅见S.5478号，存卷二至卷三共15篇。在吐鲁番却是首次被发现，其内容不见于敦煌本，这对我们了解吐鲁番地区中古文学传播与接受的实际状况，增加了重要的例证。
《文选》在敦煌文献中的写本不少，有萧统原本，也有李善注本，还有《文选音》。吐鲁番文献中也发现了俄藏Дx.1551、Дx.8011、Дx.8462，德藏Ch.3164v，龙谷大学藏Ot. 5028、Ot. 5468(26)、Ot. 10374、Ot. 11030等同属于《七命》的残片(32)。我们在旅博写卷中新发现了两个号。LM20-1517-275也是李善注《文选》卷三五张景阳《七命》的内容，可与Ot.10374、Ot.5423直接缀合(33)。LM20-827-06-85是唐写本《文选》卷五七潘岳《夏侯常侍诔》残片，今存3行，楷书书写，原册标注系吐峪沟出土者。因所存文字均为大字正文，是否注本，还不能确定。LM20-1523-09-81是李善注《文选》卷六〇谢惠连《祭古冢文一首并序》注。《祭古冢文》之前未见于敦煌、吐鲁番本，这次所见，“十月十四日”下有双行小注，为六臣注本所无，可以补充李善注刻本之缺。又有朱笔校改之处，比较明显的是“令使”之“令”，误作“今”字，朱笔改为“令”字。此当是唐写本。这几件《文选》残片的发现，不仅证明了唐代西州受中原科举制的影响程度，以及李善注的早期形态，同时也为吐鲁番文书散藏品之间的缀合提供了重要个案。
唐人抄录当时的赋体作品，在敦煌、吐鲁番的出土文献中最为常见的残片是《驾（或作贺）幸温泉赋》。唐玄宗在天宝元年前后每年十月、十一月赴骊山温泉宫，与群臣吟诗作赋，史有明文。敦煌文书、《文苑英华》卷五八分别有刘瑕、林琨同名赋作。在大谷文书中，研究者先后比定出了Ot.3170、Ot.3172、Ot.3174、Ot.3177、Ot.3180、Ot.3185、Ot.3190、Ot.3227、Ot.3504、Ot.3505、Ot.3506、Ot.4004、Ot.4362、Ot.5789、Ot.10443、Ot.10486等多片属于《驾幸温泉赋》的文字(34)。旅博藏卷中也发现了LM20-1523-27-281、LM20-1523-27-282两个号。《驾幸温泉赋》的抄写，反映了西州人士对描述皇帝巡幸生活的津津乐道，它与玄宗诗歌在吐鲁番的出土一样，体现了政治的因素统摄传播渠道的文学生态(35)。
（作者单位：朱玉麒，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孟彦弘，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1) 本文系旅顺博物馆、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合作项目“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文书整理与研究”［即“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重大项目（项目编号16JJD770006）”］成果之一。
(2) 吕媛媛《旅顺博物馆藏吐鲁番写本〈古文尚书〉残片》，《中国典籍与文化》2019年第1期。
(3) 徐媛媛《新疆出土写本〈诗经〉残片补考》，《文献》2008年第5期，4—14页。
(4) 旅顺博物馆、龙谷大学共编《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佛经选粹》（以下简称《旅博选粹》），京都：法藏馆，2006年，213页。
(5) 白石将人《书道博物馆藏吐鲁番出土〈左传〉服虔注残卷について》，高田时雄编《敦煌写本研究年报》第7号，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2013年，347—360页；又《西陲出土日藏〈左传〉昭公残卷两种》，刘玉才主编《国际汉学研究通讯》第12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105—120页。
(6) 《隋书》卷三二，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933页。
(7) 朱月仁《西域出土写本〈春秋左氏传〉残卷辑录与探讨》，《文献》2018年第5期，15—29页。
(8) 朱月仁《西域出土写本〈春秋左氏传〉残卷辑录与探讨》。
(9) 何亦凡《新见旅顺博物馆藏吐鲁番唐写本郑玄〈论语〉注》，见本书112—137页。此外，LM20-1506-0941-03也是一件《论语》注本的残片，惜小字注文残缺过甚，不能确定其注本系统。
(10) 张新朋《吐鲁番出土四则〈切韵〉残片考》，《汉语史学报》2014年第1期，117—125页。该文在前人识读基础上，又新认定了Ot.5465(1)、Ot.5468(2)-26、柏孜克里克石窟出土汉文佛教典籍“未定名佛经残片”109号及此旅博残片为《切韵》。
(11) 徐维焱《旅顺博物馆藏〈切韵〉残片考释》，《西域研究》2018年第1期，14—22页。
(12) 关于吐鲁番出土《千字文》以往研究的最新成果，可参张新朋《吐鲁番出土〈千字文〉残片考》，《文献》2009年第4期，11—16页。
(13) 赵洋《新见旅顺博物馆藏〈一切经音义〉研究——兼论〈玄应音义〉在吐鲁番的传播》，《西域研究》2018年第1期，32—39页。
(14) 参本论文集所收荣新江《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佛典的学术价值》一文，见本书24—40页。
(15) 原件今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文书编号65TIN:53、54、55，共计二十余片，可以缀合，应是《汉纪》卷二二，其出土信息可参李遇春《吐鲁番出土〈三国志·魏书〉和佛经时代的初步研究》，《敦煌学辑刊》1989年第1期，42—47页。
(16)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研究院、武汉大学三至九世纪研究所《吐鲁番柏孜克里克石窟出土汉文佛教典籍》，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年，330页；余欣《中古异相：写本时代的学术、信仰与社会》，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32—34页。
(17) 吐峪沟发现者，今藏日本书道博物馆，编号SH174-1-47和SH174-1-48，可直接缀合，见包晓悦《日本书道博物馆藏敦煌吐鲁番“写经残片册”的文献价值》，《文献》2015年第5期，38—40页。
(18) 参荣新江《书评：〈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佛经选粹〉》，《敦煌吐鲁番研究》第10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411页；冯璇《新见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文献中的汉史写本考释》，《西域研究》2018年第1期，1—13页。
(19) 康世昌《〈春秋后语〉辑校》（上），《敦煌学》第14辑，1989年，91—187页；《〈春秋后语〉辑校》（下），《敦煌学》第15辑，1990年，9—85页；王恒杰《春秋后语辑考》，济南：齐鲁书社，1993年。
(20) 荣新江《德国“吐鲁番收集品”中的汉文典籍与文书》，饶宗颐主编《华学》第3辑，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8年，312页；又《德藏吐鲁番出土〈春秋后语〉注本残卷考释》，《北京图书馆馆刊》1999年第2期，71—73页。
(21) 刘子凡《旅顺博物馆藏〈春秋后语〉（拟）研究》，《文献》2018年第5期，30—37页。
(22) 《九家旧晋书辑本》，汤球辑，杨朝明校补，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众家编年体晋史》，汤球等辑，乔治忠校注，天津古籍出版社，1989年。
(23) 陈烨轩《旅顺博物馆新发现的晋史写本考释》，《西域研究》2018年第1期，23—31页。
(24) 《四库全书总目》卷五七，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殿本，2013年，第2册276—277页。另参《古本列女传》王回、曾巩序，《四部丛刊初编》本。
(25) 参王卫平《旅顺博物馆藏吐鲁番出土〈列女传〉残片小考》，《中国典籍与文化》2019年第1期。
(26) 参刘俊文《敦煌吐鲁番唐代法制文书考释》，中华书局，1989年，23—179页；荣新江《唐代龟兹地区流传的汉文典籍》，氏著《丝绸之路与东西文化交流》，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163—165页。
(27) 参荣新江《〈唐律〉〈唐礼〉及其他》（初刊2003年），《文献》2009年第4期；冈野诚《新たに绍介された吐鲁番·敦煌本〈唐律〉〈律疏〉断片——旅顺博物馆及び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资料を中心に》，土肥义和编《敦煌·吐鲁番出土汉文文书の新研究》，东京：东洋文库，2009年，87—91页。
(28) 陈烨轩《新发现旅顺博物馆藏法制文书考释》，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22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184页。
(29) 田卫卫《旅顺博物馆藏唐户令残片考——以令文复原与年代比定为中心》，《中华文史论丛》2017年第3辑，193—214页。
(30) 郭富纯、王振芬《旅顺博物馆藏西域文书研究》，沈阳：万卷出版公司，2007年，198页。
(31) 沈琛《旅顺博物馆藏吐鲁番本〈唐天下诸郡姓氏谱〉考释》，《文献》2018年第5期，38—45页。
(32) 荣新江《德国“吐鲁番收集品”中的汉文典籍与文书》，309—325页；荣新江主编《吐鲁番文书总目（欧美收藏卷）》，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230页；小田义久编《大谷文书集成》（肆），京都：法藏馆，2010年，149、195页；张涌泉《敦煌写本文献学》，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13年，599页；李昀《吐鲁番本〈文选〉李善注〈七命〉的再发现》，朱玉麒主编《西域文史》第9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4年，135—153页。
(33) 李昀《旅顺博物馆藏〈金刚经〉注疏小考——附李善注〈文选·七命〉补遗》，《旅顺博物馆学苑·2016》，长春：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88—111页。
(34) 大谷文书中《驾幸温泉赋》残片的比定、缀合，可参张娜丽《西域发见の佚文资料：〈大谷文书集成〉所收诸断片について》，《学苑》第742号，2002年，26—43页；又《西域发见の文字资料㈣：〈大谷文书集成〉三读后札记》，《学苑》第764号，2004年，11—34页；又《〈贺幸温泉赋〉诸断片の复原と研究》，氏著《西域出土文书の基础的研究——中国古代における小学书·童蒙书の诸相》，东京：汲古书院，2006年，341—357页；刘安志《吐鲁番出土〈驾幸温泉赋〉残卷考释》，初刊《吐鲁番学研究》2004年第1期，67—75页，收入氏著《新资料与中古文史论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330—342页；张新朋《吐鲁番出土〈驾幸温泉赋〉残片新考》，《文献》2014年第4期，74—79页。
(35) 西州时代的文学传播情况，参朱玉麒《吐鲁番文书中的玄宗诗》，朱玉麒主编《西域文史》第7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年，63—7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