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治中是不是共产党？”

张治中是一个和平主义者；但是，当时的黄埔，并不是一个可以“和平共处”的环境。在国共双方都是斗志昂扬、攻势不减的情况下，一次次“磨合”的努力，只是徒然增加失败的痛苦而已。

张治中说过这样的话：“我的一切言论、态度都是为着爱护革命而出发的。”又说：“最好是大家团结，以求革命的发展；如果还没有做出一点事，自己的组织先分裂，自己的肢体先就支离，则革命如何可以完成？”谁会怀疑张治中的政治真诚呢？谁又会否定这样的政治主张呢？可是，在实际的政治风波中，张治中的真诚未免不是一种幼稚，张治中的主张未免不是一种脱离实际。

就在林振雄枪击李汉藩事件之后不久，廖仲恺先生在广州城里被国民党右派暗杀了。南方革命政权内部掀起滔天巨浪，一位忠诚于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的巨人倒下了，国共合作的堤岸被撕开了一个口子。对于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来说，这真是一个晴天霹雳；对于真诚地拥护国共合作政策的张治中来说，这也是一个晴天霹雳。政治的斗争，总是充满着血腥味；国共合作的好梦，现在只剩下血腥的回忆。在黄埔岛上，在南方政府里，血腥的气味继续在空气中扩散。一切的一切，都表明张治中对政治的认识距离实际太远了。

然而，张治中的可贵，正是他的这种近乎幼稚的真诚；张治中的著名，也正是他的这种一以贯之的主张。况且，张治中缺少的只是对实际政治的认识，并不缺少头脑，也不缺少勤奋。其实，张治中是个十分善于学习和善于思考的人。因此，他有着很强的辨别是非的能力。一次次斗争，张治中在认识国民党，在认识右派；一次次斗争，张治中也在认识共产党，在认识左派。事实上，张治中在国共两党的斗争中，在左派和右派的斗争中，从来就没有做到完全意义上的中立。在上岛的初期，张治中是一个中间偏左派；随着斗争的深入，也随着不断加深对实际政治的认识，张治中一步步地向左派倾斜，甚至一度提出加入共产党的要求。张治中的政治立场，从力图中立，到偏左，再到左派，就是通过对国共两党的主张与实践不断加深认识的结果。

实事求是地说，在上岛之前，张治中除了朴素的富国强兵的思想外，对各种主义都了解不多，无所谓左派或右派的成见。不过，真要比较起来，恐怕还是对国民党的三民主义有更多的好感。这是因为三民主义是孙中山先生创立的，孙先生是张治中久已崇敬的伟人。孙先生的主张还会错吗！至于对共产党的了解，除了在上海大学读书时，曾与瞿秋白等著名共产党人有过一些接触外，更多地还是来自孙中山提出的“联俄联共”的政治主张。

正因为没有成见，所以，张治中在上岛之后，能够以公正持平的立场，对国共两党的政治主张进行近距离的观察、比较。不过，政治是抽象的，也是具体的。事实上，张治中所认识的国共两党，只是黄埔岛上的国共两党；或者说，只能是黄埔岛上的国民党人与共产党人。

不幸得很，岛上的国民党人表现太差了。让张治中佩服的国民党人当然也有，蒋校长算一个，邓演达算一个，王懋功是自己的好朋友，也可以算一个；学生中大概只有贺衷寒还有点真才实学。而且，邓演达和王懋功都算是国民党左派，与其说他们的政治立场属于国民党，不如说他们的政治立场更接近共产党来得恰当。至于国民党右派的代表人物王柏龄、缪斌等人，简直就是两个没有人格的奴才，真让人看不起。

反观黄埔岛上的共产党人，真让张治中赞叹不已。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就不用说了，张治中称：“我们一见如故。他为人很热情，谈吐、风度、学养，都具有很大吸引力。”此外如恽代英、高语罕、熊雄等人，也都是张治中十分佩服的人物。至于黄埔学生中的蒋先云、李之龙、陈赓等中共党人，都是大名鼎鼎，十分了得。可以说，共产党人个个都是人中龙凤、国之精英，也难怪蒋校长要发脾气了，一次气急败坏地大骂缪斌：“你们十个孙文学会会员，也抵不上一个共产党。为什么有本事的人都去当了共产党？”的确，共产党人留给张治中的印象太深了，尤其是周恩来的横溢才华和人格魅力，可以说是一个让张治中终身景仰的人物。

正是在这些共产党人的影响下，张治中的政治立场出现了明显的“左”的倾向，甚至动了参加共产党的念头，并当面向周恩来提出了加入组织的要求。周恩来很高兴，表示待请示组织后加以答复。然而，几天后，周恩来委婉地表示：中共欢迎张治中加入，但在国共合作时，双方有约：中共不吸收国民党高级干部入党。不过中共保证今后一定暗中支持张治中的工作。

张治中加入中共的愿望虽然没有实现，但从此却与共产党人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在国民党黄埔军校第四届特别党部执行委员会及监察委员的选举中，张治中被选为九执委之一。党部执委候选人是由两派事先协商的，而张治中之当选，则是由中共方面所提出。这可以看作是中共组织给予张治中支持的一个实例。

张治中的“向左转”，越来越引起右派的强烈不满，也越来越受到蒋介石的密切注意。1925 年秋的二次东征期间，张治中担任军校第四期入伍生军官团团长。早在张治中担任入伍生总队附期间，右派就曾送给他一个“红色教官”的绰号；现在又当了一个什么团长，索性再送他一个“红色团长”的帽子。但是，右派还是觉得不能充分发泄心中的仇恨，恽代英、高语罕，是两个公开的共产党政治教官，国民党左派邓演达是个比共产党还左的家伙，现在不是又出了个张治中吗，一起送他们一个外号，就叫“黄埔四凶”吧！

这样一来，张治中的名声大了。好家伙，成了黄埔一凶，而且和共产党教官排在一起，右派分子的这一手真是毒辣！问题严重了，蒋校长不能不给予关注，也不能不加以过问。东征军进入汕头之后，蒋校长把第二师师长王懋功找来问话：“张治中是不是共产党？”这当然只是一个怀疑，但未免不是一个严重警告。

这件事给予蒋校长的刺激之深，是可以想象的。蒋介石在张治中身上下了那么大的功夫，可是，到头来，张治中还是被共产党拉过去了，再让共产党这样闹下去，我们不是都成了在给共产党“打工”么！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蒋介石觉得事不宜迟，需要采取一点措施了。

这一年11 月底，还在东征途中，蒋介石就找到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伸手向他要东征军及黄埔军校中的共产党员名单。周恩来当然不会将这个名单交出去，不过口气也还缓和，婉言回绝了。蒋介石似乎也没有坚持，事情就这样过去了。然而，这只是一个试探，也是一个信号，表明蒋介石要对中共组织动手了。了解蒋介石个性的人，都知道蒋氏认准了的事情，是不会善罢甘休的。对于国共合作，蒋介石有一句名言，谓之：“这叫捉老鼠上床，咬自己的被窝，怎能够安静睡觉呢？”如果说孙中山的“联共”政策是“捉老鼠上床”，那么把“老鼠”赶跑，正是一件必然的事情，谁会与“老鼠”同眠共枕呢？因此，接下来发生的一切，虽然让许多人感到惊异，但却是符合逻辑的必然结果。

动手之前，需要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防范的措施之一，就是不能让张治中一身兼有八大要职，因为这样做太危险了。于是，对于张治中辞去七项兼职的要求，蒋介石很痛快地接受了。在张治中而言，自从进入黄埔以后，身兼八大要职，一天到晚坐汽车，坐小汽艇，仆仆往来于黄埔与广州之间，经常忙得连午饭、晚饭都顾不上吃。最忙的时候，到了深夜十一二时，才记起今天还没有吃晚饭，所谓“废寝忘食”，正是一个切实的写照。这样一个极端繁忙的工作环境，实在不易长期坚持下去。况且，张治中并不是一个热衷权力的人。1926 年初，张治中决然辞去航空局长、航空学校校长、军事处长、第二师参谋长、广州卫戍司令部参谋长等兼职，只保留了黄埔第四期学生军官团团长一职。

本来，张治中的八大兼职，在蒋介石的心里，已是一个不能放心的事情，也是久已忧虑的问题。现在张治中主动请辞，事情真是再好也没有了；并且，对张治中的不肯恋栈，蒋第一次有了认识。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件事，蒋介石对张治中的“红色”，已经不再感到忌讳或恐惧。一个淡泊权力的人，有什么可怕的呢？

1926 年的春天，南方革命政权内部第二次掀起滔天巨浪，这就是发生在3 月20 日的“中山舰事件”。这件事真是太突然了，共产党人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一夜间竟成了蒋介石的俘虏。不宣而战，不告而诛，当然让人感到惊愕和骇然。但是，敏锐的政治家，早在20 多天之前，就看到了这次事件的序幕。2 月26 日，蒋介石突然宣布将王懋功予以扣留，并免去他的第二师师长职务，罪名是“勾结”苏联顾问季山嘉，“图谋不轨”。

这算得是什么罪名呢？不要说在当时“联苏联共”的大局面下，这样骇人听闻的罪名，是不可以信口雌黄的；即便王懋功真有这样的图谋，不是说“党权高于一切”吗，“党军”的师长不轨，上面不是还有军事委员会吗？军事委员会上面不是还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吗？一个军长，怎么就可以自作主张地将师长扣押撤职呢？但是，蒋介石胜利了，军事委员会没有干预，国民党中央也没有干预，王师长只好乖乖地缴械，拿了蒋介石批给他的3 000 元大洋，被逐出广州，到上海去了。据说，也不是一棍子将他打死，蒋介石还准备送他去苏联军事学院去留学。既有“勾结”苏联顾问“图谋不轨”的前科，又准备送他去苏联学习深造，岂非咄咄怪事？

而事实上，王懋功既没有“勾结”苏联顾问季山嘉，也没有“图谋不轨”，一切的罪名，都只是一个“莫须有”。王懋功的真正罪名，只是与南方国民政府及军事委员会主席汪精卫往来密切而已。要说这是勾结，也就是勾结汪主席，勾结领袖了。大人物的权力争夺，在没有水落石出之前，总是要牺牲一批小人物。王懋功不算小了，但是没有办法，谁叫他比蒋介石、汪精卫小呢，少不得也只好委屈他一下，充当汪主席的“垫脚”了。

蒋介石扣留王懋功，许多大人物本该发言的，结果都没有发言，却撞上一个不该发言的张治中，跑出来大发议论了。张治中听到王懋功被扣的消息，马上从黄埔坐船到广州见蒋，很直率地发问：“我可以相信王师长没有别的问题，或者他说话有些失于检点，除此之外，决没有什么。校长为什么这样处分他？”张治中真是太幼稚了。

张治中的直率和莽撞，并没有激怒蒋介石。相反地，蒋却是和颜悦色地对张说：“没有什么，给他到外国去学习学习，休养休养。你回去罢！你还是好好地带学生，我不会难为他的。”张的意见，蒋固然没有采纳；不过，张的鲁莽，蒋也没有表示责怪，甚至还给了张一个安慰。以蒋的褊狭多疑和睚眦必报的性格而言，这一次的谦和宽容，既是一次例外，也是一个恩宠。

其实，蒋当然知道张并没有说错，也知道张的直言极谏，只是他的心口如一和心地坦然。尤其是，蒋看出来了，张是个不会玩弄手段的人，张只会搞“阳谋”，不会搞阴谋。善于玩手段的权谋家，最恨别人也跟他玩手段。蒋介石看出汪精卫也是个阴谋家，所以他不能与汪合作，这就是他要把王懋功赶走的原因。在蒋认为：张治中不跟他来这一套，一切都是公开的，很好，这种人不但用不着害怕，而且完全可以为我所用。这就是为什么蒋对张直言发问不以为忤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