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研究设计
一、研究界定
将研究的时间段设定为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1年辛亥革命的原因如下：一是这段历史正是西学传播在中国经历发展、变动的主要时期，虽然之前之后都有西学传播在进行，但这个时期的西学传播对当时和之后的社会历史文化产生深远影响，在中国整个西学东渐史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二是这个时间段涵盖了晚清探索中国救国出路的关键时期和重要转折点，也是来华新教传教士开展西学传播活动、对中国变法改革产生影响的主要历史阶段，见证了华人进行西学东渐活动的起步、发展和壮大的过程。三是这段历史记录了传教士和华人接触、交往、互动、矛盾、冲突等的过程，是二者从陌生到广泛接触，从广泛接触到产生各种态度、反应、关系及彼此互动的时期。
选择新教传教士作为来华西人对晚清救国出路探索的代表人群出于以下考虑：其一，新教传教士倾向于大力开展西学传播等世俗活动，这与其海外宗教觉醒运动、传教理念、传教对象侧重及教义等有关；其二，新教传教士与锐意探索救国出路的本土华人接触较多；其三，新教传教士直接或间接参与了改革变法观念的酝酿、宣传，参与了组织社团、拟订变法方案和各种变法改革的实际筹备、运作等工作。之所以选择新教传教士，而不是在华传教人数和势力更大的天主教传教士，是因为前者中部分传教士因受社会福音运动的影响，主张改变社会来传教，采用间接传教而不是如后者采用直接宣教方式，因而前者更多地投入各种世俗活动中，以改变中国、宣传变法改革来辅助传教。新教传教士人数虽少，但在晚清外国人在华西学传播和变法改革的各种活动中却是主办者和活跃者，与华人的士大夫、知识分子、改革者接触较多，对他们产生影响，而且对晚清中国变革的影响比较大。
对晚清救国出路的本土探索主体——华人的界定，较为宽泛，既包括知识分子阶层、士大夫阶层，还包括清廷官宦，但不涉及民间的探索和尝试。不涉及的原因之一是这部分探索纷繁复杂，缺少系统性，影响力有限，对社会产生的直接作用不如前者明显。原因之二是这部分保留下来的史料极其有限且零散，难以再现历史现实。限于篇幅和论证的整体性，对华人基督教徒的救国出路的探索也不在本书讨论之中，由于华人基督教徒是介于传教士和本土华人之间的中间阶层，具有双重文化身份，他们的救国出路的探索将传教士和华人探索融合于一体，具有独特性。
晚清中国对自强出路的探索可分为若干条线索，姑且以主体的中、西文化身份划分为传教士与华人两大类。对传教士和华人均以整体视之（其实来华传教士个体有各自不同的思想和行为，对华情结也不尽相同，但从教会政策和传教士组织整体运作与活动来看，可将他们视为一个群体；华人也是以整体概之）。中国自强出路的探索若是一个时间线（一个过程），传教士西学的译介、接受则可视为这条线中的一段，之前、之中、之后均有其他不同形式的探索在进行。
自然科学的西学译介和社会科学的西学译介是晚清西学译介的两大范畴。本书仅选取社会科学这一范畴，即社会科学的西学译介与救国良策的探索。因为对救国策略的议论大多集中在社会科学的著述中，在自然科学的译介中，虽然偶尔行文中也出现作者的救国议论，但并不像在社会科学的著译中那样长篇累牍，甚至是整部书本身就是对救国策略的讨论和回应。本书所研究的传教士西学翻译是那些内含救国策略的论述的西学翻译，因而本书没有研究少有救国论述的自然科学翻译，且为了保持研究领域的固定、一致，没有着墨于自然科学翻译这一范畴。
受单本专著而非系列丛书的篇幅所限，本书无法囊括众多的文本和人物，无法成就系统全面地勾勒与再现，只能选择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和文本，拟以个案研究和例证切入，窥见普遍存在的特点和规律，进而对厚重的历史与翻译话题有所反映和揭示，只有这种以小见大的研究才具有可操作性。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选择具有代表性的文本和人物进行个案和例证分析，也能反射全景、关照整体并总结出规律性的东西。故本书以林乐知为例，以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为节点，探究新教传教士的西学翻译与晚清救国良策的探索关系，这样安排使全书各个部分联系紧密，成为一个有机结合的整体。倘若选择多个研究对象，则既无法成就全面宏观之功，又无见微知著之绩，且显得支离破碎。
二、研究思路、方案、方法
研究选取的时间段以晚清时期（1840—1911）为时间跨度，选取四个关键历史节点，即1840年鸦片战争前后、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前后、1898年百日维新运动前后、1911年辛亥革命前后。相应地，选取晚清传教士林乐知在上述历史年代出版的主要译作——1896年的《文学兴国策》、1903年的《全地五大洲女俗通考》和1910年的《人学》作为个案研究对象。其中一个例外是1840年的代表译作选取裨治文1838年撰写的《美理哥合省国志略》，原因在于：虽同为美国新教传教士，林乐知20年后才来华，而裨治文是美国第一位赴华的新教传教士，其所撰的《美理哥合省国志略》的社会影响较大。
上述四个文本不是彼此孤立的，四个文本之间的逻辑联系，实质上体现了晚清西学译介的脉络与逻辑，亦即救国之下新学构建的心态历程：从“目”之所及、“学”之所究、“行”之所效至“信”之所化的心路历程，对应着鸦片战争、甲午战争、维新运动、辛亥革命四个主要历史时期。具有代表性的四个译本依据什么逻辑关系联系起来？一方面，以重要历史时期的时序联系起来；另一方面，以与救国相关的心态变化的阶段发展过程联系起来。它们形成四个译本之间的逻辑联系。
继而对译本进行描写式的共时研究，并分析总结出不同历史阶段、不同议题的翻译受振兴之路的影响，表现出不同的翻译特点、处理策略。并且，对上述处于不同历史节点的译本进行历时研究，可揭示译本中体现振兴之路演变的历时变化，如对皇室或敬畏或反对的心态，对民众或鄙视或推崇的态度，对中（西）方、中（西）学的褒贬评价，对儒教或比附融合或隐含反对或直接抨击，对改革的渐变或剧变的建议，对基督教的直接或间接的宣传。另外，对不同历史节点的译本进行华人、西士互动的历时研究，可以验证本书作者提出的传教士与华人在“救国良策”探索上的从“给予与接受”“共识与矛盾”到“修改和篡改”“分手的结局”的互动过程。
由于晚清社会历史变革和华人、传教士对“兴国策略”的探索之间存在必然联系，又由于两种探索之间的内在联系及它们都与传教士翻译存在依存制约关系，使得两种探索、兴国策略及传教士翻译均以历史变革为转折点呈现出相应的三个发展时期。并且五个参照系在每一个历史阶段都具有互动依存、相辅相成的特点，在不同历史阶段也呈现出一致的变化趋势（见图1-1）。进而，将共时和历时分析相结合，微观和宏观研究相结合，总结出传教士翻译的译介和接受情况、特点、方式及与历史变革、兴国策略和两种探索之间的关系。
图1-1 历史阶段、华人救国探索、兴国策略、传教士翻译和传教士探索之间的关系
1）研究方案
（1）共时研究：微观方面，分地缘文化、妇女解放、教育改革、人学四个议题，对比原文和译文，分析民族振兴与翻译中的增删规避处理的关系。对比分析传教士议论和原文观点，找出其在内容和表现手法上的不同，并从民族振兴的角度分析原因。从翻译目的、策略和方法等方面阐释译者因民族振兴而作的调整和改变。
宏观方面，总结译者在处理与民族振兴相关或无关的内容时所采用的不同手法，以及在翻译民族振兴内容时常用的表达方式和引介方法。
（2）历时研究：微观方面，从译本内部、译名间、原本译本间及译本外相关史料的历时变化看民族振兴的影响，论述民族振兴之路的演变和作用。
宏观方面，分析传教士翻译在不同的兴国策略影响下的阶段性特点和演变过程，以及传教士相关翻译对中国自强之路的影响。
2）研究方法
（1）分类法。
（2）文本对比分析法。
（3）共时、历时分析法。
（4）选取法：选取有代表性的传教士及其译作、译论。对涉及的范畴和概念以整体视之，忽略其内部的差异性和多样性。
三、本书结构
本书内容分七章。第一章在对研究现状和以往研究的不足做简要综述的基础上，阐明本书研究要旨、选题意义、理论基础、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和构架。第二章分三个历史阶段，对华人救国探索和传教士强国之策的译介的历程进行了概述，揭示翻译与救国的关系，阐释华人、西士在这历程中的心态变化过程，分析新学与新文化的建构及其生成过程中的阶段性心态历程。第三章以《美理哥合省国志略》为例，分析鸦片战争前传教士地缘文化译介中的取法西方的规劝手法，探究以西学译介为媒介的中西文化的初步接触。第四章以《文学兴国策》为例，分析原本、译本中蕴含的强国之策的探索及译本引发的传教士与华人的互动探讨，揭示中日甲午战争后传教士与华人对兴学强国的探索。第五章分析《全地五大洲女俗通考》和《万国公报》中的相关史料，研究华人、西士对女俗问题的借题发挥，揭示其女俗兴国的观点的异同，阐述维新运动后不同群体的代表对这一问题的不同视角和议论。第六章以《人学》翻译为例，阐释辛亥革命前传教士以哲学翻译修正进化论思想，论述传教士翻译对社会进化论、宗教道德及救国等社会问题的回应。第七章是总结性的回顾与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