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是一个思想相当解放的时代,儒、道、佛三家思想都受到朝的重视和支持,思想界呈现百花齐放的繁纷局面。盛唐诗人的思想既复杂,又活跃,王维信佛,李白好道,皆为显例。杜甫则与众不同。杜甫在青年时代一度醉心于道教,对仙丹灵芝及长生仙界颇感兴趣,那只是世界观尚未确立时的浪漫幻想。杜甫壮年以后对佛教产生了好感,是由于频遭挫折心生苦闷,想从佛教得到一点慰藉,并非真想遁入空门。就其主要思想倾向而言,清人刘熙载《艺概》卷二中的论断非常准确:“少陵一生却只在儒家界内。”

杜甫出生在一个以儒学为传统的家里。他从小接受了严格的儒家思想的教育,终生服膺儒学。杜甫经常自称“儒生”“老儒”,甚至是“腐儒”。他偶然也发发牢骚,说什么“纨袴不饿死,儒冠多误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甚至说:“儒术于我何有哉,孔丘盗跖俱尘埃!”(《醉时歌》)但那只是在极端悲愤的情境中的牢骚话而已。事实上杜甫对儒家思想的遵循,已达到孔子所说的“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的程度,终生不渝,死而后已。杜甫好以儒家的祥瑞物凤凰自比,他“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壮游》),直到临终前一年,还写了一首《朱凤行》以见志。杜甫念念不忘的那个凤凰,正是诗人的化身。

儒家关注的对象是人生与社会,他们的人生态度必然是积极入世的。孔子奔走列国,栖栖惶惶,为的是实现其天下大同的政治理想。孟子游说诸侯,力辟杨墨,为的是实现以仁义为核心的政治主张。他们对自己的事业充满了信心,而且怀有一种崇高的使命感。在儒家思想哺育下成长起来的杜甫也是这样。杜甫对于人生抱有坚定的信念,他把安邦定国视为自己的使命。青年时代的杜甫早已胸怀大志:“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但当时他对自己的人生道路还没有作深沉的思考,他的壮志还缺乏具体、确定的内涵。待到长安十年,杜甫一面体验着人生的艰辛,一面观察着人民的疾苦,终于确立了坚如磐石的人生信念。三十九岁那年,杜甫首次自述其志:“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五年之后,杜甫再述其志:“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前者着眼于君主,后者关注的重点转到自身。写前一首诗的时候,杜甫还是一介布衣。写后一首诗的时候,杜甫刚刚得到一个从八品下的微职。然而他的口气是如此的狂傲,他的志向是如此的高远。

什么叫“致君尧舜上”?就是希望君主变得像尧、舜一样的贤明。在帝制时代,实行仁政的首要条件是君主贤明,否则一切都是空谈。尧、舜是儒家推崇的古代明君,是儒家用自己的政治观念塑造出来的理想人物。杜甫希望皇帝效法尧、舜,其实质就是希望他们实行仁政。这是杜甫实现远大政治抱负的必要步骤。什么叫“窃比稷与契”?稷,又称后稷,舜时的大臣。相传稷从小就善于稼穑,所以舜让他主管农业。契,是协助大禹治水的大臣。杜甫自比稷、契,是不是自许太高?对此,王嗣奭在《杜臆》中有非常好的解读:“人多疑自许稷、契之语,不知稷、契元无他奇,只是己饥己溺之念而已。”“己饥己溺”,语出《孟子·离娄下》:“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也。”这是一种高度的责任感,一种伟大的胸怀,一种高尚的政治情操。然而稷也好,契也好,他们身居高位,本来就承担着天下的重任,他们有这样的责任感是理所当然的。杜甫则不同,他只是一介微臣,甚至是一介布衣,按照“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论语·泰伯》)的常理来说,杜甫本来是不必怀有此种责任感的。然而杜甫竟然自许稷、契,竟然以“己饥己溺之念”为人生目标,这是崇高、伟大的人生信念。

杜甫一生困窘,屡遭挫折,他的人生信念是在困顿境遇中产生并逐渐充实起来的。“致君尧舜上”的志向,是在“骑驴十三载,旅食京华春。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的境遇中提出来的。“窃比稷与契”之句的下文,即是“居然成濩落,白首甘契阔”。对于浅薄浮躁的人,艰难困苦会使之放弃理想的抱负;而对于沉稳坚毅的人,反而会激发其志气,坚定其决心。杜甫显然是后一种人。他在现实生活中的遭遇非常悲惨,常常陷于饥寒交迫的境地。在那种时刻,杜甫难免会啼饥号寒,把谋求温饱视为当务之急:“无食问乐土,无衣思南州。”(《发秦州》)他甚至说过“但使残年吃饱饭,只愿无事长相见”(《病后过王倚饮醉歌》)之类的丧气话。但杜甫对理想仅是暂时的搁置,而不是永久的抛弃,理想的火焰依然在他心头燃烧,一有机会仍会放出光芒。在他去世的前一年,杜甫对友人说:“致君尧舜付公等,早据要路思捐躯!”(《暮秋枉裴道州手札率尔遣兴寄递呈苏涣侍御》)一个快要走到人生终点的人,还把“致君尧舜”的理想谆谆托付给友人,说明他对心中的理想是何等的珍视和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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