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文献的入藏与整理
王振芬
创建于1917年的旅顺博物馆在中国博物馆界是个独特的存在，它的独特性不仅体现在历经日本殖民时期建馆、苏联红军接管和中国政府最终收回几个时期的沧桑变迁中，更主要的是在这种独特历史际遇下所造就的独特的藏品体系。来源于新疆地区、以吐鲁番为主要出土地的汉文文献就是这些特色藏品中重要的内容，我们称其为“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文献”。这批文献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其所涵盖的内容上都是重要的一宗。由于种种原因，这宗文献也是目前所知国内新疆出土文献中唯一尚未全面整理公布的大宗收藏，被称为敦煌吐鲁番文书“最后的宝藏”。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文献与现在已经完整公布的日本龙谷大学藏“大谷文书”同属大谷探险队的收集品。众所周知，20世纪初，日本西本愿寺第22代法主大谷光瑞在1902至1914年间曾三次组织探险队，在我国的甘肃、新疆和包括阿富汗、巴基斯坦在内的古印度地区从事考古探险活动，获得了大量珍贵的文物资料。关于大谷探险队活动的具体情况集中见于1937年出版的《新西域记》（上、下），还有一些当时的探险队员的个人回忆(1)，近年出版的一些研究成果(2)，也可以作为了解探险队活动的补充。
由于历史的原因，大谷探险队的收集品在上世纪早期就被分散，现在的主要收藏单位是中国的旅顺博物馆、日本龙谷大学和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分属中、日、韩三国。从现在公布的资料看，三宗收藏各有侧重，旅顺博物馆所藏大谷收集品除了古印度佛教造像，最重要的就是来源于敦煌、新疆等地的文献资料，其中包括敦煌佛教经卷(3)、新疆出土汉文和胡语文献。近年我们对其中数量最多的汉文文献进行了持续不断的整理和研究，除了对其学术价值有了越来越清晰的认识之外，我们也对其整理与研究等情况进行了梳理，同时还涉及这宗文献的分散和入藏等相关问题。与敦煌经卷不同，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文献多为大小不一的残片，现属于馆藏文物的第20类，主要占用74个文物编号，这74个编号都由若干数量的残片组成，统计数量26000多片，由于整理时期和保存方式不同，又分别称为大蓝册（41册，尺寸为30.5×45.4 cm）、小蓝册（11册，18.2×24.2 cm）、十六包和六包。这些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始自20世纪初，迄今已逾一个世纪，大体经历日本二乐庄时期、20世纪20年代入藏旅顺博物馆时期、20世纪50年代之后三个重要时期，四个阶段。
一 二乐庄时期的整理
大谷探险队三次探险发掘获得了大量的文物资料。这些文物资料最初全部运回日本，为了解决其存放问题，大谷光瑞斥资在神户六甲修建了二乐庄。二乐庄是大谷收集品最初集中的存放地，大谷光瑞在这里组织进行了最初的全面整理(4)。与汉文文献有关的整理成果包括大、小蓝册的装裱成册和《二乐丛书》（四卷）编辑刊行、《西域考古图谱》（天、地）出版。
关于文献在二乐庄装裱成册的情况，一份现藏西本愿寺史料研究所、名为《发掘书画表具控》的资料有记录。它是有关本愿寺室内部在明治四十四年（1911）1月28日至大正元年（1912）10月23日整理发掘品的备忘录，主要涉及发掘品装裱、摄影、研究者来访等内容。据橘堂晃一推测，这份记录主要由内田宏道、佐佐木了玄、清原秀惠三人书写，三人皆为本愿寺室内部部员(5)。有关大、小蓝册的记录开始于大正元年4月28日，持续到9月3日，主要为每日送出数量不等的大册、小册装裱和收回的情况，其中提到装裱者的名字山切重次郎。在这份记录中还有一个重要名字伊藤义贤（1885—1969），他被认为是当时大谷收集品中数量最多的汉文佛典的主要整理者，他当时也是武库佛教中学的教员。需要指出的是，根据这份记录统计出有48册大册、10册小册，与旅顺博物馆现存的41大册、11小册有出入，这一点还需要进一步调查和讨论。
二乐庄装裱标记除了大、小册的封皮都用了蓝色宣纸，从而称为大蓝册、小蓝册外，还在封皮的右上角贴上了登记标签。
大蓝册分别为：
“经帖一”至“经帖二十一”（现编号LM20-1450～1470）
“净土一”（现编号LM20-1471）
“经帖烧一”“烧帖贰”（现编号LM20-1472～1473）
“外经一”“外经二”（现编号LM20-1474～1475）
“法华第一帖”至“法华第十帖”（现编号LM20-1476～1485）
“木版经一”“木版经二”（现编号LM20-1486～1487）
“涅槃经”（现编号LM20-1488）
“涅槃般若一”“涅槃般若二”（现编号LM20-1489～1490）
小蓝册分别为：
“小帐一”至“小帐十一”（现编号LM20-1491～1501）(6)
蓝册的整理方式是每个残片都给出流水编号，个别的标出出土地和经名，但这些有标记的残片数量与总数相比还是微不足道，况且当中还有错讹(7)。这些标记应该是来源于整理者的记忆或者是探险队发掘时的记录。众所周知，由于大谷探险队最初没有对发掘品的基本信息进行记录，招致了后来学者的批评，所以这些早期的标记既难能可贵又让人对其准确性生疑。
二乐庄时期的整理活动还有一个重要人物橘瑞超，他是大谷探险队的主要成员，也是早期最主要的整理者。他在1912年6月5日结束探险从敦煌回到二乐庄，带回了大谷探险队第三次探险活动的部分发掘品（留下吉川小一郎继续发掘，吉川于1914年7月回到二乐庄，这时大谷光瑞已经辞去法主职位，整理工作也已经结束），运抵日期为6月12日。据前面提到的《发掘书画表具控》记载，在此之前的4月28日已经整理出大小10册，显然这10册整理的是第一、第二次的发掘品，只可惜我们现在还无法分辨出这10册究竟是哪些。
在大、小蓝册接近完成的1912年9月15日，《二乐丛书》第一号刊行，到1913年7月28日，共刊行四号，由橘瑞超编辑，这是大谷收集品中有关文献资料的第一个研究成果。第一号刊布了净土经相关文献，第二至四号是法华经相关经典，有胡语，也有汉文。值得特别关注的是，如上述提到的大蓝册中有专门标注为“净土”和“法华”的，橘堂晃一认为这是橘瑞超整理出的两大类残片。另外，在蓝册中个别残片有标出经名的情况，如LM20-1471-02-03旁边标出“大无量寿经”，这些册子中的残片与《二乐丛书》著录的内容应该密切相关，具体情况还需要进一步核查。可以说《二乐丛书》体现了二乐庄时期文书残片的第一批整理成果。
1915年，大谷光瑞委托国华社出版了《西域考古图谱》（天、地），以图录的形式公布了大谷收集品的主要内容，每件有图片、经名、时代、出土地。其中有76件汉文文献却不在蓝册中，2016年，它们中的大部分突然出现在日本横滨一个拍卖会上(8)，据称来源于与本愿寺有关联的私人手中，那么可以推测，这些文献在出版过程中脱离了二乐庄收藏，并在二乐庄文物分散后成为私人收藏品。
二 入藏旅顺博物馆
二乐庄文物的分散开始于1915年，恰恰在同一年，日本殖民统治下的旅顺由殖民当局筹划建立了关东都督府满蒙物产陈列所，这个陈列所就是现在旅顺博物馆的前身。受大谷光瑞的委托，由橘瑞超首先列出了出售给久原房之助并通过久原转给朝鲜总督府博物馆的文物目录。1916年，这批文物运抵汉城，先是在景福宫展出，后来成为现在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收藏的大谷收集品，在1935年出版的《新西域记》上有目录清单，这批文物以美术品为主，鲜见文献类资料(9)。据金子民雄《橘瑞超年谱》(10)，1916年5月6日，橘瑞超由神户到旅顺，他此行是随同大谷光瑞移居旅顺，与他们同来的还有原来存放在二乐庄内除了上述转给久原之外的所有大谷收集品。大谷光瑞将其全部寄存在刚刚成立的博物馆里，并由橘瑞超“在旅顺整理运送来的发掘品，编号登记，准备陈列。为第二年（1917）在关东都督府满蒙物产馆展出”做准备(11)。橘瑞超的整理工作从1916年5月开始，到1917年12月结束，据《年谱》记录，当时参加整理的并不仅仅是他一个人，还有“伊藤等人”，这个伊藤也许就是二乐庄时期蓝册的整理者伊藤义贤。橘瑞超等人在旅顺博物馆的整理工作也可以看作是二乐庄工作的继续。
橘瑞超在旅顺博物馆工作的成果是完成了“十六包”（现编号LM20-1502～1517）的整理。之所以称为“十六包”(12)，是因为不同于二乐庄时期粘贴在册子上，每枚残片都是先用精心裁好的纸片包好，上面标记尺寸大小，再成组装入特别糊制的纸袋中，袋子的表面书写“大谷家经破片”字样。在LM20-1512袋子上有用铅笔书写的“大正六年六月二日记入济，池园、山口两人封”的记录。大正六年是1917年，正是橘瑞超在旅顺的整理工作期间。据大正八年《关东厅博物馆一览》，博物馆当时有一位工作人员叫山口松次郎，没有查到池园氏的相关情况，但可以想见，橘瑞超等人的整理工作一定是与博物馆工作人员相互配合进行的。LM20-1510和LM20-1513封袋上除了整理者签名外，还有个日期“20/4/23”，即1920年4月23日(13)，说明直到这个时间还在登记，此时橘瑞超已经回到日本两年多了。
特别要说明的是，十六包的整理方式更接近博物馆的文物登记方式，不仅给出编号，还给出尺寸和出土地(14)，基本不再涉及残片的具体内容。
关于这一时期的整理，需要进一步说明的还有两个问题。
一是龙谷大学现藏“大谷文书”的整理。龙谷大学藏大谷文书计有8000多号，主要以佛教文献之外的世俗文书为主，1949年由西本愿寺内务部仓库移交，“古文书类装在27个纸袋里面，进一步打开纸袋，约三分之一的袋内附有1页编号，意味着进行过某种程度的整理”(15)。文书和一些其他类的发掘品一起装在一个约长3尺、宽2尺、高2尺多的木箱子里，在木箱的侧面有“大连关东别院光寿会”的字样，说明这些文物也曾经被大谷光瑞带到旅顺，之后不知什么时候又再次运去日本，那么早期的整理也有可能是在旅顺完成。我们看到，无论是大、小蓝册，还是十六包，都是以佛教类（或者是整理者以为的佛教文献）为主。也许早期整理的大原则是先将大谷光瑞更关注的佛教类文献整理出来，因而我们看到的是将佛教文献与非佛教类文献分开的状态。当然，我们现在发现也有相当一部分互相混淆，这是整理的“初步”所致，并不影响上述说法的成立。需要补充的是，个别重要的非佛教文书在二乐庄时期也有所整理，如著名的《孔目司帖》和“李柏文书”，不仅在二乐庄展示，还刊布在《西域考古图谱》上。
二是关于《新西域记》附录的《关东厅博物馆大谷家出品目录》所涉及的一些问题。这份目录的形成年代大概是1925至1935年间，共有679个明确的编号，前638个是敦煌经卷（这些经卷1954年调拨至北京图书馆，即今中国国家图书馆，旅顺博物馆现保存有10件，均为吉川小一郎带回，未经二乐庄时期装裱的），从639号开始为“经帖破片”，52册大小蓝册占用9个编号，十六包占用1个编号，这些编号现在还存在于蓝册封皮上。据旅顺博物馆现在保留下来的当时的文物大账（简称为《日本大账》），大谷收集品登记上账的时间是1929年，这个年代也就自然成为大谷收集品正式入藏旅顺博物馆的标志。在此之前，从1916年开始是大谷收集品寄存旅顺博物馆的阶段。《日本大账》上登记的大谷收集品以古印度佛教造像、吐鲁番高昌古墓陶俑等立体文物为主，单单不见纸质的文献。究其原因是大谷收集品因材质不同分别存放，立体文物在当时的关东厅博物馆考古分馆，以文献为主的纸质文物存放在关东厅博物馆的图书馆。1925至1928年，关东厅博物馆的图书馆从博物馆中分离，成立独立的旅顺图书馆，在这个过程中编制了一份图书馆藏大谷收集品的目录。在《关东厅博物馆大谷家出品目录》最后还附了41件无编号的、各种材质的文物，这41件应该是当时在博物馆展出的大谷收集品。
三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之后的重新登记和整理
1945年，苏联红军接管了旅顺博物馆，一直到1955年。十年中，旅顺博物馆没什么明显的发展，留下的印记是在几乎每件文物、资料上都有苏联人登记的记录，蓝册封面上的两行俄文即是。
到了1954年，旅顺博物馆回归在即，工作人员开始对其所藏文物进行重新登记，此次登记将馆内所有文物按材质分类，每类给出流水号，大谷收集品为第20类。1955年，馆内业务人员对保留下来的残纸片进行再次拣选，将选出的残片简单分装为8包。2002年再次组织人员对这8包进行整理登记，共计3408片，给出6个文物登记号（LM20-1518～1523），这次整理应该是继二乐庄时期、博物馆初建时期之后对文书残片的第三次整理。在这个过程中，博物馆的业务人员也开始了研究工作，编制了整理目录(16)，并在相关刊物上发表。
四 二十一世纪以来的研究性整理
2003—2006年，旅顺博物馆与日本龙谷大学合作，共同开展分别由中国国家文物局、日本文部科学省批准立项的“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佛经残片的整理和研究”课题项目。双方代表人分别是时任旅顺博物馆馆长刘广堂、龙谷大学校长上山大峻，双方本着对等的原则，均有10余人参加具体工作。日本京都大学竺沙雅章、上海师范大学方广锠分别应邀指导。工作方法是首先对前列52册、十六包、六包的所有残片进行摄影扫描，采集每件残片的高清信息数据，然后利用《大正藏》电子检索系统对每件残片进行检索，比定出残片的经名、内容。残片的断代是按照日本学者藤枝晃的分期法，分为：北朝前期（AA期，3世纪末至5世纪前半北凉时期止）、北朝后期（A期，5世纪前半至6世纪中叶）、高昌国时期（A'期，6世纪前半至7世纪中叶麹氏高昌王国灭亡止）、高昌国末期至唐西州时期（C1期）、唐西州时期（C2期）、唐西州至回鹘时期（C3期）、回鹘时期（D期，9世纪中叶至11世纪）。整理体例要求每件残片的整理档案包括经名、译者、撰著者、录文、在《大正藏》中的位置、尺寸、书写方式、纸质、书体和时代等28项内容。共查出13930片，涉及502部佛教典籍。2005年双方在大连联合召开了国际学术研讨会，同年合编出版了《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佛经选粹》，有1429片佛经残片公布出来。此次合作的学术成果有：一是再次发现了与已知世界上最早的汉文佛教写本——西晋元康六年（296）《诸佛要集经》为同一写本的残片14片，这14片残片散存在不同经册中，项目组将其一一比对出来(17)。二是新发现了带有承阳三年（427）年款的《菩萨忏悔文》。承阳是沮渠氏北凉使用的年号，不见于史书记载，现在已知使用承阳年号的只有两件实物，一件是甘肃酒泉出土的北凉时期马德惠石塔，另一件是高昌出土的户籍文书（现藏德国柏林）。不仅如此，这件写本本身也是研究当时南北佛教文献交流、早期佛教菩萨受戒等问题的重要资料(18)。三是对新疆吐鲁番地区本土佛教传播情况有了初步的认识(19)。除此之外，通过对许多残片的整理，实现了连缀，特别是与龙谷大学藏品的连缀，为双方的藏品研究都提供了新的方法。
但是，此次合作初步完成的整理仅仅限于佛教文献，整理的广度和深度都是有限的。合作结束后，双方继续保持交流(20)，旅顺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也有新的成果发表(21)，但就全面整理和研究而言，投入的人员和时间明显不足。
2015年，旅顺博物馆与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达成合作协议，由旅顺博物馆、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的工作人员、教师、在读博士生和硕士生组成“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文献”整理团队，开始了新一轮整理和研究工作。这次整理承接历次成果，采取分工检索、集体会读、实物比对等方式进行整理，与以往各阶段的整理工作相比，不同之处有三：
一是整理范围全面，以前整理规模有大有小，但均局限于一个类别、一种文献，此次整理不仅要对数量占绝对优势的佛教文献进行整理，而且对其他宗教——道教、摩尼教等文献、世俗文书，无论数量多少，均纳入工作范围之内。另外，对其来源、分散等文献本身情况的调查也是此次工作的内容。
二是工作起点高，以前的整理都只是就整理而整理，眼光和视野局限在材料本身，此次整理不仅要确定出残片本身在内容、时代等方面的准确信息，更主要是将工作重点放在与其他宗相关收藏的关联上，连缀、比对、排列，从而确定学术价值。
三是整理目标明确，以前整理新疆出土文献或则依据敦煌文书的整理方法和成果，或则按照传统文献学的方法，此次整理是站在写本时代吐鲁番文献的角度，建立该时代该地区的文献体系。
从一开始，整理和研究就同步进行。2016年8月，整理团队参加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在无锡召开的学术研讨会，会上提交论文24篇。由于整理工作还处于初期阶段，大部分研究是就独立的一枚或一组残片展开，但也充分展示出了研究成果，现在这些成果已经陆续在专业刊物上发表。
2016年底，该项目顺利成为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重大项目。2017年8月，在新疆师范大学黄文弼中心召开了第二次学术研讨会，会上提交论文25篇。与前次不同，论文从关注一个残片的点，到更关注一个残片所代表的面，反映了团队整体研究视野向深度和广度扩展，文献本身的学术价值也通过这样的整理和研究予以凸显。其中大多数文章经反复修改后收入本论文集。我们有理由期待更多更有价值的成果在不久的将来出现，揭示出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文献的真正价值。
附：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文献编号汇总
续表
续表
续表
（作者单位：旅顺博物馆）
(1) 橘瑞超著，柳洪亮译《中亚探险》，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
(2) 白须净真《忘れらわ明治の探险家渡边哲信》，东京：中央公论社，1992年；又《大谷探检队研究の新たな地平：アジア广域调查活动と外务省外交记录》，东京：勉诚出版，2012年；《大谷光瑞师五十回忌记念号》；龙谷大学东洋史学会《东洋史苑》第50、51合并号；柴田幹夫《大谷光瑞の研究：アジア广域における诸活动》，东京：勉诚出版，2014年；片山章雄《大谷探检队の追迹——交流人物、探检记录、关系文物》，《龙谷史坛》第124号，2006年；宋文《大谷探险队吐鲁番地区活动研究》，兰州大学硕士论文，2010年；尹红丹《大谷探险队第一次西域探险研究》，兰州大学硕士位论文，2012年；荒川正晴、柴田幹夫编《シルクロードと近代日本の邂逅：西域古代资料と日本近代佛教》，东京：勉诚出版，2016年。
(3) 关于旅顺博物馆藏敦煌经卷的调查，参看尚林、方广锠、荣新江《中国所藏“大谷收集品”概况——特别以敦煌写经为中心》，京都：龙谷大学佛教文化研究所，1991年3月。
(4) 近年陆续刊行了有关二乐庄时期的资料，见龙谷大学博物馆2014年特别展图录《特别展：二乐庄と大谷探检队——シルクロード研究の原点と队员たちの思い》。
(5) 橘堂晃一《二乐庄における大谷探检队将来佛典断片の整理と研究：旅顺博物馆所藏の所谓‘ブルーノート’の场合》，龙谷大学东洋史研究会《东洋史苑》第60、61合并号，2003年。
(6) 王珍仁、孙慧珍《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文书概况》，《新疆文物》1994年第4期，52—54页。
(7) 房学惠、孙慧珍《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佛经残片原始整理状况分析评述》，旅顺博物馆、龙谷大学合编《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佛经研究论文集》，京都：龙谷大学，2006年，35—45页。
(8) 见于日本横滨国际拍卖会印制的《横滨国际2016秋季五周年拍卖会·中国书画》739号。
(9) 现在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也收藏了一批大谷收集品，这一部分应该是第一次探险所获。具体情况参见东京国立博物馆编《东京国立博物馆图版目录：大谷探检队将来品篇》，1971年。
(10) 金子民雄《橘瑞超年谱》，橘瑞超著，柳洪亮译《中亚探险》，113页。
(11) 同上注。另外，文中提到的“关东都督府满蒙物产馆”与“关东都督府满蒙物产陈列所”以及后文将出现的“关东厅博物馆”，都是旅顺博物馆初建时所使用过的名称。
(12) 为方便查阅，2003年以来，旅顺博物馆将十六包残片也按照大蓝册的方式，粘贴成册，但称呼仍使用原名。
(13) 房学惠、孙慧珍《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佛经残片原始整理状况分析评述》，35—45页。
(14) 关于十六包标注的出土地，是因为每包包装袋的封面上都有“C”、“CC”、“CK”、“CT”、“CI”等记录，这被有些研究者认为是出土地。同见上注。
(15) 小笠原宣秀《龙谷大学所藏大谷探险队带来的吐鲁番出土文书综述》，橘瑞超著，柳洪亮译《中亚探险》附录二。
(16) 王珍仁、孙慧珍《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的汉文文书概况》，49—55页。
(17) 三谷真澄《旅顺博物馆所藏〈诸佛要集经〉写本について》，旅顺博物馆、龙谷大学合编《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佛经研究论文集》，2006年，64—73页。
(18) 王振芬《承阳三年〈菩萨忏悔文〉及其相关问题》，同上注，74—83页。
(19) 橘堂晃一《旅顺博物馆藏麹氏高昌国时代の佛教注释书概观》，同上注，84—103页。
(20) 旅顺博物馆、龙谷大学合编《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净土教写本集成》，京都：龙谷大学，2010年。
(21) 郭富纯、王振芬《旅顺博物馆藏西域文书研究》，沈阳：万卷出版公司，2007年；《书法丛刊：旅顺博物馆藏西域书迹选》，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年专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