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版序言】 俱道适往，与古为新

——写在《诗品》研究旧作新版前

《〈诗品〉注译与司空图诗学研究》出版已经18年了，其间经过了许多的相关研究和新资料的发现，而作者的积累和认识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这个时候，承蒙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术出版基金资助，将其纳入“国学典籍研究与多维翻译丛书”，这确实是一次借助再版加以全面修订和扩充，使其以新的面貌出现在读者面前的绝好机会。可是由于年岁增长、健康日下，在即将完成全面修订的时候，却一拖再拖、勉力而行，结果到了写序言的时候，已经是力不从心，勉强收场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可是毕竟还是要写完，既然要勉力写完，就没有什么太大的遗憾了。

本来的序言是想借助中国文化宏观研究的基础，把文艺和诗论置于一个总体结构中加以考察的。这样就成了一个绪论的格局，其基本目录如下：

绪论：中国社会的演变规律以及文学艺术的调适功能

1.社会结构、经济结构与意识形态

2.政治改革、暴力革命与调适机制

3.治乱模式、修复机制与超稳态系统

4.文学艺术、人文情怀与民族精神

不过，最后不得不放弃了。

这里就只能作为新版研究的序言，交代一下这个版本和原来的版本之间的一些关系和改进与添加的部分，勉强成文罢了。共三部分，其中前两部分基本来源于初版序言，而第三部分则是新添加的那部分。

司空图（字表圣），在唐代文学史上，当然没有李白、杜甫出名。首先是因为诗人是比较容易出名的，但不能说他不能写诗，他的诗在近来也逐渐有了地位，受人关注。其次其也不及韩愈、柳宗元出名，因为二者发动过著名的古文运动。在运动中人容易名垂千古，但不能就此说他不能为文，就笔者的研究，他诗文兼善，而且成就不低。不过，游国恩主编的四卷本的《中国文学史》中，在晚唐文学一章的最后一节，考虑到归隐式田园诗人的缘故，把司空图和韦庄列在一起，而且排在韦庄之后，总不免有点委屈了这位能诗能文的诗人。但说他是诗人，其实也算高抬了，仔细想来其实他也没留下什么脍炙人口的诗句。他的文章也没能上《古文观止》，可见作为文学家其也算不上有多少名气。

那么，司空图究竟是以什么引起一代又一代人的关注，又因为什么而成为学界屡谈不衰的话题的呢？

那就是司空图除了有几封谈论诗歌的书信以外，还有用四言写成的二十四首诗，统称《诗品》。又因为在他之前已经有了（南朝梁）钟嵘的长篇诗论和诗评著作《诗品》，于是，人们就在前面加上“二十四”三个字，甚至在前面再加上“司空图”三个字，构成一个很长的书名——《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以示区别。可是，或许是因为这很长的书名之下，其篇幅却很短，又或许是别的什么原因，人们常常把司空图的《诗品》和钟嵘的《诗品》放在一起，而且总是排在后者的后面，合订为一册——其书名就不免更加复杂而难记了。

笔者第一次看到的司空图的《诗品》，以及后来许多次看到的，都是这种合订在一起的《诗品》。但也有单行的本子，表明了司空图《诗品》独立而不可替代的地位。

一 诗品、诗解与诗论

《诗品》名称的重合，除了偶然性之外，还有其必然性。首先是因为“诗品”这一名称本身只是一种区分，说明它是关于诗的而不是诗。它可以是诗论，即诗歌理论，也可以是诗评，即诗歌评论；它可以是诗歌鉴赏过程，也可以是鉴赏过程的结果，即诗歌品级高低的划分，或者是任何别的什么而不能是诗——一如小说品鉴不能是小说一样。这正是钟嵘的《诗品》叫作“诗品”的缘故。

可司空图的《诗品》就不同了。它本身就是些诗——诗的形式、诗的语言、诗的意境，而且偏偏又叫作“诗品”。岂不知诗品是诗的品尝，一如品尝食品，品尝之余便要评论，称为品评，品评也需要一点理论，因而又是诗论了。然而，按照西方诗学的分析性演绎性致思方向和严格的形式逻辑定义，司空图的《诗品》实在算不上一部像样的诗学论著，甚至“诗品”这一名称或术语本身都是不确切的、不科学的。然而这正是中国诗学的特点，至少是中国传统诗学的基本特点之一。现居美国的华人学者叶维廉先生在其《中国诗学》一书的开头，就以司空图的《诗品》中的《自然》一品为例，讨论了中国传统诗学如下的基本特征：

中国传统的批评是属于“点、悟”式的批评，以不破坏诗的“机心”为理想，在结构上，用“言简而意繁”及“点到而止”去激起读者意识中诗的活动，使诗的意境重现，是一种近乎诗的结构。

这种点悟式的批评当然也有缺点，那就是“有赖于机遇，一如禅宗里的公案的禅机”。叶维廉先生还戏拟一则，讥为“半桶水的”，“任意的，不负责任的印象（式）批评”：

问：如何是诗法大意？

答：妙不可言。

可见中国传统诗学需要两个最基本的条件，才能立足于它那诗性哲学的本营而又超脱分析性演绎性的藩篱，那就是：诗评者必须有诗的才能而能领悟其中奥义，读者也需具备诗的慧眼而达到一击而悟。就作者而论，由于兼备了诗才和慧眼，司空图的《诗品》才有了诗歌和诗歌的品评两重含义。它既是诗又是品：诗中有品，品中有诗；诗品中见品，品诗中见诗。正是司空图《诗品》的二重性，使得许多人对其爱不释手。短短的二十四首四言诗，既有诗的意境和情趣，又有论的哲理和深度。既可以当诗来读，也可以用来品诗。不幸，体现在诗才与慧眼相分离的读者身上，问题也可能正出在这双重身份上。与其说一般读者觉得其抽象玄妙，诗味不足，倒不如说理论家指责其理论模糊，系统性不够。前一种情况似乎同时受到司空图论诗之诗那虚拟的题目所限，而后者就不免有拿今天的理论思维甚至是西方的思维规范来要求古人的嫌疑了。

品诗犹可，解诗就不大好办了，司空图《诗品》尤其如此。喜爱者往往是只读不解，甚至读而不求甚解，一味欣赏，不问根苗，反觉兴趣盎然。只可惜苦了那些理论家，或者有理论研究癖好的人，认为其中的意象倒可以意会，而哲理性的话就不好解释了。这种模糊性的形成，固然有其客观方面的原因，但也不乏主观方面的问题。对于今日读者而言，所谓客观方面即决定作者写作的文化资源和思维工具，包括作为思维工具的中国语言的基本特点和作者所选择的文类样式，以及文本在传播过程中所造成的分延与散播的损失。所谓主观方面则侧重于作者思想本身的清晰程度和表达方式的优点与局限。

就客观方面而言，首先是古汉语本身的原因。古汉语的单音节词和双音节词的结构占优势，同音异义和同形异义的比例相当大，加之汉语词类的不固定、无标志，以及语义组合的灵活性，不可避免地会形成多义和歧义。虽然凡是语言的表达都会要求一定程度的明晰性，但在诗歌中至少有一定程度的多义性和模糊性是合法的和可以接受的。例如，“玉壶买春”（《典雅》）一句，无论理解为“用玉制的酒壶买酒盛酒”，还是解释为“带着像玉一般晶莹的酒壶买来春光美景”，都是可以的。可见，以上所列古汉语的若干特点对科学思维而言明显是弱点，而对文学的形象思维尤其是诗性表现而言却是有利的。

另一个原因与作者所采用的四言诗体有关。四言固然有《诗经》遗风，庄重而典雅，但结构单一，篇幅有限，容量太小，要想表达复杂的思想和感受，不可能不包括一些有歧义甚或不可解的诗句。试想一下，每句只有四个字，或者主谓结构，或者动宾结构，或者修饰结构，结构何等单一！况且一首诗只有六行，每行八个字，总共四十八个字，能有多大的容量呢？另一个与之有关的问题是：《诗经》的四言以叙事抒情为主，带有素朴的生活气息和原始的文学意味；而《诗品》却产生了不少范畴化的表达，包括意象的符号化和思想的概念化，而且主要还是在概念化的表达上，引起的歧义最多。例如，“载要其端，载同（闻）其符”（《流动》），“要路愈远，幽行为迟”（《缜密》）。

文本的写作是一个过程，在之前和以后，作者的意象并非完全一致，即使在文本定型以后，其内在的形象和思想在接受过程中也绝非一成不变，加之年代久远，版本不一，也会造成缺乏统一而一贯的理解。《诗品》至少有两个主要版本——《说郛》本和《津逮》本，而且在长期的传抄过程中难免会造成以讹传讹的错误，甚或个别注家有意无意地改变原作以合己意。如《含蓄》一品，其中有“语不涉己，若不堪忧”，但有的版本作“语不涉难，已不堪忧”，也有作“语不涉难，若不堪忧”的。何去何从，莫衷一是。难怪有些读者一旦走到要逐字索解的极端，就会如清代学者方东树在《昭昧詹言》中所说的“多不可解”。最常为人们所引用而又被认为难以索解的诗句有：“观花（化）匪禁，吞吐大荒。”（《豪放》）

主观方面的原因似乎也有，而且或许更为重要。

其一，由于深受佛道特别是老庄哲学的影响，作者经常使用一些哲学术语，如“道”“气”“空”“真”“素”“虚”“神”“性”，而又不加以严格界定，致使语义含混，阅读困难。其实，除了个别地方明显有歧义之外，多数情况下诗是包含哲学和诗学两个层面的。严格区分两个语义层面有时不大可能，有时毫无必要，因为诗学也用哲学术语说话。例如，“大用外腓，真体内充”（《雄浑》）显然是在哲学层面上说话，但兼顾了哲学与诗学的层面，即以一般体用术语讲创作主体的状态问题。而“如有佳语，大河前横”（《沉著》）却有歧义。因为此句既可能包含佛家用语，也可能是一般日常生活用语入诗。区分这两个层次的努力当然不能说不可贵，但其结果又往往不能尽如人意。

其二，由于中国古代理论思维的特点和局限，或者由于作者本人对某些问题缺乏透彻的理论思考，有些句子语义模糊而不可解，或因有多解而莫衷一是。例如，“匪神之灵，匪机之微”（《超诣》）究竟是既不靠神灵之佑，也不靠机缘之助，抑或是既不靠心神之机敏，也不靠天机之微妙，就是难以断定的。其中可能既有汉语语词的模糊性、汉诗语法的多重性，也有理论表述的含混性，甚或文本意义的分延性。如果有可能，我们不妨指望作者在诗歌以外的文体（例如，论诗的散文书信）中表述清楚；但是也不完全排除作者具有如同庄子思想中的某种神秘主义倾向。对于前者，我们不妨在解读司空图的《诗品》的同时，研读一下他的其他诗学论著，使诗歌与诗论二者相得益彰。对于后者，我们不得不运用西方的逻辑分析方法以求“理”出头绪，甚或借助司空图本人的时代背景和生平做一些以史论诗、史诗互证的理论推导和实证研究。也就是说，我们不妨暂时放下这难解难分的前提预设问题，进入司空图本人的时代和生活，从中寻找有助于解开理论思维之网的蛛丝马迹。因为在某种意义上，司空图《诗品》的创作成功，应归功于作者在人生旅途上一再地归隐，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对生活的独特的理解和对诗歌的独特的品味。

二 文学、翻译与研究

中国古典文论是中国文化历史长河中一条涓涓流淌的溪流。以文史哲三者之结合为基本人文形态的中国传统文化，在近代西学东渐的过程中，经过和西方文化的激烈碰撞，不仅日益为外部世界所知晓，而且其自身的研究状况也发生了一些明显的变化。结合西方及海外学者研究中国古典文论的几次高潮，可以看到这些变化突出地体现为研究方法的更新，特别是20世纪以来，新学科、新思潮带来的研究方法的更新。

早期的研究，当然要从原始文本的对外翻译介绍开始，其后涉及资料和传记性的研究。到了20世纪60年代，则开始深入中国文论本质的界定分析，遂形成了第一次研究高潮。其后，由于对形式问题的关注，英语世界开始更多地关注中国古典文学创作和文论研究中一贯比较稳定的文类问题。70年代兴起的第三次高潮，集中体现为运用西方文学批评框架，或其改造形态，分析中国传统文论的做法，由此导致这一领域在多个论题上的比较研究。及至80年代以后，形成了对中国传统文论的比较研究和综合性研究齐头并进的浩荡潮流！

学术乃天下之公器。在世纪之交的学术大环境中，应当如何进行中国传统文论的研究，身处中国传统文论故乡的每一个人，尽可以有自己的特殊情况、治学方法、研究题目。由于一个人学术背景、关注视野、可用资源、活动方式的不同，笔者为自己拟定的科研目标是多学科的、比较型的。在中国古典文献的翻译研究这样一个大的领域，从最早的《公孙龙子》研究，到后来的司空图《诗品》研究，其间自然地形成了下面一些不成文的认识：

第一，以有批评的西学关注国学为长期学术关注视野，每几年完成一项中等规模的研究；

第二，可以分属不同的领域，但所涉文本必须是文史哲经典中篇幅较短，且有一定难度者；

第三，以文本分析阐释为主，兼顾注释和今译、英译，力争建构出同一作者的总体思想；

第四，兴趣点转移的基本路径，体现了自古至今和从哲学逐渐进入文学和艺术类的研究方向的变化；

第五，以跨文化比较研究和翻译相结合为基本方法，兼顾其他，完善阐发性比较方法。

这项《诗品》注译与研究可以说是兼顾了司空图诗学思想的综合研究。从历史的维度来看，此一研究选题的重大意义，应当说是不容置疑的。简而言之，唐末司空图《诗品》正处于中国古典文论独立发展的第三期，上承远古《尚书》诗言志和南朝刘勰《文心雕龙》的发轫和独立期，下启宋代严羽《沧浪诗话》和清代叶燮《原诗》的高潮和完成期，最终预示了民国时期王国维《人间词话》的出现，即中国古典诗学的终结。有了这样一个总体的发展图景在胸，我们不仅可以看到《诗品》在文体、题材、思想、艺术等方面的具体位置和文化来源，而且可以凭借我们对中国文学史及其批评史的总体认识，评价司空图诗学在中国诗学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深远影响。

然而，偏重于文学史的研究并非此项研究的主要兴趣所在，甚至笔者对此项研究的兴趣也不是由此激发的。激发研究兴趣和逐渐形成此项研究兴趣的核心部分，主要是笔者觉得《诗品》可爱而又有味道可嚼，直接的动机仍然是翻译，原本是想让懂英文的读者领略中国古典文论的风采。为此就要对《诗品》进行全面而有效的研究，至少先了解前人有关的主要研究成果和方法，然后再针对自己的研究目标和任务，寻找和形成自己觉得可用的研究方法。合适的方法一旦找到和形成，研究本身的问题就有了迎刃而解的基础。以下是笔者通过一段时间的具体探索，以及在《诗品》研究过程中尝试运用，并认为有必要加以集中交代的三个有关研究方法的概念问题。

第一，此类研究的核心，可以称为“翻译型研究”，正如有人把此类写作称为“翻译型论著”一样。何谓“翻译型研究”呢？那就是以某一文化或文学的经典文本为对象，参较其他相关文献，通过文本翻译（注释是翻译的基础），进行作者思想挖掘和理论系统化整理性质的研究。它的基本特点，可以说是不脱离文本而奢谈创造。但是又何以称得上是研究呢？因为它并不是一般所谓的语言转换，或止于语言转换式的翻译，而是企图通过翻译，寻找某种有价值的东西。其基本做法是在翻译中注入翻译者及研究者自身的理念和追求，按照东西方相关文类的典型模式，进行某种程度的融合和创造，使经典文本的思想和艺术的总体倾向发生从古代向现代的转移，从中文向外文的变形，即有限度地离开源文本，来一点“创造性悖谬”，或曰“传统文论的现代阐释”。

第二，作为“翻译性研究”的一个合乎逻辑的发展，便是所谓的“阐发性研究”。其实，“阐发性研究”是比较文学领域内与法国的平行研究和美国的影响研究相对的中国学派的典型主张，最早是由中国台湾学者总结或命名的。它的基本方法是以西学原理或方法阐发国学资料和史料，但也可以在东西文化之间互相阐发、互相发明。本来，阐发性研究也可以不必和翻译型研究发生关系，但是，二者结合起来，效果似乎更好。笔者认为，翻译型研究基础上的阐发性研究，可有三个层次：（1）翻译中源文本与译文本之间在意义层面上的互相阐发；（2）主要文本和其他史料/资料之间，在思想的系统联系和理论建构上的互相阐发；（3）东西文化之间（主要是由西向东的阐发），在解释其所以然的文化发生学根源上的互相阐发。有了这三个层次上的互相阐发，典型的东西方模式就会发生变化，主要是趋同现象，从而使得双方不再那么势不两立，而是朝着某种人类文化的未来所共同的东西生成或创化。

第三，“文学性研究”。倘若不做人为的划界，以上两种方法在众多的学术领域都可以应用，不过在应用到文学领域时，自有其特殊的地方。这种特殊性便构成了文学性研究的基础，以《诗品》研究为例，文学性的研究要求在翻译上至少要以诗译诗，译诗像诗，诗中见论，论仍是诗。如果不是这样，就会把《诗品》翻译得不像诗，成了枯燥的论文，虽然在理论上仍然有其道理，但是背离了文学性翻译的基本原则，背离了中国古典诗学的文体特点。又如“阐发性研究”，如何同时又是“文学性研究”呢？这就要求作者的阐发必须紧扣文学的主题，同时具有一定的理论深度，而不要把《诗品》研究变成文化研究和哲学研究，以之去替代文学的或诗学的研究。这是目前比较文学研究领域里普遍存在的问题，即不是以文化研究拓宽和加深文学研究，或者对文化现象进行合理的哲学思考，而是大谈文化和哲学问题，以显其博学和深奥。最后文学本身的问题，或者被掩盖了，或者被淡化了，终而至于不了了之地被消解了。

以上三种方法，在具体的研究中，自然是互相结合共同起作用，而不是互不相干各自分离的。作为研究的成果体现，便是原作呈现的样子。《〈诗品〉注译与司空图诗学研究》，在结构上分为上、下两编，上编是关于《诗品》与司空图诗学思想的研究部分，包括作者的生平与时代、《诗品》的成书与结构、体现在《诗品》和其他论诗书信中的诗学思想（包括诗歌本体与诗人主体意识、感性学三维度之发掘、诗歌鉴赏与批评等），以及司空图用以评价唐代诗人的文学史思路和评论尺度，最后是关于《诗品》的翻译传播和司空图的影响问题等研究。下编是文献部分，主要是《诗品》全文的注释、今译和英译，作为附录的司空图论诗文选及其注释，以及作为背景资料的司空图传记和注释。实际上，研究部分和文献部分是可以互相参照的。就笔者的研究程序和行进逻辑而言，必然是先有文本注释，然后才有研究结论的。本来只打算在文本注释完成后，写一个长长的前言放到正文之前，就算一本书的结束，没想到越写越长，最后终于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部分。

三 人品、文品与诗品

无论从古人“知人论世”的观点来说，还是从“以意逆志”的观点来说，关于司空图其人的认识，都是了解他的诗文和《诗品》的基础，反之亦然，即我们也可以从考察他的诗文和《诗品》开始，最后归结为对他的人品的认定和评价。若是以前者为要，则我们可以从他所处的时代背景和他的一生作为来评价他的历史境遇、应世策略，以及人格高下。在本书的初稿中，我们只是将其一生纳入儒、释、道的三元文化结构中，来考察他的出入世的情况，据以说明三种因素在他的社会行为中所占的位置或比重，其实，结果是很容易知晓的。除了以儒家思想为基础之外，道家和释家兼而有之，使其能够在唐末大乱中时而出世，时而入世，既得以保全性命也得以保全名节——被人誉为“节士”。

但若从传统的阶级斗争胜负观点和朝代更迭的社会进步观来看，则为唐代最后一个皇帝的死而绝食而死的节士，充其量不过是一个为封建帝国殉道的卫道士和陪葬者。这样看来，司空图还不如在最后的阶级斗争中被唐末农民起义军杀死，或者在宫廷斗争中被当权者除掉更为光彩。何至于要落到这样一个不尴不尬的地步呢？多亏他被身处起义军的家奴所救，只身逃出京城，而得以保全性命。他以韬晦之计佯装老朽不堪用，从柳璨之祸中逃脱，还归山野，得以隐居而苟延残喘，留得性命而完成《诗品》。倘若不是老天有恩于他，也是天命保佑于他，使他得以拥有一个人正常的人生历程，取得诗文创作和诗论、诗品的多项成就！这两种选择，哪一种更贵，或者更适宜、更合算？

当然，我们可以说，观察和认识的角度不必限于某一个。例如，就其出身而言，出身于仕宦家庭的司空图，有其独特的处世之道本不奇怪，一生身居高位却面临末世，而他的政治生涯也是平平而乏善可陈，甚至他的公文体官样文章也写得不怎么出色。这样说来，司空图算不上一个有作为的、成功的政治家或政客，当作为一介书生、文人、诗人。他的长寿和得免于祸乱，他的隐居生活和世俗的交游，却使他有大量的时间体悟人生，借助自然写下大量的诗作和文章，并在晚年写成了《诗品》，这不得不说是一个值得庆幸的生命——虽然你可以说他活得很卑微、很无奈，但他毕竟得以终老故乡、殉道大唐。如果我们用科学家伽利略为了完成他的科学实验，与教皇妥协，赢得宝贵的生命和时间，从而成就了一代大科学家的巨大成就的事例来看待司空图的一生，未始不是一种胜利，一种生命对于政治的胜利，一种文学对于人生的胜利。在这并非十分辉煌的一生中，司空图写下了如下的诗文：

一、与佛道之交游及赠诗

二、与官员之交往和应酬诗

三、隐含佛老思想的诗作

四、寄托儒家经世思想的诗作

五、反映隐居生活的诗作

六、漫书偶书与组诗

七、花鸟山水与咏物诗

八、有吟诗品诗倾向的诗作

而在诗赋类文章中，则有更多的类型和更丰富的体现：

一、书信类：诗文交游，书生意气

二、政论文：文人论政，华夷可图

三、记述类：目击道存，心系人天

四、赞赋类：三教皆流，圣俗精神

五、注述类：文艺关怀，诗赋风采

这些诗文的收集和研究，让我们获得了大量有用的材料，也建立了与司空图的十分有益的联系。一方面，它们是司空图生活的见证和产物，使我们得以了解他一生的基本轨迹和主要事件，主要思想和重大行动，人际交往和团体归属，等等。另一方面，它们还使我们得以认识他的多才多艺，尤其是艺术成就，包括他在儒、释、道三种宗教活动中的诗文创作成就，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诸领域所达到的认识高度和精密程度。这对我们认识他的诗论和人生的关系是大有裨益的。例如，我们从他的诗文创作中，深刻认识到他的生存环境和隐居环境对于诗文创作与思想形成的影响，也认识到《诗品》中所描写的地貌特征、人生况味以及艺术修养的不可分割的关系，即景物描写的象征作用，意象系统与诗学结构，诗文主题与语言修辞等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

我们甚至可以从这些诗文创作中，发现《诗品》的艺术原型与生命样态的逼真表现：

一、意象与造化：《诗品》抽象词语及其互文同现

二、独步与沉著：《诗品》的创作契机与创作机制

三、原型与重塑：《诗品》的投射系统与自拟形象

四、生存与超脱：《诗品》的生命历程与高峰体验

这为我们更加深入地认识《诗品》提供了可贵的线索和契机。我们甚至可以说，司空图和他的《诗品》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而进一步的研究让我们确认，司空图的《诗品》非唐末的社会环境和诗学传统所达到的独特阶段性成就莫属。它是唐代为止中国诗学传统的一个高峰，一个缩影。但为了更加全面地认识《诗品》，我们把钟嵘的《诗品》和司空图的《诗品》做了一个比较，集中在四言和五言的表现形式及其复古的倾向上，同时把皎然的《诗式》和司空图的《诗品》做了一个比较，集中在唐代的诗学成就和认识结构上。同时，我们认为，自唐以降，以至于宋元，甚至明清，中国诗学的学术价值得以实用化，而写诗手册一类诗话、词话得以流行，使得诗论的总体水平难以保持唐代的格局和品位，而关于《诗品》作者的争议和著作权问题也成为近来争论的主题之一。

在《诗品》的翻译及研究方面，初版基本上只限于笔者的翻译成就，即包括《诗品》注释、今译、英译在内的三角互动关系，这一模式，构成了笔者典籍翻译的基本格局，一直贯穿于相关的一系列典籍文本的翻译和研究。而这次再版，则将笔者的上述三角互动关系的实施和研究，进一步扩充为对英译的回译，以及回译效果的再度演绎。实际上，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回译及其效果展示，而是一个探索带有诗学本体论意义的经典翻译的可能性有限延伸的可贵尝试。从具体的过程来看，这一诗学本体与现象的探索，基本上沟通了汉语古体诗与现代诗的传统，也在一定程度上打通了汉语诗与英语诗（甚至西方诗歌）的表现形式与诗学观念。所以，这也是一个有意义的延伸性成果，许多有趣的现象，在中间出现，使人目不暇接，感慨连连。

然而，再版的最大变化还是对于《诗品》其他英译本的较为系统的研究。虽然由于资料所限，用于研究的英译文本不全，但基本上涵盖了西方汉学家和文学翻译家的翻译，例如，翟理斯有西方文化底蕴的开拓性的全译本、克兰默·宾的美学诗学突出的节译本、宇文所安有研究基础的全译本等典型译本。至于国内的翻译，则在笔者的翻译之外，还研究了杨宪益、戴乃迭的没有注释的全译本。至于海外华人的译本，如新加坡作家、翻译家王润华的译本，则因为没有找到而无法研究，这是颇为遗憾的。这样的翻译研究，大大地扩充了作者和读者的视野，也为各种翻译模式和策略的研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路径，注定是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

在这种扩大了视野的翻译格局下，今译的研究也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他人的今译分为散体翻译、无韵诗翻译和韵体翻译三种类型。从添加词语看今译的修辞功能，则有添加人称代词使得叙述者获得角度，添加说明使得译作回归主题，添加比喻性词语使得描写逻辑化，添加说明性话语获得评论话语权。而笔者的今译，则体现在原文语句的扩充、原诗意境的仿造、现代汉语的巧用、诗学哲理的阐释、英诗精华的吸收等功能上。其英译的原则与阐释功能，则体现为通过《诗品》各个标题的重组和阐释性翻译，体现诗歌的语义黏着和文脉贯通；通过典故的阐释与注释，达到《诗品》作为品诗理论功能的哲理挖掘和向英诗的转化；最后，是人称的变化、叙述和描写及抒情角度的展示，揭示了《诗品》每一品的不同认知面向和诗学维度的开拓及照应，使其成为一个系统的诗学模式，而不是各自分散的二十四首诗。

然而，迄今为止，甚至包括了这个再版的扩充与加深的努力，这项翻译和研究工作似乎并未完成，之所以这样说，乃是以海德格尔《诗歌中的语言》里的下述言论为根据的：

每一个伟大的诗人，都只出于一首独一的诗来作诗。衡量其伟大的标准乃在于诗人在何种程度上致力于这种独一性，从而能够把它的诗意道说纯粹地保持在其中。

…………

因为这首独一的诗始终未曾被说出，所以我们只能以下述方式来探讨它的位置：我们试图根据具体诗作所说的东西来指示这个位置。但为此，每首具体的诗作都已经需要解释。这种解释使得那种在一切诗意地被道说的东西中闪光的纯粹性首度显露出来。

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作者把司空图的《诗品》看作一个整体，因此英译为The Realm of Poetry，回译便是《诗境》。这个诗境的独一性要靠司空图的全部创作和理论的资料分析，乃至整个人生和时代的揭示来说明。而我们自己的说明，以及我们的翻译，即依赖于每一首具体的诗作所做的解释，要想使“那种在一切诗意地被道说的东西中闪光的纯粹性首度显露出来”，则需要我们在前人基础上做一种有限的努力和推进。

然而，这首独一的诗始终未曾被说出。

王宏印（朱墨）

2019年6月22日星期六于天津南开大学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