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在儒学的发展史上曾出现两个高潮，分别在汉代和宋代，所以儒学的两大流派分别被称为“汉学”与“宋学”。儒学史上的唐代夹在这两个高潮之间，实际上处于一个低潮阶段。那么唐代有没有值得注意的儒学代表人物？当然有，其中之一就是杜甫。钱穆在《中国史学发微》中称杜甫为唐代的“醇儒”，非常准确。杜甫不是儒学经典的注疏者，他对儒学的服膺主要体现于实践，他身体力行地将儒学原则付诸行动，从而在儒学发展史上做出了独特的贡献。不但如此，杜甫还用他一生的实践、行为，用他的整个生命，来丰富、充实儒学的内涵。从本质上说，儒学原是一种实践的哲学，它非常重视人的行为。所谓的百姓日用人伦，是儒学最为关心的核心内容。孔子也好，孟子也好，年富力强的时候并不忙着著书立说，而是栖栖惶惶，奔走天下，要从实践的角度推行他们的仁爱之道。等到最后觉得“道之不行，已知之矣”（《论语·微子》），才静下心来著书立说，把他们的思想用著述的形式传给后人。从本质上看，儒学最强调的是实践，强调人们生前的行为，强调在实际生活中的建树。从这个意义上说，杜甫正是最好地体现儒家精神、发扬儒家精神的一个历史人物。
儒学千头万绪，其核心内容就是仁爱思想，主张在天下推行以仁爱之心为出发点的仁政。儒家认为一切的爱心都是从人们的内心自然生发出来的，孟子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这是一种由近及远、由亲及疏的自然的情感流动。由这样的程序生发出来的仁爱之心，它更自然，更符合人的本性，也更切实可行。它既不是好高骛远的空想，也不是违背人性的矫情；它不是强制性的道德规范，更不是对天国入场券的预付。杜甫对儒家的这个核心精神心领神会，他的诗篇，他的行为，时时刻刻都在阐释着这种理念。杜甫感情深厚诚笃，被近人梁启超誉为“情圣”（《情圣杜甫》）。他深深地爱着他的妻子、儿女和弟妹，一生中始终与妻儿不离不弃，相依为命。他与杨氏夫人伉俪情深，白头偕老。当他陷贼长安时，曾对着月亮怀念远在鄜州的妻子：“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月夜》）当他与家人隔绝时，就格外思念幼小的孩子：“世乱怜渠小，家贫仰母慈。”（《遣兴》）杜甫对友人情同兄弟，时时见于吟咏。他四十八岁那年流寓秦州，全家生计濒于绝境，却在短短三个月内写了三首思念李白的名篇，至性至情，感人肺腑。杜甫还将仁爱之心推广到素不相识的天下苍生。他到奉先县去探亲的时候，突然发现自己的幼子已因挨饿而夭折了。他悲痛万分，但马上联想到普天下还有很多比他更困苦的人：“抚迹犹酸辛，平人固骚屑。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在一个秋风秋雨之夜，杜甫屋漏床湿，彻夜不得安眠，此时此刻，他想到的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杜甫的思考过程，他的感情流向，也是由近及远，由亲及疏，这分明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儒家精神的具体阐发。
儒家仁爱之心的最高体现形式是实行仁政，杜甫对此完全赞同，他用诗歌表达了这样的希望：“牛尽耕，蚕亦成，不劳烈士泪滂沱，男谷女丝行复歌。”（《蚕谷行》）他满心希望朝廷薄赋轻徭，让人民休养生息：“借问悬车守，何如俭德临？”（《提封》）他谴责急征暴敛：“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他指出苛政是逼迫人民铤而走险的根本原因：“不过行俭德，盗贼本王臣！”（《有感五首》之三）在国家统一不受损害的前提下，杜甫坚决主张息兵罢战。他作《兵车行》揭露朝廷的穷兵黩武，以及无辜百姓埋骨荒外的悲惨命运：“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他作《洗兵马》抒发太平之愿：“安得壮士挽天河，净洗甲兵长不用！”儒家为了推行仁政，对危害仁政的现象忧心忡忡，杜甫的忧患感与孔、孟一脉相承，他“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他“向来忧国泪，寂寞洒衣巾”（《谒先主庙》）。时时刻刻都在忧国忧民的人必然会对社会的黑暗面怀有最强的敏感，必然会对国家的隐患保持最强的警惕。杜甫最为忧心忡忡的是社会的贫富悬殊，他写出了惊心动魄的名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这是杜甫深沉忧患意识的生动体现，是杜甫向千秋万代发出的严重警告。
杜甫对儒家的仁爱思想有所发展、补充。孔、孟等早期儒家提出的仁爱之心，其思考对象是人类，“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孟子则举例说明人们仁爱之心的来源：“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孟子·公孙丑上》）爱人之心也好，恻隐之心也好，它的关注对象都是人，没有包括其他生命。杜甫则将爱人之心延伸出去，推广开来，用更加广博的仁爱精神去拥抱整个世界。杜诗写到天地间的一切生灵都出以充满爱抚的笔触：“筑场怜穴蚁，拾穗许村童。”（《暂住白帝复还东屯》）“盘飧老夫食，分减及溪鱼。”（《秋野五首》之一）在杜甫心目中，天地间的动物、植物都与人一样，应该沐浴在仁爱的氛围中。杜甫尤其关心那些处境欠佳的动植物：“白鱼困密网，黄鸟喧佳音。物微限通塞，恻隐仁者心。”（《过津口》）杜诗中写到动物、植物，往往有比兴寄托的意味，比如杜甫喜咏雄鹰和骏马，在它们身上寄托着诗人的雄心和豪气。又如他在成都写的《病橘》《病柏》《枯棕》《枯楠》， 用病树、枯树来比喻在苛捐杂税的压迫下奄奄一息的穷苦百姓。但是杜诗中也有许多咏物诗并无寄托，例如《舟前小鹅儿》：“鹅儿黄似酒，对酒爱新鹅。……客散层城暮，狐狸奈若何！”充溢在字里行间的只是对弱小生命的由衷爱怜和关切。杜甫关爱一切生命的情怀，是对儒家仁爱思想的重要发展，因为把仁爱之心从人推广到普通的生物，本来是儒学内在的一种发展方向。“民胞物与”的命题，在理论上要等到宋人张载才阐发出来，但是在文学上，它早在杜诗中就得到生动的弘扬。这是杜甫对于儒学思想的一大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