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大学生活
王选深深地爱着北大，对在北方生活遇到的诸多困难从没抱怨过一声。他们住的寝室是一个大房间隔出的三小间，共住着24位同学。北京的冬天不比上海温暖，室内没有暖气，偌大的屋子里仅有一个煤球炉子，门窗四处透风。人们张嘴喘气或开口说话时，会呼出一缕缕白色的呵气。到了夏天，屋子就变成了一个大蒸笼，又热又闷，都能把穿在身上的衬衣拧出水来。
难的还不只是这些，在王选看来，一个从小生活在南方的人初到北方生活，最大的困难莫过于语言关。
20世纪50年代初的上海，平时大家聊天、电台的广播及老师授课讲的无一不是上海话。在北京，大家说的都是普通话。为此，王选和许多来自南方的同学一样闹出了不少笑话。比如，北京人在给别人添了麻烦或想求得帮助时，喜欢说“劳驾”、“借光”，这样显得有礼貌。睡在他下铺的朱建士同学，有一次在大礼堂看电影，一位北京人从他身边走过，对他说：“同学借光。”朱建士以为人家要抽烟向他“借火”，连忙摇着头说：“我没有。”闹得对方不知所措。北京人买饭都说买“几两”，上海人则说：要一碗。王选的一个无锡同学买饺子时说“买一盘儿”，他没把儿话音拿捏准确，听上去像是“买一百二”，结果服务员真的端上来120个饺子。他望着装了好几大盘的饺子吓傻了眼，这才知道都是自己的语言不过关惹的祸。
同学们闹出的一桩桩笑话，致使普通话水平不高的王选在课堂上不太敢讲话，尤其是小组会上，怕自己说出来的普通话不准确，与想表达的意思不一致，让自己尴尬。在课下，没有了课堂上紧张严肃的气氛便会好一些。尽管这样，王选在生活中仍是笑话不断。有一次他在城里吃饭，服务员问他要几两。王选对“两”没有任何概念，便胡乱地说“要一两”。旁边的一位老先生看了看王选好心地说：“像你这样的小伙子，一两饭是不够吃的，你应该要半斤才是！”到了1960年困难时期粮食定量供应以后，他才对“两”有了精准的概念。
在南模上学时，王选对参加课外活动非常积极，到了北大也不例外。这是他与同学们沟通感情及学习语言的机会。篮球、乒乓球场、集体舞场、各种充满爱国主义情怀的游行集会上总能看到他奔跑投篮、奋力扣杀、青春旋动或激情飞扬的身影。
同学们非常喜欢他。上大一时王选睡在朱建士的上铺，起夜时王选经常迷迷糊糊地把脚踩在他的头上，把他从梦中惊醒。谁知，这位后来做了工程院院士和核武器专家的朱建士总是憨憨地笑着说：“你踩到我头上没啥，若踩到的是个西瓜，闹不好就会摔着了，没啥没啥。”
王选和同学们相处的非常好，相互关心，以诚相待。有位同学来自海南，因不适应北方的寒冷得了肺结核。王选看到他生活困难，已是深秋季节了，瘦弱的身子还穿着单衣，善良的王选把自己的一件新秋衣借给这位同学穿，还省出了自己一个月的伙食费送给他，添置过冬的棉衣，让这位同学感动不已。还有一位同学，因家中贫困寒冬腊月也穿不上棉衣。王选和大家一起凑钱给他买了过冬的衣服，怕这位同学不接受，还让一位女生在绒裤上绣上了他的名字，悄悄压在他的枕头底下。
是金子，放到哪儿都会发光。刚入学不久，系党组织就发现王选不但学习优秀、积极上进，而且能把思维活跃、性格各异的同学们团结到自己身边，觉得他是个不可多得的好苗子，把他列入重点培养的入党对象，同学们也选他为团支部书记。
世间的许多事，并非一味地按人的意愿发展。正当王选以高涨的热情，投入到他热爱的学习及党团组织交给自己的工作中，想在追求政治进步和学业有成齐头并进时，意想不到的事情却把他推入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