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死刑
但比证据更重要的是，在审判辛顿时，我深切感觉到了被告的罪孽以及十足的邪恶，这种感觉远甚于以往的任何一次审判。
——检察官鲍勃·麦格雷戈
谁也不知道生命中的哪个时刻将永远改变我们的命运。你只有在回首往事时，才能慢慢发现它。相信我，这一时刻是绝对、绝对不可能预测的。是从被逮捕的那一天起，我的生活就被永久改变了吗？还是改变我命运的时刻在这之前就早已到来？而那一天仅仅是一系列命中注定、糟糕透顶和坏运气都达到了极致？或者，决定我生命历程的是：我是个没钱的黑人，生长在民权运动后仍不怎么讲究民权的美国南方？答案很难确定。当你只能在一个浴室大小的房间里度过余生时——这是一间五英尺宽、七英尺长(1)的牢房——你就有足够的时间重新思索生命中的每一个时刻。可以设想，如果他们来抓你时你逃跑了会怎样？如果当初获得了那项棒球奖学金又会怎样？或者如果没有错失良机而娶了那位姑娘会怎样？这是人之常情。我们都会在脑海中重放生命中令人揪心的那些时刻，然后想象着如果没有向右走而是向左走会怎样，如果自己当时不是那个样子而是这个样子会怎样，如果做了不同的选择又会怎样。即使没有被关进大牢，你也可以终日用自己的思绪和时光重写一段痛苦的经历、制止一场惨痛的悲剧，或者纠正一个可怕的错误。但是痛苦、悲剧、不公天天发生，而且发生在我们所有人身上。世道虽如此艰辛，但我更愿意相信，真正重要的、真正能够永久改变命运的，是我们在遭受这样悲惨的经历后做出的选择。
这便是我的信念。
杰斐逊县监狱，1986年12月10日
我妈妈坐在隔离玻璃墙的另一边，看上去很不自在。她戴着象牙色的手套，穿着蓝绿花纹的裙子，头上戴着一顶镶着白色花边的宽大蓝帽子。来监牢看我时，她总是打扮得像去教堂一样。在南方，漂亮的服装和无可挑剔的举止一直都是女士的利器：帽子越大，越郑重、端庄。那边那位女士的帽子，比教皇的还高还大呢。看到探视室里的妈妈，很难想象她是在用自己的南方方式全副武装准备战斗。在审讯期间甚至探视日里，妈妈一直有些茫然无措。自从一年半前我被捕以来，她一直是这样的。莱斯特·贝利觉得她还没从极度震惊中缓过神来。莱斯特四岁时，我们的妈妈让我们俩一起出去玩，然后我们就成了一辈子的朋友。我那时六岁，不屑于跟一个四岁的小屁孩玩，但是不管那天我如何想方设法来甩掉他，莱斯特总是跟在我身边。二十三年后的这一刻，他还是一如既往地陪着我。
每次来探监，妈妈都不明白我为什么还被关在监狱里。三个月前，我被判有罪，因为抢劫和谋杀了两个人，十二人组成的陪审团认为我不可救药，这个世界没有我会更好，为此他们建议把我给谋杀了——对了，文雅点的说法应该是“被判死刑”，但我还是称之为“谋杀”吧，因为这是实情。他们想谋杀我，因为我谋杀了别人。
然而，他们抓错了人。
当十五英里外的昆西家庭牛排馆经理被绑架、抢劫和枪击时，我正在一个锁着的仓库里上夜班。我被误认为是那个犯了罪的人。警方声称我母亲家里那把0.38口径的旧手枪就是凶器。亚拉巴马州官方声称，这把枪不仅被用于昆西餐馆的抢劫和谋杀未遂案中，还被用于该地区的另外两起谋杀案。在这两起案件里，正在关门的餐馆经理先是被抢劫，然后被胁迫进入冷藏室，最后被枪击。妈妈的那把旧枪，我想已经二十五年没有用过了，也许还不止。我从没跟人打过架，但是现在，我不仅成了杀人凶手，而且还是一个为了几百块钱就会用枪指着别人的头并扣动扳机，然后没事一样继续过日子的冷血杀手。
上帝明白，我妈妈养大的孩子绝不可能杀人。在等待法官正式判决的那几个月里，她和我被判有罪之前没有什么不同。她知不知道，只要再开一次庭，我就会被执行死刑？我们谁都不谈这个话题，而且我真的不知道这是她在为了我，还是我在为了她，总之我们俩都装作对此一无所知。也许我们都深深陷入这场噩梦中无法走出来，所以都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这一切。
“你什么时候回家啊，孩子？他们什么时候放你回家啊？”
我看着她身后的莱斯特，他正扶着妈妈的左肩，妈妈把对讲机举到右耳边。莱斯特通常是独自来看我，妈妈总是和姐姐或邻居一起来。每个星期，莱斯特都是第一个出现在探视室的人，他会在上班的路上顺道来跟我打招呼，并在给我的书里放一些钱，这样我就可以买必需品了。在过去一年半的时间里，他一直这样做，每周都像钟表一样精准无误。不管刮风下雨，无论发生了什么，他都是第一个来看我的。他真的是一个人能遇到的最好最好的朋友了。
莱斯特看了看我，耸了耸肩，然后摇摇头。妈妈总是问“他们”什么时候会让我回家。我是这个家庭的孩子——是她的孩子。被捕之前，我们每天一起做各种事情。我们一起去教堂，一起吃饭，一起开怀大笑，一起祈祷。她是我的一切，我也是她的一切。在生命中的任何重大时刻里，她都陪在我身边，为我加油。每一场棒球比赛，每一场考试以及学校舞会、毕业典礼，她都在。从煤矿下班回家时，无论我有多脏，她总是在那里等着拥抱我。去家具店上班的第一天，她早早起来给我做了早餐，还准备好了午餐便当。我的每一次审讯，她都参加。她穿着最好的衣服，带着让人心有戚戚的爱，对法庭上的每一个人微笑。她相信我——过去如此，将来也如此。甚至在这一刻，她也相信我。即使陪审团认定我有罪，她仍然相信我。想到这里，我便如鲠在喉，快要忍不住自己的泪水。她和莱斯特大概是世界上仅有的跟我一样清楚事实的人：我是无辜的。他们不在乎媒体把我说成杀人狂魔。事实上，她和莱斯特从未怀疑过我——这一点也正是我活下去的唯一寄托。面对这样的爱，我何以回报？何以回报？
我低下头，努力让自己平静。在整个审讯过程中，我一直尽力控制情绪，因为我不想让妈妈难过，不想让她看到我哭泣，不想让她感受到我的恐惧和痛苦。之前，一直是妈妈在保护我，让痛苦远离我，但这次的痛苦，即使是母亲的爱也无法让我与之抗衡。我不能让她遭受这种痛苦。不管他们怎么逼我，我都不能。这是我唯一能给予妈妈的了。
过了一会儿，我抬起头，对着妈妈微笑，和莱斯特再次对视。
他又摇了摇头。
当你认识一个人足够久，久得像我和莱斯特那样，你们之间就会产生一种不用言说的默契。我请求过莱斯特，要他确保不让任何人和我妈妈谈论我的死刑判决。我姐姐曾想和妈妈坐下来谈谈，让她明白，他们可能会杀了我，我永远不能回家。姐姐想让妈妈知晓并面对现实，但莱斯特制止了那场谈话。总有一天，我能回家。上帝知道这一点，我也知道，而且我不想让妈妈失去希望。世界上没有比无望之地更悲伤的所在了。
如果莱斯特一个人来看我，他和我便能畅所欲言——除了那些不想被旁边做记录的人记下的话，我们什么都聊。这是我们俩的默契。但自从被宣判死刑，这一默契似乎不再重要了。时间不多，所以我们只能公开讨论我剩下的时光。
我把手放在把我和妈妈分开的厚玻璃上，重新调整了对讲机的话筒，让它贴在我的耳朵上。妈妈向前靠过来，伸出胳膊，手紧贴着厚玻璃的另一边。
“快了，妈妈，”我说，“他们已经在忙这个事了。我计划着很快就能回家了。”
我是有一个计划。莱斯特知道，我知道，上帝也知道。这才是最重要的。我掩饰住自己所有的悲伤，心中升腾的愤怒却喷薄欲出。自从被判有罪以来，愤怒就如潮水般不断涌上我的心头。今晚我还要祈祷，为真相祈祷，为受害者祈祷，为妈妈和莱斯特祈祷。祈祷这已经持续了近两年的噩梦能够结束。我的判决结果已无悬念，但我仍然会祈祷奇迹出现，而且，即使奇迹不如预期的那般，我也尽量不会有任何怨言。
这也是妈妈一直教育我的做人准则。
杰斐逊县法院，1986年12月15日
这简直就是一场私刑——一场合法的私刑——但依然是地地道道的私刑。我竭力抑制和祈祷自己的怒火不要再发作，然而这怒火还是以熊熊之势重燃心头。我唯一的罪就是生为黑人，生为亚拉巴马州农村的黑人。这个法庭的每一个地方都有白色的面孔，一大片白色的面孔。木质的墙，木质的家具，白色的面孔。法庭令我难以忘却，心生畏惧。我就像一个不请自来的客人，闯进了富人的藏书室。很难说明白被审讯是什么感觉。这是一种耻辱。即使知道自己是无辜的，仍然会觉得自己被涂上了肮脏邪恶的东西，就好像自己的灵魂在接受审讯，并且这灵魂被判缺失。当全世界都认为你是坏人时，你很难坚持善良。尽管如此，我还是在努力坚持。从被捕到审讯，伯明翰的报纸上一直是铺天盖地的关于我的报道。在我从妈妈的院子里走出来的那一刻，媒体就已经宣判我有罪了，还有那些警察、专家，那位检察官也是如此——他看上去愁容满面，下巴松垮，面颊下垂，脸色苍白，就像一辈子都没在外面工作过似的。现在，如果必须让我在法庭上找出一个邪恶之人，那一定是检察官麦格雷戈。他那双眼距很近的小眼睛里流露着一种刻薄的神情——无情、暴躁、冰冷的仇恨。他看上去随时都可能陷入狂暴之中，就像要发疯的黄鼠狼。他巴不得在法庭上就处决我，然后心无旁骛地去吃午饭。当时在法庭上还有加勒特法官，他面色红润，是个大块头，即使穿着宽松的黑袍子，看上去身体也像要挤出来一样，很不自然。加勒特法官在法庭上表现得扬扬自得、装腔作势，完全是一副作秀的派头。这些人都在演戏。哦，当然了，该走的过场他们都走了。在将近两周的时间里，他们得意扬扬地把目击者和专家请上法庭，从在押候审到一大堆呈堂物证，一应俱全。我猜这些都是在为已经预设好的结论赋予合法性：我是有罪的。真见鬼！对警察、检察官、法官，甚至我的辩护律师而言，我生来就有罪。黑人，贫穷，早就没了父亲，有十个兄弟姐妹——我能活到二十九岁，还没被套上绞索绞死，真是太令人惊讶了。然而正义有时荒诞不经，而且在亚拉巴马州，正义可真不是盲目的，它知道你的肤色、你的教育水平，以及你的银行存款。我可能没有钱，但我受过教育，这让我看出这场审判是如何坚持“正义”的，我也早就预料到了审判的结果。尽管这些貌似善良的老男孩把他们的白色长袍换成了黑色，但这仍然是私刑。(2)
“法官大人，检方陈述完毕。”
“好的。被告方要举证吗？”
我不相信我的辩护律师能为我举证。果然，他表示不需要询问第二个上堂的法警。可这个宣了誓的法警撒了谎。我从来没有对任何一个法警说过“我知道如何骗过测谎仪”这种话。快两年了，我一直在等着案子开庭，并刻意避免跟任何人谈及此案。他们却说就在法庭外的走廊上，我向法警承认骗过了测谎仪！检方拒不承认测试结果，是因为它能证明我是清白的吗？法警的说法不合乎情理，根本没道理。
辩护律师回答完法官的话，转身看着我：“你要为自己做证吗？”
我看到法警得意地笑着从证人席走下来。我要为自己做证吗？他们就要判我死刑了，却没有一个人替我说话。但事实需要被记录下来。我的手腕被铐在了一起，用很重的链条与脚镣相连，我真想将这些铁链绕在他们的脖子上！但我旋即松开紧握的拳头，双手合十，像在祈祷。我不是凶手，以前不是，将来也不会是。我看着陪审团，看着眼神中充满憎恨与傲慢的麦格雷戈，看着又急又烦的法官。我信仰上帝，在教堂中为上帝的恩典做见证，现在我要在法庭为自己做见证。
我对辩护律师点点头。“是的。”我说，嗓门不小。内心中的我其实在高声怒喝：“还用问？当然了！”我从椅子上站起来，铁链无意中撞到了桌子。
“法官大人，可否暂时将手铐拿掉？”
辩护律师终于做了点儿对的事，为我争辩了一句。我知道，与其说是在为我争辩，不如说是在为他自己挽回面子，得点儿好处。当他接手我的案子，知道只有一千美元诉讼费时，我听到他咕哝“一千美元只够我吃顿早餐”。他会走完程序，但绝不会认真帮我。他也许觉得我有罪，也许对审判结果根本无所谓。我的案子只是他众多待完结的案子之一。快两年了，他对我还是不了解，甚至一无所知。我曾期望向他敞开心扉，因为我的生命就握在他手上。无论如何，我需要他的帮助。这一点他知我知，所以我一直对他礼敬有加。时至今日，即使审判结果已铁板钉钉，我仍需要他的帮助。
我伸出手，法警打开手铐时又得意地笑了笑。我眼角的余光注意到妈妈坐在第二排，一边是莱斯特，另一边是姐姐多莉。邻居罗丝玛丽也来了。手铐解开的时候，我努力扭头看着她，她轻轻朝我挥了挥手。我又飞快地瞥了莱斯特一眼，他很快地点了下头。我们都在想最后时刻会怎样。
我走到证人席前，转过身，望向法庭的另一边。我很高兴能看见妈妈，能注视着她的双眼。她对我微笑着，我心痛得快要窒息。上帝啊，我是多么想念她！不管她的笑容有多灿烂，我知道她其实很害怕，所有这些法律上的专业词汇对她来说就像一门听不懂的外语。最后一次探视临走时，我说自己很快就会回家，星期天下午坐在餐桌旁吃她做的蛋糕。她听到这话开心地笑了。妈妈烤的蛋糕好吃到能让魔鬼忏悔罪过、乞求怜悯，以求吃上一口。深夜时分，闭上眼睛，我就会看到她做的红丝绒蛋糕和奶油糖霜。这场景如此清晰，我发誓，都可以闻到黄油和糖的香味了。这种想象力是福也是祸。它帮我度过了生命中的艰难困苦，也令我困惑，但所有的困惑都不及现在这个。
自从他们把我抓进来，我每天都在想象：一定就是今天了。今天他们会知道我当时在上班。会找到真正的凶手。会有人相信我。
这只是场噩梦，而我却无法从梦中醒来。
我微笑着看了眼妈妈，然后看向检察官麦格雷戈。他已经对我怒目而视了两个星期，这是他的惯用伎俩：盯着被告直到他屈服，告诉他谁是狼群老大。但是，我不是狼，也不会畏缩。内心里，我害怕得要命，我想家，我不想死。但表面上，我必须坚强，为了妈妈，为了朋友。马丁·路德·金曾经说过：“你屈服，别人才能凌驾于你。”于是我挺直后背坐在法庭上，面对麦格雷戈，我抬头挺胸、直视着他的眼睛。他想凌驾于我，想杀死我。但不管自己的力量多么微乎其微，我绝不会让他或者他们任何一个轻易得逞。
“法官大人，”我的辩护律师张口说道，“我向法庭说明一下，辛顿先生请求出庭做证，但我不知道他能就何问题做证，所以无法对他进行发问。我认为他做不做证均无差别。”
他不知道我就何问题做证？这个问题就是法庭刚刚在没有任何证据的前提下，宣判我是两起命案的冷血杀人犯；这个问题就是我的辩护律师没有进行任何反驳，任凭他们判决我两项死刑罪名，而证据竟然是在第三起杀人未遂案发时我正在上班；这个问题就是我的辩护律师请了个快瞎眼的弹道学专家，此人在证人席上被驳斥得哑口无言；这个问题就是亚拉巴马州官方想把我绑在“黄妈妈”(3)上，将清白无罪的我谋杀；这个问题就是有人要谋杀我，而我在为求生而战。这就是我要做证的原因。
我深吸了一口气，闭上眼睛，默念着已经在脑海里祈祷了一千次的祷文：仁慈的主啊，让他们知道真相吧！让他们知我真人，找到真相。愿主保佑法官，保佑检察官，保佑痛苦的受害者家属。仁慈的主，请彰显正义吧，彰显真正的正义！
“首先，我没有杀人。受害者家人一定要知道这一点，这对我很重要。请相信，我不想让任何人夺走我所爱的人的生命。我甚至无法想象那种痛苦。我知道没有父亲、成长中缺失父爱的感觉，我绝不会让这种痛苦发生在任何人身上。上帝知道我没有杀人，终有一天，我可能不在了，但上帝会向大家昭示我没有杀人。我不能赐以生命，因此也无权夺走生命。”
我听见我的声音在微微颤抖，于是又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目光望向约翰·戴维森的遗孀。“如果你……如果你们全家都觉得他们抓到了该抓的人，我真的很难过。但是，如果你真的希望杀人凶手被绳之以法，那么请真诚地向上帝祈祷早日抓到他，因为我没杀过人。”
我抬头看着加勒特法官。“你可以一意孤行处置我，但有一事确定无疑，就是处死我的时候，你的身上、手上会沾满无辜者的鲜血。我爱所有的人，人们也没有歧视过我。我上过学，和同学相处和睦，从没打过架。我不是一个使用暴力的人。”
妈妈一直在点头，冲我微笑，好像这是学校的戏剧表演或朗诵会。我继续说下去：“我一直在为检察官、法官，尤其是为受害者向上帝祈祷。大家都要向主陈述自己今天的行为，我问心无愧，因而不用担心。我记得耶稣也曾被控告、被冤枉，而他所做的一切只是试图去爱和拯救这个世界，于是他献出了自己的生命，饱受痛苦。如果我只能含冤死去，除了接受，又能如何？但我的生命不归这个法官管，我的生命不归你们管，而是蒙主赐予。”
我告诉刚才在证人席上说谎的法警们，我会祈求上帝饶恕他们。原谅他们吧，因为他们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一无所知。
“你们合力将一个无辜之人抓进监狱，关了两年。两年里我恳求你们用各种方法找到真相，麻醉药、催眠法，任何方法都证明我没有隐瞒任何实情。”
我看见检察官麦格雷戈摇了摇头，不以为然地哼了一声。
我盯着他。“此刻我正在为你祈祷，”我说道，“我祈祷上帝会宽恕你所做的一切，如果你还有些头脑，也该请求上帝宽恕你。人终有一死，你也一样。我可能会死在电椅上，可你们也一样逃不脱。只不过我死后会去天堂，而你们会去哪里呢？”我看着庭上的这些法官、法警、检察官和警察。“你们会去哪里呢？”我又问了一遍，“谎言在主的面前毫无立足之地。警察来抓我的时候，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抓我。受害者的家人，你们想想，如果我杀了人，我会在妈妈的后院割草、等着警察来抓我吗？我问心无愧，因为我跟这些谋杀案毫无关系。”
辩护律师低头在便笺本上写着什么，我则急着要把心里想说的都说出来。只有上帝知道我是在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自从进了监狱，我每天都读报，几乎每天都有人被绑架、胁迫进冷冻室的报道。类似的报道今后还会有，还会出命案。也许那时你们会意识到抓错了人。但我会向上帝祈祷，希望不要有这样的结局。我祈祷那些真正的罪人——希望上帝能让这些人心生愧疚，投案自首。不过，即使这些人真的来了，你们也一样不信他们的话。但上帝在我心中，我不会担忧你们的看法。我不想坐电椅，但只要是上帝的旨意，我就会勇敢前行。法庭上只有偏见，你们根本不求真相、不抓坏人，只想让我认罪。
“我从来没有使用暴力去做违法的事。是的，我做过错事，比如偷过东西、写过空头支票，这些我毫不隐瞒，全部如实交代，而且全部偿还。要还多久才能还完呢？我不想把案子重新陈述一遍，但我想你们每个人对此都有疑问。大家心里都有疑问。很遗憾我们没能生活在一个公正的世界里。《圣经》里说，每个人的膝盖都要因罪跪下，每个人的舌头都要因罪忏悔。”
堂上传来罗丝玛丽很响亮的一声“阿门”，我看见妈妈拍了拍她的手臂。
我直视着检察官麦格雷戈的眼睛。“某些人不在乎别人的清白。我是个黑人，这对你来说有更多的含义。我不知道上帝是何肤色，但我确信，他爱我就像爱你一样。你以为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更优等的人，但你不是。我和这法庭上的每个人一样，有平等的生命。我不恨你，麦格雷戈先生，我不恨你。审讯期间有那么一刹那，我曾对你心生恨意。但感谢主让我意识到，如果恨一个人，我就无法进入天堂。”
我又听到一声“阿门”。
“我要感谢你。你可能觉得我疯了，对着一个把自己告上法庭、处以死刑的人说感谢，但是我真的感谢你。”
“阿门！”罗丝玛丽举着双手，好像我们是在教堂聆听一场感人的布道。我看到姐姐闭上了眼睛，妈妈还在微笑着点头，莱斯特则一脸严肃。
“要知道——这事没多少人知道——年轻时我在学校学过经济法，我特别喜欢这门课。我曾想过今后当一名法官，想着上完大学当一名地区检察官什么的。不过此刻，我很庆幸自己没有朝这个方向努力，因为我明白了我们根本无法判断一个人是清白还是有罪。是你让我认识到这一点。”
我闭上了眼睛。如果能与法官将心比心，他一定会知道案犯不是我，他一定会知道我从不使用暴力。我一直对谁都很热心肠，无论是白人还是黑人，哪怕皮肤是绿色、紫色的人，只要需要，我总是出手相助。我就是这样长大的，我就是这样一个人，一个明辨是非、知道对错的人。而法庭上发生的一切都是错的，大错特错。
“你们这些人就是以起诉我为乐。”我说道。
我不知道如何准确表达，但空气中确实有一种难掩的兴奋。在整个审讯期间，检察官麦格雷戈、警察、州政府请来的专家们，都一脸享受，好像夺走我性命是场令人激动的体育赛事。
“为我做证的人理应为事实做证，但你们宣上堂来的证人并非如此。他们一定会为此良心不安，相信我，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我还为那十二个判我有罪的陪审员难过。我真的为他们难过，但我不生他们的气。日后请大家转告他们，我没有为他们的错误而气恼。我会一直祈祷，祈祷上帝原谅他们。上帝体贴而慈悲，这一点我坚信不疑。
“听上去有点儿不可思议，但我很幸福——即使戴着手铐、脚镣，我也很幸福。事实上，我的幸福并非来自俗世，俗世也无法将之剥夺。法官大人，我感谢你给我发言的机会。麦格雷戈先生，我一直在努力为你祈祷。自从我见到你的那天起，我就一直在为你祈祷，今后我还会为你祈祷。无论他们押我去哪里，上帝一定会听到我的祈祷。现在我只担心一件事，就是你们将我与上帝分开。但你们做不到。你们可以把我和家人分开，却无法将我与上帝分开。
“要知道，我为自己是黑人而骄傲。如果是白人，我也一样骄傲。令我难过的是，理应维护法律尊严的警方告诉我，我一定会被判有罪，因为我是黑人，陪审员都是白人，地方检察官也是白人。是的，令人难过，万分难过。大家日后见到道格·阿克警官，请转告他，我也会为他祈祷。
“此时，看着那边的小孩子，我无比悲伤，因为他们的父亲不一定哪天就有可能被杀。我知道这种痛苦，我知道。”
我又一次望向妈妈旁边的莱斯特。他会帮我照顾好妈妈，这让我得到少许安宁。但我又担心起来，如果不公能降临在我身上，也一样会降临在他身上，或是我的兄弟们身上，或是亚拉巴马州任何一个黑人身上。
“我唯一的罪过是长得像另一个人。你们总是说，我们这些黑人长得都一个样。这真可笑，我们都长得一个样！但案发时你们却能分得清谁是谁了。你们知道阿克警官对我说了什么吗？‘你就认了吧，这事不是你干的就是你兄弟中的一个干的，你们都是一伙的，所以就认了吧。’这话真令人难过。”
我停顿了一下，又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最令人难过的是，你们已经打算结案了。案子就要结了，这位法官很开心。受害者的亲人回家时也会想着，坏人终于被绳之以法了。警察的案子结了，但上帝的案子还没结，上帝不会结，他会重新审判。也许是一年后，也许是明天，也许是今天，他一定会重新审判这个案子。”
莱斯特冲我点头，我也冲他致意。上帝一定会重新审判此案，莱斯特和我会尽己所能，助上帝一臂之力。
法官准备宣判我的命运，而这早在被抓的那一刻就板上钉钉了。终有一天他们会明白，我不是那个作恶之人。然后呢？你会对一个被冤枉的人说什么呢？他们又会怎么说？我把腰板挺得直直的，不会乞求他们饶我一命。
“我不怕电椅。你们可以判我上电椅，但你们夺不走我的生命。我的生命不属于你们。我的灵魂，你们无法触及。”
短暂休庭三个小时后，我最后一次被带回满是木质家具和白色面孔的法庭。辩护律师做了最后的申辩，他反对将我以两项死刑定罪，理由是这两个案件只是情况相似，但缺乏我涉案的证据。然而，亚拉巴马州规定可以将以往的多个案件合并，并与第三个关联案件一并判决，死刑判决已是板上钉钉。真是名副其实的“州政府的判决”(4)。
法官“砰”地敲了下木槌，清了清嗓子。
“经陪审团裁决，本庭宣判，被告安东尼·雷·辛顿，在上述几案中均罪名成立，判处死刑。依据亚拉巴马州上诉程序规则8-D（1）条，本庭裁定安东尼·雷·辛顿将在亚拉巴马州最高法院规定的日期被施以电击死刑。
“亚拉巴马州杰斐逊县法院将被告安东尼·雷·辛顿移交亚拉巴马州惩教署押管。电刑会在适当的地点单独执行，行刑过程中高强度的电流会导致死亡，电流会一直电击安东尼·雷·辛顿的身体，直到他死亡。”
我无力地垂下了头，加勒特法官又敲了一下木槌，我的辩护律师嚷嚷着要上诉。我感到眩晕恶心，耳朵嗡嗡作响，就像有一群蜜蜂被放进了法庭。我隐约听到妈妈痛苦的哭喊声，我拼命地扭头去看，多莉和罗丝玛丽正用双臂抱着她。法警准备把我带出法庭的后门，我猛地转身试图向妈妈奔去。法警牢牢地架着我的肩膀，狠狠地抓住我的胳膊，手指掐到了我的肉里。我无法挣脱，无法拥抱妈妈给她最后的安慰。我知道再争斗下去法警就可以开枪打死我了。我不能让他们打死我。我一定要回到妈妈身边，妈妈也需要我回家。我是她的孩子。亲爱的上帝，我是她的孩子，我是清白无辜的。看着莱斯特和妈妈，泪水早已模糊了我的双眼，莱斯特也在流泪。他们强行将我拉出后门，妈妈拼命伸出手想要拉住我。我悲痛欲绝。
亲爱的上帝，请将真相昭示于世人。
亲爱的上帝，不要让我就这样死去。
亲爱的上帝，我清白无辜。
亲爱的上帝，请保护好妈妈。
我清白无辜。
我清白无辜。
他们押着我快速走过法庭外的走廊，我想起了作呈堂供述时莱斯特脸上严肃的表情。他和我都知道，每个在衙门口前苦苦求生的穷人都知道，看上去是检察官赢了，但他和法官可能都没意识到，他们判我死刑，实则是给了我能够证明自己清白的最后机会。被判死刑后，政府会指派专门的律师帮我上诉。但如果我被判监禁，就要自己花钱请律师。
活下去的最佳方法就是被判死刑，因为我没钱证明自己的清白。我要被押往霍尔曼监狱。“痛苦之地”“死人之地”“南方屠宰场”——这些恐怖的称号令人胆寒。但我知道，与不公做斗争的唯一方式便是深入虎穴。
愿主慈悲，佑我灵魂。
(1) 约1.5米宽、2.1米长。
(2) “白色长袍”指的是三K党的标志性装束。三K党是19世纪后期形成的奉行白人至上主义的美国民间仇恨团体，同时也是一个恐怖组织。三K党党徒曾私自抓捕、绞死有色族裔人士，他们行动时身着白色长袍，头戴只露出眼睛的尖头罩。
(3) “黄妈妈”是亚拉巴马州死刑电椅的别称。
(4) 原文为“capital offense”，意为“死刑”，其中“capital”一词又有“省会”一意，此处为双关用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