逮捕令已经发出！

表面上看，王懋功被逐事件只是反映了蒋、汪之间的一场权力斗争，实际上，它是国民党最高权力的一次重大转移，也就是蒋介石对最高权力的一次公然侵蚀，孙中山时代的“党权高于一切”，已经成为国民党历史上的一个花絮；在国民党的党纲中，尽管没有写上“军权高于一切”这一条，但已经成为没有人可以否认的事实。在政治上，一个新兴的势力已经出现了，这就是军事强人蒋介石。在“党权高于军权”的名义下，形成了“军权高于党权”的格局。在这个变态的局面下，政治上的一切意外，都不是危言耸听，而是一个切切实实的可能。因此，从2 月26 日的王懋功事件，再到3 月20 日的“中山舰事件”，这中间仅仅隔了22 天。王懋功事件成为“中山舰事件”的预演，不但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且正是一个合乎逻辑的发展。

在中国现代史上，“中山舰事件”始终被称为一大疑案，这是由于它的许多具体细节，至今仍然是谜团重重；其实，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事件的某些具体细节如何，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了。以中山舰的调动来说，或许有它的偶然性；但以蒋介石的逻辑而言，“老鼠上了床”，难道会听之任之吗？所以，最重要的一点，我们不应当忘记，“中山舰事件”不过是一个道具，是被蒋介石用来“赶老鼠下床”、推进其反共战略的一个环节而已。没有人能够怀疑这样一个观点：即使没有“中山舰事件”，蒋介石也会制造出一个其他事件，以实施他的“赶老鼠下床”的反共战略。

于是，在3 月20 日的那个凌晨，蒋介石调动大批军警，以共产党“阴谋暴动”的骇人罪名，作为他发动反共事变的借口，包围苏联顾问办事处及住所，拘捕黄埔军校及第一军的共产党员，取消第一军的党代表制度等。其后，所有的共产党员都被赶出第一军，“党军”进一步成为蒋介石的私产。这是中国现代史上蒋介石第一次公开发动的反共事件。这次事件，既是对共产党及国民党左派力量的一次挑战，也是一年后“四一二事变”的一次预演。

张治中听到“中山舰事件”的消息，是在20 日清晨。最初只是听说军队中的共产党员及党代表都被逮捕了。在张治中看来，这不啻又是一个晴天霹雳。“党代表为什么会被逮捕？”这是张治中不能明白的第一个问题；“我们同抱着一个远大的目标，为什么内部发生出来这样重大的裂痕？为什么忽然发生这一个问题？为什么突然有这一个严重的处置？”这是张治中不能明白的第二个问题；当时，著名的中共党员，黄埔一期出身的陈赓、许继慎等同学，都在张治中手下担任连长。他们听到这个消息，都表示万分的愤慨。张治中当然也是一样的愤慨，但又不得不劝慰军官团里的共产党员稍事镇静，以等待事实真相的澄清。

然而，事态越来越严重了。上午10 时，军校教练部主任、粤军第四军军长李济深乘汽艇来到黄埔，接走了教育长邓演达，一起到广州去见蒋校长，以了解事件真相。接着，张治中的保定同学、党军第二师第四团团长陈继承率一营官兵，企图进驻军校。受命维持军校秩序的训练部主任严重和军官团团长张治中当即予以严词拒绝，说明除非有校长亲笔手谕，任何人不得来校进行活动。

随后，邓演达回到军校。与邓教育长同时来到军校的，还有广州城里已经实行戒严、苏联顾问团及汪主席住所均被包围，以及大批共产党员已被逮捕等令人骇然的消息。这时，海军军校副校长欧阳格乘中山舰开到黄埔，通知邓演达、张治中、恽代英、高语罕四教官到舰上商议要事。自经历了四川宣汉事变之后，张治中在这方面还是积累了一些经验，他觉得在局面混乱的时刻，不可贸然上舰。于是，当即提醒邓演达：“舰上有阴谋，我们不能去，有事让他们上岸来谈。”这真是一个英明的预见。事后得悉，欧阳格正是带着蒋校长的手令，到黄埔来逮捕邓、张、恽、高“黄埔四凶”的，只因邓、张等不肯应约登舰谈话，蒋又恐强行逮捕激起学生的抵抗，故于中途将这一道命令又撤回去了。

自己“居然成为一个逮捕的对象”，张治中不能不表示惊奇，也不能不表示愤慨。难道是因为自己的态度言论“左倾”么？难道是因为自己公开表示了对孙文主义学会的不满意么？这样的事情真是太荒唐了。事件平息之后，蒋校长回到黄埔。张治中会同邓演达，一起去长洲要塞谒蒋。一见面，张治中就以激昂慷慨的态度，表示了自己对“中山舰事件”的看法，并当面提出质问：“校长这种作法，是否顾虑到一般革命同志的信仰和一般革命青年的同情？”蒋听完了张治中的话，看了看张治中的态度，还是很温和地对张说：“事情已经解决了，没有什么，一切都过去了，以后没有问题，大家好好地做吧！”从长洲要塞出来，邓演达感叹地对张治中说：“你真冒失，真胆大！”

虽然逃过了差一点被蒋逮捕的厄运，但张治中作为蒋校长亲信干部的地位，依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中山舰事件”之后，张治中继续受到蒋的信任，亦继续得到蒋的重用。这在蒋介石与一般僚属的关系中，不能不说是一个例外。究其原因，这正是缘于张治中有着独特的政治作风。1926 年6 月，北伐大计决定了，国民革命军蒋总司令委张治中任副官处长，主管编制、人事和总务。蒋并向张说明：本来是要张去带兵的，副官处长原定张群，因张群在上海，所以要张治中暂时代理。据此，蒋颇感谦疚地安慰张治中：“你先权充副官处长，负责组织总司令部，等总司令部组成后，还是派你去带兵，副官处就交给张岳军接替。”

总司令部是一个庞大的机构，也是一个崭新的单位。创立伊始，出以公心的人，自然一切都可以按原则章程办事；忠心耿耿的人，不妨也可以一切唯领袖的意旨是从；然而，充满野心的人，未尝不是一个上下其手、私植班底的机会。对于张治中来说，蒋总司令把这么重要的一副担子放在自己的肩上，当然是看中了自己的干练，但何尝不是对自己忠诚的高度信任。为着北伐大业，为着感激知己，张治中很乐意地接受了这一任命。

但是，信任归信任，在蒋总司令面前，张治中并不想隐瞒自己一贯主张国共合作的政治观点。“中山舰事件”之后，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已经受到严重破坏，蒋介石与周恩来的关系亦日趋恶化，张治中深为忧虑。4 月间，周恩来先后被迫辞去第一军政治部主任、东江各属行政委员等职务，除了在北伐各军中从事政训工作、培养政工干部外，不再参与国民革命军高层领导工作。在张治中认为：北伐军统帅部如果没有周恩来的参加，肯定是一个重大损失，而且也会进一步加剧国共两党关系的破裂，这是张治中所不愿看到的。

因此，借着受命组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的机会，张治中乘机向蒋建议：北伐军总政治部主任一职最好由周恩来充任，以便两党合作如初。蒋表示已考虑由邓演达充任总政治部主任，可以考虑由周恩来担任财经委员会主任一职。张坚持：邓可以带兵或做别的工作，总政治部主任以周担任最为适宜。但是，蒋坚不同意，张只好转过来劝周接受财经委员会主任一职，亦被周拒绝。又一次“磨合”国共的工作失败了。在张治中看来，周本是很好合作的人，而蒋偏偏拒绝。对蒋的这一态度，张颇不以为然。

北伐出师，势如破竹。7 月，首克长沙；8 月，再克岳州。北伐前锋叶挺团血战汀泗桥，重创北军，武汉已是指日可下了。7 月27 日，北伐军蒋总司令在副官处长张治中等人的随侍下，从广州出发，乘粤汉南段车，当日抵达韶关。此后，蒋总司令或乘轿，或骑马，或徒步，经乐昌、界牌岭（粤、湘分界岭）、郴州等州县，于8 月7日抵达耒阳城。当晚，蒋携张治中等僚属，弃陆登舟，出耒河，入湘江，于10 日凌晨抵达衡阳。

北伐途中，特别是进入湘境后，张治中处处感受到民众对北伐军的热烈欢迎，所谓“伫候野外，观者塞途，鼓声爆响，振闻远近”；所谓“迷路者，则为之指引；任重者，则为之分担；疲者设凳，渴者给茶，饥者授食”等，都不是诳言。就连一贯蔑视农民运动的蒋总司令，一路上看到湖南民众远道劳军的情景，亦感叹：“该地农民协会，组织尤为整齐”；以为“将来革命成功，湖南当推第一，而军人尚在梦中，可胜太息”。故大军抵达衡阳，张治中就已认定北伐的成功，当不是问题。可堪忧虑的，还是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革命前途问题。张治中是一个肯讲话，而且也是敢讲话的军人，他认为自己所“看到的、想到的、应该讲的”，应该随时向蒋陈述、贡献。

8 月10 日，蒋由衡阳下船，向长沙进发。蒋命张治中留守衡阳，照料后面陆续开到的队伍。深夜12 时，张亲送蒋上船后，决定利用与蒋道别分手的机会，将一路上萦绕心头的革命前途问题，向蒋作一次陈述。张说：“我们到武汉会师是不成问题的，但是会师以后对两党问题要请你特别注意，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来保持两党的合作，不能使它破裂！”张并建议：“对于这一个复杂严肃的局面，现在应该加以注意与准备。我的意思，最好还是邀请汪精卫回国，帮助总司令来料理这一个攻下了武汉以后的局面，并可促进国共两党的团结合作。”

“中山舰事件”之后，素以国民党左派自居的汪精卫，因不甘受蒋钳制玩弄，愤而辞职，到法国去了。故张治中有“邀请汪精卫回国”一说。在张认为：国民党今后所面临的最大危险，亦即蒋先生所面临的最大危险，已不是北洋军阀，而是国共两党的分裂。如果能把汪精卫请出来主持大局，在国共之间起一个缓冲作用，大局或许尚有可为。张的忧虑固然有理，张的建议亦不谬，但他哪里知道蒋先生心里的一本账，联共固非所愿，迎汪亦非所愿，张的忠言怎么能听得进去呢！但是，张治中这番话确是大义凛然、以革命前途为念，不便当场辩驳，这就让蒋先生为难了。没有办法，蒋只好连“嗯”了几声，来一个不置可否，以孔夫子的话说，这就是“色难”，不知说什么好了。

这个时期，张治中关注的另一个问题是蒋桂合作。北伐出师，桂系主脑李宗仁任国民革命军第七军军长，桂系次脑白崇禧任北伐军总司令部参谋长。从武昌预校开始，白、张就是同学关系；保定军校时期，白、张更是同期、同科、同班的“三同”关系。北伐途中，又因工作关系，张治中与白崇禧接触的机会更加多了。张之为人，本是一味甘草，擅长与各种政治面貌的人物接触沟通，何况还是当年的同学呢！于是，白、张之间，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久之，张发现白对蒋有诸多不满之处，白认为蒋在处置嫡系第一军与桂系第七军的关系方面，没有一碗水端平，由此隔膜渐深。张认为白的态度，自然会影响到桂系主脑李宗仁，将来蒋与桂系的合作，大可忧虑。为此，张向蒋建议：“健生（指白）这人很硬，也很能干，我希望总司令对他特别看待，结以感情，并且使他安心才好。”蒋这次答应得很爽快：“当然，我对他一定好。”自然，蒋的许诺，又是一只空气球。结果，蒋桂关系，始终是国民党统治大陆时期一个解不开的结。

北伐期间，一个是国共合作，一个是蒋桂合作，当中也还夹着一个蒋汪合作，这几大问题，都抓住了蒋所面临的要害问题。而且，张治中也都分别有所陈述、有所贡献。但是，蒋既要建立一党专政体制，又要建立一人独裁体制，不但国共合作的局面不可能维持，而且蒋汪、蒋桂合作的局面亦不能维持。张治中的初衷，固然可嘉可叹；但政治的愿望，未免还是建立在一厢情愿的基础上。也许张治中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吧！然唯其如此，也才能在中国现代史上，奠定了张治中的“和平将军”的历史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