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晚清之中国与今日之中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历史的传承、文化的接续彰显了这种联系。横跨期间的近两百年贯穿着人们对中、西、古、今等问题的面对和思考，追问与探究。例如，面对世界浪潮，面对西方文化的涌入，中国应如何应对？心态和策略方面需做何调整？对于西方思想抑或传统思想，我们是否应区别对待？原则和程度如何把握？这是摆在近代知识分子和当前华人面前亟待解答的问题。

不同于今日，近代中国面临的时代主题是“救国”，这一主旋律贯穿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指挥着近代国人的思想、话语、行为，所以对晚清救国路径和历程的研究是纲举目张的关键点，研究晚清教育、军事、社会、文化等任何方面，都离不开在救国的视域下对其进行审视，如此才能抓住时代的主线和问题的核心。“救国”与晚清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怎样互动？“救国”经历了怎样的阶段和演变？“救国”主题怎样奏出时代的强音，又是怎样作用于华人、西士，对其心态、言行进行引导、塑造？这对于我们研究后来的“富国”“强国”时代议题具有示范和借鉴意义。“救国”“富国”“强国”可以概括为从晚清到新中国成立再到当下的阶段性任务和时代特征。而“救国”“富国”“强国”三者之间的关系让我们不能割裂地看待它们，而应全面地系统分析。中国文化怎样走出去？怎样得到世界的认可并传播？这既是晚清以降遗留给华人的历史问题，又是今世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是当前中国学人都在孜孜以求的时代议题。

在“经济强国”，即“富国”之后，我们面临着“文化强国”的新任务和挑战。当我们把晚清的“救国”和当世的“强国”进行对比时发现：当世的强国意识，虽然也是自上而下的主导宣传，并且，对实际效果的追求使其不能无涉于个体，但它并未普遍地成为个体的行为动力和价值取向，不同于晚清“救国”思想已根植于国人心中，由社会政治意识转化为个体意识。某个思想、理念是存在于个体意识之中，还是被个体意识所忽略，这是文化冲突、文化改革等发生重要转折的策动力。当文化传统与救国不能同步调，且出现断层、分离的时候，救国意识推动了对文化传统的批判和颠覆。如晚清部分民众开始质疑传统文化是否是阻碍国家和社会发展的根源？传统文化应否被西方文化所取代？

文化自信、传统自信、经典自信、信念自信，这是“文化强国”的前提。而在晚清，这些自信均遭到质疑、冲击和否定。今天面对西方文化，上述自信未得以建立、巩固，仍遭受质疑、冲击和改变。晚清以降是由文化自信到文化不自信的阶段，如今则方向相反，试图努力由文化不自信走向自信。尽管方向相反，但两个阶段的前者均承继历史保留的文化心态，后者均来自历史与现实之间的张力，现实与未来的冲突，成为发展的动力和趋势。要想产生巨大、切实的跨越，应当使社会政治意识转变为个体意识，促成由游离在上层建筑的国家政治意识转变为具有内驱力和实现力的个体意识。在晚清，如反缠足、禁吸鸦片、推翻科举制、兴办女学等都由舆论宣传最后内化为个体具体的认识和行为取向。反观当今的“文化强国”宣传，还没有内化、根植于国人内心，由国家意识到个体意识的转变还未完全发生，它们之间的联系还未真正建立起来。目前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实现这种文化意识的播种？如何促成其在现实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这其中有规律可循，有先决条件、催化机制、培育机制、协调机制的作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所以产生巨大的社会改造力和新旧更替，究其根源即在于此，这一研究是十分必要且紧迫的。要使国家意识、政治意识内化为个体意识，转变的必要条件之一是个体需意识到这一国家、政治意识与其个体利益的关联。关联建立，个体的内驱力产生；如果这种关联建立不起来，则转变无从谈起。必要条件之二是文化根基发生动摇，被质疑、被否定，原因在于之前的文化没有内化到信念、信仰等稳固层面。必要条件之三是外来文化具有吸引力，在彼时彼地文化土壤中有适合生长的基础。

当前，实施文化强国战略、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前提是要让外国人意识到他们自身文化传统的缺陷、中国文化的优秀所在，“破”与“立”同为前提、缺一不可，而以往对“破”的研究和宣传用力过少。同时，应培养华人的文化自信、传统自信、经典自信和信念自信，建立这些自信与个体的联系，内化为个体意识，实现文化认同和文化凝聚。

建立国家意识与个体意识联系的途径多样，其中一个切入点是国家梦想与个人梦想的结合和统一，“美国梦”与“中国梦”的提出体现了该宗旨。“美国梦”将“个人奋斗”理念诠释为成功道路上的充分和必要条件，使其极易转化为个人意识，内化为激励个人的内驱力。国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方面面均以此为舆论导向。2012年习总书记把“中国梦”定义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梦想”“‘中国梦’的最大特点就是把国家、民族和个人作为一个命运的共同体，把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和每个人的具体利益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和谐社会”的理念是将国家意识与个体意识相联系的又一优例。“求同存异”“和为贵”成为引领社会、文化等发展的引擎，不以谋求个人利益最大化，而是追求个人与他人同生共存，个人与社会、自然的和谐相处的大同为社会理想。“和为贵”这一源自中国传统文化、从经典中凝练出来的核心概念和主导思想，在资本主义思潮和市场经济的冲击下，屡遭废弃、几被遗失。怎样重拾文化传统，树立起文化自信，怎样以此吸引外国人、改变外国人的异质信念，这种文化自信的培育不能以市场竞争理念为指导，应将个人利益与他人利益、社会利益捆绑在一起，而不是割裂、分离个人和国家社会的关系，不能将市场竞争机制、资本主义生产生活关系作为社会运行的主导，而应以文化订立、调节、修正生产生活关系，成为个体与社会意识中共有的作用和支配力量。

重拾经典、传统中具有正面价值和积极影响的观点言论，形成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方面的综合理论体系，宣传传统文化和经典中的智慧，使相应的名言警句成为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座右铭。优秀文化思想根植于人心，融入个体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中，成为指导个人思想、行为的内在动力，成功地由社会、政治话语转为个人内心意识，成为家庭、学校、公共领域中的通用语和共同意识。

晚清面对西学，迫于“救国”心切，对传统思想和经典以废弃为主，对西学未遴选就引介，结果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等理念由国家、民族间竞争转变为社会成员间竞争的普世法则。这是晚清在文化应对方面的不明智之举。究其原因，一方面在于外国传教士的批判和攻击，另一方面，没有华人士大夫担当起对传统经典的留精华、去糟粕的整理，没有撰写出影响人心的力作，没有能与进化论相抗衡并取而代之的文化理论诞生。这是在统观晚清西学翻译与救国探索历程之后，我们以古为鉴，对今日中国面临的相似问题所做的以古释今的思考。

卢明玉

2018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