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御门听政 威在权后
康熙帝亲政后，面临的是较为严重的政治动荡和经济凋敝。为彻底扭转危急局面，康熙帝坚定地实行加强皇权统治，实现国家统一，维护疆域安定的基本国策，施行一系列重要措施，建立了新的统治秩序。从此，清朝统治逐渐由乱入治，由危转安，终于开创了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的局面。其中，康熙帝果断实行、坚持始终的一项卓有成效的举措，便是御门听政。
御门听政，指中国古代封建皇帝临朝公开听取奏报，处理政务。在清朝，则专指皇帝每日御乾清门，听部院各衙门面奏政事，并咨询政务、披览奏章、颁发谕旨，部院衙门各官员齐集或分班启奏的制度。清代御门听政之制，始于顺治帝，至康熙朝，更加完善、严格。每日清晨，诸臣奏事，均俟集左门外，预将报单交乾清门值日侍卫班领。届时，皇帝御乾清门，升座，各部奏事毕，侍读学士两人诣奏案前，奉各部奏函以退，学士一人捧折本函恭设于案，启函依序奏启。后来又根据具体情况和季节变化，分别将乾清宫东暖阁、懋勤殿、瀛台勤政殿，以及畅春园澹宁居、南苑东宫前殿设为御门听政的场所。如康熙早年，每逢夏日，常避暑瀛台，因而听政地方就改在瀛台勤政殿。康熙二十六年以后，康熙帝常驻畅春园，因此，这里也就成了他的另一个主要听政地点。
平定“三藩之乱”前，军务繁重，局势不稳，康熙帝“昧爽视事，惟恐有怠军务，孜孜不遑”，听政时间始于每日黎明，结束于辰时之前。以治国兴邦为己任的康熙帝每日未明求衣，辨色视朝，于凌晨赴乾清门听取部院各衙门官员面奏政事，颁发谕旨，“盛暑祁寒未曾稍辍”。每逢另有祭祀或其他活动，更是将时间提早，御门听政却并不推迟。康熙帝或前往中和殿“视享太庙祝版”，或在太和殿视朝，接见朝觐内外大臣，往往安排于凌晨，不影响准时赴乾清门听政。康熙十四年十月初三，为孝庄太皇太后诞辰，凌晨，康熙帝先率诸王一行去后宫恭贺圣诞，“礼毕，回宫，少顷，御乾清门”，待诸臣奏毕，听政结束，方至辰时。
即使外出巡幸，各部院每日照例陈奏，由内阁专使专程转送。鞍马劳顿之余，康熙帝仍不间断听政及处理折本，避暑山庄及各地行营都成为临时听政场所。白天巡视地方民俗、百姓生业，夜间起身，黎明听政。康熙二十三年十月十五日，康熙帝南巡途中，驻跸山东沂州，因当日折本至二鼓未到，十分着急，说：“奏章关系国政，最为紧要，朕凡在巡幸之处，奏到随即披览，未尝一有稽留。”折本于四鼓递到，康熙帝连夜披览，终于次日黎明前将其“听断发落”。康熙四十五年六月间，他北巡视边，途中仍于辰时御行宫听政。不仅严格审阅各部折本，并随时向进奏官员询问“沿途田禾美恶及黄河情形”。康熙五十四年二月二十六日，他出巡霸州返回京城南苑，当日下午即“御行宫，召满汉大学士、学士、九卿大臣”前来奏报，并与诸大臣详细讨论当年会试之事。
康熙的御门听政形成了清朝中期以前严格有序的宫廷早朝制度。他不仅自身多年坚持“昧爽视事，无有虚日”，对早朝官员的要求亦十分严格，亲自规定了早朝制度：“满汉大小官员，除有事故外，凡遇启奏事宜，俱着一同启奏。其无启奏各衙门官员，亦着每日黎明，齐集午门前，俟启奏毕同散。都察院堂官及科道官员，无常奏事宜，俱着每日黎明齐集午门。查满汉部员、官员有怠惰规避者，即行题参”，并称“官员无故不到者，皆罚俸一月，诈称上朝者，罚俸一年”。
由于每日御门时间过早，大多数朝臣难以适应，遇风寒雨雪，远道或老年体弱者更是深感不便。大臣们多次提出“分启奏之班，停齐集之例”的陈请。一些大臣甚至建议仿效先制，将御门改为三或五日一次，并将时间推迟，认为“自古君王从无每日亲御听政，即使定期视朝，也未如此早的”。但平定“三藩之乱”前，康熙帝并不为所动，不仅始终坚持惯例，而且还与大臣们要求相反，有时还为政务所迫，一日两次御门，商议紧急政务，召见封疆大吏，或颁布重要谕旨。康熙十八年七月十八日，京师地震，已听政回宫的康熙帝立即命传内阁九卿各官“入乾清宫，面奉上谕”。康熙十九年五月，为整饬吏治，康熙帝一日三御乾清门，齐集部院各衙门“掌印不掌印各官”，“各抒己见，即行陈奏”。康熙二十二年十月，为复核当年秋决重犯，他于巳时再御内殿，听取大学士面奏，并颁布谕旨。他甚至要求改每日一次听政制度为“九卿诸臣一日两至乾清门，有应商议之政，以便咨询”，在内阁大学士、九卿的一致反对下，只得作罢。
随着“三藩之乱”被平息，军务稍事减缓，长期紧张的政治局势亦得到初步改善。在大臣们的请求下，康熙二十一年九月，康熙帝决定对黎明进奏时间稍作变更，将御门听政与经筵日讲时间调换，“每日御朝听政，春夏以辰初刻，秋冬以辰正初刻为期”，以减轻“庶僚早起风寒之累”。康熙帝并决定减免年力衰迈、身患疾病官员入奏。但同时强调：“九卿、詹事、科道、原系会议官员，仍每日于启奏时齐集午门。”从此，辰时听政成为清朝的基本御门时间。经过康熙初年的朝中内乱，青年康熙深知勤理朝政的重要，二十三年五月，他拒绝了大臣关于减少御门的建议，严肃谕曰：“致治之道，务在精勤，励始图终，勿宜有间。……若必定三日、五日，以为奏事常期，非朕始终励精之意也。”
每逢政务紧迫，年节亦被淡化，甚至临时改变年终封印日期。康熙十八年，地震、旱灾严重。康熙帝每日御门听取各地官吏奏报，下旨紧急赈济。同时严敕各地官吏全力救灾。整个十二月，康熙帝十数次于听政时商研赈灾事宜。虽依旧例已于十七日封印，但康熙帝照常御门，曰：“今虽封印，若言官有事条陈，仍听来奏。”至除夕，康熙帝仍御门未停。大学士徐元文等奏请：“上因直隶一隅睿念焦劳，未尝少释。虽当岁末，日亲政事无异平时。臣等皆悚惧不宁……臣等以明日元旦，其疏今晚始停送进。”康熙帝则答曰：“仍照常送进。”
御门听政是康熙帝亲政后为建立新的朝政秩序而实行的一套严格、完整的君臣理政制度，正如他所自陈：“朕自御极以来，日夜孜孜，以乂安生民为念。……朕自幼读书，览古人君行事，始终一辙者甚少，常以为戒，惟恐幾务或旷，鲜克有终。以故宵衣旰食祁寒盛夏，不敢稍间。”康熙帝数十年“躬亲庶政，宵旰弗遑”的作风，证明了他建立强大的清王朝的决心与能力，深得朝野敬佩，成为康熙一朝的朝政风气的表率。
按照惯例，每天清晨，各部院尚书、侍郎等奏事官员皆须赶至听政之处，将本部日常事务上奏皇帝。有些问题康熙帝当时就做出决定，令有关部门具体贯彻执行。遇到重要问题，康熙帝要当面询问细节，征求各方见解，并令有关部门再作调查商议。如康熙四十五年四月十二日，大学士等会同户部奏上有关钱价甚贱，需要平抑之事。康熙帝当即做出和平收买，并将贩钱抬价者治罪的决定。同年十月，为拿获贩卖大钱人贩一事，刑部侍郎鲁瑚与九门提督陶和气发生争执，并于康熙帝听政时面奏请旨。康熙帝让两人充分述说理由后，严厉指斥刑部“真为悖谬”，并将该案交给都察院办理。除口奏外，许多重要、复杂或需要保守机密的事，各部要具本奏上，待面奏完毕，由大学士们处理。其他如九卿、詹事、科道、三法司诸官吏，有时也参加听政时的面奏。其中尤以九卿最为活跃。九卿，就是吏、户、礼、兵、刑、工六部的尚书，加上都察院左都御史、通政使和大理寺卿的合称，他们有时为各地的重要事情面奏汇报，更多的是准备回答皇帝的有关询问，或奉皇帝的旨意一起商讨有关公务。与各部院衙门官员面奏政务相比，参与朝政更多的，对康熙帝听政影响更大的，是皇帝身边的内阁大学士、学士们。每天各部官员启奏完毕，陆续退下后，他们留在案上的奏章被内阁的侍读学士取走，接着便由另一位读本满学士捧来当时需要大学士、学士们面奏的本章，也叫作折本。折本是康熙帝事先选出，需要与大学士、学士们商酌的各部进呈之本章，重要性和机密程度都高一些。这些本章大多已经由学士们作了初步批示，即经过了“票签”。御门处理折本，就是皇帝与大学士们一起切磋票签的内容。经过商讨和修改，确定出最后的票签结果，由康熙帝用朱笔批出。如康熙二十二年十一月十六日御门听政，待部院官员退下后，康熙帝与大学士、学士们开始商议折本，先后议了为吏部题补翻译汤古忒、广东督粮道蒋伊捐纳加级事等六件折本。康熙五十四年二月二十六日，皇帝与大学士温达、松柱及学士周士璁等先后议论时政、处理折本达十八件之多。大学士们请旨诸事大多由康熙帝决断定夺。
康熙帝的御门听政，内容主要有：对国政发出垂询，颁发谕旨或对重要国事做出公开安排、审理；听取各部院大臣、九卿、地方督抚陈奏各地政务；与内阁大学士、学士共同商讨国家要政，处理进呈折本；考察、任免重要官吏，召见述职或陛辞之官员。通过御门听政，以康熙帝为代表的清朝中央集权统治进一步巩固。可以说，御门听政是维护国家统一、发展社会经济、安定民心、整顿吏治的重要保证。
首先，在平定三藩叛乱、维护国家统一等重大问题上，御门听政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清除鳌拜集团后，这位青年皇帝还未来得及彻底扭转凋敝的经济形势，便不得不投入为维护国家统一而进行的征伐三藩叛乱的战争。鉴于历史教训，康熙帝十分清楚藩镇势力对清廷统治的威胁，日趋紧迫的局势迫使他必须果断抉择。自康熙十二年起，康熙帝多次在御门听政时发出撤藩谕旨：“谕平西王吴三桂，令其迁移家口。命礼部侍郎折尔肯、翰林院学士傅达礼前往云南”，“搬移各藩诸大臣及各藩家口”入京，“稍有迟疑，必加重处”。
平定三藩实现统一与河务、漕运是康熙帝“夙夜廑念，曾书而悬之宫中柱上”的三大要务。康熙二十年以前，统一问题实列三大要务之首，是听政的中心，也成为国家政治的焦点。由于康熙帝能够及时对旧制进行实事求是的调整，并不断协调政府各部的职能，准确把握了战机，终于使平叛战争按照预先部署顺利进展。康熙帝特别注意在战争中运用区分处置的方法瓦解吴三桂死党。他在御门听政时曾反复对启奏官吏们强调，招抚瓦解是其“再四筹维、最关重要”的战略，针对吴军成员的不同情况，制定了一系列区别对待的方针，以加速叛军士兵、将领的分化：“恶逆渠魁吴三桂，与胁从之人无涉。其下人员，如能悔罪投诚，概行宽免”，“各路将军大将军等军前投诚，皆赦其前罪，论功叙录，加恩安插”，“如逆党中有素受吴三桂恩，不忍将伊子孙加害，幡然悔悟，携来投诚者，不惟宥罪，且当叙功”，“又有一等人，心切归诚，因系念妻子在滇，不忍分割者，许令一面密通消息，一面撤兵回滇，潜为内应。功成之日，一并议叙，庶可速其来归”。对吴氏族戚“同谋叛逆，原非胁从，……若加胁从等字，反而生疑，不如声明其罪，许其革面归诚”。在指挥平定“三藩之乱”的战争中，御门听政的作用十分重要，康熙帝每于朝中直接面对大臣，从而得以对国情做出正确判断，明了战事变化及需要，果断决策。由于能及时颁发谕旨，调整策略，修正章制，决定了朝廷对战局的有效控制，保证了战争的最后胜利。
为实现国家的早日统一，这一时期的康熙帝十分注意在听政中研究和解决边疆问题。早在平定三藩以前，康熙帝即以其远见，全面布署兵力，积极发展东部沿海军事力量并亲自精心筹划攻打台湾。为避免重蹈康熙初年的挫折，保证战事取胜，与进行平定三藩叛乱同时，康熙帝已开始调遣将领兵马，着手准备。在听政中，他反复考察、召见福建官吏及军队将领。康熙十八年的听政中，他加紧了对福建政治、军事的指示：八月，特命福建打造船只：“船只关系武备，务宜坚固，不可徒省，以误军兴”；十一月，专御乾清门，召见福建兴化总兵高鼎，并嘱其赴闽后“整理兵马，剿灭海寇”；十二月，一次便命李承恩、祖弘勋等十名将领“星速赴任”福建，以便一俟三藩战事告捷，“进取台湾”之役立即开始。康熙帝特别下诏加强海禁，以使台湾断绝粮米，从而加快攻打台湾的进程，使福建清军于次年春水陆并进，迅速攻克金门、厦门及周边岛屿。郑经死后，康熙帝立即诏令福建总督姚启圣、水师提督施琅“相机进取”，命曰：攻打台湾“关系重大，着该将军、总督、巡抚、提督同心，速乘机会，灭此海寇”，“务期剿抚并用，底定海疆，毋误事机”，“不拘何项钱粮，尽见在者，准其动用，毋致贻误”。二十二年七月，由于兵部不准施琅请授部下官职，康熙帝下急旨：“目今进取台湾，正在用人之际，福建总督、提督、巡抚凡有所请，俱着允行”，“凡所需钱粮等物，刻难迟误，令其随宜给发”。在统一台湾的过程中，康熙帝利用御门听政果断启用人才，严格挑选将领，并亲自御门调度，终使台湾回归，完成了统一大业。
御门听政也是康熙帝了解各地民情，颁发诏谕，及时处理灾情的重要场所。康熙帝亲政初期，全国灾害频仍，生产凋敝，残破的经济严重威胁着政局的稳定。在其执政的数十年中，这位君主谨记“前史之乱起于饥”的历史教训，指出，“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此古今不易之理”，因而将蠲租赈贷、抚民救灾视为稳定统治和争得民心的要政。
无论王公大臣或六部官员，凡奉差外出归来朝奏，康熙帝多向其问及沿途田禾生长、米价涨落、地方被灾及当地官府赈灾情况。入京奏报的各地方官员则更必须详细奏报当地岁收丰歉、农民疾苦、赋役交纳情形。康熙十八年至二十年间，北方各地遭受严重旱灾，询问灾情、商讨对策是当时御门听政的重要内容之一。其中，对饥民安置、疾疫救治、清理冤狱等事关民生的问题，康熙帝多次命大学士会同各部院详议，“各抒己见，一并奏议”。众多的京官被差往各地赈灾，康熙帝严加敕谕，并责令制定散赈条规，“务期贫人均沾实惠，毋受豪强嘱托，致有冒滥偏祜”。为解决蒙古苏尼忒旗等地干旱饥荒问题，在听政中，康熙帝多次召见理藩院大臣，命议政王大臣等会议，颁布诏谕，并遣官员前往勘查灾情，输送银米。当得知蒙民有因饥荒而沦为盗贼时，康熙帝一方面慎重地予以赦免，一方面向理藩院官员提出须从长计议战胜灾害：“今虽赈以银米，只可度今岁，后将若何？”“此事重大，应预为久远生全之计。”由于赈济及时有序，一度“饥荒致极”的蒙古地区安然渡过难关，避免了蒙民的“死亡离散”，保证了边疆的稳定。
治理黄河亦是御门听政的一个重要内容。御门听政中，在任用官吏、征民筹款、确定治理方案等细节问题上，经常君臣看法相左，康熙帝与九卿争执的情况多有发生。特别引人注意的，是康熙四十五年一场有关治河工程的君臣之争。
至康熙朝后期，黄河顺畅，海口大通，运河不再倒灌。但多水季节，淮水仍多为害，并威胁黄河、运河堤岸。河督张鹏翮、江南总督阿山奏请于高堰三霸修建大型水利工程，即溜淮套工程。陈奏预计：一旦工程完竣，“淮河水势既分，不但泗州、盱眙积水消减，而洪泽湖水不致泛滥，亦可有利于高堰”。此项计划规模庞大，耗资颇多。在论证中，康熙帝与阁臣、九卿等反复就工程的设计、分式、筹款及河工差遣等问题商讨。九卿、阁臣毫不熟悉河务，难以审定这一重大工程，而康熙帝有着较丰富的治河经验，于是九卿提出，皇帝此次应亲临河上，指授方略。然而，康熙帝却以出巡扰民实无必要为由，不予同意。尽管九卿多次提出皇帝必须出巡，但康熙帝断然拒绝九卿之请，使这场乾清门之争成为僵局。不得已，腊月二十七日，皇太后亲下懿旨：“开河之事，关系万民生命，皇帝当亲往指示为是。”在皇太后压力下，康熙不得不向群臣妥协，并有了次年春季的第六次南巡之行。这场争论始于正月初十日，结于腊月二十九日，历时一年。在清代统治史上实为罕见。正是由于这次南巡，康熙帝视察了溜淮套工程现场，发现其既“毗连山岭，不可疏凿”，又“毁田产抑且毁冢墓”，是一项不适当、不合理的选择。这个原本连皇帝本人也认为“既有利于小民，即当亟开为是”的溜淮套工程被断然取消。
由于康熙帝充分利用了御门听政公开处理河务，不仅他的一系列治河方略和重要决策得以及时、充分地实行，同时，也避免了一些重大失误，从而彻底改变了清初以来的河害肆虐、经济萧条、人民流离的状况，出现了“四十年安澜”的局面。
康熙帝御门听政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对朝纲的整饬，对内外官吏的考察和奖惩除授。
康熙帝亲政以后，特别注重严厉整顿吏治，首先是对朝奏风气的纠正。对启奏官员，康熙帝要求其“立志尽职”，“凡有所见，即在朕前直陈无隐”。他明确指出内外大臣朝奏必须恪守职责：大学士是国家大臣，“凡事当直言，是即是，非即非”，不可唯诺逢迎；科道为朝廷耳目之官，必求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方称其职；巡抚是封疆大吏，当诚心为朝廷效力，对地方有益，不当口出大言，欺世盗名。他经常抱怨章疏有助于政事者少，而草率塞责者多，为此，不得不在听政中花气力扭转，褒扬言官直行参奏，严禁粉饰遮掩。康熙十九年三月，为会推江西按察使，“众口争执，至午不决”，结果，御史唐朝彝因持反对看法而遭吏部革职。康熙帝则不仅认为“朝彝无罪”，还因为他能在事关重大的问题上直言指摘而视为“朴实可用之人”加以任用。相反，当浙江布政使石琳奏报政务，多举琐事时，康熙帝当即训道：你身掌地方大权，应举事关民生当举当废的大事入告，怎能以这些琐事塞责！由于他的身体力行，勤勉听政，又严戒臣下敷衍从事，使康熙一朝朝奏风气大有改变。
康熙亲政之初，内外官吏营私作弊现象严重，“大小臣工所行不公不法”，政令不通，民怨颇多。吏治不清，成为清朝实现长治久安的巨大障碍。康熙帝虽多次警告诸臣：如依旧作恶，不加省改，“或事情发觉，或经朕访出，虽欲宽免，国法俱在，决不饶恕”。但在听政中，他深感颓败之风的严重：“部院无事无弊，大臣无人无私，外省之弊较内更多。”为整饬吏治，纠正政风，康熙帝坚持将兴廉惩贪作为听政的一项长期内容。康熙十九年五月十五日，他一日三御乾清门，会集部院官吏，检省政务，整顿朝风，并颁发重要诏谕：“朝廷致治，惟在端本澄源，臣子服官，首宜奉公杜弊，大臣为小臣之表率，京官为外吏之观型。大法则小廉，源清则流洁”；“大臣果能精白乃心，恪遵法纪，勤修职业，公而忘私，小臣自有所顾畏不敢妄行”；“在外督抚各官，自应慎守功令，洁己爱民”。平定三藩、统一台湾后，各地方员缺较多，急需官吏。他多次下诏不拘品位，推举廉官，康熙帝每日于听政时亲自考察，量才征用，将大量人才派往各省。对外省新任督抚，康熙帝每借听政加意告诫，“凡外任官员，不受贿赂者绝少，理应稍知厌足”，要求其到任后“洁己奉公”，“小心办事”，“爱恤兵民”，“不可徇私偏听专信”。
与此同时，对贪赃枉法、纵容犯罪、民愤甚重的官吏，康熙帝采取了坚决制裁、严惩不贷的政策，并在敕修《大清会典》中，将“贪酷”列为考核官吏之首项。值得注意的是，他亲自处置的贪酷之官中，不乏身居高位的满洲大臣。康熙二十四年十一月，山西巡抚穆尔赛因其贪酷已极，遭到弹劾，九卿审议却再三庇护。听政中，康熙帝多次追问此事，强调：“治国莫要于惩贪。”由于九卿会议此案明显偏袒，又未详明议罪，以至康熙帝在听政中严正指出：“其有弥天之手，朕不行立断，谁肯执法耶！治天下以惩贪奖廉为要，廉洁者奖一以劝众，贪婪者惩一以儆百。”对作恶多端的两江总督噶礼，朝野早已颇为怨愤，然苦于其倚仗权势，无力绳之以法。五十一年，康熙帝不拘其母曾为自己乳母之情面，谕令审查其罪行，却因主持大臣瞻徇怕事而仅处以革职。五十三年四月，当刑部奏上噶礼奸诈无恩，阴谋弑母时，康熙帝愤责道：“噶礼断不可留！居官无状，又不孝，况劣迹甚多！……九卿虽承问，谁敢言其应杀？能言者即是去得之人！且满洲中无一人似此者，凡满洲应共杀之！”他曾借从重处置康亲王杰书家人辱骂职官一案，申明其惩恶的决心：“朕止论事之是非，不论其为何人也”，“朕恨贪污之吏，更过于噶尔丹，此后澄清吏治，如平噶尔丹，则善矣！”康熙帝的奖惩分明，果断除恶，不仅对满洲官吏极具约束、威慑，而且警示、争取了更多的汉族官吏，以至当时出现“吏治清明，廉吏接踵起”的局面。
御门听政所以对康熙之治起过巨大作用，还与康熙帝鼓励臣下坚持不同意见、体恤臣下有着密切关系。作为一代杰出的君主，康熙帝一方面全力强化他的皇权统治，同时，也十分注重与大臣、随从间的感情联络，以此巩固和协调君臣关系。他深知大学士、九卿及大吏们的真诚直言对他准确判断形势、公允处理国政至关重要，而上通下达、直接交流则是避免君臣阻隔，防止奸佞专权的关键。他所希望的是“上下一心，满汉文武皆为一体，情谊常令周通，隐微无有间隔”的局面，因而无论在听取奏报或处理折本时，康熙帝皆要求大臣：“不要一切附会迎合朕意”，“一切政事皆国计民生所关，必处置极当乃获实效。朕每详览奏章，内有所疑，或折五六本、七八本咨询尔等者，务欲得至当耳”。每当发现所批奏章有误，被大学士纠正，他则表示赞许，以消除大学士们的顾虑。康熙二十六年，祖母孝庄太皇太后的辞世，给康熙帝的身体、精神带来很大打击，以致其后很长时间在御门听政中“殊觉迷愦”，力不从心，“甫有所言，旋即遗忘”。为了防止延误国事，他特要求各大学士、启奏大臣：“朕恐有阅视未详者，启奏本章大臣各官当愈加谨慎。至大学士、学士等直各尽心谨慎，细加看视。”
凡在乾清门确定之事，康熙帝往往要求立即施行。但有时虽“己意已定”，仍遇大臣反对，只要确有道理，则准允更变。他曾坦诚言明：“朕从来不惮改过，唯善是从。尔等亦议政之臣，宜各抒胸臆，直言无隐，但求事当于理，互相商酌，即小有得失，亦复何伤？朕焉有议事而加罪者乎！”在他的带动下，康熙一朝，特别是中期以前，大学士们与皇帝的关系较为协调，尽职尽责，“勤劳甚殊”；“凡有上谕，一字未妥，必行改正，不肯草草放过”，甚至为票拟奏章与康熙帝争执，“若有所言，不让地步”。
在听政中，康熙帝多次论及明朝弊政，以为“明朝末世，君臣隔越，以致四方疾苦、生民利弊无由上闻”，并言“君臣果能一心图治，岂忧天下哉！从来此等光景未易多得，然朕与诸臣何可不交勉之”。因而与大臣紧张处理政务之余，康熙帝亦非常注意体恤、爱惜大臣下属，温谕朝臣，呵护随从，以此增进君臣感情。
他对明朝皇帝“常处深宫，不与臣下相见，而惟与宦竖相处”十分反感，为防止宦官对大臣的伤害和干扰，康熙帝一方面严禁宦官干政或滥施权势，一方面明确表示不蹈明朝覆辙，曰：“彼时，人主不出听政，大臣官员惧畏太监……朕岂肯以权假此辈，致伤臣工平卜……尔等六人，与朕总系一体，不时面见，有启奏事，即可启奏，何惧太监乎！”
随着国家形势的好转，部院大臣的朝奏亦有所改善。不仅年老体病大臣被减免入奏，每逢酷暑严寒，早朝形式亦简化。五十三年六月，天气酷热，康熙帝诏谕每日晨奏文武大臣“早朝食祭肉毕即散……，晚朝着免”，并命“该班巡守人等脱帽着短衫而坐，甚热，解衣露体亦无妨也。朕出时亦不必遽着衣帽”，“驿递人员，应着少缓，限于次日日出前到”。
康熙帝以典学勤政与仁慈宽厚影响着满汉臣僚，也得到了人民的敬重和爱戴。因而当他劳累成疾，诏谕暂停御门听政时，各部院官员仍每日冒风寒“俱赴左门请安”，探询病情。为此，康熙帝亦颇为动情，对大臣道：“君臣谊均一体，分势虽悬，而情谊不隔。安危欣戚，无不可相告语者。堂陛之谊固如是也。”
御门听政中，他对大臣们的“感情投入”的确得到了回报，大大增加了广大臣工对他的向心力，他的统治也因此而得到了巩固。康熙帝数十年如一日地坚持御门、亲理机务、公开听政这一勤奋务实的治国方式，确为中国历朝封建帝王所罕见。清朝前期中国社会之所以能较快地出现经济稳定发展，国家统一强盛的局面，与这位封建帝王不懈地推行这一重要的理政制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