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父亲的画
……在中国这样社会之中既没有阔亲戚，又没有钻营的本领，况且中国畸形的社会生活使人失去一切的可能，年纪已近半百，忧煎病迫，社会还要责备他尽什么他所能尽的责任呢？
——瞿秋白《饿乡纪程》
童年时，阿双记忆中的父亲，是这样一幅画：
父亲牵着他的小手，一同出常州东门外，沿着护城河，隔岸有一处道观，观中晨钟暮鼓，内有一阁，高六丈，其上金碧交辉，古木藤蔓缠绕在侧，翠竹红梅点缀其间。踏径而去，阁后又有柏屋三间，悬额曰古春轩。壁上张悬名人字画，其中石几木榻、诗文笔墨俱全，兼有道士焚香奉茶、文人墨客谈禅论道，池边还有白鹤闲庭游走，不胜清高雅致之极。小小的阿双大气也不敢出，只得踮起脚尖，费力地攀着桌沿儿，看父亲与友人高谈阔论并时不时手到拈来，看似潇洒随意地在纸上画上几笔，感觉十分羡慕，不自觉间便深深熏陶在这一片飘飘然的诗情画意之中了。有时，这个淘气鬼会忍不住爬上画案一气涂鸦，父亲也只是宽容地“微笑着”，并常常抚摸他的头。回家路上，父子二人每每手牵着手，嘴里一同吟咏诗词，阿双记得其中一首是清初乡贤诗人赵翼的名句：“出郭寻春羽客家，红梅一树灿如霞。樵阳未即游仙去，先向瑶台扫落花。”在阿双的心目中，离开故乡之前，曾寄托了他孩童时代一腔“奇思遐想”的，除了“环溪的清流禾稼”，便是“常州红梅阁的翠竹野花”了。后来，他特作《红梅阁》诗一首，纪念那些在他人生初期颇为难能可贵的与父亲一起谈画论诗的风雅时光：
出其东门外，相将访红梅。
春意枝头闹，雪花满树开。
道人煨榾柮，烟湿舞徘徊。
此中有至境，一一入寒杯。
坐久不觉晚，瘦鹤竹边回。
成年后，秋白记忆中的父亲，则是另外一幅画：
山东济南大明湖畔，黯黯的灯光，草棚底下，一张小圆桌旁，坐着三个人，残肴剩酒还觑着他们，似乎可惜他们已经兴趣索然，不再动箸光顾光顾。……其中一个老者，风尘憔悴的容貌，越显着蔼然可亲，对着一位少年说道：“你这一去……随处自去小心，现在世界交通便利，几万里的远路，也不算什么生离死别……只要你自己不要忘记自身的职务。你仔肩很重呵！……”那少年答应着站起来。其时新月初上，照着湖上水云相映，萧萧的芦柳，和着草棚边乱藤蔓葛，都飕飕作响。三人都已走过来，沿着湖边，随意散步，秋凉夜深时，未免有些寒意。对着这种凄凉的境界，又是远别在即，叫人何以为情呢？
——瞿秋白《饿乡纪程》
翻开中华书局1929年5月初版的画史权威郑午昌所著《中国画学全史》，《现近画家传略》名目中赫然记载着“瞿园初，武进，山水”。可见，瞿稚彬在其生命的最后时期（在济南）是以画家的身份跻身文艺界的。据在济南曾拜园初为师学画的王凤年的回忆和他保留下来的几十帧瞿稚彬的画作（有《岁寒图》《田家乐》《山居图》《秋山落叶图》《洞庭春色》《小山长河图》《寻隐者不遇》《风雨归舟》等）判断，画风隶属清初江南主流画派“四王吴恽”一路，尤爱王石谷。笔泽苍润，古朴典雅。同样是这位王凤年，向世人交代了瞿稚彬在济南也是在人间的最后几笔痕迹：瞿稚彬流寓济南后，生活十分清苦，与儿子阿壵二人相依为命寄居在大明湖南岸百花洲畔一位王姓友人家中，以园初为名教授绘画维持生计。1927年白色恐怖的旋风袭来，秋白作为“共党要犯”被通缉，为了不连累友人，瞿稚彬带着阿壵从王家搬出，在济南“私立美术学校”教授书画糊口。该校1931年出版的《山水入门歌诀问答》一书，据说便是瞿稚彬一生教画的心血之作，由浅入深地为初习山水画者介绍基础知识、入门引路，书中所有示范性图例，都出自其亲笔。[1]此后，瞿稚彬穷困潦倒，又几经流转，最后不得不迁住南门外东燕窝街的正宗坛（即正宗救济会），直至1932年6月19日病逝。经同乡友人和学生的救助，他被安葬于南郊千佛山西麓的江苏第二公墓。而阿壵则在父亲死后，流落道观，直到1935年被瞿云白寻至接往南京同住，第二年病死于武汉。没有人知道瞿稚彬在人生最后时期的心理状态，以及撒手人寰之际，作为父亲的内心究竟怎样看待自己那个已经轰轰烈烈、做了共党“匪首”的儿子。
在这两幅有关“父亲的画”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
大凡想要描画一个家族由盛而衰的命运，其住所的“搬迁”往往成为一条主线。“星聚堂—八桂堂—乌衣巷—星聚堂”正是作为一家之主的瞿稚彬带领全家老小行进的路线，而随着贤庄大姑母的去世，柴米接济的断绝致使瞿稚彬竟连星聚堂每月七元的租金也交付不起，这个世代定居常州的家族之一脉终于走到了月落星散之前的最后一站——城西瞿氏宗祠。
同样由叔祖瞿赓甫出资建造的瞿氏宗祠，坐落在城西觅渡桥北，门前蹲两尊石狮，门额上有“城西瞿氏宗祠”木匾。一河之隔，便是星聚堂，短短几条街道，却仿佛一条不归之路，唯有遥相望，黯神伤。随着瞿稚彬一家一脚迈进宗族祠堂的门槛，便也意味着他们一脚堕入了赤贫的深渊，命运中只剩下最后的挣扎。
景况至此，亦年老体弱的徐氏便携子羊牧之离开了瞿家。无可奈何的分别之际，秋白犹对羊牧之执手相嘱：“好好读书。”此后，但逢周末或假期，羊牧之还是会常常光顾这个冷清阴森、停放着瞿姓许多潦倒族人的灵柩、本是用于供人祭拜祖先的祠堂，来向秋白讨教数学与英语。每一次，他都是从东院首进的宗祠侧门进入，通过厨房、饭厅与客堂，屏门后便是瞿稚彬与金衡玉的卧房。二进与三进之间有个小天井，四周有小廊回合，种植着淡雅的菊花。西侧有一口水井，瞿家兄弟姊妹几个常常会从井中汲水，或浇花或作为日用。随后穿过三四进的穿堂，阳光充足，照得见书案与笔架，只见瞿稚彬正在那里专心伏案，埋头作画。羊牧之不敢打扰，快步闪进第四进房间。大屋里秋白的几个弟妹正在嬉戏玩耍，内间小屋名“翻轩”的，便是秋白的卧室兼书房。轩东墙下一小床，窗下一方桌，上置煤油灯一盏，壁上悬一地图，挂玉屏箫一支。一见到他来，秋白微锁的眉头便会暂时展开，有时会随手递给他一本《泰西五十轶事》，或是一本《花月痕》，翻开扉页，上面自画老梅一枝，明月一轮，掩映其间，上盖“铁梅”小方章一枚。
那时的秋白，常穿一件黑色马褂罩在旧棉袍上，脚下的鞋子也是补丁上加补丁。饭食是最简单的豆腐百页与蔬菜，并不见荤腥。一日，羊牧之奉母命给瞿家送一篮芋头。秋白留他吃中饭，却是早上剩下的一点白粥。秋白仿佛毫不介意，边吃粥边询问其学习及生活近况，并用筷敲敲碗边说：“我们原来天天盼望孙中山，可是革命胜利了，老百姓生活还是改不了。我还有点粥吃，乡下还不知多少人连粥都吃不上哩！”
又一日，正值中秋前夕。羊牧之一踏入“翻轩”，不见笔墨书香，却眼见秋白在整理一包衣物，说是母亲暂时不穿的一件绸棉袄和几件陪嫁时的旧衣服要送到孙府弄当店典质。羊牧之发问：“天一冷太夫人怎好没棉袄？”秋白苦笑说：“天下冻饿人何止我母亲，到那时再说吧！”
切身感受到的家庭的悲惨境遇加剧了秋白对辛亥革命后的政治坏象的失望、迷惘之情，又苦于寻不着出路。在一次闲谈《水浒》中的英雄好汉时，他竟然语出惊人地愤然说道：“现在就是没有梁山泊聚义的地方，我虽不能做拿着双斧的李逵，至少也好做一个水边酒店里专门接送来往好汉的酒保。”羊牧之笑说：“做个酒保有什么出息？”他便也笑了，回答：“做个那样的酒保也是有意思的。”
除了玩笑闲谈，秋白的痛定思痛也曾上升到一定的理论高度：
二十年来思想激变，一九一一年的革命证明中国旧社会的破产。可惜，因中国五十年的殖民地化使中国资产阶级抑压他的内力，游民的无产阶级大显其功能，成就了那革命后中国社会畸形的变态。资产阶级“自由平等”的革命，只赚着一舆台奴婢匪徒寇盗的独裁制。“自由”“平等”“民权”的口头禅，在大多数社会思想里，即使不生复古的反动思潮，也就为人所厌闻，——一激而成厌世的人生观：或是有托而逃，寻较远于政治科学的安顿心灵所在，或是竟顺流忘反，成绮语淫话的烂小说生涯。
——瞿秋白《饿乡纪程》
当时的秋白并不知道自己这一番少年意气的讲话，日后却成了中国总结辛亥革命失败的历史教训的最早的理论成果之一。当时的他还只继续沉浸在对自我的解剖之中：
所以当我受欧化的中学教育时候，正值江南文学思想破产的机会。所谓“欧化”——死的科学教育——敌不过现实的政治恶象的激刺，流动的文学思潮的堕落。我江苏第五中学的同学，扬州任氏兄弟及宜兴吴炳文都和我处同样的环境，大家不期然而然同时“名士化”，始而研究诗古文词，继而讨究经籍；大家还以“性灵”相尚，友谊的结合无形之中得一种旁面的训育。然而当时是和社会隔离的。
——瞿秋白《饿乡纪程》
对于秋白这段避世的“名士化”生活，作为当时同学的李子宽在《追忆学生时期之瞿秋白、张太雷两先烈》一文中有如下一段回忆作为佐证：
省立五中制度，上午上课四小时，下午上课两小时；下午三时后，学生主课较差者补课一小时，如国文、英文等。其他学生则于此时间上游艺课一小时，游艺内容有书法、篆刻、军乐、雅歌等，由学生自由选择分组练习。秋白曾一度选雅歌（昆曲）学“拾金”一出，继而弃去，以后彼于著作中曾批评唱曲行腔咬字不尽符自然，其认识即基于此。后一年改习篆刻（治印），我亦与俱，其时发现秋白于小学（说文）已具相当知识，于各种印谱早有研究，较诸我辈初作尝试者迥然不同。秋白于治印之皖浙两派，于浙派较为爱好，所治印章在校时为多……秋白于音乐能吹洞箫，偶于月下一吹，音调婉转而凄楚，似惟此器适合于其情性。于国画能作山水，但亦不常作，在校时只写过两三幅，我乞得一幅。
李子宽乞得的这幅山水，是秋白留世不多的几幅笔墨之一。画面上高山临水，老松数株，山下水阁一座，内有一人横琴抚弦。画上题词云：
松风自度曲，我琴不须弹。胸中具此潇洒，腕下自有出尘之概，何必苦索解人耶。——己未春清明，为子宽五兄雅属，秋白瞿爽（附印）。
此外，李子宽还记得秋白亦好诗词：“自一九一三至一九一四年之间，秋白课余时间付诸吟咏者不少。最初，我班同学年龄较幼者四人即江都任乃訚、宜兴吴南如与秋白和我，相约学作诗词，从咏物开始。我未得其门径，不久即退出。秋白与任、吴乐此不疲，各存二三百首，抄录成帙，秋白与任君进步尤速，惜稿早失。三人惟秋白间亦作词，事隔四十年其成品亦不复能追忆矣。”
羊牧之则记得秋白平日还擅长手工雕刻，在常州中学堂读书期间，他制作的木制汤匙曾作为学校八十多种展品之一被选送巴拿马万国博览会展出。在篆刻石章方面，尤其偏爱浙派，苍劲古朴。据他回忆：“秋白替我刻一篆文名章，把羊字的角‘M’，刻得特别大，我说角太大了，不好，要重刻。他笑说：‘角大能克敌，角大能摧坚，角大能自卫，怎能不大！’”
虽然在校有国文教师史蛰夫的精心教导，但秋白之篆刻，还是自幼受五伯父瞿世璜的启蒙，家中便藏有鹅黄、鸡血、寿山、桃源等精石；秋白之书法学“龙门二十品”，爱临摹亲戚名书家庄蕴宽的魏碑，故终其一生下笔均带几分魏意；而他的山水国画，自然是师承乃父，自幼看在眼里，熏在画中，便也心领神会。虽然自小身处书香艺海，但在秋白眼中家族里最具名士气息的还要数自己的父亲。父亲不仅画得一手好画，更精通医书，钻习黄老之学，颇具有读书人不同流合污的精神，他在红梅阁中信手挥毫的风度派头正是中学时代的秋白最崇敬而羡慕的。虽然这种风度派头最终消磨于大明湖畔的凄凉晚景，但相信直至生命的最后时刻，秋白心目中父亲的形象从未轰塌。作为父亲，虽然因“无能”“无用”而饱受世事摧残，承担命运不济，但即便在破产之后，却仍要将别人“视作敝屣”的旧时诗古文词稿整理出来“做个纪念”，画画、修行，了此残生，最终保持了君子固穷之风不堕。作为儿子，也依然能从世俗对其父“无能”“无用”的判词中超脱出来，将来自父亲血脉之中的文人名士清介自守的风格骨气继承并恪守一生。
之所以如此，归根结底是秋白对身处其中的中国社会现象有清醒的认识，使他并没有把家族的衰败破产怪罪到无力供养妻儿的父亲头上。在距今九十多年前，青年秋白便振聋发聩地告诉世人：“人生都是社会现象的痕迹，社会现象都是人生反映的蜃楼。”他在《饿乡纪程》中这样写道：
中国社会组织，有几千年惰性化的（历史学上又谓之迟缓律）经济现象做他的基础。家族生产制，及治者阶级的寇盗（帝皇）与半治者阶级的“士”之政治统治包括尽了一部“二十四史”。……最近一世纪，已经久入睡乡的中国，才矇矇瞳瞳由海外灯塔上得些微光，汽船上的汽笛唤醒他的痴梦，汽车上的轮机触痛他的心肺。旧的家族生产制快打破了。旧的“士的阶级”，尤其不得不破产了。畸形的社会组织，因经济基础的动摇，尤其颠危簸荡紊乱不堪。
……
我幼时的环境完全在破产的大家族制度的反映里。大家族制最近的状态，先则震颤动摇，后则渐就模糊澌灭。我单就见闻所及以至于亲自参与的中国垂死的家族制度之一种社会现象而论，只看见这种过程，一天一天走得紧起来。好的呢，人人过一种枯寂无生意的生活。坏的呢，人人——家族中的分子，兄弟，父子，姑嫂，叔伯，——因经济利益的冲突，家庭维系——夫妻情爱关系——的不牢固，都面面相觑戴着孔教的假面具，背地里嫉恨怨悱诅咒毒害，无所不至。“人与人的关系”已在我心中成了一绝大的问题。人生的意义，昏昧极了。我心灵里虽有和谐的弦，弹不出和谐的调。
……在中国这样社会之中既没有阔亲戚，又没有钻营的本领，况且中国畸形的社会生活使人失去一切的可能，年纪已近半百，忧煎病迫，社会还要责备他尽什么他所能尽的责任呢？
若干年后，在关乎生死的牢狱审讯中，当端枪的狱卒粗暴地讯问其“姓名？职业？”时，他迟疑了片刻，抬头凝望已然看不到了的天空。父亲的画就在那里高高飘扬着。端坐书案、手捧医书的父亲，正在下方定定地望着他，脸上带着慈祥的微笑。他不禁眼前一湿，便从嘴边坚决地滑过一句：
“我叫林琪祥。我是医生。”——
这也许是他对父亲最后的一声纪念了。
[1] 参见王凤年《瞿稚彬先生二三事》，《山东文史资料选辑》第21辑，山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