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渴望读书的童年
山西省五台县阳白乡有一条叫小银艮河的溪河，小河发源于五台县城西北部的探头村。潺潺流水，一路曲折南行，从地下经过善文村，又从泉岩村冒泉出水。善文村是个古老的村庄，村庄炊烟袅袅，静谧安逸，勤劳的人们躬耕陇亩，栖居田园。1925年10月，一个婴儿在这里诞生了。这个家庭孙辈第一个男孩子的到来，为整个院落增添了无限喜气，也为大家庭带来了欣喜与期冀。当时，谁也不会想到，这个孩子在未来中国经济学领域，会是一个传奇——他就是后来成为著名经济学家的卫兴华。
1925年，军阀不顾列强环伺，年年混战，善文村却如中国许多小村子一样，尚未有战火与硝烟。卫兴华出生时，疼爱他的父母给他起了一个乳名，叫卫玉童，取“金童玉女上天所赐”之意。乳名表达了父母对儿子未来人生的期许。卫家世代务农，爷爷卫三虎是勤劳而朴实的农民，一生勤俭，却只活了50多岁。父亲卫真元聪明睿智，上过几年小学，粗通文字，算是那个乡村中的小知识分子。卫真元解放前曾当过善文村小学的“学董”，“土改”时加入共产党，当过多年村干部，因工作出色，多次获得五台县人民政府的奖励和表扬。卫真元思想开明，尊重知识，尽管身处偏僻乡村，却崇尚文明，注重对子女的教育培养，较一般乡村人士更具有远见卓识。正是这种对知识的高度重视和渴望，使卫真元在生计艰难时也不忘让子女接受系统的文化教育。
这样崇文的家风，让卫家的孩子成为追求知识的最大受益者。数十年间，这个家庭走出的孩子均发愤读书，成为各自领域的优秀人才。
长女卫玉英（后改名为卫建华），天资聪慧，勤奋好学，20世纪40年代后期曾在家乡农村当了几年小学教员，太原解放后，经时任山西教育厅厅长赵宗复推荐，入读太原师范学院，毕业后留在省城工作；二子卫玉良（后改名为卫建国），贺龙中学毕业，解放后进入太原国民师范，毕业后先后任小学校长和中学校长；三子卫玉章，北京工业学院（现北京理工大学）毕业，后成为军工专业研究员；四子卫玉屏（后改名为卫奇），北京大学毕业，进入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读研究生，后任该所研究员；五子卫玉根（亦名卫贵华），“文革”后于忻州师院毕业，任阳白乡中学副校长。而家中的长子卫兴华，更是成为著名的经济学家，是弟弟们的杰出榜样。卫真元对在农村长大的孙子卫方成，也尽最大努力培养教育，卫方成顺利从西安公路学院毕业，后任职宝鸡市公共交通公司党委副书记和总经济师。这些成就在贫瘠的乡村其实是较为罕见的。在众多子女成长求学的过程中，适逢国家照顾农村子女入学，提供助学金，这大大减轻了卫家的经济负担。
父亲当时深感祖辈缺少文化之困，立志要让子女们获得文化知识。1931年，卫兴华还不到六周岁，就被送到善文村小学读书。善文村小学当时坐落在一座宏大幽深的院落里，这个院落是一座始建于金代的古庙，叫延庆寺，是五台山庙宇群众庙之一。寺内有古塔，并存宋代经幢，现为国务院公布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穿过山门，庙院是一片开阔场地，经过近几年重修，殿宇雕梁画栋、雄宏壮观。原址西面一排房子就是卫兴华当年念书的地方。
20世纪30年代初的五台农村，基础教育处于从旧式封建教育向民国新式教育转型的时期。善文村没有新校舍，就在大庙中辟出几间房做教室，教书先生旧学、新学穿插着教。儿时的卫兴华，聪慧而勤奋，酷爱读书，从上小学起成绩便名列前茅，深得老师喜欢。
尽管沉浸书海其乐无穷，读书生活充满了快乐和幸福，但卫兴华的家庭全凭种地维持温饱，没有“活”钱，又受高利贷盘剥，住着土墙蜗居。生活如母亲所讲，“估下的吃的不够吃，估下的做的做不完”。母亲的悲叹与泪水伴随着卫兴华度过了童年，这也使得他尤为珍惜读书的机会，读书是卫兴华童年时期最大的喜好。
卫兴华如饥似渴地读书，“敬惜字纸”的训言使他不放过一张印着字的纸片。虽然生活清苦，学习条件简陋，但他进步很快。
当时，他对语文特别迷恋。到高年级时，乡村老师孟槐官教他们读《论说菁华》，这是文言体读本，古老的文字语言优美，似行云流水，韵味悠长：“山清水绿，鸟语花香，非春日之景象耶？”“牛耕田，马曳车，劳则劳矣，习之久而不以为苦，诚是人也，岂可不如牛马乎？”后来他还选读《古文观止》中的《辨奸论》等文章。卫兴华后来回忆自己的语文基础，80％是在小学获得的。
让卫兴华记忆犹新的，是孟老师每天在住校学生晚自习结束、就寝前的约半小时中，给大家读《三国演义》的情景。他们围坐在小炕桌旁，卫兴华听得入了迷，思绪随着故事情节的展开起伏跌宕。
古老而淳朴的乡村，星光般点点闪烁的煤油灯，充满童趣的琅琅读书声，那是静谧而纯朴的乡村童年。卫兴华徜徉于文字的河流里，日子虽清苦，却总是孕育着无限的希望与追求。
卫兴华在善文村小学读了五年半，因为年龄小，不便到远处读高级小学，便耽搁了一年多。直到1937年春，卫兴华才进入离他们村30里路的东冶镇沱阳高级小学——徐向前元帅曾就读于此，当时，徐向前已经是红军的高级将领了。
在东治镇沱阳高级小学，许多学生住校，卫兴华每周六回家，周日带一篮子窝头回校。每顿饭吃一个窝头，没有菜。窝头由厨师放在大笼屉里加热，还有一碗小米汤（学生要交点小米）。这里的生活虽简朴，但学校教师中却有多位共产党员和进步知识分子，他们对学生进行新式教育。这些进步思想和高水平的知识让卫兴华迅速成长。
不久，七七事变爆发，全面抗战开始。那时，学校组织抗日活动，卫兴华还加入了文化界抗日救国会少年先锋队。1937年9月，八路军一二九师进驻东冶镇，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决死队也来到本地，掀起了抗日的高潮。卫兴华受到深刻的爱国抗日教育，对党领导的八路军和决死队产生了敬慕之情。
1938年秋，日寇的铁蹄践踏到东冶镇，五台县以及东冶镇不幸成为日寇占领区，后来日军又进驻善文村和邻近村庄。上了不到一年半高级小学、年仅13岁的卫兴华被迫辍学，回家跟着父亲在田里劳作。尽管他每天务农，但读书上学的希望与追求一直萌动于心中，他常常梦见自己又上学了，又可以读书了。每次醒来，却发现是一场空。
卫兴华曾经说过，“虽然苦读书、读书苦，但当自己弄懂和把握了书中的理论和方法，并获得优秀的成绩时，又会有苦中有甜、苦中有乐的收获感”。尽管辍学，那时的他，却是想尽一切办法找书读。去亲戚家串门，他要找寻书籍，去邻居家做客，也不停地打听有没有书。凡是能弄到手的书，卫兴华都如饥似渴地阅读。那时，他既读过高尔基的《母亲》，也读过《水浒》《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等。劳动之余，躺在炕上，一边休息，一边读书，对他来说，真是一种人生的享受啊。
少年时期的卫兴华就有一个信念，读书能生智慧、长知识、增本领。只有有了知识和本领，才能做大事，为社会作贡献。这个信念自少年时代起就支撑着他，使他能够在艰苦复杂的环境中抓住一切机会读书、求知，并在读书中追求自己的理想。
2．忆往昔峥嵘岁月
2014年7月5日，一位白发老人由五台县副县长张树成陪同，偕儿子卫宏和孙女卫小溪悄然回到家乡——五台县阳白乡善文村，看望阔别多年的亲友故人，看看修葺一新的乡村，重温乡情旧事……老人是卫兴华，我国著名经济学家，世界马克思经济学奖获得者，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
从忻州火车站到善文村，有近百里路程，一路经过定襄、蒋村、河边，然后，车子从滹沱河大桥上疾驰而过。从车窗望去，滹沱河静静流淌，故道依旧，山河依然，流水却常流常新。老人触景生情，历历往事涌上心头。70多年前，他就是从这里出发，越过这条河流外出求学，走向抗日前线，走进了华北大学，走到解放战争前线，走到新中国教学科研前线，走到政治经济学发展研究的最前沿……
卫兴华与家人合影
继续东行，进入五台县建安村，这里是晚清名臣徐继畬的故乡。出建安遂进入东冶镇，沿路街坊门店鳞次栉比，前方不远绿色成荫处正是历史悠久的沱阳学校校址，是卫兴华曾经求学的地方，也是开国元帅徐向前的母校。卫兴华正是从这里于朦胧中起步，开始了他全新的人生轨迹。
北出东冶镇，驶入一条宽阔的沟谷，错落的沟谷傍着一条小河故道。继续北行，两面坡梁纵横，地势延展开阔，前面不远处便是善文村。三五成群的人们或坐或站于村口，村外树木舒枝展叶，碧绿葱茏。远山近岭凝绿相映，一片静穆，它们在等待自己少小离家的儿子，等待已经耄耋之年，从遥远的首都匆匆归来的儿子……
善文村全村现有人口1200余人，村里有一所小学，在校学生70余人。学校坐北面南。一进校门，一座石碑立于校门正前方，碑石背面写着：“善文广发希望学校落成序。”文中称古善文村“钟灵毓秀，古朴文雅，源远流长”，因校舍“乏资年久失修，垣颓舍陋……多凭赞助，原县人大主任张文成，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卫兴华，朔州市委组织部长卫建有及卫兴华门生董正青等，为筹建苦心积虑，四处奔波，广发证券公司鼎力相助……为表彰无量功德，立石以志垂芳后世。”落款为“五台县阳白乡人民政府”。校园东侧新起一幢二层楼，是专供老师们办公和休息的，上面标为“勇梅楼”，是通过卫兴华倡导，由山西明轩投资有限公司捐助20万元兴建的。卫兴华这次回乡就是为了察看新楼落成情况。
岁月如白驹过隙，转眼间让一个热血青年鬓角渐生华发。卫兴华在为当地“忻州发展论坛”的题词中写道：“忻州五台的土地养育了我，故乡情终生萦绕。”少小离家亲，风雨报国情，老大回乡路，却成白发翁。卫兴华感慨万千，他下意识地放下手边的拐杖，似乎又回到70年前……
卫兴华当年进入沱阳高级小学前，小学老师给他起了个很气派的“官名”——卫显贵，父辈的希冀中又加入了老师对他的一份期待。卫兴华在沱阳高小读书期间用的就是这个名字。
1938年10月，日军侵入东冶镇，学校停办，卫兴华被迫辍学回家务农。国难当头，覆巢之下安有完卵？日寇的铁蹄很快踏入五台全县，并在善文村安营扎寨，在村东头修建了炮楼，架上了机关枪。少年卫兴华亲眼目睹了日寇烧杀抢掠、奸淫妇女、野蛮扫荡的种种暴行。那时的生活非常乱，日子也非常难。百姓经常逃难，卫兴华也在逃难的人群之中，常随家人及乡亲们东躲西藏，置身田野。
卫兴华家的邻居有一位是15岁的姑娘，这位姑娘怕被日军找到，就剃成光头，脸上抹上土，装成男孩子的模样。另一位邻居是16岁的姑娘，她在日军进驻后躲到田地里隐蔽的窑洞里，却被日军搜寻到，惨遭强暴。还有多位村民被日军杀害。亲眼目睹了倭寇的暴行，卫兴华对日本侵略者充满了刻骨铭心的痛恨，朴素又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在他心中萌发。
日寇占领期间，共产党的工作人员也常秘密去善文村进行宣传动员工作。卫兴华在那时担任过儿童团团长。辍学之后的1939年，他在八路军办的离本村15里的“峩峰学校”上过几个月的课，学校主要讲的是抗日统一战线以及有关党的抗日政策的一些课程。1940年秋，还不到15岁的卫兴华被选派到党领导的五台县政府（驻敌后马家庄）所属的一个小山村，参加过一个月的“师资训练班”，学习的主要内容是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方针政策、晋察冀边区的“双十纲领”等，还学习了许多抗日和革命的歌曲，这些经历为卫兴华后来走上革命道路打下了基础。
对于这段艰苦的学习生活，卫兴华曾经回忆：那时候是深秋，住在山沟的小山村里，天气已经很冷。白天坐在场地的石块上听课，晚上没有被褥，和衣睡在木板床上，大家都挤在一起。睡卫兴华旁边的一位学员带了一条毯子，他就让卫兴华搭个边角。没有枕头，枕上鞋子。每顿伙食定量吃窝头，没有副食，只能吃个半饱。生活虽苦，但没人叫苦，因抗日情绪高涨，大家凭借着一股抗日救国的热情和对党的拥护，把这种生活看作是一种历练，虽然艰苦却从不言苦。离家走的时候，父亲曾经给他两块银元，他也一直没舍得花，后来又带回家里。
从师资训练班回村后，卫兴华在村里的小学当了一年多的小学教师，那个时候条件很艰苦，没有收入和待遇，没有正规的教室，没有桌椅板凳，也没有正规的教材和书籍。加上日寇的骚扰，也不可能进行正常的教学。当时，他只是一个15岁的少年，一边教书，一边学习，还要帮助父母干农活。辍学之后，他感到前途坎坷，但求学的愿望始终萦绕在他的脑际。不能上学，他就“见缝插针”地自学。他不顾农活劳累，无论在白天还是晚上，只要一有机会就找书看。在恶劣的环境下仍然坚持不懈地努力学习，这也许就是不平凡的人有别于常人的地方吧。
尽管追求读书和增加知识的愿望如此强烈，但在穷困的乡村，又是战乱时期，要找到书籍谈何容易。有一天，同村的一位朋友告诉他，在村外的一块田地里发现有人埋藏了不少书，他兴奋不已，立刻和朋友带上镐头，相约前往。
刨开埋书的土坑，卫兴华找到了一堆书，他如获至宝，选了一部分回家阅读。其中有胡兰畦的《在德国女牢中》、文圣的《各国革命史》、巴金的《春天里的秋天》、苏联作者米丁的《唯物辩证法入门》中译本等，还有一本是革命家洛浦（张闻天）的小说《旅途》。此外，书中还夹着宣传劳工神圣、反对剥削压迫的刊物。在那个年代，这些书真可以说是无书可读的苦闷生活中的“无价之宝”，它仿佛神仙所赐，可遇而不可求。后来他们才知道，这些书籍是本村一位已经去世的革命者卫效瑗留下的。这位革命者的兄侄都是目不识丁的农民，怕这些书被日军发现惹祸，故把书埋藏到了地里。卫兴华他们如果不把这些好书刨出来，日久就会被雨水侵蚀。这位革命者生前也许不会想到，自己离开这个世界之前留下的进步书籍，在少年卫兴华的心田埋下了追求进步的种子。卫兴华从这些书中获得了知识和进步思想。共产主义的信仰与理想在卫兴华的心田一点点生根，它们在静静等待春回大地，等待阳光雨露的滋润。
后来，为了谋生，卫兴华曾到太原当了一个月的“苦力”，但难以维持生活，后经介绍，在东冶镇济生恒药材庄当了一段时间的杂役。回忆这段颠沛流离的岁月，卫兴华曾说：“那时也不是正式店员，只是打杂的临时工，只供伙食，没有报酬。我给人家做饭，给掌柜的提茶壶、倒夜壶，有时也帮助卖药丸。”
那时，卫兴华在药店整天劳作，没有休闲时间，但读书求知识的追求让他利用一切可读书的机会。药房有一种劳作可利用起来读书，那就是碾中药，即将药材碾成粉末做药丸，所用工具是用铁制的碾药具，人坐在高凳子上，两脚踩在铁轱辘的左右橫梁上，在铁槽中前后滚动，是一种简单的重复动作。每当干这活时，他就体脑并用——一边用双腿双脚机械性地碾药材，一边双手捧上一本书，如饥似渴地阅读。药店掌柜大概是欣赏卫兴华的好学精神，也没有干涉和责备过他。
3．五台少年报国志
1942年秋，卫兴华又考入东冶镇高小附设的中学补学班。失学四年后重归校园，一切恍如梦中。颇具文学才华的他起初的理想是当一名作家，曹雪芹是他心目中的偶像。卫兴华求知的渴望似乎与生俱来，在贫穷的生活中充实着他的心灵，后来，到东治镇读中学时，他对知识的渴望更为浓烈了。
当时住校的学生只有两个人，学校既无电灯，也不提供油灯，晚上想看书，要向邻居家“借光”。冬天时有红泥小火炉，下边炉口亮，也可借炉火的光读书。卫兴华在无奈中印证了古人读书时“如囊萤，如映雪”“凿壁偷光”的故事情景，有时他甚至在月圆之夜跑到月亮地里，借助一轮明月看书，全不顾这样会损害自己的眼睛。
那时正值中华民族的多事之秋。日伪军欺压残害百姓的暴行使他愤懑，强烈的爱国思想在他的心里生根，他深深认识到，只有振兴中华，才能使中华民族免受凌辱。抗日的情绪与日俱增，为了以名言志，卫兴华在读书期间毅然将自己小学老师起的官名“卫显贵”改为“卫兴华”，以表“抗日救国，复兴中华”之志，这位17岁的少年就此坚定了振兴中华、奋力抗日的决心和勇气。
当时，日本侵略者以“新民”政策愚弄被占地区群众，学校被改名“新民第四高级小学”。他在这儿读了一个学期，对学校的奴化教育极其反感。虽然当时的主要课程都由文化素质高、教学经验丰富的老师任教，如康佩程、马培云、田象贤等，但在日伪统治下，毕竟要实施奴化教育。对于民族意识强、目睹日伪到处施暴横行、人民深受灾难的卫兴华来说，其思想存在着苦闷与愤懑，经常有所表露与发泄。
在这段不平静的读书岁月中，发生了很多刻骨铭心的事。日本侵略者不断地对占领区进行奴化教育，要求中国学生必须学日语、宣传“大东亚共荣圈”，中国百姓被日本军队视为草芥，稍有不慎，就会出事或丢掉性命。
一次，同班有一个女同学写了一篇《大东亚战争，女子应负何责？》的作文，语文老师认为她的文章写得好，就作为范文在学校大门处的照壁背面贴了出来。卫兴华看后很气愤，认为语文老师没有民族意识和气节：日本侵略军践踏我国，生灵涂炭，凌辱我们的同胞，语文老师竟然让一个女生写这样的文章，并把她的文章贴在醒目的地方作范文。
上音乐课时，老师教他们唱《何日君再来》，还教他们唱《农村的晚景》：“几树寒烟杨柳，一溪流水桃花，空潭对镜春如写，倒影醉归鸦，又听那短笛横吹罢，农夫牧竖笑声哗，竹篱茅舍，三五人家，牛羊下，山月斜，一幅好天然图画，何必桃园幽雅，另寻丘壑到天涯。”歌中把当时灾难深重的农村描绘成一幅很美好的田园诗画，卫兴华感到完全悖离现实，掩盖了侵略者在灾难深重的中国农村烧杀抢掠的罪行。
“唱这种歌曲完全是自欺欺人，蒙蔽学生。”卫兴华回忆说：“我和那位女同学平时没有说过话，为了表明现实农村情景，也为启发这位女同学了解事实真相，启发她的民族意识，我趁着放学无人之际，在女同学的课桌石板上写了两首打油诗。一首是‘日暮乡间一农夫，仰面悲恸泣如雨，房舍被焚粮遭劫，似火仇恨何时除’。另一首是‘亡字当头镌，奴衣身上穿，呜呼痛伤兮，斯讐何时湔’。这两首诗是针对她的文章和《农村的晚景》之歌写的。本来‘讐’与‘仇’字同义，我故意用了个难认的字。后来这个女同学把此事向学校告发了。”
卫兴华在学校期间，抗日意识非常强烈。有时看到东冶镇的日本鬼子和伪军欺负老百姓，他非常愤怒，只能借文发泄。有一次写作文，他写了一句：“昨天我看见一个丘八穿着黄衣在打百姓……”他在文中没有直指日伪军，而是用兵字的拆写“丘八”来代替，讲些愤怒和不满的话。语文老师在他的作文上批了一句话：“牢骚话不可多说。”老师出于保护学生的初衷，怕他惹麻烦，不断“纠正”着这位热血青年的一些过激言行。尽管当时很多老师心怀不满，但行动上还是很谨慎的，唯恐出什么事。在当时的情况下，话不能乱说，手不能乱写，搞不好是要丢性命的。
一次，五台县伪县长去东冶镇视察，校方要求学生列队欢迎，但卫兴华躲着没去。同时，他在同学中悄悄进行一些爱国宣传，偷唱抗日小调。以上种种“不端”行为，被校方察觉，便支使他进东治镇办事，乘机查抄了他的宿舍，在他的铺盖卷中搜出了两本进步书籍。这两本书是他们村的一位已参加革命工作的同姓长辈留下的，一本是《各国革命史》，另一本是《唯物辩证法入门》。在日伪统治下，这类书属于禁书。康校长和田老师找他到校长办公室谈话，田老师故意问他看这类书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他只好承认是无意识的。校长说：“既然是无意识的，现在你就把书烧掉吧！”当时是冬天，当地居民都睡炕，炕下有火口，可以烧炭和木材。校长办公室的炕下炉火正旺，卫兴华只好忍痛把两本书撕掉，扔进地灶中，看着书化为灰烬。其实，校长和老师也不是坏人，为了保护学生，校方只能做做样子。
两位老师劝他要注意自己的言行，以免招来麻烦。这件事更激发了他对日寇的强烈不满，爱国热情憋在心里，无处表达。他深深感到，在日伪统治下的沱阳高小，与1937至1938年的沱阳高小已是两个天地了。卫兴华既向往在正规中学求学，又反感和不满奴化教育。他打听到后方有公费中学，供给衣食，便开始琢磨着去后方上学。尽管那时候他的学习成绩十分出色——学期末成绩张榜时，他的各门课程成绩平均在90分以上，是全校“特等”第一名——但他还是毫无留恋地辞别了学校，到当时的第二战区所属的晋西隰县，考入进山中学，走向新的读书和求知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