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大红名片
我们做一个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起码要懂得中国的文学、史学、哲学。文学如孔子与五经，与东周的辞赋，与建安、太康、南北朝文学的不同，以及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的特点；史学如上古、中古、近古，特别是近代史以及私人著述的野史笔记；哲学如先秦的子学、汉代的经学、魏晋南北朝的佛学、宋明的理学等，都要有一个初步的认识，否则怎能算一个中国人呢？
——羊牧之《霜痕小集》引瞿秋白语
对于1903年发生在家族历史上那一场声势遮云蔽日、排场铺陈浩大、气派如压地银山般惊动了整个武汉三镇的大出殡，四岁的阿双并没有留下任何记忆，他只仿佛从大人们的慌乱中听得叔祖瞿赓甫没了。据说当时，不仅朝廷诏令湖北官府大事周章：“寅僚垂涕，兵民巷哭，汉口各商，三营兵弁，恭送牌匾，日几数起。”张之洞电挽一联：“人琴怀旧三千里，风浪同舟十五年。”就连驻扎汉口的各国洋人使节都屈尊免贵地下了半旗，中西合璧式的志哀仪礼将瞿家之尊荣体面推向顶峰，以至多年以后，这场丧礼仍成为家族人氏追念往昔辉煌的谈资。
而就在这热闹非凡、烈火烹油的盛景之下，瞿稚彬却悄无声息、不留痕迹地举家迁出了八桂堂，暂且落脚于河对面的乌衣巷。不几日，由于乌衣巷房屋过于狭小，无法久居，只好又带着母亲、妻儿搬进了寄居八桂堂之前的另一寄居所——星聚堂。在瞿稚彬外祖父庄士全名下之星聚堂，位于常州西门织机纺，是一座前后五进、大墙门口有左右石狮坐镇的祖传老宅。院内轿厅、大厅齐备，并有数进家族厢楼耸立。瞿家人一进门，只占据了九皋楼正楼底层的三间小小的房屋。瞿稚彬带着母亲、妻子住在东面两间，阿双与弟妹则住在西面的后房。门面上是以照管老母为名借住于母亲的娘家，实际上却难掩八桂堂主人身后，不堪其直系遗族争夺财产的严辞催逼，而被世态炎凉那一把“冷嘲热讽”的风刀霜剑直接扫地出门的尴尬窘境。更何况，眼下星聚堂的借住也还是几经周旋告求，外加缴纳每月七块大洋的租赁条件才好不容易得来的。所谓“亲到贫时不算亲”，亲戚关系不过一纸租赁合同。
小小年纪的阿双，尚不懂得什么是“寄人篱下”的运命，更不会产生对于未来全家人即将走向“坐吃山空”的不归路的惊惧。孩子无瑕的内心想要抓住的，只是当下无忧无虑的嬉戏童真与阖家团圆的温馨欢乐。在他之后，父母已经相继有了妹妹轶群、大弟云白，很快又会迎来景白、壵白的出生。[1]他还有一个非亲兄弟，便是母亲陪嫁丫头徐氏的儿子羊牧之。据说，当时阿双和羊牧之合睡一床，两人常常并头抵足，互唱唐宋小诗及小令为乐[2]。
这一年，阿双五岁，到了入塾读书的年纪。坐镇星聚堂庄氏书馆的是年仅十八岁的庄怡亭。此人年岁不大，身体柔弱，据说脸上还带几点麻子，却也能规矩方圆严格要求，并不脱严师风范。另一方面，虽也是六扇格窗、四方书案、笔墨纸砚、蒙童读本，毕竟尚未脱少年心性，不肯正襟危坐，颇愿开明创新。识字之余，便带着八九蒙童在天井游戏耍玩，并植树种花，名为“体育”与“自然”。阿双植了一株桂树，常常爱惜浇水。平日家中又有严母《千家诗》《唐人万首绝句》的教诲，在书写方面颇有进益，博得塾师“聪敏伶俐”的四字评价。
转眼到了1905年，阿双进入星聚堂外靠近织机纺旁觅渡桥下新建的一所冠英两等小学堂读书。堂长庄苕甫是举人出身，却力主改革维新，矢志废科举而兴办新式学堂。校名“冠英”，即取“冠乎群英”之意，有《校歌》唱道：“欧风美雨，飞渡重洋，横来东亚兮。睡狮千年，誓将惊醒兮。大有为兮，冠英学生兮。”在《春季旅行歌》和《春秋季运动会歌》中，更有“花花草草有精神，莺燕都成阵。少年世界春世界，努力向前行”以及“天择由来因物竞，运动要竞争……”等张扬维新思想的语句。在实际教学方面，冠英学堂更是开风气之先，成为最早聘请“洋教习”全面施行新式教育的学堂之一。据比阿双早半年进入冠英小学堂的庄均回忆，当时他与阿双身材相当，便坐了同桌，共用一条板凳，就坐在倚墙第二排第一和第二座。教室进门处是一排落地长窗，上下都是玻璃。这个表面看起来穿着普通、沉默文静的男孩，性格上却不普通。由于酷爱读《三国演义》，在班上还与其三弟景白的奶妈的儿子杨福利以及姑表兄弟金庆咸仿效“桃园三结义”，三人各取一个别号，结为异姓兄弟：杨福利居长，号“霁松”；金庆咸次之，号“晴竹”；阿双居末，却号“铁梅”。明明本是单薄瘦弱的微小身躯，却在内心渴望着一副挺拔直节的铮铮傲骨。不过这也是当时中国社会底层躁动不安的少年常捏合的社交形态，常凝结的江湖理想，松、竹、梅、菊或梅、兰、竹、菊也是此时节最常套用的“比德”性质的名字。
一日，上完日本教习开设的“博物”课，阿双无比兴奋地跑回家向羊牧之报告，原来课上的内容居然是一次狗的尸体解剖。阿双避开大人，特意找出纸笔，准确地画出心脏的位置，压低声音向小伙伴解释：“我母亲平常总对我说，为人心要放在当中。其实没有一个人心在当中的，可见古人不了解心的位置。”这也是童年阿双第一次接触到近代科学原理，而他关注的命题居然是人心的位置，颇具世道权衡取舍的宿命启示与哲学义理选择的象征意味。
后来，羊牧之也进入冠英小学堂，二人每每放了学便在一处做作业，母亲常常过来查看，放下手中的一把红枣和花生糖。闲时，他们便将白洋蜡烛切一段，刻上字，充当象棋对弈。一次，羊牧之吃了阿双一个炮，却反被他将死。阿双拍掌笑道：“你不懂‘将欲取之，必先予之’的道理啊！”
也许正是母亲平日潜移默化的影响，阿双的头脑中，从没有自居“少爷”的意识，也不明白为何别人会把自己当作“少爷”。上街遇到年长的乞丐对他喊“少爷”，他便会赶忙制止，把一个铜元放在人家手中，嘴里却彬彬有礼地说道：“老人家，你不要喊我‘少爷’，我不是‘少爷’。”
一日午后，阿双和羊牧之往东门外天宁寺林园游玩，边捕捉各色昆虫，边采集各类树叶做标本，忘情之间走入园林深处。时至傍晚，两个孩子正伸脖聆听鸟儿的欢唱，忽见天上盘旋一只苍鹰，瞬间削入林际，攫一小鸟，振翅而飞。除了树木惊慌的晃动，林间却是一片死寂。阿双显然被此情此景弄呆了，一时之间似乎颇有所悟。
回到家中，阿双依旧神魄不定，若有所思，在廊上走来走去，就连手中那册旧历春节好不容易央求父亲给他买的《绣像三国演义》仿佛都失去了吸引他的魔力。翻到《张翼德怒鞭督邮》那一回，正不得要领，忽听得屋中杯盏碰落地面的声音，接着，便是父亲震怒的吼声：“混账东西，办他！拿我的名片，送他到衙门里去！”在阿双的印象中，父亲一直是不愠不怒、平和可亲的，此时却暴跳如雷，就仿佛林间那只张牙舞爪的大苍鹰！阿双吓坏了，头脑中不断涌出问号：什么是衙门？什么是名片？为什么要拿名片把人送到衙门里去？
没有什么可以阻止一个九岁孩子的好奇心，很快他便知道了个大概。所谓名片，就是印着父亲“候补盐大使”头衔（孩子尚不懂得什么是虚衔）的一张大红纸；所谓衙门，就是治理一方老百姓的官府；而拿了父亲的大红名片去衙门，就可以把父亲嘴里那个“混账东西”扒下裤子，打上二十下屁股。知道了这些，回头再看《张翼德怒鞭督邮》，便觉得“特别有滋味”了，而“尤其有意思的是张角他们的造反”，阿双想：肯定也是怕有人要打他们的屁股吧。“你们要打人家的屁股，人家自然要造反，为什么又要叫人家是黄巾贼呢？”总之，这世间有苍鹰抓小鸟，也有人打别人屁股；鸟，既有苍鹰与小鸟之分，那么，人便也有打别人屁股的和被别人打屁股的之别。至于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分别，根据什么分别，以及应该如何看待、解决这种分别，当时的阿双是不可能搞得清楚的。
1909年春，阿双顺利从冠英小学堂初等班毕业，在家自修半年后，于秋天考入当时常州唯一的一所新式中学——常州府中学堂（1913年更名为江苏省立第五中学）预科。其时正值中国旧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仁人志士们与清政府千钧一发、决战在即的历史时刻，“斗争”“牺牲”“鲜血”等语汇与孙中山、章太炎、秋瑾、徐锡麟、邹容、陈天华等名姓相结合，在广大少年人的头脑中掀起一场来势汹涌的革命风暴。仿日本明治维新的“军国民教育”口号与古希腊勇士尚武的“斯巴达精神”笼罩在学堂的上空。年仅十岁、因矮小瘦弱而排在全班末尾的阿双也在军操课上一边嘴里唱着“心肝虽小血自热，头颅虽小胆不惊”，一边奋力掮枪操练不止。
然而，回到星聚堂，眼见阶前白菊花盛开，内心纤柔善感的阿双却作出这样一首工整的小诗：
今岁花开盛，栽宜白玉盆。
只缘秋色淡，无处觅霜痕。
母亲读了称好，而素来颇信星相之说的父亲却摇摇头，产生“恐怕是儿不得善终”的看法。阿双却也自此逐渐淡用了此前用于自勉的“雄魄”“铁梅”等别号，即以接近天然本性的“秋白”字行。
据羊牧之的记忆：少年秋白在中学时期除钻研正课外，旧文学如《西厢记》《牡丹亭》《聊斋志异》《花月痕》等，都看过。已开始读《太平天国野史》《通鉴纪事本末》、谭嗣同的《仁学》、严复译的《群学肄言》、扪虱谈虎客（韩文举）编的《中国近世秘史》等，书桌上摆着红木盒的大端砚、白瓷水盂、刻字的铜尺、大笔筒，枕头边则经常乱堆着《杜诗镜铨》与《词综》。
一次，秋白在吃饭时意味深长地对羊牧之说了这样一段话：
我们做一个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起码要懂得中国的文学、史学、哲学。文学如孔子与五经，与东周的辞赋，与建安、太康、南北朝文学的不同，以及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的特点；史学如上古、中古、近古，特别是近代史以及私人著述的野史笔记；哲学如先秦的子学、汉代的经学、魏晋南北朝的佛学、宋明的理学等，都要有一个初步的认识，否则怎能算一个中国人呢？
这一时期的秋白，劳心忧思的爱国情怀已如荷尖初露。对此，同学李子宽在《追忆学生时期之瞿秋白、张太雷两先烈》一文中有如下的追忆：“秋白少年时多病体弱，面色惨白，发深黄。当我入中学时（一九〇九年入中学补习班），秋白已先我在校，为一年级正班生，较我高半年，即因病留级，以是次年乃与我同班。……秋白由于体质孱弱故，不好运动，游息时仅偶而跑跑浪木，打打乒乓，留在自修室时间较多。平时沉默寡言笑，鲜与人争；即偶遭欺罔不堪忍受事，亦只微露怒容，掉头不顾；较之其他少年立即抗争甚至恶声动武者迥不相侔。略久始了解其内心常在幽郁惨怛之中，其反应之所以不同，并非由于怯懦。……独于课外读物，尤其是思想性读物，研读甚勤，如《庄子》、《仁学》、老子《道德经》、《新民丛报》、《饮冰室文集》等。在民初中学初级生中能注意此类读物者并不多见，尤其是江苏五中。我班同学受秋白影响亦偶向其借阅《饮冰室文集》及《仁学》等，此两书内容秋白在校时常引为谈助。惟《庄子》除秋白外，他人皆不易无师自通，亦惟秋白能独立思考。”
与此同时，思想上对社会现实的不满也在少年不羁反抗的心中厚积薄发地渐次显现。一次，秋白在一篇作文中借题发挥，对反抗政府的农民表示了同情与支持。国文教员是一个因循守旧的老秀才，历来视革命如洪水猛兽，斥革命党人为“乱臣贼子”，自然将瞿文打上“思想反动”的标签加以叱责。不料，秋白看到此人的批语之后，竟不知“悔改”，又兀自加上一大段批语的批语予以反驳，一副“不怯懦”的傲骨已暗中养成。
当时的常州中学堂已日渐发展成为伺机推翻清廷的秘密据点，学校重视的是课本及行动纪律，师长一味贯彻主观愿望，模仿日本教育模式，对学生进行严厉管束，不仅不注意多方启发思想，甚至对性情较活跃的学生存在有意压制行为。而秋白不仅不以为意，还有着自己的一套应对办法。校友钱穆在其《师友杂忆》中便爆料了这样一段往事：
时全校皆寄宿生，家在城中者，周末得离校。一日，舍监室又出示，周末须告假，乃得离校。时低余两级有一同学名瞿双，因其发顶有两结故名。后易名霜，遂字秋白。其人矮小文弱，而以聪慧得群誉。周末晚餐后，瞿双独自一人直入舍监室，室内壁上有一木板，悬家在城中诸生之名牌。瞿双一人肩之出室，大声言，今晚全体告假。户外数十人呼哗为助。士辛师一人在室，竟无奈何。遂大群出至门房，放下此木板，扬长离校。瞿双星期一返校，是否特有训诫，则未知之。
不久，辛亥革命的枪声传至常州。秋白第一时间跑到屋中剪下发辫，用手提着连蹦带跳地拿给母亲及众人看，嘴里喊着：“皇帝倒了，辫子剪了！”只觉得痛快淋漓。妹妹轶群在《怀念哥哥秋白》一文中表达了对此情此景的深刻印象：“他在中学读书时，为辛亥革命前后的时代风云所激荡，已经忧国忧民，深深思索国家的命运和革命的前途了。他在周围的人中，最早剪掉了那象征种族压迫的辫子。我现在还记得他高擎着自己剪掉的辫子，在天井里欢呼雀跃的样子。在当时他幼小的心里，以为国家已经有救了。”
然而到了第二年的双十节，形势却急转直下。轶群眼见着又发生了这样的一幕：“那年的双十节，即辛亥革命后的第一个国庆节，许多人家都挂上红灯笼，表示庆祝，有的还在灯笼上写上‘国庆’。哥哥却与众不同，弄了个白灯笼，写上‘国丧’两字，挂在侧门上。我那时已经懂事，怕惹出祸来，赶忙摘下，他又去挂上；我再去摘下，他还是去挂上，还追来追去地要打我。我终于拗不过他，只好听凭这盏‘国丧’白灯笼悬挂门外，直到天明。事后，我听他对人说，这时孙中山已经退位，袁世凯当了大总统，并且抓着兵权，还有什么可‘庆’的呢！这个‘民国’就要名存实亡了。”
这一年，秋白不过一介十二岁少年，却怀着如此深沉的忧国之心，这样明晰的政治见识。这与他在常州府中学堂的大环境不无关系。校长屠元博本人便在日本加入了同盟会，庶务长、兵操教员等也都是同盟会员，他们常在学生中进行潜移默化的民族革命教育。何况当时瞿秋白与晚两年入学的张太雷已成挚友，时相过从。师长与同学的影响不可谓不大。
与此同时，母亲平素从“旧道德”范畴出发的“与人为善”“扶危济困”的言传身教又将“铲不均”的理想早早植入秋白的头脑之中。羊牧之曾回忆过这样一件事情：“记得有一次上午，他邀我去东门外走走，在太平寺那边，正碰着一位四、五十岁衣衫褴褛的农民，站在一家不开门的店堂前，身旁站着头上插一个稻草结的小女孩在卖。路人都同情地围绕着议论。秋白看后，拍拍我的肩说：‘走吧，那个小女孩低垂着脸，好像在出卖我的妹妹似的。’并指着从身边擦过的一个戴阔边礼帽的大胖子说：‘什么时候大胖子要饿瘦了，天下就好过了。’”
此时，他的家庭距离堕入“不得不出卖自己妹妹”的“不均”的最谷底尚有一段喘息的距离，他个人的内心因此也还保留有一份不多的余裕。
总之，少年秋白的思想内核，用当时他自己的话概括出来，便是：“自古以来，从冲天大将军黄巢到天王洪秀全，做的都是‘铲不均’。孙中山提的‘天下为公’，也是为了平不均。可见当今社会，必须从‘均’字着手。”这也是出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一代先进少年所共有的意识。他们的大多数没有赶上亲身投入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机会，只能慨然失望于辛亥革命未能如想象般一扫阴霾，拯救中国于深重危难，而未来将唤他们于觉醒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尚未到来，在这一段思想理论的空白期，用什么实现这一个“均”字，依然是时代留给他们的一道待解的命题。
若干年后，他将九岁时发生的这一张大红名片的故事写在信里，寄给挚友鲁迅[3]。那一张大红的名片，仿佛那一只苍鹰，依然在上空盘旋，依然在向地上的人们叩问那一个“均”字实现的途径。
[1] 星聚堂期间，瞿稚彬与金衡玉还生有懋红、懋鑫（一女一子），皆早夭。
[2] 参见羊牧之《我所知道的瞿秋白》，《党史资料丛刊》1979年第1辑。本书所涉及羊牧之对瞿秋白的回忆还有《霜痕小集》等文字。
[3] 信落款1932年6月10日，当时未发表，1953年据手稿编入《瞿秋白文集》第2卷时，编者加题目《关于整理中国文学史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