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唐代是一个思想相当解放的时代，儒、道、佛三家思想都受到朝廷的重视和支持，思想界呈现百花齐放的繁纷局面。盛唐诗人的思想既复杂，又活跃，王维信佛，李白好道，皆为显例。杜甫则与众不同。杜甫在青年时代一度醉心于道教，对仙丹灵芝及长生仙界颇感兴趣，那只是世界观尚未确立时的浪漫幻想。杜甫壮年以后对佛教产生了好感，是由于频遭挫折心生苦闷，想从佛教得到一点慰藉，并非真想遁入空门。就其主要思想倾向而言，清人刘熙载《艺概》卷二中的论断非常准确：“少陵一生却只在儒家界内。”
杜甫出生在一个以儒学为传统的家庭里。他从小接受了严格的儒家思想的教育，终生服膺儒学。杜甫经常自称“儒生”“老儒”，甚至是“腐儒”。他偶然也发发牢骚，说什么“纨袴不饿死，儒冠多误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甚至说：“儒术于我何有哉，孔丘盗跖俱尘埃！”（《醉时歌》）但那只是在极端悲愤的情境中的牢骚话而已。事实上杜甫对儒家思想的遵循，已达到孔子所说的“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的程度，终生不渝，死而后已。杜甫好以儒家的祥瑞物凤凰自比，他“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壮游》），直到临终前一年，还写了一首《朱凤行》以见志。杜甫念念不忘的那个凤凰，正是诗人的化身。
儒家关注的对象是人生与社会，他们的人生态度必然是积极入世的。孔子奔走列国，栖栖惶惶，为的是实现其天下大同的政治理想。孟子游说诸侯，力辟杨墨，为的是实现以仁义为核心的政治主张。他们对自己的事业充满了信心，而且怀有一种崇高的使命感。在儒家思想哺育下成长起来的杜甫也是这样。杜甫对于人生抱有坚定的信念，他把安邦定国视为自己的使命。青年时代的杜甫早已胸怀大志：“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但当时他对自己的人生道路还没有作深沉的思考，他的壮志还缺乏具体、确定的内涵。待到长安十年，杜甫一面体验着人生的艰辛，一面观察着人民的疾苦，终于确立了坚如磐石的人生信念。三十九岁那年，杜甫首次自述其志：“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五年之后，杜甫再述其志：“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前者着眼于君主，后者关注的重点转到自身。写前一首诗的时候，杜甫还是一介布衣。写后一首诗的时候，杜甫刚刚得到一个从八品下的微职。然而他的口气是如此的狂傲，他的志向是如此的高远。
什么叫“致君尧舜上”？就是希望君主变得像尧、舜一样的贤明。在帝制时代，实行仁政的首要条件是君主贤明，否则一切都是空谈。尧、舜是儒家推崇的古代明君，是儒家用自己的政治观念塑造出来的理想人物。杜甫希望皇帝效法尧、舜，其实质就是希望他们实行仁政。这是杜甫实现远大政治抱负的必要步骤。什么叫“窃比稷与契”？稷，又称后稷，舜时的大臣。相传稷从小就善于稼穑，所以舜让他主管农业。契，是协助大禹治水的大臣。杜甫自比稷、契，是不是自许太高？对此，王嗣奭在《杜臆》中有非常好的解读：“人多疑自许稷、契之语，不知稷、契元无他奇，只是己饥己溺之念而已。”“己饥己溺”，语出《孟子·离娄下》：“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也。”这是一种高度的责任感，一种伟大的胸怀，一种高尚的政治情操。然而稷也好，契也好，他们身居高位，本来就承担着天下的重任，他们有这样的责任感是理所当然的。杜甫则不同，他只是一介微臣，甚至是一介布衣，按照“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论语·泰伯》）的常理来说，杜甫本来是不必怀有此种责任感的。然而杜甫竟然自许稷、契，竟然以“己饥己溺之念”为人生目标，这是崇高、伟大的人生信念。
杜甫一生困窘，屡遭挫折，他的人生信念是在困顿境遇中产生并逐渐充实起来的。“致君尧舜上”的志向，是在“骑驴十三载，旅食京华春。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的境遇中提出来的。“窃比稷与契”之句的下文，即是“居然成濩落，白首甘契阔”。对于浅薄浮躁的人，艰难困苦会使之放弃理想的抱负；而对于沉稳坚毅的人，反而会激发其志气，坚定其决心。杜甫显然是后一种人。他在现实生活中的遭遇非常悲惨，常常陷于饥寒交迫的境地。在那种时刻，杜甫难免会啼饥号寒，把谋求温饱视为当务之急：“无食问乐土，无衣思南州。”（《发秦州》）他甚至说过“但使残年吃饱饭，只愿无事长相见”（《病后过王倚饮醉歌》）之类的丧气话。但杜甫对理想仅是暂时的搁置，而不是永久的抛弃，理想的火焰依然在他心头燃烧，一有机会仍会放出光芒。在他去世的前一年，杜甫对友人说：“致君尧舜付公等，早据要路思捐躯！”（《暮秋枉裴道州手札率尔遣兴寄递呈苏涣侍御》）一个快要走到人生终点的人，还把“致君尧舜”的理想谆谆托付给友人，说明他对心中的理想是何等的珍视和坚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