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炒一炒”学术如何
潘益大（本栏责任编辑）
朱杰人（华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古籍研究所所长）
潘益大：近来，舆论界对某些人动用公款恶炒明星屡屡曝光，在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同时，学术界寂寞依然，不少人黄灯青卷，不改初衷。两相对照，既令人感慨，又令人敬佩。
朱杰人：是这样。前不久在我们古籍所与贵报联合举行的“古籍整理与文化建设”研讨会上，很多学者不约而同地谈到一个话题：干我们这一行的，要耐得寂寞，甘于清贫，要有献身精神。
潘益大：干任何事业都得有献身精神，搞学术研究、文化建设同样如此。
朱杰人：文化，特别是高雅的文化，不可能直接转化为经济效益，这就决定了它的贫困。而文化精品（例如古籍的整理和研究）的产生，又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它需要长期的知识积累，需要收集详尽的原始资料，需要在浩如烟海的原始资料中披沙沥金，需要潜心的研究和考辨，这又决定了从事这一研究的再贫困。所以，有人打趣说：选择了学术研究之路也就是选择了贫困之路。
潘益大：仔细想想，这话也有一定道理。纵观中国文化史，在学术上成绩卓著却潦倒一生的例子比比皆是，司马迁因搞学术研究而陷于贫困就是一个典型。
朱杰人：记得我在读研究生的时候，导师讲的第一课就是，要有“板凳一坐十年冷”的思想准备。现在想来，这真是一句至理名言。搞学术研究最忌的就是浮躁和急功近利。学术界有一句很流行的话：“十年磨一剑”。高质量的学术成果，是靠沉静潜心磨出来的，追逐名利，看到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就心猿意马，是决计做不好学问的。
潘益大：书斋之外的世界确实精彩，而且会越来越精彩，由此更反衬出学界的无奈和尴尬。巨大的诱惑不能不对学者产生强烈的冲击，以致出现分流和分化，有人下海，有人出洋，有人身在曹营心在汉，在社会转型期这也在所难免，而留下来固守阵地的人责任就更重大了。
朱杰人：面对贫困和寂寞，仍有大批志士仁人一如既往地为学术、文化建设而默默耕耘，这大概就是中国文化传统绵延不绝的缘由吧。我们的古籍研究所穷得叮当响，但在我就任新一任所长时，全所同仁对我的最大希望不是创收赚钱，而是希望我为大家多争取一点科研项目。窥一斑而知全豹，偌大个中国，甘愿为学术、文化而献身的大有人在，似乎不必为亡文亡种而杞人忧天。
潘益大：不久前，我的《恶炒明星出场费》一文发表后，就收到你们学校一群研究生、博士生的来信。他们在每月仅一百多元收入的情况下，依然埋首学术研究，很令人感动。学术界的清贫恐怕暂时还难改变，所幸的是，目前从上到下都高度重视精神文明建设，其中当然也包括推动学术的繁荣，相信有关部门会采取具体措施改变学界的现状。
朱杰人：我想，学者们甘于贫困，与社会对他们的关心、扶持是两码事，而后者正体现了我们的优越性。就以文化来说，“星”们的一曲十万金，与学术著作的千字十文；“大款”们的挥金如土，与学者们的穷困潦倒，怎么说也不成比例吧？这就需要调控，需要干预。俗文化撑死，雅文化饿死，能不能请撑死的吐一口出来，救济一下快饿死的呢？总之，诸如此类，我认为可以为高雅文化，为坐了几年几十年冷板凳的学者们做一点雪中送炭的实事，这方面应该而且可以有所作为。
潘益大：我说句笑话，有眼光的人来“炒一炒”学术如何？虽然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的过程中，学术研究价值的合理回归只是迟早的问题。
（原载于《文汇报》1993年12月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