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计擒鳌拜 出手不凡
康熙初年，在因民族关系处理失当而使清朝统治陷入危机的同时，原来就矛盾重重的满洲上层贵族集团内部，为争夺个人权势和派别私利，相互之间倾轧与冲突进一步尖锐。
长期以来，黄、白旗之间一直存在着较深的积怨，这种积怨的根源，大约要追溯到四十年前皇太极施行的一次改旗活动。在努尔哈赤时期，努尔哈赤自将两黄旗，由皇太极将正白旗，杜度（后来是豪格）将镶白旗。皇太极继位后，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对努尔哈赤时期各旗在满洲政权中的地位重新调整，将原来的两白旗改为两黄旗，并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将原来的两黄旗改为两白旗，由阿济格、多尔衮、多铎分别统辖，并随之变更了八旗的装饰和排位次序。从那时起，旧日的两白旗由普通旗晋升为皇上亲辖之旗，为其后来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而原来地位高贵的两黄旗却因努尔哈赤去世被强改为两白旗，不仅在政治上丧失了原有的优势，在物质分配上也开始受到限制。因而，自天聪年间起，两白旗便与皇太极属下的两黄旗结下了不解之怨。
崇德八年（1643），皇太极去世。此时，为争夺最高权力，黄、白四旗之间再次进行较量，并且发生了“两黄旗大臣盟于大清门”，誓立皇子的事件。多尔衮摄政期间，两白旗的政治地位再度上升。顺治七年，多尔衮病逝，为壮大皇室力量，消弥长期以来的黄、白旗矛盾，顺治帝将正白旗归入上三旗，白旗在八旗中的优越地位再度得到确认。
随着顺治帝的去世和分别出身黄、白旗两个政治集团的辅政大臣的上台，黄、白旗间的矛盾又一度明朗化。以鳌拜为首的两黄旗势力向以苏克萨哈为首的正白旗发出了挑战，要求重新分配入关后黄、白旗各自得到的土地。早在顺治元年，为了确保其在中原的稳固地位，满足旗兵供给和旗民生活需求，清朝政府于顺治元年、二年、四年三次大规模圈地，土地是以八旗左右翼次序实行分配。由于摄政王多尔衮居住永平府，因而将镶黄旗应得土地分给正白旗，将右翼之末的保定、河间、涿州等二十多处土地分给镶黄旗。居住在北京以北一带的正白旗得到了较多的“善地”，从而播下了黄、白旗日后冲突的种子。多尔衮死后，未得到好地的镶黄旗民便开始有不平之论，但由于时隔既久，圈地已停，各旗旗民安居其业，不平之论被放置不提，这种局面维持了二十余年。康熙五年正月，隶属镶黄旗的鳌拜突然提出：“八旗自有定序，镶黄旗不当处右翼之末，当与正白旗蓟、遵化、迁安诸州县分地相易。”从而揭开了这次换地之争的序幕，引发了一系列惊骇朝野的辅臣、大臣相勠的惨案。
大规模换地对社会秩序和康熙政权统治的危害显而易见，但是，辅臣的政治集团利益使得黄旗的三大臣不顾朝野和民众的一致反对，乘辅政之机挑起事端。索尼对镶黄旗的矛头所指十分清楚，鳌拜上台后的日益专横，虽也令他十分厌恶，但此次换地，重要目的在于排斥苏克萨哈，打击白旗势力，曾受过多尔衮迫害的他并不完全反对此举。事事附和的遏必隆，明知换地并不真正符合镶黄旗的根本利益，开始也不赞成调换土地房产，并试图阻止鳌拜的行为，但他一向惧怕鳌拜，不敢与他相抵牾，结果还是同意了鳌拜的主张。
在索尼与遏必隆的支持下，鳌拜以八旗名义上奏，要求更换土地，同时又拟旨命大学士、户部尚书苏纳海会同直隶总督朱昌祚、巡抚王登联一起，前往镶黄、正白两旗所在地，开始办理圈换土地事宜。
户部尚书苏纳海反对换地，先后以康熙三年有旨停止再圈地和屯地难以丈量为由，要求皇帝明诏禁止。朱昌祚在前往蓟州圈地中，亲眼目睹了旗民百姓所遭受的痛苦和各旗官丁产生的冤怨，上奏指出：由于圈地，无业穷民不下数十万，田地荒芜，粮草尽绝，民心不稳，恳请“断自宸衷，即谕停止”。与此同时，巡抚王登联也在奏疏中力言“所在田地，极目荒凉”，“妇子老幼，环泣马前”之状，并指出圈地后所造成的徭役困难，“乞饬部臣从长酌议，俾两旗各安旧业。畿东亿万姓俱免播迁”。一时之间，黄白两旗、举朝上下都在议论勘地之扰。消息传入后宫，孝庄太皇太后听到十分生气，在辅臣朝见太皇太后时，她非常严厉地责备了辅臣们这样再次圈地扰民，并提出要立即制止这件事，但事实上并无效果。
少年康熙帝也很反对这次圈换土地的做法，但他对这群一向目无君上的辅臣无可奈何，也无力阻止他们的一意孤行。十二月，康熙帝亲自召辅政大臣询问此案。苏纳海、朱昌祚、王登联不肯遵旨圈地，径自返京，并上疏要求停止圈换的举动，大大惹恼了独断专行的鳌拜。他看到苏纳海三人不肯阿附自己，立即下令将他们囚禁，并定要置于死地而后快。会议中鳌拜亟言三人罪情重大，必置重典，索尼、遏必隆都随声附和，唯有苏克萨哈默默无言。康熙帝并不支持圈地，因此以不按律文为由不允所奏。
鳌拜等自康熙帝处出来，即称旨：“苏纳海若有意见，即应陈奏。既奉差拨地，种种奸巧不愿迁移，迟延藐旨。朱昌祚、王登联身为总督、巡抚，各有专任职掌，拨地事，不照所委料理，妄行具奏，又将奏疏与苏纳海看，且疏内不止言民间困苦，将旗下不愿迁移之处，一并具题。情罪俱属重大。苏纳海、朱昌祚、王登联俱着即处绞。其家产籍没。”就这样，苏纳海、朱昌祚、王登联成为满洲上层贵族争权夺势、相互倾轧的牺牲品。以自己一人一旗之私利，导致朝中三大臣丧命，鳌拜滥施辅臣大权，草菅人命，其凶狠和狂妄之性更加暴露。对三大臣的冤情，索尼和遏必隆当然心中有数，但为了打击对手苏克萨哈，遏制正白旗势力的发展，他们只有借助鳌拜的力量以不断巩固他们自己和两黄旗在朝廷中的优势地位。三大臣被杀后，鳌拜再次称旨，镶黄旗共迁壮丁四万六百余人，圈拨正白旗旗地及民地二十万三千垧；正白旗迁移壮丁二万二千六百十一人，划拨土地十一万一千八百五垧。黄、白两旗的换地之争，以鳌拜为首的两黄旗占据了绝对的优势，终于以镶黄旗全面胜利、三大臣抗旨丧命而告结束，与此同时，鳌拜势力在满洲上层贵族内部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扩张。
然而，黄、白旗之间的权势之争并未就此结束，以鳌拜与苏克萨哈两辅政大臣为代表的满洲贵族间的角斗不仅没有停止，而且在次年达到了高潮。以鳌拜为代表的贵族势力无视皇帝和太皇太后，不仅屡屡矫旨，而且将议政王大臣会议和吏部、户部、刑部紧紧抓住，成为他谋求权力、打击异己的工具，对康熙皇权造成极大威胁。
康熙六年三月，首席辅政大臣索尼提出：顺治帝十四岁开始亲政，现今皇帝已将年满十四岁，品行、年龄都与当时的顺治帝相仿，所以请皇帝亲秉帝权，改由辅臣协理朝政。索尼所言，一方面由于少年皇帝已基本长大成人，有能力亲理朝政；更重要的是，这位政治经验丰富的老人已预感到辅臣政治将走入绝境，朝中正酝酿着一场巨大的政治危机。
作为首席辅臣，索尼深得皇帝与太皇太后的信任。康熙四年九月，太皇太后亲自将索尼孙女（内大臣噶布拉之女）赫舍里氏册为皇后，为康熙帝完成了大婚典礼。但索尼明白，自己年老力衰，身染重病，一旦自己不行，将无法完成重托。此外，辅政大臣之间矛盾重重。受过多尔衮无情打击的索尼与苏克萨哈早有宿怨，为阻拦将索尼孙女册为皇后，苏克萨哈甚至以“年庚不对”至太皇太后面前启奏。为此索尼对苏克萨哈更加嫌恶，因而当鳌拜多次矫旨，不择手段地挑起换地事端时，索尼即予默许，借鳌拜之手既压制了白旗，也报复了苏克萨哈。然而，在打击苏克萨哈的同时，鳌拜势力也日益增强，一场流血的换地之争使鳌拜一跃而成为四辅臣中最具实力的强硬人物。他残暴狠毒，根本无视皇权，屡屡矫旨，无论皇帝还是首席辅臣都已无力对其制约，已成为辅臣政治的最大隐患。遏必隆目光短浅，胆小怕事，由他辅佐皇帝，不可能有所建树。他对索尼、苏克萨哈妒忌有加，而面对鳌拜的专横，只是唯唯相附，不敢违抗。苏克萨哈原本便与鳌拜事事相忤，如今更是旧隙新仇，势不两立。这种表面上的大臣辅政，实际上皇权削弱、辅臣分裂的局面已经威胁了清朝统治的发展，因而索尼及时地提出应由康熙帝亲理朝政的主张。
索尼的担心并非没有道理。换地以来，鳌拜每每借康熙帝打击异己。他蔑视皇权，独揽朝纲，致使原来稍为平息的八旗之间的矛盾冲突日趋尖锐，难以调解。看到辅臣根本无法正常共同理政，年轻的康熙帝下决心走上亲政的道路。
康熙六年六月，首席辅臣索尼病逝。七月，康熙帝“躬亲大政，御太和殿，文武官员上表行庆贺礼”，结束了七年来大臣辅政、皇权旁落的局面。
然而，鳌拜并不畏惧这个刚刚亲政的皇帝，靠着自己的党羽和黄旗亲族的支持，他仍紧握辅政大臣的权力，不愿归政。他不仅要将康熙帝变成听凭自己摆布的傀儡，还要借皇帝之手，除掉苏克萨哈这个心腹之患，扫清自己独揽朝政的最后障碍。
七月十三日，就在康熙帝亲政的次日，苏克萨哈上奏疏，自言希望前去先皇陵寝守陵，交回辅臣大权，归政于皇帝。苏克萨哈本为一刚愎自用的草莽武将，功勋累累，尽忠于皇室，朝中大臣对他多有畏惧。但不仅两黄旗的三位辅政大臣对他始终藐视，即在满洲上层贵族统治者眼中，他也不过是一个得太皇太后宠爱的粗人。苏纳海、朱昌祚、王登联被杀，使苏克萨哈的势力大大削弱。他深深感到，自己已无力与鳌拜相抗争，但是他仍不愿意向鳌拜妥协。康熙六年，弘文院侍读熊赐履上疏，直言朝政之积弊，鳌拜心中极为不安，多次派人对苏克萨哈说：“恐御前有奸恶之辈，暗害忠良，我等应将太祖、太宗所行事例敷陈。”苏克萨哈非常冷淡，不肯列名复奏，却经常“自行启奏”要求康熙帝早日亲政，并向孝庄太皇太后表示：“夕归政于皇上，朝即具疏恳往陵寝居住。”苏克萨哈的本意是表达他交回辅臣大权，归政于皇帝的心愿，然而，他的行动不啻将了鳌拜一军。恰在此前，遏必隆也多次表示要归政于皇帝，从而使鳌拜陷入进退失据的境地。一旦皇帝批准了苏克萨哈的请求，鳌拜与遏必隆便也将面临退出政治舞台的局面，多年来精心编织的专权美梦以及结党营私、打击异己开创下的局面都将付诸东流。他当然不甘心如此结局，决定彻底除掉这个对手。为此苏克萨哈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苏克萨哈的奏疏呈于康熙帝宣布亲政的第二天，当时朝纲政务尚未清理，年轻的皇帝尚无法运用自己的权力。苏克萨哈选择时机的不适，造成事与愿违，不仅使康熙帝难以理解，朝野上下也多有责备之词。鳌拜立即借机称旨发难：你们受先皇帝遗诏，辅政七年，现在我正要用你们出力，苏克萨哈却奏请守陵，以度余生，不知有何逼迫之处，在这里又有何无法生存的问题！随即将苏克萨哈及其子孙、兄弟尽数拘捕系狱。同时鳌拜迅速授意亲信阿尔岱善绞尽脑汁，网罗罪名。经过多次密谋，终于拼凑成了“二十四大罪状”，并借议政王大臣会议之名，呈奏皇帝。这二十四条罪状中，有些确系苏克萨哈平日所犯之罪，如藐视皇帝等，但其中绝大部分显然都是强行编织，夸大其辞，牵强附会，断章取义。议政王大臣会议提出，应将苏克萨哈革职，凌迟处死。苏克萨哈之子、侄、亲弟之子等“无论已到岁数，未到岁数，皆斩立决”，其家产籍没。
康熙帝明白，鳌拜怨恨苏克萨哈，一向与他争辩是非而积以成仇。这累累“罪状”无非要借机罗列罪名，置苏克萨哈于死地，因此，康熙帝以“核议未定”为由不准议政王大臣会议的奏请。由于翦除仇人十分心切，鳌拜急不可耐地向康熙帝施加压力。他在朝堂上肆无忌惮地挥臂喊叫，迫使这个政治经验尚不丰富的皇帝同意了他们的请求。苏克萨哈立即被处绞刑，他的四子十二孙遭到杀勠，家中妇女、幼儿发遣为奴。
一个屡建功勋，深得顺治帝、孝庄太皇太后信赖的朝廷重臣，仅以一纸辞呈便招致了杀身灭族之祸，这与康熙初年发生在中原大地上的各起文字狱实在颇有相似之处，只是这场发生在满洲上层贵族集团内的冤狱更具有明显的政治色彩罢了。
苏克萨哈之死，再次说明，一方面，朝廷内一股十分霸道的势力正在极力与刚刚亲政的皇帝对抗，迫使这位年轻皇帝必须将其翦除；同时，随着索尼与苏克萨哈之死，满洲贵族集团内部的分裂日趋表面化，实行彻底的封建皇权专制也势在必行。七年前，由顺治帝和孝庄皇太后匆匆筹划的辅臣政治，终于因它自身固有的无法调解的矛盾和日益残酷的自戕而走上绝路。随之而来的，是长达五十四年的康熙帝亲政的新时代。
虽然康熙帝终于亲操政柄，然而当时他所面临的，不仅是迫在眉睫的疆域的统一，还有令人担忧的严重的满汉矛盾、凋敝的社会经济以及满洲上层贵族间的冲突和分裂。数年来，四辅臣把持朝政，使顺治帝入关以来建立不久的封建皇权统治变得衰弱；取而代之的，是满洲上层贵族集团，尤其是地位特殊的上三旗严重的倾轧和对权势毫无遏制的追求。宫廷中，皇帝形同虚设，辅臣间刀斧相加，各派势力分门立户，朋党萌生。对中原地区，辅臣们始终以维护满洲旧制为宗旨，实行了一系列压迫人民、反对汉化、坚持异族统治的强硬政策，以致到康熙六七年间，全国各地天灾人祸接踵而至，刑狱繁兴，怨声载道。云贵、福建、广东，吴、耿、尚三藩各拥重兵，割据一方，分庭抗礼的野心日益彰明；台湾，郑氏大军占据，自成政权；西北则有蒙古准噶尔上层分子指挥下的富有侵略性的大军的威胁。
最严重的问题来自朝延贵族重臣内部，以鳌拜集团为首的挑战皇权的势力仍在继续活动。
苏克萨哈被鳌拜及其朋党借康熙帝之手处以绞刑，遂使鳌拜一伙“今日归政于皇上，明日即将苏克萨哈灭族”的预谋得逞，在皇帝左右，如今只站着鳌拜和遏必隆两位辅政大臣。遏必隆依然处处迁就鳌拜，尽管他明知自己往日助纣为虐，为朝野所憎恶，也为日后的出路感到担忧，但鳌拜一日不肯真正归政于皇帝，自己也一日不敢将辞呈奏上。鳌拜则依然骄横跋扈，对亲政的康熙帝，可以争执顶撞，高声质问，甚至依旧多次越权矫旨。索尼死后，他更加事事凌驾于各臣之上，“班行奏章，鳌拜皆前列”，有时甚至将旧日奏稿呈上皇帝，试图强迫康熙帝顺从己意。当着皇帝的面，他常常高声呵叱部院大臣，施威震众，甚至拦截奏章，从来无视君臣之礼。为杀掉苏克萨哈，他气势汹汹，又争又吵，对康熙帝要挟，迫使皇帝改变自己的决定。甚至在康熙八年的新年朝贺典礼上，他竟然身着黄袍，仅顶戴与皇帝有所不同。
数年来，鳌拜倚仗自己的权势培植亲信，打击异己，以部臣是否对自己顺从阿附来决定亲疏去取。他虽位居四辅臣之末，但非常谙于争权夺势，终于将朝廷大权操于他一人之手。他网罗亲信，广植党羽，在朝中形成一股欺藐皇权、操纵国政的势力。
辅国公班布尔善是依仗鳌拜结党营私的权臣。他利用权力擅改票签，决定拟罪、免罪。他追随鳌拜，结交奸佞之徒，康熙六年配合鳌拜杀勠了苏克萨哈，罗织了著名的“二十四大罪状”。由于他帮助鳌拜翦除异己有功，被擢为领侍卫内大臣，拜秘书院大学士。正白旗副都统玛尔赛曾经跟随鳌拜弟穆里玛平定李来亨，在宫中一向与班布尔善一起谄媚鳌拜，深得赏识，被擢为工部尚书。户部尚书苏纳海被诛后，鳌拜一心欲将自己的党羽塞入户部，便不顾户部已奉旨补入尚书之事实，援顺治年间曾设满洲尚书两员旧例，迫使皇帝同意将玛尔赛补为户部尚书，又命其兼任正白旗蒙古都统。玛尔赛在户部与尚书王弘祚常有矛盾，不能独断专行，心中不满，大学士班布尔善便借一次户部失职过失之机，单独票拟将王弘祚革职，清出户部，为玛尔赛泄私忿。八年正月，玛尔赛病逝，鳌拜又请皇帝予以封谥，康熙帝未允，鳌拜竟擅自将他谥为“忠敏”。
鳌拜家族更是权重一时，其弟穆里玛于康熙二年被封靖西将军，因镇压李来亨农民军有功，擢阿思哈尼哈番；另一弟巴哈任议政大臣，领侍卫内大臣，其子讷尔都娶顺治女儿为妻，被封和硕额驸。儿子那摩佛官居领侍卫内大臣，班列大学士之上，其后受袭二等公爵，加太子少师。他的侄子、姑母、亲家个个高官厚禄，甚至跻身于议政王大臣会议。
鳌拜并将自己的心腹安插于内三院和政府各部，一时之间，“文武各部，尽出其门下”，朝廷中形成了以鳌拜为中心，以穆里玛、塞木特纳莫、班布尔善、玛尔赛、阿思哈、噶褚哈为主力的党羽集团。凡事在家与亲信定议后，方才施行，甚至将各大臣、衙门各官上奏经皇帝批准的奏稿，也要带回另议，并商量对策。
对部臣，鳌拜向来以“相好者拔之，不相好者陷害之”为宗旨。凡是拂逆己意的，他都要加害报复。大臣费扬古一直与鳌拜不和，其子侍卫倭赫及侍卫西住、折克图、塞尔弼四人一同在御前当值，对鳌拜不表示敬畏之意，终因小事惹来杀身之祸。鳌拜仍不罢休，又诬费扬古“守陵怨望”，将他连同另两子尼侃、萨哈连处死，仅幼子色黑以“不知情”免死，被流放至宁古塔。折克图之父、西住之兄、塞尔弼之同祖史都以子弟所犯重大，不即请旨治罪，分别革职鞭责。鳌拜并下令，籍没费扬古家产，由鳌拜兄弟穆里玛吞并。一次鳌拜的马被窃，他不仅捕杀了窃马贼，连御马群牧长也一并杀掉。为独揽朝政，鳌拜甚至控制议政王大臣会议。康熙七年议苏克萨哈罪时，鳌拜担心大学士巴泰会提出相反见解，于是根本不让他知道此事。蒙古都统俄讷、喇哈达、宜理布在议政时与鳌拜意见常有相左，鳌拜气愤已极，便下令不许他们再参与会议。
康熙六年六月，内弘文院侍读熊赐履应诏上万言书，亟陈康熙初年以来朝政得失，国计民生。熊赐履首先分析了康熙帝登基以来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等形势，指出全国百姓已经相当贫困，以致逃难不止。官府催征“私派倍于官征，杂项浮于正额”，“蠲征则吏收其实而民受其名，赈济则官增其肥而民重其瘠”，究其原因，是吏治腐败的结果。地方推举人才，仅以催科为政，视表面乖巧而定优劣，甚至以送礼薄厚确定人选。朝中大臣对此不加鉴别，知情也不举发，致使无耻之徒久窃威权。提出必须首先甄别督抚，“督抚廉则监司廉，守令亦不得不廉；督抚贪则监司贪，守令亦不敢不贪”，因而必须坚决清除地方的“贪污不肖者”。
熊赐履提出了整顿朝纲的建议，以为：康熙元年以来，“国家章程法度，其间有积重难返者，不闻略加整顿，而急功喜事之人，又从而意为更变，但知趋目前尺寸之利以便其私，而不知无穷之弊已潜滋暗伏其中”。法令朝举夕罢，“以致盈庭聚讼，甲令游移”，形成“职业堕废而士气日靡”“学校废弛而文教日衰”，“风俗潜移而礼制日废”的世风。熊赐履指责朝风腐败：“各衙大小臣工大率缄默依阿，绝少实心任事之人，甚至托老成慎重之名，以济尸位素餐之计；树议者谓之疏狂，任事者目为躁竞，廉静者斥为矫情，端方者视为迂腐”，要求康熙帝亲自“立振颓风”，整肃朝纲。熊赐履并提出皇帝应躬行节俭，熏陶德性，崇儒重道，举行经筵，学习传统治国理论。
熊赐履对辅臣擅政以来国家政治弊端的大胆直言，立即受到朝野大臣的称许，康熙帝对此也十分重视。然而鳌拜等却因熊赐履的奏疏语皆有所指，心中十分厌恶，因而在朝见皇帝时，提出要治熊氏妄言之罪。康熙帝驳斥鳌拜道，这是朝臣在讲国家政事，于你并没有伤害。反将熊赐履擢升为内秘书院侍读学士。其后熊赐履又多次直言进谏，提出“朝政积习未除，国计隐忧可虑”“设施措置，犹未足以大厌服斯人之望”，并建议康熙帝召见儒臣，讲求治道。鳌拜对熊赐履既恨又怕，立即称旨，令熊氏讲清“积习隐忧”“未厌人望”之所指。又称旨严饬熊赐履“不能实在指陈，妄行冒奏，以博虚名”，并以“所陈无据”为由，下部议处，降二级调用。同时鳌拜要求皇帝申禁言官，不得上书陈奏。然而，这时的康熙帝已经逐渐走向成熟，他一面驳斥了鳌拜，一面将被鳌拜擅降二级的熊赐履官复原位。一年以后，熊赐履升任翰林院掌院学士兼礼部侍郎。
对于鳌拜的专横跋扈，朝野贵族、部臣早已有目共睹，十分反感。皇帝亲政以后，他仍贪恋权柄，迟迟不愿归政于康熙帝，同时仍旧恣意妄为，下至侍卫，上至辅臣，凡不合己意，便设法谋害打击，乃至论诛抄家，子孙连坐，使部臣们敢怒而不敢言。亲政的康熙帝对此更是厌恶之至。熊赐履对朝政直言不讳的批评和要求皇帝崇尚汉族礼仪的建议，对鳌拜等人提出公开的指责，使康熙帝开始对朝廷政治进行冷静的考察与反思。熊赐履奏疏案标志着康熙帝的亲政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年仅十六岁的康熙帝此时已深感鳌拜处处“欺朕专权”，另有所图了。为真正实现全面亲政，他必须摆脱辅臣的纠缠与控制，从辅臣政治的阴影下彻底走出来。一方面，他认真地总结八年辅臣当朝时期清朝统治路线的利弊得失，另一方面，开始有计划地做好彻底清除鳌拜集团的准备。
康熙帝采取一系列汉化政策，加强其皇权统治的地位。他首先恢复了八股文取士的传统科举制度。康熙二年，为抵制汉制，清朝政府停止了以八股文会试，并减试一场，以三场考试改为两场，改用策论表判。七年七月，重新恢复旧制，以笼络人才，招揽汉族地主知识分子。八年三月，康熙帝亲自至太学释奠儒学先师孔子，讲解《周易》《尚书》。为整顿吏治，他重新恢复京察大计，严格审查各地督抚要员，诏谕各省督抚不论满汉，挑贤能者推用，革去不称职者，并重新限定各省督抚举荐属员额数。为纠正各地官吏扰民之弊，康熙帝甚至停派巡仓御史，并下诏清理各地刑狱，释轻囚，减重罪。在经济上，康熙帝施行了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政策。他下诏查处前明废藩房屋田产，变价出售给原来的佃户，同时加强了对矿山、关榷、山林的管理。在军事上，康熙帝一面笼络三藩，对他们分别晋爵加封，一面认真地筹划对策。
康熙帝戎装像（青年时期）
在此同时，有鉴鳌拜作恶多年，树敌过多，使各种反对势力开始集结到康熙帝一边，康熙帝也开始着手清除鳌拜的准备。考虑到鳌拜作为顺治帝的顾命大臣名重一时，而且多年以来鳌拜一直致力于网罗亲信，纠集势力，宫廷内外多置耳目，公开缉拿恐不免激起事端，因而寻找有利的时机和选择适当的方式，是这场决斗的关键。早在康熙六年七月，为了对其加以迷惑，康熙帝对“遏必隆于所有一等公外，授为一等公；鳌拜于所有二等公外，授为一等公”，“遏必隆所有一等公，命其子法喀袭替；鳌拜所有二等公，命其子那摩佛袭替”。七年，加鳌拜太师，其子那摩佛加太子少师。八年春，鳌拜称病，要康熙帝前往探视慰问，康熙帝带着随从和托走进鳌拜府中，来到他的床前。和托看到鳌拜面色略带惊慌，忙一步上前，揭开卧席，见席下藏着一把腰刀。康熙帝见状笑着说：“刀不离身，这是满人的习惯，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说罢，回到宫中，便立即将皇后的叔父索额图召进宫内。
索额图，满洲正黄旗人，索尼第三子，初为侍卫，康熙七年授吏部右侍郎。从康熙八年五月起，康熙帝多次以下棋之名召其商讨对策。索额图召集了一群身强力壮的少年卫士，在宫中练习布库游戏，这是一种男孩子们比角斗气力的游戏，每次练习，康熙帝都在一旁观看，即使鳌拜进宫入奏，也不回避。鳌拜以为康熙年少贪玩，每与众少年相嬉戏，心里十分坦然，并不在意。即将采取行动之前，康熙帝不露声色地以各种名义将鳌拜亲信派往外地。康熙八年五月十六日，鳌拜因事入奏，康熙帝便将鳌拜的罪恶一桩一桩讲给这些少年卫士们听，并命令他们待鳌拜进见时将他立即拿下。一个欺上凌下、作恶多端的权臣，最后竟被一群少年卫士抓获归案。
一个十六岁的青年帝王，不顾凶险的形势，凭着他过人的聪敏、沉着、果敢和才能，以令人难以置信的、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干净利落地清除了这个不可一世的权臣，完成了清史上这一惊人之举。据有关清史专家推测，这一重大决策，康熙帝很可能由自己做出，而未向太皇太后或其他大臣透露。他以坚定的意志，在两年的时间里有计划、有步骤地实现了自己的目标，以一个真正的皇帝身份去统治这个强大的、统一的封建帝国。直到很久以后，康熙帝这场漂亮的决斗仍被人们作为传奇故事来颂扬。人们将年轻的康熙帝描绘成具有超人智慧和组织能力的神奇人物。每年宫中都要演出这部智擒鳌拜的短戏，以纪念这次皇帝战胜贵族权臣的胜利。
康熙八年五月十六日，康熙帝亲自列数鳌拜集团种种罪恶，诏令刑部勘捕鳌拜及其同党。他严厉地斥责鳌拜“通同结党，以欺朕躬”，“恐身干物议，闭塞言路”，“凡用人行政，欺朕专权，恣意妄为”，“上违君父重托，下则戕害民生，种种恶迹，难以枚举”。
康亲王杰书等奉旨勘问鳌拜，凡列罪三十款，其中包括欺君擅权，引用奸党，结党议政，聚货养奸，巧饰供词，擅起先帝不用之人，杀苏克萨哈，擅杀苏纳海，更换旗地，奏阻立后，谬用济世，禁止科道陈言，违旨擅谥，旧疏呈览，呵叱大臣，逼令他人迁坟等，皆属罪行严重。康熙帝亲自参加了审讯，所列俱为事实。诸大臣以其所犯罪行重大，拟将鳌拜革职立斩，并连诸子兄弟，发妻子为奴，籍没家产。在事实面前，鳌拜已无话可说，只求皇帝开恩免死。他脱下衣服，露出他为清朝政权多年血战所留下的处处伤痕，恳求康熙帝从轻发落。康熙帝对这个身历三朝的老臣不忍加诛，只准了革职、籍没、拘禁。其子巴哈、赵布泰、那摩佛都一并免死，革职拘禁。鳌拜之弟穆里玛、侄塞本得则被削职处斩。
处处附和鳌拜的遏必隆等人以不行纠核鳌拜罪行、藐视皇上获罪，受到应有的惩罚。康熙帝指出：遏必隆明知鳌拜罪行而从不上奏，阿南达每进奏时，则称赞鳌拜为圣人，命“一并严拿勘审”。经康亲王杰书等勘问，列举遏必隆嫉妒册立皇后，对鳌拜不行劝阻，不予争执，致苏克萨哈被杀等，凡二十一款。遏必隆自知罪责难逃，即表示“今皇上如杀则死，如留则生”。议政王大臣会议以其“欺君误国”，“审问时不以实供”，提出应拟“革职”“立绞”，妻子为奴。康熙帝则以其“并无结党之处”而免死，仅革去太师及公爵。
对鳌拜党羽，则根据不同情况，分别加以处理。首恶大学士班布尔善以及阿思哈、噶褚哈、泰必图、济世等，以“倚附权势”，“结党行私”，“表里为奸，擅作威福，罪在不赦”而被处死，其他多数党羽，如苏尔马、阿南达等人，皆从轻处置，或“免死，宽其籍没”，或“从宽免死，照旧留任”。康熙帝发布诏谕，告诫这些党羽随从和依权附势的内外文武官员：“自后务必洗心涤虑，痛改前非，遵守法度，恪供职业”。康熙帝以惩重宽轻、区别对待的方法加以处置，既惩戒了奸党，也分化瓦解了鳌拜集团的势力，最大程度地保证了中央政权的稳定。
康熙帝这个青年君主，在亲政两年后，彻底翦除了鳌拜集团这股保守的贵族势力，成功地向世间展现了政治上早熟的帝王特有的气质和胆略，为清朝政府强化统治和加强皇权赢得了时机，扫清了道路。一场发生在满洲贵族统治集团内部惊心动魄的夺权之战就这样以皇权的彻底胜利而告终。
擒拿鳌拜，掌握全部中央政权之后，康熙帝又采取各种措施，清除鳌拜多年擅权所造成的各种严重后果。
首先，颁旨平反苏克萨哈等人冤案：“苏克萨哈奉皇考遗诏辅政，虽系有罪，罪止本身，不至诛灭子孙后嗣，深为可悯，其白尔黑图等并无罪犯，因系族人，连坐诛勠，殊属冤枉。”为此，他下诏恢复了苏克萨哈二等子爵，发还其家产，令其幼子苏常寿承袭。案内各革职官员恢复原职。
七月，康熙帝昭雪苏纳海等人冤案。颁旨曰：“朕阅处分原任户部尚书苏纳海等原案并无大罪，鳌拜等但以为拨地等待迟延，遽行拿问，多端致文诬陷，不按律文，任意将其无辜处死。原任总督朱昌祚、巡抚王登联于拨换地时，见民间旗下困苦，因有地方之责具疏奏文，辄以为非其职掌，越行干预，亦不按律文，冤枉处死。伊等皆国家大臣，并无大罪，冤死深为可悯，理应昭雪。”后追谥三人，谥号分别为襄愍、勤愍、悫愍，并各荫其子入监读书，任以官职。与此同时，对鳌拜执政内枉杀擅免之官员，也命吏部等分别考察昭雪、补用、恢复原官。
其次，对于四大臣辅政时期的一系列错误政策和路线，康熙帝也进行了较大程度的纠正与调整。其一是恢复内阁制度，废除内三院，建立正式的辅助皇帝处理政务的机构，班居六部之上，大学士兼殿阁之衔。同时恢复了翰林院的独立地位。其二是开始整顿吏治，惩治贪官污吏。对鳌拜专权期间全国水旱频仍，盗贼未靖，贪官污吏肆行朘削，以致百姓财尽力穷，日不聊生的严重局面予以揭露，并要求各级官吏必须时时注意民间疾苦，务须“纪己洁清，摒绝馈受”，对不思尽职，惟图利己，嘱托行贿，苟图幸进者，今后一律从重治罪，决不姑贷。他还下令恢复官吏甄别考察制度，颁布了管理官员的有关条例。大学士、尚书及三品以上官吏，自陈优劣，三品以下官员，由吏部会同都察院详加甄别。在外各总督、巡抚由吏部、都察院查明任内功过，称职与否，详加明奏。同时要求加强监察作用，纠举交通近侍，妄行干求，诬陷他人之徒，弹劾惩罚贪虐官吏，并从朝廷上下及外地各省中清除、降处了一批不称职的高级官吏。
第三，康熙帝也开始着手调整对广大汉族人民、士绅的政策，其中最重要的便是诏令永停圈地。康熙八年六月，他颁旨称：“自后圈占民间房地，永行停止，其今年所已圈者，悉令给还。……至于旗民，无地亦难资生，应否以古北口等边外空地，拨给耕种。”并令新满洲以官庄余地拨与耕种，指圈之地仍归民有。至此，入关以来这项扰民特甚的弊政终于停止下来，其他各项也都逐渐纳入正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