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两件事纪念吴晗同志

回忆两件事纪念吴晗同志

吴晗同志含冤逝世十年以后,得到平反,隆重地开了追悼大会。我由于某种原因,不能参加,只得在事后反复阅读民盟的盟讯专刊,借以寄托沉痛悼念之情。我当时曾想,这个遗憾终生无法弥补了。我也曾对人说,恐怕只有见马翁于地下之时,才能顺便去向吴晗同志致敬了。现在北京市历史学会给我机会,在纪念文集的一角表达对吴晗同志的哀思,我是十分激动和感谢的。

在纪念吴晗同志的时候,我回忆起两件事。

1965年冬,文痞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时,我在郊区参加“四清”,回校时去见了翦老和邵循正同志。我当时的思想和许多史学工作者一样,对于文章后面一段联系政治“上纲”,攻击吴晗同志反党反社会主义,是不能接受的。我曾对翦老说,若说吴晗同志某些学术思想、观点不完全正确,我是同意的。例如,他所倡导的要用当时当地的标准来评价历史人物和事件,我觉得不一定符合马克思主义(今天我还是这样想)。但是,如果说吴晗同志这样一个几十年来全心全意跟党走的人,是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的,我决不相信。当时翦老处境已很困难,他表示同意我的话,但很谨慎,未加发挥。邵循正同志是和吴晗同志私交甚笃的,我又向他了解。邵循正同志说,我最近特意去找了吴晗,问他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吴晗只是摇头叹气,一言不发”。1966年初秋,北大东操场上有一次大规模的批斗会,很多人都被拉来,吴晗同志也在被揪斗之列。我那时还厕身于“革命群众”之中,只见吴晗同志被两名红卫兵左右抓住肩膀,推上台来。他双目紧闭,毫无表情。我不禁想起邵循正同志所说的八个字:“摇头叹气,一言不发。”这是我最后一次看到吴晗同志。当然,我与他的瓜葛并未就此终结。为他所主编的《中国历史小丛书》当编委,免不了罪状一条;写过一本小书《明代援朝抗倭战争》,更必然是“为彭德怀歌功颂德”。

“文化大革命”这场史无前例的内乱,它的性质已由党中央做出了明确的结论。而运动开始时,翦老、吴晗、邵循正,以及像我这样的人,可能对运动各有不同的理解和不理解。但是谁能料到,《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竟是发动这场内乱的信号弹!谁又能料到,它竟成为持续十年之久的大灾难!吴晗同志“摇头叹气,一言不发”,他是有口难开,有难言之隐啊!吴晗同志在这场大灾难中悲惨牺牲,而我自己,由运动之初被揪出来时在群众大会上的不肯低头,几经周折,最后却被认为是能够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解放以后一直受党的教育,诚心诚意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在这场内乱开始时,看来并非完全不能明辨是非。周扬同志说得好:不能把迷信当做忠诚。这句名言,我认为,给无数“毕竟是书生”的人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行动总结了经验。或者更正确地说,总结了教训。可悲又可惜的是,吴晗同志还没来得及吸取这个教训,就被折磨致死了!

另一件事,把我带到更远的回忆之中。30年代前期,七七抗战之前,天津《大公报》有所谓星期论文。每逢星期日,由当时所谓的名流轮流替报纸撰写社论文章,它在读者中颇有影响。我记得是1932年暑假,胡适在他的一篇星期论文中,主要谈了当年夏天北大和清华两所大学的两名毕业生。文章称赞他们的辛勤努力和突出成就,好像还举出了具体例子,详细内容我已记不清了。胡适写此文的政治目的为何,这里姑且不论。在当时我们这些青年学生中,确实纷纷谈论,引起了注意。这两个毕业生,一是北大国文系的丁声树,一是清华历史系的吴晗。这也是我第一次听到吴晗的名字。据我所知,胡适以后一直很关心他们两人,他们和胡适在学术上也有过不少往来,丁声树还曾被推荐到北大任教。

但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里,身受三座大山压迫的知识分子,和资本主义社会里的知识分子究竟不同。抗战后期,当胡适在美国替国民党政府充当大使时,吴晗同志开始积极投身于火热的反蒋斗争和民主运动,在党的领导下,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解放以后,他一方面作为副市长,一方面作为历史学家,精力旺盛,意气风发,卓有建树。他那种夜以继日的“双肩挑”的干劲,今天是很难见到的。丁声树同志,历史语言研究所的“丁圣人”,没有在傅斯年的劝诱之下离开大陆,而是留在南京迎接了解放。三十几年来,踏踏实实的思想改造,使他甘为沧海一滴水。他积劳致疾,缠绵病榻,中国社会科学院表彰了他,并且号召向他学习。吴晗和丁声树,正如胡适当年在学术上所期待的那样,解放之前都已成为中国第一流的学者。同时,他们也都违反了胡适的愿望,背叛了胡适所走而且也希望他们两人走的政治道路,先后成为光荣的共产党员。这当然是胡适做梦也未料到的。虽然吴晗同志和丁声树同志晚年遭遇有所不同,他们共同走的革命道路,则是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应当走的道路。我认为,吴晗同志在抗战前学术上受知于胡适,不必为他讳言。更可贵的要害,是吴晗同志最后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四人帮”为加害吴晗同志,公布了他给胡适的一些信札,适足暴露其险恶用心而已。

今天,在三中全会正确路线指引之下,知识得到重视,知识分子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知识分子政策日益落实,知识分子日益在四化建设中找到用武之地。吴晗同志地下有知,一定会像当年那样,憨厚而爽朗地放声大笑吧!

1983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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