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百派回流、词风胚变中的南北词坛（下）
第一节 今释澹归·王夫之·屈大均及
“岭南三家”·方以智 历来言清代文学者必以“遗民”列其首，论“遗民”作家又必首推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傅山等。彰扬先贤，崇其品节，诚为治文学史者题中之义。然而文学史毕竟不同于思想史或社会发展史，文学自有其本身演变的轨迹。至于各类文体之间更有难以用同一框架所能划一界限的差异，它们各自具有的特点和发展过程是不可能互相取代的。以清初词与诗相比较而言，遗民之词远不如遗民之诗影响深广。这固然与传统的对词这一文体的观念有关，大师们如顾炎武、黄宗羲等皆未见词作传世（有署名顾炎武作的“黄山记游词”，系赝品）；但就“云间”一派从明末绵延至清初的相当一段时期里馀韵不绝的事实看，恰好表明词有其自身嬗变的脉络，是不可能以宗法立场、政治出处来划分阵线的，尽管宗尚“云间”风格的也颇多高风亮节的遗老逸民在。今释澹归（金堡）、王夫之等均曾是永历政权的臣吏，他们的词创作活动主要是在永历朝崩溃后的隐退期，这已是清康熙初年间的事，加之他们僻处一隅，特别是王夫之与江东南一带少有关联，故在当时声闻未彰。屈大均行年较晚，其流徙南北独以“骚裔”之诗著名。为此，将这几位享有“遗民”之大名望的词人及其他一些类型略同的作家置于本章之首论列。作此分布安排的更其主要的依据是：这些位词人的风格倾向基本上呈现为悲慨苍凉，稼轩、竹山的情韵在他们的作品中已成基调并开始各有发展。在前面章节中还只是初露端倪、零星散见的悲凉之调、高亢之音，将于本章论列的作家或作家群体活动中形成风起云涌的势头。今释澹归等正好属于此种词风的鼓扬者，虽然这也只是类似于“但开风气不为师”而已，当其时他们彼此并无什么关联或沟通。
（一）今释澹归
今释澹归（1614—1680），即金堡。堡字道隐，浙江杭州人。明崇祯十三年（1640）进士，初授临清县知县，坐事罢。十六年（1643）再被荐，未及起用而“甲申”变起。“乙酉”杭州失守，金堡起兵山中，继入唐王政权为兵科给事中，又坐谗言辞去。戊子（1648）诣广东肇庆谒永明王，授礼科给事中。敢直言，弹劾专权诸大吏，终于遭祸，被拷掠至为惨酷，狱成谪戍金齿（云南永昌以远千馀里），后改清浪卫（贵州清溪县），移居桂林。桂林破，削发为僧，时为永历四年，即清顺治七年（1650）。住广东韶州丹霞寺，初名性因，字澹归，以字行。著有《遍行堂集》，清初刊刻，后被禁毁。
澹归《遍行堂词》3卷，附集后。词基本上皆金堡薙发后所作。其卷二《蝶恋花》（省得诗来难当药）一阕有题云：“融谷词来，不觉次答，便背医王之约，此后复衮衮多言，仍用前韵。”融谷，即“浙西六家”之一沈皞日的字。沈氏曾官广西来宾知县，他们的交往即在其时。“此后复衮衮多言”，足以说明今存《遍行堂词》大都作在康熙十年前后。澹归之词除去少量酬应之作外，无不苍劲悲凉，极痛切凄厉。他好次稼轩、竹山韵，而比辛弃疾多苦涩味，较蒋捷为辛辣，这是遭际身世大悲苦心境的表现，所以，即使他常有勘破尘世的禅门话头，骨子里却绝不是四大皆空。他的代表作如《贺新郎·感旧次竹山兵后寓吴韵》：
古剑花生锈。忆当初、仰天长叹，风尖石透。几叠哀笳吹白露，化作清霜满袖。唤一
、芒鞋同走。入夜欲投何处宿？见半弯月上三更后，刚挂住，驼腰柳。 隔溪渔网悬如旧。渡前村、叩门不应，狺狺多狗。积得陈年零落梦，搬出胸中堆阜。要浇也不须杯酒。老大无人堪借问，照澄潭、吾舌犹存否？窥白发，自摇手。
当年蒋竹山作“兵后寓吴”词是触景起情，叙事述怀兼具，此篇则纯写孤影落寞的心态，以“剑生锈”、“霜满袖”透现一切皆成“陈年梦”的苦痛，全用意象的组合法结撰。又如《满江红·大风泊黄巢矶下》：
激浪输风，偏绝分、乘风破浪。滩声战，冰霜竞冷，雷霆失壮。鹿角狼头休地险，龙蟠虎踞无天相。问何人唤汝作黄巢，真还谤？ 雨欲退，云不放；海欲进，江不让。早堆垝一笑，万机俱丧。老去已忘行止计，病来莫算安危帐。是铁衣著尽著僧衣，堪相傍。
此词以诡谲其辞，似实又虚的手法借景发挥着议论。与其说是词人“蓄志甚明”，即有所企谋，还不如说是他对当世“黄巢”的有所感慨，特别是“铁衣著尽著僧衣”一句，颇有在清廷铁骑面前殊途同归之感。这样对李闯王作评述而联系一己遭际的词篇，是极罕见的。他又有《沁园春·题骷髅图，梅花道人曾有此作，见其浅陋乃为别之得七首》和《满江红·和沈石田诸公题宋高宗赐岳飞手敕》二首，皆是清初词中奇警之作。题“赐岳飞手敕”的《满江红》不仅是咏史，还渗透澹归自身的痛切感受。第一首云：
有意回天，到此际、天难作主。凭天去，补天何用？射天还许！那得官家堪倚仗，从来信义无俦侣。看绣旗当日刺“精忠”，今投抒。 航海恨，君自取；奉表辱，君自与。便风波沉痛，不须重举。遗庙尚能馀俎豆，故宫早已空禾黍。是男儿死只可怜人，谁怜汝。
词中愤慨表述的“回天”非无力，而是“天”无意于此，所以造成“补天何用？射天还许”的局面，是很深刻的。其第二首上片明言借述一己孤愤：“遗敕堪题，借笔舌，暂消孤愤。世路上，不平何限，拔刀嫌钝。北向枝空人已远，东窗事发天还近。各回头、忘却往时身，长留恨。”一“远”一“近”寄寓着无限的遗痛。
“题骷髅图”7首，一腔大哀情出以嬉笑怒骂之笔法。词中或对人间沧桑的颠翻，或对生灵如蝼蚁的被践残，或对人魅转化、鬼蜮伎俩的惑变……极尽淋漓痛快而又恢奇幻化的描述，是词史上不可多得的作品。词云：
叹汝骷髅，骷髅汝叹，无了无休。便脂消杵臼，抛沉海底；灰飞炉火，吹散风头。起倒非他，笑啼是我，生不推开死不收。谁来问，问谁来感慨，禁舌凝眸。 思量多少迁流。直趱得纷纷作马牛。痛支离天地，紧穿过电；颠连民物，烂炒浮沤。后辙前车，爱悲憎喜，有得揶揄没得羞。还闻道，道汝能无事，我也无忧。
几个骷髅，被人敲磕，着甚干忙。见绮罗软美，生来结构；鞭
怨毒，死去思量。蝼蚁为亲，乌鸢作客，朝露何由吊夕阳。谁家事，却自行自说，还自承当。 无端熟境难忘，有一点灰生万点霜。任劈波鱼痛，明年昨日；穿空鸟痒，此土他方。旧恨非存，新欢莫续，地老难扶天又荒。好听取、唱尸林一曲，寸断柔肠。
阅尽骷髅，不知来处，空说惺惺。才眼轮赢得，粘连一线；鼻梁输与，扯曳千生。血肉都消，精魂罢弄，且把佳城当化城。非无伴，伴寒风淅沥，野火青荧。 攓蓬指数谁评？尽列子乘虚不算行。看波翻影落，四山长定；钟沉鼓寂，十日齐明。衲被辞头，钵盂失手，道是无情却有情。真还似，似圆伊三点，鬼哭神惊。
休为骷髅，热时冰冷，壮岁龙钟。有谈天驰辩，挟山逞力；剑成斗状，丸在空中。铁石栽花，雷霆结冻，白昼寻人不见踪。我也曾，散形多似豆，留迹如鸿。 家翁只是痴聋，任贵贱贤愚打合同。更酬钱干笑，弄绳儿戏；长嘘叶落，缓步鸦从。绮阁朱颜，荒郊枯骨，灯镜千重影万重。一杯酒，大鲸吞海尽，莫觅蛇弓。
人叹骷髅，骷髅不叹，却又逍遥。怪百骸零碎，轻轻撇下；三魂浪荡，远远开交。城郭人民，昨非今是，华表归来也不消。谁相委，鸦啼枯树上，鼠穴深蒿。 往来荒径迢迢。好一口晨钟不解敲。眼睛干了，没些顾盼；舌头烂却，免得唠叨。黄土挑空，白钱烧断，无耳听他大小招。英灵汉，更何人司命，重整皮毛。
我见骷髅，出尘妩媚，绝代豪华。占江山万古，千群斗蚁；交亲四海，两部鸣蛙。已脱囊藏，何劳粉饰，独露堂堂不似他。长怜悯，暂堆些马鬣，又作人家。 休教梦绕天涯。看流水无心恋落花。问回风雪卷，谁来争席？横江月堕，任去劘牙。太乙符空，西方药尽，洒落相撑乱似麻。真平等，便渔阳鼓吏，澹杀三挝。
一个骷髅，许多孔窍，争奈他何？是曲分韦杜，丸争赤黑；眼栽荆棘，舌滚风波。未掷头颅，已寻皮袋，不管双肩只管驮。到这里，却青蝇罢吊，白草成窝。 休言结习消磨，直万劫千生一缕拖。便疏钟夜歇，微云昼净；尚交玉帛，岂免干戈。冷刮禁磁，热浇看溺，才说无知知更多。也须得，到杖头敲响，划断婆娑。
词中不免有人生无常、世情难测的宿命色调，但总的说来是澹归历经凶险、颠沛人生所积累的深沉感受的抒发，是那个时代人难为人，鬼不成鬼的动荡昏沉的现实的一个侧面写照。澹归为吏是铁铮汉，为文具大手笔，其激荡奔腾的才情于此一气呵成的联组之作中可以考见。
长调慢词或联章或叠韵，动辄数首以至数十首，风发凌厉，气势激越，是清词的一大发展，尤以雄放壮浪一派的词人于此贡献为多。澹归《遍行堂词》已有此特点。骨骾在喉，不吐不快，单篇短章不足以尽兴尽情的表现，谈词的发展史不能轻忽这一事实。澹归长篇叠章之作较佳的尚有如《木兰花慢·和蒋竹山赋冰》三首等。应该指出，澹归的词有的写得较为内敛而多比兴语，不是《遍行堂词》的基调特色。如果只从某种艺术偏向作去取，无异是磨损特定作家的艺术个性，很不可取。关于今释澹归的词风特点，只需以“浙西六家”之一的沈皞日的艺术主张的转化显然受到《遍行堂词》的影响这个事实（详见后章），就足可说明的。
（二）王夫之
王夫之的《薑斋词》与今释澹归的《遍行堂词》堪称清初南明遗臣词的“双璧”。虽然取径不同，风格的放与敛各自有异，但均继承并发展着南宋爱国词人的“忠爱”词旨的传统。
王夫之（1619—1692），字而农，号薑斋，湖南衡阳人。明崇祯十五年（1642）举人。曾赴桂林，转肇庆，依永历朝图谋恢复。金堡下狱时，他竭力联合少傅严起恒等营救，几累及自己。后知永历政权已事不可为，遂退归衡阳之石船山，筑土室“观生居”，穷老著书数十年以终。王夫之著作，后人汇刊为《船山遗书》324卷。其词有《船山鼓棹》初二两集及《潇湘怨词》。另有《愚鼓辞》1卷，系道家学术语出以韵文，不属文学范围，可以不论。《鼓棹》两集是王夫之壮年至老年的作品的合编，《潇湘怨词》是个专集，分大小“八景”。《潇湘小八景》作于随南明转辗流离阶段，《潇湘大八景》及《潇湘十景》都是康熙时期窜伏穷山时的作品。
王夫之曾作过《自题墓铭》，曰：“抱刘越石之孤忠，而命无从致；希张横渠之正学，而力不能企。”“抱孤忠”与“无从致”，是一对尖锐的矛盾，是理想与现实的无可缓解的冲突。王夫之词所透发的悲凄回荡的怨情正是这对矛盾冲突在心灵深处激起的心声。朱孝臧题其词云：“苍梧恨，竹泪已平沈。万古湘灵闻乐地，云山韶濩入凄音，字字楚骚心。”（《彊村语业》卷三）这“楚骚心”之评极确。薑斋词承继芳菲缠绵的风调，多比兴法，最近于稼轩《摸鱼儿·暮春》的情韵，兼得晚宋王沂孙《碧山乐府》遗意。词旨既多怆怀故国之思，词风特具曲隐寄托情味。
先看咏物为题的名篇，此类作品大抵作于投奔南明流亡政权时。如《忆秦娥·灯花》两首：
心未冷，娟娟还弄斜阳影。斜阳影，半点红轻，一天烟暝。
残香犹袅金猊鼎，泪痕微映鸳鸯枕。鸳鸯枕，如何落去，孤衾难整。
残膏少，零红难待春宵晓。春宵晓，灰飞无迹，更谁弄巧？
朦胧睡眼微萦绕，疑无疑有幽光小。幽光小，破镜寒辉，死萤残照。
王夫之在注里说：“从不作艳词，以灯花止载得底语，妄人说理可憎。”以“灯花”的未冷之心、幽小之光等意象，表现“孤忠”之臣在“一天烟暝”的残局里的苦撑心态和待晓心期。“零红难待春宵晓”的“零红”也即“半点红轻”的“幽光”，这七字吞吐之间，一种异常复杂的心情、难言之隐痛曲包无遗。至于“死萤残照”是孤忠的自我写照，定“灰飞无迹”是心头感知的前途景况。虽死无憾，而又难见恢复，其事是何等惨酷。又如《满江红·新月》：
远碧无涯，但约略、清光莹彻。凝望处，谁匀松玉，斜分云叶？幽魄可怜凉似水，一丝浅漾冰纹缬。问青天何事送新愁，从谁说。 栖不稳，惊禽咽；风不定，波光叠。眄南枝高处，素痕明灭。认得遥山青不了，半峰微露峨眉雪。便迢迢飞梦入层霄，还孤怯。
与南宋王沂孙《眉妩·新月》词相比较，其情旨的差异只是碧山词表达的乃“老尽桂花旧影”的颓衰之势已绝难挽转，而船山的词则还存有“遥山青不了”、“微露峨眉雪”的虽缺或能复圆的希冀。然而正如“灯花”词所表述“破镜寒辉”的苦心一样，“飞梦”而仍然“还孤怯”，与王沂孙“难补金镜”的浩叹异曲同工。
读王船山词会发现，后来常州词派所理想的“有寄托”的词境，以及所谓由碧山上溯稼轩而到达周清真的浑厚的词径，倒是在《薑斋诗馀》中先期有了实践。由此可知，有此遭际有此心境始能有此词境，易代强求是无法攫其神而只会得到一袭遗蜕空壳的。
《潇湘怨词》三组26首，“小八景”和“大八景”各为《摸鱼儿》8首，“十景”则是调寄《蝶恋花》。大小八景所写的时间前后相距16年，“小八景”追怀故国之意集中表现在“君不见”云云的句式里，如：
君莫羡，君不见、渔阳挝断霓裳宴。沧桑已变。想眉黛娇青，眼波凝绿，不是旧时面。
君莫诉，君不见、桃根已失江南渡。风狂雨妒。便万点落英，几湾流水，不是避秦路。
君莫叹，君不见、彤云故锁三山断。罡风吹散。想华表鹤归，天台人返，怕见人民换。
到“大八景”词，王夫之面对现实，心知已不能逆转客观的存在了。其第八首“江天暮雪”云：
舞廉纤，不知是雪，还是沙明波素。彤云返映晶光凝，暝色遥笼烟树。双无据。颤寒空微霄极浦相回互。芦洲古渡，有孤艇篷窗，挑灯酌酒，唱彻梁园句。 知此夕，一派瑶峰玉宇，朦胧半函银兔。清晖的
蛟冰瀁，疑是东方已曙。君莫觑，君不见、回波难挽流澌住。珠摧玉仆。向帝女祠东，昭王潭北，直下长江去。
历史无情，非个人意愿所能左右。想当初以“零红难待春宵晓”的孤忠苦心盼望黎明扫去“烟暝”的王夫之，晚年终究不能不面对“疑是东方已曙”的现实，此时已是康熙九年（1670），“回波难挽流澌住”，事实毕竟严峻地摆在眼前了。所以，某种硬作拔高的生吞活剥、牵强附会之说如认为“珠摧玉仆”是作者表示“甘受一切摧折……不向敌人屈服”云云，都是不顾“直下长江去”的前后词情关联的臆断。承认客观局面，是清醒的表现，这丝毫不会因此而损伤这位大思想家、爱国学者的形象的。
薑斋小令短章颇多佳品，如讽喻之作《卜算子·咏傀儡》的犀利：
也似带春愁，却倩何人说。更无半字与关心，吐出丁香舌。 红烛影摇风，斜映朦胧月。铅华谁辨假中真，皮下无些血。
又如《更漏子》的沉慨：
斜月横，疏星炯，不道秋宵真永！声缓缓，滴泠泠，双眸未易扃。 霜叶坠，幽虫絮，薄酒何曾得醉？天下事，少年心，分明点点深。
更有《女冠子·卖薑词》的辛辣。王夫之在词前小引中说：“余旧题茅堂曰薑斋，此更称卖薑翁，非己能羡，聊以补人之不足尔。戏为之词，且卖且歌之。”这是清初词作中的绝妙好词：
卖薑来也，谁是能酬价者？不须悭。老去丝尤密，酸来心愈丹。 垂涎休自闷，有泪也须弹。最疗人间病，乍炎寒。
叶恭绰《广箧中词》评云：“船山词言皆有物，与并时批风抹露者迥殊，知此方可以言词旨。”（卷一）是提挈王夫之词精神的灼见之论。所憾者，船山著作初则穷处僻壤未能广传，继则遭禁，至道光、同治年间始问于世。故其“体兼骚、辨”的词格在清词发展历程中未能得以充分的光大。
（三）屈大均及“岭南三家”
屈大均（1630—1696），字翁山，初名绍隆，字骚馀，又字介子，广东番禺人。顺治三年（1646）清兵陷广州，次年，屈大均参加陈邦彦（陈恭尹之父，大均师）抗清斗争，时年18岁。事败，旋经王化澄之荐，拟赴永历政权任职，因父病未果。顺治七年（1650）清兵再陷广州，大均削发为僧，名今种，字一灵，至康熙元年（1662）始返服归儒。遂历游东北、东南、西北，意欲有为，最终均无能图恢复。康熙十二年（1673）“三藩”事件起，他一度参与吴三桂军事活动，监军于广西桂林，不久，失望辞归乡里，直至康熙三十五年病殁。
屈大均早岁即以诗名，与梁佩兰、陈恭尹称“岭南三大家”。洪亮吉《论诗绝句》以为“尚得古贤雄直气，岭南犹似胜江南”。“江南”者指钱谦益、吴伟业、龚鼎孳“江左三家”，可见大均诗声誉之高。他著有《道援堂词》，又称《骚屑》。屈氏诗文词集曾遭禁毁，故流传各本颇多参差，亟待整编。
大均词的风格可借陈维崧“读屈翁山诗有作”《念奴娇》中“豪气轶于生马”之句作概评。朱孝臧题词说：“湘真老，断代殿朱明。不信明珠生海峤，江南哀怨总难平。愁绝庾兰成。”乃是从其故国情思的脉延这角度而言的。翁山词风其实与陈子龙的《湘真》一集迥异。
大均词的豪健主要表现为风云气盛，有股郁勃怒张之势，所以词中展现的空间开阔，悲壮情韵弥漫于一种寥廓感中。这是与他常年远游边关绝塞“从容往返若房闼间”的任侠气质密切相关的，而这种任侠情性又是他主张“不善《易》者，不能善诗。《易》以变化为道，诗亦然。故曰：知变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为乎”（《粤游杂咏序》）的具体反映。他的词不时渗出的浪漫气息和飞扬驰骋的笔意其源当在于此。《长亭怨·冬夜与李天生宿雁门关作》是《骚屑词》代表作之一：
记烧烛、雁门高处，积雪封城，冻云迷路。添尽香煤，紫貂相拥夜深语。苦寒如许，难和尔、凄凉句。一片望乡愁，醉不到垆头驼乳。 何处？问长城旧主，但见武灵遗墓。沙飞似箭，乱穿向、草中狐兔。那能使、口北关南，更重作并州门户？且莫吊沙场，收拾秦弓归去。
纵横排荡，尽扫倚声家常话套语，纯以气韵运转，情溢毛锥。最难得的是精炼凝重而又多用白描口语，故而情景皆充满活力生气。
《紫萸香慢·送雁》比南宋张炎的《解连环·孤雁》词毫不逊色，其激楚的声情别具一种标格：
恨沙蓬、偏随人转，更怜雾柳难青。问征鸿南向，几时暖返龙庭？正有无边烟雪，与鲜飚千里，送度长城。向并门少待、白首牧羝人。正海上、手携李卿。 秋声，宿定还惊。愁里月不分明。又哀笳四起，衣砧断续，终夜伤情。跨羊小儿争射，恁能到、白
汀？尽长天、遍排人字，逆风飞去，毛羽随处飘零，书寄未成。
咏物写情能如此神化，确非凡笔。“逆风飞去”而“书寄未成”，其愤急悲慨音容不难想见。
他的《梦江南》和《木兰花慢》都是一字一泪的泣血之作，堪称典型的悼亡哀逝情思。《梦江南》有四首，其前二首云：
悲落叶，叶落落当春。岁岁叶飞还有叶，年年人去更无人，红带泪痕新。
悲落叶，叶落绝归期。纵使归来花满树，新枝不是旧时枝，且逐水流迟。
《木兰花慢》有题曰：“飞云楼作。楼在端州公署后，己丑皇帝南巡，尝驻跸其上。”是追忆顺治六年（1649）永历“南巡”的事。词云：
绕阑干几曲？记龙驭，此淹留。剩
鹊恩晖，芙蓉御气，掩映飞楼。飕飕，冷飞乱叶，似乌号、哀痛惨高秋。多谢宫鸦太苦，土花衔作珠丘。 梧州。更有灞园愁，西望少松楸。未悉何年月，玉鱼自出，金雁人收？啾啾，岭猿个个，抱冬青、泪断郁江流。寄语樵苏踯躅，磨刀忍向铜沟。梧州有端皇帝兴陵。
小注中所谓“端皇帝兴陵”是指南宋流亡政权端宗赵昰的陵墓。整首词从题到注都浓烈地表现着“夏夷有别”的奉朔朱明王朝的汉民族观念。这就难怪在雍正、乾隆两朝要“严旨”追究，差一点酿成大狱了。
“岭南三家”的另二位梁佩兰、陈恭尹亦能词。梁佩兰（1629—1705），字芝五，号药亭，广东南海人。康熙二十七年（1688）进士，有《六莹堂诗馀》。陈恭尹（1631—1700），明诸生，广东顺德人，以父兄抗清殉难，举家遭害，仅以身免，入清不仕。他字元孝，一字半峰，号独漉子，有《独漉堂诗馀》。梁佩兰诗较陈恭尹为弱，词则精炼而颇见奇崛。如《点绛唇·送友人》之前二首，促拍跳荡，有爽劲韵味：
蓟北归帆，江乡直溯秋潮去。玉鲈肥处，饱听菰蒲雨。
一度春来，邓尉山中住。梅花侣，吴姬笑许，斜倚吴箫语。
白舫青帘，双江记忆乘流去。墨云围处，纂纂跳珠雨。
忽漫相寻，客舍城南住。同欢侣，灯边共许，酒后琵琶语。
陈恭尹擅于以小令咏物，其词色彩鲜亮，多岭南情趣。如《南乡子·葵扇》云：
万树绿撑天，多在黄云紫水边。谁结轻丝裁作月？团团。买得清风不用钱。 声价顿能添，安石风流久不传。寂寞空斋谁是伴？翩翩。荷叶香来亦偶然。
又如《传言玉女·咏红芭蕉》托物寄情，意味有异于中原词家：
何处高霞，映我疏篱茅屋。卷帘深坐，见一天新绿。东风著意，叶底深红相续。层层吐焰，重重苞束。 火树珊瑚，怎似他、闲草木！丹心无限，化作光明烛。山榛隰苓，想见其人空谷。可怜今古，同然蕉鹿。
岭南词风炽盛于乾、嘉，后来道光时期南海谭莹在《乐志堂诗集》卷六《论词绝句》中论列岭南词人多达四五十人，这开创风气之功端应归于清初这“三大家”。南粤丝竹清雅而时出恢奇的情致，从屈、梁、陈三家词中也已足窥其消息的。
（四）方以智、方中通父子·兼论清初遗民词
明清之际，安徽桐城方氏，系以仕宦、治学称于世的巨族，诗人文家辈出。清初享有诗名的如方文（著《嵞山集》12卷）、方孝标（著《钝斋诗选》22卷）等，虽则出处名节有所不同，但皆为一时文坛耆宿，唯于填词一道则少有问津。方氏能于词的当数方以智、方中通父子，尽管在方氏父子来说，这也仅是出其“馀绪”而已。方以智流离岭南多年，与金堡等先后交接于永历政权，削发后仍继续通声气于澹归、船山，故一并列于本节。
方以智（1611—1671），字密之，号曼公，又自号龙眠愚者等。崇祯十三年（1640）进士，官翰林院检讨。“甲申”变起，为大顺军俘获，后乘隙脱逃。时南都阮大铖等专权柄，重炽党祸，意欲陷以智，遂变姓名流离岭南。方氏为“明末四公子”之一，才智卓特，唐王朱聿键建都福州时曾召方以智复故官，不赴。后助瞿式耜立永历帝于肇庆，见权臣乱政，复不应召就官，仅允充史职，隐于山中。清兵入粤西，变服为僧，曾被执，释后居梧州云盖寺。旋返归桐城，又两度受清廷逼，趋南京，皈依曹洞宗。继去江西吉安主青原山道场。晚年复陷囹圄，押赴岭南，卒于万安惶恐滩舟中。方以智披缁后，名弘智，又名行远，其法号变更无常，既字无可，别字药地等多至数十个称呼。
方以智平生著作有百馀种，书画题跋亦为数甚多，由于屡遭世变、文网森严，大都未及付梓。其《浮山集》等诗文集亦非全帙，《浮山词》已难觅见。然而仅以散见诸选本之作，特别是今存作者手书横卷词5首看，苍凉惨淡，笔力健举，所谓禅心剑气寓于水流花榭中，仍难掩一片慷慨呜咽之情，不仅为清初遗民词的精华，也是有清一代安徽词人足称冠冕的名家。
以下5首是方以智手书横卷中的词，考其词题皆当作于清顺治八年（1651），即南明永历五年他在梧州被拘及落发以后到庐山栖游这段时期。《满江红·梧州冰舍作》：
烂破乾坤，知消受、新诗不起。正热闹、黄金世界，红妆傀儡。兰蕙熏残罗绮骨，笙歌饯送沙场鬼。被一声、霹雳碎人间，春心死。 泪珠儿，从今止；眼珠儿，从今洗。见青山半卷，碧云千里。鸣涧响遮归鹤语，冷风剪破雕龙纸。几万重、楼阁一时开，团瓢里。
《满庭芳》：
锦绣园林，芙蓉筵席，从来狼藉东风。玉楼香泪，可惜吊残红。千古章台坑里，活埋却、多少王公。黄昏后，苍天偌大，没处放英雄。 晓窗蝴蝶散，变成花片，出入虚空。问桑田沧海，半晌朦胧。打叠千篇万卷，五更尽、枕上疏钟。惊心处，半生冰冷，只在一声中。
《千秋岁·匡庐凌云社作》：
匡君庐后，遂有名山姓。峰顶上，开三径。麻姑招五老，列槛窥明镜。君不见、庐山面目何曾定。 说法东林竟，飞瀑消钟磬，随一片、闲心听。香炉休篆字，雨洗苔痕净。云起处，浅深染却关仝病。
《行香子·三叠峡》：
划碎虚空，堕落珠宫，漫夸张、鬼斧神工。半间茅屋，八面玲珑，有一条溪，千丈石，万株松。 急雨斜风，电卷雷轰，是谁来、掷杖成龙？千年古意，分付诗翁。在两崖间，三弄外，一声中。
《青杏儿》：
遍地酒杯香，知多少、带累柴桑？剩得古来双袖在，锦袍白眼，青衫红泪，攒杀眉梁。 开口断人肠，只消这、一字难当。渔父千年无处着，半炉麸炭，一瓢泉水，吞却鄱阳。
《满江红》是被囚“待刃”时的作品，从“见青山半卷，碧云千里”句可见视死如归神貌。其庐山诸词以生花画笔绘出清丽景色，内里也密裹着赤诚挚爱之拳拳心。至于造语创意戛戛生新如“被一声、霹雳碎人间，春心死”，“冷风剪破雕龙纸”，“半炉麸炭，一瓢泉水，吞却鄱阳”，都有超尘脱俗、摆落习气的精彩处。
此外，他还有《浪淘沙·示陈涉江》词也是脍炙人口的佳作：
风起恨青霄，堆砌无聊。乱红催语肯相饶。九十春光留不住，只在今朝。 旧泪洒横桥，那更吹箫？一声断处血难消。夜半子规啼不尽，只见花飘。
“一声断处血难消”，最为形象地表现出他和他的同道志士断发披缁的真正心态，身入空门，血性丹心实难泯灭。
方以智有三子，长名中德，次名中通，季名中履。中德，字田伯，精于经史，并以诗名，陈维崧曾作《方田伯诗序》盛推之。季子中履，工考辨，历数、算法、声韵、医药无不精谙，承其父学，并有《汗青阁诗文集》以及《古今疑释》传世。方中通（1634—1697后），字位伯，号陪翁，明天人律数、音韵六法之学，曾从西人穆先生问学，与汤若望亦多切磋辨难，著有《数度衍》、《律衍》、《音韵切衍》等。在方氏三子中，中通似更为全面地“承过庭之训”，继方以智多方面的事业。他的《陪诗》之后附《陪词》，有正续2卷，存词50首。中通词造语奇峭，刚健气盛，英爽清峻一似其父。如《南乡子·江舟夜月》即可尝鼎一脔：
天浸入江流，都被玻璃镜里收。塞雁声声穿破去，添愁，影落西风送九秋。 短发任科头，洗却豪华事浪游。书卷琴囊横一剑，孤舟，芦荻萧萧不肯休。
清初遗老逸民如归庄（1613—1672）存词仅2首，本不以词名世；江宁张怡（1608—1695），字瑶星，著《古镜庵词集》6卷，仅见著录而不传，唯《金陵词钞》录存《卜算子·题王子京画》一阕。以画著于世的“金陵八家”之一的龚贤（1599—1689），号半千，又号柴丈人，有词散见《倚声初集》和《词汇》3编；又陈洪绶（1599—1652），号老莲，亦以书画擅大名，有《宝纶堂词》。龚、陈二家词皆以抒“剩水残山更可怜”之家国哀感为多，词情画意时融一体。又有太仓陆世仪（1610—1672），字道威，号刚斋，晚号桴亭。著有《桴亭词》。陆氏为刘宗周弟子，与陆陇其并称“二陆”，理学名家。词虽无道学气，但无多新创。应该注意的是万寿祺（1604—1652）。他字介若，又字内景，号年少，江苏铜山人。明崇祯三年（1630）举人，明亡，锐意恢复，与顾炎武、归庄通声气。无成，削发为僧，名慧寿。有《遯渚唱和集》附词。他避居淮阴时与当地逸民张养重（1620—1680，字虞山）、阎修龄（1617—1687，字再彭，阎若璩之父）等频有唱酬。万年少的词清苍哀凉，潜气积郁。如《南乡子》：
带甲满京华，落日孤城闭暮鸦。隔得南徐三百里，天涯。乱后零星三二家。 梦断碧云赊，故国枌榆天外遮。连夕月明听不得，悲笳。几处关山雁影斜。
又如《蝶恋花》：
荆楚东来增古戍，铁瓮城西，月下前朝树。风景不殊天四宇，惊飙驱雁谁为侣？ 洲渚年年芳草渡，依旧江山，摆到丹阳住。瑟瑟秋声吹暮雨，夜深不见潮回去。
“惊飙驱雁”与屈大均的“逆风飞去，毛羽随处飘零”之句，后先勾划出这批萍飘湖海、书剑一囊的忠烈志士的艰辛生涯和心境，也足以概括遗民词的风貌了。
第二节 龚鼎孳·京师词坛·秋水轩倡和及周在浚
当后人持理性化的观念，以抽象概括的方法来回顾检索种种历史事实时，往往总是只能抽理成已被程度不等地分割了的历史现象的组合类型，即俗谓的“梳辫子”。其实，作为客观存在过的历史事实是远远比今天据以某些文献——这些文献本身每是已经过了理性化的淘洗——所认识到的要既丰富又复杂不知几多倍。而事物也确是在无比复杂交错的矛盾纠葛中演变发展着，绝不是平行推进或单向线性地作着运动的。作为表现社会、人生为其主体功能的文学样式，特别是以抒述心灵感受、展现情绪波谷起伏为主要职能的诗或词，其演进的脉络和轨迹尤为繁复幻变，盘根错节，决不是用几根线条所能简单地、边缘清晰地加以界限得了的。
前面说到的处在世道多艰、风云叵测的清初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自明末承沿而来的“花间”、“草堂”香软温馨的词风以及“云间”一派雅丽婉委的流韵，已不足以宣泄心绪的激荡。情感的烈度与浅斟低唱的节律难以和协，嬗变是势所必然的。但是这嬗变不可能呈现风发凌厉的突进之势，它要经历一个渐渗渐进的缓慢的交叉制约的过程，当然，演变仍是绝对无疑的，轨迹也大体可以看清的。同样，自明入清的遗老逸民们身处险恶之境，心怀悲慨之思的苍凉凄怨的词风，势亦不可能广播词坛，煽起炽烈之焰。然而，人之心绪自有其相互沟通以至共鸣的多样渠道。亲历山崩海立大震荡的悲苦怨愤，和那面对险恶诡谲的现实处境的愤急郁闷以及进退失据、出处皆错的惆怅苦愁甚至悔惭自省的怨怼，都会在特定的背景条件下回旋相通，发生某种身同感受的频率。何况，社会的构成原极复杂，人事关系尤见微妙。清初出仕之旧臣与矢志不仕的遗逸之间有着或明或暗或显或隐的千丝万缕的关联，师友、同年、世交、通家，各种联系构织成一面无法割裂的社会之网。这样，遗民们的悲凉郁勃的情思在别一种氛围下仍发生着其鼓张掀动的作用和影响，于是多种因素掺合、交拌、渗透、酵化，终于形成一股强劲的劲激词风。南宋辛弃疾的“稼轩风”又一次顺应了时代的召唤而振起。
（一）龚鼎孳·附论梁清标等“大臣词”
清初“江左三大家”，以诗而论，钱谦益自当称最，领袖坛坫。于词则不专门，今存《永遇乐》四阕作于降清前，亦无奇警可言，反不若柳如是之作意蕴酝藉，然柳氏《戊寅草》等大抵也作于崇祯末年。龚鼎孳的诗实难与钱牧斋和吴梅村相匹敌，然其词则卓称名家，而且在清初词的繁荣过程中龚氏殊多献替，是顾贞观所说的起着推波助澜之大力的“辇毂诸公”之首座。
龚鼎孳（1615—1673），字孝升，号芝麓，安徽合肥人。明崇祯七年（1634）进士，官兵科给事中，曾以敢直言著称于朝。李自成进北京，授直指使。顺治初迫降，旋擢太常寺少卿，迁左都御史。在满汉大臣上层争斗中龚氏多次被黜，先后骤降十四级调用。康熙元年（1662）始以侍郎候补起用，继迁左都御史，官至礼部尚书。卒谥端毅。乾隆时废谥号，列名“贰臣”，抽毁其著作。
这是个极为复杂的人物，已不是以封建宗法的准则所能简单论定的，也不宜用“功过参半”一类考语作出评价。龚鼎孳既与吴梅村的出处有异，也与钱谦益不一样。作为一个历史的典型，很有他的特殊性，是那个复杂微妙的年代的产物。有一点可以无疑的，他在当时以“好客爱才”著称，所以朝野之士，无论政治立场有什么差异，都能在他家中汇合成“士流所归”的奇妙格局。在清初，他尽力保护过一批遗民志士，如颇费周折地为傅山、陶汝鼐、阎尔梅等开脱，使他们得免于死。所以，后来当其侧室、著名的“横波夫人”顾媚病卒时，阎古古、纪映钟等专程为办丧事深切吊唁。他的幕中庇护和供养着不少遗民之辈，纪映钟就一住十年。所谓“长安三布衣，累得合肥几死”以及“倾囊橐以恤穷交，出气力以援知己”云云，都是说他颇能振恤孤寒。这些都为他领袖诗苑词坛、足资号召创造了条件。
在词史上最值得提起的是他对陈维崧的爱惜和誉扬。康熙七年冬，陈维崧结束“如皋八年”寄居生涯，经河南转辗抵京师。年届45岁的陈迦陵落魄飘零，境遇甚蹇。龚鼎孳既奇其才，又对这位故家子弟尽力周济。今传《定山堂诗馀》中《沁园春·读〈乌丝集〉》三首、前调“再和其年韵”三首以及《贺新郎·和其年秋夜旅怀韵》二首，都是这段交往的记录，读之令人动容。如《沁园春》：
烟月江东，文采风流，旷代遇之。恰临春琼树，家称叔宝；黄初金枕，人是陈思。如此才名，坐君床上，我拜低头竟不辞。多情甚，倩“花间”锦笔，描画崔徽。……
又如：
髯且无归，纵饮新丰，歌呼拍张。记东都门第，赐书仍在；西州姓字，复壁同藏。万事沧桑，五陵花月，阑入谁家侠少场。相怜处，是君袍未锦，我鬓先霜。 秋城鼓角悲凉，暂握手，他乡似故乡。况竹林宾从，烟霞接轸；云间伯仲，宛洛蹇裳。暖玉燕姬，酒钱夜数，绾髻风能障绿杨。才人福，定清平丝管，烂醉沈香。
难怪陈维崧要在《沁园春·赠别芝麓先生》三首中动情唱出“四十诸生，落拓长安，公乎念之。……古说感恩，不如知己，卮酒为公安足辞”，喷吐出一腔“仆本恨人，能无刺骨；公真长者，未免沾裳”的知己之感。所以，当龚氏去世，讣闻江南时，陈维崧大恸不已，《采桑子·和纬云弟京邸春词韵》之七，“哭合肥夫子”云：
有人来自尚书墓，燕子楼中，红粉成空。树树衰杨夜起风。 非公人尽嫌余懒，絮酒难从，疏散谁容？头白羊昙路已穷。
康熙十八年（1679），陈维崧“鸿博”试后授检讨而供职北京时，回思往事，仍哀肠百结，感慨难已，写了著名的《贺新郎》追悼龚氏。词前有序说：
戊申余客都门时，风尘沦落，而合肥夫子遇我独厚，填词枉赠有“君袍未锦，我鬓先霜”之句。一别以来，余承乏词垣而夫子之墓已有宿草久矣。春夜偶读《香严》此词，往复缠绵，泪痕印纸，因和集中“秋水轩倡和”原韵，以志余感。昔夫子填此韵最多，集中尝叠至数十首，今者填词用此，亦招魂必效楚声之意也。并写一纸，以示伯通。
伯通，是龚鼎孳长子士稚的字。陈氏词云：
事已流波卷。忆春帆、酒中饶恨，将词排遣。填到消魂千古曲，烛泪一时齐泫。红渍透、吴笺蜀茧。知己相怜袍未锦，论深情、碧海量还浅。丁香结，甚时展？ 买臣自分难通显。又谁知、此生真见，禁林春扁。俯仰钟期成隔世，便化云中鸡犬。也刻骨、衔恩未免。今日锦袍虽换了，记前言、腹痛将他典。买素纸，向公剪。
情深一往，真正是铭心镌骨的感念，其伤痛的心绪一缕缕地抽向“吴笺蜀茧”之上，动人之极。此例已可证龚鼎孳为人行事的一个方面，尤足说明其在词坛上曾发生过的重大影响。
龚鼎孳先后有《香严词》、《三十六芙蓉斋词》数刻，后定本通称为《定山堂诗馀》。其词初亦多绮丽悱恻之调，但声情绵邈已不同于某些香艳体，后词风渐变为苍润清腴而多劲急味。他的领袖京师词坛是康熙初元以后的阶段，也即其晚期词风形成之时，而“秋水轩倡和”他一叠数十韵则是他“变声”的巅峰表现。
龚鼎孳纤秾有远意的词如《采桑子·无题》：
前身定解星前语，生就玲珑，多谢东风，放出桃花满镜红。
分明六曲屏山路，那得朦胧，心似孤蓬，长系残香薄醉中。
此外《点绛唇·咏草追和林和靖》、《罗敷媚·西郊冯氏园看海棠》、《小重山·重至金陵》等向被人称道。但他也和其他词人一样，无聊酬应、歌酒宴欢的篇什颇不少。
《贺新郎·和曹实庵舍人赠柳叟敬亭》是他别有感慨的力作，此即徐
《词苑丛谈》所称“龙松先生赠柳敬亭词”。其词云：
鹤发开元叟。也来看、荆高市上，卖浆屠狗。万里风霜吹短褐，游戏侯门趋走。卿与我、周旋良久。绿鬓旧颜今改尽，叹婆娑、人似桓公柳。空击碎，唾壶口。 江东折戟沈沙后。过青溪、笛床烟月，泪珠盈斗。老矣耐烦如许事，且坐旗亭呼酒。判残腊、销磨红友。花压城南韦杜曲，问球场、马弰还能否？斜日外，一回首。
他的《蓦山溪·登吴山吊伍子胥，用秋岳乌江渡韵》在当时也是独标新见的精辟之作：
银戈白马，跌宕人豪意。歌扇缕金裙，粉军容、江东绝技。水犀甲士，不上采莲船，雄略烬，老臣殂，一剑西风泪。 吴箫楚墓，炼就冰霜器。郢树矗青天，违君父、岂同儿戏。倒行呜怨，七尺等浮云，生有为，死何难，溅血非谗忌。
言外之意，有其难述处，也有曲折的自省心理。清初出仕新朝的一班大吏如这样借史事舒展隐蔽心态的作品甚多，此亦一个时代带有特异色彩的文学现象。
可考察龚氏暮年心态的重要作品为23首“剪”字韵《贺新郎》。词题虽不一，但大部分抒写其久经浮沉的感受以及和遗逸故交一起忆念旧事。词情或萧瑟、或清旷、或郁勃、或深沉，皆以气势驭才情，功力至深。如《青藜将南行，招同檗子等集雪客秋水轩即席和顾庵韵》：
帘飏微飔卷。正新秋、一泓秋水，一宵排遣。客舍高城砧杵急，清泪征衫休泫。随旅燕、栖巢如茧。老子逢场游戏久，兴婆娑、肯较南楼浅？眉总斗，遇欢展。 西山半角藏还显。记春星、扪萝孤照，“来青”残扁。早雁渐回沙柳路，催起臂鹰牵犬。虾菜梦、年年难免。且饮醇醪公瑾坐，问风流、军阵今谁典？花月外，舌须剪！
龚氏送曾青藜南行的“剪”韵词共二首，另还作有《百字令》。曾青藜是曾灿（1626—1689）的字，灿本名传灿，号止山，江西宁都人。其父曾应遴为前明侍郎，南都覆陷，父子共奔唐王政权，曾青藜以20岁之年独身支拄溃军。唐王死于汀州时，其父亦死，灿改僧服行游。后归山中与魏禧等“易堂诸子”结性命之交。继出游东南，卜筑苏州玄墓20馀年，以诗文交海内名流，有《过日集》21卷。曾青藜是个行径奇特的遗民，与各地潜在的抗清势力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晚岁以笔舌糊口四方，行踪遍南北而渐趋颓唐。龚鼎孳作词送行时，青藜才46岁，尚未尝忘世，正从玄墓山中出。故龚氏在另一首“剪”字韵词中写道：“六朝记室名尊显。况金闺、文章大手，群推轮扁。指点孙郎遗略在，岂似景升豚犬。”龚、曾属“忘年”交，相知甚深。如果按传统的说法，龚氏系一个事二朝之臣，和曾灿等泾渭有别，然而处明清易代之际，由朱明王朝、李自成起义军以及满族八旗贵族集团为核心的清王朝这三方构成的此消彼长的政治态势本极复杂，加之封建知识分子的文化历史背景的深远稳定所发生的影响，所以，各个层面上的臣僚的面貌各自有异，一把尺子想裁量一切是难切实际的。龚鼎孳既有复杂的经历，晚年心情却往往能在与故旧遗孑的交往中得到发抒，虽然仍隐蔽曲转，但比起别的同僚已淋漓尽致得多。《贺新郎》原是适于表现激宕悲慨情绪的词调，龚氏是填词好手，“随旅燕、栖巢如茧”这个意象既妥帖又见深意，准确地倾吐了内心的抑郁。从“老子逢场”到“遇欢展”，也可见其暮年的生活态度。“剪”字韵唱和的《贺新郎》词，那个“茧”字韵位至为关键，如把意象选定得好而准，是最能体现特定心态的点睛之句。“秋水轩倡和”之所以风行南北，不能不看到正是这个“茧”的物象太易触起人们心头的哀痛了。龚鼎孳的“栖巢如茧”固写得好，在其馀各首中，如喻离愁的“春蚕抽茧”，写身世的“沸汤投茧”，拟游子的“银蛾缠茧”，状世态的“乾坤围茧”，兆病身的“重衾堆茧”，譬月食的“明蟾封茧”……无不精彩迭出。即使感旧、悼亡也迥然不同向来习见的绵丽婉凄路子，如他有一首“剪”字韵词，题为：“《影梅庵忆语》久置案头，不省谁何持去。辟疆再为寄示，开卷泫然，怀人感旧，同病之情略见于乎词矣。”词写得十分缱绻又峭拔：
雁字横秋卷。乍凭阑、玉梅影到，同心遥遣。束素亭亭人宛在，红雨一巾重泫。理不出、乱愁成茧。骑省十年蓬鬓改，叹香薰、遗挂痕犹浅。肠断谱，对花展。 帐中约略芳魂显。记当时，轻绡腕弱，睡鬟云扁。碧海青天何限事，难倩附书黄犬。藉棋日、酒年宽免。搔首凉宵风露下，羡烟霄、破镜犹堪典。双凤带，再生剪。
冒襄的侧室董小宛（1624—1651）与顾媚，当年同为“秦淮八艳”中姐妹。龚氏与冒氏父子均为至交。“剪”字韵“送穀梁”一阕就是写给冒禾书的。康熙十年时，顾媚（1619—1664）也已逝去七年之久，龚鼎孳这首念旧忆往兼悼亡之词无疑是别具心声的。明清之交时，这批文人学士与秦淮诸名妓的离合悲欢大都带有浓重的政治色彩，所以，对往事的追忆并非仅是风流韵事的迷恋。“理不出、乱愁成茧”，正是这层深刻意蕴的反映。龚氏此词中“羡烟霄、破镜犹堪典”一语特别值得玩味，他的特有的曲折心境于此表现得极形象。比起冒襄来，龚鼎孳的“破镜”之感尤为沉重，天上的“破镜”尚可一典，人间的、他此生的这面“破镜”的价值就难说了。他心头是有块铅压着的，在“爱白璧、微瑕全免”（《为檗子寿》句）的朋友面前他不能不自愧有加的。这个身居显宦、名重一时的龚芝麓说到底也真很可悲。
以上例证已能说明，论述和评价龚鼎孳的词以及其一生心性，舍去他的“秋水轩”唱和之作是不全面的。
龚鼎孳长子龚士稚（伯通）著有《芳草词》，才情与意格均远逊于其父。
顾媚有词三首存见于《众香词》。媚，初名眉，字眉生，号横波，又字智珠。本籍上元（今南京）。工小楷，善画兰，时称“有儿女英雄之气”者。其《千秋岁·送远山李夫人南归》一首是赠送李元鼎之室、女词人朱中楣（字远山）的，颇有情致：
几般离索，只有今番恶。塞柳凄，宫槐落。月明芳草路，人去真珠阁。问何日，衣香钗影同绡幕？ 曾寻寒食约，每共花前酌。事已休，情如昨。半船红烛冷，一棹青山泊。凭任取，长安裘马争轻薄。
梁清标也是“尊前酒边借长短句以吐其胸中”的“辇毂诸公”中著名人物。
梁清标（1620—1691），字玉立，号苍岩，一号棠村。河北正定（一作清苑）人。明崇祯十六年（1643）进士，亦曾留北京受李自成政权所授职。入清累官至尚书大学士。著有《蕉林诗集》18卷。其《棠村词》凡三刻，初为其弟子徐所辑仅数十阕，后刊入《国朝名家诗馀》，最后汇刻为正、续二卷。
谭莹《论词绝句》评梁氏词说：“海棠开后芭蕉绿，一品官闲独倚声。”梁清标官至极品，其实并无大作为，一“闲”字很切其实；至于词的名声极大，一是位高人望重，二是门弟子如汪懋麟、徐等皆为词坛名家，推誉过甚。《棠村词》以雍容华贵称，诚如陈廷焯所说：“词尚秾艳，语必和平，自是福泽人声口，然论词未为高妙。”（《白雨斋词话》卷三）小词《金凤钩·燕来》是集中佳制：
忽闻燕来何处？向树底、双双小语。一春消息，故人情重，不爽佳期唯汝。 自怜每被多情误。频劝取、不须飞去。絮泥衔得，为谁辛苦？空傍人家门户。
梁清标之兄梁清远（1608—1684），字迩之，号葵石。顺治三年（1646）进士，由刑部主事官至吏部侍郎，坐事降通政使，即请养归。著有《祓园诗馀》1卷。其《念奴娇·秋日赴西庐习静，用蕉林弟赠行韵》中说：“廿载功名，几般心事，双鬓愁衰白。”对宦情颇有勘破处。又有梁允植，字承笃，号冶湄，为清标之侄，著有《柳村词》。冶湄官至福建延平知府。其在杭州任上时与西陵词人群如陆进、陆次云等唱和甚密。其词较流动，不空疏。如《行香子·闻雁忆家》：
野阔霜清，月落河明，正东方、三五疏星。塞鸿惊唤，蕉鹿初醒，似衡阳书，琵琶曲，上林声。 故乡秋老，锦绚西屏，绊浮踪、望断归程。迢迢北雁，字点天青，羡过恒山，度滹水，傍神京。
当时京师大臣中能词的尚有王崇简（1602—1675）。他字敬哉，宛平人。崇祯十六年（1643）进士，经历与梁清标相似，入清官至礼部尚书。著有《青缃堂集》附词，所作多题图酬和之篇。又有李天馥（1637—1699），字湘北，号容斋，安徽合肥人。顺治十五年（1658）进士，官至武英殿大学士。著有《容斋诗馀》。李天馥与子李孚青（字丹壑）均少年登科，有慧才。天馥词以“闺情”为多。
（二）秋水轩倡和·周在浚·《词汇》之争·何采
“秋水轩倡和”发生在康熙十年（1671）秋，是“辇毂诸公”发挥影响力的一场社集性质的群体酬唱活动，也是“稼轩风”从京师推向南北词坛的一次大波澜。
“秋水轩”原是孙承泽的一所别墅。孙承泽（1592—1676），字耳伯，号北海，又号退谷，顺天大兴（今北京）人。明崇祯四年（1631）进士，官至刑科给事中。李自成入北京，授四川防御使，降清，累官至吏部左侍郎、左都御史，以与陈名夏关系被劾休致。孙氏是个经、史学家，与周亮工、龚鼎孳、梁清标等同道交善。故亮工之子周在浚居北京时，孙氏借“秋水轩”为其下榻所。汪懋麟《百尺梧桐阁集》卷三《秋水轩诗集序》对此有记述。因关系到清初词史一大事，文献可贵，摘其要于此：
退谷先生有轩三楹，在都城西南隅。下临城濠，疏柳行列；开轩而眺，西山郁苍直入窗户，其下清流潆洄，可鉴眉须。入其中者，恍在江湖旷朗之境，而忘其为京师尘土之乡也。先生爰以“秋水”名其轩。周子雪客假馆于斯，一时名公贤士无日不来，相与饮酒啸咏为乐。……雪客为栎园先生令子，爱山水，喜文字；今舍白门江山清润之地，来游京师，又当市廛牙侩车马杂沓，乃能闭门踞床，开轩面水，终日与诗书贤达相接……夫人处静则思一，处动则思扰，苟动而不失其静，尚能一其心思，发为歌咏，则其志可知矣。
在“京师尘土之乡”择一“江湖旷朗之境”，这是“境”的逆反；处“动扰”中而持“静思”，此乃“心”的逆反。周在浚以此“境”此“心”，作东道，主酬唱，是人们认识这场“倡和”活动不应忽略的深层心理。
关于“倡和”的起因，曹尔堪有《纪略》叙其详：
周子雪客至京师，侨居于孙少宰之秋水轩。轩在正阳门之西，背城临河，葭芦秀其阴。当夏雨暴涨，水痕啮岸，卷帘凭几而观之，不啻秋水一壑，心骨俱清，此亦都市中之濠梁也。雨后晚凉，停鞭小坐，见壁间酬唱之诗，云霞蒸蔚，偶赋《贺新凉》一阕，厕名其旁。大宗伯公携尊饯客，见而称之，即席和韵。既而露垂泉涌，叠奏新篇，可谓濯绮笔于锦江，吐绣肠于沙籀者矣。檗子、方虎同授餐于宗伯，亦击钵而赓焉，均工组练，并擅赋心。
同时，王士禄的《题词》说：
今夏顾庵来京师，觞咏之乐颇极流连，独不甚及词。顾庵去两月，从雪客所读“秋水轩倡和”，始知复有“扁”字韵《贺新凉》六首，合肥宗伯及檗子、方虎、纬云、雪客诸君相继和韵，多者二十馀首，少亦不下十馀首。
汪懋麟《词序》又说：
及读《秋水轩倡和词》一编，始于南溪学士，而广于合肥宗伯，纵横排宕，若瑜亮用兵，旗鼓相敌。一时名流相与争奇夺险，愈出愈工。如檗子、方虎、伯通、雪客、古直、纬云、湘草诸君，俱各挥洒流畅，妙极自然，无复押韵险涩之迹；而西樵考功最后成六阕以为之殿……词非一题，成非一境，统冠之以“秋水轩”者，大都登坛树帜，鼓诸军之气，而卒以奏成功者，雪客之力为多也。称“秋水”，不忘所自云耳。
从以上诸题记序跋中可以概括出这样几点：被杜濬（茶村）在《词引》中推誉为“词场一时之盛”的“秋水轩倡和”，（一）由曹尔堪首唱开题；（二）是龚鼎孳响应并大力推波助澜；（三）经周在浚主持其事，并广泛征集辑录成编；（四）最早唱和的作者是曹尔堪、龚鼎孳、纪映钟、徐倬、陈维岳、周在浚。继之者是王士禄、杜首昌等，逐益扩大增多。
今存“遥连堂”版刊的《秋水轩倡和词》共收26家，他们是：曹尔堪7首，梁清标2首，龚鼎孳22首，纪映钟17首，徐倬22首，王豸耒12首，陈维岳12首，沈光裕2首，宋琬1首，王士禄6首，龚士稹8首，陈祚明3首，张
3首，曹贞吉4首，吴之振1首，汪懋麟2首，杜首昌4首，周在浚15首，王概4首，王蓍5首，宗元鼎4首，蒋文焕6首，冯肇杞5首，吴宗信1首，黄虞稷6首，张芳2首。
这22家“词非一题，成非一境”的“剪”字韵（或称“卷”字、“扁”字韵）《贺新郎》（即《贺新凉》、又名《金缕曲》）作品约有三分之二系周在浚南来北往时诸地世交好友所酬赠。这说明周氏在这场持续多年的唱和浪潮中所起的横向串联作用。顾贞观《弹指词》中有阕《金缕曲》的题序说：“秋水轩词一韵累百，皆淮南、檇李二公与都亭诸搢绅韦布唱酬名作。适承远寄，聊复效颦、和徐方虎灯下菊影。”事实上，当其时“秋水轩”和韵之作何止“累百”，当然也远不止上述所辑的22家，大江南北先后邮筒互寄者真是洋洋大观，诚所谓“词场一时之盛”。遗憾的是，论者向来对这一词史盛事未加注意，以至如陈乃乾《清名家词》辑编到严绳孙的《秋水词》时说：“《弹指词》、《纳兰词》俱有‘秋水轩韵’《金缕曲》，系用‘卷’字韵起，‘剪’字韵止。……今《秋水集》未载一阕，想另有雕本也。”误将严氏《秋水集》误为《秋水轩倡和词》。
“秋水轩”之集虽然没有提出任何主张和宗旨，但从前引题记文字中可以感觉到一种“心骨俱清”为貌、“纵横排宕”其神的离心情绪。唱和篇什中所激射的莫名的悲凉和惆怅、难以言传的郁积极其显然。最初参与倡酬的又大都寄居龚鼎孳等幕下的遗逸之辈和故家子弟，尽管笔下并非一境一题，但心志基本上是一气通同的。
现分别就这场唱和的几个主要词人及其所作“剪”韵词略予评述。
前章谈到曹尔堪是清初三次影响最大的唱和活动的发起者或为主参与者。这次唱和距杭州的“江村唱和”和扬州的“红桥唱和”已有七八年之久，三次唱和，词风一次雄健于一次。康熙十年曹顾庵到京，是为了结案情。前于此他是“放罢”，后于此则是“事白”而真正南归乡居。所以，当时他内心的感慨与愤懑以及力求自我超脱的情怀十分浓郁。他的选择“卷”、“遣”、“泫”、“茧”、“犬”、“免”以至“剪”这些韵脚都与他的心境有不可分割的关联，因而词才写得如此感人。曹尔堪起始的“雪客秋水轩晓坐柬檗子、青藜、湘草、古直”一阕就是寄感喟于萧散中的佳唱：
淡墨云舒卷。旅怀孤、郁蒸三伏，剧难消遣。秋水轩前看暴涨，晓露着花犹泫。贪美睡、红蚕藏茧。道是分明湖上景，苇烟青、又似耶溪浅。留度暑，簟纹展。 萧闲不羡人通显。笑名根、膏肓深病，术穷淳扁。衮衮庙牺谁识破？回忆东门黄犬。沧海澜，吾其知免。埋照刘伶扬酒德，倒松醪、好把春衣典。词赋客，烛频剪。
“郁蒸三伏”是心境写照，“晓露着花”、“红蚕藏茧”是案情事白的情貌，以“秋水轩”权作西子湖、若耶溪——家乡湖山——“留度暑”。接着点明看破宦海凶险，深悔当年“名根”作祟，差一点成为“庙牺”——祭坛的牺牲物。此实为警策之语。
他的“南归留别”一阕写得尤好，既不忘世事，又决心与仕途诀别了：
鱼直篷偏卷。但传闻、锋车绣斧，重臣分遣。抒轴空时民力尽，寡妇秋原泪泫。何处贡、八蚕成茧。薄薄酒香聊送日，福难消、莫怪杯中浅。山远近，翠屏展。 诸公台阁文章显。自归来、悬壶村巷，牛医非扁。检点行囊存犊鼻，游倦相如字犬。谅渴病、今生可免。白木柄边书簏敝，授生徒、饭罢翻经典。畦畔韭，雨中剪。
上片直言不讳地心切民瘼，下片明言决意断“名根”、铲风雅，去做个“授生徒”为稻粱谋而又清静自在的平民百姓。在清初人词中，这样真率的词是很难得的。
“秋水轩倡和”是曹尔堪最后一次辉煌的词创作活动，他的七首“剪”韵词标志着他的最高成就。有的文字说曹尔堪乡居以后的词风渐趋恬雅，是毫无根据的论断。《南溪词》刊于康熙六年（1667），并未收入他最后十二三年里的作品。“剪”字韵词应是今天能见到的曹氏最晚出的篇什了。从曹尔堪词的衍变，可以感觉到，清词已不可逆转地要发生新的腾跃，因为有个性有艺术使命感而又遭致种种压抑的作家，都将自觉不自觉地在沿着一条足以表现自己“这一个”的道路走向前去，追踪着某种与一己心灵频率相适应的审美倾向。
句容籍著名词人张芳在序周在浚《梨庄词》时说：“秋水轩倡和”是“一时词客，藻制如云”。这“如云”的词人中，纪映钟是重要的一个。
纪映钟（1609—1681后），字伯紫，又作伯子、檗子，号戆叟，晚号钟山遗老。江苏上元（今南京）人。少为诸生。崇祯末年张溥等立“复社”，四方响应，纪氏为一方领袖。尤以诗名于世，与同里顾梦游齐名，梦游不出里门而映钟橐笔游四方。明亡后躬耕养母。其早年与龚鼎孳友善，晚年遂客于龚氏寓京10年之久。龚殁，南归移居仪真。著作有《真冷堂集》等数种均无传本，后人辑编《戆叟诗钞》4卷。其妹纪映淮、女纪松实，皆能诗词。
纪映钟在清初是极负盛名的词人。集既佚，今可辑见者仅29首而已，其中“剪”韵词17首。
纪氏词典型地表现出看透浑浊世态，冷眼横向壁下卧的情绪，有一种复杂的离心倾向。到了康熙初期，人心思治，大势已定，即使坚决抗清的志士，此时也大都潜心著作或深隐溪壑低吟自哀了。他们甚至还不反对较年轻的友辈和自己的子弟去出仕。问题是，欲仕而难能见用，才人时遭沦落，这又是封建社会习见的事。于是，怀才不遇、有志难展的文人与纪映钟这一类型的遗民，在脱俗情绪、离心倾向上能获得沟通，何况相互间本有各种联系和交往。他们之间，一方面是从沉痛和压抑下逸脱，力求自持，力求解脱，另方面则在重压下追逐自立。“秋水轩”活动可以说正是这种态势下的一次离心情绪甚浓重的合拢。这较之扬州词坛更具时代色彩。在这次聚合中，陈维崧三弟陈维岳是一种类型，本书“阳羡词派”一章中将有论述；纪映钟是前一种类型。起凝聚、沟通各方面词人而具有中介作用的则就是龚鼎孳、周在浚。对“秋水轩倡和”活动中群体构成原因作这样辨析，不仅较能理解何以其中会有纪映钟这样身份的词人及作品，而且可能探索当时词风起变的多种背景。
最能验证纪映钟萧散狂逸情绪的是他的《贺新凉·自题像次曹学士韵》：
素发连蜷卷。这痴翁、非君非牧，谁招谁遣？偌大乾坤凭啸傲，不肯学人啼泫。随饮啄、川篱谷茧。老屋孤松恒作伴，覆床头破瓮香浮浅。膝长抱，何曾展？ 诗书也读羞名显。趁良辰、郝隆独晒，腹囊皮扁。一任朝光侵户牖，好睡朱檐偎犬。起迓客、寒温双免。但话桑麻寻水石，有茶枪、酒董奚双典？秋水棹，吴淞剪。
“朝光”侵户，我自“好睡”；羞显虚名，自我陶怡；不作“啼泫”，啸傲自在……诸如此类，全是顽强地持独立不倚、与世离异的狷介个性。
当然，纪映钟毕竟不是不食烟火之人，他不可能真那么超尘出世，心头的积郁远难消解。他在《赠徐方虎》二首之二写道：“何物客怀卷？感浮生、雨饕雪虐，暑驱寒遣。三十年来沦落恨，泪与墨珠同泫。更老至、胝胝茧茧……”自甲申（1644）到康熙辛亥（1671）言其整数为“三十年”，一提起这段急风骤雨、陵谷崩迁的岁月，他就不可能萧闲以处。所以，完全可以说，“一任朝光侵户牖”的逆反离心情思，其实是正与“三十年来沦落恨”互为因果的表现。因而，他在《送曹子顾学士》之一的下片会显得如此激动：
奇奇怪怪都平显。看通都、侏儒排队，齐谐题扁。野乌为鸾何足诧，更道槃瓠非犬。浮大白、胡卢难免。老至文心生变化，喜先生“典论”真真典。幽燕将，薄王翦。
对世态如此熟谙，见怪已不怪；于世俗如此愤疾，戟指而笑骂。这些都表明纪映钟冷眼而高卧并非不入世间。本来就没有真正的“隐士”，所谓“隐”，其实质只是“离”而已。他与曹尔堪这样的逐客遣臣就是在这一人生观念上引为知己的。
所以，徐倬的《寿檗子先生》一阕说纪映钟“逃名不得名偏显”，并认为“除是藏身酒世界”，否则欲“逃”亦不得。事实上即使藏身“酒世界”又何尝能逃世逃名呢？倒是陈维岳《柬檗子》词的下片说得较准确：
少微望气偏嫌显。又何妨、真人无位，山人无扁。料理向平婚嫁了，次第纳羊牵犬。只酒债、寻常难免。我数酒悲无赖极，让建康酒德堪型典。狂语在，先生剪。
陈维岳说出了无位无扁（匾）也不能隐而不显，酒坛之内同样酒悲无极。比较现实的是“青峰作茧”，远离十丈软红尘的环境，因而祝他“闻道瓜州留别业，办一丘一壑装资浅”。纪映钟最后确也是终老在紧邻瓜州古渡的真州（仪征）沿江小邑中。
“秋水轩倡和”群体中另一位重要词人徐倬，却以与龚、曹、纪以及陈维岳等激昂慷慨的声调很不一样的情韵，参与了这场大唱和。
徐倬（1624—1713），字方虎，号苹村，浙江德清人。他10岁就童子试，冠一军，17岁受知于会稽倪元璐，因从之学，奠定了其学识渊源以及与故旧老辈的深刻关系。徐倬是康熙十二年（1673）进士，“秋水轩倡和”时尚未得志。他官至侍读告老，后以呈进所编《全唐诗录》，擢礼部侍郎衔。徐氏寿至九十，诗文皆获高名，在归养十年时期和告老后，尤专意著作。有《水香词》。
徐倬少时与冒襄父子友善，晨夕唱和，早擅词名。他的词节律舒展柔和，较为含蓄，这在“剪”字韵唱和词中也仍能明显感到。最为人称道的作品要算“灯下菊影”词，但细加品味仍不如《贺新凉·中秋咏月是夜月食》有意味：
碧海晶帘卷。问姮娥、清辉须惜，浮云须遣。几点忧时嫠妇泪，迸作九霄露泫。星影散、漫空飞茧。此夕风光犹较可，忍来宵、素魄留痕浅。桂华蠹，愁何展。 斗边一角银河显。怨无端、投壶笑巧，南箕舌扁。更怕寒芒分道出，恼乱人间鸡犬。天上恨、婵娟难免。自有凌云修月斧，奈琼楼玉宇非专典。霓裳袖，阿谁剪。时有复差巡方之议。
小注是“点睛”之语，将迷离恍惚、若隐若现的词意全部托起，深度毕现。徐倬此词忧时悼世，深为“人间鸡犬”又将备受骚扰而不安。天上婵娟犹难免有恨，人间“嫠妇”将何以度日？词情宛委已极，亦怨怼已极。
从上面各家词人的不同侧面、不同角度的纷繁心绪的铺陈中，从抽理难清如蚕茧的词境里，可以看到层次各异的作者的精神世界。这是一个令人心烦意乱的年代，是个“雨饕雪虐，暑驱寒遣”的痛苦岁月。“秋水轩”群体的成员在艺术倾向、审美情趣上原来并不一致，在词的流派崇尚上各有所好，但是他们却为能惬情惬意地表述心态，倾吐某种普遍的带有共同倾向的心声，竟默契和协地在同一时空里和声齐唱，而且唱和得十分成功。这生动地表明在那抑郁烦人的年代，词人们谋求能够一吐块磊、畅抒情怀的愿望是如此一致，又如此强烈。时代在潜意识的鼓胀下正召唤着与之相顺应的流派的涌现，于此又可得一消息。
现在需要论述《秋水轩倡和词》的主持并组织者周在浚。这是康熙前期二三十年间词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
周在浚（1640—1696后），字雪客，号梨庄，河南祥符（今开封市）人。周亮工之长子，以贡监生考充国子监官学教习，后又曾官经历。周在浚夙承家学，淹通经史，著有《南唐书注》19卷及《梨庄遗谷集》，并以《花之词》、《梨庄词》擅名于世。
周在浚才华早发，“秋水轩倡和”时年方32岁。他出世不久，即处大动乱之时代，其父周亮工仕清后又几经波折，甚至锒铛入狱，这些都对周在浚认识世态人情有很大影响。他与明朝其实并无大关系，况其父又早出仕于清廷，然而他却不时在诗词中寄注着对故国的深沉追怀，所交游的也大多是故臣遗老如杜濬、张怡等。他有《临江仙·秋夜同杜茶村坐雨》词云：
专为留君悬榻，且同秉烛看山。汝南故迹尚名湾，陆张随水逝，剩我两人间。 听雨清宵寂寂，论诗老气桓桓。几多感慨酒杯间。纷纷看世事，可得稳牵船？
末二句显然是深具切肤之感的话。又前调《舟行青溪，望旧内故址》说：
今日瓜畦菜圃，当年凤阙彤庭。一湾流水御沟声，淙淙三百载，呜咽尚难平。 人说南朝旧事，风灯石火堪惊。只因无泪洒新亭，纷纷争定策，大厦任教倾。
周在浚以史家之笔作诛心之论，俯仰古今，哀痛甚烈。这种情思在《满江红·旧内》的“三百年来如梦幻，万千事过成飞电。记门前金匾尚辉煌，同樵爨”等词中有大量的流露。他的《贺新郎·寄佟子俨若。俨若为章贡抚军仲子，豫章变乱中，抚军多所救获，而俨若左右之力居多》词表现了忧戚民生的怀抱。佟俨若，名世思，一字葭沚，号退庵，镶蓝旗籍，官广西思恩知县，亦词人，有《与梅堂词》。又其兄佟世南，字梅岑，有《东白堂词》，又与杭州陆进等合编《东白堂词选》初集15卷。世南久居金陵，与周在浚过往亦密。周氏《贺新郎》第一首声情甚凄哀：
故里惊风鹤。叹年来、干戈抢攘，闾阖漂泊。幸有仁人开幕府，户牖一时新凿。老与幼、免填沟壑。江上捷书来次第，便山中客也添欢乐。君佐理，得良药。 楯头磨墨池常涸。每寻思、太平长策，灯前斟酌。粤海闽山看渐复，父老刀头求活。闻只向君前匍匐。我欲从军聊借箸，怕鹑衣人笑来持钵。长啸处，江天廓。
孔传
辑本《梨庄词》有补遗之作《忆馀杭·庚申春日纪事》。庚申为康熙十九年（1680），词极写民不聊生之悲：
刮尽榆皮无可食，雀鼠都完人菜色。卖儿能得几文钱？卖女更堪怜。 出门尽日风沙恶，柳叶才青春便落。野田惟剩火磷磷，鬼语夜相闻。
词以赋法直叙，但情事真实，故感人的力度甚强。周在浚词的特点在于富具“史”的观念，笔致劲拔苍遒，很少柔媚姿态，从以上数例已可证见。
康熙十年，周在浚抵京下榻“秋水轩”时虽年方壮盛，但一种“俯首风尘”而又面对“官逋如虎”的慨然情思，已深有“似枯桐叶老逢霜打”（均见前引《贺新郎》之二）的痛楚。到他一年后南归白门时，更唱出“回首燕台云际望，雪里孤鸿飞骑。……阅历尽、世间滋味”（《西河·客西河沿之秋水轩一载矣，岁晚南还作此为别，用稼轩韵》）。这一切都是周在浚组织“秋水轩倡和”时他的心境基调。从其《贺新郎·次汪蛟门舍人韵为柳敬亭作》的“今古兴亡堪指掌……从此去，须钳口”云云中也都可以得到印证。所以，他的精心组织，广事征集这场酬唱，是别有怀抱的一种寄托，不是纯出于某种雅兴。他对词这种文体在当时所能起的作用深有所悟，因而有意鼓涌起一股壮豪之风以泻心头的愤懑。这种意识性的明确，可以从他《答王西樵考功兼呈阮亭仪部》的“剪”韵词中窥得：
新句几成卷。羡群贤、争奇斗险，笔随心遣。秋水盈盈秋月皎，又见雪花凝泫。传写盛、富饶鱼茧。竞效辛苏欧柳调，笑鲰生、逐队真疏浅。公再叠，才雄展。 词坛当年琅琊显。忆年时、红桥佳咏，平山题扁。仙佛英雄同一体，何必乌龙化犬。愿从学、迂疏可免。兄弟比邻同倡和，看更深、秉烛征坟典。惭蹇劣，望公剪。
周氏此词是答酬王士禄《题雪客秋水轩》一词中“君家世以诗名显”之句的。当时，王士禛已不作词，周词答士禄而连类及于士禛，意在点出往昔广陵词坛的“仙佛英雄同一体”的盛举。他的“愿从学”的意向也就非常清楚了。
“仙佛英雄同一体”正可理解为熔铸百家，众体并存，当年扬州词坛的重要业迹亦在于此。然而周在浚是个“倚声而歌，啴缓曲折，寻变入节，有气行乎其间”的词人，他所追求的是如“兵法以鼓进曰填然鼓之，作其气也”（均见张芳《梨庄词序》）的填词门径。所以，期能掀起意气跌宕的“尤多商羽之声”的“新情振起”的词风，乃是周在浚的理想境界。南宋大词人辛弃疾在《美芹十论》中的名言是：人贵有“气”，并以之贯串到“稼轩风”的创作实践中去。因此，他拈出“竞效辛苏欧柳调”一句，既有“同一体”的一面，而侧重“寻变入节”的一面也是显而易见的。
周在浚在“秋水轩倡和”的活动中得到龚鼎孳等的支持，应该说是实践了他的词学观念的。他的这一观念又始终坚持着，贯彻着，到康熙二十年（1681），他与杭州卓回在编辑《词汇》时发生的一场方针和主张的争论，更值得史家们关注。江浙宁杭之间的这场词风主张的争执，是清康熙初、中期词坛风尚嬗变阶段备具典型的史实，是考察清词发展以及阳羡、浙西诸派兴替消长过程的重要事件。
《古今词汇》编纂人之一的卓回，字方水，号休园，浙江仁和（今杭州）人。其父卓发之，兄长卓人月皆能词，人月尤著名。卓回编《词汇》并与周在浚一度合作的起因，《梨庄词》的序中有过叙述：
余去秋游通、潞，偶以语严子，灏亭击节称快云：子盍归而谋诸梨庄，急公所好于天下，令人知溯源穷流，岂惟观水之术应如是。将词苑功臣唯二子莫与京……
严灏亭，名沆，浙江馀杭人，亦擅词，尤工诗，是“金台十子”之一。严沆告诉卓回，周在浚“苦辛搜葺宋元秘本百十家，厘然备美可观”，并绍介其到南京见周在浚。谁知当《古今词汇》付刻时，卓方水在六条“凡例”中却如此写道：
忆与梨庄铅椠经始，拟“三编”系以今词，非四五百页不尽诸家之胜也。忽忽三年，梨庄兴且阑珊，予又衰迟日甚，既患采取不周，复以梓费乏绝，从坐客之论，绌而为二百馀页……
二年息影里门，村深路绕，见闻绝寡。凡时贤稿本，梨庄收罗虽广，颇吝传示，余窃忧之。今长令、松令与令式，蹶然有汇选“四编”之志，旦晚书成，或能补过。
《凡例》字里行间充满着对周在浚的非议。“兴且阑珊”，是指责周氏无意合作；“收罗虽广，颇吝传示”，更是批评奇货自居，秘而不宣，变得毫无诚意了。《词汇三编》选录的是“今人词”，原也是两人合作的，刊刻时卓回删却一半，而推说是“梓费乏绝”。事实当然并非如此，删去的显然是周氏主张入选的那些作品。再从“四编”的汇选已定计划，归之于他的子侄辈名下看，卓回完全撇开周在浚拟自完其事的心思是很清楚的。
其实他们的分歧并非自“三编”始，还在南京商讨两宋词的选定时已经难求意见一致了。《梨庄词》中有《贺新郎·钱塘卓方水年七十，走数百里来白下，觅予合选〈词汇〉，于其垂成，作此志喜再用瑶星韵》二首已讲到了艺术眼光的相左：
辛似天边鹤。听云中、一声长唳，翔翔高泊。且道涪翁能绝俗，却又怪他穿凿。苏又别、生成丘壑。柳七苦遭脂粉涴，但红牙低按供人乐。医俗眼，少灵药。 吾曹肯使源头涸？漫搜求、缥缃秘籍，互加斟酌。大雅独存真不易，陈腐何能生活？况又是、依人匍匐。堆垛饾饤尤可叹，叹昔今、传习非真钵。披毒雾，见寥廓。
举世何为者？展双眸，纷纷攘攘，尘埃野马。只有披裘垂钓客，来入汝南诗社。共太息、淫风变雅。戛戛陈言之务去，看谁能、自把胸怀写。学绮语，苦无暇。 惭予双眼难高下。展残编、研朱和露，任情挥洒。尔我忘形无芥蒂，去取胸怀不挂。更何必、经冬历夏。七十老翁偏好事，夜焚膏、手录更三打。垂成日，快心也。
对这位70高龄的忘年交，周在浚还是尊重的。尽管在“取”与“去”之间有异议，但他表示不必存“芥蒂”。然而在主张和观念上不一致是回避不了的，所以他一开始就标举“辛似天边鹤”！对于词，周在浚表现出一股异常坚毅的“医俗眼”的自信力。他不仅直接提出“自把胸怀写”的词的抒情主体性的明确观点，而且在“吾曹肯使源头涸”的反诘中显示了他存“大雅”、传“真钵”的意向和廓清迷雾的决心。“辛似天边鹤”的崇高评价正是确立在这种抒情观念（“任情挥洒”）和追索源头活水的信仰基础上的。
然而卓回和他的分歧恰恰就在对辛词评价等问题上发生了。在《词汇》的《凡例》中，卓氏说：
词调风气聿开，拘士扁心，专尚香奁，弊流鄙亵。于是英人俊物，襟怀宕往者，起而非之，悬旌树帜，聚讼不休。余以为皆非也。夫矜奇负气，舍稼轩、坡老安倣？缠绵温丽，舍清真、花庵奚归？然苏、辛未尝乏缠绵温丽之篇，黄、周时亦露矜奇负气之句。大要不失“绝妙好辞”四字宗旨耳，此可令两家扪舌者也。
尽管卓回语调似颇平正，从两个方面予以辨正而提出“绝妙好辞”的宗旨，其实他的非难稼轩词的“矜奇负气”的内涵是十分明白的，与周在浚“听云中、一声长唳，翔翔高泊”的评断适成对照。卓方水还特别提出他不采纳流寓南京的名词人张芳的某些建议，而张芳恰恰是赞肯“新情振起，屡变不穷，尤多商羽之声”的词风，主张“气盛则物之大小毕负”的。
卓回持这样的词学观并不奇怪。浙中词风长期承沿陈子龙为代表的“云间词派”，而如沈谦《东江乐府》尤多阑入“花间”、“草堂”，在杭州地区影响最大。到康熙初，“西泠”（或称“西陵”）词风渐变而趋尚南宋周密《草窗韵语》一路，陆进《巢青阁诗馀》等即为代表。所以，卓氏标举“绝妙好辞”四字不是偶然事，此中消息很清楚。这样，周、卓两家在审美倾向上的差异自是难以统一的了。
这是一场相当尖锐的争辩，在当时颇有影响。参与《词汇》审定工作的杭州词人仲恒对此也发表过自己的看法。仲恒，字道久，大诗人查慎行的姨父，著过《仲氏词韵》等。他有《雪亭词》16卷，在卷十一存有《满江红·同人辩论词体，即席分赋》三首，其第一首云：
愁对秋光，闲检点、破愁诗卷。还自笑，揶揄鬼市，讥评月旦。千百载传真蕴藉，二三子志胡冰炭？按红牙、字字寄商声，随征雁。 今与古，谁堪辨？青与白，还相半。任少年情绪，西园梁苑。郊岛不妨寒瘦调，苏辛翻尽风流案。唤西风、吹净碧天云，明双眼。
仲恒在“二三子志胡冰炭”的辩论中，持的是折衷态度：今古难辨，青白参半，绮丽固可，寒瘦无妨。但在肯定“苏辛翻尽风流案”的同时，又并不赞同周在浚的观点，这从第三首的“怪纷纷、侈口说真传，谁穿凿”的结句语调中可以感知到。
本节特意绍述《词汇》编纂宗旨的分歧和论争，除了证明周在浚其人在词史应予以重要位置外，还在于说明：（一）任何历史年代中的词的发展史实，都有它具体的内容，“史”并不就是作家作品平面排列的“静止”的组合，而是有其运行的“动态”的面貌。《词汇》之争又一次证明清词初期是一直处在矛盾冲突而又相互转化相互组合的过程中。这是从一般规律上谈它的意义。（二）从特定内容上说，周、卓之争是清词进入一个重要转折时期的具体标志之一。因为这场争论发生的时间，正值清词又将出现大变迁阶段。其时浙西词人群已在政治中心的北京发挥巨大影响，《词综》和《浙西六家词》先后问世，《乐府补题》重新刊刻，以朱彝尊为领袖的浙派正开始进入炙手可热的兴盛期。此时陈维崧在极沉闷的心境里，病贫相加，不久即逝于北京。关于这些重要流派和作家，在后面几章都将有详论，此处的提及是为从背景上能更清楚看到这场争论的实质。如果再从人文地理的角度考察，那么又有一个微妙而多兴味的现象出现在眼前：即南北词坛的风气正随着政治局面的衍变而发生逆向转化。周、卓之争时，周在浚已长期寓居南京，其时在白门和周氏唱酬并声气通共的除了乃父周亮工的故旧之交，如何采、张芳等外，主要的就是当年“秋水轩”唱和的成员如杜首昌等。而前些年群集白下“瞻园”龚翔麟府邸的浙西词人则自康熙十七年（1678）夏秋起纷纷北上京师，在皇城构成了以朱彝尊为核心的词人群。
“辛风”南渐，浙派北移，清初词史上这个鲜明轨迹，十分有力地证实了顾贞观、谢章铤所说的“得大力者负之以趋，宗风大畅，诸派尽微”的现象的客观存在。既然政治力量始终左右着词坛的风尚，那么，在“野”色彩甚浓的周在浚所力主的“自把胸怀写”的词学主张的不可能继续坚持是必然的。应该说，从《秋水轩倡和词》的编辑的顺利，到《词汇》编纂的严重分歧，正是那段史实演变的外现景观。而且来之于卓回的异议还只不过是形诸表面层次的现象，更深层的对“自把胸怀写”主张的剥蚀还在后面。然而，不管怎样说，这场争论毕竟为人们提供了探索某些规律极有价值的信息和事实的。
与周在浚南北相随，在词学活动中关系最称紧密的杜首昌既以诗词称于世，又擅书法，是个没有科举功名的名士。
杜首昌（1632—1698后），字湘草，江苏山阳（今淮安）人。著有《杜稿编年》和《绾秀园诗词选》。“秋水轩倡和”时，他年正40，龚鼎孳有“为杜湘草四十寿”的“剪”韵词。词中说他“国士祠边弹剑出，笑千金、一饭酬恩浅。燕赵地，壮怀展”，但最终杜首昌并未见“壮怀展”，到处随幕而已。又说“纵横八法临池显，傲诸家、隶人寒饿，墨猪肥扁”，是盛赞其书艺。杜词多云在水流之趣，例如《减字木兰花·同蔡玑先游湖心寺》：
夕阳无奈，挂在小桥秋水外。细数归鸦，一半留栖古佛家。 香清钟静，闲倚山门鸥鹭近。记得花开，拄杖同君缓步来。
与通常写闲情逸致而多套话不同，杜氏善以境界的构筑来出心志。其攫取景色的巧劲奇想也可从首句得见。
张芳于周在浚为父辈，但在词学观念上足称忘年知己。
张芳（1612—1695后），字菊人，号鹿床，顺治九年进士，曾官县令，很早即解组。江苏句容人，长期侨居金陵。享寿在84岁以上。著有《安晚堂集》等。张芳是当时活跃于南北词坛的一个名家，可憾的是词集已佚，今能辑见的不到10首作品，难以窥探其词风特点了。
白门词人中行辈与张芳同而成就较众家高的何采，是清初江南词坛奇才杰出的大名家。
何采（1626—1700），字第五，一字敬与，又字涤源，号南涧，一号省斋。原籍安徽桐城，流寓金陵久，故余怀与之称“同邑”。顺治六年（1649）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官至侍读。年方三十即拂衣归里门，时在顺治十二年（1655），从此键户吟咏，终老泉石间。何采少年高第，声振词林，笔剑舌锋，凛然可畏，以至备遭谗忌而急流勇退。实则其内心深有难言之痛，他的所谓“孤行一时，嫉俗如仇”，乃是一种特殊的逆反情绪的表现。此后三十馀年间他闭门却扫，谢车骑弗相通，唯与二三幽人野老交欢，表现得“非夷非惠，亦狷亦狂”。他比余怀年差10岁，但结“非世俗之相知”，较周在浚又复年长十馀，成为忘年莫逆。
何采有《南涧词选》2卷，卒后为其次子何持国编刊，存词多达490首左右。对于词，何采《自记》说：“余戒诗后以词自娱，率皆悲凉侘傺之音，艳情巧思，未能规摹秦柳，犹薑桂不与蔗梨同味，性使然也。又往往缘手而就，懒于追琢校雠，盘空硬语，虑乖古法。”审之《南涧词选》，确是不涉绮靡，类多辛辣豪壮之作。少加整饬，故声律未协也诚不免。又某些篇章，过于散文化亦是一弊。但从总体看，毕竟佳词迭出，成就特高。
何采最擅讽刺，嬉笑怒骂尽出词中。如《桂殿秋·驴鸣》，注曰：“揭晓后儿童闻有马前鼓吹声，奔而视之乃驴鸣也。”词云：
轰似角，戛如钲。庞形广颡作宏声。昭王台上求千里，武子棺前听一鸣。
横意气，抖精神。人间大有九方钦。偶然薄逞黔南技，争说能空冀北群。
这显然是对科举中式的“胪唱”一类仪礼以至整套制度的尖锐嘲弄。他的《柳梢青》咏“枭”咏“鹊”二首，前者以猫头鹰自比，后者痛斥似“鹊”谀且骗的宵小之辈，也属恢奇警策之甚的好词：
莫厌枭鸣。山人衣白，载酒曾听。如拍悲笳，如吹商笛，如轧哀筝。 不随燕燕莺莺，也不学、时禽变声。明月清风，繁霜积雪，四季三更。
不解呀呀，何曾呖呖，只管喳喳。对闷人喑，对闲人默，对闹人哗。 惯绐儿女人家，趁昨夜、红灯结花。怜比猧儿，爱同蟢子，恼杀慈鸦。
何采也并非不能含蓄。《山花子·题画梅花，和稼轩韵》就在似不经意的淡淡语调中揭露风刀霜剑的险恶时势，极意在言外之能事而又不晦涩堆垛：
看去春愁强自排，前花合被后花催。记取一枝留画里、认真栽。 二十四番风不管，纵教画里也吹来。只画半开休画到、十分开。
此词一韵一转，跌宕多折皱，词意渐转渐深，洵是小令中之上乘作品。
《南涧词选》颇多感时之篇，如《摘红英·苦雨喜晴，时有兵事》：
农夫入，征夫出，犁锄冷挂弓刀湿。官中谷，军中粟，髀里心头，一般剜肉。 鸠声涩，莺声滴，蜂黄蝶粉翻初日。春相促，歌相续，且浮大白，莫辜深绿。
又如《鹊桥仙·七夕，时苦久旱》将时事与“乞巧”联写，为古来今往“七夕”词所未见者：
每年乞巧，今年乞雨，望断穿针眼角。田头无黍陌无桑，梭和轭、一时齐阁。 萤辉乱点，蛛丝忙缀，闲杀填桥乌鹊。双星欲渡但蹇裳，趁此夕、银河水涸。
哀伤语出以幽默调，令人读时酸鼻。至于《渔家傲》“莫愁湖”和“后湖晚眺”等则是吊唁旧朝的名篇。“后湖”即玄武湖，是前明在南京的庋藏宫廷要籍和档案文书之处，词云：
金粉江山残纸价，黄库册纸尽卖。花间渔笛吹来也。城上角声城下马，才洗罢，鸣争赌游鳞射。 落日半边林外挂，碧荷翠菼荒潮打。叶叶小舠收远汊，乌栖夜，归飞犹认鸳鸯瓦。
昔日禁苑，今成荒圃，旧朝要典都成了废纸出售，此景此情，虽无一字直接写其惨痛而惨痛满纸。这类作品，何采词中随处可见。何采长调情多悲凉而并不粗豪，如《满江红·大风雷渡浦口雨宿村店》：
一叶轻身，棹一叶、轻舟渺渺。乍指点，髻青鬟绿，欻然如扫。怪鸟乱冲飞电影，乖龙倒挂崩云杪。记中流击楫少年时，风波老。 望隔水，垂帘小；羡远浦，收罾早。已灯悬篱壁，炕铺茅草。拍岸浪中人唤渡，翻盆雨里鸡啼晓。更蚕声催织鬓边丝，添多少。
清峭老辣，絮絮又如家常之话，而情景相合，一生情事已全在篇中。又何采悼亡之词情致真挚，在清人词中是可与纳兰性德后先媲美的。试读《贺新郎·雨夜追悼清和君武林寓中》：
秋雨多情者。却从人、耳边心上，萧萧齐洒。一片吴山烟中树，攒簇眉峰难画。听入夜、银河欲泻。乱滴啼螀冲哀雁，似捣砧抛积凄凉话。愁欲卖，几多价。 布帆每向明湖挂。笑丁宁、南屏压酒，西陵系马。昔日戏言今朝泪，和雨一时同下。双袖湿，龙钟谁把？败壁幢幢残灯影，更疏棂谡谡酸风射。吾欲唤，奈何也。
曹溶评何采的词，说其“抉剔性情，波澜壮阔”，是为灼见之论。周在浚“戛戛陈言之务去，看谁能自把胸怀写？学绮语，苦无暇”云云，显然是受这位同居白门的父执的影响。
第三节 “稼轩风”的南北鼓扬者
（一）“稼轩风”在清初重振的背景·附论“科场案”流放词
词发展到北宋沦亡、南宋偏安这个历史时期，构成了词论家们常说的有异于“北宋词”的“南宋词”。两宋词的差异实系时代特点要求文学作出选择的差异。辛弃疾悲慨清壮的雄风在词坛上张扬而起，正是时代对风格的选择或促迫的一次伟大成功。南宋中后期著名词人戴复古在《石屏词》中概括当时诗苑词坛的景象时说：“诗律变成长庆体，歌词渐有稼轩风。”“变”和“渐”将一个渐变的流程表现了出来，“稼轩风”之在南宋的被宗尚盛况由此可见一斑。
除去某些借倚声作为附庸风雅或逞露才学的作者外，凡严肃的词人，无论是抒写男女情爱或家国忠爱，他们在进入创作之际都必然有自己的艺术情趣和风格倾向的选择。这种选择无疑与词人们各自的禀赋个性、学识修养等有关，同时又无可摆脱地与他们的生平经历、际遇环境紧相联系着。而后一点按其实质而言，正是时代的规定性的体现。
所以词人审美情趣的自我选择以至艺术风格的构成，既是自由的又是并非绝对自由的，有时甚至是很不自由的。作家对于艺术情趣、审美习惯以至文学风格的追逐，一方面不能不是一己主观的自由选择，是主体性的顽强表现；另一方面则又是顽强地被渗透进时代的客观的促迫要求。因此，完全可以肯定地说：时代对审美的情趣、习惯、倾向以及艺术风格有其特定的选择性和促迫性。当然，这种选择和促迫又必定是通过一个个具体的作家体现出来的。
应该看到，时代（具体说就是特定的时间、空间、历史阶段）对艺术风格、审美情趣的选择，并不一定就是束缚和限制创作主体的个性追求。简单化地对此作消极性的评估和论定，难免从另一端陷入机械论或形而上学的泥淖。大量史实往往正好佐证着这种时代要求所具有的积极功能：即不仅造就了某些大诗人、大文豪，鼓起雄风震荡的文海诗潮，而且推促了某种文体的兴盛和发展。辛弃疾的词及其“稼轩风”就是一个生动而典型的例子。清词的得而“中兴”，“稼轩风”是卓有功绩的。
“稼轩风”为什么在康熙之初重又勃然兴起？回答这个问题，固可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大背景上去找种种原因，然而最为切合当时文士词人的实际的，还是应着重考察几场大案狱对他们造成的“病蚌”心态。而最主要的是前文曾多次提及的“科场案”和“奏销案”，这两场大案大狱都严重地打击和威劫着知识分子的仕途生涯。科举功名是封建士子千百年来视为唯一的进身事业的途径，这方面的任何希望和失望以至绝望，无不深刻地影响波及甚而根本改变他们的心态。因而在这问题上派生的震荡其反响总是异常激烈的。清王朝选择这一关系到士子们命脉的问题施以威慑，其意当然是图能从打击中达到震服汉族士子的目的，可是问题总是得失参半又互为因果。汉族知识分子刚从顺治之初频频开科考试中感到生存希望犹存，紧接着就面对如此严酷的铁腕，不由不深深感受到新王朝的残酷性，从而勾起已渐沉淀的旧痛，酵化为一种逆反心态。这种心态当然是既有愤急的，也有颓唐的，既可是悲慨的，又可以是萧瑟凄楚的，更可能转化成玩世不恭或超然“物外”的。
为了收拾起关内的局面，稳固统治的基础，早在顺治三年（1646）四月，清廷就颁发命令革除前明的科名。这可以说是对汉族士子的第一次威劫。《清世祖实录》卷二十五云：
将前代乡官、监生名色尽行革去。一应地丁钱粮、杂泛差役，与民一体均当，朦胧冒免者，治以重罪。
这一打击对象显然是地方上的士绅势力，而且是中下层的知识分子。因为上层官僚的分化、收买以及剪除，早已在入关之初即已施行。地方士绅和士子是封建官僚队伍主要补充来源，是务须加以整饬的。因此这次打击面极宽，凡属前明的举人、秀才无不在“革去”之列。以词人而言，陈维崧等均为“乱后功名同濩落”者。
清政府深知科举制度深层的政治文化背景，晓谙汉族知识分子特有的心理状态。所以就在同年开科召试进士，而且接连加科，丙戌（顺治三年）之次年，复加丁亥科，到顺治六年己丑科，4年之中考了3届，共取进士1066名（据《明清进士题名碑录》）。关于开科试士的目的，《清世祖实录》卷十九顺治二年七月浙江总督张存仁的奏疏说得很明白：
近有借口薙发，反顺为逆者，若使反形既露，必处处劳大兵剿捕。窃思不劳兵之法，莫若速遣提学，开科取士，则读书者有出仕之望，而从逆之念自息。
据不少文献记载，顺治开科之初，凡旧朝举人都被勒令应试，采取了硬性措施。这正如一边张起网口，等着鱼群游入，一边在另端竭泽而驱，赶其转向。其权术之险是无与伦比的。如果有兴趣对顺治一朝特别是前十年的进士作个分析，就会发现这数以千计的汉族“高级”知识人士中，有多少坐罪入狱，有多少贬斥黜降，有多少抽身脱网。那些数字是足可反映清廷宦海之凶险的。
使清初士子既谈而色变，又内心愤慨无比的要数顺治十四年（1657）的“科场案”。科举之试，营私舞弊早已成为痼疾，历朝历代皆然。顺治君臣抓住这个把柄，做了一块血腥大文章。打击重点虽在江南，但威慑的却是全国。
这是科举史上的空前大浩劫。事情发生在张名振屯师江中、遥祭明孝陵的第三年，显然不是偶然的。科场案蔓延及河南、山东、山西各省，最大的是顺天、江南两闱。顺天乃京畿所在地区，“江南”则包括今江苏、安徽、上海二省一市范围，而当时“乡试”的地区划分，“江南”所属还不止上述省区。明朝在江南与顺天都设有国子监，均属全国士子精萃汇集之所。清廷的特别留意江南，更是处心积虑。江南闱案发生在顺治十四年十一月，后顺天闱案一个月。事由给事中阴应节参劾江南主考方猷等录取桐城同族方章钺为起因发动。结果方猷等俱正法，妻子家产籍没入官；举人方章钺、吴兆骞等均责四十板，家产籍没，父母兄弟妻子并流徙宁古塔。
对南北两闱案惩处情况，孟森《心史丛刊》等曾作过比较：北闱所株及的大多为南士，而且仅戮两房考；南闱则特旨加重，考官全体处死，两主考十八房考的妻与子皆籍没入官，并株连及举人之父母兄弟妻子。北闱流人俱戍尚阳堡，“去京师三千里”，南闱则远至离京“七八千里”之宁古塔。清廷威劫汉族士子，注意的重心乃在江南，南北二闱整治的对比确实最说明问题。而从南方士子对整个文坛的影响来说，又总是处于率先开风气并左右着全国态势的位置，于是，此案的株连之广、影响之烈，以及由此造成的如铅铁沉压一般的心态，就势将促迫着文学的各领域发生风气的变易。由于文网禁严，历次毁版灭迹，文人们编集时也审慎地予以删汰，今天已不易读到有关这场大狱的直接记叙的作品。但仅以吴兆骞的发配宁古塔后，二十馀年中始终维系着大江南北文人才士们的心魂这一点看，就很可以感受到此案影响的深远了。至于最后由顾贞观恳求纳兰性德予以援救，以及吴兆骞得到大吏宋德宜等的资助，也都不只是纯系友谊的行动，而是有着深层的心理背景的；顾贞观《寄吴汉槎宁古塔以词代书》那两阕《金缕曲》之所以播传海内亦非偶然事。
吴兆骞是江南闱案遭祸罪人中的大名士，也是一个对考察此案前后足资解剖的典型人物。
吴兆骞（1631—1684），字汉槎，江苏吴江人。少以隽才，与陈维崧、彭师度有“江左三凤凰”之称，及长曾继“复社”主盟，名动一时。“三凤凰”中彭师度（1624—？）字古晋，号省庐，华亭（今松江）人，著有《省庐文集》。崇祯十一年（1638）虎丘“千英之会”时彭氏只15岁，后来由于抑郁而狂，不知所终。吴兆骞发配宁古塔时年仅二十七八，苦戍塞外长达22年，生还不几年即病死。江南最具才华的文人在当时所受的摧残由此可窥得一斑的。今存吴氏《秋笳集》已是辑零的不足本，虽保留了不少边塞寒吟之诗，但对其“科场”罹难之事是难以审察的了。集子里连与陈维崧等交往文字也都缺残，可以想见其他。《陈迦陵骊体文集》卷二《与吴汉槎书》倒能让后人侦知当年他们是如何英姿爽发的，其中说：
方今戎马蹂躏，人物散失，每遇一贤，何常不叹。况我足下，素爱王充之论，极怜庾信之哀，仆所以愿同深诣，共扶绝业者矣。
这信的前面更有如此文字：
仆既幽闷惑溺，浮沉芜秽，久歇性灵，长辞篇翰。而一二海内名贤，黄门兰摧，舍人玉折；方检讨吹箫而乞食，吴祭酒挟瑟以阳狂。纵有音容，几于星散。其他姓氏，靡不蓬飘，吁其悲矣，心伤悴矣。
此信当作于“科场案”前些年，陈维崧概括了东南文人沦落之状：陈子龙“兰摧”，李雯“玉折”，方以智流落为僧，吴伟业受辱告归，其他名流蓬飘星散。他们的愤急怨怼之情如此激昂，能不遭大狱？清廷能不施加杀伐？所以这类文字很有助于认识这大案的实质。
吴兆骞的《秋笳词》，据著录为2卷，但今天仅能见残存的3首。所幸3首中还可看到作为“科场案”的当事人之一在苦寒之地的心绪。吴兆骞早年才华风流，无疑写过许多香艳之作，现今虽仍吞吐有致，欲言犹止，但终也不能不一变为“商”音“变”声了。如《生查子·古意》：
秋高紫塞风，阵阵衔芦雁。盼断别时音，尘暗书难见。 昨岁灞桥头，折柳看如线。又是玉关春，絮卷天涯远。
题作“古意”，实系“今情”，只不过略加掩饰罢了。《念奴娇·家信至有感》则是直面现实的抒写：
牧羝沙碛，待风鬟唤作，雨工行雨。不是垂虹亭子上，休盼绿杨烟缕。白苇烧残，黄榆吹落，也算相思树。空题裂帛，迢迢南北无路。 消受水驿山程，灯昏被冷，梦里偏叨絮。儿女心肠英雄泪，抵死偏萦离绪。锦字闺中，琼枝海上，辛苦随穷戍。柴车冰雪，七香金犊何处？
凄情苦语，决非未临此境者所能尽道。所以，即使仍属“儿女情”、“相思意”，但已不可能是“秦七黄九”之调所能载得起，也无暇去以“绮语”讲“比兴”言“寄托”了。眼前怨、心头苦，全用直叙的赋法出之，遭际处境决定了非如此不足以披露尽兴。连向以轻柔为标格的闺秀词人临此心境也无法不凄绝而咽，一变其调。试看汉槎之妹吴文柔的《谒金门·寄汉槎兄塞外》：
情恻恻。谁遣雁行南北？惨淡云迷关塞黑，那知春草色？
细雨花飞绣陌，又是去年寒食。啼断子规无气力，欲归归未得。
吴文柔，字昭质，杨焯之妻，曾著《桐听词》。她的“惨淡云迷关塞黑，那知春草色”一句，是可以看作心境与词境，或者说处境与心境之间关系的艺术的启示的。身处“关塞黑”，就不可能言“春草色”的！想不变其情韵亦不可能。
彭师度虽未直接罹难，但考察一下他的心态也不无意义。他有《彭省庐诗馀》传世，可以看一看这位源出“云间”嫡派的《玉漏迟·初寒夜坐》：
梧叶零秋晚，应悲玉露，相侵偏早。点点铜龙，又是昏黄时了。月色楼头初起，筛清影、伴人欢笑。
影照，此时倚得，栏杆多少？ 莫说对景长怀，便壁底吟蛩，怕寒声悄。徙倚无聊，愁听砧声烦恼。被底莫翻红浪，阳台梦、别来还杳。心似捣，非为玉杯潦倒。
从“玉露相侵偏早”到“便壁底吟蛩，怕寒声悄”，横遭凌逼、噤若寒蝉的心态毕现。“云间”籍的云间派中人笔下也已如此，岂非时势、遭际所使然吗？
当事人历经苦难后，既可能变得悲慨凄怨，也可以转为冷峻沉默；既可能出以抗争姿态，也可以变成离心倾向的隐退。北闱遭祸流放尚阳堡的孙旸就是后一种类型。孙旸（1626—1701），字寅仲，号赤厓，又号蔗庵，江苏常熟人。顺治六年结“同声社”的骨干，十四年举人，即罹案难。他在康熙七年（1668）被“恩准”提前放还。孙氏著有《折柳词》，又名《蔗庵词》。流放归来他的心情一方面是“红笺题遍，傍桃花不见，旧时人面。甚闲情、更谱新词？又兴切归兮，悲歌弹剑”（《解连环》），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向碧荇香蓠，钓丝重理”。他的《木兰花慢·送陆义山请假归里》典型表现出文人遇蹇后的不合作心理。这种隐退行为固然已是传统常见，但在满汉争斗甚烈的清初自有别一种内涵。词云：
秋风生乍浦，香稻熟，紫螯肥。任嫩擘黄芽，甜分红柰，不换莼丝。柘西，旧时鸥鹭，白边、几度怨归迟。昨日陈情天上，宵来梦到渔矶。 霏霏。薄雪一些儿，为尔洗尘缁。想贺监风流，烟波诗景，未许人知。漫疑，终南捷径。只山云、堪与说心期。高卧不闻朝请，随他月落乌啼。
陆义山，即平湖词人陆葇，康熙六年进士。孙旸是借题发挥，表述自己的“心期”：“随他月落乌啼”。
关于“科场案”引起的深埋心头的隐痛，清初词人在作品中有所涉及的似只有宜兴陈维崧、曹亮武等。现将有关词篇一并于此引述，以见波及之广、戍边之苦以及笼罩在亲友心上的阴影之浓。陈维崧族叔陈卫玉也与吴汉槎一样“廿年苦语三更尽”地流放宁古塔。吴汉槎《秋笳集·戊午二月十一日寄顾舍人书》中提到过陈卫玉：“阳羡陈卫玉，善谐笑，工围棋，亦嫣秀可喜，弟时与之弈。”陈维崧有《贺新郎·弓冶弟万里省亲，三年旋里，于其归也，悲喜交集，词以赠之，并怀卫玉叔暨汉槎吴子》：
休把平原绣。绣则绣、吾家难弟，古今稀有。万里寻亲逾鸭绿，险甚黄牛白狗。一路上、夔蚿作友。辛苦瘦儿携弱肉，向海天尽处孤踪透。三年内，无干袖。 平沙列幕悲风吼。猎火照、依稀认是，云中生口。马上回身争拥抱，此刻傍人白首。辨不出、穷边节候。犹记离乡年尚少，牧羝羊、北海双双叟。长夜哭，阴山后。
写关外流人惨苦情貌及其子弟家族的艰辛探亲事，在清初不仅罕见，而且也没有如陈迦陵这样形象毕现、声泪俱下。这无疑具有透视此案有关情事的史料价值。陈维崧表弟曹亮武的《南耕词》又有《贺新郎·陈卫玉舅以事徙塞外二十年矣，弓冶表弟曾万里省亲。闻有损赎之诏，复破产而行，词以送之》一词：
万里寻亲者。已拚将、男儿弱肉，荒原血洒。辽海银州都历遍，相见悲酸难画。争拥抱、泪如波泻。年少离乡今头白，怆穷边、失却江南话。如可赎，百身价。 传闻天诏都门挂。许捐金、榆关生入，似非风马。吾弟竟将田园卖，重向李陵台下。怕金尽、事难凭把！此去长安须问讯，倘雁书系足君王射。如此子，足传也。
此词纯属叙事，下片写心理起伏，亦足见折射史实的功能特性。从不同侧面，已可看到“科场”一案的严重影响和带来的心灵创痛的深刻程度。
假如说，“科场案”还只是有重点的威劫，那么“奏销案”的大大借题发挥，则是从面上进行一次席卷式的打击，而且目标就在江南的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四府。时在顺治十八年（1661）。关于“奏销案”与清初大批词人的关联，前面已有不少论述。现大致就此案的实情作一概述。
“奏销”一案是紧接着苏州金人瑞（圣叹）等“哭庙案”而来的。《清圣祖实录》卷三记载说：
（十八年六月）庚辰，江宁巡抚朱国治疏言：苏、松、常、镇四府属并溧阳县，未完钱粮文武绅衿共一万三千五百一十七名，应照例议处；衙役人等二百五十四名，应严提究拟。得旨：绅衿抗粮，殊为可恶，该部照定例严加议处！
孟森《心史丛刊初集》列《奏销案》专题特指出：此“特当时以故明海上之师，积怒于南方人心之未尽帖服，假大狱……以威劫江南人士也”。是说得很准确的。
清初江南甫定，赋役奇重，旧赋未清而新饷已临。兼以士绅包揽侵蚀，故积欠常数十万。钱粮匮乏，十年并征，民力早被榨竭而逋欠如故。此时适逢清廷颁定“催征钱粮未完份数处分例”，朱国治借机造欠册达户部，号曰“抗粮”。那么如何“严加议处”呢？董含《三冈识略》记说：
……悉列江南绅衿一万三千馀人，号曰抗粮。既而尽行褫革，发本处枷责，鞭扑纷纷，衣冠扫地。如其探花欠一钱，亦被黜，民间有“探花不值一文”之谣。
这是又一次开革功名，动摇士子视为命脉的仕途基础，而且打一个斯文扫地。董氏说的“探花”指叶方霭，《柳南随笔》的作者，常熟人王应奎（1684—1757）在《续笔》卷二中明说此事：
辛丑奏销一案，昆山叶公方霭以欠折银一厘左右，公具疏有云：“所欠一厘，准今制钱一文也。”时有“探花不值一文钱”之谣。公盖为己亥（顺治十六年）进士及第第三人云。
看来近似笑谈，但实质是虐弄的权术。这场大案中，凡列名于欠册的秀才、举人、进士，全被革去功名出身，现任官则降二级调用。以致王士禛《香祖笔记》感喟说：当时“仕籍，学校为之一空”。
事实上，列名于欠册的并非尽属逋欠者。有完而总书未经注销的，有实未欠粮而被他人隐冒立户的，有本邑无欠而被他邑的人冒欠的，更有十分全完而总书之吏以纤怨反造十分全欠之账的，还有因姓名近似而牵连被捕的，千端万绪，五花八门。总之，一时淫威大发，鸡飞狗跳，以至有“绅衿”自刎于差役家中，可见祸害之烈。
这对人文荟萃的江南文人实是一次极大的刺激。当时四府籍贯的著名诗人词家无不遭到牵连，革职丢官的人数之多，从本书前后各章中随处可见。毫无疑问，这与词人们心态的激变会有莫大关系的，从下一章对阳羡词人的介绍中还可更集中地看到这一点。
此外，在“奏销案”发动的同一年，即顺治十八年的七月，清廷又借“通海案”兴大狱。这是在郑成功退师之后，对沿江各地与郑（成功）、张（煌言）水师曾有瓜葛的士绅狠予杀伐。在这场绥靖肃清异己的行动中，当然又夹着复杂的官场倾轧因素在内，所以，扩大固无疑，气氛极恐怖。《明季南略》卷十六《金坛大狱》一节说：此案“共斩六十四人，家属男女没入、流徙，大小老幼又共二百七十六人”。金坛与丹阳、丹徒同属镇江府，当时镇江以及其他州府牵涉此案者尚多，此仅一个例子而已。
如此大狱迭起，再加之连年战乱不断，一直到康熙十二年又爆发延续好几年的“三藩”之战，大江南北、黄河两岸到处白骨遍地，野有饿殍，浓重的悲凉肃杀的氛围笼罩上下。至于才人命蹇、仕途蹭蹬，原是封建时代普遍现象。沉沦下僚、蛰居冷衙固已多悲，处在如此险象环生、时有不测之虞的年代，更有复杂的际遇、不堪的打击袭来，自会愈发感到愤急。凡此种种，无不激荡回旋着一股逆反的心态，“稼轩风”的际时而兴，诚是非常自然的事。所以，这是南宋以后，最为典型地需要“稼轩风”的时期，也是“稼轩风”在词史上最显得雄奇的一次重振，而且是最后一次全面的振起。
然而，由于艺术情趣上存在严重的“正宗”观念，排斥性的门户偏见对“稼轩风”在清初词坛上所构成的宏伟格局及其积极作用每每视而不见，或不屑谈及。在这二三十年时间里自觉不自觉地趋尚“稼轩风”的词人大批涌现，他们散处各地，从不同的角度借赞颂《稼轩长短句》表明自己的审美倾向，运用这一艺术格调抒述内心的郁闷和感慨。如果把这些史实略予集中，是足能反映这一种词风在鼓荡张扬的特异面貌的。同时，也就能理解清初以陈维崧为宗主的阳羡词派的形成和崛起，原非孤立的偶然事。
需要补充的是，上文指出的某种逆反心态其本身不是肤浅、浮薄、单一的，它所呈现的外部特征也绝不是可以简单化地删繁就简，取其一端从而以偏概全。以辛弃疾的逆反心态在词中的表现而言，既有排奡激荡的悲慨雄放，又有猿啼鹃泣般的凄苦哀怨，更不乏貌为萧散闲逸的风神。“稼轩风”理应包容这样多种层次的内涵，否则未免太过粗疏轻率地理解这一代雄风了。事实上，通观词的流变史实，不难发现辛词所发生的影响的多侧面性。同时，真有才识的作家在承继前贤的法乳时，又总是渗入自己的情态心性而多有创获和发展。也正是从这一点上看，“稼轩风”才具有巨大的生命力和感染力；而它那强烈的独抒怀抱的特点所决定的这种弹性大、兼容性强的性能，即具有开阔的足以流转丰富情思的空间容量，恰恰决定了这一体格的不凝滞僵固，得以在运动的过程中不断获得新的开拓。
（二）傅世垚·刘榛·金人望
这又是一批不见经传、少为人知的词人。
傅世垚，字宾石，河南汝阳人。《全清词钞》选录其《贺新郎·寻春》一阕，词虽爽捷流转却并非傅氏力作。年序排列也不确，他不是顺治朝的作家。傅燮所编《词觏》选存世垚的词多至88首。据之可知傅世垚在康熙二十年前后曾任四川资中县令等职，不久即厌弃宦途冷官而告归。傅燮著《绳庵词》中《望江南·和宾石宗弟山居乐》称其为“宗弟”，可知其年齿的大略，他们是后先官蜀中的。关于其人与词，傅燮《沁园春·读宾石宗弟〈盘石吟〉，兼忆昔年今日之事。时宾石为资令，以养亲予告》词可供参资，上片云：
旅舍挑灯，读君之词，真是异才。羡胸中浩浩，贮书千卷；毫端滚滚，无点尘埃。并驾辛刘，追踪姜史，以下文、何足道哉。尽扫去，秦黄秾艳，康柳优俳。
关于傅世垚词的艺术宗尚，读他本人的《沁园春·读辛稼轩词不忍去手，戏成小词以送之》尤为明白：
爱读公词，乐此不疲，何其快乎？念清真匡鼎，说诗无倦；孤高张谓，积卷成车。我亦年来，嗜痂成癖，日入篇中学蠹鱼。呀然笑，觉一朝去此，病也堪虞。 小窗灯火清虚。似大白频倾读汉书。喜将军上阵，目眦裂破；归来捉笔，金玉霏如。自是奇人，卓然千古，岂类寻章摘句儒？吟哦处，看江天无际，月影徐徐。
他甚至以稼轩词作为疗治心病的药石，可见“卓然千古”的辛词的情韵是怎样地扣动着他的心弦。
傅氏的词以明爽腾越见长，具一种郁怒与冷峻相济，凄清时见放逸的特点。这种充分表现抒情主体的惆怅莫名、哀乐无端，甚而“目眦裂破”神情的艺术趋尚，无疑是“稼轩风”的门径。例如《玉蝴蝶·益门镇有感》：
此地曾经争战，土人传说，三载之前。白骨青磷，遍野膏血尚红鲜。败垣中，都无砧杵；乱茅里、犹有狼烟。最伤心，鸢乌日暮，狐兔林边。 堪怜，遗黎几个，无家栖止，窟穴颠连。更苦凉闺有梦，新鬼抱星眠。痛沙场、京观万垒；问骷髅、牙齿千年。况西风，又吹残角，送入重泉。
词人以白描手法勾现一幅惨绝人寰的“狼烟白骨”之图，堪称现实主义的好作品。而“新鬼抱星眠”及结句的“送入重泉”云云又不失为韵致新颖之唱。他有《鹊桥仙》“喻蛩”、“喻蛙”二首，表现一种难以言传的心态，却出以近乎冷嘲揶揄之笔，但沉重的压抑感是明显的：
哀蛩莫诉，听吾喻你：你亦有情之子。窗前愁叹到天明，有情者、应为情死。 是何愁恨，凄凉至此？料必难为言耳。但随秋雨咽砧声，更不得、重来尔尔。
青蛙听语，汝宁可笑，睡足池塘春草。长鸣端的为公私？只这等、悲呼昏晓！ 蹄涔曳足，青泥可饱，有甚不平烦恼？好凭鼓吹叶宫商，早则是、天公晴了。
可以体味到他对整个时代环境和生存其中的“人”的苦楚有深刻的把握。联系他的《汉宫春》中“长呼一拍，痛床头、唾壶蒙灾。此呼也，并无宛转，喉间吐出寒灰”，“斯世炎凉覆手……块然有舌堪偕”等话，那种箝制与抗争相对峙的心境，以及浇薄世情、昏沉世道都能从中感受到。当赤心难消其热，块磊惟求一吐时，就狂歌高唱，以谋心灵的平衡，这是历来文人自我解愁之法。但像傅世垚即使歌哭也难消解积郁的心态，则是新的拓进，也足见其时世道的艰辛。这类作品是前人很难写出的。
在无可排解愤懑时，构筑自求心安的精神世界是这类词人谋求解脱的一法。傅氏《沁园春》即披露这样的心境：回到大自然去。词云：
检点行藏，漫劳弹铗，出也无车。算殷勤惟有，夕阳红树；会心都在，衰草流霞。檄慰晨昏，琴随左右，九折羊肠兴未奢。看不尽、那牛羊村落，秫黍田家。 萧萧短鬓天涯。笑点染西风雪渐加。纵连云石磴，漫劳蹑屐，拍天孤浪，渐愧乘槎。来则须来，去耶何去？博得荒凉邵圃瓜。都付与，这匆匆寒月，瑟瑟黄花。
然而栖止于豆棚瓜架之下，以聊博心魂有所寄，这是欣慰呢还是悲哀？山河虽美，人事惊心，天地间何处不触景伤情？于是，只能去求黑甜一醉之乡了。《贺新郎·饮酒》吟道：
酒压兰陵酢。待追随、青州从事，几多潇洒。鲸吸自嫌河海窄，说甚江湖倾泻！借天地、聊为庐舍。醉后兴酣双耳热，任狂呼、搅得蟾蜍怕。里老坐，宁辞骂？ 囚吞鼍饮皆豪者。又何妨、汝南俦侣，青莲流亚。放眼正惊星斗暗，诗愤穷愁欲嫁。再不问、阎浮晓夜。更欲诸君停觞政，使羲和、暂放华胥假。君且去，吾眠也。
问题是一当“诗情酒债，总回头、梦也难堪”（《夜飞鹊·感旧》）之时，又将如何排遣？人生严峻之极，脱逸出尘之谋只是心造幻影而已。生当斯世，心志刚直之士不可能真去沉湎于醉生梦死之境，愈是“醉后兴酣”以求心安，愈不能心神清宁。
“稼轩风”的特点之一是最擅于抒述这样的心绪：人天交战，自我搏击于灵魂深处，从而出以跌宕顿挫的情思起伏之势。傅氏颇有这方面的词才。
清初河南词人群对辛稼轩词的推崇和追摹现象，很值得辨察，也耐人寻味。周在浚是河南人，傅世垚是河南人，商丘地区的刘榛又是个“稼轩风”的鼓扬者。这和古称中州的这一地域自晚明以来历天灾人祸、兵火频仍无疑有深刻的关系。特别可注意的是，以侯方域老家为中心的商丘这个地区乃是陈维崧几度栖居并唱酬不断之处，又是他四弟陈宗石14岁起就入赘侯家的流寓之乡。所以考察河南词人的审美倾向，对豫东（商丘、睢州、祥符一线）词风略作关注，有助于认识陈维崧沛然飚举的“湖海豪气”，因为他的在康熙十年左右专力为词，正是他结束商丘滞留的生涯之不久，《迦陵词》（继《乌丝词》后）的上限就得从寄居豫东算起。大量史料表明，说豫东词人群是阳羡词派之友翼，似不是无稽之谈。
刘榛是这群作家中很重要的一个，他更是陈维崧友谊笃深的至交之一。刘榛（1635—1690），字山蔚，号董园。诸生，雅擅古文。其文章与睢州田兰芳（篑山）齐名，又与同邑诗人宋荦（牧仲）并称。著有《虚直堂文集》，其中第24卷为《董园词》，存词68首。
刘氏的词学观十分鲜明地表现在他《念奴娇·读宋名家词》中：
诗亡骚变，下梢到、荡子尖新词曲。冶绿妖红争抹饰，那是男儿气骨？风月多情，柳郎第一，开卷羞人目。相思谱就，可怜痴恨千斛。 儒雅本色风流，稼轩吾友，还后村吾族。太史文章工部诗，个里游行原足。下令词坛，为刘左袒，为柳长戈逐。管城先拜，义辞巾帼之辱。
他力主“气骨”而斥去脂粉味，追求词要如“太史文章工部诗”，反对专门假借闺袆之体，在当时应该说是敢于直言无忌讳的。当然，“长戈”逐柳永词格，似太过激，因为即使“刘”姓词人如宋代刘过的《龙洲词》就有艳情之篇，刘克庄的《后村长短句》也不免闺袆之作。《送入我门来·答牧仲论词》可以补充上一首：
累牍连篇，高谈何绮，恍如玉麈亲承。牛耳词坛，仔细论新声。君真颂酒吟花手，念我拙、风云月露形。游戏也，聊亦喷胸吐臆，写兴排情。 最爱风流本色，那知析宗别派，依尺循绳。覆粕倾糟，倔强恨生平。羞为怨绿愁红态，更笑谢骚人韵士名。嗟疏狂自命，筌蹄忘矣，所得何曾。
宋荦（1634—1713），字牧仲，号漫堂，又号西陂。顺治四年（1647）十四岁以大臣子列为侍卫，康熙三年（1664）授黄州通判，累擢江苏巡抚，官至吏部尚书，加太子少师。著有《绵津山人集》及《枫香词》。在豫东文人中，宋荦最为通显，诗文皆享大名。词学观念上也与刘氏以及侯家兄弟子侄辈（方域已逝，指方岳等）不一致。刘榛此词是与宋荦辩论之作，写在康熙十八年左右。他坚持“写兴排情”的抒胸臆主张，这与他原是个古文家而又为人刚直有关系。词中“析宗别派”、“依尺循绳”二句显然是对当时词坛风气的不满。
刘榛迟陈维崧七年才去世，但他在陈氏病逝后即弃词不作。知音既失，“摹拟雕饰”之风又大炽，于是不屑为之了。
《董园词》以自然条畅、气盛自得称于时。如他的《念奴娇·榆钱》虽系咏物，却不堆砌窒闷，层次多而有深度：
汉家泉府，不知朽多少、无名缗贯。抛向人间无吝惜，那数何曾十万。鹅眼圆开，
环轻飏，小字人争羡。每年三月，富储阿堵无算。 且莫随例呼兄，却愁轻薄，去买春闺怨。羞涩囊中穿不得，空借章台金钱。枌社风光，收之晚景，饶有黄
伴。笑摩双肋，学人满贮千串。
词中暗寓对挥霍骄奢者的讽刺，“晚景”之说也并非只是清高之论，仍还有着贫富悬殊的愤情，但写得不露不粗，自然而见工力。又如《贺新郎·次韵和徐方虎太史灯下菊影》，这首“剪”字韵作于康熙十五年左右，熟题生做，凌空旋转而议论风发，既不见雕琢，又别见深意和美趣：
寂寞湘帘卷。问黄花、同人清苦，如何排遣？已
东篱形影吊，却笑兰膏泪泫。傲秋色、甘随冰茧。不信曹刘堪摸索，恁虚怀、略露风流浅。疏散态，幽情展。 莫猜淡墨淋漓显。恍澄波、萍踪牵乱，荷钱匀扁。到眼乾坤皆幻影，不见白云苍犬。着色相、庶乎其免。真假凭人看仔细，差胜如、渣滓留坟典。归乌有，残剪。
从“着色相、庶乎其免”以下很尖锐地揭示出：真之影远胜假之形，高洁之花其影也“真”，彩纸剪出之色相其形总也还是“假”。特别指出世间真假互幻淆，假冒货也会如“渣滓留坟典”的。
宗尚“稼轩风”的词人通常擅发议论。情中见理，情自理出，情理相生，因而在力度上常沛然有馀。刘榛和傅世垚的词都具有一定力度，但在烈度和不假藻采这一点上刘较傅尤见突出，从另一角度看，傅氏词又比刘词显得丰腴而秀润。
《全清词钞》大陆版《前言》指出：《词钞》漏收淮安金人望的词至属遗憾，这是有识之见。金氏《瓜庐词》确为康熙前期崇慕“稼轩风”的卓特之帙。
清初的山阳（今江苏淮安）是个名家荟集、文风甚盛的郡邑。阎再彭、张养重等结“望社”于此，同时海内名流如李楷、杜濬、傅山、魏禧、阎尔梅等过山阳必下榻阎再彭之“一蒲庵”，后来万寿祺避徐州之乱在这里筑“隰西草堂”栖止多年。稍后，丘象升、丘象随兄弟又享盛名。金人望年序略迟，他与杜首昌、《词综》编纂参与者汪森，以及钮琇、阎若璩同时交游，与“浙西六家”之一的沈皞日则谊在师友之间。
金人望，字道周，又字道洲，一作道驺，号留村。康熙十一年（1672）副贡，出任广西马平知县，后改关中长武令。康熙三十八年（1699）充陕西“乡试”同考官。这是个“三仕一令”，两遭“诖误”，一肚皮不合时宜的人物。
金氏酷好稼轩词，《瓜庐词》自序一开头就说：“予年三十二弃帖括乞升斗，涉江越峤，携稼轩辛公词一卷为水行山宿伴。”词集中更有《念奴娇》题为“稼轩全词，世罕善本，余得于里媪筐箧中，二十馀年未少离。秦人李生椒其见而嗜之，手抄不辍，不半月过予，俱能出口成诵矣，作此示之”。词云：
稼轩老子，唱新词、真个文章游戏。考亭与稼轩启曰：经纶事业，股肱王室之心；游戏文章，脍炙士林之口。国色天然夸绝代，说甚苏豪柳腻。欲觅知音，跫然空谷，神物终须
。山行水宿，何曾一日轻离。 讵料逐客飘零，新丰市上，长吉欣交臂。听我朗吟三两阕，暗记不遗一字。亟写蛮笺，逗他粉甲，两美心堪醉。应知闺阁，近添多少风味。
金人望同邑好友阮晋跋《瓜庐词》说：“留村借古人之调，以吐胸中之奇。”他所借的就是稼轩之调，吐的则是“风尘之恨，歧路之悲，人事之销沉，古今之兴废”等悲凉凄楚的心声。现举数例以见其词的风貌。《贺新郎·答潼关吏》：
拦马当头诘。讶年时、一官来此，今胡而出？若有人兮弃印走，赫赫皇家之律！君遮莫、挂冠逋客？鸟雀由来飞不过，纵囊轻、何故缄
密？狐白裘，终难匿！ 我今约略为君述：最堪怜、到官三月，便遭褫斥。卖到琴书皮骨尽，那得千金之腋？幸免税、愁吟半集。听去道旁哄一笑，便扬鞭、急走魂俱失。回首望，云如墨。
上片问，下片答，用简驭繁，似疏而密，通篇白描赋法，一个落魄去官、满怀孤愤的倒霉人形象已传神之至。因为问答之间互补互辩，故词篇容量开拓。读此词，最易令人想起辛弃疾《沁园春》“戒酒”问答词之格式和《八声甘州·读李广传》一阕的神韵。金人望词“真气盎然”，自然舒卷，不必有慷慨激昂之势而其势已深寓冷峻调侃语中，“歧路之悲”宣泄无遗。
《拜星月慢·长沙喜遇白门任心友即送其去武昌》则是抒写“风尘之恨”的佳篇。词所表现的封建科举时代才人沦落为小书吏、为穷幕僚的可悲情状，在当时是足能让“有心人同声一哭”：
旧历无多，孤筇谁侣，双鹤空庭缱绻。束缚酬知，宛似蚕眠茧。因孙楚、得与秣陵人共，三日寸心非浅。粤水湘山，先后同君典。 论经纶、宜把通身显。谁知道、一半因人展。休说世少常何，且安排针线。况五都、独有胭脂贱。春来矣，领取春风健。还借问、夏口帆樯，较长沙近远。
“老为诸侯客”之差使对才士说来无异倚门卖笑。束缚蹉跎，屈身下吏，心不能不伤。桐城蒋愚（也是个幕客）说：读时只觉满耳是“啼残山鹧”声。金人望最显胆力的词是《贺新郎·拜唐司户刘去华先生墓下》：
正气乾坤载。叹我生、何缘到此，攀萝而拜。三尺墓门千古恨，树上鹃啼血洒。今日里、愿将身贷。地下有灵应识我，恐先生听去吁还骇！碌碌者，宁卿辈？ 蚍蜉撼树无深怪。但当年、太和之末，势同瓦解。“风汉”孤忠摈不用，坐使长流岭外！无非是、刑馀蜂虿。谏议虚名身后诔，问唐家、陵寝今安在？馀此地，年年赛。
写“古今之兴废”与“人事之销沉”，都是为了抒一己之愤闷。刘去华即唐朝中晚期的刘，当时宦官专横，常痛疾直斥，卒诬以罪，贬柳州司户参军，终死于该地。刘氏行为孤特，有“风汉”之恶谥。金人望在岭南触绪自悲，一恸于刘墓前，“愿将身贷”与“地下有灵”等句一掬古今知己、身同肤受之泪，可称是胆张而勇。他敢以“风汉”自拟，形似孤忠，充分透露一种逆反心理，是对“贤不肖”与“穷达”之间的相逆差的历史和现实的愤怒抗议。所以，这类词所蕴涵的历史感的纵深度特别应引起重视。
《瓜庐词》的淋漓痛快与放胆无畏是非常可贵的。集中无限牢骚全盘托出的作品俯拾皆是，再读一首《贺新郎·去西安》：
匹马轻衫发。最消魂、灞桥杨柳，秦关明月。回顾黄图连甲第，一片旌旗猎猎。压我在、百僚之末。手板倒持前且却，笑般般、终是书生怯。成底用？忙扪舌。 霜风一阵遭蹄蹶。纵阳城、考当下下，事真咄咄。穷矣男儿方失路，又恨生无媚骨。把十丈、珊瑚敲折。百二关门天堑险，幸今朝、得解
鹰绁。还饮我，黄麞血。
沉沦幕僚，固是一种羁缚，屈身冷衙持板折腰又何尝不是羁缚？“生无媚骨”，所以“考当下下”，如此颠倒世道更令人难以忍受。而这一切归根结蒂是被“黄图甲第”的权要们压迫、扼制的结果！金人望写得真够“金刚怒目”、“探拳伸爪”的。
《瓜庐词》的存在，令人益信清初顺康之际确是真正需要、也是真能造就一批在承继中发展“稼轩风”的词人的时代。“稼轩风”的特征是“气”盛而“情”郁，以壮盛畅行之“气”驭沉郁悲凉之“情”，并非徒以豪宕激昂的外部形态为标志。纵观傅、刘、金诸家词，是在不同程度上体现了这特征的。
第四节 结语
在结束本章时，人们已可明显察觉到，时代已为一个与“云间”词派盛行以来的词风迥异的流派的形成提供了充分的条件。“阳羡词派”崛起的背景以及“浙西词派”树帜的氛围已从不同角度上清晰展现在眼前。
如果说金人望等犹似这背景上空划过的独星在行驰时，那么“阳羡词派”已如群星璀璨的大星座升起在江南的铜峰画溪之间了。
